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 战争来了

游向彼岸:安迪格鲁夫自传 作者:(美)安迪·格鲁夫 著


第三章 战争来了

拍这张照片时我6岁左右。人们告诉我,它让我看上去略显成熟,不过他们耸耸肩说这没什么,反正我也要长大。

父亲走后,亚尼和罗马茨还是顺道来家里拜访,与母亲聊天,而且,我们现在多了一群访客——劳工营里其他男人的妻子。丈夫的离开让这些女人频频聚会,互相拜访,当然也常来我家。

女人们常常无所事事地待在公寓的大房间里,聊着天儿,喝着白兰地,抽着烟。一般在见面时打完招呼后,我便成了隐形人,被撂在一边。我有一种被遗忘的感觉,待上一会儿便溜回小房间的角落里自己玩。外祖父去世之后小房间空了下来,它便成了客厅。而且总有人在那里过夜,通常是我父亲在乳制品或小地毯业务上的朋友。之前常来的舅舅约西,现在却不再露头。他也像父亲一样,被征募到一个劳工营,送到苏联前线去了。

女人们通常待到傍晚才走,她们不停地聊天、喝酒、抽烟,把大房间弄得乌烟瘴气的。以前来家里拜访的人也抽烟,但我不记得谁曾喝过酒。氛围也大为不同,曾经我习以为常的欢声笑语不再有,每个人看上去都心事重重。

我注意到母亲尤其能喝。这些女人离开之后,她还常常待在灯光昏暗的大房间里,一个人抽着烟、喝着酒,看上去思绪已经飘远,我知道她在思念我父亲。

父亲走后不久,便断了通信。后来母亲在1943年春天收到一份官方的正式通知,说父亲已经在前线“失踪”了。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也不明白人怎么会消失不见。我想问母亲,“失踪难道不比被发现死了好吗”,但没敢问。在此后那些漫长的下午,她常常待在大房间里抽烟喝酒,我则待在小房间里自己玩。

抽烟在我家是司空见惯的事,烟味儿弥漫在家中的每个角落,尤其是卫生间里,因为人们为了掩盖别的气味儿,总是在那里点上一根。我讨厌烟味儿,但是我对吸烟的状态很着迷。一天,看着母亲和亚尼一起抽烟闲聊,我溜过去,请求他们让我也抽一根。他们嘲笑我,但这更让我跃跃欲试,并坚定地表达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们俩交换了下意见,然后母亲说:“好吧,安德里什,你试试吧,看看你到底喜不喜欢。”

我胜利地拿到她的香烟抽上一口,却立刻感到一阵作呕,随后扔下烟,冲向卫生间,对着马桶一阵狂吐。等我从卫生间走出来,母亲和亚尼面无表情地让我再吸一口。我摇摇头,甚至不愿直视他们。

家里没有客人时,大房间就成了我的游乐场。由于《丛林故事》激发了我对丛林的兴趣,我将每块小地毯设想为一个异国岛屿。我们公寓楼里有个比我大些的男孩经常来找我一起玩。借助一张他学过的东南亚地图,我们俩玩起了“跳岛游”。我们把“狮子叔叔”放到假定为苏门答腊岛的地毯上,然后从当作婆罗洲的那块地毯出发,跳过假定为南海的光滑硬木地板,从婆罗洲来到苏门答腊岛,对着“狮子叔叔”叩头,请求与他建立友谊。然后,我们跳到爪哇和我朋友从他的地图上挑选出的其他远方岛屿。我们会花一整个下午玩这种游戏,直到吉兹开始做饭,而我的朋友也该回家为止。

每天上午,我会去小区的幼儿园。我们班上大概有10到15个孩子,都是犹太人,老师也是。我们常玩可以拼装在一起的积木,但是我却很少拼出它们设计成的样子。相反,我更喜欢自己创新。

我还自己设计游戏。一次,当母亲与其他战时留守的妻子谈话时,我无意中听到一句话激起了我的兴趣——“他们要把犹太人安置到犹太人居住区。”我不知道犹太人居住区是什么意思,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我记住了这个词。

一天,我把幼儿园的一些桌椅拖到墙边圈出一块地方,然后宣布那里就是犹太人居住区,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被安置进去。我和几个伙伴一起唱道:“他们要把犹太人放到这个犹太人居住区,他们要把犹太人放到这个犹太人居住区。”我们还拽住其他一些孩子,连推带搡地把他们赶到那个封闭空间。很快我们就高声齐唱:“他们要把犹太人放到这个犹太人居住区,他们要把犹太人放到这个犹太人居住区。”幼儿园的老师听到我们这么唱之后,严厉地让我们停下来。然而当时班里的所有孩子都学会了这句话,她越阻止,我们唱得越大声。她无助地看着我们,默默地耸耸肩,不再管我们。这个游戏我们一遍一遍地玩了好几周。

*****

母亲和亚尼偶尔会带我到布达的一个偏远地方野餐。他们专注于交谈,我则四处跑着玩。我有一个金属的小饮水杯,它由大小不一的金属环套叠而成,不用时可以落下去,压到只有一个金属环那么高。我很自豪能拥有这样一个杯子,喜欢用它装泉水。

有一次,我来到泉水边,打开杯子装满水。但当我返回去找母亲和亚尼时,却遍寻不到他们。我无助地不停乱跑,直到意识到自己迷路了。我吓坏了。突然间,周围的树丛变得冷漠险恶起来,让我觉得自己无法见到母亲了。我越跑越快,四处找寻她,直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时才停下来开始哭。一些陌生人蹲下来试图安慰我,但是他们说什么也没用,直到也在找我的母亲和亚尼从树丛中走出来,我才停止了哭泣。我跑向母亲,抱着她的腿哭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平静下来。

*****

我们公寓大楼的对面有一家蛋糕店,那里夏天卖冰激凌。我听话的时候,母亲会带我过去买上一勺。冬天,奖励就从冰激凌变成了用栗子面做成的普里面包,里面和表面加了打发的奶油。

我喜欢冰激凌,但在1943年夏天,我的这一喜好遭遇了严峻的考验。当时罗特巴特医生建议我摘除扁桃体,于是母亲带我去医院。我并没有感到害怕,她答应我,从医院出来以后,我可以吃很多冰激凌。进了检查室,我被放到一张大皮椅里,我的脖子到膝盖,被一张很沉的橡胶床单盖着。我按照一位医生所说的那样把嘴张大——他眼睛上戴着一个中间有孔的圆镜子,然后一位护士用一个金属托架把我的嘴撑开。我的下巴立刻被抻紧了,我想发发牢骚,但是从我嘴里说出的却只是“啊,啊,啊”。医生点点头以示回应,安慰了我几句。他拿出一个很长的金属仪器,并将它深深地探进我嘴里,我没有感觉到疼痛,但过了一会儿,鲜血从我嘴里喷了出来,我胸前和地上都是血迹,那场面十分吓人。

做完手术,我在医院住了几天。母亲紧挨着我的床睡在一个铺在地上的垫子上。她允诺我的冰激凌还真的兑现了,而且我想吃多少就给我买多少,不过这时它们却不那么好吃了。

跟医生打交道的经历还不止这一次。尽管我耳朵后面的伤口已经痊愈,但我的中耳里面却出现了小洞,而且两个耳朵里还总有液体流出。我们转了两次电车,去看一位住在布达佩斯之外的医生。诊所看起来与我见过的任何一家都不同,它并非像其他诊所那样开在医院或是公寓大楼里,而且它被一个很大的、奇特的花园围绕着,就像图画书中的城堡一样。

诊所里到处是各种奇怪的箱子,上面有旋钮和金属线。医生没对我耳朵做什么,而是让我听他通过旋转旋钮发出的各种声音,我听到后便作出反应。

刚开始时,我对这些奇妙的装置感到好奇,像做游戏一样接受这些测试。但过了一会儿,这种游戏就变得无趣了,不过我还是坚持做了下去,只要听到声音,就按下按钮。有时我会因为胡思乱想而错过按下按钮的时机,但随后我会赶紧按下,并希望能够算数。

测试后医生告诉母亲,我丧失了50%的听力,耳内渗出的液体也要留意。以前给我动手术的那个医生当时已经过世,所以母亲又在布达佩斯找到了一位备受推崇的专家代替他,这位专家就是格尔曼医生。

格尔曼医生的诊所装修得很别致,它处在一座位于多瑙河畔的极为华丽的大楼里,这座大楼所在的社区有很多同样华丽的建筑。那里要比我们所住的社区雅致得多。母亲每星期都带我去看格尔曼医生,大多时间我们都要等待。候诊室和检查室都粉刷成深绿色,我所见之物、所见之处,都是深绿色。有人告诉我那样做是为了安抚候诊患者的紧张神经,但听到这话,我不但没有平静,反而担忧起来——我可不愿被弄疼。

最终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虽然格尔曼医生有一堆金属仪器,但是每次给我看病,他只是简单地检查一下,用缠着药棉的仪器擦干耳内流出的液体。然后,他会拍拍我的头,告诉我们一周之后再来。离开时,母亲会对格尔曼医生的高收费抱怨一番,说它会把我们赶到救济院去。

格尔曼医生娶了一位著名的女演员,这是人们谈起格尔曼医生时首先会提到的,连他的高收费都排在其后。因为他妻子只在大人看的剧中出现,所以我从来没在电视上见过她。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知名度好像提高了格尔曼医生的名望。有一次格尔曼医生问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我说想像他一样。他笑着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也想娶一位女演员。”

*****

从1943年开始,我们时不时地遭到空袭。空袭多发生在半夜,那时我已睡熟。母亲会跑到我床边,把我从半梦半醒中拉起,给我穿衣服。我醒过来时,常常会听到空袭警报器的鸣叫声。如果我站在床上向窗外望,会看到一盏路灯挂在横跨街道的电线上。当时我认为警报声是从那盏路灯发出来的。

母亲已飞速穿上她的衣服和外套,她带着我沿着又长又黑的走廊跑到楼梯口,然后下楼钻进防空掩体。防空掩体位于公寓大楼的地下室。其他人也从各自的房间里鱼贯而出,迅速下楼进入掩体。“二战”爆发之前,每家在地下室中都拥有自己的一块地方,用来存放烧炉子用的煤或木头。防空掩体是一个用墙隔开的部分,被刷成单调的颜色,里面摆着一排排没有靠背的木制长椅,光秃秃的电灯泡吊在天花板上。

人们有序地进入防空掩体,然后在长椅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不管冷热,人们总是裹着大衣。他们一个挨一个蜷缩着坐在长椅上,时而睡眼惺忪地盯着前方,时而抬头焦虑地看着天花板。空袭大多会持续半小时,有时一个小时,大家都沉默不语。我靠着母亲重新睡上一小会儿,然后在坚硬的长椅上猛醒过来,之后再慢慢睡着。我们在等待——要么是有炸弹击中我们,要么是迎来有规则的警报声,那表示空袭已结束。

我们从未被炸弹击中过,但距我们五六个街区远的一栋公寓大楼却未能幸免。那座大楼就像被一把大刀从每层楼的正面劈掉了一半。你可以看到这栋四层公寓的各个房间里的所有情况,就像一个一面开放的玩具房子一样。每个房间里没被炸掉的部分还有家具立着,墙上还挂着画。公寓楼的前半部分已倒下,变成了一大堆砖头、石块和碎石。

各种传闻接踵而来。有人说造成破坏的是英国飞机,还有人告诉我母亲,炮弹爆炸产生的冲击力把一个存储区的鹅绒炸飞,涌进附近的防空掩体里,使藏在里面的好多人窒息而死。

我和母亲每次去城市公园,都会经过那栋被炸毁的大楼。那一场景令我非常不舒服,但是一到公园,我就把它抛到脑后了。

我最喜欢在乔治·华盛顿雕像附近玩。那里有一座大型雕像,它由青铜制成,上面是个士兵骑着一匹前蹄扬起的骏马。我曾经以为这座雕像是用铁做的,因为在匈牙利语里,“铁”拼成“vas”,读作“vash”,所以我以为那个士兵叫“Vashington”,是以制成雕像的材料命名的。

雕像附近有一块沙地。一天,我看见一个不曾谋面的小女孩在那里玩,当时我带了些沙滩玩具,而她带了一个洋娃娃,我们就一起玩了起来。我们用沙子堆城堡,然后把洋娃娃放在城堡旁边,正玩得不亦乐乎时她突然转向我,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因此,所有的犹太人都该被扔进多瑙河。”

母亲当时坐在附近的长椅上,我跳起来跑向她,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我告诉她那个小女孩说了什么,她抱住我,说我们该回家了。随即我们便收起沙滩玩具回去了,战争结束前我再也没去这个公园玩。

*****

到秋天时我已满7岁,开始上小学。我的大多数同学只有6岁,但因为我的生日是9月份的,学校现在才收我入学。

我所在的小学隶属于一家犹太孤儿院,有些学生就来自这里,他们穿着制服。其他孩子和我一样是走读生,我们不穿统一的服装。这所学校里全是犹太人,自从在公园遇到那个小女孩之后,我发现身边都是犹太人让我感到安心。

我的老师玛格达阿姨,一头红发。因为听力不好,我被安排在第一排,这样才能听清她说的话。我喜欢坐在前面,那感觉就像她主要是在对我一个人说话,而我喜欢被关注。不发言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坐直,两手交叉在背后。我们把背向后靠到椅子上,小手垫在坚硬的木椅背和后背之间。

玛格达老师提问时,我经常第一个举手,而她也总能叫到我。我总是能给出正确答案,因此而受到表扬,并进一步受到关注。老师还额外给了我一种特权,即可以免受那种不舒服坐姿的束缚。

班里的女孩子中我尤其喜欢那个叫埃尼克的,而另一个女孩埃娃则喜欢我。但是,我迷恋的是埃尼克,所以很少注意到埃娃。那时,我们总是抢着帮彼此穿外套,通常我都能第一个拿到埃尼克的外套,不过我的却总是埃娃第一个抢到。但是,我不会让埃娃帮我穿,而是等埃尼克从埃娃那里拿回外套由她帮我穿。

有一次,埃尼克病了,几天没来上学。母亲带我去她家看望她。当我走进她房间时,她跳下床拥抱我,还用她的腿和胳膊盘住我,就像个猴子,我十分兴奋。

*****

1944年3月,德军占领了匈牙利。没有宣战,也没有战斗,他们就这么进来了。我和母亲站在环形大路的人行道上,看着满载士兵的汽车和装甲车从身边开过。这些德国士兵与看管父亲所在的劳工营的士兵一点也不一样。那些士兵有些怠惰,身上的军服皱皱巴巴的。而德国士兵干净整洁,军靴锃亮,身上带着一股自信。他们让我想起了我的玩具士兵,他们戴着相同的头盔,穿着同样颜色的军服,连手里的冲锋枪都是一样的。对此我印象很深。

人行道上站着一排排路人,所有人都看着行进中的德军队伍,所有人,包括母亲,都面色凝重。我抬头看着她,她面无表情,但是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除了汽车、装甲车的发动机和轮胎发出的声音,周围寂静一片。队伍还在行进,母亲却拉着我走开了,但我不想走,我对眼前的一切着了迷。

自此,在这座城市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德国士兵。他们胸前挎着冲锋枪,有排成大队的,步伐整齐地行进,也有分成小队的,以一列纵队前进。卡车和运兵的装甲车在全市逡巡,而环形大路上的军车最多。他们在距我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建起了司令部,总有士兵和军官们在我们社区附近的街道上来往。和列队行进的士兵一样,他们也衣着整齐、军靴锃亮,带着自信。

有一次我在家附近的基拉伊大街上碰到了一个德国军官。当时我正只身一人从学校回家,他与我反方向走着,步伐从容而稳重,身上有着一种势不可当的劲头,我把目光转向一边,紧靠墙站住,好让自己不被看见。

那个春天总是下暴雨。风暴来袭之前,你总会有所感觉,而在此时的匈牙利,你能预感到有什么事将要发生。风停后,气温开始下降,空气更加潮湿。在那个春天的空气中有着某种感觉,那便是有什么事要爆发,即使天气晴朗也不例外。我不知道是什么不对劲,但我知道事情开始不一样了。

那年6月,我小学一年级的生涯结束了。玛格达老师把成绩单发下来后,我们便奔向楼下正在等候的母亲们。我的分数全班第一,这让我十分欣喜,向母亲展示成绩时,她也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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