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只能震撼有良知的人

第一次知道奥斯维辛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大约是在1955年吧。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厦门市新华书店还在中山路靠近大中路的地方，书就在楼下大厅里摆着。一位学兄发现了一本书，然后告诉我。书前的照片中有一幅是赤身露体的男女正排队走向毒气室，给我巨大的震撼。书的内容不大记得起来了，但后来知道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景。对于所有善良的人们来说，虽然已经过去60年了，奥斯维辛依然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心中之痛，它所揭露的人类历史上一段极其可耻极其丑恶的罪行，一定不能重演。前后几代德国政治家具备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再对德国国家过去犯下的此类罪行进行深刻的忏悔，勃兰特与科尔在犹太人纪念碑前的下跪，施罗德指出德国的罪行不能简单地只归罪于纳粹政权，都得到世人的称赞。不但德国，法国总统希拉克也坦承法国二战期间在搜捕犹太人方面所起的恶劣作用。知耻近乎勇，我们在纪念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时，看到了人性善的一方面的高度张扬。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还想说几句令人听了觉得不愉快的话。参加纪念活动的主要是幸存者、政治家与善良的人们。虽然纪念奥斯维辛解放的行动能唤起人们对丑恶现象的批判，但并不能期望它能对所有的人都产生深刻的影响。至少有两类人不大可能受到震撼。一类是年青人，他们没有切身的体会，他们离事件发生的时间太远了。你只要看看哈里王子穿上纳粹军服一事，便可明白这个道理。我相信他并非有意要触怒世人，但是他太年轻，他体会不到纳粹的罪行在年长者心里是一种怎样的痛。还有一类则是只有羞耻感而没有罪恶感的人。

奥斯维辛不过是一个罪恶的标志，在二次大战中，还有其他罪恶标志，在中国有南京大屠杀，在亚洲有慰安妇问题，但日本的政治家却始终不能正视日本国家所犯下的可耻罪行。他们总要狡辩，他们要纠缠30万这个具体数字是否可靠，他们要在教科书上耍花招，他们要在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上挑战亚洲人民的忍耐程度。他们不承认是对亚洲人民犯了罪，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添了麻烦。在日本政治家这种态度的指引下，日本媒体同样无视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的纪念意义。于是人们不禁要怀疑，难道这些政治家的智商有问题吗，他们还是未成熟的少年吗？

这个问题看来可笑，其实却有重要的意义。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指出日本文化的幸运，是历史上有几次因为直接输入了比自身文化先进数百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外来文化，从而使自身的物质文化与部分制度文化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跨越了其他民族必须循序渐进耗时费事而无法省略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日本文化也有不幸的一面，那就是在自己的文化尚未成熟时，突然遇上外来的发达的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压制未成熟的日本文化的自然发育，使之在精神方面始终处于侏儒状态。于是日本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方面就产生了分裂，一部分随着物质文化一起跃进，几乎是全盘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另一部分却依然停留在跃进前的水平之上，仍然以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付外部世界。因此著名的日本哲学家中江兆民才会说：“我日本自古以来没有哲学。”你能想象一个没有哲学理念的政治家能对自己国家犯下的罪恶进行认真的忏悔吗？

因此奥斯维辛并不能警醒所有的人，只能震撼有良知的人。再过一个甲子，我不知道纪念奥斯维辛的活动还会不会举行，所以历史要经常温习，悲惨事件才有可能避免重演。历史无非教人聪明。常常有学生问，学习历史有什么用，但我们恰恰每天在温习历史。我们希望奥斯维辛能够永远被人记住，正是担心它可能被人忘记。好在我们有历史。

原载《新京报》2005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