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茅老

许宏儒

茅老溘然长逝，他留给人间的怀念，将是长存永在的。

我在茅老身边工作，始于1938年5月，地点是湖南湘潭陶公祠。那时因“七七事变”，我由北方回到家乡杭州；日寇在金山卫登陆，又跑到长沙。人地生疏，忐忑不安。是一个偶然机会，我被允许进入刚在湘潭复课的唐山工学院工作。从那时起，先后51年间，成为在茅老身边工作时间较久的人。因此，我对茅老的怀念与景仰，不免带有我的亲身感受和个人感情。

茅老的一生，是有所追求的一生，是奋斗不息的一生，是永不知倦的一生。他在自撰的《回忆录》篇首“征途三忆”中写道：“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为书三忆留念，忆时、忆地、忆人。”这简短的寥寥数语，可说是他心泉的流淌，但毫无迟暮低回之情，相反，他当时已是八十高龄，仍然神明不减，又继续以坚定的步伐，向前挺进了14个春秋，直到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应不是偶然。正是在这14个年头里，他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他在1987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个愿望是我一生的总结。”记得他老人家步履维艰地在身边人员的掖扶下，走进我家狭窄的小门户，对我宣告这一特大喜讯时，容光焕发，茅老年轻了。第二件大事是1986年庆祝茅老九十寿辰。在这次纪念活动中，茅老亲自听到了党和人民对他70年来全部工作的赞许与鼓舞。当晚酒会上，茅老醉了。第三件大事是1987年浙江省、杭州市和上海、杭州的铁路局为钱塘江桥通车50周年召开的座谈会。茅老和他50年前建桥时的同事们同登大桥，见到为新中国服务了38年的钱塘江桥，风景依稀，人桥俱健；他所建议的第二大桥，已在兴工。长桥隐隐，江水泱泱，一时意气风发，人间应无憾事。归途中，在镇江与家乡人民一起欢度“十一”。这是茅老最后的一次活动，回京不久，即病发住院接受医疗。因此，可以认为：茅老最后是在心理状态十分平衡、十分宁静的情况下，溘然长逝。

他的一生追求，一生奋斗，留给了世人和后人一些什么呢？

在旧社会，茅老经历了清朝末叶、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三个阶段。茅老和他的祖、父三代，都是白屋书生。按照历史的演进，这三个不同时代，反映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倾向中，就是改良、革命，吸取现代科学文明。总的一个目的，都是想找到救国之道。茅老祖孙三代的经历，恰恰是三个不同时代、三个不同潮流的缩影，而茅老的不凡成就，则是“雏凤清于老凤声”。

自强、奋斗，是茅老一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特别体现在治学方面，他自髫龄就学，便不甘居人后。从5岁直到24岁获得博士学位，真是做到“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日积月累，孜孜不倦，不仅养成了读书习惯，而且兴趣广泛，文、理、工三科，无书不读。因此，不论是谈学问、写文章，总使人感到他目光炯炯四射，思路矫健敏捷，文笔淋漓酣畅，不时跳跃着闪光的火花，表达着卓越的识见。读书如此，工作也如此，因此，在旧社会奋斗24年，由名教授、科学家而获得社会上较高的知名度，确是得之不易。这就是他的全部成功吗？当然不是，原来他在学成归国之前，在思想中曾产生了一个“三不主义”，即一不当洋奴，二不做官，三不当教书匠。他是从污浊的旧中国政治黑暗窒息中，呼吸到新大陆的新鲜空气，所见所闻，引起他的向往。他十分欣赏个人事业，羡慕美国的钢铁大王，也想当一个中国的桥梁大王。新中国成立后，他自己承认受过美国中产阶级思想影响。这一想法，在他的头脑中，确实扎得相当深，不仅体现于抗战时期惨淡经营中国桥梁公司，也反映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桥梁委员会”所做的奔走和努力。他毕生钻研桥梁、建造桥梁、培育桥梁人才等数十年一系列不懈的努力，都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可惜，当时的时代与条件，是不可能如愿以偿的。可以这样说：茅老一生所取得的成就，虽都是他“计划产品的部件”，但仍然是熠熠发光的。这是由于他每一种努力所产生的作用，总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祖国的。茅老字唐臣，意义即中国人，即一个为中国服务的中国人。当茅老九十寿辰，方毅同志在庆祝会上赞美他当中国处于贫困落后的困难时期，学成后毅然回国，说他“子不嫌母丑”。此言如出自茅老的肺腑。

茅老曾对他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做过高度概括的回顾，他满意学生喜欢听他的课；他欣赏建钱塘江桥时所首创的“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快捷施工法；他难忘抗战中的恢复“唐院”的艰辛。但是，谈到他的机关工作，却总结了八个字：“经纶满腹，一事无成”，认为是浪费了光阴。他回忆他夫人戴传蕙的看法：“你这人，宜于教书而不应做官，如像唐山罗建侯老师，一生只在一个学校，教一门功课，前后达50年之久，那你的成绩，一定非凡出众。”这话也许一部分是对的，因为一个人的际遇与环境条件，不可能随个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茅老应属于创业成功者，无愧是时代的强人，他的业绩，为人所熟知。尤其是在师友学生中，影响极深。抗战时期，他任唐山工学院院长，每当应届毕业生离校前，他都进行一次单独的恳切的谈话。由于他待人热情，平易近人，与人为善，所以能够团结更多的人一起工作。他遇事能谋善断，自有主张，持重寡言，不动声色。当南京政府撤退，他稳住他所管辖的两个机关的全部职工，坚守岗位，静候解放，并为保卫上海工业、救护革命青年，为人民立了大功。茅老一生，从不对人夸耀自己，即如我是他身边多年工作的人，也绝不谈起这些往事。所以，凡和茅老接近的人们，都对他的凝重谦和，深怀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