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自己的房间 - 选篇二

现代小说

对于现代小说，进行任何一番考察，即使是随便看上两眼而不做深究，都难免不会想当然地以为，这门艺术到了现代多少都要比以往有一些进步。可以说，仅凭着简单的工具和原始的材料，菲尔丁的小说就已经称得上十分出色，而简·奥斯汀还要更胜一筹，但他们的机会岂能与我们相比！他们的杰作，风格朴素得让人惊奇，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把文学，打个比方来说，与汽车制造的过程相提并论，虽然经不起推敲，但乍一看也差强可比。让人怀疑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尽管我们对制造机器有了长足的认识，对于创作文学，我们是否也曾学到了一星半点儿的知识。我们并没有写出更好的作品；只能说，我们继续时而朝着这个方向，时而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了稍许，但若站在足够高的山顶去观察这整条轨迹，应该就会发现这大体上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圆形。实际上，我们从来也不曾站在那样一个有利的高处，连片刻也不曾有过。我们只是站在平地上，淹没在拥挤的人群中，任由飞扬的尘土迷离了双眼，心怀嫉妒地回顾那些远较我们幸福的战士。他们已经凯旋而归，战利品无声地言说着自己的辉煌，让我们怎能不感叹他们的战斗远非我们这般激烈。这一切要由文学史家去定夺，由他来下个论断，我们是在开启还是在终结，抑或是正站在一个伟大的散文体小说的时代中间，因为我们身处山下平原，眼界有限。我们只知道，有一些善意、也有一些敌意激励着我们；知道有一些道路似乎可以通往富饶的土地，另一些则通向尘埃和荒漠。而对此做一番探讨，也许是值得一试的。

那么，我们的矛头就不必指向古典作家，而若是说我们与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还有高尔斯华绥先生针锋相对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他们尚且在世，他们的作品也就还活生生地显露着自己的不足之处，不由得我们不去斗胆冒昧说上几句。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他们的累累硕果我们也心存谢意，只是还是把自己无条件的感激之情留给了哈代先生和康拉德先生。而对那位写下了《紫红色的土地》、《绿舍》以及《那时远方》的哈得孙先生，我们也略表感谢。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都曾让我们满怀希望，却又让我们一次一次地落了空，因而我们的谢意大都不过是感谢他们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他们原本可能却不曾达到之处，还有那些我们确实不能，不过，也许正是我们确实不愿做的事情。对他们那些大部头的作品，如此卷帙浩繁，内容庞杂而又良莠不齐，只用只言片语是无法概括我们心中的指责与不满的。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只能说，这三位作家都是物质主义者。他们关注的并非心灵而是肉体，因此让我们失望，还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只消留意一点礼节，英国小说越早与他们背道而驰，哪怕是一脚踏入荒漠，对于她的灵魂而言，也要有益得多。要用一个词，既要一语中的，又要一石三鸟，这自然是不可能的。在威尔斯先生那里，这个词就明显落在了靶心之外。但即便如此，这个词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他的天才之中所融入的致命杂质，那一大块掺杂在他那纯净灵感中的泥巴。而贝内特先生大概在这三人中算得上是罪魁祸首，因为他的技艺最为精湛。他写起小说来，结构严谨、滴水不漏，就算是再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也会觉得无懈可击。就连窗框间也密不透风，板壁上也天衣无缝。然而——倘若生命拒绝栖身于此，那又当作何论呢？写出了《老妇谭》，创造出了乔治·坎农、艾德文·克莱汉格以及各色人等的贝内特先生，大可以声称已经排除了这种风险。他笔下的人物丰衣足食，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但他们如何生活、又是为了什么而生活，这依然值得一问。他们只让我们看到了花在火车头等包厢中软席上的时光，看到他们无休无止地摇响铃铛、按下按钮，却把五镇上精心建造的别墅日渐抛诸身后。而他们奢华之旅的目的，也日渐明确，是要在布赖顿的顶级酒店里永享清福。就威尔斯先生而言，他倒没有把兴趣都花在布局谋篇上，在这方面，他还称不上是个物质主义者。他为人过于慷慨，满腔的同情让他来不及把事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坚实可靠。他的物质主义纯粹来自于他的古道热肠，本应是政府官员的工作也被他揽到了自己肩上，他心里又塞满了各种念头和事实，根本无暇去顾及笔下的人物是否生硬粗糙，或是压根就不记得要去将人物角色一一考虑停当。可是，对他笔下的尘世与天堂，如果要说如今及日后住在其中的便是这样的琼和彼得们，那么，还会有什么比这还严厉的批评吗？纵然他们的创造者慷慨地为他们建筑宅邸、树立理想，可还不是被他们卑劣的天性弄得黯然失色？同样，尽管我们敬仰高尔斯华绥先生的正直与仁爱，在他的字里行间也找不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

那么，要是我们在他们的那些书上统统都挂上个标签，写上物质主义者这几个字，我们的意思就是：他们的书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他们把高超的技艺与非凡的精力都用错了地方，那些鸡毛蒜皮、转眼云烟的小事，在他们的努力下，倒好像是真实不虚、可以流芳百世的了。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在吹毛求疵，而且还得进一步承认，要想把我们所苛求的东西解释得一清二楚，好让我们的不满合情合理，实属难题。我们的疑问在不同的时候，形式也都不同。但每逢我们读完了一本小说，掩卷长叹之际，这种疑惑必然会卷土重来——这值得一写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会不会就因为出了那么一点点差池，就像人类心灵偶一为之的那样，贝内特先生那用来捕捉生活的天罗地网就失之毫厘，撒错了方向，生活便溜走了？而除去生活之外，也许就再没有什么值得一谈了。不得不依赖于打比方来说明问题，无异于承认自己观念不清，但若像评论家喜欢的那样平铺直叙，也是无济于事。但凡有关小说的批评，都免不了有含糊其辞的困扰，那就姑且承认这一点，让我们鼓足勇气把自己的观点说明：目前大为流行的小说形式，在我们看来，往往是让我们错失，而非抓住了我们所要寻求的东西。且不管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之为生活还是心灵，真理或是现实，这一关键之物，已然走开了，或是远走高飞了，它可不愿意再被我们塞进这么一套不合身的衣服里。可是我们却还在循规蹈矩地照着一个旧模子，不依不饶、勤勤恳恳地炮制着我们那长达三十二章的鸿篇巨制，全然不顾这旧模子已离我们心里的景象相去甚远，越来越不相像了。挖空心思地刻画情节以求逼真、忠于生活，不单是白白浪费了精力，还把精力用错了地方，反倒遮住了思想的光芒，让其晦暗不明。作家似乎由不得自己，而是被某个强横有力、蛮不讲理的暴君牵住了鼻子，沦为了奴隶，为他来编造情节，写上一出喜剧或是悲剧，播下几粒爱的种子，再为这一切营造出一种近乎确凿的气氛，涂上经久不坏的香料，让其看似完美无瑕，要是他笔下那班人物活了过来，那一个个准会发现自己衣冠楚楚、穿着入时，甚至每一粒纽扣都是当下流行的款式。暴君的意旨实现了，小说也拿捏得恰到好处。但有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从偶一为之，到常常如此，看着满页满页如蹈旧辙一样写就的文字，我们心下也会生出须臾的怀疑，涌出反叛的念头。难道生活果真如此？小说也必须如此吗？

审视内心，生活看起来远非“如此”。仔细观察一个普通人在寻常的一天中某一瞬间的内心活动。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碎的、奇异的，有些稍纵即逝，有些如钢铁般锋利，在心底深深刻下印记。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好似数不清的原子如雨落下般无休无止。当它们纷至沓来时，当它们化作了周一或是周二的生活时，那重点也和以往不同；这一瞬间的重要性并不在此，而在彼处。因此，如果一位作家是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能出于自己的意愿来写作而不必听命于人，如果他可以依据亲身感受，而不必因循守旧，那就不会再有约定俗成的那种情节、喜剧悲剧、爱的种子或是什么悲剧式的结局，或许连一粒按照邦德大街上的裁缝们那种式样钉上的纽扣也都再也找不到了。生活并非是一串对称排放的马车灯，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是一个伴随我们意识始终、将我们包裹在内的半透明封套。而小说家的任务难道不就是要将这种变幻莫测、不为所知却毫无拘束的心灵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异乎寻常或是错综复杂，还要尽可能地减少外部杂质的混淆吗？我们并非单单为勇气和真诚而声辩，我们还要指明的是，真正恰当的小说题材，并非是习惯教与我们信服的东西。

至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希望可以将几位年轻作家所共有的品质说明白，说明他们的作品与前辈们的相比，何以会如此不同。而詹姆斯·乔伊斯先生，又可以算得上这些年轻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力求更加接近生活，更真诚也更准确地将吸引他们、感动他们的东西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甚至不惜将连小说家通常所奉行的传统也大都弃之不顾。让我们将那些落在心灵上的原子如实记下，依照它们纷纷落下的顺序，依照它们留给心灵的模样，每种情形、每桩小事，也都原原本本地记下，且不管看上去是多么支离破碎、不相协调。切不可想当然地以为，通常所谓的大事较通常所谓的小事之中，会蕴含更为丰富而圆满的生活。无论是谁，但凡读过《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或是那部正在《小评论》上刊出，要有趣得多的作品——《尤利西斯》，都不免会大胆地提出诸如此类的理论，来揣测乔伊斯先生的意图。在我们而言，仅凭眼前这些未竟的章节就妄下结论，未免是有些冒昧，并无十足的把握。且不去管终篇之后的整体用意究竟为何，毋庸置疑的是，这是出于作者最大的诚意，而最终的结果，虽然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艰深难读、令人不快，但其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乔伊斯先生，与那几位被我们叫做物质主义者的作家正相反，他是精神主义的。他不惜一切，也要将我们心灵深处闪烁的火光呈现出来，无数的信息都借由这团从我们心底燃起的火焰，在我们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为了能将这火光保存下来，乔伊斯先生鼓足了勇气，只要在他看来是属于外部世界的，不管那是能添上几分真实，还是可以增加些连贯，或是诸如此类，曾让一代一代的读者在他看不到、摸不着、需要发挥想象力之时，辨明了方向的航标，都被他一概抛弃。譬如，在公墓内的那个场景，如此光芒四射又粗陋不堪，看似语无伦次，但在电光火石的一闪中，又是如此意味深长。毫无疑问，这正接近了心灵的本质。不管怎样，初次读到这样的描写，很难让人不为这样一部杰作而喝彩。如果我们想得到生活的本来面目，那么这确实就是它了。倘若我们还想再说上几句，说一说如此新颖独到的作品为什么还是比不上《青春》或是《卡斯特桥市长》，我们也会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之所以拿这两部作品来做比较，是因为必须和高明之作放在一起才知道短长，而之所以比不上，是因为作者的思想相较而言还略显贫乏。我们当然可以就这么说说便敷衍了事，但也还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下去，这就好比待在一个明亮却狭窄的房间里，让人只觉得门窗紧闭、空间局促，施展不开拳脚、没有行动的自由，我们是不是不应只归结为思想上受到了束缚，也要问一问是否也是因为方法造成了局限呢？是不是方法束住了创造力的手脚？是不是因为方法不当，我们才失去了欢乐，觉得心胸狭隘，只以自我为中心？尽管这个自我感觉敏锐，以至于浑身颤抖，可对于超出自身之外的世界，他却不理不睬，更不用说去描写刻画了。是不是出于教诲的目的，把重点放在了粗鄙下流的事情上，所以这才显得多了些锋芒、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还是仅仅因为但凡这样独辟蹊径的努力都更容易，尤其是在同时代的人眼里，挑得出缺点而非发现她的长处？不管怎样，置身事外而空谈“方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如果是作家，那么任何方法，只要可以用来表达我们所想要表达的东西，便都是对的；我们若是读者，那么只要可以让我们更为接近作者的意图也都不错。而这种方法的优点，就在于可以让我们更接近我们打算称之为生活的那样东西。打开《尤利西斯》不是才让人明白，原来生活中有那么多东西一直被排除在外、视而不见吗？而翻开《项狄传》，或者是《潘登尼斯》，不也是让人大吃一惊，并且心悦诚服，相信了生活尚有其他方面，而且还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不管怎样，小说家现在所要面对的问题，且要让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古已有之，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得心应手地写出他要写的东西。他一定要有勇气大声宣布，现在他的兴趣已经不在“这儿”，而在“那儿”了：他的作品，必须完全来自“那儿”。对于现代人来说，“那儿”，也就是兴趣之所在，极为可能是在心灵的幽深昏暗之处。这么一来，重点便立刻落在了别处，落在了某些长久以来被忽视了的地方，那就有必要马上勾勒出这种新的形式来，虽然这对我们而言，尚且难以捉摸，而对于我们的前辈来说，就已经无法理解了。除了一个现代人，或者说，除了一个俄国人之外，就再没有人能体会得到契诃夫在他的短篇小说《古塞夫》里所描写情形的趣味了。几个生了病的俄国士兵躺在船上被送回家乡。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零星的谈话和片断的思绪，然后其中一个死了，被抬了出去。谈话又继续了一阵，直到古塞夫自己也死了，看上去就“像一根胡萝卜或者白萝卜”，被扔下了海。小说的重心放在了让人出乎意料之处，以至于乍一看还以为根本就没有重心。而接下来，等到双眼渐渐适应了微弱的灯光，认出这间屋子里都放了些什么东西，我们才明白过来，这个故事是如此地完整，如此地意味深长，而契诃夫又是如此忠实于自己的眼界，他把自己看到的这个、那个，以及其他的一些，凑在了一起，写出了一种新的东西。但却不能说，“这是幕喜剧”，或者“那是场悲剧”，因为短篇小说就我们的所学来说理应简练，还要有个结论，而我们并不能确定，这篇既不明确又不下任何结论的作品是否还应称之为短篇小说。

即使是对于现代英国小说最初步的评论，也很难对俄国的影响避而不谈，但一谈到俄国人，就难免会让人觉得，写文章评论小说，而不谈他们的小说，简直是在浪费时间。要想对灵魂与内心有任何的了解，不从他们那里，又从哪里可以找得到如此深刻的描写呢？倘若我们对自己的物质主义心生腻烦，他们中哪怕是最不足道的小说家，也天生就对人类的精神怀着自然的崇敬。“学会让自己与人为亲……但莫让同情出自思考——因为思考同情自然简单——要让它发自内心，以爱待他们。”似乎每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都让我们看到了圣徒的身影，如果说同情他人的疾苦、爱他们、努力去达到那值得心灵孜孜以求的目标便可以成就圣徒的话。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种品质，让我们深感自己由于缺乏信仰而浅薄无聊，也让我们的不少名著都成了华而不实、花哨的点缀。俄国人的心胸，如此宽广而富于同情，所以他们的结论，大概难免会走向莫大的悲伤。其实，我们大可以更确切地说，俄国人的心胸，并不适合得出结论。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没有答案。如果老老实实地观察人生，就会发现，生活的问题接二连三，在我们无望的追问中，直至故事结束，这些问题依然在我们心中回荡，并生出最后会让我们深恶痛疾的绝望来。或许他们是对的，毫无疑问他们看得比我们远，眼前也并没有我们那样重重的障碍。但或许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的东西，不然的话，何以他们抗议的声音能与我们的忧心忡忡相共鸣呢？这抗议的声音来自另一个古老的文明，看来它在我们身上培养出的，是享受和好斗的天性，而不是容忍和理解。英国的小说从斯特恩到梅瑞狄斯，都见证了我们生来便对幽默和喜剧、对山河的壮丽、对运用才智以及肉体之美情有独钟。而将这样两种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小说放在一起，想要比较出什么结果来，是徒劳无益的。只不过，他们的确让我们充分领略了他们的观点：小说这一门艺术面对的是无限的可能，并且提醒了我们，世界是广袤无垠的，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什么“方法”，没有什么尝试，哪怕是最疯狂的尝试——是被禁止的，除了虚情与假意。“小说的恰当题材”并不存在，每样东西都是小说的恰当题材，每一种感觉，每一个念头，我们头脑和心灵中的每一种品质，没有哪一种印象和知觉是不恰当的。而如果我们能够想象，小说的艺术活生生地站到了我们当中，那么不用说，她一定也会命令我们对她不仅要爱要敬仰，也同样要对她声色俱厉、拳脚相向，因为只有这样，她才会重焕青春、威仪永驻。

本文最初发表于1919年4月10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标题略有不同。
菲尔丁18世纪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汤姆·琼斯》等。
简·奥斯汀（Jane Austen），英国女性小说家，代表作有《傲慢与偏见》等。
威尔斯（H.G.Wells），20世纪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尤以科幻小说闻名，代表作有《时间机器》等。
贝内特（Arnold Bennett），20世纪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老妇谭》等。
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20世纪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福尔赛世家》等。
哈代（Thomas Hardy），英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德伯家的苔丝》等。
康拉德（Joseph Conrad），波兰裔英国作家，代表作有《黑暗深处》等。
哈得孙（W.H.Hudson），英国自然学家、小说家，代表作有《绿舍》等。
《老妇谭》，1908年出版，乔治·坎农、艾德文·克莱汉格均为贝内特小说《克莱汉格》三部曲中的人物。
五镇，贝内特小说中的地名。
琼和彼得，威尔斯小说《琼恩和彼得》中的人物。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爱尔兰小说家，代表作有《尤利西斯》等。
《小评论》，美国杂志名。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的部分内容曾于1918年至1920年间在此刊陆续发表。其实，早在1918年4月，哈里特·韦弗（Harriet Weaver）就曾希望伍尔夫夫妇能在霍加斯出版社出版整本的《尤利西斯》，可惜出于一些法律和实际的原因，未能出版。
《青春》是康拉德的短篇小说。
《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的代表作之一。
《项狄传》全名《特里斯特拉姆·项狄的生平与见解》，为英国小说家斯特恩（Laurence Sterne）所著；
《潘登尼斯》是英国小说家萨克雷（W.M.Thackeray）所著。
契诃夫（Anton Chekov），俄国短篇小说家、戏剧家。代表作有《变色龙》《套中人》等。
此段话引自短篇小说集《乡村牧师及其他》中的《乡村牧师》，作者艾琳娜·米丽什娜（Elena Militsina）。
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9世纪英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有《利己主义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