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及其时代 - 第二章家庭和读书时代

第一节仁慈的祖父

乾隆帝的先世是声名显赫的满族爱新觉罗氏，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开国和奠基的君主。第一代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年号天命；第二代皇太极，即清太宗，年号天聪、崇德；第三代福临，即清世祖，年号顺治；第四代玄烨，即清圣祖，年号康熙；第五代胤禛，即清世宗，年号雍正。乾隆则是第六代皇帝。在他即位以前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中国大地上干戈扰攘，风云变幻，给满族和爱新觉罗氏造成了崛起东北、驱兵入关、问鼎中原、统一全国的形势与机遇。这六代皇帝都是中国和满族中的杰出人物，雄才大略，挥斥方遒，经过长时期的奋斗，建立了有清一代的牢固基业。乾隆皇帝是在前五代皇帝已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治国才能，创造了自己的光辉事业和杰出功绩。

乾隆帝最崇拜自己的祖父康熙，认为他天纵圣明，文武兼资，功德彪炳，是自己学习和仿效的楷模。而且乾隆的童年时代和康熙有一段特殊关系，被乾隆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遇”。以后他经常回忆这段往事，反复申述，津津乐道。

康熙皇帝统治61年，治绩辉煌，贡献极大。要大略介绍一下他的事迹，也必须写厚厚的一本书，因此，这里不能详细叙述。他一生经历许多磨炼，即位时只有8岁，南明的势力尚未完全消灭，李定国抗师于滇边，郑成功移兵入台湾，接着是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的割据势力，恶性膨胀，东南和西南地方，非清廷政令所能及，康熙帝成功地对付了这些异己势力，于康熙六年（1667）擒鳌拜，夺回了权力。他毅然下削藩令，经过八年鏖战，于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不久又统一台湾，收降郑克塽。这时，南方底定，而北部边疆又因俄国入侵和准噶尔蒙古的崛起而扰攘不宁。此后，康熙帝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方，在雅克萨击败俄国侵略军，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与俄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第二年（1690），准噶尔领袖噶尔丹攻打喀尔喀蒙古，追兵南下，与清军战于乌兰布通，此后长期作战，康熙多次亲征，至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败死，从此，清政府赢得了全国范围内的长期的安定局面。康熙在发展农业生产，治理黄河、淮河、永定河，开垦荒地，赈济灾荒，减免赋税，整顿吏治等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但他晚年的统治，政务宽纵，法纪松懈，官场腐败，贪贿之风日盛。特别是内部政争激烈，他的儿子们争夺储位，势如水火，每个企图争到储位的皇子，身边都有一群支持者，皇族和朝臣们都卷进了纷争，人心惶惶。年老的康熙，英明一世，面对儿子们的这场阋墙之争，一筹莫展，措置乖方，心中十分痛苦。弘历出生时，这场内部斗争已趋白热化。

康熙帝中年时期像。

圆明园《镂月开云图》，弘历幼时曾与祖父、父亲三人在此赏牡丹，此处被视为太平盛世的象征。

康熙帝御书“治隆唐宋”，写尽其一生抱负。

弘历在雍亲王府长到12岁，他的祖父康熙竟还不认识他。这在一般人家说来是难以想象的，可对皇家的特殊情况来说，却没有什么可怪的。因为康熙子孙成群，孙子有97个，还有一大批孙女，很多孙儿女，他根本从未见到过，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弘历就是这样。但弘历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胤禛（雍正皇帝）决定把弘历介绍给父皇康熙，他相信康熙一定会喜欢这个小皇孙的。

弘历的机会果然来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春，正是春光明媚的一天，胤禛的赐园圆明园的牡丹台（后改名镂月开云，或称纪恩堂）鲜花盛开，胤禛恭请父皇来园，观花开宴，乘机奏进弘历的名字。康熙立即召见。这个12岁的孩子，容貌俊秀，应对得体，经书娴熟，博得祖父的欢心。康熙对他奖掖有加，爱抚备至，命将弘历养育宫中，这是对皇孙的特殊待遇。不久，康熙去热河，就把弘历带在身边。弘历和祖父一起生活仅仅半年，在这段短时间内，祖孙朝夕相处，感情很融洽。康熙在畅春园时，弘历住在园内澹宁居；康熙在避暑山庄，弘历住在山庄的万壑松风，离康熙的寝宫不远。康熙读书写字，批答章奏，接见官员，传膳设宴，弘历都不离左右，甚至讨论军国大事，都毋庸回避。年老的康熙和年幼的乾隆，祖孙二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亲密。所谓“日觐天颜。绨几’书，或示章句；玉筵传膳，每赐芳饴；批阅章奏，屏息侍旁；引见官吏，承颜立侧”。有一次，弘历看康熙写字，他很喜欢祖父的书法，却又不敢索要，康熙看透了这孩子的心思，说：“你喜欢我的字吗？给你写几张罢！”就书写了长幅一、横幅一、扇面一，弘历高高兴兴地拿上，送给父亲珍藏起来。又有一次，康熙泛舟湖上，御舟停泊亭旁，弘历正在岩壁间游玩，望见御舟，急忙奔跑过来请安。康熙担心他跌倒，在船上高喊他的名字，要他小心慢走。这些情景在弘历脑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60年后，乾隆回忆说：“即今步履偶借扶，那复腾跄健如昔。白头宫监消磨尽，只有岩松足为质。左右无人知此者，六十年遥迅瞬息。而我勿言更谁言，永勖惕乾酬祖德。”祖孙一起在湖上垂钓，老皇帝吩咐弘历将钓得的鱼送给胤禛。胤禛等皇子随康熙来热河，各有自己的赐园，胤禛的赐园在狮子园。每隔十天半月，康熙就让弘历回狮子园去看望父母。也许是由于弘历的缘故，有一次康熙驾幸狮子园，在园中进膳，指名要看看弘历的生母，这是格外的恩荣，由胤禛的嫡福晋带领乾隆生母钮祜禄氏进谒，康熙端详了很久，连称“果是有福之人”。乾隆晚年的诗中还提到背诵书文的往事：“忆幼龄经读爱莲，濂溪义解圣人前。”诗注说“时扈从皇祖来山庄，曾于观莲所命诵《爱莲说》，并陈义解，皇祖深喜之。今余年七十有七，荏苒时光已六十有五年矣”。《爱莲说》是周敦颐写的文章，简短清新，寓意深远，旧时常作为童蒙课文。周敦颐号濂溪，乾隆在康熙面前背诵并讲解周敦颐的文章，故诗云“濂溪义解圣人前”。

康熙喜欢弘历，不仅他有过人的文才，而且娴熟武事，小小年纪，已能驰马挽弓，“或命步射，以示群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动”。康熙命善用火枪的皇十六子胤禄教弘历使用火枪。初次练习，胤禄在一百步外缚一羊，弘历一发毙羊，康熙知道这个优异成绩，十分高兴。后来，康熙去南苑狩猎，亲自在南衙门宫门口考查弘历的枪法，竖立的靶子较远，弘历还是个孩子，抬不动沉重的火枪，枪中放置的子弹火药较少，因药少力弱，枪子未能达到靶子，但落地后反弹，仍打在靶子上。康熙很高兴，大加称赞，还赐给一枝“旧准神枪”，乾隆视为至宝，一辈子保存着祖父所赐的神枪。

乾隆帝射熊图。

弘历还跟康熙去围场狩猎。他们进入永安莽喀，康熙用火枪击中一熊，熊倒地很久，康熙以为熊已被打死，命侍卫带领弘历去射箭，本意要让弘历博得“初围获熊”的美名。不料弘历刚上马欲进，熊突然起来前奔，康熙急忙发枪将熊打死。这段危险的经历让老皇帝捏了一把汗。他还帐后告诉随驾的和妃说：“这孩子的福气比我要大，如果他早一点上马走过去，熊起马惊，会发生什么乱子啊！”这位和妃是康熙晚年心爱的妃子，在弘历养育宫中期间，和妃尽心地照料孩子的起居生活，乾隆十分感激她。和妃活到86岁，死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即位后，尊她为温惠贵太妃，礼敬甚隆。

自从猎熊遇险后，康熙不再让弘历去冒险了。有一次，围中出现老虎，康熙命皇二十一子胤禧去猎虎，弘历请求同去。康熙坚决不放，摸着弘历的面颊说：“这次你不能去，等我去的时候，才能带上你。”

康熙和乾隆之间确有一段亲密关系，甚至雍正传位给乾隆的遗诏中也说：“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有人据此推想：是不是康熙因钟爱弘历，故而传位给胤禛，使弘历子承父业，以后可继登帝位，甚至朝鲜使臣在雍正即位后一个月，听到一种说法，康熙病危时对阁老马齐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这种说法，似难成立，因为康熙年近七旬，钟爱幼年子孙是老人的常情，康熙晚年身边经常有子孙陪侍，弘历只是其中的一个，且陪侍时间较短，只有半年。有的子孙，陪侍时间更长，也得到宠爱。如康熙的幼子，皇二十四子胤祕，比乾隆小5岁，据雍正说：“素为皇考所钟爱”。还有皇二十一子胤禧，只比弘历大8个月，骑射出色，文才亦佳，康熙曾命弘历向胤禧学习射箭。康熙最钟爱的孙子应是废太子胤礽的第二子弘皙，时弘皙已成人，作为皇长孙，地位与众不同，且他的人品、才能，远近称赞。据朝鲜国的使臣说：“皇长孙（即弘皙）颇贤，难于废立。”又说：“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而尚尔贬处云矣。”弘皙必定和康熙有一段更为亲密的关系，且贤名闻于异国。如果挑选储君要考虑第三代继承人的话，膺选者更可能是成年的弘皙而非童稚的弘历。朝鲜使臣听到的话可能是新皇帝雍正为证明自己继承的合法性而制造的舆论。

第二节严酷的父亲

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逝世，胤禛即位，改元雍正。胤禛是乾隆的父亲，康熙帝的第十一子，由于胤禛的哥哥很多幼年早殇，不排入行次，胤禛排在第四位，故称皇四子。胤禛的生母吴雅氏，亦即乾隆的祖母，册封德妃，后来追尊为孝恭仁皇后。胤禛是吴雅氏的长子，同胞兄弟三人，姊妹三人，但除了皇十四子胤禵（曾名胤祯）以外，都逝世在乾隆出生之前。乾隆见到过的嫡亲叔叔只有胤禵一人，而胤禵恰恰是与他父亲胤禛争夺皇位的死对头。

胤禛书法。

胤禛聪颖好学，熟悉儒家和佛家经典，才思敏捷，擅长书法。处理政务，精明练达，勤劳不怠，批答章奏，往往连篇累牍，剖析事理，洞中要害，行政效率极高。而性格刚强果决，生性严酷，喜怒无常。早年已分封建府，独立生活于宫外，又常陪侍父皇康熙出巡、观政问俗，故接触社会较多，了解民生疾苦。胤禛生长在兄弟众多、政争激烈的严酷环境中，他在长期复杂的斗争中锻炼出一副铁腕手段和残暴性格，不惜以一切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他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固然是出于幸运的机会，但也和他的能力与性格有关，下面我们即将叙述当年发生在皇室内部的重大斗争。

雍正的统治虽然只有13年，但他做出了重要贡献。康熙晚年，吏治废弛，凡事宽纵。雍正帝针对时弊，雷厉风行地进行整顿。清理财政，追查亏空，改革赋税制度，实施地丁合一，实行耗羡归公，发给养廉银，惩治贪污腐败，奖励生产，兴修水利，解放贱民奴仆，中枢设立军机处，集中权力，提高行政效能。经过严格整顿，吏治、财政均有明显的改善。雍正的统治，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如果没有他的整顿和改革，康熙晚年的腐败政治不能迅速纠正，乾隆前期的极盛局面也不可能出现。

尽管雍正帝是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但关于他的继承帝位，流传着种种说法，是难以理清楚的一桩历史公案。康熙晚年，诸子之间，抢班夺权，进行斗争时间很长，株连极广，影响深远。这场斗争的高潮正发生在弘历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关系他父亲和他自己的前途及命运。在他稚嫩的心灵上，自然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这里只能简单叙述发生在弘历幼年时代这场家庭中的大变故。

康熙共有35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20个。初立皇二子胤礽为皇太子，胤礽聪明俊秀，能文能武，康熙对他十分宠爱。不料长期的皇储地位，使胤礽周围集结起一批依附和拥戴他的势力，形成了第二个权力中心，胤礽的行为也越来越专横放纵，使他和康熙之间产生了矛盾，父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公开爆发。康熙指责胤礽“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专擅威权，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更可异者，伊每夜逼进布城（康熙所居的大帐）裂缝，向内窃视。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如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宏业”。权力的争夺已使父子关系恶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康熙废掉皇太子，将胤礽圈禁起来。

这一事件激发了康熙诸子之间抢夺储位的斗争，他们争先恐后，肆无忌惮地进行活动。皇长子胤禔因系庶出，未立为太子，见胤礽废黜，认为自己的机会已到，怂恿康熙杀掉胤礽，又发现胤禔曾请喇嘛用巫术镇魇胤礽，康熙怀疑这是胤礽精神失常的原因，斥胤禔为“乱臣贼子”，也将其圈禁。皇八子胤禩才具优长，深孚众望，而野心亦大。他拉拢兄弟和朝臣们拥戴自己，当康熙向大家征求意见时，大家一致推荐胤禩继立。康熙发现胤禩在背后邀结人心，大骂胤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胤禩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党羽，亦皆如此”，胤禩亦遭圈禁。同时因参与抢夺而被圈禁的还有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康熙经历这场家庭变故，内心十分痛苦，精神大受刺激，导致措置反复，政策失当。五个月以后，出人意料地释放胤礽，复立为皇太子。在康熙以为，胤礽的不轨行为，出于一时病态，企图与胤礽和解。事实证明，父子关系已被权力深深腐蚀，裂痕已难弥合，胤礽复位后，很快又纠集旧势力，对康熙形成威胁。康熙五十一年（1712），不得不再废皇太子。当时供职宫廷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回忆录中曾叙述康熙这次废黜太子、训诫皇子的场面：“当我们到达畅春园，我们惊恐地看到花园里，有八到十个官员和两个太监跪在那里，光着头，双手背绑着。不远处，皇子们一排站立，也光着头，双手绑在胸前。不久，皇帝乘坐肩舆从房间里出来，到皇子们面前，爆发出虎吼一样的忿怒。责骂皇太子，把他关在宫内，公开宣布废掉这个不幸的皇子。”

胤禵像。

围绕立储的长期纷争，闹得年老体弱的康熙愤懑抑郁，心力交瘁。此后，直到康熙去世为止，没有再立皇太子，而且这一问题成了康熙心中的隐痛，不许人们议及。老皇帝心目中属意哪个儿子，大家不免会有种种猜测。看来，最有希望成为皇位继承人的似乎轮到了皇十四子胤禵。胤禵原名胤祯，和皇四子胤禛（即雍正）是一母所生，却和胤禩交好。康熙称赞他“确系良将”、“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胤禟说他“聪明绝顶”、“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由于准噶尔进兵侵扰西藏，31岁的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主持西部军务。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命，涉及西藏、青海和西北地区的安危和清朝统治的稳定。大将军的权力很大，礼仪规格很高，可用正黄旗纛，亲王体制，称大将军，从前，康熙的哥哥裕亲王福全也得过“抚远大将军”的称号。这一任命至少给许多人造成了康熙意有所属的印象。故胤禵出师时，胤禟说：“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

事态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戌刻康熙病逝于北京西郊畅春园。据官方记载，十三日凌晨病危，召见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五子淳郡王胤祐、皇八子多罗贝勒胤禩、皇九子固山贝子胤禟、皇十子敦郡王胤䄉、皇十二子固山贝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以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传遗诏曰：

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下达传位诏书，据说胤禛本人不在场，他因代行祭天大典，住在天坛，闻召急奔畅春园，于午前到达，三次晋见乃父，康熙还能说话，“告以病势日增之故”，却一字未提及传位胤禛的事。八个接受遗诏的人也没有透露消息或作出暗示。胤禛后来说：“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于朕。”这样头等重大的事情，康熙和皇子、大臣们竟集体向胤禛保密，于理不通。而且隆科多是参与此事的唯一非皇室的大臣，雍正之立，他显然有大功。后来隆科多得罪，雍正五年（1727）的上谕中却说“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诡称伊身带匕首，以防不测”。前后矛盾，显有伪造痕迹，所谓八人传遗诏之说，令人怀疑。

据当时传言，胤禛继位的情节曲折离奇，与官方记载大相径庭。“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调回囚系，太后要见允（，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照这种说法，胤禛集中了鸩父、弑母、囚弟以及篡位、淫烝等一切罪行。我们要考虑这些流言出自政敌之口，他们在彻底失败之后，也会把一切脏水泼到政敌身上，发泄私恨，他们的话同样不可相信。斧声烛影是千古难决的疑案，今天要判断雍正是合法继承，还是矫诏篡立，都难以提出充分确凿的证据。

年羹尧书法。

一个合理的推断是：康熙的意旨传位胤禵，可能未及公开宣布就突然死去。当时皇舅隆科多是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手握重兵，负责北京的警卫任务，并一直随侍康熙左右。老皇帝得病，他的地位足以左右大局。隆科多为佟国维之子，本属胤禩集团，后来却倒向胤禛，他们乘局势混乱之际，借老皇帝的命令，宣布胤禛继位，造成既成事实，且临以兵威，使诸皇子措手不及，不能反抗。胤禛即位一个多月后，给另一亲信年羹尧的批文中说：“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隆科多究竟有什么大功，刚刚即位的雍正对他发出如此溢美的赞誉，合理的解释是他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帮了胤禛大忙，故胤禛对他感激涕零，形之笔墨。再看皇子们的表现，雍正说：“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按：指胤禩）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又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按：指胤禟）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据隆科多说：康熙死后，他进城，在西直门大街遇见皇十七子胤礼，“告以皇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即胤礼）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看来，雍正即位，对此诸皇子均感突然，有的凝思，有的质问，有的逃跑。但胤禛和隆科多已设好圈套，诸皇子进入彀中，已无可奈何，其怨恨激愤可知。

雍正帝朝服像。

《平安春信图》局部，所绘为雍正帝与弘历。

雍正即位以后，对昔日的政敌残酷镇压。先是集中力量打击胤禵、胤禟、胤䄉，把胤禵从前方召回，胤禵和胤禛本属同胞兄弟，眼看皇位被夺，气愤难平，见之辞色。雍正斥责他“无知狂悖，气傲心高”，将其囚禁于康熙的陵地。胤禟被发往西宁，以后又调回保定监禁，在雍正的密令下，被折磨致死。胤䄉被派往张家口外，又以不愿出口为名，调回革爵，抄家囚禁。雍正对胤禵、胤禟、胤䄉开刀最早，而对最有能力、结怨最深的胤禩反而晋封廉亲王，让他参与总理政务，其实，这不过是雍正逐个击破的缓兵之计。胤禩心里也很明白，他向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果然，不久就逐步剪除胤禩的党羽，今天杀戮几个，明天囚禁一批。到后来，年羹尧和隆科多这两个对雍正功劳最大、备受宠信的大臣也遭遇惨祸。雍正的脸色一变，年羹尧被赐死，隆科多遭囚禁，他们得罪的真实原因也许就是“杀人灭口”，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这场皇室惨剧的高潮在雍正四年（1726），胤禩和胤禟先后被折磨致死，卷进这场旋涡被杀、被囚、被贬的皇子、宗室、大臣甚多。还有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哥哥弘时也惨遭大祸，据《清皇室四谱》记载：“皇三子弘时……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弘时是当时还活着的雍正最大的儿子，24岁，已娶妻生子。官书上对弘时的事讳莫如深，雍正朝实录上连弘时的名字也没有。弘时以皇帝长子的地位被削宗籍，处分严厉的程度和胤禩、胤禟一样，而且当时就死去，如果不是被赐死，也是愤激自尽。他的罪行一定特别严重，雍正的儿子并不多，他何以这样严厉地惩治他的长子，致其死命？可能是弘时对父亲的残忍手段有反感，目睹皇位斗争的全过程，眼看祖父、祖母、叔伯以至宗室们的遭遇，青年人血气方刚，反对父亲的所作所为，甚至和父亲发生严重的顶撞争吵。应当注意：他的得罪致死发生在两个叔叔惨死不到一年后，而且同时恒亲王胤祺的儿子弘昇、淳亲王胤祐的儿子弘曙被革世子。看来，小字辈都卷进了这场斗争中去，除了弘昉、弘晟、弘旺、弘旸已得罪外，弘时和弘昇、弘曙是小字辈中年龄较大、地位较高的几个人，是不是他们有所联系，对雍正的暴虐行为进行抗争，因而惹得雍正大发雷霆，不惜严厉处分自己的亲生子，同时将两个侄子革去了世子的呢？

我们用了不少篇幅来概略地介绍康雍之间的皇家内部的政争。事情的本末虽不完全清楚，但斗争的残酷性使人震惊。弘历这时已是懂事的少年，康熙死时，他12岁；胤禩、胤禟两个叔叔被害，他已16岁；哥哥弘时得罪致死，他已17岁。一系列伦常惨变给少年时代的弘历必定刺激极深，惊骇、迷惑、痛苦、彷徨交织在一起，使他性格上发生分裂，从利害和感情上讲，他理应站在父亲一边，亲子之情，自然深厚，而且父亲当了皇帝才有自己今天的皇子地位和今后继位的希望。可残杀中强烈的血腥味使他不能不掩鼻，在道义上、理性上难以认同父亲的所作所为。当然，弘历比他哥哥弘时更冷静沉着，不敢过分表露。从他以后即位后，为叔伯哥哥迅速平反，并全盘改变雍正的严厉政策，可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矛盾与不安。

第三节生母之谜

名义上乾隆帝有两位母亲，一位是雍正皇帝的皇后乌喇那拉氏，内大臣费扬古之女，雍正帝的正妻，康熙册封她为雍亲王的嫡福晋。雍正登基，封皇后，后称孝敬宪皇后。她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生过一个儿子，名弘晖，是乾隆的嫡长兄，比乾隆大14岁，但弘晖7岁时病死，后来追封为端亲王。如果这个孩子不死，以皇后嫡长子之尊，必是帝位的有力竞争者，乾隆也许轮不上做继承人。按照清宫廷的礼仪，嫡母地位很高，做皇子的弘历对她礼敬有加。孝敬皇后寿诞，他曾写过一首祝寿诗，题为《恭祝皇母圣寿》：

蓬莱晓日照金扉，缦云成五色辉。

觞捧六宫趋彩仗，嵩呼四海仰慈闱。

琼筵恭进仙人膳，文锦欢呈玉女衣。

叨沐恩勤逢令节，年年拜舞庆春晖。

这首诗不过是描写宫廷庆典的盛况，多为颂扬铺陈的套话，看不出他对嫡母有多深的感情。雍正九年（1731），乌喇那拉皇后病逝，其时，乾隆20岁，还没有即帝位，雍正帝和这位皇后，感情似属平常，皇后死时，雍正得病，刚刚康复，未亲临含敛，并“以明会典皇后丧无亲临祭奠之礼”，也未亲临祭奠，弘历和弟弟弘昼代替父亲，行祭奠之礼。

乾隆帝的生母孝圣宪皇后像。

乾隆帝为生母钮祜禄氏存放头发而制作的金发塔。

乾隆帝南巡图·京郊。

乾隆帝的另一位母亲钮祜禄氏，是他的生身之母，出自名门，是满族八大家之一，多名臣名将，世代和皇族联姻。康熙的第二个妻子孝昭仁皇后，即是钮祜禄氏，还有一个温僖贵妃则是孝昭皇后的胞妹，姊妹两人都嫁给康熙。胤禛所纳的钮祜禄氏，即乾隆生母，大概是孝昭皇后、温僖贵妃的远房侄女，乾隆生母这一支裔已属式微，近族中没有著名人物。乾隆的外祖父凌柱仅是四品典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中下级官吏，乾隆生母13岁时就被送进皇四子胤禛府内，胤禛当时是个贝勒，她成了贝勒府中一位平凡的格格，入府7年后生下了弘历。在封建宫廷内，妻以夫荣，母以子贵，随着雍正、乾隆相继登上帝位，这位原来卑微的贝勒府格格，地位逐渐上升。雍正即位，她被封为熹妃和熹贵妃；乾隆即位，被尊为皇后及皇太后，称孝圣宪皇后，竟然万人之上，母仪天下了。她寿命很长，活到85岁。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初九，乾隆帝奉圣母皇太后在圆明园九洲清晏观灯，她身体健康，尚无病症，十四日发病，似是受凉感冒的小病，医治调理，病情已好转，但老年人毕竟虚弱，疾病反复。至二十二日稍感困乏疲倦，但言笑仍如常，夜间，痰忽上涌，二十三日丑时病逝于圆明园内长春仙馆。皇太后逝世时，她的儿子乾隆帝已是66岁的皤然老翁了。

钮祜禄氏身体健康，性格活泼好动，在她身上可以寻找出乾隆皇帝强壮体魄和活跃性格的遗传原因。乾隆帝以后巡幸各地、游观娱乐，总是带着母亲，名义上是“奉皇太后安舆出巡”。这位老太太也乐此不疲，不管年龄已大，路途遥远，总是高高兴兴地出外旅游。一路上供应侍候，自然十分周到、殷勤，但风尘仆仆比在宫中园中无事静养，总要辛苦得多。也许正因为她不喜欢宫廷中寂寞刻板的生活节奏，她宁愿跟着儿子到处奔走，游山玩水。她随乾隆四次南巡，二次幸五台，三次去泰山、谒孔林，又曾至嵩山。皇帝每年去避暑山庄，太后大多同行，她在避暑山庄有自己的专用房舍“松鹤斋”。她逝世前一年，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经84岁，春天跟着乾隆巡幸山东，登泰山，步履甚健，乾隆写诗说：“八旬五母仍康步，六十六儿微白头。上瑞古今真此罕，后言是否听其浮。”巡幸山东，历时60天。回北京后半个多月，母子俩又前往避暑山庄。如此高龄的老太太还兴高采烈地攀登舍利塔顶。乾隆又写诗说：“曼寿已登八十五，堵波犹陟九层尖。如此健步佛仙佑，益切衷心爱庆兼。”

乾隆对他的母亲感情深挚，发自天性，故礼敬有加，始终不渝。平日园居，乾隆住在圆明园，皇太后住在畅春园，相距不远，乾隆经常到母亲那里，三天问安，五天侍膳，对母亲的生活起居，关心备至。还常把母亲接进圆明园，住在自己昔日的书房长春仙馆内，共叙天伦之乐。她的诞辰都要大事庆贺，“先期，日进寿礼九九。先以上亲制诗文、书画，次则如意、佛像、冠服、簪饰、金玉、犀象、玛瑙、水晶、玻璃、珐琅、彝鼎、瓷器、书画、绮绣、币帛、花果，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极尽奢侈铺张之能事，比皇帝的诞辰更要盛大隆重。皇太后的遗诰中赞扬儿子的孝道：“木兰秋狝前期，必奉予幸避暑山庄，以协夏清之礼；新正御园庆节，必奉予驻长春仙馆，以惬宴赏之情。至凡遇万寿大典，必躬自起舞，以申爱敬，每当宫廷侍宴，必亲制诗画，以博欣愉。”皇太后逝世，乾隆十分悲恸。他本有诗癖，这一年内，诗兴大减，作品寥寥。他写过一些思念母亲的诗，其中一首是“山陵无奈日以远，色笑如常梦乃虚。只有阶前一泓水，流音呜咽答长歔”，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哀思。

尽管乾隆母子之间，感情深笃，但皇太后恪守祖宗法制，从不干预儿子的政务。皇帝也注意不使母亲卷入政务纠纷，乾隆即位后第三天，就发出一道谕旨，告诫宫内太监女子：“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巨，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专责，并令知之。”这道命令被严格地执行、尽量使皇太后与外间隔绝，使得皇权独尊，不受任何干扰，也保证了母子之间长期的和睦关系。有一次顺天府东有一座庙宇，已废圮，太后命乾隆重加修葺，乾隆当然只能应命，但太后怎么会想起修葺这座庙宇，自然是太监们出的主意，乾隆对太监们提出了警告。好事的太监引悟真庵的尼姑进入大内，又带领太后的弟弟进宫，入苍震门谢恩，这都是违反后宫规章的，乾隆碍于太后情面，不好发作，但对太监们屡次提出告诫。乾隆对母族亲戚虽优加赏赐，但并无特权，更不允许外戚干政。头等承恩公、散秩大臣伊松阿是皇太后的亲侄、乾隆的表兄弟，虽无过错，却长年患病，不能供职，本应罢任，乾隆念他“系太后戚属，是以特加优封公爵，免其革退”，但俸禄却减少了一半，可见他不因私情而影响公务。

《慈宁燕喜图》局部，描绘乾隆帝为其生母祝寿。

镇江金山寺，乾隆帝南巡曾数度驻跸于此。

关于乾隆皇帝的出生，民间流行着各种传说。一种传播甚广的流言说，乾隆出生于海宁陈氏官宦之家，诞生后被胤禛府抱去，用府内一个女婴偷偷换了弘历，陈家也不敢声张出去。故乾隆皇帝是汉人血统，他长大当皇帝后，南巡必去海宁，住在陈家，为陈家题写了“爱日堂”、“春晖堂”等匾额，追念其本生父母。按：浙江海宁陈氏，世代簪缨，康乾之际的大官僚有陈诜、陈元龙、陈邦彦、陈邦直、陈世倌等，家中确实有皇帝赐的匾额，乾隆南巡，几次住在陈家，但这些都和乾隆的出生无关。首先，胤禛没有必要去抱养别人家的男孩子，因为在弘历以前已有四个男孩，这些男孩虽都早死，但弘历生时，他的三哥弘时尚在，已有8岁，弘历的弟弟弘昼也快要出生，仅比弘历小3个月。胤禛既有男孩，而且另一位格格也将分娩，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女儿去偷换别人家的儿子呢？而且，当时胤禛和兄弟们争夺储位的斗争很激烈，行为小心谨慎，如果此事被揭发，将成为政敌们攻击的口实，胤禛也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至于海宁陈家的匾额，并非乾隆所写，其中“爱日堂”是康熙御笔赐给陈元龙的，“春晖堂”也是康熙御笔赐给陈邦彦的，不能张冠李戴，套在乾隆头上。皇帝写这类匾额，是对大臣们父亲、母亲的褒奖，并非指自己的生身父母。至于乾隆南巡，确有四次到过海宁，每次都住在陈家安澜园内。这是因为要视察浙江的海塘工程，故而御驾频临，不能附会到海宁去探亲。海塘是当时的水利要工，费帑无数，关系民生甚大。乾隆第一、二次南巡在十六年（1751）和二十二年（1757），海塘工程还不十分重要，因此乾隆并未去海宁。第三次南巡在二十七年（1762），因海潮北趋，海宁的塘工吃紧，而当时又有柴塘和石塘的争议，乾隆才亲临视察，以便决策。此后海塘工程长期延续，乾隆多次南巡，每次必去海宁。如果他去海宁是为了探亲的话，为什么第一、二次南巡偏偏都没有到过海宁呢？至于他在海宁每次都住在陈家安澜园，是因为海宁是个小县城，此外并无可供皇帝住的地方，安澜园属于官宦人家的私园，是海宁最优美的园林，地方宽敞，景色清幽，最适于皇帝驻跸。乾隆很喜欢这个地方，“安澜”之名也是他所起的，寓意海澜平安，和视察塘工之意相关。总之，乾隆生于海宁陈家的传说是没有根据的。

海宁陈氏安澜园全景图。

还有一种流言，说乾隆不是钮祜禄氏的亲生子，而是胤禛陪侍康熙帝围猎，和大队失散，跑到避暑山庄附近和一个丑陋宫女野合所出，这个传说写进了小说，颇为人知，其实也是子虚乌有，因为在地点和时间上都对不拢。围猎的地方在今围场，离开避暑山庄有数百里之遥，要走几天路程，胤禛在围猎中离队，怎能走到山庄附近？而且狩猎都在秋天，故称“秋狝”。乾隆的生日是八月十三日，根据妊娠日期推算，他母亲怀孕应当在前一年的阴历十一月。隆冬气候，皇帝和皇子们早已离开围场和避暑山庄，回到北京去，哪有留在这里狩猎之理？这是根本不可信的。

第四节兄弟情谊

乾隆帝有9个异母兄弟。他们的名字、生卒年、行序、生母如下表所示。

雍正诸子表

乾隆帝如按年齿行序，是雍正的第五子，但按皇室排行却是第四，故称皇四子。按清朝前期的惯例，排行与序齿是不一致的，凡是皇子幼殇，不排入行次，由于乾隆帝的二哥弘昐，只活了一年半，属于幼殇，未排行次。故而本是第五子的弘历成了皇四子，而乾隆的大弟弘昼成了皇五子，十弟弘瞻成了皇六子（因雍正的七、八、九三子均殇，未排行次）。但到乾隆时，改变了宫廷惯例，所有皇子不管活了多久，全都排入行次，又将幼殇的弘昐、福直、福惠、福沛排七、八、九、十。因为四、五、六已被乾隆和弘昼、弘瞻占用，弘昐等只能排第七以下、屈居其弟之后了。

乾隆帝的9个兄弟，活到成年的只有3人，即弘时、弘昼、弘瞻。

弘时是乾隆帝的三哥，比乾隆大7岁，齐妃李氏所生，死于雍正五年（1727），活了23岁。官书中对这位皇子记载甚少，雍正实录中连弘时的名字也没有出现过。事实上，他是在与父亲雍正帝发生严重冲突后，被削籍致死，官书中对这段难言的隐情讳莫如深。但据《清皇室四谱》的记载：“皇三子弘时……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弘时是当时还活着的最年长的皇子，已娶妻妾，生子永珅。弘时以皇帝长子的地位，受到削宗籍的严重处分，并因而丧命。用“年少放纵，行事不谨”这类轻描淡写的话是说明不了他的弥天大罪的。这样的严重处分，雍正帝曾施之于他最痛恨的胤禩和胤禟两个弟弟身上，如果不是重大的政治冲突，雍正帝何忍这样严厉地惩治自己的亲生子？而且弘时被削宗籍的同时丢了性命，如果不是被赐死，也可能是弘时愤激羞辱而自尽。雍正活着的儿子并不多，他如此狠心地对待自己最年长的儿子，削其宗籍，致其死命，骨肉伦常之间的相残，莫甚于此。官书中没有宣示弘时的罪名，其中必有难言之隐，合理的推测是他和父辈那场皇位继承的斗争有牵连，他可能对父亲的残忍手段比较反感，目睹大家庭内喋血萧墙的全过程，眼看祖母、叔伯以及宗室、大臣们的遭遇，20多岁的青年血气方刚，反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形之于色，甚至和父亲发生严重的顶撞争吵，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据说雍正的生母德妃即因反对儿子的所作所为而撞铁柱身亡，又乾隆帝刚刚即位，就马上为此案平反，可见雍正的残暴行为连他的母亲、儿子都是不支持的。弘时的削籍身亡发生在两个叔叔——胤禩和胤禟被雍正帝害死不到一年之后，很可能是在这一敏感问题上和雍正闹翻，因而得罪。值得注意的是：弘时得罪的同时，恒亲王胤祺（雍正的五弟）的儿子弘昇、淳亲王胤祐（雍正的七弟）的儿子弘曙同时得罪、被革去世子，此事发生在雍正五年（1727）八月，也是极严厉的处分。《清史稿》简单提到弘昇、弘曙“雍正五年，坐事，削世子”，未明言他们的罪，而弘时之死也在雍正五年八月。他们三人同时得罪，恐非巧合，而是表明三个人是同一案件的罪犯。看来，小字辈都被卷进了这场残酷斗争。在此之前弘昉（雍正长兄胤禔之子）、弘晟（雍正三兄诚亲王胤祉之子）、弘旺（雍正八弟胤禩之子）、弘旸（雍正九弟胤禟之子）、弘春（雍正十四弟胤禵之子）均受牵连得罪。弘时和弘昇、弘曙是小字辈中年龄较大、地位较高的几个人。可能是他们年少气盛，不明利害，仗着自己的地位、身份，联合起来，对雍正帝的残暴行为进行抗争。是不是因此而惹得雍正帝大发雷霆，不惜置亲生子于死地，同时将两个侄子革去了亲王世子的呢？

圆明园《洞天深处图》，乾隆帝兄弟早年在此读书。

看来乾隆帝对自己三哥的悲惨遭遇颇为同情，故即位后立即为弘时平反昭雪，收入玉牒。但乾隆帝和弘时平时接触似不多，两人相差7岁，年龄、性格、兴趣各不相同，也不在一起读书。雍正帝曾聘王懋竑为弘时的业师，王曾作《朱子年谱》，是当时的名儒，“雍正元年，调安庆教授王懋竑来京，乾清门引见。奉旨，授翰林院编修，著在三阿哥处行走”。不过王懋竑第二年即乞假归里，只在短时间内当过弘时的教师。雍正帝为弘历、弘昼择师也在雍正元年（1723），教师中并无王懋竑的名字，可见当时已18岁的弘时和11岁的两个弟弟弘历、弘昼并不在一起读书。又乾隆帝即位前写了许多诗文，常常提到和自己年龄相近、一起读书的叔叔、弟弟，但从未提到自己的三哥弘时。

在诸兄弟中与乾隆帝关系最亲密的是五弟弘昼，封和亲王。他与乾隆同岁，小3个月，为雍正的侧室耿氏所生，耿氏后封裕贵妃。弘历与弘昼从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师读书，从未分离过。两个天真的小孩子，生活在深宫之内，手足之情甚笃。乾隆帝说：“吾弟少于吾甫三月。皇父在潜邸时，育吾二人于东西室，及九岁读书，同受经于傅先生”，“与吾自孩提以至于今，且孺且耽，恰恰如也……余既以同气之亲，相亲相勖于平日，晨夕之与俱，笔砚之与共，尔我形骸之悉化”。又说：“予与王幼同学同课，习为诗古文词。当是时侍奉皇考膝下，优游书府，日寝馈于经史文字中，世纲尘务，毫发不以婴其心。吾两人者，相规以善，交相勉，相得无间，如是者垂二十年，天伦之乐无过于是。”乾隆所说，他和弘昼幼年相处的兄弟友情，大概是事实。弘昼也说：“吾兄随皇父在藩邸，朝夕共处，寝食相同。及皇祖见爱，养育宫中，恪慎温恭，皇祖见之未尝不喜，皇父闻之，未尝不乐，而又念弟之在家，不能常聚，迹虽两地，心则相通……及皇父尊居九五，吾二人下帷读书，朝夕共处，寝食相同者如旧。同气之欢，岂语言文字所能尽载乎！”这篇文章是弘昼在乾隆即位以前写的，口气是对哥哥说话，并非有意奉承皇帝。他们兄弟俩长期在一起，只在12岁时，弘历曾被祖父带进宫中，不到一年时间，两个小孩子，隔离两处，不能见面，互相思念，“迹虽两地，心则相通”，可见他们之间感情的深挚。他们读书在一起，吟诗、作画、打猎、游乐也在一起。乾隆帝即位以前所写的诗文，赠给弘昼或记载与弘昼一起活动的篇章甚多。如送弘昼往山东祭孔庙序文，同游玉泉、西苑诸诗，同去南苑围猎，同舟夜归，同过万寿寺，同读杜诗，寿五弟以及题五弟葫芦笔筒等诗，反映了青少年时代两兄弟的亲密关系。

圆明园《武陵春色图》，乾隆帝少年时曾读书于此，后有题诗：“复岫回环一水通，春潇片片贴波红。钞锣溪不离繁囿，只在轻烟淡霭中。”

雍正帝秘密建储，并未公开宣布自己的继承人。但他早就属意于乾隆，雍正元年（1723），即将弘历的名字写入传位诏谕中，密封箴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他在表面上似乎不露声色，两个儿子，一样对待，不分轩轾，政治和生活待遇上是平等的，同受教育，同享尊荣。雍正九年（1731），兄弟同时受封，弘历封和硕宝亲王，弘昼封和硕和亲王。两人又经常被派，代雍正帝执行重要的祭祀活动。以后，兄弟二人又同时受命参与苗疆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以锻炼他们的政治才能。雍正帝的用心，是让人们不知道谁是将来的帝位继承者，以免像康熙时，预立太子，形成一个皇太子的势力集团，尾大不掉，引起内争。

其实，谁是雍正的继承人，当时的王公大臣们完全可以猜测出来。因为雍正即位时，活在世上的儿子仅有四人，即弘时、弘历、弘昼、福惠（幼子弘瞻，迟至雍正十一年（1733）生）。弘时虽已成人，但平素得不到父亲的眷爱，雍正五年（1727）得罪，削籍身死，他不会被选为继承人。福惠年幼，雍正即位时仅2岁，活到雍正六年（1728）死去，连正式的名字尚未赐给，也可以排除在继承人之外。只有弘历和弘昼，年龄相同，同受父亲宠爱，似乎都有接班的资格。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亲密的兄弟，实际上是皇位的潜在的竞争对手。但如果仔细考察，弘历各方面的条件又比弘昼优越得多，他比弘昼大3个月，在弘时死后，他是雍正帝最大的儿子，以中国封建时代立嫡立长的传统观念衡量，他自然胜出一筹。更重要的是弘历幼慧，受康熙帝宠爱，曾被养育宫中，这段历史是弘历最重要的政治资本。雍正居藩邸，两个儿子是同龄人，他只把弘历介绍给康熙，康熙也只把弘历带进宫内，弘昼却没有这种优遇，可见两代老皇帝的宠眷所在。雍正帝秘密建储的诏谕中说：“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弘历资质聪明，确也比弟弟胜强得多。两人一起读书，弘历资性颖悟，所授课程很快就能熟记背诵，而弘昼较迟钝，功课总是落在后面，到了该散学的时候，他的功课尚未做完。他们的老师福敏对弘历说：“弟弟还在书房里，做哥哥的怎好先走？”就给弘历增加些新功课，使兄弟俩一起散学。弘历还是个小孩子，心中不高兴，却因此多学了不少课文，增长了更多知识，后来乾隆帝回忆这段经历：“余幼时，日所授书，每易成诵，课常早毕。先生即谓予曰：‘今日之课虽毕，曷不兼治明日之课。’比及明日复然。吾弟和亲王资性稍钝，日课恒落后。先生则曰：‘弟在书斋，兄岂可不留以待之。’复令予加课，俟其既毕同散，彼时孩气，未尝不以为怨。今思之，则实有益于己。故余所读之书倍多，实善诱之力也。”弘昼自己也承认比不上哥哥，“弟之视兄，虽所处则同，而会心有深浅，气力有厚薄，属辞有工拙，未敢同年而语焉”。这些话确也反映了一定的实情。

雍正帝在世时，虽未宣布弘历为继承人，但从存世的四个皇子中，人们不难推测到谁会继承帝位。而且雍正在言语和行动中也有意无意地暗示了消息，皇子们自己的心中也是清楚的。雍正元年（1723）正月，祈谷礼成，雍正单独召见乾隆，分赐胙肉，这种特殊礼遇非同寻常，弘历当时也是明白的。他85岁时回忆说：“雍正元年正月，皇考召予至养心殿，以肉一脔赐食，而和亲王未与也。予尝之，味纯美而不辨何肉，皇考亦未明谕，敬识之勿敢忘。践阼后，回忆是日正祈谷礼成后，圣意必以初元郊祀，将予后日克承大宝，上告昊穹，付托之重，已定于此时矣。”又同年年底，康熙帝逝世一周年，按理雍正应亲往景陵祭拜，却命弘历代自己前去。乾隆帝78岁时提及这段往事：“雍正元年，皇考曾两诣景陵，冬至月届，皇祖周年大祭，俯允诸王大臣之请，因停往谒，命予恭往代祭，实不无深意也，时予年十三。”应该说，包括弘历本人在内的一些人对雍正帝这些举动的含义是清楚的，只是心照不宣而已。还有一点可以注意到：弘历的生母钮祜禄氏，本为藩邸格格，雍正时，封熹妃，进熹贵妃，位分仅在皇后之下；而弘时的生母李氏藩邸时已为侧福晋，雍正间仅封齐妃；弘昼的生母耿氏，亦为藩邸格格，但年龄、资格长于钮祜禄氏，仅封裕嫔、裕妃；弘瞻的生母刘氏，仅封谦嫔。终雍正之世，这四位皇子的生母中，只有钮祜禄氏得封贵妃，位分最高。“母以子贵”，由此可以推想到，哪一位皇子该是雍正帝属意的继承人。

景陵，在今河北省遵化市。

乾隆帝青年时期朝服像。

弘瞻像。

雍正在位，弘历和弘昼朝夕相处，友爱颇深，但一旦弘历登上了宝座，身份和关系骤然变化。既是兄弟，又是君臣，两者之间不容易取得一个平衡点。弘昼要在往常平等相待的弘历面前俯首称臣，内心未必能平静；而乾隆帝对这位曾是帝位潜在竞争者的弟弟，也未必不心存芥蒂。弘昼性格骄亢，盛气凌人，满朝文武都畏惧他。有一次，他和军机大臣讷亲闹意见，竟不顾体面，拔拳相向，当众殴辱讷亲。他又奢侈贪财，雍正藩邸的私产悉归所有，在王公宗室中是首屈一指的豪富，还想索要雍亲王原府邸。乾隆帝以此府为两代龙飞之地，不宜作为王府，断然拒绝他的要求，而将原雍亲王府改为礼佛的喇嘛庙——雍和宫。弘昼以御弟的身份，言语不甚检点。有一次乾隆帝命他在正大光明殿监试八旗子弟，乾隆帝迟迟未退席，弘昼请皇帝退朝就食，乾隆怕八旗士子习性顽劣，夹带作弊，仍未退朝。弘昼发起小脾气来，对皇帝说：“你难道连我也不相信，怕我被士子们买通了吗？”对皇帝说这种话，极不恭敬。乾隆帝很不高兴，但没有说话，即退朝走了。有人提醒了弘昼，第二天，弘昼向皇帝请罪，乾隆告诫他：“昨天，如果我答复一句，双方顶撞起来，你就该粉身碎骨了。你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我知道你内心友爱，故而原谅了你，今后要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小小的言语失检，在专制统治者面前，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即使亲兄弟也不例外。乾隆帝为了改变清前期宗室王公干预朝政的习惯，对皇亲国戚，包括自己的弟弟在内，在名位和生活上给以隆重的优遇，但政治上要求很严格，不许干政，还经常借些小事对他们敲打敲打，提醒他们循礼守分，不要忘乎所以。“上即位后，优待和、果二王（即和亲王弘昼、果亲王弘瞻），每陪膳赐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犹必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事，保全名誉。”乾隆十七年（1752）和亲王弘昼与裕亲王广禄、履亲王允祹、慎郡王允禧、顺承郡王台斐英阿奉命盘查仓库，这本来是例行公事，这些王爷们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想不到皇帝却借此做文章，责他们“未能尽心”，要议他们的罪。宗人府哪敢得罪这些凤子龙孙，议革他们所兼的都统或罚都统俸饷，请皇帝在两种处分中，任择其一。乾隆很不高兴，指责宗人府“两议请旨……故意尝试，甚属取巧……如此瞻徇，岂受其请托耶？抑借以倾陷耶？”将宗人府王公严加议处，命都察院严察议处。都察院的官吏们接到这一棘手的案件，战战兢兢，不知道皇帝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从严议处，革去王爵。不料乾隆帝又大发脾气说：“王公等非干大故，从无革去王爵、降为庶人之理，都察院果以此议为当乎？否乎……明知朕必不革去两亲王两郡王，而故如此立议，以为可以立身无过，而于朝廷之体制，事理之当否，概不之论，是岂大臣实心敬事之道……乃诸臣议事，一不衷之于理，非以尝试取巧，则以从重而恩出自上为自全之术，无以实心为国家任事者，朕将奚望，亦甚自惭。”结果，王爷们罚王俸一年，而都察院官员们俱革职留任。皇帝的天威高深莫测，这无非要让王爷们知道：自己是绝对的权威，对任何人都可以生杀予夺。同时，也告诫百官们：即使皇亲国戚，也必须依法处理，既不许徇情包庇，也不许故意重处，以避嫌疑，而把处理的责任推到皇帝身上。

弘昼锦衣玉食，但在专制皇权的压抑下，不得不小心谨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喜欢听戏曲，专爱弋阳腔，家中养着戏班子，自己将旧剧戏文改写，用弋调演唱，大概改写的水平低下，客人们掩耳厌听，而弘昼乐此不疲。又因长期抑郁寡欢，养成一种变态心理，无聊地演习自己的丧礼，制订了死后的丧礼仪式，自己高坐院子里，装成活死人，陈设各种冥器，命王府的护卫仆从供饭哭祭，自己则吃着祭品，以此自娱。弘昼死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57岁。

乾隆帝的幼弟弘瞻，谦妃刘氏所生。乾隆即帝位时只有两岁。这位小弟弟似乎从小就对哥哥怀着畏惧的心理，因他幼时常住在圆明园，故称圆明园阿哥。有一次，幼小的弘瞻在园内玩耍，乾隆帝看到了他，召他近前想和他说话，他却害怕皇帝哥哥，一溜烟跑掉了。乾隆帝满心不高兴，不好责怪小孩子，把太监们骂了一顿。弘瞻长大以后，善作诗词，且富藏书，他的老师是著名的诗人沈德潜。雍正帝的第十七弟允礼，封果亲王，颇受信任，乾隆初参与辅政。允礼死于乾隆三年（1738），死后无子，即以弘瞻过继。允礼“在诸王中较为殷富，弘瞻既得嗣封，租税所入，给用以外，每岁赢余，不啻巨万”，但弘瞻性俭啬，积聚许多钱财，对待下属很苛刻严厉，行为放纵不检，因开设煤窑，强占平民产业，又曾奉命前往盛京，恭送玉牒，他却上奏要先去打猎，然后再去盛京。乾隆帝对他很不满意，屡加训饬。但弘瞻却以为这些小事情，仗着御弟身份，皇帝不能把自己怎么样。兄弟之间的矛盾，日积月累，终于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爆发，当时审理两淮盐政高恒代京师王公大臣贩人参牟利一案，据高恒供称：弘瞻因欠了商人江起，的钱，派王府护卫带江到高恒处，托售人参，牟利以偿还欠债。这件事大失御弟的身份。乾隆帝决心进一步查究，查出弘瞻令各处织造、关差购买蟒袍、朝衣、刺绣、古玩以及优伶，只给很少价钱。又朝廷简派官吏，弘瞻以门下私人嘱托军机大臣阿里衮选用，阿里衮未答应。乾隆帝对此事极为恼火，斥责“弘瞻冥心干与朝政，毫无顾忌，一至于此。此风一长，将内务府旗员之不已，外而满汉职官，内而部院司寺，势将何所不可……朕实为之寒心”。乾隆帝决定要惩戒这位放纵的幼弟，把他一切乖谬的行为揭发出来，算一笔总账。弘瞻的生母谦妃寿辰，乾隆未曾加赐称祝，弘瞻愤激不满，形之于色，向乾隆帝微词讽刺，乾隆反驳他：坐拥厚，而侍奉母妃菲薄，反而常向母妃索取财物，“岂为人子者所宜出此耶！”有一次，圆明园“九州清晏”失火，诸王都进园救火，弘瞻住处最近，来到最晚，且和皇子们嘻嘻哈哈，毫无关念之情。又弘瞻和弘昼一起，至皇太后宫中请安，在皇太后座位旁边跪坐，该处正好是皇帝平日跪坐之地。乾隆帝责备两个弟弟“仪节僭妄”、“尚知有天泽之辨哉！”诸罪俱发，弘瞻被革去亲王，降为贝勒，解除一切差使，永远停俸。连弘昼亦因“于皇太后前跪坐无状”，罚王俸三年，这是乾隆帝和幼弟之间矛盾不和的集中爆发。弘瞻被革去亲王后，闭门家居，抑郁不欢，得病。病危时，乾隆帝亲临视疾，弘瞻在衾褥间叩首谢罪。乾隆帝被手足之情所感动，呜咽失声，拉着弘瞻的手说：我因你年少，故而稍加处分，以改变你的脾气，想不到你会因此得这样重的病。立即恢复弘瞻的封爵，弘瞻不久即死，时在乾隆三十年（1765）三月，年32岁。

第五节理学名师

弘历幼年时代，父辈的争权斗争虽很激烈，但他的生活却平静、安定，享受着皇家的富贵尊荣，受到良好的教育。雍正即位以前，他住在雍亲王府，和弟弟弘昼分居于东西室。附近有柏林寺，弘历、弘昼常去玩耍，做皇帝后，他对这个地方很眷恋，重修柏林寺时，他题写碑文说：“人之情虽善忘，而孩提时事，或不忘者，以其见闻久而孺慕切也。兹寺之葺，其不可已者以此。”二百多年以来，柏林寺之名相沿未改，它坐落在今雍和宫东侧，为北京图书馆之古籍部。

柏林寺。

弘历、弘昼6岁时读书，书房在如意室，起初似乎没有正式聘请老师。在他们9岁时，胤禛给两个儿子请了一位翰林院庶吉士福敏，启蒙授读。福敏为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但官运不佳，20余年未得升迁。福敏服膺程朱理学，为人方正耿直，宽容有度，“公严气正性，凛不可犯，习之处，开心吐怀，廓然无城府”。且教读有方，对学生严格要求。弘历对他十分尊敬，终生感念师恩。说他：“循循既善诱，严若秋霜披。”大概因他教读皇子有功，雍正三年（1725）放外任，署浙江巡抚，又署湖广总督，内调为吏部尚书、左都御史、协办大学士等职。他做官的本领似属平常，雍正末，屡遭谴责。到他的学生登上帝座，又一次发迹，擢武英殿大学士，加太保。乾隆帝说“先生服官，政绩无所表见，而方正严惮，且能多方诱迪，于课读为长。余初就外傅，始基之立，实有以成之，故每追念不置云”。

雍正即位后，弘历、弘昼成了皇子，身份提高了，对他们的教育也不同了。雍正始设上书房，上书房在乾清宫附近，屋五楹，北向。并制定了教育皇子的严格制度。雍正元年（1723），聘请徐元梦、张廷玉、朱轼、嵇曾筠四人为师傅。按从前的规矩，皇子拜师，彼此长揖，雍正帝特别重视儿子们的学业，尊重他们的师长，命在懋勤殿，向四位老师行拜见之礼。这四人中，徐元梦是满族，正白旗人，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资历最老，康雍乾三朝都曾授皇子读书，他是精通满语的专家，担任宫廷的满语教习，不久因罪去职，故教读弘历的时间很短。张廷玉，安徽桐城人，是雍正朝最受宠信的大学士，撰旨任务繁忙，很少有时间参加教学，但他长在北京，管理翰林院，有时也去上书房察看，对皇子们的教育稍有影响。嵇曾筠，江苏长洲人，康熙四十五年（1707）进士，是一位水利专家，入值上书房不久，即出为河南巡抚、河道总督，长期在外治河，未实际教读。这四人中，只有朱轼教学最久，故乾隆诗中说：“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胥宿儒，徐（元梦）朱（轼）及张（廷玉）嵇（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其三时去来（原注：徐未久得罪去，张以书写谕旨事繁，旬月中偶一至上书房，嵇则出为河督。惟先生常至书斋，为余兄弟讲授），可亭则恒矣（引者按：可亭即朱轼）。时已熟经文，每为阐经旨。汉则称贾董，宋惟宗五子（原注：谓周程张朱）。恒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风中，十三年迅耳。”

朱轼（1665—1735），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他从知县开始，历任主事、郎中、陕西学政，颇有政绩。康熙末官至浙江巡抚，治理钱塘江工程，亦有成效，擢左都御史。雍正时，入值上书房后，晋吏部尚书、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朱轼是著名的理学家，研究《礼记》，又精明能干，躬亲治事，政务虽繁，不废学问，生活则很俭朴。“公为政，练达有体。自为县及浙抚，未尝假宾佐，摘伏多洞中，吏不能为奸，政事之外益著书”，“自诸生至宰相，食不二味，衣不鲜华，而爱国忘家，唯民休戚是念，凡所学必以身践之”。朱轼服膺宋朝张载的学说，主张身体力行，后来乾隆帝也经常强调这一点，可能是受老师的影响。他担任师傅时，弘历兄弟12岁，“已熟读诗书四子书，背诵不遗一字”，学业已有良好的基础，但尚待进一步培育深造，他们的性格气质以及兴趣爱好，则尚在发育变化，并未定型。朱轼的教导，对于乾隆帝性格、志向、知识、爱好的形成，起了很巨大的作用。他根据皇子们已有的程度，教读《易经》、《春秋》、戴礼以及宋儒性理诸书、《通鉴纲目》、《史记》、《汉书》、唐宋八家之文，向皇子们讲解儒家经典以及理学的精蕴奥义，兼及社会现实、民生疾苦、前朝历史。所谓“学术醇正、望重朝端”、“朕自幼读书宫中，常闻讲论”，“今上（按：指乾隆帝）在藩邸时闻公讲生民休戚，历朝治乱甚悉”。朱轼所讲是儒家那套修齐治平、帝王南面之学，他确实成功地按儒家的模式，参与塑造了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赋予他必要的观念、知识和能力。乾隆帝对这位老师十分尊敬，即位以前，他给朱轼赠诗，可见他的景仰之心：

早岁承纶，成童授简编。

芳规看表帅，函丈获周旋。

……

十载如旬日，高山复大川。

汲长难试绠，质鲁记窥渊。

惟借开陈力，常资接引缘。

前途粗省识，往笈事精研。

方示寻邹屐，旋招泛汨船。

高深终莫测，言象未忘筌。

雍正死时，朱轼方被派赴浙江勘视海塘，走到半路上，乾隆即位，由于他长期住在宫中，未自建藩府，又不交接外官，所认识和了解的官员极少，他想到的第一个可靠而又能干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朱轼，立即召朱轼折回北京，协同总理事务。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朱轼和乾隆帝关系特别密切，“公以旧学重臣，日趋内廷，辰入酉退，屡陈便宜”。乾隆初政，以宽大纠正雍正的严刻，这一方针的制定与执行当与朱轼有关。袁枚为朱轼撰写的《神道碑》中说：“公奉世宗诏，侍皇上青宫最久。皇上登极未一载，仁言圣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异音同叹，庆尧舜复生。然则公启沃之功可以想见，而公之风概，又岂可求诸唐虞下哉！”可惜朱轼到乾隆元年（1736）九月即病死，年70岁。在乾隆帝急需支持、帮助的时候匆匆地离开人世，使新皇帝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使用雍正留下的大臣们，无法组成自己所熟悉、所信赖的新的工作班子。

即使朱轼学问优长，久侍讲幄，可是他的官位已高，兼职繁多。教读期间，他曾往江浙修海塘工程，协助怡亲王允祥管理畿辅的水利营田，允祥死，又归他主管。他事务繁杂，精力分散，雍正帝为了不耽误儿子们的学业，又于雍正元年（1723）六月聘请了一位专任教师蔡世远。蔡在对乾隆的教育上，和福敏、朱轼一样，起了重大作用。后来，乾隆帝只承认这三人才是自己真正的老师，为了尊敬他们，称他们为“福龙翰先生”、“朱可亭先生”、“蔡闻之先生”。

《御纂性理精义》，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蔡世远，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是张伯行、李光地的门生，曾协助李光地编纂《性理精义》，这本书也是后来弘历、弘昼兄弟学习的课本。蔡世远是一位教育家，他和父亲两代主持福建鳌峰书院。“手定学约，躬行率先，儒风大振。父子相继为全闽学子师，前此未有也。”蔡世远入值上书房后，虽得了礼部侍郎的官衔，但并无实际兼职，故能致力于教读，“侍直内廷十年，卯入而酉出，未尝一日辍”。蔡是一个崇拜宋儒的纯正的理学家，他称：“宋朝当理学昌明之会，周程张朱，比肩而起，德性学问之功，昭昭若揭天壤。”其讲学的内容，自然也是这一套，“公侍皇子，凡进讲四书五经及宋五子之书，必近而引之身心发言处事所宜”，“自身心以至治平之道，一以程朱为训，而必本于诚”。乾隆帝虽然对理学有一些不满的言论，但综观其一生，其言行仍不出程朱理学的牢笼，这当和他三位理学家老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而蔡世远对乾隆帝的作用十分重要，乾隆一生崇奉韩愈文、杜甫诗，即是受蔡的影响。乾隆自己说：“所从之师虽多，而得力于读书之用，莫如闻之先生……皇考命入尚书房授读，余时学为古文，先生谓：当以昌黎为宗，且言惟理足可以载道，气盛可以达辞，至今作文资其益。”乾隆帝自认得益于蔡世远，而蔡的见解与桐城派的文论极为相似，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蔡世远和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正好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弘历和这位老师的关系很亲密，蔡世远得病，弘历写诗送给他：

早日披衣唤小僮，新裁柔翰走诗筒。

问师冷日迍邅景，忆我春风坐卧中。

表现了师生间嘘寒问暖的融洽之情。蔡世远死于雍正十二年（1747），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的学生登上帝座。他著有《二希堂集》，自称“学问未敢望朱文公（按：指朱熹），庶几其真希元（按：指真德秀）乎！事业未敢望诸葛武侯（按：指诸葛亮），庶几其范希文（按：指范仲淹）乎！名二希堂之旨以此”。弘历曾为此书作序。后来，乾隆在养心殿辟“三希堂”，收藏历代名家法帖，他所以命名“三希”可以作三种解释，一是希贤、希圣、希天；一是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皆希世之珍；一是蔡世远有“二希”，自己欲希蔡世远之“希”。由此可见，乾隆对自己这位老师也是钦佩之至。

乾隆的老师，除以上提到福敏、朱轼、蔡世远以及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之外，还有一些人在雍正年间入值上书房，陪侍读书。雍正七年（1742）有顾成天，八年（1743）有蒋廷锡、胡煦，九年（1744）有邵基，十年（1745）有鄂尔泰，十二年有梁诗正，其他还有蔡珽、刘统勋、任启运、戴瀚等人。乾隆帝后来追忆当年上书房的旧人说：“皇考重英贤，率命书房走。鄂（尔泰）蒋以阁臣，蔡（珽）陈（法）列卿九。胡（煦）、顾（成天）、刘（统勋）、梁（诗正）、任（启运）、邵（基）、戴（瀚）来先后。其时学亦成，云师而实友。不足当绛帷，姓名兹举偶。”他认为：这些人实际上不是自己的老师，真正的老师是福敏、蔡世远、朱轼三人。乾隆皇帝自称于福敏“得学之基”，于蔡世远“得学之用”，于朱轼“得学之体”。

故宫三希堂内景。

第六节同窗知己

和弘历、弘昼一起读书，关系最亲近的有两人。一是诚亲王允祕，一是平郡王福彭。

允祕是康熙帝的第二十四子，也是最小的儿子，于弘历等是叔辈，却比弘历小5岁，赋性聪颖，得康熙钟爱。雍正帝说：“朕幼弟允祕，秉心忠厚，赋性和平，素为皇考所钟爱。”弘历被康熙养育宫中，就和允祕生活在一起，故弘历说：“每忆髫童际，亲承圣祖恩……辟咡依前膝，含饴共夕飧。七龄叔敏达，十二我愚芚。”这是弘历描写康熙和他们两个孩子一起进膳的情形。雍正即帝位，设上书房，允祕年幼，和两位年龄稍大的侄子弘历、弘昼一起读书，也在一起赋诗饮酒，写字赏画，游春踏青，泛舟娱乐。《乐善堂全集定本》中留下了与二十四叔（允祕）赋诗、行猎与郊游的若干诗篇，其中一首说：“近岁恩加渥，书斋业共敦。文章森义府，翰墨焕崇垣。缃帙循环诵，琼编次第翻。数曾相赏析，几度易寒暄。讲学欣同幄，延师更一门。晓晡常并席，岁腊偶开樽。联骑趋香陌，轻舟泛御园。騄骊工步骤，鸾凤必腾骞。”这首长诗描写他们一起在书房攻读课业，论文诵诗，而且同席饮食，同游共乐的情形。他对这位年轻的叔父甚为称赞敬重，说他“性情恒静正，体貌更恭温。尚友希千载，成文易百言。夙尝勤典籍，频自惜朝昏。深领书中味，浑忘户外喧”。看来，允祕是一位温文尔雅、勤奋读书、才学出众且超脱于世事尘务的谦谦君子。允祕与弘历、弘昼同时得封亲王，他死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享年58岁。

弘历另一位亲密的同学是平郡王福彭，努尔哈赤的八世孙，属于代善、岳托一支。岳托因战功始封克勤郡王，后世改称平郡王（乾隆中叶又恢复原名克勤郡王），是清代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之一。论岁数，福彭比弘历大3岁，论辈分，弘历、弘昼是福彭的祖父辈。福彭是伟大文学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亲表兄，他的生母曹氏是平郡王讷尔苏的嫡福晋，即是曹寅的亲生女。福彭英年早慧，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赏识，是王公子弟中的佼佼者。早年即被康熙皇帝看中，养育宫中读书，“王幼而侍圣祖仁皇帝宫中，躬承恩眷”，这是不同寻常的优遇。康熙的孙子太多，近百人，有许多他连相貌、名字也不知道，更不要说进宫和皇帝一起生活。乾隆皇帝到11岁时才被祖父赏识，入宫读书。乾隆帝视为不世之荣，一辈子感铭不忘，福彭以远支宗室的幼童而被养育宫中，更为难得。若非福彭聪明绝顶，才智过人，一定得不到这样的令许多权贵羡慕的优遇。

雍正六年（1728），弘历、弘昼已满18岁，无论学业上、性格上、身体上都已发育成熟。比他们大三岁的平郡王福彭被挑选入宫，陪同皇子们读书，这是雍正帝希望品学兼优的福彭能够影响弘历、弘昼，使他们健康地成长，从此，福彭成了皇子们的同窗挚友。这时，由于福彭之父讷尔苏已获罪革爵，福彭嗣封平郡王。雍正八年（1730），福彭奉诏代雍正帝前往盛京，修理祖陵前的水道，临行前，弘历写序赠送。不久，福彭又被派管理旗务，署都统，擢宗人府宗正。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在办理军机处行走，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位军机大臣，可见雍正帝对他的器重。当时，清军和准噶尔作战，在和通泊失利，溃不成军，前线营伍混乱，需要一位有胆略、有才能的统帅去收拾残局，整顿军队。清廷不乏能征惯战的宿将，而雍正帝都没有看中，偏偏选上了只有25岁的福彭。雍正十一年，任命他为定边大将军，驰往边关，肩负起前线的军事重任。福彭和弘历兄弟，同窗六载，友谊甚深，可称莫逆之交，临行之日，弘历送行到清河，赋诗三首赠别。其一云：

武略文韬藉指挥，书斋倍觉有光辉。六年此日清河畔，君作行人我独归。

这首诗表现了同学之间依依惜别之情。乾隆帝在即帝位前所作的《乐善堂全集定本》中，赠给福彭的诗文甚多，他对这位同学推挹备至，称赞福彭“年虽少而器识深沉，谦卑自牧，娴学问，通事理”，又说“王器量宽宏，才德优长，在书室中与之论文，每每知大意，而与言政事，则若贯骊珠而析鸿毛也”。在福彭赴前线以后，弘历对这位挚友眷念甚深，在和福彭离别的一周年，他写诗：

徘徊倚石栏，闲望抒清吟。

却忆昨年秋，今夕送知音。（原注：癸丑年八月三日平郡王奉命西征）

边陲渺天末，飒沓霜风侵。

抚景怀契阔，踌躇思不禁。

南仲方出车，颉利未生擒。

月明人尽望，壮士秋思沉。

又一个秋夜雨中，弘历躺在床上，回想起当年雨中和福彭驾舟游览的情形：

夜凉霜簟好安眠，芭蕉响滴残梦醒。

醒后悠悠动远思，思在龙堆连霜岭。

如心居士（按：指福彭之别号）在军营，年来王事劳驰骋。

即此清凉夜雨秋，行帐残灯悬耿耿。

……

犹忆去年烟雨中，绿蓑共泛沧波艇。

借有好风吹送诗，知君应在三秋领。

在某个冬夜，弘历住在温暖的房中，却想起万里以外的福彭天寒戍边的辛苦，又写诗：

暖阁董炉刻漏移，闲情万里忆相知。

高斋趣永三余乐，绝塞风寒列戍悲。

约计凯旋应指日，欲缄书寄更无期。

难堪剪烛清吟夜，念到寒更毳幙时。

从这些赠诗中，可见弘历与福彭同学六载，相交之恳挚，友谊之深厚。

福彭驻节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鄂尔坤等城，又筑城额尔德尼昭，治军有方，颇著劳绩。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帝死，乾隆继位，立即召福彭回京，协办总理事务处。这一机构在雍正帝丧期内是代替军机处的最高中枢机构。福彭的地位仅次于两位皇叔庄亲王允禄和果亲王允礼而在鄂尔泰、张廷玉、讷亲之上。看来，乾隆帝非常赏识和倚重这位老同学，他的政治前途正未可限量。但情况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尽管福彭年轻有为，又当乾隆帝正在用人之际，福彭仍属于乾隆初年政治舞台一瞬即殒的明星，未能大展其抱负。原因是：乾隆帝鉴于清前期宗室王公把持政局、屡次酿成内部斗争，决心铲除宗室干政的旧习，将所有亲王、郡王排斥于中枢机构之外，为贯彻这一政治原则，连自己的知心好友福彭亦不例外。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裁撤总理政务处，恢复军机处。允禄、允礼和福彭从优议叙或议叙，但均未进入军机处，这样，才学优长的福彭成了乾隆初政治改革的牺牲品，断送了他的政治前程。从此以后，历经乾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无宗室王公进入军机处者。直到1860年北京政变后，慈禧太后与奕訢锄灭肃顺等。奕訢加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又开晚清宗室柄政之局面。

福彭虽有才能，与乾隆同窗至好，一度被重用，但由于乾隆帝锐意革新，只给宗室王公优厚的待遇，不使他们掌政，故福彭失去了一展政治才能的机会，后来虽曾管理过正黄旗、正白旗事务，但未曾大用。乾隆十三年（1748）十一月，福彭病逝，年40岁。谕旨称：“平郡王宣力有年，恪勤素著。今闻患病薨逝，朕心深为轸悼。特遣大阿哥携茶酒往奠，并辍朝二日。”这是特殊的礼遇，乾隆帝对这位昔日同学怀有很深的感情。

和乾隆帝同学的除弘昼、允祕、福彭之外，允禧也是交谊很深的伴侣。允禧是康熙帝的第二十一子，虽为弘历叔辈，但为同龄人，仅长8个月。早在弘历受知于康熙、被养育宫中时，两个小孩子就结下了友谊。据弘历说：自己入宫时，“诸叔父咸善视予，而二十一叔尤肫然有加也”。允禧则称：“康熙六十一年，爰命皇四子宝亲王（按：即弘历）入侍内廷，以示宠异。是时，王年方舞勺（按：指12岁），而予齿亦埒，相对甚欢。及皇上（按：指雍正帝）绍登大宝……每入觐皇上时，遇王辄承奖许，把握深谈，大有乳水之合。”可见他们二人幼年结交，极为投合。从允禧的文章中看，他只在入觐雍正帝时，才和乾隆帝相遇，可见他未在上书房与弘历同学。但允禧文武双全，善骑射。据说康熙帝曾命允禧教弘历射箭，允禧能够教同龄的弘历，可见他身手不凡。他又好读书，擅长书法绘画，“诗笔清秀，擅名画苑”，自署紫琼道人，画风似董源、文征明。弘历对允禧的诗才画笔很钦佩，屡次和诗索画，称赞他：“吾叔乃诗篇，裁句清而好。近复参画禅，颇得画中道。”有一次，弘历写诗给允禧，索取诗画，诗云：“胸中早贮千年史，笔下能生万汇春……琼瑶乞并缣缃惠，景仰还期步后尘”，此诗表现了他对允禧的倾倒。允禧送给他诗画后，弘历又写诗三首志谢，再一次表示赞美之情，其中一首是：

南华秋水一泓新，抚景悠然觉爽神。

已愧征诗裁下里，还叨步韵咏阳春。

心情近似天边月，花竹聊充榻上宾。

桂露满瓶熏手读，恐教仙藻污凡尘。

弘历还有两位叔叔，一个是二十二叔允祜，也和弘历同年，雍正十二年（1734）封贝勒；另一个是允祁，比弘历小两岁，雍正八年（1730）封镇国公，乾隆登基后，晋贝勒。当康熙逝世时，他们尚未成人，由雍正养育宫中，亦应在上书房和弘历一起读书，但弘历从没有说起和他俩同学，也没有唱和的诗或一起游玩的记载。康熙帝的小儿子允禧、允祜、允祁、允祕，他们的生母地位均不高，唯允祕得康熙厚爱，能与弘历、弘昼一起读书，且早封诚亲王，其他三人可能在另处读书。而雍正帝最为宠信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其子弘晓于雍正八年（1730）袭怡亲王爵，雍正帝命他在宫中读书，与弘历兄弟亦为同学，弘历和弘晓交往甚疏，早年诗文中也从未提到弘晓。乾隆即位不久，曾责弘晓“性耽安逸，不知黾勉向学，以副皇考期望之意，屡烦圣心，降旨训饬。而王仍未能悛改，皆朕所亲见者”。乾隆帝还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同学，即蒙古活佛章嘉三世，他幼年颖悟，雍正二年（1724），奉召入宫读书，时年7岁，比弘历小5岁，这是我们所知乾隆帝唯一的一位非皇室的同学。

第七节读书生活

雍正帝设立上书房，聘请名流宿儒为老师，以教育皇子们，制度和管理很严格。“我国家之制，诸皇子六岁以上，即就上书房读书，即皇孙、皇曾孙亦然。既选京堂翰林以分课其读，复派大学士、尚书数人以总视其成，更简满洲、蒙古大臣、侍卫等以肄之国语骑射，长幼相聚，昕夕程功。”乾隆帝就是在这种严格的书房生活中接受了十多年教育。据目睹皇子们上学情形的赵翼说：他在军机处值班，每逢早班，五鼓入宫，这时各部院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只有几名内务府苏喇来往应差。“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敌，复何事不办？”赵翼所见是乾隆前期的事，而这正是沿袭了雍正以来的做法。人们说：清代皇帝虽出于少数民族，但他们的才能、品质以及对儒家传统文化的了解，更胜于汉、唐、宋、明的一些帝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其原因是培育皇室成员的一套教育制度很正规、很严格，这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四书纂笺》，康熙朝刻本。

弘历等学习非常勤奋、非常专心，成天诵经研史、吟诗作文，或者骑马射箭，每天学习的时间约在10个小时以上。他的老师蔡世远“侍值内廷十年，卯入而酉出，未尝一日辍”，老师在宫中滞留的时间，大体上就是学生们的学习时间。人们称赞他们“朝有课，夕有程，寒暑靡间”。“皇四子（指弘历）无日不酌古准今，朝吟暮诵，无日不构思抽秘，据案舒卷。”

皇子们读书的上书房，在乾清宫左，五楹，面北向，皇帝在乾清宫可以听到上书房的读书声，故乾隆帝有《每御乾清宫，辄闻尚书房诸皇子诵读声，欣然会心，兼忆旧况诗》。雍正帝很关心儿子们的学业，万几之暇，亲自到上书房考察课程。雍正七年（1729），他来到书房，一时兴至，执笔展纸，挥洒宸翰，写了一副对联“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赏给弘历、弘昼。雍正帝擅长书法，这副对联寓意深切，写得苍劲有力，兄弟俩挂在书房中作为座右铭。后来，弘历专为此写了两篇论文，解释并发挥对联的含义。

雍正帝御笔。

弘历的读书处在上书房，平日居住在西二所。雍正五年（1727），他和皇后富察氏结婚时，即以此处为新房，其后将西二所改建升格，称重华宫。乾隆帝认为：这是一座有纪念意义的建筑，里面贮藏着青少年时代的日用旧物，包括康熙、雍正和乾隆母亲所赐物品，富察皇后的遗物（富察皇后死于乾隆十三年（1748）），以及皇子时代的衣服和用品。“重华宫为朕藩邸时旧居，朕频加修葺……现在重华宫陈设大柜一对，乃孝贤皇后嘉礼时妆奁，其东首顶柜，朕尊藏皇祖所赐物件，西首顶柜之东，尊藏皇考所赐物件，其西尊藏圣母皇太后所赐物件。两顶柜下所贮，皆朕潜邸时常用服物。”重华宫前有乐善堂，则为乾隆青少年时代的书房。舜所谓“乐取于人以为善”，后汉东平王所谓“为善最乐”。乾隆自称：“于大舜之善与人间，虽有志而未逮，而东平王之为善最乐，则不敢不勉焉。”因而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乐善堂”，他未即位前所写诗文，亦以“乐善堂”为名。

弘历等有时不住在宫内，随处所至，均有书房，如南海瀛台附近的补桐书屋，即为其幼年读书处之一。他自己说：“雍正二年，在此读书，屈指至今二十年矣。”还写诗说：“三千插架有芸编，占毕明窗忆向年。旧学商量无寸进，补桐书屋自依然。”南海的日知阁也是他读书的地方，故他将自己所作一些短篇辑为《日知荟说》。圆明园中，弘历起先住桃花坞（此地后改名“武陵春色”），以后移居长春仙馆，桃花坞内有两处书房，其一为“乐善堂”，与大内重华宫前的“乐善堂”同名，这是非常幽静别致的去处，“余有书屋数间，清爽幽静，山水之趣，琴鹤之玩，时呈于前。菜圃数畦，桃花满林，堪以寓目。颜之曰‘乐善堂’者，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此外，弘历还去过南苑与避暑山庄，故南苑行宫有荫榆书屋、裕性轩、澹思书屋，避暑山庄有万壑松风等处，都是他曾经读过书的地方。

乾隆帝《乐善堂全集定本》目录。

对弘历的教育是用理想的封建帝王的模式来陶冶他、铸造他。他朝夕讽诵，从四书五经中寻求智慧和哲理，从历史书籍中体会帝王的统治术，从宋代理学家的著作中钻研性命理欲的一套大道理。应该说，这种教育是相当成功的。历史上的帝王还很少有像他这样长期、严格、系统地受到教育。青年时代，他写作大量经说、史论、序跋、诗赋。雍正八年（1730），曾将所作辑成《乐善堂文钞》14卷，至乾隆元年（1736），作品更多，正式刊刻为《乐善堂全集》40卷，乾隆二十三年（1759）对这个刻本不满意，进行删削，成为《乐善堂全集定本》30卷，此外尚有《日知荟说》。这是弘历读书时的课业与作品，可以窥见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思想。他还学写过枯燥呆板的八股文，但后来编文集时乾隆帝命令把八股文删去。

弘历早年服膺宋儒，尤其推崇朱子。他认为：汉以后大道沦丧，宋代理学家们振废绝续，使道统得以恢复、发展，功在不朽。他的诗中说：

自汉迄宋初，道昏人如醉。

二程实见知，主敬标赤帜。

朱子集其成，经天复行地。

绝续递相衍，斯文统绪寄。

他在许多文章中讲论内圣外王之学，发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标榜仁义道德，和当皇帝后所写的经筵讲义差不多。他说：“治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德盛者王，德衰者灭”，“上下一心，君臣相德，天下乂安，民受其福”，“圣帝明王为治，莫不以礼为本，然后渐之以仁，摩之以义，和之以乐而天下化成”。当然，他也很懂得，单靠儒家那套仁义的说教还不能进行巩固的统治，武力和刑法也是不可缺少的统治手段，因此也讲恩威并施，“以威御之则还而不至于不逊”。

枷椅。

他似乎特别喜爱历史，所写史论五十余篇，还有许多咏史诗，议论各个朝代的统治特点，许多皇帝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上下古今，褒贬评骘，探讨他们的施政得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弘历眼界很高，历代帝王中没有几个瞧得上的，真是睥睨千古，无足当意者，只勉强选取了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三个人，但认为汉文帝虽贤而辅佐乏人，宋仁宗才能亦不足，只有唐太宗是帝王中的佼佼者。“文皇（即唐太宗）治世功，在汉文景右。斗米值三钱，太仓粟腐臭。关东暨岭南，开门夜无寇。论古缅遐思，治功非幸觏。文贞（按：指魏徵）立朝端，弥缝而匡救。九重亦虚己，勤政夜继昼。励精图至治，俗用臻富厚。二十余年间，中外称明后。”他也指出唐太宗的缺点，如后期的志满倦政以及家法不正以致身后发生武则天的“女祸”。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写史论，集中在汉、唐、宋三代。在封建专制统治的淫威下，即使贵为皇子，也不敢对近期的历史（包括明代和本朝历史）多所议论。只是到了乾隆统治的中后期，他才专心研究明清历史，翻了许多案，提出许多观点，为清朝统治寻找意识形态的根据。

弘历资性颖异，读书勤奋，撰文敏捷，析理透彻。鄂尔泰称他“动容出辞，温肃之气具备，偶聆议论，则穷本探源，有经有纬”。福彭说他“每为文，笔不停辍，千言立就，而玄思泉涌，采翰云生”，张廷玉说他“常不假思索，一挥数千言立就。清词邃旨，首尾烂然，数年来俱不下千篇”。这些虽然是恭维话，但弘历确有过人的才能，思敏文捷，故既能处理繁剧的政务，而留下的诗文作品也特别多。

弘历经长期的教育熏陶，对儒家经典上的政治教条和历史上的治乱兴亡，十分熟悉，保证了他日后进行统治，得心应手。为了最高统治的利益，他必须按照封建政治原则去行事和施政。他学会了自我克制，压抑或改变自己的意愿、感情、欲望，一切站在君主的立场上去思考，去判断，去实施。当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天性、爱好、情绪又往往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譬如，他一生独揽大权，专断独行，而内心深处又有不竞得失、淡于荣利的思想，他写过这样的诗句：“失者何必愁，得者何必喜。我愿世间人，平等观如是”，“持竿不为贪鲈鲙，天水空明万虑消”，不像是操持生杀大权的专制皇帝的口吻。他进行过许多次战争，以“十全武功”自诩，但早期作品中强烈地追求和平，厌恶战争，“洗尽尘氛永息师，男为其家妇育儿。九州安堵乐雍熙，壮士勇力亦奚为”，“军行十万壮男儿，各各归家勤耕穑”。一个模范的封建皇帝，他需要决断，需要割弃感情，需要掩盖自己的真实思想，去进行政治角逐。他比普通人处在内心世界更加激烈、永远不断的矛盾与战斗之中。

我们没有看到弘历青年时代对当前政局有何评论，这对皇子来说是绝不容许的。但在《乐善堂全集定本》内有一篇论说，曲折地透露了他的心情。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宽则得众论》，写于雍正后期，文章中大力赞扬宽大政治，说：“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我们知道，雍正帝为整饬吏治而严刑苛法，诛戮臣下甚多，人人惶恐不安，而弘历却说应该“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这不是和当前的政治趋向恰恰相反吗？他指责为“褊急”、“刻薄”的秦始皇、隋文帝“程石观书”、“躬亲吏职”岂不是正好在为他的父皇作写照吗？可以推想：弘历早就对雍正苛严的方针有意见，这篇论文是他真实思想在无意中的流露。雍正帝虽然钟爱弘历，并且已写下密诏，传位给他，但父子之间性格不同，观点差异，政治上有分歧，这一点雍正帝似乎早已觉察，曾批评过弘历。据乾隆帝后来说：“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

弘历除学习汉文功课外，还学习满、蒙文。他精通满族的语言文字，自称“国语自幼习之”，他极力提倡满族要学习满文，机密的军机文书有时用满文而不用汉文。如征讨准噶尔时，谕令将军永常，“所有关系军机事件，俱用清字具奏”。为提倡满文，每御经筵，满汉文并用，自己将御制论说先用汉文读一遍，又用满文读一遍。他又懂蒙古文，自己说：“乾隆八年始习蒙古语。”能用蒙古语和蒙古族王公们交谈，故更能赢得他们的信任爱戴。他后来还学会了维吾尔语、藏语与金川番语，可算是一位语言学专家。

诗文书画是弘历平生爱好。这种爱好在青少年时代已培养起来，年岁越大，兴致越浓。他主张写诗是抒发性情，反对雕文斲句，“我闻古人语，诗以道性情。题韵随手拈，易如翻手成”。其诗的优点是平易自然，但不经推敲，率而成句，缺少诗味。古代诗人中，他最推崇杜甫，其次则是陶渊明、白居易。他说：“大雅止姬周，何人继三百。卓哉杜陵翁，允擅词场伯。歌谣写忠恳，灏气浑郁积。李韩望后尘，鲍谢让前席。缅想浣花溪，披读仰高格。诗史非妄评，良足娱朝夕。”表明了他对杜诗的倾倒。他青年时曾经学画，绘画水平不高，画作亦少，但很有鉴赏能力，所见历代名画很多，流连欣赏，为各种画幅题诗甚多。

乾隆帝御书《初集诗小序》。

第八节田猎、娱乐和其他

乾隆帝微弧射鹿图。

骑马射箭是满族青少年的必修课，弘历对此极为精通，他11岁就随祖父往热河、南苑打猎，曾向第十五叔允禄、第二十一叔允禧学习火枪、射箭。他经常和兄弟叔侄或到西厂骑马射箭，或去南苑行围打猎，留下了不少诗篇。你看他打猎时兴致勃勃，大显身手：“秋阳皎皎秋风起，千山万山收红紫。南苑平芜晓色寒，游丝白日长空里。我从前岁罢秋围，经年未到南海子。重来历历忆旧游，真教见猎心犹喜。黄羊麋鹿满平郊，捷射争夸驰騄駬……合围少试秋草原，骁腾未改旧时美。一驰射中双兔儿，再驰殪彼一封豕。”弘历等驰逐郊原，多么称心惬意。再看他们在西厂骑射，暮春天气，落英缤纷，弘历等一面跨马扬鞭，弯弓发箭，一面欣赏着周围景色：“离离紫陌花，苒苒暮春天。纷红一以萎，绿杨全锁烟。可惜流莺语，惊起晓窗眠。秣我青骊驹，策我珊瑚鞭。乘兴联骑去，晴郊草芊芊。驰射平原中，随意娱芳年。”骑射田猎既是讲习武事，也是户外活动、锻炼身体、欣赏风景、游览娱乐的好机会。这些皇室青年长期憋在深宫中，一旦到野外活动，内心的欢乐可想而知。弘历的很多诗中表露了这种心情，他所写有些习射、田猎诗几乎就是春游诗，如：“拂柳穿花过小溪，紫骝不用锦障泥。东风可是能裁剪，飘洒香红散马蹄。”“西海清流漾碧鲜，相将此日荡兰船。溶溶新涨春芜合，始识分来似玉泉。”这两首诗从字面和句意上理解是地道的游春和泛舟诗，但他的题目却是《西厂习射即事》，可见习武田猎和春秋郊游几乎是一回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尽管弘历自幼生长深宫，长期在书斋中读书，还是有一定机会接触社会、接触实际。他十分关心农业生产，了解民间的疾苦。他在御园内开辟一小片土地，督促太监们种麦莳菜，以体验农事，他写诗说：

秋露零场圃，金风气萧索。

百谷已告成，呼童庤钱镈。

为地只盈亩，颇可验耕凿。

居兹西成候，策杖课收获。

他经营这片土地相当认真，天旱，麦苗枯萎，他命太监们戽水浇灌，救活麦苗，“须臾苗尽起，生意良可玩。尔仆听我言，莫怨体流汗。不见万顷田，农夫遍浇灌”。他出外谒陵、打猎或散步，常常有机会观察农事，和农民谈话，了解情况。他在一首诗里描写喜获丰收时田间的情形相当生动、逼真：

麦苗入夏结穗黄，东垄西垄硕且长。

老农此日走田忙，腰镰遍割乐岁穰。

笑看黄云各成片，密茎随手行行乱。

肩挑背负晒檐头，饘粥有余他不羡。

呼儿莫逐飞来雀，令渠亦识收成乐。

他虽然身居高位，锦衣玉食，还想到农民的痛苦，希望当政的人能体恤农民疾苦。他在观看秋收时曾写下如下的诗：“畦东与畦西，是处竟秋获。手刈赛疾迟，背负争强弱。遗秉与滞穗，寡妇亦云乐。吾闻四民中，惟农苦莫若。有年谷价低，歉年委沟壑。即今丰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为政者，仁民最先著。”某个冬夜，弘历坐在暖阁的火炉旁，想到了啼饥号寒的穷人：“地炉燃炭暖气徐，俯仰丈室惭温饱。此时缅想饥寒人，茅屋欷歔愁未了。”尽管这种同情只停留在诗歌咏叹上，但以帝王之尊，多少表现了对贫苦人民的关心，也是难能可贵的。他还熟识北京的民风习俗，写过一些颇饶情趣的风俗诗，如其中一首：“儿童队队趁闲行，市口新张卖画棚。不惜金钱多买取，归来弟妹笑相迎。”

贩粮人。

留恋山水胜景，欣赏自然风光，也是弘历的一大爱好。他自己说“山水与我有宿缘，每遇佳景辄欢畅”，“我非山中人，爱说山中话。行遇好山水，自觉中心快”。他常常和叔叔、弟弟踏青游园，登山泛舟，享受大自然的乐趣。某个初秋，弘历、弘昼、允祕三人同游玉泉山，泛舟平湖，穿行于残荷之中，举目远望，天宇澄澈，心底感到格外的宁静和满足，忘掉了尘世的喧嚣和宫中的繁华，“便狎鸥鹭群，讵羡笙歌沸”。他们停舟于古寺边，礼佛寻僧，弹琴闲话，观赏鱼鸟，一洗书斋中的沉闷和疲劳，尽兴返棹，“归来坐明月，苍然暮色深”。另有一次，他和弘昼驾舟夜归，湖光潋滟，月色皎洁，万籁俱寂，只有周围的芦苇中，点点流萤，飞舞明灭。兄弟俩轻船打桨，赋诗唱和，“诗成泊岸松窗卧，还听沿阶蟋蟀鸣”。多么悠闲自在的生活！此外，他也记下了随侍父皇游圆明园的情景，春风浩荡，百花盛开，金鞭黄伞，大辂御辇，百官和侍卫们夹道欢呼，又另是一番繁缛豪华的气象。

清代花卉纹围棋罐。

除了打猎、骑射、观赏风景以外，弘历还有种种娱乐活动，他似乎对斗蟋蟀曾感兴趣，写下长诗形容蟋蟀，“怒气奋张敌胆寒，阔颡修腰张两翼”的对抗情形；他也喜好冰上活动，写过许多关于冰床的诗，描写“细长明铁当车轮，架雕文木铺重茵”的冰床与“暖坐冰床过玉津”的冰上观景；有空时，他也下围棋，“消遣凭何物，楸枰差可乐。布子定规模，就势觇强弱”；看到从外国进贡的自鸣钟“铜轮铁弦，机轴循环”，惊叹其“精巧绝伦疑鬼工，倕班流汗难追踪”。此外，他还饲鹤养鸽、烹茶品茗、收集古董文玩等。但他的诗中极少提及饮酒和歌舞戏曲，他不善饮酒，不喜欢檀板金筝和轻歌曼舞，故不论青年时代以至60年当皇帝时期所写几万首诗中，几乎找不到饮酒或歌舞的场面。

雍正帝鉴于康熙晚年对儿子们放松教育，渐至跋扈结党，揽权纷争，故对弘历、弘昼管束很严格。儿子们虽已长大成人，但不让他们独立建府，出宫分居，不让他们有自己的属官，禁止他们结交官吏，过问外事。雍正八年（1730）曲阜孔庙修葺竣工，已经19岁的弘昼与淳郡王弘暻奉旨前往祭祀，雍正帝为了不让儿子干预外事，特谕此行“专为文庙祭祀大典，并不与闻地方一事，若有无知生事之人，向皇五子前告状者，著地方官严拿治罪”。所以，弘历兄弟除读书、写诗、田猎、游园以外，无所事事，所交往的人，除老师、同学之外，别无他人，生活颇为单调寂寞。对弘历来说，自由活动的好机会是奉派去祭陵，顺治的孝陵和康熙的景陵都在京东遵化。雍正不常去祭陵，此事常由弘历代劳。就在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康熙帝的周年忌日、二年（1724）十一月的两周年忌日，都由弘历单独前去祭陵，其他如四年（1726）的夏至和冬至、五年（1727）清明以及十一年（1733）、十三年（1735），也是弘历前往遵化祭扫祖陵。年轻人远出扫墓，不啻是踏青寻胜、游览自然风光的好机会。不过在皇父的管教和众多侍从的陪同下，弘历也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游兴，适可而止，不敢长时间在外逗留。祭陵途中要经过京东盘山，弘历对此名胜地心向往之，却从未顺道去游览，只写下了“寄语山灵还订约，他时拟上最高峰”的心愿。直到他即位后，才到盘山游览，并在此建立了“静寄山庄”。

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弘历即将满16岁，举行婚礼。新娘子是满族名门富察氏，后称孝贤皇后，比弘历小1岁，是康熙前期著名大臣米思翰的孙女、察哈尔总管李荣保的女儿。弘历与富察皇后结褵21年，伉俪情深、恩爱甚笃。富察皇后贤淑节俭，以通草织绒作首饰，不佩戴金玉珠翠，并用鹿皮和绒毡给皇帝做荷包、佩囊，以示不忘关外先世之遗风，弘历对她十分爱重。皇后死于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十分悲痛，说“追思皇后之淑德，惟朕知之最深”。富察氏一门贵盛，乾隆前期最有权势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傅恒即是皇后的亲弟，额驸福隆安和战功显赫、死后追封文襄王的福康安都是皇后的亲侄。

弘历在藩邸还有两位侧福晋和七位格格。侧福晋乌喇那拉氏，孝贤皇后死后被封为皇后；另一侧福晋高氏，为大学士高斌之女，后封贵妃。七位格格是苏氏，后封纯皇贵妃；陆氏，后封庆贵妃；金佳氏，后封嘉妃；海佳氏，后封愉妃；富察氏，后封哲妃；陈氏，后封婉妃；黄氏，后封仪嫔。弘历24岁即帝位以前，见于记载的妻妾共有10人。

雍正十一年，弘历与弘昼已22岁。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弘昼为和硕和亲王，同时被封的还有雍正的幼弟，他们亲近的二十四叔允祕为和硕3亲王。从此以后，雍正帝有意让他兄弟二人出头露面，更多地主持重大的祭祀活动，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这不需要特殊的才能，只需兴拜趋走，行礼如仪。雍正十一年（1733），弘历除往祭景陵外，又奉命祭孔子，祭太岁之神。十二年（1734）奉命祭太庙，祭关帝，祭方泽（地坛）。十三年（1735）奉命祭太岁之神，祭景陵，祭太庙，祭方泽，祭社稷。这年，弘历、弘昼已24岁，雍正才让他们参与政务，以资历练。五月，命允礼、弘历、弘昼、鄂尔泰、张廷玉、庆复、魏廷珍、宪德、张照、徐本、李禧、甘国璧、吕辉曾等13人办理苗疆事务。当时，贵州的苗民为反对改土归流，起而反抗清朝政府，阖境鼎沸，这是当时的棘手课题。弘历兄弟，在父亲的主持下，参加苗疆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这是弘历第一次接触实际政治。三个月以后，雍正帝逝世，他早已留下了传位密诏，立弘历为帝，此遗诏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在铁腕人物雍正帝抚育、培植下的弘历已经成熟，立即顺利地接过担子，肩负起统治中国的重任。他就是统治中国64年之久的乾隆皇帝。

《御制文二集》卷一二，《避暑山庄纪恩堂记》。
《御制诗四集》卷九一，《晴碧亭忆旧》。
关于这段背诵《爱莲说》的故事，系据《御制诗五集》卷二十三，《荷》，乾隆朝《清实录》亦有此记载。但据同集卷九十一《游狮子园》则称：“康熙六十年，予年十一，随皇考至山庄内观莲所廊下，皇考命予背诵所读经书，不遗一字。时皇祖近侍，皆在旁环听，咸惊颖异。”这两次同样在观莲所背书，一是11岁时在父亲面前背诵经书，另一是12岁在祖父面前背诵《爱莲说》。不知是两次背书还是同一次背书而记忆有误。
《御制诗五集》卷七六，《题旧准神枪》。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一册，4378页。
同上书，一〇册，4323、4334页。
《东华录》康熙四十七年八月。
《东华录》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
《抚远大将军奏议》。
《文献丛编》，《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文献丛编》，《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上谕。
《东华录》雍正五年十月。
《大义觉迷录》。
《掌故丛编》第十辑，《年羹尧奏折》，朱批。
《清实录》雍正四年六月壬戌。
《大义觉迷录》。
《东华录》雍正七年十月。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四，《恭祝皇母圣寿》。
《御制诗四集》卷三六，《登泰山九依皇祖诗韵》。乾隆此诗中所说年龄，系按中国的传统习惯，比其周岁增多一岁。这年，孝圣皇太后周岁实为84，乾隆帝周岁65。
《御制诗四集》卷三九，《恭侍圣母登舍利塔喜而成什》。
《清史稿》列传一，《后妃》。
《清实录》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庚寅。
《御制诗四集》卷六〇，《永慕斋叠前岁旧作》。
《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八月辛卯。
《清史稿》列传七，《诸王六》。
《清宫述闻》卷四。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九，《稽古斋文钞序》。
《御制文初集》卷十，《新刻稽古斋文集序》。
弘昼：《乐善堂文钞序》。
《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
《御制诗四集》卷五八，《怀旧诗·龙翰福先生》。
弘昼：《乐善堂文钞序》。
《御制诗五集》卷九三，《洪范九五福之五日考终命联句》。
《御制诗五集》卷五三，《烟郊行宫作》。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友爱昆仲》。
《清实录》乾隆十七年三月辛未。
《清实录》乾隆十七年三月己卯。
《清实录》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己巳。
《御制文初集》卷二〇，《重修柏林寺碑文》。
《碑传集》卷二二，雷-：《记所闻相国福敏公语》。
《御制诗四集》卷五八，《怀旧诗·龙翰福先生》。
《御制诗四集》卷五八，《怀旧诗·可亭朱先生》。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三，黄永年：《朱轼墓志铭》。
同上书，张廷玉：《朱轼墓志铭》。
同上书，袁枚：《朱轼神道碑》。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四，《春日寄朱可亭先生五十二韵》。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三，袁枚：《朱轼神道碑》。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三，袁枚：《朱轼神道碑》。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六九，李绂：《蔡世远墓志铭》。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六九，李绂：《蔡世远墓志铭》。
陆言辑：《政学录》。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六九，方苞：《蔡世远墓志铭》。
《御制诗四集》卷五八，《怀旧诗·闻之蔡先生》。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六，《立春前五日以诗代书问蔡先生病》。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六九，方苞：《蔡世远墓志铭》。
《清史稿》卷二二〇，《诸王六·允祕》。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七，《奉题二十四叔父裕德轩三十韵》。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七，《奉题二十四叔父裕德轩三十韵》。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七，《送定边大将军平郡王西征序》。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七，《清河送平郡王西征》。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七，《送平郡王奉命往盛京修理福陵前河道序》。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七，《送定边大将军平郡王西征序》。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一，《八月三日作》。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二，《夜卧听雨忆平郡王》。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八，《冬夜忆平郡王》。
嘉庆四年，成亲王永瑆在军机处行走，仅十个月，以非祖制停止。又咸丰三年恭亲王奕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共二年，亦停值。
《清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一月戊辰。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八，《四余室记》。
允禧：《乐善堂文钞序》。
弘历和允禧的早朝诗中有“髫年书史共追陪”之句大概是指康熙年间，弘历在宫中曾和允禧一起读书。见《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十六，《奉和二十一叔父癸丑元日早朝原韵》。
昭梿：《啸亭杂录》卷十，《三王绝技》。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八，《题二十一叔父山静日长小景》。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九，《夏日寄二十一叔父索诗画》。
同上书，《前寄诗索二十一叔父近制，承感尺幅，兼辱和章仍用原韵志谢》。
《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月丙寅。
《东华录》乾隆四十三年九月。
赵翼：《簷曝杂记》卷一，《皇子读书》。
《国朝耆献类征》卷六九，李绂：《蔡世远墓志铭》。
张廷玉：《乐善堂文钞序》。
胡煦：《乐善堂文钞序》。
《国朝宫史》上册，卷一二，210页。
《东华录》乾隆六十年十月。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八，《乐善堂记》。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二，《国朝宫室》。
《国朝宫史》上册，卷一四，《御制雨后瀛台揽景杂咏诗》。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八，《乐善堂记》。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九，《古风》。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六，《书新唐书兵志论》。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上下交而其志同论》。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论》。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论》。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四，《读贞观政要》。
鄂尔泰：《乐善堂文钞序》。
福彭：《乐善堂文钞序》。
张廷玉：《乐善堂文钞序》。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七，《遣兴》。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四，《柳溪垂钓》。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七，《拟杜工部洗兵马行》。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九，《夜坐》。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宽则得众论》。
《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
《御制诗四集》卷八〇，《古稀》诗注。
《清实录》乾隆十九年五月己亥。
《御制诗四集》卷八〇，《古稀》诗注。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〇，《遣兴》。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五，《读杜诗》。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六，《春暮西厂骑射》。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三，《西厂习射即事》。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二，《观刈》。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五，《灌麦》。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六，《观刈麦》。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四，《观获》。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一，《冬夜对月书怀》。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三，《帝京杂咏》。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二，《秋日同二十四叔父、五弟游玉泉诸名胜、即事志兴》。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一，《同五弟月夜舟归》。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六，《斗蟋蟀》。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七，《冰床》。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九，《蜡日坐冰床渡太液池志兴》。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二，《弈》。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四，《自鸣钟》。
《清实录》雍正八年十一月辛巳。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四，《盘山》。
《清实录》乾隆十三年五月甲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