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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读到过说阿纳托尔·法朗士尽量只使用他大大推崇的十七世纪作家使用的架构和词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如果确乎如此，那倒可以解释他优美而简洁的法文当中为什么会欠缺某种活力。不过，如果因为不能以特定的方式加以表达，就不去说本来应该说的，那么这样的简洁就是虚假的。人们应当用属于其所处时期的方式进行写作。语言是生动且变化着的；努力像身处遥远过去的作家们那样写作，只能导致不自然。我知道今天常见的词语只会流行一时，也意识到俚语过了十年可能就没人明白，但如果它们能形成生动和确实的效果，那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们。如果文体有一种权威形式，那么它也会赞成对仅仅适用于一时一地的措辞加以谨慎使用。我情愿一个作家很世俗，也不希望他矫揉造作；因为生活就是世俗的，作家追求的就是生活。

我认为英国作家要向我们的美国同道们学习。因为美国人的写作已经摆脱了钦定本《圣经》的统治，美国作家也较少受到旧日大师们的影响，而这些大师的写作模式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了。美国作家们已经——可能不自觉地——更直接地依据环绕四周的生动言谈形成了自己的文风，其最妙处在于其直接、活力和驱动力，这些都使我们更温文尔雅的写作方式显出一种沉郁无力的气息。很多美国作家都曾经做过记者，他们的新闻都是用比我们更犀利、更简练、更生动的英语写成的，这是他们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今天读报纸，就和我们的祖先读《圣经》一样。并不是得不到什么收益，因为报纸——特别是通俗类的——提供给我们作家不宜错过的一部分经历。那是直接来自于家畜屠宰场的原材料，如果因为它散发血腥气和汗臭味我们就把头调转过去，那么我们就太蠢了。尽管我们愿意，却还是无法逃脱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散文的影响。不过一段时期之内的新闻都有非常相似的文风，可能所有的新闻都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客观且隐去个性。要抵制其影响，最好用另一种方式来阅读。只有通过不断接触与自己所处相去不远的年代的作品，人们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样人们才能形成一种标准，用以检验自己的文风，也才能形成一个理想模型，让他们以现代方式可以朝其努力。就我而言，我发现研究两个作家将对达成这一目的至为有用：赫兹里特和纽曼主教。我不会去模仿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赫兹里特会过度修辞，有时他的饰语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式建筑那样装饰过分。纽曼有一点华丽。但处于巅峰期时他们都令人钦佩。时间于他们的文风无伤，那差不多就是当代的。赫兹里特生动、振奋而精力十足；他有着力度和生气。你能从他的语词中感觉到他这个人，不是他展示出来为世人所知的那个小里小气、爱发牢骚、令人讨厌的那个人，而是在他的理想境界中的那个人。（存在于我们内在当中的那个人，和我们在现实当中外在看起来的那个可怜、迟疑的人一样真实。）纽曼有一种优雅的特质，一种有时顽皮、有时庄重的音乐感，一种林地般的语词美，成熟且端庄。两个人都写得非常明晰，但最纯粹的品位所要求的简洁，两个人都没有。我觉得马修·阿诺德在这点上超越了他们。然而赫兹里特和纽曼两个人都能很好地掌控语词的平衡，都知道怎样才能写出悦目的语句。两个人的听觉都极其敏感。

如果有谁能把他们的优点结合起来用今天的写作方式写作，那他就能登上人类创作的巅峰了。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作品有《诸神渴了》（Les dieux ont soif）、《天使的反叛》（La révolte des anges）等。
纽曼主教（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领袖，后改奉天主教，成为天主教会领导人。主要作品有《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同意的原理》（A Grammar of Assen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