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身世

萧红传

孙茂山

萧红，女，乳名荣华，原名张秀环，后改名张迺莹，清宣统三年五月初五（1911年6月1日）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其祖父张维祯原为封建地主，但不善经营，家境大不如前。其父张廷举系齐齐哈尔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获奖励师范科举人，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其母姜玉兰，家住呼兰城北四十五里姜家窝棚屯，为呼兰著名私塾先生姜文选之女，自幼随父读书。萧红幼年时，得到祖父张维祯的溺爱，受到良好的文学启蒙教育。1919年八岁时，生母姜玉兰病故，同年其父娶继母梁亚兰。1920年开始上学，在龙王庙院内的乙种农业学校，1921年改为第二十国民小学校。萧红学习用功，作文特别突出，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1924年升入北关初高两级小学，读高小一年级。1925年转入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学习。1925年在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呼兰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县内各界群众组织起“沪难后援会”、中小学组织起“学生联合会”，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萧红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参加游行、讲演，并和同学傅秀兰等到八大家去募捐。学生联合会在公园俱乐部举行义演，各校纷纷拿出最好的节目，萧红也积极参加，并在话剧《傲霜枝》(反抗封建婚姻)中扮演了角色。

1926年8月，萧红高小毕业，在家休学一年。因呼兰只有男子中学，没有女子中学，1927年8月萧红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萧红爱好文学和绘画，特别爱读鲁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在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8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张学良接受修筑“满蒙新五路”，引起东北人民的强烈不满。11月9日，哈尔滨市大中学校学生罢课，上街示威游行，萧红勇敢地参加了这一抗日爱国运动。白天游行，晚上还和同学们偷偷往墙上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强修五条铁路”等标语。

在初中二年级寒假时，由其六叔张廷献做媒，张廷举做主将萧红许配给哈尔滨顾乡屯一个官吏之子，未婚夫名叫汪恩甲，是滨江小学教员。1930年7月，萧红初中毕业，想继续升学，但父亲却叫她结婚，并给了她一笔钱买嫁妆。萧红想，一旦结婚，则无法继续念书。但父亲很顽固，他决定的事是不容易商量的。萧红不便公开反对，于是偷偷跟表兄陆哲舜乘车去北平，入北平女师大附中高中部学习。后迫于家庭的压力和经济封锁，萧红不得不于1931年1月返回呼兰。萧红到北平读书这一大胆举动，遭到家里、亲戚、邻居的白眼和讥讽，萧红难以容忍，同年10月，毅然逃出家门，只身来到哈尔滨。萧红出走后，父亲大为恼火，认为给他丢了面子，宣称“开除她的祖籍”。汪恩甲得知萧红和家庭闹翻，找到萧红，将萧红骗到道外东兴顺旅馆，与她同居了。后因汪恩甲胞兄汪大澄的阻挠，萧红通过法院与汪恩甲正式解除婚约。1932年2月哈尔滨被日本侵略者占领，8月松花江大堤决口，大水淹了哈尔滨道外的大街小巷。萧红怀有身孕，困在旅馆。她被迫给《国际协报》写信求援，在裴馨园及萧军等人的帮助下，逃出困境，不久与萧军同居，过着十分贫困的日子。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了创作生涯。1932年年底，写出了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1933年10月，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地下党员舒群等人的资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

日本侵略者占领哈尔滨以后，对新闻出版事业的控制越来越严酷，作家的创作受到严重的摧残。1934年夏，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党外进步作家，帮助萧红、萧军离开哈尔滨去青岛。在青岛，萧红完成中篇小说《生死场》。由于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又帮助萧红、萧军去上海。1934年10月底，萧红、萧军到上海后，立刻给鲁迅写信，希望能早日与鲁迅见面，请求指教。11月30日，在上海内山书店，萧红终于见到了十分崇敬的鲁迅先生。萧红投奔到鲁迅身边，这是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是她创作道路上的新起点。在鲁迅悉心指导和热心帮助下，她创作发表了许多小说、诗歌和散文，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小说、散文集《桥》。尤其是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出版，倾注了鲁迅先生的许多心血。《生死场》是一部真实地反映北方人民的生活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现实主义作品。鲁迅为这部书的出版进行了多方努力，但书稿被国民党当局扼杀，鲁迅决定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为《生死场》作序说：“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了，女性作品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935年12月，《生死场》出版，在进步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成为萧红的代表作品之一。从此，在鲁迅的教诲下，萧红的创作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我国在国际上为数不多、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

1936年，萧红和萧军在生活上逐渐好转，但在感情上却出现了摩擦，由于萧军有了“新相识”，给萧红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较大刺激与损伤。为了摆脱痛苦和烦恼，同年7月，萧红去日本，在日本东京待了半年，其间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她把对导师的无限怀念，寄托在她的作品中，在日本她写了《海外的悲悼》；1937年4月回国，写了《拜墓诗——为鲁迅先生》；以后陆续写了《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片断》、《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文章。萧红的这些文章，情真意切，生动地刻画了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真实地记载了鲁迅先生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关怀和培养，为我们研究鲁迅生平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萧红从日本回国不久，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民族的灾难，生活的变迁，使萧红暂时摆脱了个人生活的痛苦。1937年9月，在上海沦陷的前夕，萧红及其他一些文艺工作者从上海撤退到武汉。1938年1月，她应李公朴先生之邀，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此时，由女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从前线来到临汾。2月下旬，萧红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副主席亲切会见了他们。这年初夏，萧红决定和她共同生活六年的萧军分手。后来，萧军离开西安，与王德芬结婚去了延安。萧红和端木蕻良回武汉举行了婚礼。由于时局动荡，萧红与端木蕻良辗转到了四川重庆，此间，萧红写了《朦胧的期待》等许多作品，成为她创作的另一个高峰期。1939年底，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政府采取迫降政策，大肆轰炸重庆。为躲避日本轰炸，1940年春，端木蕻良和萧红去了香港。

在香港，萧红应邀参加了“鲁迅六十诞辰纪念大会”。8月3日那天，萧红在会上报告了鲁迅的生平事迹，在当晚举行的纪念晚会上，演出了萧红创作的哑剧《民族魂》。萧红除偶尔参加文艺界的聚会外，很少外出，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作上。她写了短篇小说《后花园》；以寂寞、苦闷、怀旧的情绪创作了《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是萧红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被茅盾先生誉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展现了人民饱受煎熬、麻木愚昧的情景，并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坚韧与顽强。这时萧红疾病缠身，在病中，完成讽刺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此外她还写了《北中国》、《小城三月》、《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等短篇小说与散文。到香港的后第二年，是萧红创作的丰收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香港、九龙。1942年1月，萧红病重，被送入跑马地养和医院治疗，庸医误诊为喉瘤。开刀手术，根本没有瘤子，却加重了病情。1月18日，转入玛丽医院，确诊为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此时萧红已不能说话，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玛丽医院被日军占领，萧红被从病床上赶走。处在危险期的萧红，哪堪如此折磨，第二天便离开人世，年仅3l岁。

1994年12月

选自《萧红身世考》，孙茂山主编，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3月

回忆我的姐姐——萧红

张秀珂

1954年冬天，我因病来京治疗。听骆宾基先生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应读者请求，正给萧红著作出文选，我想趁此机会．就我对萧红的了解写一点东西，以求给读者对萧红的认识有一点帮助。

一、我和萧红

萧红原名张迺莹，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南街一个古老的地主家庭里。

萧红长我五岁，是我的长姐。本来在我三岁我们的母亲逝世时，留下我们姐弟四人，其他两人在幼年便相继死去，所以只剩我和萧红两个亲姐弟了。

母亲死后，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怎样挨饿受冻，但条件的确是恶化了，失去母爱，无人照顾，给我们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很大损失。唯一还关心爱护我们的，就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所提起的祖父了。的确，每当萧红在吃饭时向父亲和继母吵着要念书而受到驳斥的时候，总是由祖父出来给维护圆场，这才能把饭吃完。而我的吃、喝、拉、撒、睡，几乎全是由祖父来处理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一年到头，总因祖父多给吃了一些糕点、干粮之类的食品而经常拉肚子。

在我记事以后，萧红给我的印象并不太亲密，这主要是因她常年在外读书很少接近的缘故。但我还是很喜欢靠近她，她也是很关心我的。我六岁时曾随她到学校——呼兰女校玩过，她把我放在她和同桌赵同学之间，我趁她们听课时，竟偷偷吃了赵同学的馅饼，之后赵同学和姐姐都没有责备我，还继续欢迎我去玩；又一次萧红在哈尔滨女中读书放假回来，给我带回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使我高兴了不少天；最后一次萧红从北京上学回来，给我买了一个幻镜(一头装放大镜，一头装幻灯片的玩具)，这在我想看电影而不得的当时，是多么大的满足啊！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所受的熏陶教育不同，思想上逐渐产生了距离。我对萧红有些事情就不能完全了解了：比如她爱看毛边的鲁迅、蒋光慈等人的新小说，而我觉得那有什么好看呢？能比我正在看的《西游记》、《济公传》还有意思吗？又如不愿意同家庭订的汪姓人结婚，那就“离婚”好了，何必要打官司告状呢？再如因家庭封建意识太深，在众口一词的逼迫下，令人无法出气，那就慢慢避开好了，何必在死冷寒天，孤身一人跑到哈尔滨去呢？最后当在哈尔滨困极，没东西吃没衣穿的时候，即使不愿向家庭索要，也可向留在哈诸叔伯弟妹们要一点钱物，何必受那么大的罪呢？

这些糊涂思想，直到我入高中以后才逐渐领悟过来：原来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必须作这样斗争的啊！

1934年，我在齐齐哈尔高中念书。该校孤处城外，冬天冷得令人不敢挨床板，春天大风掠过，砂石使你睁不开眼，而令人尤其枯燥烦闷的是精神上的寂寞与空虚。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悄吟”与“三郎”的名字，后得知“悄吟”就是萧红。我便写信向报社探询，不久萧红回了信来，对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要我转学到哈尔滨去，当时给我以极大的鼓舞。

从这时起，我和萧红不但恢复了姐弟关系，而且在思想上也达到了姐弟的亲密。我们此后便音讯不断了，等到秋天我转学到哈尔滨时，萧红和萧军已匆匆离哈去青岛了。在我读高中期间，得到他们二人很大的教益，萧红经常写信来，我除了经她指点读了一些进步小说外，还收到了萧红偷偷寄来的他们的作品：《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丰收》（叶紫著）等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当时伪满逮捕思想犯很严，往往株连到无辜者，我直觉到这种压迫，竟有些神经过敏，谁也不敢相信，但又走投无路。高中毕业后，我于1936年到日本留学半年多，听说萧红当时也在日本，但我竟未敢去找她，怕特务发觉。在日本又受不了被当做“亡国奴”的轻视，就于是年冬转道东北跑到上海了。先见到萧军，以后萧红也从日本回来了，我靠他们的帮助在上海逗留了半年多。

这期间，我对萧红又有了新的误解。她经常和萧军闹意见，一次我刚进屋，萧红就告诉我：方才他们争吵，萧军把电灯泡都打坏了。萧军就马上抢过来说：“是碰坏的。”并分辩说，他是如何有理等等。而我问萧红到底为什么，她反支吾不答。所以我当时是拥护萧军的，不赞成萧红的。从此，有些事情我就不大听她的话了，她准备上北京访友，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我觉得北京乌烟瘴气，汉奸日寇横行，有什么去头呢？“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决定去陕北参加革命实践。萧红曾问我：“在陕北净吃黑馍，你受得了吗？”我说那又算得啥，你顾虑的太多了。以后，我就离开了他们，带着一封萧军写给红军里熟人的信去了西安。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直到十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那时闹意见，并不是完全怨萧红的。

我到西安后，还常与他们通信。一个月后，当我随着新改名的八路军渡河东下以后，就和他们断了音信。五台、广阳战后，部队绕到汾阳、孝义。整军时，我竟不知他们正在附近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以致失之交臂，未见一面。

半年以后，我随游击支队活动，抽时间写了几篇通讯、报告之类，给在延安的他们寄去(我当时以为萧红也在延安)。光复后听萧军说，他当时并没有收到。又过四年，我在苏北新四军某师工作，偶然看到当时军部出版的文艺副刊载有萧红困居在香港的消息。我写了一封信去，请她到根据地来，但据端木君后来说，他们也未收到那封信。

最后，噩耗传来，1942年夏，同样在该副刊上看到了悼念萧红的启事。我当时悲痛的很，写了一首极尽哀思、怀念的长诗，先想发表，后觉不好，便毁掉了。

光复回东北后，从诸友人处陆续打听到一些关于萧红和我分别后在西安、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地的生活情形。直到最近来京卧病后，才了解得较为详细一点。听友人说，萧红直到最后还经常说怀念我这个弟弟，而我除了幼稚、浅薄的误解和怀疑外，竟对她丝毫也没有帮助。每当我想到这里，常引起我的自恨与自责。

二、萧红的思想

萧红从中学时代开始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起，直到最后一息，始终是一个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勇猛战士。这不仅贯穿在她的全部作品中，也贯穿在她的一生行动中。这表现在：幼年反愚昧，要求上学；其后反封建的打“离婚”；在报纸上写文章讽刺当时的封建堡垒——家庭；同家庭断绝关系，忍受饥寒痛苦；后又离开东北流浪在关内各地，不甘俯居人下碌碌一生，总想自己独立的生活下去，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听友人说，她直到在香港病死之前，还在计划着写《呼兰河传》第二部，这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虽然她斗争的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如开始反愚昧、反落后，直到反封建，是满腔热情、锋芒毕露、大刀阔斧、尖锐无比；中期则因受了一些人生的磨炼，便有些含蓄和选择了；晚期则比较更加成熟，幽默中带辛辣，极尽冷嘲热讽之至。《马伯乐》与《呼兰河传》正是这样的代表作。但她反抗黑暗反动势力的勇气始终没有衰退，斗争的精神也始终没有熄灭，从她最后的几部作品看来，勿宁说是更深刻化了吧？写到这里，我但愿我们的青年和儿童永远不要再受到萧红所经受的折磨、痛苦与刺激了。

三、对萧红的纪念

听友人说，萧红逝世前曾谈到希望把她的坟埋在鲁迅先生的墓旁。除了这件事外，我还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萧红的名义办一些社会福利事业。我病重了，这些事恐怕不能一一做到了，但我已告诉我的近人替我完成这个志愿，当然我更希望萧红和我的朋友们能帮助这样做。

1955年4月28日

张秀珂同志是萧红的胞弟，1955年在北京和平医院治疗时，卧床口述了这篇纪念姐姐的文章，经别人读后，本人不甚满意，准备进一步修改，后因病情日重，不堪此任，故终未了却此愿。现按原记录稿誊写出来，以供研究。

选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八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

张秀琢

最近在几家报刊杂志上陆续读了有关萧红和她所著《呼兰河传》的文章，勾起了我对故乡和姐姐的深切怀念。萧红，这个曾每天见面，但又似陌生的姐姐，在我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我的生活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萧红还不满十岁的时候，母亲姜氏就患肺病逝世，留下她和比她小四岁的弟弟张秀珂。父亲带着他们生活了一年多，继母（我的生身母）梁氏来到张家。我出生的时候，姐姐已经十几岁，我刚记事儿，姐姐就离开了家。关于姐姐的身世，报刊上有的说她原来可能不姓张，她和弟弟是随着母亲一起嫁到张家来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还有的说，萧红的父亲对萧红的母亲系属逼婚，这就更荒谬可笑了。

萧红姐姐的学名张迺莹，在家乡——呼兰城里度过了近二十个年头。读了小学、高小后，又到哈尔滨市第一女中读了一年多。

姐姐从小性格倔犟。父亲曾对我讲述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儿：姐姐出生后不久，母亲在她睡前照例要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以便使她安睡，她却拼力挣扎着不让人抓她的胳膊。来串门的大婶看到这个情况笑着说：“这小丫头真厉害，长大准是个‘茬子’。”由此，亲友们都说她这种倔犟劲儿是“天生的”。姐姐热爱生活，她有一颗赤热而善良的心。但是她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封建思想的严重束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造成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折磨，幼年丧母的过分悲痛，使她的性格变得孤独、倔犟，爱反抗。好像什么都不顺她的心，不中她的意。

姐姐小时最喜欢我家房后的菜园，它虽不大，菜的种类却很多，晶莹闪光的紫茄子，足有一尺多长；粉红、金红交相辉映的西红柿，远远望去像一丛丛盛开的鲜花；攀藤而上结出硕大果实的大南瓜，像一个个大灯笼……其中最吸引姐姐的是那片用秫秸搭成屋顶形的三角架，被绿盈盈的瓜叶和瓜秧罩满的黄瓜地了。一条条像翡翠般碧绿的黄瓜吊在上面，那周身长刺，一朵小黄花还顶在头尖的青翠欲滴的嫩黄瓜，给少年时代的姐姐带来了许多乐趣，姐姐很喜欢藏在黄瓜架下。记得有一次有二伯到园里来干活，把她领来了，临走时就找不见她，喊她，也不答应。后来发现她在黄瓜架下睡着了。

我家的后菜园种了各种花草，有晚香玉、夜来香、百合、西蕃莲……后窗下花丛中搭了一个小棚，是姐姐乘凉、学习的地方。夏天，她多半在这里读书。姐姐读起书来是不知疲倦的。有时到了吃饭时间，她还不回屋来，常常要人去喊她。姐姐喜欢在书里夹花叶，常常顺手拿起一片花叶夹在书中“备忘”。姐姐还很喜欢画画，画小房、小鸟给爷爷看，还说长大要当画家。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连她喜爱的后菜园也被丢在一旁而钻进那个又小又黑，必须端灯进入的小后屋，翻腾着那些多年用不着的老古董。这可能是她有意避开令人厌恶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抗行为。

我家生活状况是比较优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姐姐也算得上娇惯了。但她不喜欢这种生活，不喜欢这个家。她在《呼兰河传》里写了和家人的关系。除祖父外，和别人似乎都没有什么感情。她和祖父的感情深，正像她自己说的：

“……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舒适的家庭生活，没有使她感到快活，家人的娇惯，没有使他感到温暖，她刚满二十岁就离开了家，而且是一去不复返。她不但倔犟而且刚强，生活上遇到多大困难，她也不愿向任何人求助；思想上遇到多大压力，她也不肯向任何力量屈服，她的整个生平充满着战斗性。

姐姐自幼就同情穷苦人。《呼兰河传》里描写的有二伯，实际生活里确有此人。不过她姓李而不姓有，因为他的乳名叫有子，叫惯了，大家倒忘了他的真姓，就随口叫起有二伯来了。

有二伯的身世详情，我不大清楚，只知道他无依无靠，没有什么亲人。他从三十岁就到我家，一直待了三十多年。形式上是家人，实际上是一个不挂名的长工。我家房后有个菜园子，种着蔬菜、苞米、黄烟等作物。虽然忙时大家也到菜园里干点活儿，但主要劳动却落在有二伯身上。他每天很早就起来，侍弄菜园子，供给家里食用的相当一部分蔬菜。有二伯不挣钱，家里只供他吃穿，但是生活待遇是很不平等的，他干活在先，吃饭在后，多半是和老厨子一起吃。穿用也是破旧不堪，姐姐同情他，同情这位在有钱人家里劳动了大半生，孤独、贫寒的老人。姐姐在《呼兰河传》中用了不少笔墨叙述有二伯的生活。“有二伯的行李是零零碎碎的……有二伯的枕头……花花地往外流着荞麦壳。”

姐姐常和有二伯在一起。有二伯到后菜园干活，她也去，有二伯锄地，她拿着一把小铲子挖草；有二伯浇水，她提起小喷壶弄水玩儿，有二伯挺喜欢她，干活时常主动把她带着。有时嫌她碍事儿让她躲开，她立刻撅起小嘴儿生起气来，弄得有二伯没有办法，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儿哄她。

姐姐关心这位老人，帮助他缝补破旧的衣物，送给他吃的东西，有时背着家人把落花生、冻梨送给有二伯。姐姐离家后，还打听这位老人的情况，惦念着有二伯。

我家西院住着好几户人家，大都是生活比较困难的房户，其中崔家、李家最穷。李家的男主人在外边打短工，有时卖点蔬菜，女主人在家里为别人缝衣服。夫妻俩从天亮忙到天黑，仍然养活不了他们一家。一年过去了，又转过一年，照旧是缺吃少穿。四个孩子都是夏天光着身子秋天还光着身子。九月中，在南方的人们穿着衬衣还觉得热的时候，北方的呼兰河边却要穿绒衣，早、晚甚至要披棉袄了。一次姐姐到李家，看到家中最小的女孩光着身子踡缩在炕的一角，冻得小脸都发青了，姐姐看了一下自己身穿的绒衣，便飞快地跑回家去，把母亲新给她买的一件绒衣拿到李家给小女孩穿上。这个刚刚懂事的小女孩，第一次体会到人间的友谊和爱怜，她用兴奋的目光怯生生地望着姐姐。由于身体暖和了，发青的脸蛋儿也变得红润了。姐姐上下端量着小女孩，小小的个儿穿起一件大衣服，显得笨拙而有趣儿，便乐得拍手大笑，抱起女孩亲了又亲说：“这衣服送给你穿了！”为这件事，惹得母亲生了一顿气，埋怨她不该把新买的衣服送了人。由于她对街坊邻居中的劳动人民很同情，从不歧视贫苦人，而且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因此大家都说她不像有钱人家的姑娘。

呼兰城里东二道街，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大水坑，实际上是走车马的大道，地势低洼又没有人修，一下雨就积满了泥水。对行人以及由此经过的车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大车陷下去，行人掉进水里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姐姐上高小读书的时候，大水坑是必经之地，如果绕行要多走二三里路。好在人行道旁是一家住户的板墙，过路的人，只能借助这道板墙贴着墙根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姐姐第一次过水坑时，也是紧张得心里扑腾扑腾直跳，男孩子们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带着嘲笑的口吻朝姐姐喊：“绕着走吧，这道你们女孩子走不了！”姐姐当时把眼睛瞪得溜圆，“哼，你们等着瞧吧！”说着挽起裤腿，两手扒着板墙，虽然很吃力，但还是过去了，从此男同学便不敢轻易地讥笑她了。姐姐上学是这样走过的，后来我们姐妹兄弟也和姐姐一样像接力赛似的天天都从这里经过。这种安排似乎是预示着我们姐弟未来道路的坎坷不平。

姐姐反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她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她反对封建迷信，对于抽签算命、拜鬼敬神等事从来是很反感的。四十几年前的呼兰，小城不大，封建迷信活动却很猖獗。大寺庙就有好几座，小土庙到处皆是，“铁嘴”、“金口”等挂摊儿的幌牌飘摇街口，活动最猖狂的算是跳大神儿的了。它不仅骗人，而且害人，轻病加重了，重病闹死了，有一些侥幸好了的病人，白白地被他们骗走了钱物，真是害人非浅。姐姐不相信这一套，她把这些骗人的把戏揭示出来，告诫人们不要相信神鬼，不要相信什么因果循环，因果报应。

我家没找过跳大神儿的，但算命却是常事。有一次母亲找来一个算命先生，是个盲人，他吹嘘自己如何未卜先知、通晓生死，姐姐却非常讨厌他，站在窗外大声喊：“瞎子瞎子来干啥，瞎说瞎算骗钱花。”惹得孩子们哄然大笑。

呼兰城里东二道街有两三个扎彩铺，这是为死人而预备的。扎彩铺里做活的人每天忙碌着，扎出了双双对对的奴仆、华丽闪光的车马、豪华壮观的住宅、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让它们伴随着死去的贵人进入阴曹地府。但是连扎彩匠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姐姐在《呼兰河传》里写得很深刻：“……没有人看见过扎彩匠还活着的时候为他们自己糊一座阴宅，大概他不怎么相信阴间，假若有了阴间，到那时候他再开扎彩铺，怕又要租人家的房子了。”

在姐姐青年的那个时代，封建思想的束缚是很严重的。闺女，顾名思义，是房门里的女子，即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闺秀。可是姐姐却像一匹不驯服的小马，横冲直撞，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好像她天生不懂规矩似的。那时候姑娘要扎一条长辫子，穿上拖到脚面的旗袍，走起路来必须是步履姗姗，否则就是不懂规矩，缺少管教，甚至说成是大逆不道。父亲治家颇严，虽然不像他人那样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也要求女孩子稳重文雅，三从四德。这一切在姐姐看来，都是对她不可容忍的精神束缚。她敢于改变现状，第一个剪掉长辫子，梳短发，拉几个女同学上街“示威”，当人们以奇异的目光望着她、发出种种议论的时候，她却毫不在意。家人劝阻，她干脆就说：“我又不是做什么坏事情，不要你们管！”第二天她像是故意和那些封建制度的卫士们挑战似的，穿起了白上衣、青短裙，从南街到北街，游了个遍说：“你们不是要大发议论吗？好吧，再给你们提供一点新内容，看你们怎么样！”

在姐姐的鼓动下，不少姑娘都剪了短发，有的还是她亲自动手剪的。街坊的几个小姑娘，也把辫子剪掉了，加入了“示威”的行例。我们家的一个远亲、王家的大姑娘，当时只有十来岁，就是姐姐给剪的辫子。现在我们遇到一块儿，提起当年剪发辫儿之事，仍觉得很有意思。

姐姐开始在龙王庙小学读书，这个小学就在我家的斜对过，后来改名叫南关小学。姐姐、哥哥和我都是在这个学校毕业后考入劝学优级学校的。听爸爸说，姐姐特别好学，读小学时就学唐诗。家里藏书不少，她几乎每一本都翻一翻，有些开始她看不大懂，可她坚持学习，随着年龄与学识的增长，就愈来愈用心了。姐姐读起书来是不知满足的，她从同学、亲戚家里，从父亲朋友的手中借书看。她在中学读书时，就先后阅读了鲁迅、茅盾的小说，冰心的散文和前苏联等外国的翻译作品。她学习成绩很好，从读小学起就是班级的高材生，常常受到老师的夸赞，说她天资聪慧，很有前途。

姐姐小学时的文稿，我没有见过，我看到过她中学时期的作文簿。全册都是用毛笔书成，封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她的名字。这个文本和姐姐一张叼着烟斗的照片（据说这张照片是1934年在上海参加鲁迅先生一次宴会之后拍摄的。从照片上姐姐诙谐的面部表情看得出她是闹着玩的，因为她根本不会吸烟），这两件东西在我手里一直珍藏了多年，可惜在1968年随着批判三十年代反动文人的急风暴雨，也同其他“污泥浊水”一样被荡涤得不知去向了。

“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了野蛮的侵略，由于卖国贼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我东北的大好河山横遭蹂躏，东北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呼兰小城怒吼了，学生们高举着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的小旗走上大街示威游行，姐姐走在队伍的前头，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小日本，保卫我中华！”那一天，她的嗓子喊得都嘶哑了……

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家人随着逃难的人群东奔西跑，姐姐则参加了斗争的行列。

姐姐的反帝思想，感染了她的弟弟秀珂，他们写了不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诗词，油印成传单，散发给人们，我曾看到过油印的诗抄，可惜目前连一首也记不起来了。

环境突然变化，形势急转直下，使姐姐离开了家。姐姐出走不久，哥哥张秀珂也留学日本，就学于早稻田大学。那时姐姐已经进关，由于他们之间的消息传递和书信来往被日本特务机关察觉了，日本“刑事”多次搜查哥哥的住处，甚至在他的饮食里偷偷放入慢性毒剂，企图暗害他。是旅馆一位好心的下女(服务员)暗示哥哥，他才死里逃生，而后回到了祖国。在姐姐的影响下，秀珂哥哥在江苏参加了革命的队伍——新四军，在黄克诚同志率领的第三师政治部工作，开始了对于他和我们一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斗生活。

姐姐没有和哥哥在一起，她先在青岛、上海，1936年去过一次日本，回上海后又去武汉、重庆，1940年去了香港。12月她在香港完成了她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她对二十年的家庭生活感到寂寞、孤独、痛苦和凄凉。从这点看，《呼兰河传》不仅反映了她童年时代的苦闷情绪，而且反映了她在香港时期的悲伤心境。

1942年，年仅31岁的姐姐被战争的灾祸、婚姻的不幸、生活的漂泊、疾病的折磨，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长眠于香港的浅水湾。

选自《海燕》第三期，1979年

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

张抗

萧红的本名叫张迺莹，乳名荣华，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长寿胡同的一个地主家庭里，1942年在香港去世，年仅31岁。张家祖籍是山东省东昌府莘县长兴社东十甲杨皮营村(今为山东省聊城区地莘县)。

第一代张岱于清乾隆年间迁移东北，到萧红时已是第六代了。第四代张维岳(1861—1910)，于1900年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张廷举(萧红的父亲)过继给堂兄张维祯(1849—1929)，这便是萧红在其作品中时常提到的祖父。“祖父是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手杖，嘴里则不住抽着旱烟管”，“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母死了，我就跟着祖父学诗，因为祖父的屋子空着,我就闹着一定要睡在祖父那屋……”萧红在《呼兰河传》里特别详细地描写了她同祖父学诗的情景，这可能是萧红早期所受的文学影响之一吧。据《东昌张氏宗谱书》载：“公秉性温厚幼读诗书约十余年，辍学时正逢家业隆胜之际，辅助父兄经营农商事务”。其妻范氏(1845—1917)生三女，因盼子心切，故对萧红不是很喜欢的。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也写了祖母用针扎她之事和她对祖母的感情。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1888—1959)，字选三。族人回忆：张维祯收继子张廷举后，本欲要他经营家业，但念其好学，不忍废之。据《宗谱书》载：“甫十二令即出继堂伯父维祯公”，“先送私塾攻读继又送入黑龙江省立高等小学毕业”，“复又升入原地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奖励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云云。先后当过教员、小学校长、义务教育委员长、实业局劝业员、县教育局长和督学等。伪满时曾一度出任过伪协和会长。光复后，因民愤较小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被选为开明绅士和松江省参议员。据亲属讲：张廷举“书呆子”气较浓，常年在外充职，不善掌家理财，故萧红的祖父张维祯死后，家境平平，入不抵出，甚至不时卖点地以应支出。其妻儿常回阿城(即张维岳家)居住，理由是“我们过继出去的，老爷子不在了，我们过穷了就得回来”。阿城县张家逢年过节经常给呼兰方面送粮送肉等，张廷举的亲大哥张廷萤经常住在呼兰代弟弟管家。萧红的这位大伯父脾气暴烈，《呼兰河传》中所谈“父亲打有二伯”之事，很可能是指这位大伯父而言。

另外，铁峰同志在《萧红传略》中说：“据萧红的小婶讲，有二伯原名张廷臣，是张氏族中败落得最早的一股，有二伯乳名有子，在张氏五世同宗兄弟二十九人中，排行老二(萧红父张廷举排行二十七)。这是不确实的，据我了解，张氏五世同宗兄弟中没有乳名叫有子的。经查对谱书，五世同宗兄弟共三十人，萧红父张廷举排行二十一，张廷臣排行二十三，夫人孟氏生三子二女，当时家居宾县猴石屯，为当地一中等地主。其父张维国曾任满清时地方乡约（相当于乡保长）之职。张氏五世同宗兄弟中，排行第二的叫张廷彦，《家谱书》载：“生于咸丰六年正月初八日卯时，终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九日辰时，享年52岁。”现在推断是1856—1908，时萧红还未出生，故此人不会是“有二伯”了。

萧红的生母姜玉兰（1885—1919），是呼兰县北姜家窝堡地主姜文选的大女儿。北姜家窝堡现为呼兰县孟家公社西营大队，姜家后又搬到呼兰镇四福胡同四号。据《宗谱书》载：“夫人姜氏玉兰呼邑硕学文选公女幼从文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操井臼夫妇伉俪最笃唯体格素弱不幸罹疫逝世”。姜氏共生一女三子，为荣华（萧红），富贵(夭亡)，连贵（张秀珂1916—1956），连富（夭亡）。据族人讲：姜氏是个精明强干的“理家”人，当时，张廷举先是读书毕业后又去汤原、巴彦等县任教，家事全由姜氏管理，萧红故居的厢房（现已拆毁）就是由姜氏一手操办建成。姜氏与萧红的祖母范氏一样，极为重男轻女，对萧红很冷淡，生前一直不让萧红上学读书。本文所附的照片即是姜氏与萧红合影，拍摄的年代约为1914—1915年间，萧红当时三四岁，其胞弟张秀珂尚未出生。

萧军同志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的第十三封信（日本东京——青岛，1936年9月9日发）注释中谈到：“张秀珂疑心以至确定他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的父亲……”，“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这种论断是失实的。据我母亲回想：我父亲确实曾对她谈过这个怀疑，并请母亲帮忙观察。父亲曾说：“在当时心情苦闷的情况下，这种怀疑无人可以诉说，后来在哈尔滨碰到萧军，因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所以就对他讲了。”母亲问父亲持有这种怀疑的根据，父亲讲幼时曾听到同住一屋的老厨子对他说过：“你的命苦啊，你没了亲妈，爹也不是亲爹”。这句话使父亲经久不忘，父亲联系到冷森森的家庭关系，便加深了这个怀疑。我的叔伯五大爷张秀琳说：“秀珂在阿城住时，有一次我父亲（张廷选、张廷举的二哥）开玩笑地对我和秀珂等几个叔伯兄弟说：‘今晚，你们都去马房帮着喂马’。别人都睡觉不去，只有秀珂去了”。可见父亲当时的这种怀疑是多么强烈呀。光复后，父亲随八路军到了齐齐哈尔，祖父曾连续两次打发家人去接父亲去呼兰，父亲都没有动。后来祖父自己找到了部队，黄克诚同志亲自出面陪同吃饭，祖父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黄克诚同志考虑前方正在打仗，父亲在战争环境中已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便同意了这个要求，父亲感到这是一股从未有过的热情。一次偶然的原因，父亲发现祖父和继祖母背着自己商量着什么，这使父亲更加深了以往的怀疑。不久土改运动开始了，父亲感到自己不便继续住下去，便决定返回部队，同时告诉祖父要老老实实听从工作队的命令。当警卫员收拾父亲的行李时，发现马搭子里塞满了绫罗绸缎，父亲便叫警卫员把这些东西送交工作队了，祖父和继祖母对此甚为不满，曾说了一些很苛刻的话。这便是父亲怀疑的全部依据。

后来我母亲与父亲又讨论了这个问题，感到老厨子的话很可能出于对剥削者的气愤，否则这类“谋妻害命”的事，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地主在当时虽无人敢于声张，但也必定躲不过土改运动的。“死者”的亲属朋友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难道还能沉默不语吗？另外当时姜家在呼兰也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不会把自己的姑娘下嫁“地户”的。我的三姨奶（祖母姜玉兰的妹妹）曾回忆说：“大姐结婚时摆了好几天宴席，家里花了好多钱，我们还把花戴在头上坐着大车去送的亲。”这种婚礼“排场”恐怕是一般贫民所不能负担的。至于祖父和继祖母背着父亲商量什么，后来得知：一是开始听到将要土改的消息，合计着怎么处理家中的财产；二是想法子留住父亲，企图用这把“大红伞”来保护这个地主家庭。父亲最后自己否定了这个怀疑，张廷举是萧红的生父，而不是继父。我父亲还认为：祖父和萧红的矛盾发展到不能相容的程度，不是什么血缘关系不同之故，而是萧红的思想与行为超越了封建统治阶级所能允许的极限范围。

萧红的继母梁亚兰（1898—1972），呼兰镇人，家境殷富。《宗谱书》载：“续配夫人梁氏亚兰亦名门女佐理家务具有条理”。梁氏共生三子二女，现均在。

萧红的童年是孤独寂寞的，她自尊心极强，同时也很脆弱，这是她性格中矛盾着的两面。她的童年没有得到多少父爱与母爱，父亲常年在外，父女之间是很陌生的。生母体弱多病，对她也很冷淡，不让念书，叫在家哄孩子，母女间的感情也不是很深的。萧红只是能得到祖父的溺爱。

生母姜氏去世时，萧红当时只有八岁，富贵已夭亡，张秀珂只有三岁，而连富则是刚出生不久。继母梁氏曾说：“我过门时，荣华穿的鞋面上还缝着白布，别人觉得不好才撕掉领到我跟前认母磕头，秀珂是别人把着给我磕的头，我还抱了抱连富算是当了妈。”萧红上学后，张秀珂便搬到祖父的屋里，据张秀珂生前回忆：“我同爷爷睡在炕上也是念诗，爷爷屋里常常有些点心，我经常半夜醒来还要吃一顿，搞得肚子常常不舒服。虽然这样也是我童年时最愉快的一段时期。”萧红很关心自己的弟弟（连富在一岁左右死去了），上学时，常把小弟弟领进课堂里，结果把萧红的同学带的饭偷偷吃掉了。

继母对萧红姐弟俩虽未打一下，未骂一句，但双方感情是很淡薄的。萧红自幼在祖父的溺爱下很调皮任性。据族人回忆，萧红小时很调皮，常爬树上房掏鸟窝，同邻居的孩子跑出去玩耍。以前生母碰到这种事常常骂一顿也就算了，萧红也少不了祖父的一顿爱抚。但此时却不同了，继母常把对姐弟不满之事告诉了父亲，由父亲出面严厉训斥。而祖父由于年老体弱，又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也就无暇顾萧红了，萧红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一文中说：“八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萧红从此在家里的境地开始每况愈下了。张秀珂对自己上学后的生活也有一段描述：“爷爷后来有了嗜好(抽大烟)，我就搬到下屋里和老厨子睡在一起，我的被子凉冰冰滑腻腻的，黑得发亮，我和大厨子身上的虱子来回爬。”“我和姐姐的学费，纸笔钱，都是父亲年初离家时算好的，没有多余头。有一次馋糖吃，只好抽空偷个小瓶子来换糖球，糖球中间还粘着草棍，放到嘴里含着慢慢品尝着甜味。”据萧红的堂妹张秀珉(张廷举二哥张廷选的女儿)回忆：“那时我和三姐(张秀琴)在呼兰第一女子小学念书，住在三叔(张廷举)家，每天早上我们和秀珂都是胡乱吃几口小米饭就去上学了。因为三婶爱看牌，睡得晚起得也晚，我们背书包走时，才听见厨房里又熘又炒地准备早饭……”“上学的路上，秀珂常到豆腐坊的盘子上拿两块豆腐边走边吃。后来豆腐坊上家里要钱，三婶就把这事告诉三叔了。”

萧红同家里矛盾的激化，是由萧红要到外地继续读书引起的。本来萧红1928年在哈尔滨女一中读书时，曾经参加了反对日寇修筑吉敦铁路的爱国学生运动，已经引起了整个地主家庭的不满。现在又要去外地读书，父亲是坚决不同意的，继母积极支持父亲的主张，要给萧红“完婚”。父亲早在萧红在呼兰县北关第一小学念高小时，已经把她许配给一个封建官吏的儿子汪恩甲。据族人讲，萧红为此曾大吵大闹，继母便把屋门打开让别人看，表示自己管不了前房的孩子。萧红对父亲和继母不再只是不满，而是激起了强烈的憎恨情绪。父亲为此大骂萧红是“不肖”，“叛逆”，继母还把此事告诉了萧红的大舅(姜氏的弟弟)，大舅从乡下专程赶来“管教”萧红，扬言“要打断这个小犟种的腿。”

萧红的老婶王氏(张廷举的小弟弟张廷勋的妻子)回忆说：“三嫂在阿城住时，常把荣华不出门子非要念书，在家里吵闹的事告诉大哥(张廷萤)，大哥就去打荣华。有一次荣华没处躲了，只好跑到我屋里(东北习俗，大伯子不能进弟媳妇的卧室)，一天到晚不敢出屋，连饭都是我给盛好端进去的。她躲在屋里没事给我织了不少大人和孩子的袜子手套。”萧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阿城走的，“走时穿着一件蓝士林布大衫，空着手坐着拉白菜的马车离开了家”。萧红走后，父亲便宣称“开除她的祖籍”。后来萧红在哈尔滨贫困交加，父女曾在街头相遇，双方冷眼相对而过。萧红的堂妹张秀琴说：“我在哈尔滨读书时，曾去看过二姐(萧红)，还给她带些钱，劝她回去。二姐说：‘这个家我是不能回的，钱我也不能要。’”

父亲视萧红犹如“洪水猛兽”，严令子女不许与其交往，而特别担心的是张秀珂。据族人讲：萧红走后曾给张秀珂来过信，但信为父亲所得，他用手挡住信封下面的发信地址问秀珂：“这是谁来的信？”

张秀珂已认出姐姐那熟悉的字迹，但不敢如实回答，只好说：“不知道。”

“这是逆子写的，你给她写过信吗？”

“没有。”

“那好。你如果同她来往，这个家也是不要你的。”

据继母梁氏后来说：“当时，秀珂跟他说话时，两只手都在发抖。”这场“审查”过去一段时间后，继母不知为什么竟背着父亲把萧红的信交给了张秀珂。继母曾说：“秀珂走时，我怕他身体不好，叫他穿上了他爸爸的皮大衣，我还把兜里钱都给了他，一直送他上了官道。”

张秀珂于1396年从秦皇岛上船，藏在货物之间，偷渡到上海，找到了萧军同志(当时萧红正在日本)，萧军给他找了住处。萧红回沪后见到张秀珂曾问：“你同家脱离关系了吗？”“我是偷着跑出来的”，张秀珂回答。当他向姐姐讲述家里的情况时，萧红说：“那个家不值得谈了。”

张秀珂拿着萧军写的信准备前往延安(后留在江南新四军)时，萧红问：“你身体不好，能坚持到底吗？”答：“我能够。”听到弟弟这个坚定的答复，萧红便同意了他所走的道路。

萧红的自尊心很强，同时却又很脆弱，因此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是在寂寞孤独中度过的。她的文学生涯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但她却是同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势力进行顽强抗争的英勇斗士。

选自《萧红研究》第一辑，孙延林编，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我的同学萧红

刘俊民 讲述何宏整理

五十多年前，我从宾县考入坐落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编入第四班，与张迺莹(萧红原名)、沈玉贤(哈尔滨市兆麟小学副校长)是同班同学。有人说萧红没有毕业，被开除了，甚至被写入电影脚本，这是不对的。我们三个人都毕业了，而且还拍过毕业照片，可惜这些照片谁也没有保存下来，不过，沈玉贤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第四班的称谓，并不是本年级的第四班，而是全校班级的统一编排顺序。我们班是学英语的，开始时，有四十左右人，除萧红、沈玉贤外，我记得还有花旗银行买办的女儿迟伯昌，督办的两个女儿……因为都是女学生，往往等不到毕业，就结婚了，所以毕业时仅剩二十多人了。

张迺莹中等身材，圆圆的大脸盘，浓浓的黑头发，两个很粗很粗的大辫子，坠得她仰着脸，白晰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她很沉静，平时不太爱说话，她不仅和我住一个宿舍，而且就坐在我的后桌。上课时，她常常捧着小说偷偷地读，有时老师走到身边，她还不知道，于是，小说被没收了，她被批评一顿。有时，甚至被叫到校长室，再批评一顿。

在她读初中的三年里，可能把校图书馆中的鲁迅、茅盾、郭沫若等革命作家的作品读遍了。当时校图书馆由美术老师高仰山(号高昆)兼管，他不仅借给萧红许多书，给她讲过许多文艺知识和革命道理，而且还教过萧红绘画。萧红虽然不是沈玉贤、王丽颖她们那个学生美术小组的成员，却也十分喜欢绘画。一次萧红在校园画写生，被高老师发现了，于是，萧红便被列入重点培养对象之一。后来，萧红能为自己的书做封面设计，正是高老师值得欣慰的。

虽然，萧红平素不爱说话，却好打抱不平。记得我们读二年级时，一天，伙食委员任淑珍(她是五班的)和另外一个同学买菜回来晚了，让二师傅给炸馒头片、炒白菜，引起大家议论纷纷。于是，萧红写了一首打油诗，放到任淑珍吃饭的桌子上(当时每人吃饭都有固定的桌子)。第二天，吃饭时，任淑珍看见了，大发脾气，萧红端着饭碗走过去，拿起诗稿看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是写得有些过火，不过，假若没有这事，她就不会写了。”我们见了她的恶作剧，只好偷偷地笑。那首打油诗，大概是：“任伙食长真叫馋，出去买菜回来晚，还吃油炸馒头片，大伙便宜不该占。”

读初一时，张迺莹家里便给她订了亲，男方是哈市顾方屯的汪家，未婚夫汪恩甲，是滨江小学的教员(其兄汪大澄是该校校长)，同时读法大夜校。他还来过我们女中，迺莹还给他织过毛衣。读初二时，他父亲死了，迺莹还去他家给未过门的公公吊孝。后来，迺莹发现他吸大烟，才讨厌他。

1929年，为边境之争，统治东北的奉系军阀与苏联发生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很快便以中国失败告终。我们这些青年女学生，出于爱国热情，为阵亡将士家属募捐，做了一些小兰花，到马路上，给过往行人(当然要选择比较富裕一些的)戴上，然后他给一些钱，这种活动叫配花。我和迺莹在一组，最多时，一天能募一百多元。由于我和萧红住同一宿舍，所有的社会活动，我俩总是在一起的，而且我们非常要好，什么心里话都互相倾吐。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中说，沈玉贤与萧红同住一宿舍，是不对的，因为沈玉贤当时家住哈尔滨市偏脸子(今道里区)，根本不住宿(她上高中后才住宿，那时萧红已离开女中了)，可能当年萧红病卧香港说错了，或者骆宾基记错了，因为当年与萧红住一宿舍又很要好的，恐怕只有我了。

另一次学生运动，便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建五条铁路了。当时的女中校长孔焕书（萧红给她起个外号叫孔大包牙），被迫同意女中学生参加游行，她让一中和二中的学生代表给吓坏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汇成浩浩荡荡的人流，首先奔向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今南岗民益街）请愿，然后转向道里外交特派员兼滨江道尹蔡运升家（今哈市市委侧门），要求他出来解答问题，“打倒卖国贼蔡运升！”“反对日本强修五路！”口号响彻云天，蔡运升从后门逃走。当时，天色已晚，临时决定解散，第二天继续游行示威。次日，我们在许公路二中门前操场集会，学联代表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讲，使我们明确了抗日斗争的伟大意义。游行示威开始了，一排八人手拉手。口号此起彼伏，传单从我们手中撒向人群……当队伍走到西门脸（今新闻电影院正阳街一带），与前来阻挡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子弹射向天空，水龙头射向学生，但队伍在继续前进。萧红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得很勇敢。还如她在《一条铁路底完成》一文中说的：“那时候，我觉得我是站在这几千人之中，我的脚步，我觉得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东西，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无论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经落了叶的街树，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了。”“组织宣传队的时候，我站过去，我说我愿意宣传。别人都是被推举的，而我是自告奋勇的。于是我就站在雪花里开始读着已经得到的传单。”

“那天受轻伤的共有二十几个。我所看到的只是从他们的身上流下来的血还凝结在石头道上。”

“第二天的报纸上登着那些受伤的同学们的照片，好像现在的报纸上躺的伤兵一样。”

在游行之后，我又和萧红秘密商量，每天下晚自习，去学校附近的中长铁路护路军司令部(今铁路卫校校址，当时司令是丁超)，偷偷往墙上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回去！”“打倒卖国贼！”“反对日本强修五条铁路。”等标语。这些标语是我们在宿舍里偷偷写在报纸上的。每次约贴十张左右，贴了近半个月，每当贴标语回来，我们总是挂满胜利的微笑，特别是萧红兴奋得很。护路军司令部门前是有哨兵的，我们两个，常常是一人监视哨兵，一人贴标语。我们为什么要冒风险去贴标语呢？因为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曾激昂地说，如果让日本鬼子修成五条铁路，那么他们便可以在一天之内占领全东北！贴标语这件事，没有第三者知道。

当年女中有一门公民课，是原修身课改的，给我们讲课的老师叫于嘉杉，总是照本宣读，同学们很不感兴趣。他讲法律那节课上，坐在最前排的小个徐微（就是萧军小说《娟娟》人物的原型），竟睡着了。于是，这位胖秀才老头发火了：“我讲公民课，你们不爱听，我讲“妈妈好糊涂”，你们就爱听了！”说完摔门而去。他这句话可把同学们惹火了，因为《妈妈好糊涂》这首民歌，是姑娘埋怨妈妈不给她找婆家。大家一致认为，于老师这样讲话是污辱学生。于是，决定报复一下。在他再次上课之前，在黑板上写下：“一、何谓‘妈妈好糊涂’？二、试述‘妈妈好糊涂’的含义。”为了不让于老师看出笔迹，一人写一笔，这个点子，好像是萧红出的，于老师来了，便问班长郭淑媛：“这是谁写的？”她说：“大伙写的。”于老师见问不出，便气鼓鼓地走了。这件事几乎闹成学潮，后经训育张主任出面调解，才平息下去。

临毕业时，老师们很关心同学的去向，有的升入本校高中，有的去外地读书，有的回本县。教英语课的马梦熊老师问萧红时，她说：“我要去北京读高中。”马老师马上警告她：“我可告诉你，你的性格与别人不一样，你可要特别注意！”毕业后，她与表哥陆学禹一起去北京了。临走，她还嘱咐我们(我与沈玉贤都升入本校高中)：“如果汪恩甲来找，就说迺莹不在。”家里催与汪恩甲结婚，她假装同意，骗了一笔钱，还是我陪她在中央大街一家服装店做的绿料皮大衣。

陆学禹在暑期，提出要与妻子离婚，家里便断绝经济供给，迺莹也不得不中断北京女师大附中的学习。此时，汪恩甲赶到北京，迺莹在逆境中，只好同他返回哈尔滨，在东兴顺旅馆同居。但汪恩甲的哥哥已经不同意这门亲事了，又断绝了经济供给，汪恩甲回家取钱，也被扣住。迺莹赶去汪家，也被骂出。于是她去法院，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了保全哥哥汪大澄的名声，在法院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要离婚，于是法院判了离婚。虽然下堂之后，汪恩甲再三向迺莹解释，这个离婚不算，但迺莹是倔强的，一气之下，便与他家永远分开了。她父亲张选三、继母梁亚兰、还有我，都去法庭了。她给我爱人(当时在英国人开办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工作)打电话通知了我。她后来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曾来找我要过衣服和鞋。她和三郎结合以后，我和沈玉贤去商七街她家看望她。她说她生过一个女孩子(那是汪恩甲的)，把她送给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了。她还说她穷得要过饭，就是要饭也养活不了孩子啊！后来，我在哈尔滨大街上，遇见过她，她说她要去上海。以后便无消息，直到解放后，才知道她已病死香港，为她的夭折，我们深深感到悲痛！

选自《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萧红知友忆萧红—初访徐薇同志

李丹 应守岩

一个偶而的契机，浙江美术学院画家吴山明同志告诉我们：“徐薇同志是萧红的知己友朋。”并说萧军的小说《涓涓》中的涓涓就是以她为模特儿的。于是，我们登门造访。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徐薇同志虽是年过花甲的六十七岁的老人，但身体硬朗。她才思敏捷，胸襟开阔，十分健谈。当我们说明来意，请她谈一谈她与萧红的交往和有关萧红的情况时，她热情地应允了。

谈话就从萧军写的小说《涓涓》谈起。徐薇同志说，不错，萧军写的《涓涓》是反映我们在哈尔滨女中读书时的学习和生活的，书中的涓涓就是以我为原型的吧，我当时的名字叫徐淑娟，涓涓的取名是拼凑“淑娟”的左右偏旁而成的。书中的莹妮就是萧红，她的本名是张迺莹，小娴就是我的另一个好同学沈玉贤。当时我同萧军并不认识，萧军是从萧红那儿得到素材的。《涓涓》我一直没有读到过，是今年（1981）萧耘同志（萧军的女儿，而不是萧红的女儿，却是一位萧红研究者）把《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寄给我，这上面重刊了《涓涓》。萧耘同志还向我解释，说因为是小说，不是传记，说我不会不高兴的。我看了小说后，觉得写得很好。原来小说虚构了涓涓家庭的反动，以衬托出涓涓的叛逆性，突出了她的反抗精神。当时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并不认为哪一个家庭不好就会被人看不起，而是认为家庭出身越坏越能衬托出这个人的叛逆性格，这与文化大革命时对一个人家庭出身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涓涓》里面写了好几个哈女中的同学，都很传神，萧军同志那时候恐怕还不到三十岁吧。

“那么，你为什么不写一点关于萧红的回忆录呢？”我们问。

她拿起案头的一封催稿信给我们看，笑着说：“你们看，又来催稿了，可我还未动笔呢！”停了停，又说：“至于写回忆录，老实说，我是很怕写的。”

“为什么？”

“第一，我想我还没有走到人生的尽头，好像还没有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吧；第二，写回忆录有借死者的华彩来装饰自己，给自己戴上光圈之嫌；第三，从自己的感情上来说，有些知己往事，感受很深，不去写它，它却时时浮现在眼前，光景常新，一动笔了，形象就好像要逃掉一些，而且，笔下的形象总不如自己脑中的形象清晰，那音容笑貌，一举一动总历历如在目前。因此，我怕写回忆录。”

“那么，请您随便谈谈关于萧红的事吧！”

“我和萧红是1927—1930年间在哈尔滨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我原是江苏常熟人，因我的父亲在哈尔滨工作，因此，我们全家来到了北方。1927年秋，我进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读初中一年级，编在第四班。”

“请允许打断一下您的回忆。我们读了一些萧红的生平资料与回忆录，其中对您刚才讲的这一学校的全称说法不很一致，总的说是大同小异。比如您刚才说‘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有的资料上只有一个‘区’字，有的资料上没有‘校’字，您能再回忆一下吗？”

徐薇同志沉思一下，用右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架，微笑着说：“‘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一点不错。有两个‘区’字，有一个‘校’字。”她接下去告诉我们：

“我当时13虚岁，是1915年生的。萧红跟我同一个班级，我一直记得她比我大三岁，但现在的资料都说她是1911年生的，那么她是比我大四岁了。”

我是个矮子，坐在第一排。刚才说的张迺莹就是萧红，她也常写成张迺莹。

迺莹是个很有才气的姑娘，她会绘画、会篆刻、能写一手好字，她学郑板桥体，着眼于整篇，很好看，纯乎是一件艺术品。这得力于当时的图画老师高仰山的培养。张迺莹、沈玉贤都曾在高老师的指导下经过了严格的铅笔素描、水彩、油画的训练。高仰山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院，他不仅图画画得好，教学很认真，而且他也爱好文学，很关心我们。说来也好笑，由于我的“国文”原来有点底子。我成了全班写恋爱信的“大秘书”，除张迺莹外，全班同学凡给未婚夫写的信，几乎都来请我“润色”或“审稿”。我曾经说过，如果我毕业了，没有事做，就到邮局门口去摆个代写书信的小摊子，专给人写信，保证不会饿死。因为要写恋爱信，因而张资平、叶灵凤的小说看了不少。张迺莹、沈玉贤也看的。这些情况终于给高仰山老师知道了，他就叫我们不要去看那些无聊的东西，并介绍鲁迅、茅盾、郁达夫、莎士比亚、歌德等中外名著给我们看，这样，我们当时读了《娜拉》、《伤逝》、《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不少作品。

张迺莹不大谈她的家事，但我们知道她很早死了亲娘，爸爸也不疼她，她有个胞胎兄弟叫张秀珂，还有个老爷，这两个才是他的亲人。她家早把她许给一个姓汪的，正是因为攀这门高亲，才让她来哈女中读书的。当时，我们女中学生的未婚夫大都在工大、法大读书，按那时的社会风气，这叫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金玉良缘。姓汪的也在法政大学读书，是个纨绔子弟，我们对他非常讨厌。在毕业之际，迺莹告诉我们，汪家提出了结婚的要求，问我们怎么办？大家商量后，提出一个逃婚的方案：上北京。吃饭问题如何解决？当时我们不知天高地厚，说“可以写稿子”。这样，我提出的逃婚出走的方案终于被采纳了。毕业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张迺莹到了北京，沈玉贤考进了哈尔滨女子师范学校，我回到了江南，我们认为革命在南方。而我的家里认为江南文化水平较高，要我“继续深造”，于是在我身上就没有产生矛盾，顺利地考进了松江女中，后因“思想过激”而被校方开除，因此我不得不改名为“徐薇”才考进上海复旦大学。这是1932年的事。

自哈尔滨分开后，我同张迺莹就没有再见过面。我们建立了一个通讯网，有一个通讯的簿子，大家的信都写在上面。一处一处传邮着，北京就有张迺莹和高原。很多人问起这个通讯本子，那是早已不知去向了，这个通讯是在张迺莹被她的未婚夫骗回哈尔滨而中断的。我以后所知有关迺莹——萧红的事，就是得之于传闻，而不是第一手资料了。

我了解到了一些有关张迺莹的情况：大家所知，迺莹的未婚夫姓汪的追到了北平，迺莹受了这个人的眼泪的软化同他同居，后来又被姓汪的骗到哈尔滨，被汪安置在一个什么旅馆，汪自己却逃之夭夭了。这时迺莹已怀孕，身无分文，连买一块面包的钱都没有，旅馆老板想把她卖到妓院里去，直到后来三郎即萧军，趁哈尔滨发大水，用小划子把她救出。(为此，我是一直感谢萧军的。)迺莹嫉恶如仇，富于反抗精神，但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中，也看出她还有软弱的一面，当时我对她的“抉择”感到痛心，现在我是多么责备我没有给予必要的帮助啊！

选自《萧红研究》第一辑，孙延林编，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萧红的朋友和同学—访陈涓和杨范同志

丁言昭

1933年下半年的一天，一艘客轮从上海出发抵达大连码头，在旅客中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下了轮船，又踏上一列北去的列车。她那双灵活的大眼睛里充满了稚气和坦白的目光，身材适中，这位姑娘虽是头次独身离开上海出远门，心中却一点也不着慌，因为她想到不久就可以到达哈尔滨，看到多年不见的哥哥，心中充满了喜悦。这姑娘是谁？她，就是后来成了著名的俄文翻译家的陈涓同志。

1932年9月，日寇进攻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蒋介石却发出不抵抗的命令，事变次日，乞求“国联”来华调停，致使东北沦陷。在这种情况下，陈涓来到了国际都市——亚洲的“小巴黎”——哈尔滨。

陈涓的哥哥叫陈时英，在哈尔滨邮政管理局当职员。陈涓到哈尔滨时，他正好出差，不在哈市，就由堂哥照顾她。大约是陈涓到哈尔滨半个月后的某一天，和堂哥的一位朋友同逛同发隆商店，这是一家百货商店，同时也卖书。她无意中发现了一本题为《跋涉》的小说散文集，作者署名：三郎、悄吟。“三郎”的名字引起了她的好奇，还以为是日本人。朋友说，是中国人写的，而且还是他的朋友呢。陈涓因刚到哈尔滨，一切都很生疏，想买点书看看，了解和熟悉当地的人情世故。但朋友劝她别买，可以把那二位作者介绍给她，同时还可以向他们讨书。当陈涓第一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萧军萧红家去时，二萧亲切真诚地接待了她，还送了几册《跋涉》给陈涓。萧红比陈涓大五六岁，就像大姐姐一样。这本《跋涉》出版于1933月10月，以“五日画报社”的名义印行的，印刷费是由朋友们凑成，初版只印了一千本。原稿大部由萧红手抄，她并到印刷局去装订这本书。当《跋涉》出版以后送到书店去的时候，没有几天，就因犯“反满抗日”嫌疑，便被禁止发售和没收了。解放后，国内大约仅存几册了。1979年10月，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向萧军同志借来《跋涉》，作为母本，按原版式重印了五千本，萧红若是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感谢这些热心人的。

杨范的哥哥叫杨子祥，在哈尔滨铁路车务技术学校读书，与陈涓的哥哥同过学。陈涓到哈尔滨后不久，陈时英回到哈尔滨，对杨子祥说：我妹妹来了，和你妹妹认识认识吧。两个姑娘年纪相仿，爱好相同，一见如故，立即成了好朋友。

杨范是1928年进入从德女子中学校(后来改成：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校)补习班，半年后，经过考试，升入初中一年级，1935年毕业。萧红比她高一班，在四班，杨范在五班。数字越大，级数越低。(照此说法，萧红应该是1928年入中学，而不是1929年。另有一种说法是1926年进中学，说法不一。)这所学校位于哈尔滨市南岗住宅区，环境幽美。操场很大，分球场、田径运动场，设有秋千架、爬竹杆架及荡船等运动器械，冬天泼上水，就成了天然的滑冰场，操场四周环绕着高高的白杨树，很美。“九·一八”后，操场的一半成了日本人的遛马场。学生中有走读生，也有寄宿生，所以学校里备有二百人的床位，供这些寄宿生使用。当时萧红就是寄宿生。杨范先是走读生，到快毕业时，为温课方便，也住在学校里，成为寄宿生。食堂和操场设在地下室。

从德女子中学校的校名来自于“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当时有个校歌，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杨范还能记得几句：“从德兮，松江滨，广厦宏开气象新，学子莘莘，先生谆谆……”作曲者是黄淑芳老师。她是北京体育学院的毕业生，教体育。黄老师在教学上很能动些脑筋，有时教学生在大操场上做舞蹈操，手里拿二朵红纸花，身上穿条小白裙，同学们上完沉闷的文化课，再上活泼的体育课，兴趣很浓。学校里经常组织运动会，有时还和外校一起在道里体育场，参加市里的运动会。当时学校里有“五虎将”曾参加了全运会，这在哈尔滨城里是很有名的。萧红当然也上过这位开朗的黄老师的课的。听说黄老师目前在北京，七十多岁了，还和青年人一样好学，每天听英语广播。

1928年6月4日，日本帝国主义派人在张作霖乘坐的列车上放炸药，张作霖身受重伤，数日而亡。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乘张学良刚上台不稳固，又提出修筑吉(林)敦(化)铁路线的要求。铁路如修成，要不了二十几个小时，日本就可将大部队开入东三省。消息传开后，东北人民再次掀起抗日爱国斗争。哈尔滨大中学生纷纷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哈尔滨医科学校带的头，从德女中也积极响应，但遭到校长的极力反对。校长叫孔焕书，平时师生背后都叫她“孔大包牙”。别看她平时铁着脸，耀武扬威的样子，一到自己的双臂被两个带大帽子的童子军托住时，发青的脸上，也会闪动着恐惧，只得同意学生上街参加游行，说：“你们跟着去吧！要守秩序。”当全校四百多人在大操场上整队出发的时候，萧红也是其中一个，而且还自告奋勇地参加宣传队，发传单、领喊口号等。杨范那时刚进校，在补习班读书，很小，穿个小斗篷，站在队尾，也跟着去了。关于这件事的经过，萧红在1937年11月27日写的《一条铁路底完成》里，有详尽的叙述，发表在1937年12月1日出版的《七月》第四期上。

萧红生性活泼，写得一手好文章，学校黑板报上，时常可以看到署名张迺莹(萧红原名)的散文等。她还绘得一手好图画，图画老师高仰山可喜欢她了。1977年杨范回到哈尔滨，旧地重游时，去看望高老师，可惜他已故世，不然，可提供一些萧红的情况。萧红常常出外参加活动，这在封建伦理观念统治头脑的校长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扬言要开除她。在学校里，萧红是大班的同学，杨范是小班的同学，虽互相照面，但从不打招呼，也不说话。直到1933年陈涓到哈尔滨后，杨范与陈涓一起到萧红家里去，才算正式认识。

那时萧军已把萧红从东兴顺旅馆里救出来了，一同住在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一所半在地下的小屋子，进去时，要往下走几格台阶。屋子里很暗，空空如也，只有稿子散得四处都是，桌子上有，地上也有，这大概是他们值得骄傲的最富有的财产吧。

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国大街上，杨范看到二萧。萧军脖子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蹬了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这件事给杨范印象很深，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二萧以卖文为生，生活很艰苦，但从情绪上看，却很快乐。”确实，萧红那时精神上是很愉快的，因为她在流浪、寂寞、困苦的生活中，遇到了亲人。

那时哈尔滨有个《大北新》画刊，是地下党领导的，具体主办人就是姜椿芳同志，还有已牺牲的烈士金剑啸任编辑，杨范在编辑部里管照片、财务等，有时也与姜椿芳等一起去印刷厂，接洽制铜版等事务，同时还写文章，发表在《大北新》画刊上有散文《一架钢琴》、《鸽子》等。她的好朋友陈涓也时有稿子来，如小说《棺材店老板娘》等。后来编辑部被日本人查封，姜椿芳被捕，金剑啸牺牲，杨范、陈涓及其他人就都离开了哈尔滨，这是1936年的事。萧军萧红早已离开哈尔滨，辗转青岛，到上海，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左翼作家交上了朋友。随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问世，正式登上了文坛。

两位老人回忆的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且属小事情，但对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兴许会有点参考价值。所以我在年内，屡次打搅两位老人，受到她们的热情帮助，得以写成短文，呈献给读者。

选自《萧红研究》第一辑，孙延林编，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鲁迅与萧红（节选）

姜德明

重要的叮嘱

萧红在上海举目无亲，生活是没有着落的。那时候，她常常冒着小雨，在落满了枯叶的环龙路上寂寞地走着。有时也到灯红酒绿的南京路上去看看。当她在永安公司看到那五光十色的化妆品，还有进口的巴黎香水的时候，她厌恶地说：“我一辈子也不会用那有臭味的水！”

当她实在忍受不住饥饿的时候，她在想：为了自己的创作，已经给鲁迅先生增加了负担；为了吃饭，难道还要麻烦鲁迅先生吗？最后，虽然难于启口，还是向先生提出想借一点钱。

11月17日，鲁迅先生慷慨地回答：“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鲁迅先生也想早一点同她相见，两天以后便在信中说：“许多事情一言难尽，我想我们还是在月底谈一谈好……说话总能比写信讲得清楚些。”

就在这封信里，鲁迅知道萧红他们住在霞飞路一带，因为这是白俄的聚居区，他马上叮嘱萧红：“现在我要赶紧通知你的，居霞飞路的那些俄国男女，几乎全是白俄，你万不可以跟他们说俄国话，否则怕他们会疑心你是留学生，招出麻烦来。他们之中以告密为生的人们很不少。”鲁迅先生想得多么周到，他以为萧红来自最北边的哈尔滨，那里正是白俄的第二故乡，她很可能懂几句俄文。如果稍不注意，便有可能被特务告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共产党，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当时这样被害的青年，鲁迅先生已经看到不少了。

鲁迅先生在百忙中特意安排好时间，正式约定与萧红见面。鲁迅在信中说：“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来一趟吗？小说如已抄好，也就带来，我当在那里等候。”小说，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书店，当然指的是内山书店。鲁迅先生还细心地给年轻人开列详细的乘车路线：“那书店，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多么想早一点看到先生啊。

在这以前，萧红还天真地问过鲁迅先生是否有着当先生和教授那样的架子，讲不讲什么规矩？鲁迅曾经诚恳地回答：“我的确当过多年先生和教授，但我并没忘记我是学生出身，所以并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马上就要见到鲁迅先生了。萧红的心猛烈地跳动着，她不安地盼望着30日早一点到来。30日，好容易又从早上盼到了下午两点钟。

难忘的会见

1934年11月30日下午两点钟，萧红按照鲁迅指引的路线，准时来到了内山书店。

她轻轻地推开了书店的门，心里激动得怦怦地跳着，两只眼睛紧紧寻觅着一位老人……在这一天的《鲁迅日记》上则仅仅写着：“萧军、悄吟来访。”

日夜想念的鲁迅先生就站在跟前，现在该有多少心事，多少委屈向先生倾诉呢……

她从鲁迅文章的战斗锋芒里，一直想象着鲁迅先生一定会有着巨人的体魄，壮伟的风采。万没有想到先生却是一位身材矮小，面目清癯的老人，甚至有点不修边幅，样子朴素平凡得很。

鲁迅一见他们来了，手里拿起一顶旧毡帽，腋下夹着一个红底黑花格的布包，先开了口：“我们走吧！”说完便带头走出了内山书店。

事后，萧红向先生讲了她原来对先生的想象，以及她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惊愕和意外。鲁迅释然地回信说：“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

在街上，鲁迅先生健步走在前面，最后走进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鲁迅领着一对年轻人找到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要了一壶红茶。

这家小店里的座位并不太多，光线也不充足，简直显得有点冷清。鲁迅先生倒是常到这里来，然而并不是为了喝咖啡。因为店主人可能是个犹太人，中国话听不太懂，而且只要客人一到，他就打开唱机放起音乐来。这样，谈起话来是很方便的。鲁迅先生经常在这里同左联的一些朋友们商议事情。

坐了不大一会儿，许广平领着海婴也来了。她是为了照顾鲁迅先生的安全而来，同时也是为了看看萧红，她同鲁迅先生一样，也很关切这个东北姑娘的命运。一见面，许广平就笑着问萧红：“看我像个交际花吗？”因为在这以前，萧红听到一个谣言，说鲁迅的夫人是一名交际花。她还在信中向鲁迅先先报告过这件事。

多年以后，许广平在《忆萧红》里写到同她初次相见的感受：“……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著，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鲁迅耐心地听着年轻人的叙述，临别的时候，许广平握住萧红的手，依依不舍地说：“见一次真是不容易啊！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再见了？”

鲁迅怕萧红一时还不能领会许广平这话的含义，紧跟着便向萧红解释：“他们(指国民党反动当局)已经通缉我四年了。”那时由于环境所迫，鲁迅先生不得不过着半公开半隐匿的生活，这次相见就显得更珍贵了，鲁迅先生是冒了危险来看这两个东北流亡青年的。萧红以感激的眼神深情地望着先生。

最后，鲁迅掏出早已准备好了的二十元钱，这正是萧红他们来信要借的。

接过了这二十元钱，一股酸楚的感情袭上年轻人的心头。萧红在流浪生活中看够了人间冷酷的面孔，而这位第一次见面的老人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安慰和温暖……她还看到，在这阴冷的初冬天气里，鲁迅先生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旧棉袍，脚下穿着一双旧的胶底帆布鞋，脖子上连一条围巾也没有。

在路上，萧红又想起刚刚交给鲁迅先生的那厚厚一叠《八月的乡村》的原稿，那是她替萧军抄写的。萧红后悔自己一向写不来大字，埋怨自己写的密密麻麻的小字，不知要使先生看起来多么费力。她是用复写纸抄的，有的简直模糊得无法辨认了。

回到住处，萧红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马上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流露了见到先生以后的不安和自谴的心情，以及拿到鲁迅的钱以后内心多么矛盾，更没有想到先生竟被迫害到这种程度，连行动的自由都很有限。

12月6日，鲁迅先生在回信中反转过来安慰萧红：“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俄国一个卢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接着，鲁迅又宽慰萧红，不必为他的安危顾虑。鲁迅说：“来信又愤怒于他们之迫害我。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我究竟还要说话。你看老百姓一声不响，将血汗贡献出来，自己弄到无衣无食，他们不是还要老百姓的性命吗？”鲁迅的心里装着整个民族的忧乐，他的心同所有被压迫的人们的心一起跳动着。

爱护这文苑新秀

萧红决定留在上海，尝试着要闯入那门禁森严的文坛。现在她已经找到了最可信任的老师，有了依靠，有了勇气。

她开始写作，关在屋里一时竟烦躁得静不下来，好像什么也写不出似的。鲁迅先生知道了这情况以后，马上写信来开导她：“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种情境。……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与此同时，鲁迅开始看萧红的中篇《生死场》，他吃惊于萧红对生活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更吃惊于看上去还有点纤弱的萧红，却能把“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描绘得“力透纸背”。鲁迅欣喜地发现了一个新人，看到在文学队伍里又将站出一个威武的新兵。许广平回忆说，当时鲁迅先生“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这自然是同萧军来作比较，因为鲁迅以为：“手法的生动，《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景宋：《追忆萧红》）

鲁迅先生高兴地把这陌生的新人引进文艺界。许广平说：“流亡到来的两颗倔犟的心，生疏，落寞，用作欢迎的热情，希望，换不来宿食。这境遇，如果延长得过久，是可怕的必然会消蚀了他们的。因此，为了给他们介绍可以接谈的朋友，在鲁迅邀请的一个宴会里，我们又相见了。”（景宋：《忆萧红》）

1934年12月17日，鲁迅与许广平联名邀请萧红于19日下午六时，在梁园豫菜馆吃饭。12月18日的《鲁迅日记》上记载着，鲁迅在这天的午后，亲自“往梁园豫菜馆定菜”。在邀请信中还告诉萧红：“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鲁迅又细心地介绍了去菜馆的路线图，唯恐她人地生疏不易找到：“梁园的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的近。”捧着信，泪水模糊了萧红的眼睛。

19日黄昏，萧红应邀赴宴。这是鲁迅专为一对文学新人举行的宴会。鲁迅先生特地邀请了茅盾先生，这也是一位一向关心青年的前辈作家。鲁迅有意让茅盾见见这位有希望的青年女作家。从此，萧红又有幸结识了茅盾先生，并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鼓舞。在座的“可以随便谈天的”人当中，还有叶紫和聂绀弩等人。这是萧红第一次同上海文艺界人士正式接触。她该怎样感激鲁迅先生这种用心周到的安排呢！作为饮宴的主人，看到萧红已经开始迈步文苑，那种喜悦的心情也是难以描述的。饮宴开始的时候，许广平还出去看了一转，回来在鲁迅先生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原来鲁迅先生让她去看一看有没有特务在盯梢。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一次饮宴啊！

当萧红从家乡流浪出来的时候，她随身带了件小玩意儿。那是用来活动手部筋骨的两只光滑的核桃，不知经过多少年代，用手滚弄得已经变成了紫红色。这是萧红心爱的东西，因为是祖父留给她的纪念品。流浪生活中，实在悲戚难忍的时候，她常常摆弄着它们，想念着祖父。祖父是自己的亲人，祖父心爱的小物件曾经给她带来不少的安慰，如今她觉得又找到了亲人，好像连这小东西也找到了它的去处。萧红便把这珍贵的纪念品在宴席上送给了海婴。细心的许广平为之感动地说，萧红“把这些患难中的随身伴侣，或传家宝见赠了。”

选自《新文学史料》第四辑，1978年8月

和萧红偶然相识

萧军

到了哈尔滨正式开始文笔生涯

到了哈尔滨以后，我把妻子打发回故乡去了（随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明我此后不知要到何方去，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请她不必再等待我了，另行改嫁吧），陪伴着我的身边唯一的“财产”只剩下了一支手枪了。

由于生活所迫，我开始用了一些笔名试着向几家报社投了一些短稿。这些报社文章是登出来了，但他们是不给稿费的。

这时哈尔滨像点样的只有一家《国际协报》，它是民办的，那时还没被日本人所收买。

我投了一篇稿子去，同时给编辑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困境，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稿费。这时我和一位朋友F住在道外一家小旅馆中。

稿子登出来了，过了一两天忽然来了一个人，声称是报社编辑派他来的，带来了一封信和五元钱。

信是约我到报社去一次见见面；钱是他个人的一点敬意，是谈不上给稿费的。

五元钱虽然数目不算大，但对当时我们的处境来说却是相当顶用的。

我到报社去了，和编辑见了面。这是一位身材瘦小，脸色苍白，带眼镜的，操着江浙口音，态度很热情而谦逊的人，他就是裴馨园（笔名老斐），《国际协报》的副刊部主编，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

F也到一家报社做编辑去了，我就搬到了裴家，食宿在那里，我助理他编一些“儿童特刊”之类，一面继续写些各样稿子发表在副刊上。

这就是我正式从事文学事业，以卖文为生的开端。笔名就用“三郎”了。

至于我为什么要用“三郎”做笔名呢？由于我曾经有过两位好朋友，他们比我大一些，我排行第三位，并非我真正从我亲弟兄那里排行过来的。我的亲母生了我一个就死了，我父亲又是他们弟兄中的老大，结婚早，我的前面就没有哥哥。

其实，这“三郎”上面还有“酡颜”两个字，最近一位老朋友忽然发现我这个老名字，就开始在信中公然称呼起来了。

我在青年时期是喜欢喝喝酒的，酒量并不大，只要喝上一杯，脸色马上就要红涨起来。加上我的皮肤本来就近于红色的，所以喝过点酒以后就被人们讽为“关公下凡”了(传说《三国》蜀将关羽的脸色是红的，所谓“面如重枣”)。

一次，偶尔翻读《楚辞》，在一处文字中看到了：“玉人欲醉，朱颜酡些。”为了解嘲自己，就用了“酡颜”二字加上了“三郎”，还把“酡颜三郎”这四个字篆凿在自己练武术用的剑身上。

我还为自己取过一个“辽西醉侠”的诨号，还请人给刻了一颗大印章。但是人们却把“醉侠”不怀好意地叫做“醉虾”，我就弃而不用了。其实我喝过酒的颜色确是和煮熟了的蟹虾很相似的。如今年龄大了，也无兴趣再喝酒了，喝了以后并不感到再有什么愉快，所以就干脆(并非绝对)戒了它。

我的第一篇发表在《国际协报》上的文章名叫《飘落的樱花》，其次是《桃色的线》和《孤雏》，……这些文章的具体内容早已经忘却了。

由于在报上不断刊载文章，就成了“知名人士”。在读者的眼睛里，有些文章写得还不错，从思想、感情上能够给与人一些启示、动力和慰藉……所以就结识了一些青年的友人。

那时我的年龄约有二十四五岁，所结识的朋友中他们大部分全比我要年轻几岁，譬如：舒群、金剑啸、罗烽、白朗、金人……他们有的是十九，二十二三岁上下。

和萧红偶然相识

人生是很难于排除偶然的遇合或分离的。尽管在这偶然的遇合或分离的后面是存在它的必然规律，但偶然究竟也还是“偶然”。

1932年夏季间，这时我正流浪在哈尔滨，为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同时也辅助该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编一些儿童特刊之类。

一天，老斐（裴馨园）收到一位女性读者来信，请求他给以帮助，能够为她寄去几本文艺读物，因为她是被旅馆所幽禁的人，没有外出的自由……

信是写得很凄切动人的。

老斐和我商量一下，要我去看看情况是否属实，我同意了。由他写了一封“介绍信”，附上了几本书，在一个快近黄昏的时候，我到了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

由于我是以报馆编辑名义前来的，旅馆对于那时的报馆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不能不让我去见她。

旅馆人员一直领我走到长长甬道尽头一间屋子前面，对我说：

“她就住在这间屋子里，你自己去敲门吧。”这人就走了。

我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稍待片刻我又敲了两下，这时门扇忽然打开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在门口中间直直地出现了。由于甬道上的灯光是昏暗的，屋内并没有灯光，因此我只能看到一个女人似的轮廓出现在我的眼前，半长的头发敞散地披挂在肩头前后，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的脸幅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我，声音显得受了惊愕似的微微有些颤抖地问着：

“您找谁？”

“张迺莹。”

“唔！……”

我不等待邀请就走进了这个一股霉气冲鼻的昏暗的房间，这时她拉开了灯，灯光也是昏黄的。

寻了靠窗的一只椅子我坐下来，把带去的书放在椅边一张桌子上，同时把老斐的“介绍信”递给了她，什么话也没说。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把这整个的房间扫瞄了一下，由诸种征候来看，可以断定这是一间不久以前曾做过储藏室一类的地方，那股冲鼻的霉气就是由此而发的。

她双眼定定地似乎把那信不止看过一次。她站在地中央屋顶上灯光直射下来的地方，我发觉她那擎举着信纸的手指纤长，蜡型似的双手有着明显的颤动……

她整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显得褪了色的单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了一双变了型的女鞋；使我惊讶的是，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临产期了……

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是沉默地观察着一切，研究一切，判断一切……

“我原先以为您是我在北京的朋友J君托来看我的，……原来您是报馆的，您就是三郎先生，我将将读过您的这篇文章，……可惜没能读完全……”

她从一张空荡荡的双人床上，扯过一张旧报纸指点着：

“我读的就是这篇文章……”

我看了一下那报纸，上面正是连载我的一篇题名为《孤雏》的短篇小说中的一段。原来在老斐信中他提过我的名字。

站起身来，我指一指桌子上那几本书说：

“这是老斐先生托我给您带来的，我要走了。”我是准备要走了。

“我们谈一谈，……好吗？”

迟疑了一下，我终于又坐了下来，点了点头说：

“好。请您谈吧！”

她很坦率、流畅而快速地述说了她的过去人生历程以及目前的处境……我静静地听取着。

“由于我欠了他们六百几十元钱，还不上，他们不让我再在原来的房间里住下去了，竟把我挪来这间预备客房，做过储藏室的屋子来住了，又阴暗，又霉气！他妈的！……”

在她述说过程中，无意间我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因为那上面画有一张图案式的花纹和些紫色铅笔写下的字迹，还有仿照魏碑《郑文公》字体勾下的几个“双钩”的较大的字，我问着她：

“这是谁画的图案？”

“是我无聊时干的。……就是用这段铅笔头画的……”她从床上寻到一段约有一寸长短的紫色铅笔头举给我看。

“这些‘双钩’的字呢？”

“也是，……”

“你写过《郑文公》吗？”

“还是在学校学画时学的……”

接着我又指点那字迹写得很工整的几节短诗问着她：

“这些诗句呢？”

“也是！……”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抹淡红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苍白的双颊！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与我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

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这些诗句，我今天大致还记忆着：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

她说：“当我读着您的文章时，我想这位作者决不会和我的命运相像的，一定是西装革履的快乐的生活在什么地方！想不到您竟也是这般落拓啊！”

事实上我当时的生活处境也确是不比她强多少的，仅从衣着上来对比，我当时只是穿了一件褪了颜色的粗布蓝色的学生装，一条有了补钉的灰色裤子，一双开了绽口的破皮鞋，没有袜子，一头蓬乱短发……而已，她那“西装革履”的设想破灭了。

临行时我指着桌上用一片纸盖着的那半碗高梁米饭问着她：

“这就是您的饭食吗？”

她漠然地点了点头，一股森凉的酸楚的要流出来的泪水冲到我的眼睛里来了，我装作寻找衣袋里什么东西低下头来……

终于我把衣装中的五角钱放在了桌子上，勉强地说：

“留着买点什么吃吧！”就匆匆地向她道别了。

这仅有的五角钱，是我的车钱，这时我只有步行了约十里路的归程。

在临离开那家旅馆时，我到了账房了解一下她的具体情况。

据旅馆人员说，她和她的“丈夫”汪××在这旅馆已住了半年有余，除开房金以外还要供给他们的饮食，有时还要借钱使用，因此计算到现在已经欠了六百余元。一个月以前，汪某说回家去取钱，至今未回，信也没有，……我们只能把她作为“人质”留在旅馆里，等待她丈夫回来还了钱，她就可以随便走了，……

旅馆并不知道他们还是“未婚”的关系，我也没必要向他们说明他们真正的关系，只是警告他们说：

“钱不会少了你们的，但是你们不能够存心不良，别有打算的！……我警告你们！”

“我们没什么‘存心不良’，只是要欠债还钱。谁把钱给了，谁就可以领她走……”

我明知他们是“瞧我不起的”，但他们表面上还表示“客气”，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吃“报饭”的，轻易是不愿得罪的。

那时期一些在大都市里开设旅馆或饭店的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地痞、恶棍一流，和官府、流氓……全有勾结，有的就是“一家人”。后来从侧面听说，他们待一个时期汪某再不回来，就要把她卖进“圈儿楼”（当时哈尔滨道外妓馆区），而且说她是自愿“押身还债”的，这就是当时可怕的处境。

幼年时期她的生活是黯淡的，孤零的，无助的；在精神上不被理解的。既无母爱，也无父爱，几乎等于生活在瑟瑟秋风的荒原上或沙漠中一株荏弱的小树！或者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一只畸零的小鸟！

稍稍长大以后，由于有了思想，有了意志……就要和腐朽的、顽固的家庭，学校，社会……作斗争！由于本身是无力的、孤单的、无助的……结果是失败了！遍体伤痕地失败了！几乎被拖进了万丈深渊，可怕的黑色地狱！

我们遇合了，我们结合了……就共同从事文学生涯。

这就是我和她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

1932年终，报社要在新年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我和其他朋友们全鼓励她写一写，起始她是谦逊的，缺乏自信的……好则，这特刊是由熟人所编，文章不会落选，于是她就写了《王阿嫂的死》这个短篇被刊载了，受到朋友们的鼓励了……这就是她从事文学事业正式的开始。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东北各省以后，首先是忙于军事征伐和建立伪政权的组织，对于文化方面的镇压和统治还没有提到首要日程上来，因此在哈尔滨还有着几家私营报纸和印刷业得以残存着。利用这一可乘的间隙，我们还可以尽可能开展一些文化、文艺方面的活动。

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尽管有的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成员，有的是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各自参加的地下组织都各有各自的体系，在思想意识上也各有各自的观点，存在着认识现实的差异和距离。但在“反满抗日”这一共同的目的上是同一的。

在《国际协报》上开辟了一个每周一次的“文艺”副刊。还在“满洲国”的国报《大同报》上办了一个名为《夜哨》的每周一次的副刊。

组织了一个“星星剧团”。

创办了一个“维纳斯画会”。

《国际协报》的副刊和星期副刊，那时由白朗（刘莉）负责编辑。

《夜哨》由我集稿而后寄给《大同报》副刊主编陈华，由他来选取。这副刊出到了二十一期因被发现有暴露日本兵在乡村“讨伐”过程中的恶行，被报馆当局勒令停刊了。

“星星剧团”导演是金剑啸，我是演员之一。

“维纳斯画会”主持者是金剑啸。会员有冯咏秋、白涛、萧红……我也是会员之一。

1933年秋，我把自己和萧红写过的文章，选拔了一下，出了一本小说、散文集名为《跋涉》。这里收有我的六篇文章，她的五篇文章。

随着一些反满抗日的以及中共地下组织接连被破坏，白色政治恐怖气氛一天比一天浓重起来。随着《夜哨》的被停刊，剧团的一个团员被捕了，从民教馆借用的画会房子也被收回了，展览会也无地可开了，只好把剧团解散，画会解散，加强个人写作的活动。捕人的事情，杀人的消息，经常发生，我们这些人在生活上、工作上，全进入了一种紧张的、时时刻刻做着有被逮捕可能的准备，很有点“朝不保夕”、“日不保夜”的趋势。

有的朋友一再地警告我们，敦促我们，应该赶快离开哈尔滨。

但是，我们投奔哪里去，投奔谁呢？怎样走法呢（这要一笔路费呀！）？单独我一个人还是方便的，萧红该怎么办呢？能丢下她不管吗？她的身体弱而多病，又无生活能力，……一切陷在无法解决的矛盾中。

选自《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萧军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

二萧与裴馨园

黄淑英 口述萧耕整理

1932年的时候我家正住在哈尔滨。那时我大约有二十二三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丈夫裴馨园比我大十四岁，是一个很文静的，沉默寡言的人，他个头儿不高，体格也不大好，很瘦弱。平日他是忙忙碌碌地去上班，回到家里，就一头扎在他的书房里写东西、翻报纸、看稿件、校样……因为我是个家庭妇女，没念过几年书，在家里的地位虽然是主妇，但是一切“内政”和“外交”都是由丈夫和他的一个管事人来操办的，就连孩子们的日常用品，也都是由丈夫亲自买来交给我的。我也没有什么亲戚或朋友，所以也很少出门儿，对外界的事儿也就知道得很少，就连我们家住的属于哪道街，街名儿叫什么，也弄不清。

丈夫当时的职业是什么呢？我只知道他是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同时还兼任《五日画报社》等报纸的编务。《国际协报》是属于商办性质的报纸，每天出一张，共四版，文艺副刊占据了第四版二分之一的版面。在这副刊版的版头，我丈夫用“老斐”作笔名，开设了一个“老斐语”专栏，他几乎是每天都要用这块“老斐语”的专栏，写上三五百字的杂感或散文，用比较隐晦的语言来揭露、讽刺当时黑暗社会的弊病；表达在日寇铁蹄下人民的痛苦心声；失学失业青年的苦闷；评论评论国际上发生的新闻、丑闻……有的时候，与哪家报纸发生了矛盾，他也用这个专栏来打“笔仗”。

他很喜欢安静，他的书房平日是任何人不许随便进的，孩子们总是躲得远远的。他有个习惯，就是爱在床上、桌上、凳上……到处都堆放着书、报、稿件、校样……我每天去给他收拾房间，整理床铺的时候，就爱随手翻看翻看他那些书报稿件之类，他用“老斐语”专栏与别的报纸打“笔仗”，我就是这样看到的。因为我对《国际协报》文艺副刊也很感兴趣，所以就很留心读那上面所刊载的文艺作品，许多后来成名的文艺作家的初期作品，我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的。

每天一到下午，就陆陆续续地有读者、朋友和同事来找他了，这个时候是他在家“办公”的时间，就是我，他也是不欢迎去打搅他的，把房门紧紧地关着，很是繁忙……

记得在他接手编辑《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版时，他曾向报社提出过一个条件：“如果让我负责主编，就不许可任何人来干涉我，也不受任何检查。”（当时其他报纸的稿件是要经过满洲特务机关检查的）所以，这个副刊的选用稿件就都是由我丈夫很仔细地一篇篇地亲自过目，不管有多忙，他也必须亲自看校样，一校，二校地看……对一些爱国的、有民族自尊心的、有才华的、能反映时代风貌的青年作者的作品，他也总是尽力给他们以发表的机会。

一天，我见他拿着一份读者投稿在那里反反复复地看，还不住地表现出赞许的样子，显得很高兴。我便问他是什么高兴的事，他说：

“我发现了个人才。”还不住嘴地夸赞这个投稿者“有才华啊，有前途！……”

“你认识这个人吗？”我问。

“不认识。”他说。

“你既然喜欢他，为啥不把他找到家里来见见面呢？”我说。丈夫很同意我的建议，一天，他便把那个“有才华”的投稿者请到了家里来，他叫——三郎——也就是后来的作家萧军。（据萧军说他在《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名为《飘落的樱花》——耘注）

初见到三郎的那时期，我们家人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首先从他的穿着来看：记得他当时穿着一件蓝色不蓝，灰色不灰，被阳光晒褪了色的粗布学生装，领口、袖口、肩、肘等处凡是容易磨损的地方，都露出了断布丝的毛茬儿；下身穿的是一条西式灰色裤子，不但没有笔直的裤线，而且还补着补丁；脚上穿着一双开了绽的沾满了泥迹的旧皮鞋；一头不加修饰的自由生长着的直直竖立着的寸发，很黑也很浓……生活显然是不富裕的，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五官轮廓很分明；体格虽然比较瘦但样子还精神，结实，个子不高，是个中等身量的人。他也从来不讲什么“客套”，也不和人寒暄，总是来了就直奔老斐的书房，一谈就好半天，谈完了，手里拿些什么稿件或书籍抬腿就走了，第二次来了，仍然如此。所以家人们背后议论说：“看不出三郎是个吃墨水的……可裴先生可是斯斯文文的……”

只有我丈夫老斐是很看重三郎的。他认为三郎是个质朴的人，有才能的人，他不但请三郎帮他整理稿件，校对校样，最后《国际协报》文艺副刊就索性让三郎来选稿、编辑，代他去跑印刷厂，联系一切难于办理的事务……老斐就只签签名，或看看报纸的版面安排就又忙于其他报刊的编辑事务去了，他对三郎的工作，是完全信任的。

时间长了，接触了解的多了，三郎以他那特有的坦率、真诚的性格改变了别人对他的议论，逐渐地成为了我们家毫不拘束的常客。又因为他那热忱、直爽、淳朴、不怕吃苦受累的品格使他与印刷厂的工友弟兄们很快地就成了朋友，他们都不把他当外人，看成是自己人，因此每次跑印刷厂的任务三郎都能完成得又快又好。老斐就时常背地里在我面前夸奖他说：“三郎不但文章写得好，人缘儿也好啊。”有的时候他两人一谈就谈到深夜一两点钟，天太晚了，他就留三郎住在我们家里，后来干脆就请三郎搬来我家住了。经常看见他们在那里谈得兴致勃勃的没结没完的。

以前老斐的书房总是静悄悄的有人似没人，来了客人谈话也是低声细语的。自从认识了三郎之后，他的书房可是热闹了起来，不但能时时听到他们大声地在谈论在笑，而且还经常有一些进步青年朋友来聚会，三郎有时高兴起来，还要拿起他那把挂在墙上的宝剑练一趟，或者放开嗓门唱一段儿他最喜欢的京剧《打渔杀家》呢！这个时候我要进去凑一凑热闹，听他们说古道今的，我丈夫是绝不阻止的。听他们提到过黑人（舒群），也知道有一个翻译俄国小说的金人，但是这两个人来没来过我们家，长得什么样儿，我是一点儿也记不得了。还听他们讲起过一位朋友，被日本人抓去了，他从狱里逃了出来，但是因为他没有穿鞋，又被日本人抓住了……（当时被抓去的犯人，一进狱，日本人就没收了他们的鞋，市面上的鞋店，也不卖鞋给光着脚的人。）这个人是谁呢？生死如何？我都记不清了。

在三郎等诸位青年朋友们的大力协助之下，《国际协报》文艺副刊越办越生动，越加活泼起来，在整个东三省的报界来说，这个副刊也是很受读者欢迎的，确实起到了它一定的进步作用。

“你就大着胆子办吧！”大家鼓励我丈夫说。

“有了你们，我就不怕，只要你们敢写，我就敢登！”老斐的劲头更足了。后来又编辑了《儿童专刊》和《新年特刊》也同样受到了读者的关心和喜爱。在这个时期里由于老斐对青年朋友们的真诚的信任，他用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给予这些进步的青年作者们开辟了文艺斗争和习作的阵地，像后来有成就的作家萧军和萧红(三郎和悄吟)等人，就都是在这《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了许多篇练习的初期作品之后，开始正式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还有作家山丁、金剑啸、罗烽、白朗、舒群、金人等——耘注）

大约是在松花江发大水之前，1932年的夏天，我丈夫告诉我说他收到了一个女读者的来信，在这信里这个女读者似乎是指责了老斐，并写了“我们都是中国人”等样的话，老斐觉得很有趣，一边笑一边说：“在中国人里，还没碰见过敢于质问我的人呢！这个女的还真是个有胆子的人！”后来又听说这个女人因为欠了旅馆很多的债，被困在了旅馆里……这就是后来的作家悄吟（萧红）。

老斐把信交给三郎看过之后大声地说：“我们要管，我们要帮助她。”我只知道三郎去看望悄吟了，怎么去的？我记不清了。（据萧军说是由老斐写了封“介绍信”，并带上了几册悄吟要借的文艺书籍于7月12日去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二楼，一间放杂物的、发着霉气的房间里看到悄吟的。她当时处境很危险，因为欠了旅馆六百多元的债，旅馆蓄意将她卖到妓院。——耘注）

就在我们商量着如何救出悄吟的时候，松花江水暴涨了，哈尔滨道外一片汪洋，人们要乘摆渡才能通行。想起了被困在道外旅馆中的悄吟，大家很焦急。三郎说他自己会游水，也能爬高，身体也结实，能把悄吟救出来……于是就同意由他带着香肠和面包赶忙游水到悄吟那里去了。当天，当悄吟到我家来了一些时候了三郎才赶了回来。（据萧军说当他游水到旅馆时，悄吟已搭乘一条柴船按照萧军前几天留给她的老斐家的住址先走了。——耘注）由三郎介绍着，悄吟与我们大家一一相识了，我们也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热情招呼着悄吟一起吃晚饭……悄吟当时穿着一件旧蓝布旗袍，脸色苍白，神情也显得有些紧张，光着脚穿着一双半旧的鞋。也许是彼此生疏的缘故吧，她不太爱讲话。当晚，便安顿她在我家客厅住下了，老斐一再嘱咐家人说：“不要去打搅她，让她安心休息……”所以我也就很少去客厅，也没和悄吟在一起单独地长时间地谈过话。这时三郎几乎每天都来看望她，看样子两个人很谈得来，三郎一走，悄吟就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捧着本书在那里读，甚至一天一天的也不出房门外去走动走动，也不太愿意主动和别人讲话或打招呼。天长日久，我家里人（除了老斐）就经常在我的耳朵边上嘀嘀咕咕地说悄吟孤傲、不通人情世故，甚至还埋怨我说：“真是没事儿找事儿，让这样一个人住在家里，吃在家里……”（当时悄吟正怀着孕）因为我太年轻了，太幼稚，听了这些煽动性的话之后也没仔细地想一想，对悄吟也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就在悄吟从医院分娩回来后不久，忘记为了一件什么事，（好像是我在三郎面前说了悄吟的闲话）说着说着就与三郎争吵了起来。年轻的三郎脾气是很火暴而执拗的，我年轻时口头也很是不服输，俗语讲：“骂架没好口，打架没好手”，越吵越凶，就这样彼此伤了和气，第二天吧，三郎就带着悄吟离开了我们家……事情过后我也时常后悔，但是已经如此了，也无可挽回了，所以至今我还记得这件事。自从这次争吵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悄吟，有时在副刊上倒是经常看到她发表的文章，觉得她确是位很有才气的人，我丈夫也经常说她有才华，并说她和三郎是“一对流浪儿，还满对脾气的呢！”

三郎虽然仍像往常一样与我家常来常往，只是因为感情上有了隔阂，他只是与我丈夫谈论稿件和出版的事务，并不与我打招呼，我也赌气地想：“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就这样彼此僵持了一段时间。一天，我丈夫提议带着孩子们到野外去玩一玩，同时又邀了几位平日经常来往的好朋友同去。当我们走到一个大水槽附近的时候，别人都从临时搭起的独木桥上迅速地走了过去，丈夫也带着孩子们走过去了，我看着那悠悠颤颤的独木板儿桥，心里真有些发慌不敢前往。这时只听我丈夫在对面喊着：“三郎，快把你嫂子扶过来。”（其实三郎还比我大二三岁呢！）我一回头，才看见三郎默默不语地正站在我的身后，听见了老斐的喊声，三郎便快走了几步到我前面，侧过身来，伸过手将我扶过桥去，从那天以后，我们便和好了。

虽然三郎和悄吟搬到外边去住了，我丈夫还是经常地关心着他们，帮助着他们。他觉得从三郎身上可以得到一种鼓舞人的力量，办起事来就不发愁，信心足，有三郎在身边儿心里就踏实了许多，没有犯难的事……所以他几乎是时刻离不开三郎，总是叨念他，提起他，大事小事都要和他商量商量。到了1934年的夏天，听说三郎夫妻要离开哈尔滨了，几天来我丈夫的心情都很低沉。我问他：

“三郎他们要到哪儿去？”

“准备到上海。”他说。

“干什么？”我问。

“去见鲁迅先生。”

“你身边儿既然离不开他，为什么不留留他呢？”

“那怎么行呢，他们有他们的前程啊……”丈夫无可奈何地感慨地叹了口气，就再也不说话了，独自回到他的书房里……三郎他们的路费据说是朋友帮助凑齐的，什么时候从哈尔滨动身的我就不知道了。

1935年三郎的《八月的乡村》和悄吟的《生死场》出版了，我丈夫高兴地说：“总算看到他们开花结果了……要是能见见面有多好。”此时他的写作热情也似乎随着三郎他们的南去而逐渐消失了，他越来越懒于动笔，身体也越来越衰弱，后来又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终于离开了哈尔滨到了北京。

记得他曾收到过三郎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他不知道读了多少回，并把它小心地放在自己随身带着的钱夹子里。一天不小心让小偷把钱夹掏了去，为了能寻回这封信，他特意花钱请了一次客，请诸位到场的警方人员千万帮他找回这封信。一直到1957年裴馨园去世之前，他都念念不忘当年《国际协报》投稿的那些朋友，特别是三郎。老斐没能够再见他一面，这是他最感到惋惜的事。

1979年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召开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萧军(三郎)的名字，心里很高兴，很想去看望他，可是又顾虑重重，怕他不愿意接待我。几十年不见了，彼此生疏了，我的丈夫老斐去世了，四个孩子也都死掉了，只剩下我这个孤零零的老太婆，谁还会记起我呢……我的一位老朋友很理解我的处境和感情，她一再热情地动员我给萧军写封信，也许萧军能回信呢？就在我发信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刚刚走进院子的大门，就有邻居的孩子告诉说有二位来客在等我。这时只见一位头发花白、面色红润、体格很壮实的老人在那里低着头用笔正在写着什么。他听见我回来的声音，立刻就走到我的面前，乐呵呵地说：

“你不认识我了？我正要留个条子给你。”

“不认识了……也不敢认了。”我确实认不出这位胖墩墩声音透亮的老人是谁？

“我是萧军，这是我的女儿萧耘。”

“啊……”我因为一时心情太紧张了，也不知说什么好了，脑子也一下子乱了起来，手也抖起来了，开了几次才把门锁打开请他们进到屋里，想说些什么呢？我万万也没有想到萧军接到我写的信当天竟冒着那么热的暑气来看我，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尊重友谊的人。

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生活上如有些什么困难不要发愁，只管写信给他，不要客气……我说：“我什么也不用你担心，我今天能见你一面也就知足了，老裴临去世之前还在叨念你，今天总算代他了结了这份心愿。”

选自《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四辑，1982年

“牵牛房”忆旧

袁时洁

作者介绍：袁时洁同志是黑龙江省爱辉县人，少年丧父，稍长考入哈尔滨女一中附属师范学校。后与黄之明结婚，新居之室谓之“牵牛房”。1937年她只身投奔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工作，后到白区工作。解放后一直在北京民航总局工作。

“……奇她们已经安定下来了吧？两三年的工夫，就都兵慌马乱起来了，牵牛房的那些朋友们，都东流西散了。”这是萧红1936年11月2日由日本东京寄给上海三郎信中的一段话。信中的“奇”，就是指的我。我当时名淑奇。时光流去四十多年，现在，由我来回顾“牵牛房”那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牵牛房”的主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沈阳，当年年底进入哈尔滨。当时我是哈尔滨女一中附属师范的学生。“九一八”的炮声促成我与爱人黄之明结了婚，住在哈尔滨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的一个大院内。大院的深处有木工作坊和一些职工家属宿舍，我们家靠近大院大门附近。房子宽大，窗门向南，屋内客厅、住室、书房、厨房、厕所等俱全。我同老黄住客厅的西面，隔成两间的寝室里。客厅的正南面有两个大窗户，窗户中间放着一个大写字台，上面放些文房四宝，多是画具等。客厅的正中央安放着一张方桌，桌面上铺盖着和室内颜色调和的带深浅方格子花纹漆布，桌子四周放有六七把椅子。这所房子正面的门窗迎着过往出入大院的人们，我们感到这对来往的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很不方便，我们就在窗前种了许多牵牛花，这样一来，我们的房舍不仅装饰得美观，也达到了可以遮挡过往行人向室内张望的视线。

牵牛花盛开了。一天，老黄下班回家，看着粉白色、红白色和紫里衬白的牵牛花，爬满了所有的窗子和风斗门，老黄兴致勃勃地建议：“把我们这个房子叫‘牵牛房’吧！”大家听了，高兴地拍着手说：“好哇好哇，对啦，你就当这房子的老黄牛。”老黄听了美滋滋地笑着：“这个命名我倒满意。”后来，凡是来我们家串门的或聚会的朋友们，都得了沾“牛”字儿的外号，如“胖牛”，“瘦牛”，“傻牛”等等。“牵牛房”就成为当时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们聚会和活动的地方。

“牵牛房”的客人

来“牵牛房”的人们，有作家、有诗人、有画家、有职员、有教师和学生等。

常聚在“牵牛房”的人们，起码都具有着爱国主义思想，有着希望中国共产党将来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一个革命的新社会的向往，渴望着中国共产党迅速唤起全国人民觉悟起来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大家都明白，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彻底翻身做主人的日子的出现。在“牵牛房”里，有的实际就做着秘密抗日工作，宣传着共产党领导“东山里”抗日游击队的胜利，宣传着抗日游击队的胜利消息，主要是工人和学生援助抗日和参加抗日的消息，宣传着中国共产党反围剿胜利的消息。

当时，来“牵牛房”的三郎（萧军）和悄吟（萧红），算是“职业作家”。他俩在物质生活上是一贫如洗，常常饿着肚子。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萧军的名字上了黑名册，但仍秘密地写着《八月的乡村》；萧红写着《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等小说，稿酬微薄，他俩顽强地、不懈劲地向恶劣环境搏斗，大家称他们是硬骨头。常来“牵牛房”的朋友，还有白朗、罗烽、舒群等。这些人，是我的启蒙老师，又是一起学俄文的同学。当时我的年龄是17岁，萧红给我起名叫“小蒙古”。我思想是简单的，头脑是单纯的，唯独接触了这些老师，我学习不少革命道理，并阅读了他们带来的不少进步书刊，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祝福》、高尔基的《母亲》、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等等。悄吟对我说：“一个女人要想翻身，必须自己站起来，参与革命事业，不给男人当‘文明棍’，不给男人当‘巴儿狗’。”由于“牵牛房”的朋友们的启迪和影响，使我这个无娘的受苦人，后来竟毅然舍掉了所谓小家庭的幸福，舍下了独生女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奔了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牵牛房”的画家，是金剑啸，他是有才华的画家。剑啸是一位主要画电影广告和商业广告的画家，由于宣传抗日，后来竟被日本特务逮捕，英勇就义，牺牲时才26岁。

“牵牛房”的鲁大哥和孙教师

孙教师夫妇，是做秘密工作的。他们夫妇两人，一位是中学教师，一位是专科学校的教员，经常在“牵牛房”客人稀少的情况下来作客，来后默默地交给我和老黄几张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山里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寇的胜利消息。我当时非常喜爱和羡慕那约有二毫米的字体，非常干净漂亮的油印抗日宣传品，幻想有一天也会写，也会那样做下去……常同他们夫妇接触的是唐达秋，他是哈尔滨第二师范的学生，从政治上和学习上与孙教师夫妇联系密切。他是“牵牛房”的“小弟弟”。

“牵牛房”的老大哥名叫鲁少曾，是哈尔滨铁路局的职员。他是一位谨慎稳重的大哥。他常对大家说：“出入‘牵牛房’的人要注意提高警惕，我觉得大门外来往的行人有些不对头呢！”于是，在必要时，老黄就让我抱着“小姑娘”（邻家女孩名）从室内往窗外瞧着“狗”（指特务）。

“牵牛房”是日本占领哈尔滨以后，朋友们聚会和活动的地方。听了鲁大哥的建议，大家警惕性高起来。我们在客厅方桌上放上瓜子、花生、糖果之类。每在朋友多时，若来了不速之客，由在座的一人宣布：“为黄大哥、大嫂的‘石头婚’祝贺！”或者在桌上摆上麻将、扑克之类，特意玩起来给查户口的，给走错门的，给那些“狗”们看。鲁大哥给大家的教育是很大的。

当年“牵牛房”的朋友，萧红、黄之明、唐达秋（即唐景阳）、金剑啸等人，一个接着一个的先后早已去世了，缅怀往事，令人痛心。活着的萧军、舒群、白朗、罗峰等从落实政策以后都很好。我在四十年前舍下的唯一独生女儿名叫黄鹂，13岁参军，在革命队伍中成长为一名女高音，她没有辜负父辈们的期望，我也就得以欣慰了。

1980年4月29日

选自《哈尔滨日报》，1980年8月3日

《夜哨》上的亮星

梁山丁

“九一八”像一块夜幕，企图把东北文坛上刚刚燃起的“普罗文学”火花扑灭，然而人民的火种是扑不灭的，新文学的灵魂又在借着敌人的尸体复活起来。1933年初秋，《夜哨》文艺周刊，在“满洲国”的长春出版的《大同报》上创刊，宛如在黑暗的夜空，燃烧一堆野火，闪烁在祖国的北方，给沦陷的东北人民带来光热和希望。

创刊号上有一首题名《解放》的诗，代替了《夜哨》的发刊辞：

你们像是牢狱里的囚犯，

紧缠着笨重的铁链，

如今，一团烈火燃烧着——

铁链就要被毁断，

打开牢狱之门前进，

光明就在你眼前出现。

再也不能安分地期待，

期待只是受那种种的割宰，

如今，奴隶们只有一个路——

钢铁一般团结起来，

伟人一般看重自己，

把铁锁链毁断，

去欢迎那光明的出现。

这就是《夜哨》的呐喊和呼唤，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是能够听到这个声音的。

在《夜哨》的创刊号上，女作家萧红以“悄吟女士”的笔名发表了短篇小说《两个青蛙》，描写两个政治犯在监狱里的生活，通过两个青蛙变成一群小青蛙，预示着人民革命的胜利。她以女性细腻而又粗犷的笔致，把一对男女青年的爱情和革命工作揉合起来，两颗年轻的心交织在一起，流着革命与恋爱的血汁。作者巧妙地反映了东北沦陷以后进步青年们的思想斗争，她借小说中的人物，抒发她对生与死的观点：

在这样的世界上，我也真希望死了。因为你，我死的希望破碎了，你不是常说吗：想要死的人，那是自私或是个人主义的变态。

萧红在那时，她刚刚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开始，就宣传为集体而活着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她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倾向性。

《夜哨》共出刊二十一期，几乎每期都有萧红的作品。小说《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烦扰的一日》；散文《小黑狗》、《渺茫中》；诗歌《八月天》……

《夜风》是一篇描写抗日联军和贫苦农民血肉相关的故事，作者赤裸裸地暴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欺骗与剥削。代表地主阶级形象的老祖母，和代表贫农形象的李婆子，对立的阶级感情，通过几个细节的描写，生动地表现出来。如老祖母骂“可恶的×××（指共产党）又在寻死”，而李婆子却和×军（指红军）一起包围地主的房舍，挥舞着拳头。《夜哨》的读者是明白这个“×”的含义的。这篇小说当时分三期连载在《夜哨》上，后来收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萧红选集》里。

萧红是出现在《夜哨》上的一颗亮星，她那闪闪发光的文学作品，轰动了沦陷初期的东北文坛，她是东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

萧红，本名张迺莹，清宣统三年农历五月初六，即公元1911年6月2日，诞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42年1月22日，以肺病和气管性扩张病逝于香港，埋葬于浅水湾，终年32岁。

萧红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发表于1933年哈尔滨《国际协报》新年号征文，她的文学创作才华，初露锋芒。当时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积极团结进步青年进行“反满抗日”宣传活动，《夜哨》文艺周刊，是在罗烽、巴来等共产党员的支持下创刊的。由三郎（即萧军）集稿，从哈尔滨寄到长春，每周一次，由《大同报》副主编陈华选取发稿。从1933年8月6日到12月24日，《夜哨》共出刊二十一期，发表小说、剧本、散文、诗歌、杂文共七十六篇，最后一期上刊登一篇揭露日本兵在乡村讨伐中制造罪行的剧本，《夜哨》终于被报馆当局勒令停刊。

《夜哨》唱了绝响，但它的社会影响却一直没有消失，它的火种并没有熄灭。

1934年1月，继《夜哨》之后，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出刊《文艺》周刊，由刘莉（即白朗）主编。《夜哨》的作者，全部更换笔名，萧红开始用“田娣”笔名发表小说《患难中》、《镀金的学说》，同时，在每天出刊的《国际公园》副刊上，开始连载《生死场》中篇小说的前两章，《麦场》、《菜圃》，作为独立篇章发表。当时，并未引起读者们的特大注意。这年的6月12日，萧红与萧军一同被迫离开哈尔滨，由大连登船到青岛，萧红的《生死场》写成，1935年在上海以“奴隶丛书”名义出版，鲁迅先生亲自给小说写了序言：“北方人民的对于生活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因为这是一部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轰动了祖国的文坛，奠定了萧红文学生涯的基础。

萧红在短短不足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七八十万字的文学财富，这些作品，从在哈尔滨出版的短篇集《跋涉》（她和萧军合著）到在上海出版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短篇集《牛车上》、《朦胧的时期》、回忆录《回忆鲁迅先生》，和在香港出版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纪念鲁迅先生的哑剧《民族魂》到最后的绝笔《小城三月》，都是她在长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生活中创作出来的；都是她呕心沥血、艰苦勤奋创作出来的。这些作品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所叙述的故事情节，充分反映大动荡的时代脉搏，充分说明作者的思想感情，一直是和劳动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

萧红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她在童年时代，失掉了母爱，为争取获得读书权利，和封建家庭进行斗争，终于到哈尔滨市立第一女中学习；她在青年时代，为争取婚姻自主，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开始过流浪生活，从哈尔滨逃到北平；1932年和萧军同居以后，以文艺为武器向敌伪统治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1934年离开哈尔滨以后，和萧军并肩战斗在鲁迅先生身旁；1936年和疾病作斗争，去日本疗养；“七七”抗战爆发后回国投入抗日斗争，1938年从武汉到临汾去民族革命大学教书；在临汾和萧军分手，说明：她在爱情上也是一直在斗争着。1940年去香港，终于孤独寂寞地死去。

去年8月，我陪萧军同志访问呼兰萧红故居，我们参观了萧红童年少年时代居住的房子和她读书的龙王庙小学……回到哈尔滨以后，我又去商市街二十五号，访问萧红和萧军居住过的地方。这些访问勾起我很多回忆。

1933年秋天，《跋涉》出版后，《大同报》记者，曾写专文介绍，称赞它是真实生活体验的作品，它有坚强的思想意识，有忠实的描写，有特色的艺术风格，赢得当时文艺界的一致推崇。就在那年冬天，我披着一件老羊皮大衣，握着萧军给我的信，找到商市街。穿过一座透珑的铁门，在那间靠门的小房子里，会见了《跋涉》的两位作者萧红和萧军。他们热情地款待我这个从小镇上来的，有点土气的年轻人，那年我19岁。

我们互相称呼笔名时，感到特别亲切，宛如回到文学故乡一样。那天，萧红为我做的汤面，还有一碟俄式灌肠。我记得，萧红穿着一件青色旧呢大衣，黑剪绒小翻领，头发盖在额前双眉上，脸颊微微有些苍白，但两只大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作风朴素大方。她说话的语声很低，对人热诚，总怕我吃不饱，直说她做的不好，而我却吃得很饱。萧军却豪爽得很，他身上穿着俄式衬衣，扎个腰带子，戴着平顶小帽，完全是哈尔滨流行的装束，他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三大，大眼、大嘴、大手，和我握手时沉甸甸的，说话诙谐而有风趣，尽管他们当时生活很苦——他们是靠稿费生活的，他们毫不吝啬地招待我并陪我去访洛虹（即罗烽）和刘莉（即白朗），那天夜里我们一起在中央大街地下室酒馆吃了一顿俄式晚餐，然后在附近一家照相馆照一张相片。

第二天他们又领我到道里公园去访《牵牛场》的画家冯咏秋和老黄，还会见了搞俄文翻译的金人和写《风流会长》的达秋。我和哈尔滨文艺界结成的文学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

现在是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我的案头，摆着一本新出版的《呼兰河传》，这是最近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寄来的。这本书的扉页上画着呼兰小城和呼兰河的图案，扉页后面是一幅萧红照片，下面一行字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于哈尔滨”，从日期上说明，这是萧红离开东北时留下的最后形象，是一幅很珍贵的照片。

我望着萧红的遗像，思绪万千，屈指算来，萧红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八年了。今年6月是她诞生六十九周年！遗憾的是她没有亲眼看到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她小说里描写的那些贫苦农民早已得到解放，她所憎恨的地主阶级反动统治早已被推翻，劳动人民脚上的锁链早已被粉碎……万幸的是她没有经受到“四人帮”制造的十年浩劫，如果她真的活到现在，她也很可能被扣上几顶帽子的！而今天，粉碎“四人帮”以后，祖国处处是春天，文艺界的春天来得更早，北方文艺出版社传来了春天的喜讯，他们要为东北著名的女作家萧红出版全集；萧红家乡的乡亲们透露出他们的愿望，要将萧红的墓地由广州迁回到哈尔滨，将萧红呼兰故居辟为纪念室。我想萧红有知，她将并不感到寂寞的。

《夜哨》上的亮星，曾经闪耀在祖国的北方，把光和热温暖着东北这块土地，而后又把它的光芒射向祖国，飞向世界。

现在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在研究她，评论她，纪念她。

关于萧红的身世，听到种种传说，去年访萧红故居时和萧军同志谈过，到镜泊山庄时和陈堤同志谈过，今年春节在长春和锡金同志谈过，在牡丹江时又听铁锋同志谈过，萧红同志到底是不是张家的后代，我想还是让那些文学研究家们去探索，我在这篇小文里，只想给萧红画个速写，给一些青年读者提供一点印象。

选自《长春》第六期，1980年

重见萧军忆萧红

厉戎

萧军从延安回东北以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1946年，当时他正在佳木斯，是鲁迅文艺学院的负责人；可能是在早春的一个星期天，我步出合江省教育工作者学习班的大门，心情随着脚步声在起伏着，兴奋、愉快、急切、也还伴有一点紧张。三郎、悄吟都啥样了？几个孩子了？三郎还是那样肋脦吗？悄吟还那么瘦吗？这些年他们又写什么书了？……雪跺得嘎吱嘎吱响着，小北风不声不响地在咬着我的脸……经过传达，可下子见着了。“大哥！你还认得我吗？”我赶前两步，握着他的手，兴奋地笑着，不知怎么回事，这由初见而绽开的笑容却和久别的难过心情开始在挣扎，两颊前后地微微在抽动起来了，但我还是强忍住了充满两眼的泪水，他一面握住我的手不放，一面把胸部略向后仰，久久地注视着我的脸：“你是滕……”他似乎说不下去了，“厉戎！”我赶紧提醒他一句，他的手握得紧了，我们都笑了。“你长的比我都高！”他身穿青布棉袄，头戴个矮桩的毡子棉帽盔，拖着一双大毡鞋，面庞有些丰满了，眼睛也像比以前老成了，但还像有那股子亢劲。“到这屋吧！”他伸出右手让着我。一条旧桌子，上面横七竖八地堆挤着一大堆书报。我开始陈述着这12年的生活和工作，……“再写什么来没有？”他逐渐收敛了笑容，眼睛看着东窗，“我和关沫南在1937年冬合写了一本小册子《蹉跎》；在音乐方面，我编了一本《十字街头》，一本《歌潮》，还有几集《初学歌集》……”我呆板地背诵着，他没有什么表情，也不看我，这使我很不是滋味，摸不清他究竟要指责我什么。他点起了木头烟斗，狠狠地吸了一口，站起身来，在地板上踱了两步。我以前很少见他有这个舞台式的表情。“这12年你还是白纸一张啊！”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是说我在这期间没给祖国做出一点贡献。但我知道他初回东北，手头绝不会有我出版的东西，当然他更不知道这些集子的主要内容和伪满警察厅检阅股砍下去的东西。更不消提我在1942年春天已被特务股列入了黑名单。半小时过去了，既没见着悄吟，也没听见孩子们的嬉笑声，“大姐呢？”我想也许她在别的屋子里不知道我来，“她已经死了！”萧军的声音低沉了，轻轻的、慢慢的、平平的；他的眼睛半眯着，表情淡淡的、淡淡的。这个表情更加重了他的语调的分量，像在我的胸部压上了一块大石头，紧接着顶住了我的喉咙，使我透不出气来，就在这一瞬间，悄吟以前的各种表情都一齐涌上了我的脑际。他慢慢地走到西窗前，留给我一个他遥望着长空的背影，一团浓浓的青烟从他的头上慢慢地飘散开去。我有些后悔，不该冒然地直接向他了解，以致引起他的悲伤，当然大姐是多暂死的、什么病……这些话更不便再问了。忽然我想起我才看到的门联，是悄吟扔下的孩子吗？不是……大哥！你们房门对联的下联写的“一家四五口……是……”“我在延安结婚了，还生了两个孩子！……今天你在我这儿吃肘子，我还是不喝酒，要喝你自己喝吧！”显然他想转开话题，下了一道命令。饭后我在他另一间屋子里弹起了钢琴，他皱着眉，吸着烟，静静地听着。不管是在天棚、吊灯、还是在钢琴的黑白键子上，处处都浮现着悄吟清瘦的面庞，笑的、沉思的、顽皮的……以及每次我和他们见面的许多场面，鬼才知道我在弹了些什么，连何士德同志什么时候进来的我都不知道。

冷丁回忆起来，时间可真不短了，有的淡忘了，有的记忆还很深刻。那还是1934年的初春呢！我和山丁的弟弟考上了东省特别区立哈尔滨第二中学校的初中，因为我们都是孩子，第一趟出远门，两家都不放心，所以叫山丁跟来照料我们，他临走时，又把我们俩委托给他的文学朋友、本校师范六班同学唐景阳（笔名达秋）照看。上半年的学费是65元，来哈前父亲给我带了67元，答应以后每月寄给我两块钱零花，没想到学校另外还要五元钱的保证金，还得取个人名保。这下子可难住我了，寄信管父亲要吧？我知道这67元钱还是父亲外借了一部分才凑上的，不能再要，只有每月少花点零钱，还可以攒够数，可是这又远水不解近渴，还得找个保人，托谁呢？只有找唐景阳商量了。原来唐景阳也是个穷学生，全仗给《国际协报》写点稿子维持学习，但他却笑着对我说：“都好办！这个礼拜天我领你上一个朋友家借借去，这个朋友是家庭教师，还是个作家呢！”吃过了早饭，我们就出发了。哈尔滨的三月，还是大冷的天，没有风，也没有云，可是飘着清雪，一会儿身上就落了薄薄的一层，可能他是冻惯了，不戴帽子，散乱的长发，一走一扇乎，一副近视眼镜，一条长围巾，长棉袍子，拖地的长棉裤，后裤脚子都磨飞边了，一双大傻鞋……我们从南马路口往西拐，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到我们的身旁，速度大大减慢了，车门推开了，“道里一毛！道里一毛！”司机探出头来向着我们招呼。入学以后这是第一次上街，觉得什么都新鲜，小汽车虽然旧了些，没想到就这么容易坐上，但是我明白，这两毛钱对我来说还必须得掂算着花，我从后侧面望了望唐景阳，他侧过头来笑着说：“咱们还是走着走吧！不远！走着比坐车暖和呀！”我一边走一边看光景，一排排大楼真洋气呀！过了新城大街往西，行路的俄国人渐渐多起来了，男的都穿皮领子大衣，女的更洋气了，歪戴个小毡帽，上面插着个鸡翎子或者是几朵小绒花，长毛的大衣领子，两手插在手笼里，可是她们都没穿棉裤，露着腿肚子，穿双高腰丝线袜子，足登高跟鞋，外面还套了双胶皮套鞋。我真纳闷，她们上身穿的那么厚实，为什么脖子怕冷腿肚子反倒不怕冻呢？噢！可能也是冻惯了。

中央大街又名莫斯科娃牙，有中国字街牌，也有俄国字街牌，街东边是中国街，街西边是外国街。“这回可到了！你看道北那个铁大门洞子！”唐向道北指着。进了大门洞，正面是所小洋房，西侧有个小矮房，还带个木头门斗，进门就是厨房，能有两平方米大小，也许是乍进屋的关系，里面黑乎乎的，借着开门的小亮，模糊地看见有个年轻女人，我忙用唐的身子挡着自己，因为我不敢看她。“哎呀！达秋来啦！”声音像铜铃那样清脆，语调又是那样爽朗。“这位小老弟是……”显然她已经发现了我。“快进来吧！今天冷吧？！”随着里屋门的开处，闪出来个青年男人，个子没有唐景阳高，可是和唐一样，也是一头散乱的长发，两颊消瘦颧骨突出，眼睛虽然不太大，可是目光有神。“呵！还带来个小老弟？！”他的声音粗大，语调豪爽，看不出有一点教师的那种斯文劲。小屋顶多有十米，靠门左搭了张大床，被子是叠起来了，可是并不整齐，墙角挂了一幅小油画，一看就能认出来是这位男主人，颧骨高高的，倒有三分像朝鲜人，靠院子这边有一个玻璃窗，上面挂满了厚厚的霜，窗下摆着一张旧桌子和三个凳子，总的看来，什么都零乱，什么都破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唐一边擦着挂了霜的眼镜，“这位是三郎，你叫大哥！这位是悄吟，你叫大姐！这是我的新同学，山丁的朋友，叫滕厉戎！”我呆板地行了两个礼。男主人和我寒喧了两句，便和唐谈起来了，谈着谈着，悄吟也加入了，他们谈了《国际协报》最近揭露的文章和某几个作家的动向，谈了五日画报社、谈了……这些谈活，对我来说都是生疏的、新鲜的、从没听过别人谈过的。无疑这些谈话也使我很感兴趣，我似乎觉得他们是另一个行道，而且是个很厉害很了不起的行道；但是我也发现他们也是穷得要命，我不禁有些着急了，这五块钱恐怕没有指望了。忽然他们的话锋转向我来，一下子把我的探索的思维给打断了。“小老弟！听说你也爱好写文章吗？！好几百人你考个第二，还挺棒呢！”三郎显得幽默起来了，我觉得脸上发热，一时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我考的不好！这是侥幸！”我勉强地看了他一眼。“第一批山丁的弟弟没考上，第二批还是他给抢上的呢！”（替他考上的）唐补充了一句。“那你文章一定写的不错！出的是什么题？”清脆的铃声也响起来了，悄吟坐在板铺上，我没敢抬头，只是盯了盯她的下身，又是一个奇迹，她拖的是一双男式的旧棉鞋。“我的志愿！”。我只能回答她问题的一半，因为我不理解作文就是文章。“嗯！我听山丁的弟弟说，他在高小时候净考第一，他的作文篇篇都留成绩了！”唐又插了一句。“小老弟！你真棒！将来当个作家吧！好不？”悄吟边说边向我走来，端起茶壶向我碗里续水，我本能地站了起来，双手捧着小碗。“啥叫作家呀？”我腼腆地微笑着看了她一眼，一副俏皮而清瘦的面庞，两只小短辫……“嘻嘻！作家就是写文章的人呐！”“呵！有了同行的啦！哈哈……”三郎爽朗地笑起来了。屋里的空气也像在活跃起来了，把我的拘谨劲一下子给打去了一大半。“怎么？你嫉妒啊，我就要拉这个同行！”悄吟侧头瞥了三郎一眼，似笑似嗔地向门外走了。“写文章当然是人们的一种爱好，但是要当个作家，写文章就不单纯是爱好的问题了，首先是你要写什么？为什么要写！”三郎说到最后，笑容突然收了脸变得一本正经了。我茫然地点点头。“恐怕厉戎还真不知道要写什么呢！”唐景阳算是替我说了。“大哥！你说要写什么呢？”“要写穷！”三郎把脸板起来了，板的那样严肃，声音也大了，说的那样斩钉截铁。悄吟进来了，端了一盘像橘子瓣一样的东西，橙色还带点粉色，她走到我的眼前。“吃糖吧小老弟！别听他白话！”大家都笑了。“好！你说我白话就算我白话，再听你说说吧！”三郎微笑着站了起来，抓起几块糖，给我两块，我接过来放在桌子上了。“看！你又把教学生的严肃劲拿出来了，小老弟吓的连糖都不敢吃了！”“我严肃了吗？我的学生可不怕，他还骑在我的脖子上呢！”“三郎！咱们请小老弟吃什么？”“我们今天九点钟吃的早饭，一点也不饿！”唐边说边看着我，像要求我出来作证。“真的！我们一点也不饿！”“很简单！我去买去！我们也当不了吃午饭！”三郎说完一抬身子走了。悄吟坐在凳子上，把身子伏在桌子上看着我，一点掩饰没有，侧着头脸对脸的看着我，我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明白她是在逗一乡下的孩子。“小老弟还像个大姑娘哪！你十几啦！”“17！”“我还是个老大姐呢！来！我喂你吃糖！”说着她便拿起一块糖送到我的嘴里，我看着她笑了，糖外观好像是用石膏做的，上了层色，用舌头一碰飘轻，一咬挺糠，除了甜还有点其他什么香味。“三郎说的对，要写穷！但是光写穷不行，要写都因为什么穷的，都有哪些人是穷的，穷到什么地步；富人又是什么样子，官老爷又是什么样子，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他们是怎样对待穷人的……”经悄吟的这一解释，我对穷字的这个总题明白得多了，但是“为什么要写穷呢？”我急切地希望着，“因为不平！”想不到这位总是面带笑容的大姐突然也严肃起来了。“不平则鸣！”唐插了一嘴，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作家写文章就是要为穷人鸣不平啊！

悄吟、三郎、达秋，他们的最强音像漫天的暴风，猛地掀起了我心潮的巨浪。不由的想起了我悲惨的童年。是啊！父亲为什么见人总是低三下四？我为什么当童工？为什么二头子拿胶皮鞭抽我我还得满脸赔笑地叫二叔？我为什么除夕晚上送财神码子？我为什么赶在放鞭炮的时候抢先上当铺当号？……为什么？因为穷！怪不得奶奶常告诉我：“冷天尿水，吃人吃亏啊！”这话是真不假！心潮在澎湃着，这种冤屈是应该说出去的。

“大姐！我家就很穷，我愿意当作家，我愿意写穷！你就多指点我吧！”说完我又后悔了，不该在人家面前暴露自己穷，这多叫人家瞧不起！可是向人家借五块钱的保证金不就说明自己穷吗？嘿！这种自欺欺人的假面具！

悄吟和达秋的眼神变得亲热了，大家互望着，笑着，悄吟突然把我的头搂在怀里，“好！我就收你作个徒弟！来！大姐再给吃块糖！”我乖乖地张开了嘴，亲热地仰望着她的下颏。

三郎回来了，“啊！这么快你们就亲热起来了！哈哈……”“快吧？！我收徒弟了！咱们一定要教给他写文章！”悄吟撒开了我，接过三郎买来的东西。“我家就是这么简单，你看！一汤一菜一饭！”三郎笑着对达秋说。我们就着红肠、格瓦斯，吃着面包，屋子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冷下来了，但我们却有说有笑，吃得个热火朝天，悄吟活泼起来了，活泼得无拘无束。“好哇！收徒弟总得有个见面礼啊！”三郎眯缝着眼，猛地喝了一口格瓦斯。“早预备啦！”悄吟从床底拿出一本书来，“这是三郎和我最近出版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就算是见面礼吧！”书不到半寸厚，十六裁的，牛皮纸的皮，上面印着“跋涉”两个大字，下面的小字是三郎、悄吟。我接过来一翻，书页参差不齐，还有许多页连在一起没裁开。“回去裁开再看！看完了送书局去，他们就给切齐了，这个办法好，看完了还像一本新书！”三郎向我嘱咐着。

“咱们走吧？！”达秋看着我。

“等等！我还没卡戳哪！”三郎在我的保证书上盖了一个章——柳燕白印。“大哥！你是柳老三哪？！”我顽皮地向三郎翻愣着眼睛。“也许是吧？！”他拍了一下我的右肩。随手掏出五块钱来。“我得过两个月才能还呢！”“不要紧，我还有呢！”

我和唐景阳走到孔士洋行拐角了，三郎和悄吟还在大门洞外望着我们呢！

哈尔滨的空气有些紧张了，因为我毕竟还是个孩子，所以三郎和悄吟的走，达秋并没告诉我。第二次看见萧军的时候是1955年，在北京的后海，第三次是1979年夏，在哈尔滨，这次又见着他了。萧军老了，身体虽然很棒，可是头发白了。萧红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大姐！你为什么得病？又为什么死的那么早呢？大姐！现在的文笔人好做了，党一直在鼓励着他们，不像旧社会那样有的文笔人净挨抓了，因为印把子掌握在咱们的手里了。大姐！安息吧！大姐！”

选自《创作通讯》第四期，黑龙江作家协会编，1981年（内部交流）

我们第一次应邀加参加鲁迅先生的宴会

萧军

一封书简

1934年12月某日，收到了鲁迅先生寄给我们以下的一封书简：

刘 吟 先生：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梁园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的近。

专此布达，并请

俪安

豫

广同具——十二月十七日

接到这封信的日期可能是在发信——12月17日——的第二天——12月18日。

这不是梦！这是真实。

时间已经是四十余年过去了，当然，在今天我已经不可能再如实地写出当时的我们那种激动的、复杂的心境和情景！只记得把这封短短的书简由我的手转移到萧红的手，由她的手又转移到我的手，……而后又每人用了自己的一只手把这信捧在了两个人共同的胸前看着、读着……两人的两只手全在不约而同地不能够克制地在轻轻抖动着！……眼泪首先是浮上了她的眼睑，落下来了！接着我的眼睛也感到了一阵湿润。但我的眼泪却没能够痛快地流落出来！因为在生理上我有缺陷，从来没记忆过自己的眼泪曾经能够流落到眼睛外边来！

我们这两颗漂泊的、已经近于僵硬了的灵魂，此刻竟被这意外而来的伟大的温情，浸润得近乎难于自制地柔软下来了，几乎竟成了婴儿一般的灵魂！（四十余年以后写到这里，我的眼泪竟又浮上了我的眼睛，但还不能够流下来！）

一件新“礼服”

当时，我们经过了一阵梦一般的迷惘以后，才渐渐恢复了清醒。我清醒后的第一件事，马上寻出了一份上海市的市街图来，首先从它的“索引”上寻找“二马路”和“三马路”的大体方向和位置；其次是寻找那条称为横街的“广西路”。如此，大方向大概的地位初步确定了，我也量取了它的路程距离远近，以及要乘坐某条路线的公共电车和汽车才能够到达，……我俨然又如一个军人要进行战斗一般，精密地把一切：方向、地形、地物，……全作了一番想象和仔细的研究，才松了一口气，静静地望向萧红，似乎要向她开始发表什么议论了。但她却笑着一双刚流过泪还有些湿漉漉的大眼睛，带有嘲笑意味地却抢先说话了：

“你要出兵打仗吗？”

我一时迷惑不解地望着她，不知道她说这话的真意所在，反问着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和你说话，竟装做没听见的样子，一个劲儿的在那张破地图上看来看去，又用手指量来量去！简直像一个要出兵打仗的将军了！”

“我总得把方向、地点……确定下来呀！心里得有个谱，怎么能够临时瞎摸乱闯呢？——你要和我说什么呀？”

“我要和你说呀……”她伸过一只手扯了扯我的罩衫袖管，接着说，“你脱了外套，就穿这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吗？”

“那穿什么呀？——我没有第二件，……。”

“要新做一件，——”

我摇了一下脑袋，说了一声“没必要”，断然地拒绝了她的主意，而且补充着说：“上一次会见鲁迅先生时，不也就是穿的这件罩衫吗？”

“这一回……有客人！”

“鲁迅先生信上不是说，只有几个朋友，而且都是可以随便谈天的吗？鲁迅先生认为可以随便谈天的人，我想总不会有什么‘高人贵客’吧？左不过是一些左翼作家们，我以为他们不会笑话我的罩衫的吧，……。”

“你这个人！……真没办法！”

她似乎又有些发怒了，两只大眼睛闪亮起来了，……把床上的大衣一手抓过去，随便地披到了肩上，一扭身形竟冲出了屋门，接着是一串急促的笃笃笃下楼梯的脚步声，她竟半跑似的走了出去，……

我莫明其妙地静静地看着她这一系列的动作，既没来得及问她为什么发怒？也没问她干什么去？……当然也没拦阻她，更没追赶她。因为我是充分知道她这人的体性的，遇到类似这种情况出现时，她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也不会听从你的劝阻。如果她走了你追她，她就跑得更快些！……因此我就只好“随她去吧”！待过了一定的时间，她就会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又像一个孩子一般地跳跳叫叫地回来了。

大约经过了两个小时以后，我听到楼梯上有她的急促的脚步声——这是我所熟悉的——上来了。这时候我似乎正在写着一些什么或读着一些什么，我假装没听到她的脚步声，以至她推门走进来，……忽然一卷什么软绵绵的东西敲到我的头上来，同时听到她带着笑的声音责备着我说：

“你没听到我回来了吗？”

“没听到——”我慢慢地转了一下头，嘴角歪动了一下说：“我什么也没听见！”

“坏东西！——看，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料！”

她把一片黑白纵横的方格绒布料，两手提拎着举向我的身边来，——我估计，原来打在我头上的那软绵绵的东西大概就是这布卷卷了。这时候，我本能地周身的神经感到森凉了一下，心里想：“糟糕！大概她把仅有的一点钱全买布料了，也许连明天赴‘宴会’的乘车费也花光了！……”我担惊，而心情有些沉重地问着她：

“买它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