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戊戌变法,一场游戏一场梦

中原鹿正肥:袁世凯的奋斗 作者:上官惊鸿 著


戊戌变法,一场游戏一场梦

康有为演义公车上书

大概也就是《大帅练兵歌》刚刚写出来的时候,1897年11月1日,山东发生了曹州教案。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德国从自身的战略角度考虑,即已希望在中国得到一个港口作为军事基地,在台湾、厦门、威海卫、烟台、金门以及胶州湾等地区选来选去,最后德国人选中了胶州湾即现在的青岛,打算租下来,并顺便租借一个煤站。这事事关国家安全与尊严,清政府自然不会同意。于是德国就有了以武力相胁迫的计划,而此时的曹州教案,给了德国人一个很好的借口。

此次事件的起因和当时几乎所有的教案基本背景相似,都是各国传教士四处传教,收下一些教民,各地教民仰仗有洋人撑腰,极力欺压同胞百姓,一旦告官,则因洋教士出面,官府总是偏袒教徒一方。如此赤裸裸的不公平,必然导致民众的反抗。

那是一个“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年代,洋人为何要怕百姓?因为百姓就像兔子,虽然温顺,急了也要咬人。

比如11月1日晚,来自曹州大刀会也就是义和拳的惠潮现、雷继参等人跑到下属巨野县磨盘张家庄教堂,杀死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与此同时,类似事件在各州县此起彼伏,德国人就不干了。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达成默契之后,于11月6日,派遣驻扎在吴淞口的德国海军提督棣利士,率舰队强占了胶州湾,随后清政府和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山东巡抚李秉衡被撤职;赔偿教堂损失3000两银子,中方代建教堂3座,教士住宅7处;降谕保护德国教士;惠潮现、雷继参两人处死,萧盛业等3人监禁5年;允许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并享有修筑胶济铁路和开采沿线30里矿产的特权,胶东半岛从此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值得一提的是,该条约是甲午之后,各国以武力逼迫中国同意,进而占领中国沿海地区的首例。

事情变得复杂了。原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德、法三国对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极为不满,遂联合起来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日本不敢得罪三国,于是在清政府多付出3000万两银子战争赔款后,不得已把到口的辽东半岛给吐了出来。

清政府为表感谢,重新启用李鸿章,让他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出使三国致意。其中在作为头等专使出席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之行中,李鸿章受了俄国人重贿,与之签订《中俄密约》,除了共同抗日外,还有允许华俄道胜银行建造一条由黑龙江、吉林至海参崴的铁路,无论战时平时,俄国均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

眼下最要命的是,密约中有如此一条:“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现在遇到了德国侵占胶州湾的紧要之事,俄国就扬言要出兵旅顺大连。

在当时,只要是外国人清政府都害怕,以至于最后的结果是,俄国强租下旅大军港之外,还落实了贯穿东北三省的铁路修筑、林木和矿业开采等权利,整个东北的诸多利益,瞬间即落入俄国人之手。

眼看俄、德两国吃香的喝辣的不亦乐乎,英国人也不甘寂寞,以利益均沾为由,租下了威海卫。此时此刻,整个中国已经呈现被瓜分之势,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变法之声再次高涨。

其实早在1895年,变法的口号即已高入云霄。当年恰逢三年一度的会试大考,全国各地的举人汇聚北京,参加鲤鱼跳龙门的进士考试,即会试。参加会试,照例有官家的车接送,所以应试的举人又叫“公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时,考试刚刚结束,忧国忧民的举人们大受刺激,纷纷表示反对,要求英明的皇帝不要受奸臣蛊惑,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加盖玉玺。其中有一个来自广东的举人叫康有为,他的反应最为激烈。

康有为生于1858年,广东南海人,比袁世凯年长一岁,出生于官宦世家,他有个叔祖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靠军功起家,后来当到过广西布政使(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或常务副省长),还代理过广西巡抚,绝对的高干。康有为的父亲当过县官,不过在他1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康家的希望,寄托在了康有为兄弟的科考之路上。

康有为很会读书,16岁那年第三次参加考试就中了秀才,然而后来运气差了点,一连参加了6次乡试也没能考中举人,白白蹉跎了13年的岁月。

这个过程中,康有为拜了一个叫朱次琦的著名理学大师为师,几年后朱老师因病去世,其嫡传弟子康有为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他一边开着书院挣生活费,一边北京、上海、香港、杭州四处游历,交游各路大儒,名气越来越大,慕名到广州向他求学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其中居然有一个叫梁启超的新科举人。“秀才老师,举人学生”,这有点相当于巴西足球队请了一位中国主教练,康有为顿时身价暴涨。这一年康有为33岁,梁启超18岁。

身价暴涨之后,康有为扩大了自己的书院,办起了万木草堂,排场不小,教授的全是些高深莫测的大学问,其中最牛的是一门叫做“今文经学”的顶尖学问,玄虚无比,在此不必多说。

1893年,康有为迎来了人生的第7次乡试,否极泰来高中举人,从此运气一发不可收,1895年进京会试旗开得胜,成了进士。

康有为早已名满天下,相当有号召力,为了反对割地赔款,他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然后5月2日那天,他召集了18个行省的举人在松筠庵集会,请大家踊跃签名,他将上书给皇帝,要求拒签条约,迁都、练兵、变法以雪国耻。这是爱国的事情,当时就有1300多人签名,然而还没等大家签完呢,来了可靠消息,说皇帝已经签字盖章,条约生效了。大家顿感心灰意冷,纷纷撤回签名,最后同意提交签字的只剩下603人。等康有为将万言书及这些签名呈请都察院代为上奏时,都察院以朝廷已批准通过《马关条约》为由,拒绝代奏,甚至根本没接受这份奏章。也就是说,由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完成。

那段时间上书的人很多,但主要是朝中的高官为发起人、京官组织的上书,这类上书有31件,全是主张拒绝签字、迁都再战的。举人们也并非无所作为,参与签名的有1555人次之多,并且大家上的这些书,都到达了光绪皇帝的手里,只不过所有这些事情,都跟康有为毫无关系而已。

当然康有为也有收获,首先他以进士第八名的身份,被授以六品衔的工部主事之职;与此同时,上海租界里的《申报》等多家报纸刊登了其万言书中的内容。5月24日,由他亲自撰写的《公车上书记》由上海石印书局印刷成书出版,影响极大。可惜《公车上书记》一版再版,经康有为一次次亲自修订,到了后来就基本只能当小说来看了。

1895年7月的时候,回老家探亲的袁世凯回到了北京,住在河南会馆“嵩云草堂”,离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及谭嗣同他们住的南海会馆、浏阳会馆都不远,在当时,袁世凯和康有为同为享有盛名却没有实权的人物,两人不免惺惺相惜。

8月2日,袁世凯得到了光绪皇帝的亲自召见,并被派到督办军务处去“供王大臣差遣”。

袁世凯被皇帝召见的时候,康有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8月17日康有为等办了一份叫《万国公报》的报纸,由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最初的印刷设备就是翁同龢掌管的户部提供的经费。

《万国公报》不要钱,免费分送在京的官绅,反响很好,这是维新派欲开民智先开官智理论的实践。到了8月底,康有为觉得光办份报纸不过瘾了,便开始筹建一个社团。按照大清祖宗的规定,结社集会通通非法,在早年间遭严厉禁止,属于杀头灭族的罪。只是现在大清朝威望几乎丧失殆尽,自身都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一时间社团频出,康有为他们要搞,也就只有随他去了。这事儿袁世凯最初没掺和,他正在军务处苦守寒窑等着王大臣差遣呢。

1895年11月,康有为所倡导的社团成立了,定名强学会。强学会会址设在宣武门外后孙公园,是工部尚书孙家鼐给找的,孙尚书属于改革派,也是翁同龢那条线上的人。

这个社团乍看起来像是一个股份公司,推陈炽、沈曾植为正董,沈曾桐、文廷式为副董,以李鸿章的得意门生张孝谦负实际责任,后增补翰林院编修丁立均为总董。背后的操盘手,当然是康有为康圣人。

强学会提倡“学习、读书、开风气”,其宗旨简单说就是强国,这很对袁世凯的胃口,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和此时已官居湖广总督而署理两江总督高位的张之洞之亲信、内阁中书杨锐都是积极发起人。而强学会的背后,更有一大群太子党的支持——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前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前宰相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尽在其中,尤其需要我们记住的,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公子谭嗣同!

不仅如此,军机大臣翁同龢、工部尚书孙家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张荫桓、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都曾参与支持其事。更有甚者,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竟然也是强学会的会员。

另外,由于英国知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参与,使各国使臣也都曾向强学会捐赠图书、器物等。清朝的大臣显然更了解中国国情,他们不捐物,而直接捐钱,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各捐了5000两银子,淮军将领宋庆、聂士成捐得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就连闲居贤良寺尚未复出的李鸿章,也主动提出捐赠2000两银子,虽然比张之洞他们少点,但也是个心意。奈何文廷式、沈曾植兄弟、陈炽、丁立均等都坚决不收,康有为更是看都懒得看李鸿章一眼。这一是因为淮军打了败仗,尤其是李鸿章亲笔签下《马关条约》,正当声名狼藉之时,比如当时甚至有“李二先生是汉奸”一说;二则是私怨,文廷式和已经中了状元的张謇一样,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其他人也要买翁同龢的面子,自然不愿和翁相国的仇人搅到一块,即使李鸿章搞洋务最有心得和经验,即使此时大家都是为了强国,为了变法。这件事,搞得李鸿章很是灰头土脸,日后的报复则将异常的惨烈。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作为发起人之一,袁世凯当然也捐了款,他当时年薪不到300两银子,财力不足,所以最初只捐了500两,绝对是使出吃奶的力气了。此后他一有钱就捐,最后总算累积到了1000两。同时他还积极动员他人捐款,响应者不在少数,总共捐了2000两银子。

不过袁世凯后来忙着活动练兵的机会,强学会的事情参与的就少了一些,和康有为来往得也不是很多。事实上康有为更没有工夫搭理他,这个自封“圣人”的家伙觉得自己成气候了,狂得不行,连翁同龢都不再入得了他的法眼,翁同龢这才发觉这厮人品有问题,两个人就渐渐疏远了开来。

另一个觉得康圣人人品有问题的大人物是大学士徐桐。徐中堂曾经是康圣人的支持者,对他很友好,奈何圣人已然目空一切,也不再把徐桐放在眼里。问题是徐桐是谁?他是当朝守旧派的领袖,极端仇恨外洋,路上如有洋人宁可绕着走的老顽固,惹急了他可麻烦,果然徐中堂就放出话来说要参劾康某人,应声附和的还有御史潘庆澜。而这时,李鸿章已经开始准备动手了。

康有为感觉不对,在门生们的劝说下,他离开北京避风头,随便找个名义跑去了上海。此时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由张之洞署理,上海属于他的地盘。张之洞清流出身,对名满天下的康有为有着本能的好感,尤其赞赏他的办报纸、搞强学会、针砭时弊忧国忧民,所以康圣人一到上海,张之洞就派人将他接到自己的驻节之地南京,奉若上宾,言听计从。有这么硬的靠山,康有为便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上海强学会,张之洞慷慨捐款1500两银子,长官如此,手底下的大小官员出钱出力自不在话下。康有为投桃报李,1896年1月12日创办了《强学报》作为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创刊词《上海强学会序》为康有为亲写,却署上了张之洞的名字。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两个人的蜜月期此时已经过去,主要原因依然是康有为过于狂妄霸道,再加上学术上的根本分歧,终于把张之洞惹急了。

恰在此时,李鸿章的策动开始见效。抛头露面的是杨崇伊,他跟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是儿女亲家:他的儿子杨云史娶了李经方的女儿李国燕,有一女则是李经方的儿媳,是双重姻亲。

杨崇伊刚刚被任命为御史,手握监察大权,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疏弹劾强学会,指其“专门贩卖西学书籍”,“植党营私”,“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请求朝廷立即查禁。

1896年1月20日,也就是《强学报》诞生的第8天,迫于守旧派的巨大压力,光绪皇帝下令查封京师强学会,由《万国公报》而更名的《中外纪闻》,也就此停刊。

已经对康有为开始冷眼相看的张之洞正好就坡下驴,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并将康有为、梁启超一行人送离两江辖区。康有为闲着没事,干脆回老家给母亲做寿去了,那会儿的公务员真好混呀。

不过老康也没老在家待着,后来他又回了上海,张之洞倒也没再赶他走。

投资买官

1897年11月,曹州教案发生,德国强占胶州湾,眼看大清朝注定要迎来又一场重大危机,康圣人坐不住了,从上海回到北京,首先拜访已经复出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李鸿章——李中堂既已复出,自然就不算汉奸了,求见他也就不丢人了。

康有为带来的是他的最新科研成果——“开巴西以存吾种”,也就是说,将中国人全体移民到巴西,建立新中国。李鸿章听完该建议,表示说这个事情不小,需要先和巴西驻华公使商量一下,不过这位先生现在回国过圣诞节去了,咱们不妨等他回来再研究。康有为碰了个软钉子,觉得李鸿章这厮简直不可理喻,转而请翁同龢代向光绪皇帝上书,奏请变法。

这个时候袁世凯同样忧思满怀。1897年年底,他也上书翁同龢希望转呈光绪,强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必须变法。袁世凯是干实事的人,他建议即使是变法也要循序渐进,现在只能先抓重点,着重搞好用人、练兵、理财三件大事。大清朝的规矩,御史之外,只有一、二品大员可以直接上书皇帝,其他小官如有上奏,必须经本部堂官或相应高官转呈,所以转呈三品的袁世凯、六品的康有为,都得找翁同龢帮忙转呈。

翁同龢听惯了高调,自己本身也是个高音歌唱家,对袁世凯的建议很不以为然,觉得不过瘾,太空洞。这让袁世凯很郁闷,难道非要空喊口号才叫不空洞不成?

袁世凯很执着,继续上书翁同龢,建议变法,也就是改革。他坚持认为在最初的阶段,改革重点应该着重于人事、财政和练兵,并且参考外国的制度,先在部分省市搞试点,但要真搞,搞好了再向全国推广。他特别提到了那些守旧派大臣,认为不妨依然维持他们的高官厚禄,但不赋予实权,只要他们不反对改革,尽可以养着他们。

翁同龢没搭理袁世凯,光绪却想要召见康有为,而且想到就要干。可是他的六叔恭亲王奕不愿意,因为康有为官太小,只是个六品主事,皇帝召见不合体制。他建议不妨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几位大臣约谈一下这个小官,如果此人确有经天纬地之才,皇上再亲自召见不迟。

1898年1月24日上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间会议室里端坐着六个人,其中五人坐在一面,他们是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相当于考官;考生坐在另一面,那就是康有为。

不过这次一点也不像是考试,倒更像是教授上小课,讲课者自然是康圣人。康圣人的颐指气使、高谈阔论很让五位大人反感,虽然翁同龢、张荫桓曾经是他的坚定支持者。

中间荣禄跟康有为有这么几句对话,我们不妨共享之。

荣禄:“祖宗之法不能变,这一点你可同意?”

康有为:“所谓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再说了,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什么总理衙门?所以说各位早已经在变了。”

荣禄:“那么请问如何才能补救时局呢?”

康有为:“只有变法!”

荣禄问:“大清的法已经实行了两百多年了,一下子就能变过来?”

康有为答:“这事容易,杀一两个二品以上阻挠新政的大臣就成了!”

杀大臣岂是可以随便说的?荣禄觉得这完全是拿变法当儿戏,道不同不相与谋,遂中途退场离去。

如此大家肯定都反对皇帝召见,可是光绪久闻康有为大名,更为他的变法主张及所编写的如《波兰分灭记》等所打动,还是执意召见了这个极富争议的人物。

为了这次召见,康有为专门写了一个条陈,建议设立制度局总揽变法工作,设计更改全部旧法和官制,废除六部及一切过往行政惯例,代之以12个现代化的行政机构,并在地方设立民政局,推行地方自治。

光绪对这一切都很赞赏,具体也没多说什么,这是大事,肯定需要有个筹备过程。

有了皇帝的支持,康有为做起事来更加放心大胆,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强学会。不过他把名字改了,叫做保国会,以“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为宗旨,鼓吹变法,欲协助治理国家,并规定北京、上海设立总会之外,各省、府、县都要设分会。一时间,保国会的声势相当浩大。

但也只是声势大,因为不再有朝廷重臣、地方督抚的支持,整个保国会几乎就成了书生们激扬意气的平台,而且很快遭到迎头痛击——什么“聚众不道”、“辩言乱政”、“形同叛逆”等等,这些奏疏均出自各路御史之手,其分量绝对重如泰山。更有甚者,新贵刚毅面见慈禧,危言耸听“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让名义上已退居二线的老太后对康圣人起了很大的戒心,对光绪跟这样的人混在一起也不满起来。

可是光绪早已下定决心要大干一场,并最终以“变法强国”的名义,取得了慈禧的谅解乃至支持,于是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由翁同龢所起草的《定国是诏》,变法大幕初启,6月13日,再发上谕,定于6月16日召见康有为。

《定国是诏》名字很大,其实不过是篇夸夸其谈的文章,提到的唯一一项具体措施,只是设立京师大学堂,并号召大家都去上课,努力学习,更像是班主任的一席讲话,倒是很符合翁同龢的作风。

谁也没想到,就在6月15日,翁同龢被罢了官。与此同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应召进京,以户部尚书入值军机处,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完全接替了翁同龢的职位;而王文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则由协办大学士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荣禄接任。

山雨欲来之际,直隶及北洋的兵权只有掌握在荣禄手里,慈禧才能放心。

翁同龢罢官当天,正是他68岁的生日,如果光绪不是定在第二天召见康有为,估计慈禧也断然不会选在生日这天让他触霉头。其实翁同龢与康有为的关系早已不复从前,只是以翁同龢的地位,不便宣扬这一点;康有为则不愿意让外人知道,以便处处拉大旗作虎皮;而翁的各路政敌看穿了康有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刻意要把他俩连在一起,更不会为他澄清。反正康有为的每一次上书,都是请翁代递,此为事实,这样翁同龢就有口难辩了。

翁同龢罢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约半个月前,恭王奕去世,对慈禧有一句临终遗言:翁同龢不可用!要命的是,恭王和翁同龢关系一向很好,临终作此劝谏,在慈禧看来是真正的老成谋国,极为感动,而对曾经异常尊重的翁同龢的观感,顿时恶劣了起来。偏偏翁同龢的政敌极端强大,徐桐、刚毅等守旧派及李鸿章一系自不必说,最要命的是,此时的第一号权臣荣禄,对这个曾经出卖过自己的把兄弟恨之入骨,这么多年来等待的,不过是一个报仇的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光绪预备召见康有为的上谕一下,荣禄和刚毅就赶到颐和园,苦谏慈禧太后:恭王去世后,军机处虽以庆王为领班,但只是有名无实,翁同龢才是实际领袖。而康有为居心叵测,以翁同龢为靠山,一旦皇帝召见之后,翁同龢必将升他为军机章京。此二人联手,行新政废旧章,后果必将不堪设想。荣禄如此很正常,刚毅本是走李莲英门路、由翁同龢援引进的军机,他竟也这么说,慈禧不由得想起恭王的临终遗言,终于下了决心让翁同龢走人。

翁同龢走人后,1898年6月16日,光绪按计划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这次召见征得了慈禧的同意,从清晨5点持续到早晨7点——看来当个皇帝也不容易,至少睡不到自然醒。

召见过后,康有为有了新的职位,官称“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有“专折奏事”权。章京是个四品官,比他以前的六品主事大了许多,但在朝廷上仍只是个小官。可专折奏事大体是二品以上官员才有的特权,康有为以章京而享有此项权力,明明白白地表明,这厮要发达了。

康有为上位之后,光绪开始推行新政,像翁同龢所极力主张的京师大学堂,迅速得以设立;礼部尚书许应骙等因“阻挠新政”,导致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全部革职;更有甚者,中央政府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等七个衙门,导致大批官员下岗,其它衙门的官员无不人人自危,而这一切,慈禧都未反对。

但是砸人饭碗必然招致反弹,尤其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等于是断了天下读书人的升迁之路;而“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简直就是要人命;等到居然裁撤掉广东巡抚、湖北巡抚、云南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盐道等要职时,矛盾终于开始激化,而慈禧虽对新政之激进有所不满,却仍未表示反对。

眼看官位不再,特权难保,既得利益集团愤怒了,迅即组成了一条反新政联合阵线,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刚毅。他们的目标,是要慈禧复出,废除新政,恢复旧制。

那段时间,天天跑到颐和园磕头痛哭恳请老佛爷出山者大有人在,但此时慈禧对复出并不太热衷。因为光绪搞新政,是首先征得她同意的,而且平心而论,作为当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老太太同样希望国富兵强,而不会像贪恋官位的大臣小吏们那样更多考虑自己的特权——她坚信光绪无论怎么搞,都不会威胁到她的地位。

慈禧的这个自信,来自于光绪几乎隔天就会到颐和园来请安,并汇报、请示工作,态度极其可取;另一方面,翁同龢罢相当天,光绪发过一道上谕,规定今后凡新任命的二品以上大员,均须面谒太后谢恩,老太太自信目光如炬,不怕有二心者混入高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此时京畿一带的军队,像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尽在荣禄掌握之中,而荣禄是她最信任的人。不止如此,她于6月25日又任命了刑部尚书崇礼代理步军统领、礼部尚书怀塔布统领圆明园驻军、刚毅统领京城旗兵健锐营。这几个掌兵权的人,也都是她的亲信。

太后不出山,群臣很惶恐,只能群策群力拼命想办法。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荣禄能亲自劝说,则效果定不一样,无奈刚毅不愿劳驾他,他主要是担心慈禧若因此而复出,会要求荣禄当军机大臣,则自己在军机上的地位将大打折扣。倒是杨崇伊很是热衷于跑天津游说,无奈荣禄根本不为所动。荣禄对当前的国内外局势洞若观火,非常了解各国支持光绪的态度,知道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一旦慈禧再度垂帘,必将引来各国的干涉,果真如此,绝非国家之福。

这时候,有个谣言在京城四处流传,说是10月份的天津大阅兵,太后将当场废黜皇帝,并把他抓起来。没有人知道这个谣言源自何处,但康有为等人因此更加了解了反对力量是多么强大,他们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也想要动员点军事力量为自己的变法保驾护航,几经商量之后,大家选定了当初在强学会里表现积极的袁世凯。

康有为派了徐仁录前往小站,探探袁世凯的口风。徐仁录是江苏宜兴人,他有个伯父叫徐致靖,因抄袭张之洞早年的一篇八股文而中进士,此后仕途一帆风顺,此时已官居内阁学士、署理礼部侍郎,是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徐致靖有两个儿子,长子湖南学政徐仁铸,次子翰林院编修徐仁静,也都是维新派的中坚。至于徐仁录,本是康有为的学生,属于维新派嫡系。这些都还不是重点,挑选徐仁录去小站,主要是因为他有个姐姐嫁给了言敦源的哥哥江南才子言謇博。言敦源为袁世凯看重,此时更是徐世昌的左膀右臂,有这层关系,干什么都方便一些。

果然袁世凯对徐仁录的到来礼遇有加,又是请阅兵,又是请吃饭,吃饭之时徐世昌、阮忠枢、言敦源等高级幕僚悉数作陪,接待规格相当高。不仅如此,袁世凯更安排长子袁克定全程陪同,临走还送了丰厚的程仪,极尽地主之谊。这下子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两项徐仁录都占齐了,回到北京,说的自然全是袁世凯的好话,扭转了一些原本不看好袁世凯的维新人士的看法。

其实袁世凯如此礼遇徐仁录有他自己另外的考虑,除了交好京中维新派之外,更现实的用意在于他想换顶子了。

袁世凯此时是正三品直隶按察使,帽子上的顶珠是蓝宝石的。而二品是红珊瑚,一品是红宝石,都是红色,袁世凯想换的,正是个红顶子。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好看,也是为将来的升迁积攒资历。徐致靖是正二品高官,有权向皇帝上书保举他人。于是徐仁录回京不久,徐世昌就领命追了过来,谈好出4000两银子,由徐致靖出面保举袁世凯才堪大用,整个从二品当当。

就在几天以前,1898年9月5日,光绪下诏任命谭嗣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直接架空了几个军机大臣,一时间四京卿风头无两,连康有为的声光都被盖了下去。

谭嗣同出身高官家庭,尤其清楚枪杆子的重要性,一上任就在筹划培养效忠光绪的武装力量,见到徐致靖的奏折,便建议光绪召见袁世凯,好生笼络;林旭看不上袁世凯,主张拉拢董福祥。一番争论之后还是谭嗣同占了上风,于是9月14日光绪召袁世凯入京,并于16日在颐和园召见了他,随后就有上谕下来,“以侍郎候补”。虽是候补,但侍郎是正二品官,袁世凯官升两级,完全超出了预期,自是大喜过望。

同样喜出望外的是徐致靖,他让徐仁录去找到徐世昌说:“4000两银子只是保升一级,现在升了两级,袁慰庭应该加钱。”这是贪天之功,徐世昌自然不愿意,心里更对这家人充满了鄙视,说出来的话就不好听了:“实在是没钱了,要不你请你家老爷子再上个折子,把慰庭的官给降回4000两银子的水准?”话说到这份上,两个人只有不欢而散,此事也成了一时的笑谈。

戊戌六君子就义

现在袁世凯是二品官了,按照新的规定,第二天清晨,他来到颐和园向慈禧谢恩。光绪随后再次召见了袁世凯,指示他尽管放手办事,不必再受顶头上司荣禄节制,“你跟荣禄各办各事”。袁世凯闻言大惊,唯有磕头谢恩。

当天夜里,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所住的法华寺,重申光绪的面谕之后,假传圣旨,要求袁世凯回天津诛杀荣禄,然后发兵颐和园,抓捕慈禧太后。

袁世凯听后惊疑不定,皇帝不管怎么说也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他的话不能不听,但荣禄岂是那么好杀、慈禧岂是那么好抓的?单说荣禄手底下掌握的,除了自己的新建陆军之外,还有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实力都不容小视;如果再加上京中的神机营、巡防营、颐和园护军营,足有8万之众,若以自己的新建陆军7000千人相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想是这么想,但袁世凯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慷慨激昂地应承了下来。这是因为,此时的谭嗣同算是光绪那个系统事实上的宰相,袁世凯不肯得罪他。

作为大人物,谭嗣同的一举一动都相当引人瞩目,所以刚毅、杨崇伊很快就得知了他夜访袁世凯之事。虽然并不十分清楚谭、袁二人所谈何事,但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刚毅他们还是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然后立即散布流言,说康有为、谭嗣同正在策动袁世凯派兵包围颐和园,劫持老太后。

就这样还不过瘾,杨崇伊干脆上了道密折,请求慈禧太后为天下苍生着想,能够重新训政。当然这只是引子,密折里真正的核心内容是报告太后,康有为和张荫桓将借日本方面的力量,由驻扎在大沽口外的日本海军派兵入京,将太后您抓到日本去,以便光绪彻底亲政。杨崇伊说得有鼻子有眼,他在密折中告诉慈禧,这一切有个先决有个条件,即必须要伊藤博文同意;不再是日本首相的伊藤也有个条件,得要光绪亲口向他提出要求。而此时伊藤已经来到中国,光绪将在八月初五(9月20日)接见他,当面提出借兵要求之外,还将聘请伊藤为中国政府顾问。

老太后被震惊了,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被袁世凯劫持到中国来的朝鲜大院君李罡应,万一自己真被抓到日本软禁起来,那该情何以堪?

不过慈禧毕竟久经风雨,并不特别轻信,于是八月初五那天,光绪接见伊藤的时候,老太太一反常规垂帘而坐,为的是亲自听听他们说些什么,眼见为实。可惜伊藤说的是英语,由张荫桓负责翻译,旁人一句都听不懂,而光绪因为身体不好,说话声音极其微弱,坐在帘子后的慈禧根本听不清楚,不由得疑心大起。偏偏此时光绪把伊藤招到身边耳语了片刻,而张荫桓翻译时和伊藤亲热无比——太后毕竟是带着疑问来的,立即就相信了杨崇伊的报告。

后面的事情是直线型的,第二天即9月21日一早,慈禧召见光绪及王公大臣,勒令光绪颁发圣旨,请太后训政,并下旨逮捕康、梁。康有为跑得快,其弟康广仁没跑掉,惨遭抓获,梁启超则避入了日本公使馆。

杨崇伊当天即赶赴天津,向荣禄报告政变详情及太后复出训政之事。晚上吃饭的时候,荣禄邀请袁世凯前来作陪,前一天被荣禄以军务吃紧为由紧急召回的袁世凯,此时才知道慈禧已经抢先下了手。

就袁世凯的感受,这顿饭很有点像鸿门宴,好容易等饭吃完,赶紧向荣禄坦白了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所定“诛荣禄,劫慈禧”之计划,说着说着不禁失声痛哭,当即跪求荣禄做主。荣禄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遂原谅了他。

9月22日,京津火车停开,杨崇伊乘坐专车,携带荣禄的密折返京。密折里荣禄详述了袁世凯的告密内容,并保袁可用。慈禧大惊,令光绪于24日下发上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到部治罪。

谭嗣同事先得到了消息,本来可以跑掉,要救他的既有传说中的大刀王五等大侠,也有日本驻华使馆,却都被他谢绝了。他只是托人把自己的书信、文稿转交给了在日本使馆里避难的梁启超,并劝梁东渡日本,说辞是这样的:“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对日本人,他则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随后谭嗣同就待在家里,伪造他父亲写给他的信,亲情之外,特意加了一些劝他不要和康有为他们混、要忠于慈禧太后一类的话,写完之后不久,抓捕者就来了。

在狱中,谭嗣同写下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25日,慈禧电召荣禄进京,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暂由袁世凯署理。第二天光绪发布上谕:变法中所有被裁撤的衙门,通通恢复。

到28日,北京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荣禄被派为军机大臣,由裕禄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不再署理。另一件是,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即戊戌六君子,被判斩立决,惨遭杀害。

被抓住的人里面,本来慈禧第一个要杀的是徐致靖,就是要袁世凯加钱的那位老大,斩立决名单上打头的就是他。还好李鸿章和他父亲是同科进士,关系不错,有心救下这个世侄,自己不方便出面,便请荣禄帮忙。荣禄非常给老中堂面子,赶紧找慈禧求情:“徐致靖是个书呆子,根本不关心新政,只是混在里头唱昆曲、下围棋,当上礼部右侍郎后,三个月里皇帝连一次也没召见过他。”慈禧派人一查果然如此,总算给他改了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其实徐致靖哪里是书呆子?他是耳聋,平时既听不清旁人说话,自己说话更声大如雷,光绪懒得召见他,没想到竟救了他一命。

徐致靖被关到监狱里后,他时任湖南学政的长子徐仁铸曾上书朝廷,要求为父亲顶罪,代父坐牢。慈禧心想,人家花木兰代父从军那是英雄,你代父坐牢这唱的是哪一出?遂没搭理他。后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光绪带着文武百官逃难西安,北京城里面一片混乱,监狱里的犯人能跑的全跑了,只有徐致靖坚决不出狱门,他认为自己是朝廷犯官,非政府有令才可以离去。多亏管监狱的刑部司官乔树楠是他的世侄,好心相告明天起监狱里不开饭了,再不走要活活饿死,老徐这才跟着来接他的儿子回了家。回家后他也不走,坚持待罪京师,直到朝廷恩准他离开动乱之处回籍养老,这才迁居杭州,改了个名字叫徐仅叟,意思是戊戌七君子变为六君子,自己是仅存的那个人。

袁世凯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只署理了3天,但他并不失落,因为他本暂不具备担此高位的资历和品级,也就无所谓失去。还有就是,通过坦白交代,他进一步赢得了荣禄乃至慈禧的信任,以至于1899年1月,慈禧特意召见他,慰勉之外,更准许他在西苑内骑马,这是一项不小的荣誉,当然你也可以说是虚荣。慈禧擅长虚虚实实,除了虚荣,还赏了袁世凯4000两银子,不知道算不算是对他买官的钱所做的报销,反正袁世凯对所有这些都感激不已。

这年2月,荣禄以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兼练兵大臣的身份,再次来到小站,视察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经3年编练,如今已经非常成熟,无论训练质量、操演阵形还是精神面貌,都让荣禄大为赞赏。尤其有一次过海河的时候,河面不宽但已结冰,看起来怎么过都不容易,王士珍命令手下取特制帆布做成浮桥,搭在冰上,步兵、骑兵、炮兵一次通过,如履平川。见荣禄高兴,袁世凯吩咐为中堂大人来点表演,王士珍立即带人把浮桥收起来,稍加整理竟变成了小船,不仅可供渡河,而且折叠起来体积不大,很好携带。

荣禄是真服了,视察完毕后约袁世凯闭门谈话,说他已经得到慈禧的授权,以北洋的班底,打造一支新军。现在呢,荣中堂认为,这支新军应该以新建陆军为蓝本,所以责令袁世凯就北洋新军的编练提出具体的计划。

这事袁世凯擅长,只用了3天时间就编写完成新军军制和组织,一切仿效新建陆军,共为5军,每一军共辖8营:计步兵5营,炮兵1营,骑兵1营,工兵1营,另附1个学兵营。每营设1个统带,统带率4个领官,每个领官领1队,每队250人,每营总计1000人。规定每营兵士必须足额,饷粮按人发给,足食足兵。

荣禄大体采纳了袁世凯的提议,将北洋诸军改编为武卫军:改聂士成武毅军为“武卫前军”,驻芦台(今天津宁河)、大沽、北塘;董福祥甘军为“武卫后军”,驻蓟州(今天津蓟县)、通州;宋庆毅军为“武卫左军”,驻山海关内外;袁世凯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驻天津小站;荣禄自己则另募勇丁并抽调八旗兵组成“武卫中军”,驻北京南苑。

宋庆、聂士成、董福祥都是淮军宿将,能够和他们平起平坐,袁世凯很是开心,更开心的是,在武卫军最终编练完成正式成军的当年6月,朝廷实授他为工部右侍郎,二品官终于落袋为安,前面好一片阳光灿烂。

袁世凯继续练兵,张之洞则因为前一段表现积极,一度和维新党走得过近,现在见形势已非,赶紧写了一篇《劝学篇》,其中的警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表明自己一贯拥护朝廷、坚持祖制的立场,总算邀得了慈禧的谅解。

而此时朝廷上却在酝酿着一场风暴。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维新派人士死的死逃的逃,就连光绪皇帝都被软禁在瀛台形似囚徒。可即使这样,重新得势的守旧派仍不满足,他们不仅大肆抓捕康梁余党,更试图否定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一切成果,极端者甚至开始打“换皇帝”的算盘,因为在他们看来,光绪是变法运动的罪魁祸首,不换不足以平民愤。

最热衷的一个人是御前大臣、端王载漪,此人是道光皇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的次子。据说他出生的时候,大概是奶奶去世尚不足27个月,惇王夫妇按规矩正该丁忧守制,却不小心搞出来一个儿子,这不是小事,按大清宗人府定的制度,小孩的名字中必须带一个犬字旁以示羞辱,所以得名载漪。

1860年载漪4岁时过继给了瑞郡王奕志为子,袭贝勒爵位,1889年加郡王衔。1893年成为御前大臣,来年晋封瑞郡王。可能是文字跟他有仇,圣旨中出现了笔误,将“瑞”误作“端”——总不能说皇帝写错字了吧?那是通假字!于是载漪就成了端郡王。

端王一系应该算是疏宗,按说不太容易大富大贵,问题是干得好不如娶得好,端王他老人家娶的是慈禧的弟弟、承恩公桂祥的三女儿,他就是想不大富大贵,组织上恐怕也不会答应。

饱暖尚且要思淫欲,富贵了自然更会多出一些精神上的追求。端王的追求很大,本想当回皇帝玩玩,只是有慈禧在他不敢乱来,只好退而求其次,希望由儿子来当。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载漪的儿子叫溥儁(音同“俊”),生于1885年,基本上可以算是弱智,如果真当上皇帝,多半可以和千古一帝晋惠帝司马衷媲美,说出“何不食肉糜”一类的惊世名言来。可载漪不这么想。俗话说老婆是别人的好儿子是自己的好,他是真一点没觉得溥儁傻,倒是越来越觉得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不当皇帝是太屈才了。

端王是出了名的敢想敢干,立马就动员了包括七大姑八大姨在内所有他能调动得了的力量,向慈禧进言:光绪已不配为人君,坐在那里都有碍观瞻,太后圣明,赶紧把他废了吧!

对慈禧来说,谁当皇帝其实都关系不大,但光绪搞变法想抓自己实在是让人寒心,慈禧就想把他换了也好,换个未成年人上来,自己垂帘听政更名正言顺,何乐而不为?但这事太大,得先跟荣禄商量一下,这就是慈禧厉害的地方。

荣禄并不认为皇帝有大错,应该换掉,同时他认为必须顾虑各国的态度。慈禧也怕招来外国干涉,但苦于掌权的守旧派跟洋人水火不相容,根本没有私下接触的渠道,她便让荣禄想办法。

跟外国人最熟的是李鸿章,荣禄跟他关系不错,便请他去帮着打听老外的态度。戊戌期间再度被罢官的李鸿章,终于又等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自然不肯放过,当即慢条斯理地说,废立皇帝属于中国内政,岂有先征询外国人意见的道理?不如让我去哪儿当个总督,想来各国使节会给面子来道贺,到时我顺便探问一番,既不露痕迹也不失国体,仲华你看如何?之所以想当总督而不是进军机或总署,是因为李鸿章已经察觉到了风声鹤唳,想远离京城避开宫廷之争,明哲保身。

慈禧非常了解李鸿章同情皇帝及维新派的态度,但又不能不启用他,便索性让他去当两广总督。广东洋商最多,交涉繁杂,不懂洋务很难干好。更重要的是,广东开放早,人心思变,支持、同情维新者众多,而现任两广总督谭钟麟为官庸碌,老佛爷不放心,李鸿章能力足够,上任之后,一旦有事则不得不镇压,而一旦镇压,则必将自己置于维新派的对立面,重回慈禧的怀抱。

这样李鸿章就复起担任了两广总督,消息传出,各国使节果然纷纷前往贤良寺祝贺,提及换皇帝的传闻,大家表示这是中国内政,他们无权干涉,但是他们上任之初都是向光绪递的国书,如另立新君是否继续承认需要请示本国政府,这是间接表示不赞成的意思。

荣禄得到反馈,对洋人的态度感到非常欣慰。但是另一方面,光绪因身体虚弱,至今无子。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后倒是有,但那是皇后,却没有子嗣,对于一个皇帝来说,这是不合格的。所以荣禄认为不如给他立个嗣子,以备万一光绪驾崩,好有个人继位,同时对慈禧这也算个很好的交代。

慈禧比猴还精,很快和荣禄达成了一致:废立不可取,那就先立个大阿哥(即皇储、太子),进可攻退可守,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结果选中了溥儁当大阿哥,算光绪的儿子,同时兼祧同治皇帝。真是老天爱笨小孩啊!这个结果,跟端王的不懈努力有关,更重要的,则是溥儁这小子,兼具爱新觉罗和叶赫那拉的血统,根正苗红白璧无瑕。

李鸿章上任之后一周,1900年1月24日,溥儁被立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消息一出,举国沸腾,反对之声四起。在上海,李鸿章系统的候补知府经元善联络南方名流士绅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上书反对;在广东,康有为、梁启超的势力更加紧了活动,预备武装勤王……

慈禧闻讯大怒,一面通缉经元善并抄了他的家,一面勒令抓捕康、梁,却苦于师徒俩在海外,抓不到。慈禧无奈,但一口气总要有个发泄处,便干脆命令李鸿章去把这两人的祖坟给挖了。李鸿章年届八十,自己都是快死的人了,如何肯干如此缺德的事?遂一拖再拖,但架不住慈禧一再催逼,最后还是干了。只是干之前,他暗中与康、梁互通信件,取得了对方的谅解。

不管怎么说,儿子当上大阿哥是件喜事,可惜端王并不满足于此,那怎么办呢?唯有继续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废立的言论甚嚣尘上。到了1900年1月31日,正月初一,慈禧索性派大阿哥到大高殿、奉先殿代皇帝行礼,废立的味道很浓了。

这下子,就连手握重权的各地督抚们都开始公开反对,其中态度最激烈的当属两江总督刘坤一。这是个敢于抗上的人物,还在光绪得到慈禧首肯搞变法的时候,即上奏反对康有为的举措,惹得光绪很不高兴;而此时,刘坤一上书慈禧,明确表示:皇帝变法本没有错,我当初反对的是康有为他们激进的冒险,并说:“若有废立之事,则两江士民,必起义愤!”颇有威胁的意味。奏折中一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更是传播甚广。

不只外省督抚,就是在朝中,荣禄也在极力调和慈禧、光绪的关系,以图维护光绪的地位。奈何此时端王、刚毅及溥儁的老师徐桐等已占据上风,说服慈禧放出了“皇帝病危,快不行了”的风声。

光绪身体不好本不是秘密,所以慈禧认为这一招极妙,可以为日后的突发事件预先堵住万人之口。岂料各国公使根本不相信“病危说”,立即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照会,要求推荐医生给皇帝看病,慈禧扛不住压力,只好同意了,结果法国医生进宫一检查,结论是皇帝陛下体质虚弱是有的,但身体没病,健康得很。老外们支持光绪、反对废立的立场益发坚定,慈禧终于急了,决定放义和团出来,给洋人们点颜色看看。

义和团刀枪不入

义和团的前身是大刀会,其代表作是引发曹州教案的巨野事件。再往前,据说可以追溯到白莲教,那就远了,在此不细说。

曹州教案发生后,胶东半岛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教民矛盾有增无减,民间出现了梅花拳这样的组织,后来又改名义和拳,高举“反清灭洋”的旗帜,后经高人指点,改为了“扶清灭洋”。

李秉衡被革职后,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此时胶州湾刚刚丢掉。上任不久,1897年12月6日,张巡抚收到了袁世凯从天津发来的电报:“胶州湾地处要冲,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倘若德军沿着北边的莱州太平湾登陆,占领平度县,则芝罘、莱州都将被隔离。”袁世凯的建议是,在莱州、平度、高邑、潍县一线加强防守,以防不测。

张巡抚新官上任,哪儿有工夫搭理八竿子打不着的袁世凯?袁世凯并不气馁,在德国与英国先后强行租借胶州湾和威海卫以后,他又给张汝梅拍了封电报说:“山东是南方通往京城的战略要冲,您应该好好练兵,大意不得。烟台是通商口岸,附近有德国驻军,我们没必要在此屯兵以免分散兵力,倒不妨在青州、潍县一带,集中优势兵力,则进可捍卫威海卫、胶州湾,退可保卫省城济南,一旦京城危急,还可北上勤王!”话说得不太客气,张巡抚心说你袁慰庭算个什么东西,居然也敢对我开口教训?自然更加不会理睬。

和前任李巡抚一样,张巡抚对义和拳一类的民间仇外力量多有同情,并于1898年6月上奏朝廷,称义和团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开创性地提出了“义和团”这个概念。

1899年4月,张汝梅下课,毓贤继任。毓贤是从山东地方官干起来的,当初曹州教案发生时,他就是曹州知府,以酷吏著称,对地方上的风土民情等很是熟悉,很清楚义和拳里是有土匪流氓,但大多还是普通农民,所以上任以后,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口号,主张剿抚并施,以抚为主。

剿的方面,毓贤颇有建树。比如当年10月,义和拳大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及李长平等发动起义,先打败了平原县知县蒋楷,接着又打败了候补知府、统带袁世敦。袁世敦是袁世凯的二哥,吃了败仗反而报捷邀功,毓贤一怒之下奏请将他革职了事,再派清军游击马金叙带兵进剿,最终活捉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

之所以要以抚为主,是因为毓大人后来了解到了京中大佬们的态度,因此抚的方面,毓大人做得更加起劲,正式将“义和拳”改为“义和团”,说起来貌似团练组织。而团练组织,那可是大清朝认可的合法武装力量。有了这重身份,义和团一下子就在山东全境燎原开来,甚至打起了“毓”字大旗,山东彻底乱了。

如前所说,义和团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广大农民的孤苦无依,这是基础。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则是外国传教士的进入,双方在文化、思想、习俗等诸多方面都有所冲突,搞得很不愉快,不过这些冲突基本都属于形而上的,本来不至于酿成大祸。但即使只是风俗、传统方面的对立,也经常会发展到告官,而一旦告官,官僚们怕得罪洋人,往往不惜让同胞受气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农民无权无势,他们敢和洋人抗争却不敢对官爷说不,也就只能受这个气。

马上就有人看出门道来了:原来官爷怕洋大人!而洋大人正在不辞辛苦地发展教民,咱们入了他的教不就等于有了靠山了吗?于是教民就多了起来,有的是为了自保,有的就开始仗势欺人。抗战时的汉奸、二鬼子欺负起中国人来比鬼子还要凶狠,大清朝那会儿也一样,搞得农民和传教士、教民之间,渐渐地就势如水火。

于是就有了义和拳。现在义和拳变身义和团,大家干得更是来劲,烧教堂、毁铁路、杀洋鬼子二毛子(即假洋鬼子、教民),完全不亦乐乎,尤其在打击二毛子方面最是激情澎湃。义和团号称呼风唤雨刀枪不入无所不能,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凡是他们看不顺眼的或者家里有钱的,都成了二毛子,烧杀抢掠了事。

最极端的案例是,有一户人家因为家里被搜出一根火柴(所谓洋火),结果一家八口全被杀死,因为义和团最恨洋玩意,凡使用洋货如洋火、洋纸、洋烟、洋伞等等者,皆可杀之。

各国对此极为不满,外交交涉接连不断,德国更是以青岛为基地,不断派兵到日照、沂州等地侵扰,借口无非是你自己管不了乱民,我来帮你管。问题是沂州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此地若失,整个中原都将陷入险境。两江总督刘坤一识得厉害,接连给荣禄写了两封信,说明事态的严重性,建议从武卫军中抽调一军前往沂州,与他手下驻扎在徐州一带的部队互为犄角,拱卫山东。刘总督甚至表示,不惜和德国人决一死战,夺回青岛,但荣中堂应该尽快派一支队伍来。与此同时,袁世凯也接连给荣禄及直隶总督王文韶写信,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希望朝廷能有所作为。

朝廷也并非毫无作为,之前就有上谕要求毓贤加强防务布置,并命令登州镇总兵夏辛酉密切监视德军,“明为保护,暗为防范”、“相机因应,固不可过于激烈,亦不可稍涉畏葸”。刘坤一的接连催促,让荣禄下了更大的决心。1899年5月1日,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的名义,荣禄命令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和聂士成的武卫左军,前往山东境内演习。

袁世凯早有准备,之前即已派王士珍带人跑了一趟山东,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将山东沿海各要隘、军营情况全部勘察清楚,连驻兵计划也作了周密安排。接到命令,袁世凯胸有成竹,留下徐世昌驻守小站,亲自点齐8个营,做足必要的准备之后,武卫右军于5月5日分批出发。还在行军路上,他便给徐世昌连写了两封信,说自己“此行怦怦,颇有战兴,未知能如愿否”,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继而表示“德人必有诡谋,岂聩聩者所能见及,姑俟至德州查看情形,再商办法”。其中“聩聩者”,指的当是毓贤。13日抵达德州之后,16日那天,他再给徐世昌写了一封信,说是得到可靠情报,青岛那边德军只有不到2000人,老子很想和他们干一仗!

朝廷及荣禄的目的在于示威而不是打仗,所以这仗不是谁想打就能打得起来的,袁世凯感到很窝囊,但他很清楚朝廷对老外的惧怕,无可奈何之下,干脆给慈禧上书,名为《时局艰危亟宜讲求练兵折》,直言“条约不可行,公法不可诘,情理不可喻”,原因只在于大清朝军力太弱太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还是要练兵。但是练兵必须得其法,否则不如不练,因此,应该从“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等方面,仿照各国军制,“立定划一章程,请旨颁发各军一体遵照”。这对于编制混乱、操法各异、武器不一、章程不清的清军来说,确是一剂良药。

写完奏折还得对付毓贤。毓巡抚对袁世凯早已深具戒心,小心提防,处处作梗之外,甚至派人悄悄访查武卫右军有无违法违纪行为。老袁知道以后简直是怒发冲冠,在他眼里,毓贤不过是个昏聩老朽,居然也敢跟自己玩阴的?遂马上派人秘密调查这厮,把他的各种罪状整理清楚,直接就向荣禄告状,指责毓贤“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武卫右军因此“久处不便”——袁世凯此时已经想清楚了,要成就大事业,光有兵不够,还得有自己的地盘。而平定山东乱局,必须依靠强大的武力,当地的兵勇肯定不行,那么只要能把毓贤赶走,就不愁山东不姓袁。

就在袁世凯和毓贤互相攻击的时候,1899年7月初,朝廷下令了,说军演结束,袁世凯和聂士成两军立即各回原驻地。

回到小站,袁世凯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名曰《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且东省居海北要冲,海程陆路悉由于此……利害所关,殊非浅鲜。现筹防之策,似莫若先自经理,不资以可藉之口,不予以可乘之隙”。

袁世凯不是艺术家,他不仅提出问题,还给出了切实的解决方案,方案共分四条。

其一,“慎选牧令”,让“谙练约章明达时务者”充任山东地方官。就是说要必须严格甄选山东地方官员,不要让毓贤之流的“聩聩者”在此为官,祸害一方。

其二,“讲求约章”,把各国的条约、公法和办理内地华夷的案例,装订成书,发给官员,“奉为准则”。要求山东官员尊重并遵守朝廷与列强签订的条约,不要惹是生非。这是毓贤的毛病,袁世凯不动声色地给他扎了一针。

其三,“分驻巡兵”,为了不给德国扩大侵略留下口实,在“胶州各邑及勘察铁路经过各处”,“分驻巡兵”。这是要加强防务,防备义和团搞破坏,并做好打仗的准备。

其四,“遴员驻胶”,选择熟悉洋务的官员进驻胶州,宣示主权,明确德国人须持护照才能进入山东。

这个奏折,阴损毓贤之外,更有毛遂自荐之意,因为说得头头是道,慈禧很是喜欢,下令抄送给毓贤,责令他“查明办理”。谁知毓贤并未理会其中深意,反而因为端王、刚毅的倾心支持以及清流派的鼓噪,一味仇外,对义和团采取了更加纵容的态度,甚至煽动他们闹事,一时间义和团发展迅猛,整个山东更加混乱不堪,搞得老外的态度愈加激烈,以至于到了11月2日,就连欧洲小国意大利都派出军舰跑到烟台海面宣示武力,想趁机浑水摸鱼,其他国家更不用说。总之,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刘坤一是真急了,马上给新任北洋大臣裕禄写了一封信,建议于武卫军袁世凯、董福祥、聂士成、宋庆中间“拨一军赴沂,方为力势雄厚,可支劲敌”,望裕禄与荣禄“熟筹之”。

11月10日朝廷颁布谕令,命袁世凯“抽调武卫右军一部进驻沂州,就近防范外敌”。袁世凯立即命令左翼翼长姜桂题率领步军2营、骑兵2队、炮兵1队共3500人分别于11月30日和12月1日,从小站出发开赴沂州。

这次不再是演习,有可能真要和德国人打仗,不管怎样,反正武卫右军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山东境内。命运女神似乎已经开始向自己微笑,想到这里,袁世凯颇感得意。

到这个地步,毓贤依然执迷不悟,继续纵容义和团,搞得各国公使忍无可忍,频频向清政府施压。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干脆直接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要求朝廷撤换毓贤,换个能人去当巡抚,以平息山东无处不在的民教纠纷。康格知道大清朝的军队无能,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说假如现有武力不足的话,不妨把天津的精兵调去协助。

天津的精兵尽在袁世凯掌握之中,所以康格的话等于是明目张胆的推荐。其实也不只是康格这么想,他的意见,在各国公使中很有代表性,因为他们认为,袁世凯掌握着大清朝最精锐的军队,足以震慑山东的义和团;而且,袁世凯是一个能力突出、倾向洋务的开明派。

我们不妨看看英国公使窦纳乐写给本国外交大臣的信,说得相当透彻:“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由袁世凯出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同时,他性格果断,在必要的时候不惮于使用武力。所以,人们可以期望,在他所管辖下,可以迅速地平定叛乱。”

美国公使的提议和荣禄乃至慈禧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清政府展现出了比为慈禧修颐和园还要高的效率,第二天(1899年12月6日)即召毓贤进京陛见,而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此时的袁世凯刚刚40岁,40岁就坐上了巡抚高位,不得不说是个异数。

任命下达之后,康格立即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写了一封信,兴奋地说:“我很高兴地向您报告,昨日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出任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个能干、勇敢的人,与外国人交际甚广。相信扰乱即可停止,秩序马上就能恢复,我们希望如此。”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