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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启蒙篇 国门乍开 出访浅记

科技外交官杂记:我的经历和感受 作者:刘昭东 著


第一部分 启蒙篇 国门乍开 出访浅记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国门初开,春寒乍暖。极少数国人幸运地被选派出访西方国家。他们心怀欣喜和紧张,怀着报国的无限希望,酷似“刘姥姥”进了五彩缤纷、眼花缭乱的国外现代文明“大观园”,惊奇、羡慕与感受颇多!现在看来也许可笑、可悲或无趣,然而一些真实的历史侧面告诉我们:国家正是从那种状况,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六十年代的外事活动——参加外国展览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很多青年人来说已经很陌生遥远,但对五十岁以上的多数老年人却是记忆犹新的。那时的祖国刚从那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饥饿年代复苏过来。全国实行的“调整 巩固充实 提高”的政策使全国六亿多人民的心灵有了希望,感到春天快要到来了。特别是中央批准在广州召开的座谈会更给被禁锢了很久的知识分子的心灵打开了解放之门。连从事业务的时间也有了规定,一周业务工作允许搞四天,两天政治学习,一天休息,即“六分之四”的业务时间得到了许可。那时在全国,至少在大多数城市和地方已经不挨饿,全国各地的工业生产高潮开始出现。城市的市场供应也在很低的水平上得到了基本保证,人们的心思还都能高兴地集中在“政治挂帅”为先导的经济发展和业务工作上来。国家似乎也正在寻找向外部世界打开的门路。我参加的一次所谓的“外事活动”折射了那时的一些社会状况和“开放”侧面。

1964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作为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除了要求进步和有一份满意的业务工作外,心里几乎别无他求。严冬的一天早晨,白发苍苍的老支部书记突然找我谈话,严肃地告诉我:“你这个年轻人刚参加工作,表现还不错。我代表组织找你谈话。组织上决定交给你和另一位同志一项政治任务,去参加将要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英国工业展览会。你的任务是为英国外宾做翻译,认真学习英国的先进技术,按照展览会组织的要求,一定要‘政治挂帅’,做好工作。”老书记还特意叮嘱我,“那可是外国人举办的活动啊,是重要的外事活动,是政治任务,这是对你们的考验!”

回想起那时的严肃、神秘情景,我真的是如同领了“圣旨”一般,既感激,又暗暗地下决心, 一定好好地完成任务。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比比皆是的做法和真实情景。那时对外关系形势是严峻的。苏联专家撤退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只剩下了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几个“坚如磐石”“永恒友谊”的“伟大朋友”,不但没有了原来的真正社会主义阵营,而且由于西方对我国的敌视和封锁,更没有与西方国家的真正来往,我们基本处于与世界很少交往的封闭状态中。如此情形的六十年代初,国家的门扉隙开,来了一个尚没有与我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老牌“帝国主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英帝国”来办展览会,在当时影响很大很大,人们惊讶新奇,喜悦万分。因此,在那个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领导与下属干部有那样的谈话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六十年代把为外国展览会做翻译也称为“外事活动”和“政治任务”的原因。

我怀着欣喜、严肃和尽守职责的心情和态度参加了那次似应记入我国对外交往历史上一笔的英国展览会,那恐怕是在中国举办的第一个西方国家展览会。其实,后来我才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英国工业展览会,而应是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英国中小企业集团,即“48家集团”在中国首次举办的工业展览会。它主要为中国展示了一部分工业机械产品和办公室用品。我负责做翻译的展台就是一家展示农用拖拉机的英国公司。那时的对外展览会工作是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CCPIT,简称贸促会)负责的。它所组织的商品贸易活动是由对外贸易部负责的。而被视为最好学习机会的技术交流座谈会是由贸促会和当时的国家科委以及北京市政府联合组织和负责的。我们做翻译大体有几项任务:一是认真做好翻译工作;二是积极促进中英友好;三是积极收集英国展方所发放的各种样本资料;四是现场把好关,防止泄密与破坏活动。现在想来,这些交代与任务既“不可笑”也无可非议。那就是六十年代初中国的现实和需要。

在英国工业展览会和后来陆续举办的一系列外国展览会和技术座谈中,曾发生过数不清的,对中国发展有很多教益的大事,也曾发生过不少当时令人尴尬、后来又感觉“丢脸”的事情。现在意识到,那是发展中的必然。我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曾付出了重大代价,每一个接触国外的基层和个人也都付出了不同的代价。有关这些的回忆,有些是美好的,有些引起自嘲而又悟后欣慰,有些甚至是令人痛心的。很多历史情景和例子使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终生难忘,深切地铭记在心。

当时参观外国展览会,天天人涌如潮,排队进入的人比肩继踵。排成四五路纵队的男女老少参观者,从当时中苏友谊展览馆(北京展览馆)大门,西到动物园大门,东到接近西直门的一个路口,挤满了西外大街的北侧人行便道。人们急切地盼望着开门早进,去参观,去索取资料,去领取国内稀少或没有见过的小小的纪念品。

参加技术交流和座谈的人们,更是严肃和紧张。他们都是各单位、工厂、公司经过报名、挑选,从北京和全国各地赶来的优秀技术人员。他们如饥似渴地听着外国技术人员讲解有关展品的基本知识和技术,经常看到的情景是羡慕不已和窃窃私语,或是诧异万分,如听天书。

收集资料和样本是人们的重要任务和追求。获得资料较多的人们十分骄傲和欣喜,因为他们自认有了收获。为了抢取有限的资料和样本,特别是一些小样品和小纪念品,常常在展台周围前挤后拥,有时还发生争执。那种纯朴、天真的责任心和对知识的追求心态,是现在信息开放时代的年轻国人难以想象的。国人从外国展览会不但参观或留购了无数的产品,而且学习了,或受其启发而后掌握了不知多少适用技术;国外捷足先登的友好商人们,也从中国这一利润丰厚的“土著”市场获得了难以估量的回报。

那时国家经济不发达,老百姓生活水平很低,物质极为匮乏。一般说来,大多数老百姓不了解国外的工业产品和一般生活日用品。从发型各异、“奇装异服”、白脸面、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宾朋友”,到展出的一什一物和发放的一纸一品,看到什么都新鲜,都好奇,都在议论和琢磨:你看人家外国的东西多好啊,什么时候咱们中国也能制造、也能享用啊!?就是在那样的时代,很多现在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曾发生过。例如,那些被邀请和被批准出席一次外国人举办的招待会、酒会、特别是小型宴会的工作人员感到特别荣幸,至少感到领导很信任,本人更是很重视。别的不说,至少是“改善生活”美餐一顿的机会。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连首都北京的每家每户的吃穿都是“定量、计划供应”的,去饭馆吃饭都是极少数人难得的“外事机会”。因此,飞来一次外国人的宴请,是十分吸引人的!那个年代,参加“外事活动”,穿衣服也是大问题。别说穿西服,就是一套崭新的制服也没有,笔者的这次活动,一套旧的呢料青色中山制服,就是从一位有海外亲戚的好友处悄悄借来的。

还曾发生过不少令外宾耻笑、国人也感到丢脸的事情。在一次外国展览会的招待会上,竟有不小心的人把没见过的一盘咖啡色雪茄当成了巧克力或者什么可吃的食品!但是,这些都是心照不宣了。除了吃饭,外国人发放的材料袋、圆珠笔、打火机和其他小纪念品也都是受欢迎的“抢手货”,因为大多数人没见过,想开开眼,留个纪念,因此一见就争抢便成了常见的现象!

六十年代参加展览会,除了人们接触外国新鲜事物,充满新奇和享受的一面,谁也想不到,这个被称为“政治任务”的“外事活动”,也曾为不少人带来过政治麻烦或灾难,那就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曾被批判斗争,扣上了“崇洋媚外”甚至“里通外国”的反动帽子,折磨了不少人,甚至毁了不少干部的美好前途!一场最可笑最残酷的政治迫害和闹剧就是江青歇斯底里地一手导演的。他们把荷兰工业展览会发放的反映传统历史文化的“小木船鞋”看作是诬蔑中国“小脚女人穿小鞋走路!”接受这一礼物的中国参观者特别是干部,都被追查,做检查,甚至戴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

想想这些,可笑吗?不。那是中国人当时艰苦经历和生活的历史点滴;那是经历了上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外压和内紧的生活的人们获得解放后的初期对外接触;那是不应忘记的真实过去;那也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收获的宝贵人生经历和精神财富。看看现在的小康生活和越来越多的开放和自由,尽管尚不能善尽人意,但新中国六十年来,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旧貌换新颜,真是得来艰难,一路走来着实地不易!这应是不要忘记的以史为鉴!因此我们知道为什么要珍惜,懂得为什么不能瞧不起,更不能嘲笑现在仍在不幸地走这条路的国家和人们!而我们应努力走向更加富裕、开放和自由的明天!

(2011年12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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