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娜齐尔·布托在大学期间崭露头角，1973年，20岁的布托风华正茂，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就来到当时只招收女生的玛格丽特夫人学堂继续深造。布托充满了异国风情，美丽而自信，她的父亲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之前担任巴基斯坦的总统，最近刚刚就任总理。他曾在牛津大学专修历史专业，后改修政治学，贝娜齐尔也追随父亲的脚步进入牛津大学深造，她后来的人生经历表明，和父亲一样，她的人生也充满了骚乱，布满了鲜血。在她执政期间，巴基斯坦因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引起全世界的瞩目，特别是在妇女工作方面。但直到2007年12月她被暗杀为止，长期以来关于她腐败的指控就没有停止过。她在拉瓦尔品第举行的政治集会上遭遇了枪杀和自杀式炸弹袭击。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托就受到了第一次指控，罪名是腐败，以及在4000英里外的牛津大学动用裙带关系。

在牛津大学求学即将满一年的时候，布托开始将她的目光锁定在赢得牛津辩论社主席一职的竞选上。这个职位每学期都会更换人选，而且竞争异常激烈。如果能成为这个社团的主席，几乎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也能获得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政治名流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例如迈克尔·福特、杰里米·索普以及迈克尔·赫塞尔廷。在参加竞选活动期间，布托经常和她的支持者—后来成为保守党领袖的艾伦·邓肯一起，驾车在牛津大学的校园里闲逛，竭力争取其他成员的选票。另一个校友，现在成为记者的迈克尔·克里克说，布托习惯性地讨好她的同学，她就像那些精力旺盛的政治家一样，丝毫不顾及他们之间的党派关系。有一次，布托还邀请他共进午餐，努力(但没有成功)想获得他的选票。“一些人认为，她利用自己的家族关系和金钱购买了这一职位。”他说。⁶⁶芭芭拉·罗奇曾于1999～2001年在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中担任部长之职，布托也曾争取过她的选票，有同样经历的还有一位来自偏远牛津郡一所普通文法学校的小姑娘—特蕾莎·梅。

梅是1974年10月入读牛津大学的，比布托晚一年。她入读的是圣休学院，和玛格丽特夫人学堂一样，也只招收女生。圣休学院创建于1886年，1959年与其他四所女子学院一同被授予与大学同等的地位。1986年，这所学院才开始招收男生。著名校友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工党的内阁大臣芭芭拉·卡斯尔，鼓吹妇女参政的艾米丽·迪金森。在牛津大学，在英语、历史、法律和物理专业上取得最好成绩的女生都来自圣休学院。在过去的演说中，梅强调了在一个男性统治的世界里，女性一直在努力维护着自己的权利，在这样的时代中，女子学院在促进女性进步方面发挥了不可比拟的作用。⁶⁷梅的新宿舍距离她的父母在惠特利的家不足10英里，但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梅对待学习非常认真，在圣休学院，她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女同学，“我们没有那么孩子气，”其中的一个人说。⁶⁸她们通常穿着正式的、黑色的学生装，而只有当举行正式的晚宴，需要喝从学院的地窖中拿出来的葡萄酒时，其他学生才会穿这种衣服。梅选择了地理专业，这个专业不像政治学、哲学、经济学那样耀眼，许多立志将来成为政治家的学生一般都会选这三个专业。尽管如此，梅对政治的兴趣却愈发浓厚了。她很快就加入了牛津辩论社和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说起来还多亏了贝娜齐尔·布托，后来就是在她组织的一次迪斯科舞会上，梅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人生的挚爱—菲利普·梅。

1976年秋天，梅开始了她在牛津大学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的学习。那个时候，她已经成为学校政治场合中的常客。与她相反，菲利普比她低两届，而且比她小11个月，相对来讲，还是一位毫不起眼的新人。不过，因为在牛津辩论社中取得了大一新生辩论赛的冠军，他引起了贝娜齐尔·布托的注意。那个时候，菲利普刚满19岁，在林肯学院修历史专业。在迪斯科舞会上，当布托和她安静的朋友梅坐着聊天的时候，菲利普从她们身边走过。梅叙述了她和未来丈夫的第一次会面：“实际上，应该是在保守党协会举办的一次迪斯科舞会上，我记得事情的经过是，我正坐着和贝娜齐尔聊天，这时候菲利普走了过来，然后贝娜齐尔对我说，‘你认识菲利普·梅吗？’剩下的事情应该众所周知了。”⁶⁹“他长得英俊潇洒，我第一眼就被他吸引了，”梅说，“我想，我真的很喜欢他，我们对政治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我们的相识是在保守党协会上，所以，我们是在共同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开始交往的。”⁷⁰

这对璧人很快就发现，除了政治之外，他们还有好多共同的爱好—包括两个人都非常热爱板球运动。他们讨论杰弗里·博伊克特的成功以及特蕾莎的新偶像—西印度群岛的快投手托尼·格雷。虽然在许多牛津大学同学眼里，梅有些不苟言笑，但稳重幽默的菲利普却能让梅笑口常开。后来担任内阁大臣的达米安·格林在牛津大学时就结识了菲利普夫妇，他说：“一旦他们两个成为情侣，就会情比金坚。”⁷¹

和特蕾莎一样，菲利普入读的是利物浦郊区西柯比的嘉德格兰奇文法学校，菲利普本来出生于诺福克，在他很小的时候，举家迁到了利物浦。和他未来的爱人一样，他也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约翰为一名鞋子批发商做推销员，他的母亲乔伊是一名兼职法语老师。随着时间的推移，菲利普的父母对自己儿媳妇取得的政治成就越来越感兴趣，言谈之间尽显自豪，这对父母不在身边的梅来说非常重要。或许同样重要的是，约翰深谙鞋类生意，梅对花哨鞋子的喜爱众所周知，这或许是受到了他的鼓励，而且约翰对此也颇为得意。根据约翰夫妇以前的邻居彼得·柯蒂斯的描述，20世纪90年代，菲利普的父母有一本报纸剪贴簿，将报纸上关于他们那前程似锦的儿媳妇的报道全都收集起来。“他们让我看了那本剪贴簿，看完之后，约翰就告诉我，特蕾莎将会成为下一任首相。”柯蒂斯说：“那个时候，我并不认为她能做到这一点。她当时好像只是一个议会议员。”⁷²约翰·梅于2002年去世，他的妻子就搬到南部和她的儿子和儿媳妇住在一起，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乔伊于2015年9月去世。柯蒂斯说，2016年1月，在默西赛德郡举办的追悼会上，他看到特蕾莎对乔伊表示了沉痛的哀悼。显而易见的是，她也时时挂念着自己的父母。柯蒂斯曾说：“我们到追悼会现场的时候，特蕾莎正亲自为宾客端茶和咖啡。我们问她，干吗要自己端饮料，她回答说，作为一名教区牧师的女儿，现场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她端的茶和咖啡多。”⁷³

在她没有遇到菲利普之前，她已经在牛津大学度过了两年时光。虽然经常和圣休学院的研究生、新闻工作者佐伊·布伦南一起吃午饭，但特蕾莎并没有正式的男朋友。1997年，布伦南也进入了议会工作。“当时，名义上是不允许学生带男友进入宿舍的，梅经常会分享一些带男性朋友进入寝室的趣事。”⁷⁴梅在大学期间的一位闺中密友艾丽西亚·柯林森曾说“梅经常和男性朋友出去，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她真正喜欢的。他们都不是梅的特别之人，在毕业的那一年，菲利普出现了，自此之后，她身边除了菲利普就没有其他人了。”⁷⁵

相比于追求浪漫和刺激，梅更专注于自己的学业和政治活动。虽然大部分同学都坚持认为，梅很会享受生活，但有些人认为，她过着一种几乎苦行的生活。每逢周日，这位教区牧师的女儿总是风雨无阻地去教堂做礼拜。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十年后布灵顿俱乐部成员戴维·卡梅伦和鲍里斯·约翰逊习以为常的吸毒和酗酒等行为，即便有什么闹剧，也没有太出格的。

“我和特蕾莎那时特别喜欢看《伪君子》(一部由蒂姆·布鲁克·泰勒、格雷姆·加登和比尔·奥迪主演的喜剧小品)，”梅在大学里的一位朋友回忆说，“那就是我们的幽默感。”⁷⁶梅在圣休学院的同学帕特·弗兰克兰说道：

她很幽默，但在大家面前不会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冷幽默，在这一点上，梅和她的父亲一模一样。我经常回忆起，当我们从宴会上回来时，一起在拉特克利夫图书馆外面围墙的墙头上走。我敢说我们并没有喝醉，因为我们没有钱酗酒，我们只是有点儿高兴，精神有些亢奋而已。⁷⁷

像许多入读牛津大学伊始就立志从政的政治家们一样，梅开始向一些团体靠拢，而这些团体在她今后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追随其左右。她的圈子里有艾伦·邓肯，他与梅在圣休学院的好友艾丽西亚·柯林森是情侣；还有达米安·格林，梅在2016年组建内阁时由他出任内阁大臣。谈到在牛津大学共度的时光，格林说道：

18岁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特蕾莎是一个特别风趣的人。我们俩是四十年的老友，特蕾莎最大的优点就是表里如一。她的魅力之一就是，她在公众面前从不遮遮掩掩。公众眼中的她非常勤奋、非常聪慧、恪尽职守，而现实生活中的她就是如此，而且她一贯如此。她总是能做到表里如一。⁷⁸

格林和梅是在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结识的，在他们要毕业的那一年，他担任了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表现很活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他们也抓住威尔逊政府的行业动荡问题和持续恶化的通货膨胀问题大做文章。他们在牛津大学的生活舒适而安全，学生政治家可以完全不受外界混乱的影响。格林认为，“他和梅这一代人都非常抵触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左翼风潮，我们这一代人成为撒切尔夫人的继承者。那时工党政府正走向末路，保守党协会的力量异常强大。”⁷⁹

艾丽西亚·柯林森说，从进入牛津大学的第一天起，梅就丝毫不掩饰她的政治抱负。她和梅是在1974年10月入读牛津大学的，那个时候，哈罗德·威尔逊刚刚赢得首相大选。在学校的餐桌上，政治是经常谈论的话题。“我记不太清楚了，但应该是1974年进入牛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柯林森说，“当时我们正在吃早饭，她就告诉我，她将来想成为首相。”⁸⁰帕特·弗兰克兰也说，梅对于自己的政治目标，包括自己对首相职位的渴望一清二楚。

我是在入学的第一天或第二天认识她的，我注意到，她很早就已经有政治抱负了。她经常拉着我去听政治演讲，我们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就立志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得知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之前实现这一目标时，她非常恼怒。就像是“我本来想第一个到达，结果却被她占了先”。⁸¹

艾玛·桑德斯于1974年秋天入读圣休学院，据她回忆，梅非常专注于政治事务。我记得她说过：“总有一天，我要成为保守党的领袖。”凭着这股坚定的信念，特蕾莎的政治科目取得了优异的成绩。⁸²和梅一起修地理专业的丹尼丝·帕特森也曾提到：“特蕾莎以一种沉默、严肃的方式热爱着政治，虽然她很低调，但却秉持着一种炽热的信念。”⁸³梅经常向圣休学院同学讲的那些自信的话，显示了早期她对自己政治目标的矢志不渝。不过，他们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她只是向她的女性朋友和菲利普提到过自己的政治抱负，所有男性朋友记忆所及，并没有意识到她有志于追求更高的政治职位。

梅、柯林森、帕特森和这个圈子里的第四位成员路易丝·罗都在约翰·帕腾老师那里学习政治地理学。帕腾后来和罗结婚并在约翰·梅杰政府担任教育部长。帕腾的政治理念偏向于保守主义，梅经常来拜访帕腾，向他请教和讨论一些时政问题。虽然梅和往常一样专注于学习，但和她的同学相比，她并不算最聪明的，因此在第一学年的第一次考试中，她获得了二等学分。

随着1975年2月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保守党党魁，梅成为保守党第一位女领袖的愿望破灭了。随后，她更加积极地参与牛津辩论社的活动。沉默寡言的性格让所有人都认为她很“酷”，但这种性格并不利于她在政治领域登顶。迈克尔·克里克曾说：“在牛津大学所有立志于投身政治的人当中，她看上去是最不可能成功的一个。”⁸⁴她在议会任职后期，有关她演讲的报道最后往往集中在她的仪表上。在她步入政坛的第一个十年里，因为仪表不佳，她经常被形容为“穿着红色连衣裙的雕塑—布拉西耶小姐”。⁸⁵梅自己也说，在牛津辩论社的经历对她在议会的政治生涯很有帮助：“牛津辩论社为我提供的辩论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说，为我步入政坛、进入议会下院做了充分的准备。”⁸⁶

如果在牛津辩论社的同学眼中，她不算是一颗未来之星，那么她在牛津大学的另一个辩论社—埃德蒙·伯克社团里却脱颖而出。这个社团的辩论题目一般都比较诙谐。就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她担任了这个社团的主席。她习惯用砸肉的榔头代替指挥棒来掌控辩论的局面。辩论每周日晚上在莫里斯大厅举行，届时会提供足量的波特酒，参加者可以斟在小玻璃杯中饮用。作为主席的梅经常会发明一些有趣的辩题，诸如“这座大厅替小姑娘们谢谢上帝”“象棋的生命太短暂了”。

后来成为斯里兰卡作家和政治家的拉吉瓦·维杰辛哈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结识了菲利普夫妇，同时他也是牛津辩论社和埃德蒙·伯克社团的成员，他说：

我非常喜欢特蕾莎·布拉西耶，她有着令人愉快的幽默感，在牛津辩论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我从未想过她能成为首相。在这个金发碧眼、沉默寡言、彬彬有礼的小姑娘身上，任何人都没有发现政治明星的潜质。她在牛津辩论社中是一个很好的辩手，在……埃德蒙·伯克社团……表现得也很积极。40年前，我做梦都不会想到，她会成为我们这一届学生中最成功的政治明星……那个时候，特蕾莎·梅用异常平静的口吻嘲笑着绝大多数事情，这也许是她不会对她的男朋友—菲利普·梅言听计从的原因之一。他们真的很合拍，比那时所有的政治夫妻都要好得多。我发现，她的良师益友艾丽西亚·柯林森和男朋友达米安·格林在一起时更加有趣，但艾丽西亚的性格有时候过于锋利，树敌颇多，特蕾莎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⁸⁷

忙于牛津辩论社和埃德蒙·伯克协会的事务，和菲利普感情甜蜜，梅在牛津大学的最后一年是她人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如果要结束这种幸福的生活，她一定会非常不舍。然而1977年5月，她在刚满20岁的时候以二等成绩从牛津大学毕业。她很快就在位于伦敦针线街的英格兰银行找到了一份实习生的工作。她依然心系牛津大学，频繁地回去看望菲利普和他们的朋友们。菲利普在大二的时候接替梅成为埃德蒙·伯克社团的主席，1977年冬天，达米安·格林又代替了菲利普成为该社团的主席。在菲利普任职期间，他曾提出了一个辩题“性虽好……但成功更重要”，梅作为反方代表返回牛津大学参与了辩论。菲利普在梅之后发言，他宣称自己要做的就是驳斥梅的一切观点。在牛津辩论社，菲利普也继续担当领导角色，1978年6月，他向辩论社提交了一个辩题“卡拉汉政府的工业战略会摧毁英国的工业”，8个月之后，英国爆发了一连串的罢工事件，史称“不满的冬天”，在罢工风潮最严重的时候，菲利普在“私有企业拖垮了英国的经济”这一辩题中，抨击全国矿工协会主席阿瑟·斯卡吉尔。不过，人们依旧认为他缺少一点锐气和热情。牛津大学的学生在自己创办的报纸《彻韦尔》中，称他的演讲稿“枯燥无味”，他因被别人诟病为“傀儡”⁸⁸而被罢黜了领导职务。

到了接下来的那个冬天，菲利普在牛津大学的生活只剩下了最后两个学期。《彻韦尔》在八卦专栏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言辞颇为恶毒，言之凿凿地称，梅已经向菲利普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结婚，要么分手，就像学校里其他热门情侣一样。“我想，如果菲利普对是否结婚依旧犹豫不决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将面临分手的命运。”⁸⁹报纸上这样写道。梅是否真的下了最后通牒，我们不得而知，不过，1979年春，菲利普向梅求婚。根据梅自己的说法，“当我的丈夫向我求婚，而我说出‘我愿意’的时候”，那是她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⁹⁰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菲利普现在竟然当选为牛津辩论社的主席，在那场激烈而又有些暗箱操作的竞争中获胜(牛津辩论社每年进行三次选举)，因为一些低级的政治伎俩把他的假想敌都打败了。

那个时候，即便是都秉持保守主义，在牛津辩论社中也分成了若干派别。“莫德林派”因莫德林学院而命名。还有一个派别自称“迪纳姆的支持者”，他们是根据前主席维维安·迪纳姆命名的，据说此人几年之前遭到过贝娜齐尔·布托的“迫害”，被迫退出竞选。⁹¹这个派别的成员包括达米安·格林和查纳卡·阿玛拉通加，查纳卡在1996年车祸身亡之前，一直是斯里兰卡自由党的创始人。在阿玛拉通加出人意料地转而支持“玛格达伦派”心仪的候选人艾伦·邓肯之后，“迪纳姆的支持者”掀起了一场明争暗斗。结果在1979年冬天，各种派别纷纷在混乱中黯然离场，对于下学期的竞选，都没有推举出具有明显优势的候选人。

和40年后他的妻子面临的境况惊人地相似，一旦所有的互相残杀结束，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谦逊低调、不搞任何派系斗争的菲利普·梅安然度过了这场混战，他只要以微弱的优势击败工党候选人就可以获得主席之职。拉吉瓦·维杰辛哈曾说：“菲利普是显而易见的选择，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一个候选人像他那样几乎全票当选主席。”⁹²邓肯对这次选举同样记忆犹新，在他的眼中，他的继任者是一个“稳重、逻辑性极强的演说家；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做事非常周密，又非常惹人喜爱的人，他具有北方人特有的那种不露声色的幽默感，大部分时间他只会咧嘴微笑，而不会捧腹大笑。”⁹³

在菲利普担任主席期间，特蕾莎·梅仍会参与牛津辩论社的辩论，在一本列有辩论进程的小册子中，她被简单地介绍为“主席助理”。⁹⁴菲利普曾邀请政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来牛津辩论社演讲，其中就包括黯然下台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菲利普在告别辩论时选择了体育职业化这个题目，他和特蕾莎联合起来批判英格兰足球队的队长博比·查尔顿和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学生—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现在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总理。

菲利普夫妇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认识的人会惊讶地发现，菲利普的大学生活似乎更加风生水起，他们奇怪为什么菲利普不选择在政治领域进一步发展。约翰·埃尔维奇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结识这对夫妇，当时他们正在为温布尔顿当地的保守党团体积极奔走。他说：“菲利普绝对是更有魅力的一个，而且为人非常谦逊，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原来担任过牛津辩论社的主席。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决定进行幕后工作，所以才有意为之。”艾伦·邓肯也曾暗示说，虽然在担任牛津辩论社主席期间，菲利普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他好像并不习惯这种时时被人关注的生活，这让他很不自在。“他秉持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特蕾莎随时准备好进入大众的视线，受到万人瞩目，而菲利普更喜欢待在幕后，就是这么简单。”⁹⁵

桑德拉·比尔林是特蕾莎夫妇的朋友，那个时候，特蕾莎正努力争取在即将到来的1992年大选中获得一个议会席位。她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菲利普已经尝试赢得议会之职，但却以失败告终。议会议员基思·辛普森说，他也听说过这个消息。

我记得达米安·格林多年前告诉过我，因为菲利普在大学校园政治中非常活跃，原计划中他才是那个尝试成为议员的人。他们俩都将为议会中的职位而奋斗，但她先去了伦敦金融城赚钱。

比尔林接着说道：

20世纪80年代晚期，我们认识这对夫妇的时候，菲利普是当地保守党的主席，梅已经赢得了议会选举，成为一名议员。菲利普应该之前就参加过选举，我猜，他们已经私下达成了共识，或者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想，这就是命中注定。

关于谁来实现令人瞩目的政治目标的问题，梅自己否认了她和菲利普私下达成共识的说法。“没有，我们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我的意思是，是的，他担任过牛津辩论社的主席，对于政治也有浓厚的兴趣，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意味着他了解竞选的规则以及相关事宜，但是并没有，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1979年5月，菲利普从牛津大学毕业，他前往伦敦与梅会合。在一家名为佐特&贝文的股票经纪公司找了一份工作。1980年9月，这对情侣在惠特利的圣玛丽教堂举行了婚礼，特蕾莎的父亲休伯特·布拉西耶主持了婚礼。梅穿着白色的婚纱举办了一场传统的婚礼，在还有几周就满24岁的时候，她穿着一袭华丽的、合体的白色礼服，戴着洁白的面纱，手捧红色的玫瑰步入了婚姻殿堂。少年时代，她经常来这个教堂做礼拜，无数次听到父亲在这里布道，现在教堂里坐满了亲戚和从牛津大学赶来的朋友，他们见证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在梅即将离开惠特利前往牛津大学求学的时候，她的母亲开始出现多发性硬化症的症候，这是一种能够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在谈到母亲的病时，梅说：“多发性硬化症的特点是稳定一段时间，然后急剧恶化。因此到最后，我和菲利普结婚的时候，她只能坐着轮椅出席婚礼。”⁹⁶梅结婚时的照片显示，扎伊德坐在轮椅上，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礼服，拿着一顶大大的帽子，微笑着看着镜头。在她身后，休伯特站在梅的一边，休伯特有些驼背，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苍老得多。梅的另一边站着菲利普和他的父亲约翰，两人带着几乎一模一样的微笑，穿着传统的灰色礼服。乔伊·梅穿着黄色的礼服，这可能是全家人在一起照的最后一张合影。

梅结婚一年多后，也就是1981年10月，就在快要过25岁生日的几天前，随着她挚爱的父亲在车祸中丧生，她那亲密的家庭破碎了。布拉西耶牧师当时驾驶着他的莫里斯·玛丽娜汽车前往圣尼古拉斯教堂主持晚祷，这座教堂就在距离惠特利不到两英里的福里斯特·希尔村，位于繁忙的A40双线车道对面。A40与M40公路共同连接起牛津和格洛斯特，驶近A40时，他将车缓缓地驶入中间的隔离带，接着撞上了迎面而来的路虎，这辆路虎车的时速在70英里以上，司机是伦敦的一位股票经纪人德斯蒙德·汉普顿。休伯特的头部和脊椎损伤严重，在送到医院几个小时之后就去世了。验尸之后，牛津的验尸官尼古拉斯·加德纳宣布他死于车祸。当地的报纸在做了一系列的调查之后，这样描述了那夺命一刻到来之前的场景：“我看到玛丽娜停在中间的隔离带上，而且在那里停了相当长的时间。”报道援引汉普顿的话说。

这辆车行驶得很慢，接着好像有点犹豫。“我开始刹车并准备驶入左侧车道。”(汉普顿补充说)路虎车撞到了前面越过中线的玛丽娜……加德纳先生说，布拉西耶先生好像是从旁边的支线横穿而来，正在路虎车的前面想要横穿A40公路。布拉西耶先生很难看到迎面而来的路虎车。他谈到这个十字路口不仅有当地缓慢行驶的车辆，还有高速行驶的长途汽车。“从交通安全的角度来讲，这的确是一个不利因素。”⁹⁷

事故发生时，艾玛·汉普顿和她的父亲、母亲基蒂、妹妹瓦内萨都在车里，最近，她在谈起那场车祸时说：

在看望完爷爷奶奶之后，我们一家人经由双线车道从格洛斯特返回伦敦。当时，我和我妹妹在后面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车祸就发生了……我知道对方是当地的一位牧师，他当时正赶往教堂做晚祷，我并不知道那是特蕾莎·梅的父亲，真是太可怕了！⁹⁸

在大部分时间里，即便是对最亲密的朋友，特蕾莎也不愿意提及父亲的去世，她把这件事看成是极度隐私的事情。直到好几年之后，艾丽西亚·柯林森才弄清楚了那场车祸的具体细节，而梅的下属们都认为，那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82年伊始，扎伊德也死于多发性硬化症。现在梅成了一名孤儿，她的亲人本来就不多，现在只剩下了菲利普，不过这就足够了！这对夫妇的感情愈加亲密，他们的婚姻也越来越牢固。许多认识这对夫妇的人都说，他们是政治领域内最模范的夫妻。菲利普成了梅的家人，在失去父母又没有孩子的情况下，菲利普成了她后半生唯一的亲人。虽然梅还有很多朋友、堂表兄弟、叔叔、阿姨，但直到她50多岁遇到两个甘心为她付出的下属—尼克·蒂莫西和菲奥娜·希尔之前，她从未与其他人真正亲近过。休伯特和扎伊德去世后那段黑暗的日子，都是菲利普陪她一起熬过来的，所以她非常信任菲利普。“我想，我的丈夫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她说，“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他是我坚强的后盾。自从我们结婚之后，他一直给我莫大的支持，特别是那个时候，我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接连失去了双亲，那种痛苦难以用言语表达。”⁹⁹梅至今仍记得失去双亲的痛苦，她告诉记者说，她很遗憾父母没有等到她成为首相的那一天。“我多么希望父母能看到这一切，”她说，“我收到了很多祝贺信，其中有我认识多年的朋友，也有过去认识我父母的朋友。他们都说了同一句话：我的父母一定会以我为傲。我也真心希望，他们能以我为傲。”¹⁰⁰

66.《牛津大学的同学对布托的活力和野心记忆犹新》，格雷姆·韦尔顿，《英国卫报》，2007年12月28日。

67.《特蕾莎·梅，杰出的女思想者》，佐伊·布伦南，《旁观者报》，2016年8月2日。

68.同上。

69.《荒岛唱片》，同上。

70.《荒岛唱片》，同上。

71.《一个有社会公德心的果断的女人》，多米尼克·肯尼迪和露西·班纳曼，《泰晤士报》，2016年7月9日。

72.《特蕾莎的公公如何预测了她的成功》，埃莉诺·巴罗，《利物浦回声报》，2016年7月12日。

73.同上。

74.布伦南，同上。

75.《地理班杰出人物志》，罗伯特·梅迪克，《星期日电讯报》，2016年7月17日。

76.《特蕾莎·梅，公众想象之外的另一面》，伊丽莎白·戴，《观察家报》，2015年7月24日。

77.《特蕾莎立志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马修·韦弗，《卫报》，2016年7月12日。

78.采访，达米安·格林，BBC新闻频道，2016年7月13日。

79.肯尼迪和班纳曼，同上。

80.《牛津大学的浪漫指引着特蕾莎·梅从灾难走向胜利》，罗伯特·门迪科，《星期日电讯报》，2016年7月9日。

81.同上。

82.同上。

83.同上。

84.《克里克的失态失去了朋友——以及影响》，《伦敦标准晚报》，2013年6月7日。

85.《牛津大学的浪漫指引着特蕾莎·梅从灾难走向胜利》，罗伯特·门迪科，同上。

86.《荒岛唱片》，同上。

87.《特蕾莎、菲利普和牛津辩论会》，拉吉瓦·维杰辛哈，《今日锡兰报》，2016年7月21日。

88.《菲利普的学生时代显示了投身右翼的政治热情》，亨利·泽夫曼，《泰晤士报》，2016年10月5日。89.《牛津大学的浪漫指引着特蕾莎·梅从灾难走向胜利》，罗伯特·门迪科，同上。

90.《世界取决于……特蕾莎·梅》，《独立报》，2004年5月24日。

91.《特蕾莎、菲利普和牛津辩论会》，拉吉瓦·维杰辛哈，同上。

92.同上。

93.肯尼迪和班纳曼，同上。

94.《菲利普的学生时代显示了投身右翼的政治热情》，亨利·泽夫曼，同上。

95.《菲利普即将成为撒切尔身后的丹尼斯》，杰弗里·利维，《每日电讯报》，2016年7月12日。

96.《荒岛唱片》，同上。

97.《牛津大学的浪漫指引着特蕾莎·梅从灾难走向胜利》，罗伯特·门迪科，同上。

98.《当得知受害者的身份后，车祸中的另一方当事人表达了自己的震惊》，简·阿特金森，《太阳报》，2016年7月17日。

99.《荒岛唱片》，同上。

100.《猫头鹰取代了唐宁街10号的波斯猫》，蒂姆·希普曼，同上。

1. 　牛津辩论社成立于1823年，是牛津大学的一个辩论社团，也是英国第三古老的大学团体，许多政治领袖和社会名流都在此发表过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