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弗里丹在写作《女性的奥秘》一书时，把开篇第一章的标题概括为“无名的问题”。她描述道，这是“美国妇女在20世纪中叶所经受的一种怪异的躁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内心的渴望”。她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作为女人所拥有的真实生活与我们力图达到的理想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异”。

弗里丹声称要为所有女性代言，但实际上只是记录了成千上万个郊区家庭主妇的情感困境。她的受众群如此之大，甚至帮助她掀起了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浪潮——其规模不容小觑。然而，对同样人数众多的、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了解女权主义理想蓝图的女性来说，她所描述的世界显然并非现实。她们迫于生计，早已进入劳动大军，完全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就我而言，我从小生活在社会中上阶层的郊区白人家庭。那个年代，我们会住路边的汽车旅馆，乘灰狗巴士去旅行，与水电工的孩子们、律师医生的孩子们一块儿上学。随着美国在过去三十年间逐渐变得更加富裕，作为美国社会的一员，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见证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在我们面前展开。我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核心家庭——两个已婚异性父母，两个由父母双方亲生，并继承了双方基因的孩子——这种家庭在今天的美国只占少数。

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来自各种不同背景、千差万别的人纷纷向我坦陈他们的思考，提出他们的问题，甚至不吝严词批判。试图对其做出回复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甚至决定我对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产生怎样的先验假设。当我试图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时，我开始正视一个显而易见却常常被忽视的关键——金钱到底有多重要。我和安迪有着相对宽裕的经济条件，负担得起孩子年纪尚幼时上高品质日托的费用，在孩子日渐长大后也请得起管家来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也有能力让他们舒适地生活在有着优秀学区和图书馆资源的高档社区。

用金钱，我们可以买到一张安全网，它可以缓解压力，提供各种资源，增强对抗命运无情冲击的柔韧性和修复力。然而，不可计数的美国家庭，尽管任劳任怨、辛勤耕耘，却鲜有资源来经受哪怕一次厄运的打击。他们的“家庭选择”——是否出去工作以及工作多长时间，是否待在家中照顾孩子和父母以及待在家中多长时间——实际上根本就谈不上选择。迫于家庭经济状况，他们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我质疑自己长久以来无比确信的信条时，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所讲述的是我的生活，而不是他人的生活。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如果我们，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要向前迈进，不管是在职场中还是社会上，我们必须首先向后退一步，仔细审视我们条件反射地认为千真万确的东西。我们必须质疑传统观点、格言警句、传承而来的文化因素，还有那些影响和庇护了我们的选择、塑造了整个世界的宏大叙事。我们应该反问自己，如果我们只能依靠想象去了解他人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还能对自己看法中隐含的前提假定如此深信不疑。

只有我们每个人真正敞开心扉，解放思想，乐于接受全新想法、全新理念、全新可能，我们才能改变自我，也才能带来更大范围内的变革。

第一章 似是而非的“真理”：关于女人

作为一名教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参加了无数次与学生交流探讨的会议，也做了无数次讲座。毫无疑问，我最常被问到的就是，如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保持平衡。这个问题通常来自年轻女性。即使我在其他大学的演讲主题是对外政策，演讲结束后，总会有年轻女子从逐渐稀疏的人群中举起手来，请求我给那些既想追求事业，又想拥有完美家庭的女性分享一些建议。这样的经历并非罕见，我的任何一位女同事都有相似的经历与体会。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些年轻女性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看到她们如此敬仰我们，我们不禁感到十分骄傲。

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一点也不简单。我原本可以告诉她们，我之所以能身居要职，拥有成功的事业，又能拥有幸福家庭，其唯一秘诀就在于，我在一所顶尖大学里获得了终身教职，并且嫁给了在同一所大学里任教的另一位终身教授。也许这个答案听起来太让人沮丧了，也绝非全面的事实。决心与上进心、勤奋与努力，还有幸运女神的眷顾，都是我职业发展轨迹中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当然，也有很多女性在更恶劣的条件下成功地兼顾了工作与家庭，取得了事业家庭双丰收。

后来，在华盛顿工作期间，我也可以对她们说：“看看，我也正处于危机的边缘呢。我那十多岁的儿子时不时闹出点荒唐事儿，我和我丈夫正焦头烂额地想办法管住他。而我一周只有两天在家。我们简直要绝望了。我的内心仿佛被撕裂了。我每天扪心自问：为了这份工作，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值得吗？”但是，这样的回答显然还是让人泄气，也不是全面的事实。如果孩子们年纪更大一些，如果他们更乖巧一些，不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屡屡与他们的父亲起争执；如果我的大儿子不会经常惹是生非，常常去普林斯顿警察局做客，那我的处境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了。在华盛顿，很多女人像我一样两地奔波，从事着与我类似的工作，却没有如我这般艰难。

那么，我该说些什么？我想我能告诉她们的只有我所认识到的真相。它有很多方面。我毕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我最核心的人生准则之一就是，始终坚信并努力践行一个命题——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拥有成功圆满的职业生涯，同时无须放弃家庭生活的愉悦和欢乐。至少，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所谓的“拥有一切”（我们在第二章中还会提到这个概念，虽然的确有些模棱两可，但我会继续使用这个表达，简明地指代上文提到的理念）。毫不奇怪，跟我们这一代的其他女人一样，我会求助于那些公认的金科玉律，似乎反复吟唱它们就能有求必应、美梦成真了。

这三条最为常见的金科玉律是：

一、“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全力以赴追求事业。”

二、“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嫁对了人。”

三、“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排序合理。”

这些并不是诓骗人心的谎言。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事实，但它们不是全部真相。它们让你产生了一种幻觉，让你认为能否兼顾事业和家庭只是取决于你的选择。事实上，尽管你的选择很重要，但是生活本身有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干预机制。追溯一下过去的十年吧。你过去十年间的生活难道是完全按照十年前的计划来展开的吗？不，不是，十年间，你自身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改变。我在二十四岁时，结了第一次婚。那时的我，脑子里想的只有事业。如果那时你问我，我会说我想要孩子，但要在很久之后，也就是我三十多岁时再生。在三十五岁时，我又步入了婚姻。孩子忽然成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日心心念念想着生孩子。我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来懊恼当初我不惜牺牲当母亲的机会来追逐事业的成功——我从来不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

在我看来，这些金科玉律是远远不够的。鼓励年轻女性固然重要，但是承认生活现实也同样重要。说实话，很多夫妻在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会设想双方在养育儿女和实现职业抱负上拥有平等机会，然而他们逐渐会发现，各自拥有全职工作、养育两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赡养年迈体弱的老人，会压得双方喘不过气来，根本难以为继。

只有说出所有真相，未来的夫妻们在对彼此做出承诺之前，才能更开诚布公、更直截了当地讨论可能的选择，权衡利弊；年轻女性也才能改变对伴侣不切实际的期待。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描绘出通往真正平等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和壁垒，然后开始各个击破，扫清道路。

一、似是而非的“真理”：“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全力以赴追求事业”

多年以来，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我之前的那一代人，也就是开创性的那一代人，越来越喜欢对我们这一代，甚至更年轻的女性做出的选择妄加评判。尤其有一次我在纽约一家著名基金会做完一场关于对外政策的演讲之后，这种感觉变得异常明朗起来。演讲结束后，一小群比我年长的女人围绕着我。她们热情洋溢，交口称赞我所做的精彩演讲，对我的外交政策生涯更是不吝溢美之词。然而，同样也是这些前辈，对很多年轻女性貌似缺乏上进心、“中途退出”职业生涯，她们又纷纷扼腕叹息，感到无比痛心。

这些前辈认为很多年轻女性“中途退出”完全是因为缺乏进取心和干劲，其中隐含的假设就是：如果女人内心真正渴望事业成功，那她们就可以前程似锦，拥有让人艳羡的成就。为了全力以赴追求事业，她们可以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工作，而不计任何代价。

换句话来说，如果你已经做好准备，不计任何代价追求事业，包括很少与孩子见面，那么你的确可以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很多已经坐上首席执行官或者高级合伙人职位的男人会说，这就是长期以来他们为了升至最高职位而做出的牺牲。他们总是四处奔波，到处旅行；每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时刻准备着为客户服务。沃尔特·布拉斯，曾于20世纪60年代担任美国和平队阿富汗分队队长，后来又服务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战略规划部门。他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大致描述了他为职业生涯付出的种种代价。他写道：“我把抚养三个孩子的几乎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我的妻子。她是一名全职主妇。我们在海外生活的时候，我整天忙于工作，担心志愿者们的安危，很少有时间和精力陪伴她和孩子们，她便会直言不讳地批评我。”后来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工作时，他为长达九个月的罢工事件忙得焦头烂额，“那时十二岁的女儿写了一首诗。诗中提到，她和弟弟妹妹们之所以还记得他们有一个父亲，是因为看到我每天扔在床边的脏袜子和内衣裤。”

问题就在这里。男人们之所以能几十年如一日、全身心投入事业，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因为妻子或伴侣对他们选择的鼎力支持。就像沃尔特的妻子一样，她们全职照料孩子、处理家务，或承担起绝大部分家庭责任。这意味着，任何一位冉冉升起的“职场明星”——公司高管、咨询顾问、教授学者、外科医生，或者律师，之所以能专心致志献身事业，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另一半待在家里，无微不至、充满爱心地照料孩子们，尽一切可能保证孩子们健康成长。尽管他也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或者为自己和孩子不断疏远的关系痛心疾首，但他至少知道孩子们得到了很好的照料。而且，“男主外女主内”式的社会结构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进一步强化了他所做选择的合理性。他不过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挣钱养家，提供维系家庭的基本经济条件。在此基础上，他的妻子为这个家庭奉献自己的身体与情感。

然而，一位拥有家庭的职业女性，虽然可以在职场上游刃有余、如鱼得水，但在家庭事务上的选择余地却比男人们有限得多。相对而言，很少有丈夫愿意待在家中，承担起大部分家庭事务，让自己的妻子一心一意提升事业。他可能完全支持妻子的职业理想与目标，却无法做到为之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追求，或者做出某些较大的让步与妥协。但是，总得有人来照顾年幼的孩子、日渐衰老的父母，或者患病的亲人。最常见的情况是，野心勃勃的职业女性必须面对不分昼夜的繁重工作以及无人照料的可怜孩子，而不是像富有事业心的男人们那样面对的是不分昼夜的繁重工作，很少见孩子，但家里的另一半总能照顾好孩子们。即使我们大胆假设职业女性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为孩子提供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托管照料，父母与孩子们的相处还是捉襟见肘，不能及时参加孩子学校举办的活动，孩子生病时无法陪伴左右，没有时间辅导孩子的功课，更无法深夜与孩子促膝谈心，聊聊孩子在学校被欺负的遭遇或者孩子们之间的青涩恋情。

职业女性的选择比男人们要艰难得多。很多时候，你深知，如果自己能待在家里或者亲自出席某些场合，孩子、父母、配偶都会从中受益，变得更快乐、更幸福。而你正在参加一场会议，完全脱不开身，或者正在深夜加班。这时的你仿佛觉得自己不像是为了事业“牺牲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而更像是“牺牲了你所爱的人的福祉”来成全自己的职业抱负。

纽约那场讲座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和两位刚刚三十出头的女性朋友一同出去用餐。她们与我相对而坐，谈起她们无法在职场前辈中找到可供模仿与追随的职业女性行为榜样，因为她们不想“与自己的工作结婚”。除了工作，她们还想拥有更丰富的生活。《中年危机》的作者柯丽·鲁宾和莉亚·麦考，两位三十多岁的纽约职业女性，曾经用让人难忘的文字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如果我们还不开始学习将个人生活、社交生活和职场生活融为有机整体，那么不出五年时间，我们就会蜕变成红木办公桌另一边那个愤怒的女人，终日质疑下属们的职业道德。她每天勤勤恳恳工作十二个小时，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形单影只的公寓，麻木不仁地点份快餐，味同嚼蜡地勉强充饥。”

这种对工作和家庭的看法在“千禧一代”的年轻女性中非常普遍。她们明白，雄心壮志与辛勤付出是登临职业高峰的必要条件，但她们不知道该如何同时处理好家庭事务。

如何解释某些成功案例呢

又有一次，我给一群来自新泽西州的女人做一个有关女性与工作主题的演讲。结束后，一位六十多岁的女人走上前来，以一种强硬自负的口吻对我说，她的女儿，一名律师，三个孩子的母亲，既在职场上平步青云，也总能在孩子们需要她时及时出现。尽管我当时无法理解她语气中的狂热与尖刻，我依然报以微笑，并祝贺她女儿的成功。后来，我忽然想起，她那天的反应是因为她觉得我的观点——女人实际上无法兼顾事业和家庭，无疑否定了她女儿的真实生活。事实上，她那天是在我面前握着颤抖的拳头，为自己的女儿鸣不平，因为她女儿真的做到了我所谓的女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从她的角度来看，像她女儿一样能成功兼顾事业和家庭的职场女性，某种程度上反证了我的观点是错误的。

那么如何解释那些顺利登临职业巅峰又拥有家庭生活的成功案例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这些数据：在《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中，女性占到6％左右；美国参议院中，女参议员占到20％。从更广大的范围来说，公司最高管理层中女性约占15％，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女性占20％，全职终身教授中女性占24％，外科医生中女性占到21％。其他行业的比例也许更低一些：投资银行管理层中高级银行家中女性占到8％，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中女性占3％，机械工程师中女性占6％，而在世界亿万富豪中女性占8.5％。

这些数据也许远未达到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但是它们仍然显示了目前相当数量的女性有可能获得最高级别的职位。脸谱（Facebook）公司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所写的《向前一步》取得如此的成功，实际上也印证了职业女性追寻前人的步伐、意欲登上职业生涯制高点的强烈渴望。桑德伯格本人就拥有非同寻常的成功职业生涯。她写作的初衷是帮助更多的女性顺利登上职业高峰，或者帮助她们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她勇气可嘉，在男人主导的行业中成为女权主义复活的化身。她给我们大家提供了全新的词汇：向前一步还是后退一步。

对于《向前一步》这本书带来的激励效应，我有亲身体会。在某次夏季户外烧烤活动上，我与一位曾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共事多年的朋友偶然相遇。当时她正纠结于是否应该竭力争取一份顶尖的工作。她向我吐露内心的困惑，而后又久久沉思，对我说，也许这是她“向前一步的关键时刻”。我鼓励她为之努力，积极争取。后来她果然不负所望，得偿所愿。如果没有《向前一步》这本书，她会自我激励，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吗？也许吧——但是在她考虑是否“向前一步”的过程中，这本书的激励与引导，也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更为直接的例子是，在我担任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的新美国基金会，三名女职员在阅读《向前一步》这本书后，要求我给她们升职加薪。其中一位说，她知道她得“向前一步，努力争取”。看到这些例子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会心一笑，想向谢丽尔脱帽致意了。

对年轻女性来说，“向前一步”这一理念所传达的最吸引人的信息就在于它告诉她们：她们的事业和家庭的命运都掌握在她们自己手中。这种信息是美国人尤其爱听的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也是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引领着我们的祖先来到这个国家，并始终坚信，在这个国家，他们可以享有财富，开始全新的生活。任何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的年轻人都会相信并接受这种信息。它是希望和坚韧的来源，也是乐观主义者比悲观主义者生活得更好的原因。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信息常常并不准确。我们往往难以控制事业和家庭的命运；我们可能会掩盖塑造我们生活的更深层次的结构与力量，并忽视那些必须实施的更大变革。很多女人纷纷勇敢地向前迈进一步，努力追求实现自我价值，却仍然无法逾越诸多障碍。她们面前困难重重：无法预料的生活情境，严苛僵化的职场安排，稀缺匮乏的公共资源，还有无论她们出去工作还是回归家庭时遭遇的贬低非议与世俗眼光。另一些女人认为，在她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尽量多花时间陪伴家人，照顾关爱他们，也是她们生活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职业目标。她们宁可暂时延缓职业目标的实现，也要履行对家人的责任与承诺。

谢丽尔·桑德伯格和我在很多事情上有相同的看法。我们都鼓励女性理直气壮、据理力争，积极捍卫自身权利；我们都希望对职场进行大规模结构性变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之间的差异在于，我们各自强调的分别是同一方程式的左右两边。这种差异，在我看来，至少是出于“相对年龄”效应。如果我还处在桑德伯格出书的年纪——四十三岁，我或许也会写一本与《向前一步》非常类似的书。那时，我的孩子还非常小，我可以更努力地工作或者雇人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从而处理好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但到了五十三岁的年纪，也就是我写《大西洋月刊》上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处境与以前完全不同了。很多女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向前一步”对她们来说根本不成其为一个可能的选项。我开始仔细审视她们的境况，深入地思考，从中收获了不少真知灼见。

然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桑德伯格和我有着本质的差异。我们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的背景，但是我们职场之路却大相径庭。桑德伯格主要聚焦于年轻女性如何在男权世界——等级森严的传统公司制度中爬到最高管理层。我觉得这种制度本身已然陈腐过时、摇摇欲坠。很多律师事务所和公司正在不断流失才华卓越的职业女性，因为她们排斥因循守旧的职业发展路径，质疑“重数量而轻质量”的晋升机制。问题的根源显然并不在这些职业女性身上。

桑德伯格声称：“一旦女性坐上领导岗位，我们就可以拆除女性晋升的外部壁垒。我们可以昂首阔步走进老板的办公室，理直气壮地提出我们的要求……或者，更好的是，我们自己成为老板，确保所有女性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

我赞同更多女性走向最高领导岗位的意义的确非同一般。我自己就曾经有幸为两位伟大的女性上司工作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蒂尔曼和克林顿国务卿，她们两位都曾尽其所能为女性职业发展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另外，几乎每次我做讲座时，都会有人举起手来，抱怨说她的女上司非常强硬，对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毫不宽容，其严苛程度相比很多男性上司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我们在某种系统中幸存下来并在其中取得成功时，我们便很容易吸收这一系统的价值观念与实际运作方式，并要求其他人也循常习故、如法炮制。这是人类的天性。因此，丝毫无须感到奇怪，某些在固化系统中成功升至最高层的职业女性面对变革时甚至比男性更保守，因为她们正是在原有系统中与男性以同样的高标准残酷竞争而幸存下来的胜利者。她们往往比男性对手付出更多，走得更艰难，因为男性至少还有全职太太帮着料理家庭事务。

《向前一步》告诉你如何在男人的世界中生存并胜出，也教导你位居要职之后如何尽你所能改变现状。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广阔范围内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这种深刻变革无法在系统内部发生，也不能依靠单个公司或者某个进步的女高管来独立完成。

我们必须重新塑造整个社会，让照顾小孩和老人的难题与经济负担不再让女性与各个家庭为之黯然神伤；我们也必须改造职场环境，雇主们不应该继续要求律师或者商务人士任何时候都能及时出现，回复邮件，也不应该指望饭店员工或者行政文员任何时候都能轮流上岗，填补空缺。这种变革远比女权主义深刻得多。如果能在社会各个层面采用政策措施来支持和促进女性发展，我们就能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加美好。

恐惧抑或命运

我丈夫教会我像男人一样行事。我们刚刚在一起时，两人都是年轻的教授，经常一同参加各种研讨会和其他会议。安迪既是一位极具影响力与感染力的演说大师，又是一位坚定自信的辩论高手。他常常听我在会议上陈述自己的主张和观点，随后向我指出讲话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削弱了我力图阐述的观点。比如，女性演讲时常用的修辞手法与演讲姿态，往往折射出演讲者缺乏自信，进而削弱了听众对演讲者的信心。

我最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开始评论他人的演讲时，我总是会说：“我不是该领域的专家，但我认为……”安迪对此的评价振聋发聩：“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你不了解你正评论的事物，那么你凭什么指望大家会听你的呢？”

从那以后，很多年间，我曾有意督促我教的或我指导的女学生们增强这方面的能力，也将我所学到的东西悉数传授给她们。我教她们在听完演讲或讲座后，第一个举手提问，因为这样一来你肯定会被叫到；我教她们学会坚定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教她们在他人观点中找出破绽，就某一具体言论的基础提出质疑，而不必立刻用相反的言论来驳斥它。因为相反的言论极易成为对方反击的切入点，而被对方轻松否定。

但是，恐惧总会悄无声息地潜回心底。即使在当了十年的教授、院长、职业演说家之后，在我业已五十多岁的时候，当我坐在国务院晨会的会议桌上，身边坐着为政府服务多年或为克林顿国务卿工作多年的高级官员时，一度曾离我远去的自我怀疑再一次卷土重来。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才调适过来，在会议上能如往常一样自信而明确地表达自己。

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证，恐惧很可能成为女性踌躇不前的主要障碍。勇敢地击碎这些自我怀疑，才能促进良性循环的形成：你必须相信自己能玩好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平衡戏法，向前迈进，在职场上取得成功，获得举足轻重的职场地位，如此你才更有资格来要求自己想要的，进而引领变革，造福他人。我在三十五岁的年纪就获得了终身教职，能灵活掌控自己的时间；在四十二岁时，我走上领导岗位，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院长。我发现，你越早成为“老板”，你就越容易兼顾事业与家庭。相信自己能成为“老板”是走向成功之路的第一步。

然而，生活并非尽如人意，难免节外生枝。那又该怎么办呢？尽管美国人常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我对此深感怀疑。你是否听过得到一份心仪的好工作少不了“天时地利人和”的难得机缘？刚走出大学校门时，我曾为自己量身定制描绘了一幅非常详细的职场路线图：进入纽约某家大型律师事务所从事国际业务，成为合伙人的左膀右臂；而这位合伙人之前曾有从政的背景，很有可能再次进入政府担任高级职位；这样我就可以追随他前往华盛顿，成为他的助理。这是当时非常典型、屡试不爽的职业道路。当时我从未想过，未来的某一天，我发现自己完全不喜欢在大型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业务，也没想过我后来会嫁给一个深深扎根在波士顿的男人。

这些只是古人所谓的命运中比较温和仁慈而又难以预料的情境。显然，你无法事先做好计划，以应对种种意外，但它们势必会带来非常巨大的现实后果。设想一下，生活之路迂回曲折，起伏不定：晚婚、终身未婚、离婚，或者不育；低迷的经济、有眼不识金镶玉的老板、因为工作与配偶两地分居、需要更多关爱与照顾的孩子，或者你想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以及年老体弱、需要照顾的父母；疾病、失业、债务、人为或自然的灾难等，不胜枚举。

一个有韧性的系统必须能应对意外事件，并及时自我修复，同时也应该为达成某一既定目标提供多种可能路径。自信和信念都是个人韧性的重要组成因素。但是，即使对我们这些乐观主义者来说，指望生活分毫不差、如你所愿地演化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也绝非成功的秘诀。我们要始终将挫折逆境和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纳入我们对未来的期待，并未雨绸缪，为它们做好准备和计划。这就要求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有客观的认知与评价。比如，你每天需要八小时的睡眠，那么每天睡五小时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你不是这世上最有条理的人，那么同时管理下属部门并料理家庭事务很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与紧张情绪，更别提令人应接不暇的各种突发状况了。如果你是一位创意人才，时时刻刻围绕职场或家庭连轴转，丝毫不得停歇，会让你的精力消耗殆尽。

我们对未来的预期中还必须包括可能出现的某些临界点。在临界点出现之前，工作与家庭之间维持着良好的平衡，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美妙极了；临界点一旦出现，无论你有多强的上进心与自信心，也无论你与伴侣之间的关系有多平等，这种微妙平衡立刻难以为继，一切所谓的掌控瞬间化为乌有。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在与其他女性朋友的对话和信件往来中，这种例子并不少见。女人们一开始野心勃勃，其气势锐不可当，简直让人觉得她们将要征服整个世界。然而，顷刻之间，她们发现自己正陷入从未预料到的艰难困境。临界点通常是高度个人化的，但其重复发生的频率很高，足以形成某种鲜明的模式。

倾覆之时

很多人，无论男女，处心积虑，花尽心思，发挥让人叹服的组织能力与时间管理能力，在两份全职工作与照顾小孩老人的家庭责任之间游刃有余地玩着惊险的平衡戏法。他们中的很多人因此长期睡眠不足。为了让孩子开心，又不至于耽误工作，我曾经熬夜给孩子烘焙第二天带去学校的纸杯蛋糕，凌晨五点又起床看书、写材料准备当天的会议或课程。这种经历虽然让人疲惫，却也能让人备感愉悦。担任伍德罗·威尔逊学院院长时，我经常步行去办公室上班（正因为如此便利，才能让我有可能玩转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有一份我如此热爱的工作，一个我更加深爱的家庭。我总是小心翼翼、慎而又慎地安排纷繁多样的日常事务与活动。但是，一些家庭小事，比如孩子偶尔耳炎发作，便会让我的日程安排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现连锁反应，乱成一团。有些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工作家庭两头都没有照顾好。但是，总体而言，我的满足感还是远远胜过了压力与紧张，我也仍然可以继续兼顾事业和家庭。

然而，即使最有条理、最有能力一心多用的人，也有其极限，也会有束手无策的时候。某件事情发生后，好不容易达到的平衡被突然打破。对很多人来说，第二个孩子的诞生往往是平衡难以为继的首要原因。在律师事务所和商业企业中常常出现一种现象——“二孩综合征”：很多才华出众的女性，在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还能勉强维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有了第二个孩子后，突然就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强度，或者没有时间从事全职工作了。有些女性在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仍能勉强周旋，但一旦出现某些特殊情况，她们也难免惊慌失措、一筹莫展。比如孩子生病，或者在学校或校外惹是生非；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配偶得到晋升，需要经常出差；婚姻濒临崩溃；因为搬家而失去某种重要的家庭支持。另外，女性自身在职业晋升阶梯上不断攀升，需要更频繁地出差，而丈夫却不愿意或不能够及时承担起原本属于妻子的家庭责任。

我的临界点可谓相当极端，很容易预见：家中有两个十多岁的青春期男孩，而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份压力巨大、要求颇高的工作。而我却未能及时预见。正如老套的陈词滥调所说，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的脊背。但只有事情真实发生、平衡被打破时，你才会知道哪根稻草才是所谓的最后一根稻草。每个家庭的情况都大不相同。有些女人或许可以轻松应对某些状况，但另一些女人面对同样的状况时却完全无计可施，还有些女人甚至可能永远也不会遇到所谓的岌岌可危的临界点。真正重要的是，在工作与家庭的天平上，人们总会试图在其中一端放置足够分量的砝码，人为制造出一个平衡临界点，变不稳固为稳固，变不平衡为平衡。最常见的结局就是女人全权负责照顾家庭，而男人则在外挣钱养家。

在给一家极有声望的银行的部分员工做讲座时，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职业女性，暂且称她为琳达。她后来写信告诉我，就在听完我的讲座的几天后，她遭遇了临界点。她在信中写道：

昨天，我辞职了。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我放弃了我心爱的工作。事情的原委，简短说来，就是在照顾孩子的问题上，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迫使我不得不做出如此艰难的抉择。原本干得不错的保姆做了些愚蠢的事情，被吊销了执照，七个月内不准接活儿。尽管我竭尽全力，试图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但是，现实是，我再也无法昧着良心，请另外一位保姆来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了（分别才六岁、三岁、一岁）。因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给他们换了三次保姆。也许他们适应得还不错，但我实在不忍心再换第四次了。

虽然我以前的工作安排非常灵活自由，自由得甚至有些近乎理想状态，但是暂时脱离职业“轨道”仍然让我惊恐不安。我特意放下手上的事情，列出一份有794个条目的优缺点清单；我每天无数次地询问丈夫：“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对吗？”没完没了的盘问与对话简直要把他逼疯了。我打电话给我认识的每一个女人，征询她们的意见与建议，希望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渐渐地，我终于意识到，在现在这一阶段，成为孩子的坚强后盾，为孩子提供支持，远比职业生涯的成功要重要得多。我不能撒谎，违心地说自己并不恐惧。实际上，我仍怀有疑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做了一个完全非理性、短视的抉择。我放弃了心爱之物——我一直以来兢兢业业、勤奋努力才最终得到的工作。但是，我正尽我所能接受并拥抱这一巨大转变。

琳达在工作上拥有多种弹性选择，却仍然遭遇了临界点。对更多的女性来说，临界点往往来自职场安排的严苛与僵化。她们不是主动选择退出职场，而是因为老板拒绝她们所要求的灵活工作安排，而被排除在职场之外。社会学家帕梅拉·斯通在她的书《选择退出？女人离开职场回归家庭的真正原因》中把这种情况称为“被迫的选择”。她写道，兼职工作的请求遭到拒绝、裁员，或者搬家，甚至会把最有事业进取心的女性排挤出职场。

凯莉·戈德堡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新闻记者与作者，曾在《纽约时报》工作，拥有光明的职业前景。她想尽各种办法试图说服《纽约时报》允许她放弃全职岗位，按合同约定每周工作三天，但完全无济于事。她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待在全职岗位上，要么做一名真正的自由职业者，按极低的价格、逐篇计费获取稿酬。于是，她选择了辞职，转而在《波士顿环球报》做一份兼职工作，每周工作三天。“离开业界翘楚《纽约时报》固然让人痛心，但对于这个决定，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只是很遗憾，面对如此严酷刻板、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不得不选择离开。”戈德堡写道。她现在在温布尔电台的健康博客做一份兼职工作。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我认识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年轻女律师。她得到一个工作机会，去一家公司担任法律总顾问。她自己也想接受这份工作，但前提是每个星期中有一天时间她可以待在家里工作，这样她就能与两个孩子待在一起。但雇主拒绝了她的请求。另外一个女人写道：

我立志进入最高管理层，但我必须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障碍，那就是，我必须拖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沿着职场晋升的阶梯艰难地向上攀爬。这种两难境地绝不是孩子造成的：毕竟，同为高管的男人们看上去非常享受，不断升职的同时家中有更多孩子降生。问题在于，工作继续被限定为“在办公室里”以及“朝八晚六”这样的僵化模式，由此带来了诸多矛盾与不便。到目前为止，没人能向我阐明哪怕一丁点合情合理的理由，要求我必须坐在这间离我家二十英里远、面积大约为十五平方英尺的固定房间里完成我的工作。

我的一个微博好友对戈德堡的经历写下了如下回复：“必须有除了‘向前一步’与‘放弃退出’之外的更优选择。”

另一种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承担照顾小孩和老人的家庭重负的同时，继续在职场上积极进取，但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家庭支持系统并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想想简单的物理学常识就能明白。想象一棵树倾斜着伏在水面上或者一名芭蕾舞演员正踮脚站立倾身向前。如果这棵树或者这名舞蹈演员倾斜的角度过大而没有相应的支撑物——强大的根系，或者另一名舞蹈演员牵拉的手臂，以维持平衡，那么，他们都将倾覆倒地。这样一套支持系统对全美4200万的“边缘女性”甚至更加必要。这些女人挣扎在贫困的边缘，“仅仅一件小事——一张医生的账单、一份迟发的薪水，或者一辆出现故障的汽车——就足以让她们跌入破产的深渊”。

这些女人的“倾覆”，意味着她们无法好好照顾她们的孩子——将近2800万个孩子，更不用说照顾那些依附于她们、勉强维持生活的亲属。她们通常已经有两份工作。让她们痛苦的，不是工作安排缺乏灵活性，而是灵活性太大，让她们很难保证自己每个星期的工作量。而这些工作往往是些低收入水平的服务业岗位。她们需要较高的工资水平，稳定可靠的工作，攒些积蓄，以备不时之需；也需要价格实惠且相对高质量的日托或早教服务；也需要享受带薪休假和家务事假，因为依赖她们的孩子或家人偶尔生病、需要照顾的情况难以避免；还需要他人认可并尊重她们在照顾家庭中的巨大付出。

二、似是而非的“真理”：“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嫁对了人”

另一条非常流行且富有影响力的信息是，最重要的职业生涯决策是选择合适的生活伴侣。你常常能从女性前辈那里听到这般苦口婆心的劝告：你必须确保另一半能平等地承担家庭责任，这样你就可以平等地利用职场机会，追求事业。当然，并不例外的是，这类建议从很多方面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

如果没有安迪，我永远不可能拥有今天的职场成就。他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要比我多得多：他辅导孩子们的功课，陪他们练习棒球、学习音乐、学习摄影，陪他们玩纸牌游戏，等等。当孩子们要为四年级的班级聚餐准备一份外国食物时，安迪会给孩子做他祖母常做的匈牙利大煎饼；当大儿子为了出演话剧主角努力记台词时，安迪给了他很多帮助。我们所在的大学经费充足，进步开明，所以我与安迪都可以享受产假和陪产假。每个孩子降生之后，我们两人前后错开各请了一学期的假。

因此，安迪很快就能熟练地照顾孩子了。他会给孩子换衣服、穿衣服；喂奶，轻拍背部让孩子吃奶后打出饱嗝；抚慰孩子，让他们平静下来。他做得一点也不比我差。我经常出差，比安迪要频繁得多。如果不是安迪这样一位富有爱心、称职能干的爸爸待在家中照顾两个孩子，我绝不能够如此频繁地外出，也根本没法接受需要经常出差的工作。

因此，我当然相信，嫁给一个欣然承担责任、甘于无私奉献、支持你追求事业的伴侣，对于实现你的职业抱负并拥有美满家庭，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绝对公平的“五五对开”太过理想化，很难实现，而要诚实面对生活现实及其代价甚至更加艰难。

“公平”并不容易

人们之所以主观地认为自己可以选择另一半，是因为他们天真地以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幻觉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尽管我们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却依然无法保证自己做出的选择永远是最优选择。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群离婚率已经达到将近一半，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我第一次结婚时二十四岁，三十岁离婚。我和前夫是大学刚毕业时认识的。随着我们逐渐明确各自的职业身份，我们也开始慢慢疏远，有了迥然相异的生活方向。因为我们没有孩子，离婚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职业发展轨迹。如果我们当时有孩子，我们也许就无法分道扬镳，去往不同的城市，追求各自不同的生活，而且我也不可能每天花至少十五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勤奋工作来获得终身教职。

因此，即使你觉得自己的选择并无问题，你也会在某个时候忽然发现你又恢复单身了，只不过多了个孩子，一个需要你调适配合的前夫或前妻，并与他或她共享孩子的监护权。离婚父母通常比离婚前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因为双方往往会分配好各自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但是轮到某一方带孩子时，他们就很难安排时间，去处理某项工作上的紧急情况或者突然出差。而且，很多离婚母亲拥有独立监护权而非联合监护权，就很有可能比离婚前生活得更悲惨，因为无人能与他们共同分担家庭开支和照顾孩子的责任。

即使是那些没有离婚或分居的夫妻，也常常会在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时，发现与当初刚结婚时相比，双方之间的关系业已面目全非，差异惊人。我的文章发表一个多月之后，一位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女士告诉我她曾在哈佛商学院学习，当时的同班女同学在毕业后继续追求职场成就的，可谓凤毛麟角。她们大多嫁给了与她们自己一样声称希望成为婚姻生活中平等伴侣的男人。但是，当这种平等的理想照进现实，需要双方在男人的事业与女人的事业之间做出选择时，男人事实上完全无法想象放慢自己追求事业的脚步或者牺牲自己的事业雄心。

有人也许会觉得，她所说的只不过是些不靠谱的逸闻趣事，但是以下这组数据恰恰证实了她的观察。2014年，一项针对25000名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峰期，即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的“X一代”，以及生于1981年之后的“千禧一代”——发现大约一半的女性希望在未来“承担起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这也就是说她们打算背起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包袱，与可以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工作上的职场男性进行竞争。而且，大约四分之三的“婴儿潮”女性，三分之二的“X一代”女性，虽然并不希望成为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人，最后却不得不做出让步与妥协。值得赞扬的是，男人们比他们的父辈做了更多的家务——以至于很多洗涤剂广告的目标受众群不仅定位在女人身上，同时也瞄准了男人。但是总体上，女性仍然承担了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

“平等”往往并不够

“五五对开”的理想化婚姻或伴侣关系——嫁给一个事业上与你并驾齐驱、不相上下的男人，并与他平等地分担家庭责任——很容易为年轻女性接受。但是，让她们无法面对的残酷现实是：很多在事业上登峰造极的女性，仍然承担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家庭责任，其婚姻关系毫无平等可言。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成功女人背后肯定有伴侣承担了远远超过一半的家庭责任。但是，当很多年轻女性想到能与丈夫分担烦琐的家务劳动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她们也许就不能如此轻松地承认，如果她们自己想爬上事业的制高点，那她们的丈夫就不得不长期停滞在中层，因为他们要为家庭事务提供必要的支持。她们发现自己很难接受自己比丈夫事业更成功，尽管大多数成功男人的妻子，取得职业成就的比例更低。

这就是成功女性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女性领袖们相聚在一起，参加《财富》杂志“年度最有影响力女性峰会”之类的场合时，往往三缄其口，拒绝谈论这样的话题——比如，配偶承担主要家庭责任的必要性。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家中的丈夫”这样的小组讨论主题，也从未在采访中听到主持人问一名女性首席执行官，她的丈夫何时决定牺牲自己的事业以成全她的事业。

在某次《财富》杂志举办的类似会议上，在2012年年底时被任命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玛丽莲·休森，提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道，她在堪萨斯长大，母亲是一位寡妇，独自一人抚养包括她在内的五个孩子。她的言辞鼓舞人心，富有感染力。她告诉在场的观众，母亲在她成长过程中总是“坚信她可以成为任何她想成为的人”，只要她足够努力地工作。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她也用同样激励人心的话语给企业中的职业女性提出建议：“底线就是，尽你所能，做到最好，而且不要自我设限。”

然而，为了最终成为洛克希德公司的最高掌权者，休森曾在这家公司里担任过十八个不同的领导岗位。在她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的那天，一家专业从事防务研究的思想库负责人，也是她的一位朋友，写道：“今天她能最终登上这一宝座的原因在于，她从未拒绝任何一次升职。”她一路走来，曾在洛克希德航空部门和内部审计部门担任过高级职务，这些职位要求她不停搬家，从佐治亚搬到得克萨斯，又从得克萨斯搬到马里兰，又从马里兰搬到纽约。在最终进入最高管理层之前，她一共搬了八次家。

专注于职业发展的女性真有可能与丈夫一起平等分担责任吗？把所有家庭责任对半分开？休森有两个儿子，也有很多钱。即使可以花钱请人帮忙料理家务，照顾孩子，但每次搬家都需要与当地学校、医生、牙医、教练以及各种课后活动或课程的提供者建立全新的关系。如果孩子的比赛或者学校活动需要家长参加怎么办？如果孩子越来越难的功课需要家长辅导到深夜怎么办？配偶将如何在并非出于自愿的八次搬家中，在八座不同的城市中，在休森事业节节攀升之时，继续追求稳步的职场晋升？

休森成功的秘诀似乎在于她的丈夫詹姆士，“他被分派了专心抚养两个儿子的任务，……而休森则在公司里不断晋升。”他陪伴孩子们读完了小学与初中。休森升任首席执行官时，两个儿子已经上大学了。关于休森任职的报道，大多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地阐述她的职业晋升之路以及管理风格，却很少关注她的家庭。当然，我们每个人有权保留自己的隐私，尤其是涉及家人的时候，这无可厚非。但是，既然她有孩子，那么她的丈夫，与她的事业心与判断力一样，对她的职场成就可谓功不可没。

我尊敬并钦佩玛丽莲·休森，也尊敬并钦佩每一位事业成功的女性。但是，仅仅告诉年轻女性，为了获得成功，你需要上进心和自信心，或者上进心、自信心和愿意分担家庭责任的伴侣，是远远不够的。欣然接受每一次升职，为了公司利益不惜随时搬家的女人们，需要配偶无条件地支持她们，承担起全部家庭责任，或者至少是主要家庭责任——与男性对配偶的要求完全相同，并无二致。

出人意料的渴望

即使你完全投入职业追求，即使你的配偶愿意也乐于承担主要家庭责任，你可能还是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到底应该追求事业还是陪伴家人，你对这两者的价值判断也会发生改变。我和汉娜·罗辛一同参加一档访谈节目，讨论我的文章。她告诉我，据她的猜测，整篇文章之中最难写出来的一句话应该就是“我想回家了”吧。她说得没错，尽管很难公开承认，但我想不出，除了我已经做出的选择之外，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决定，毕竟我的两个儿子还待在家里。

显然，我并不孤单。

丽贝卡·休斯·帕克，曾是纽约一家大型律所的诉讼律师，也是一位曾经获奖的广播记者，现在从事一份法律出版物的编辑工作。她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后来又生了第三个女儿，却从未停止工作。她的丈夫待在家里，亲自抚养三个女儿，使她能够——用她自己的话说——“反转角色性别，充当外出挣钱的父亲角色”。然而，她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即使作为一个“女强人妈妈”，她的职场发展轨迹也并非如她当初刚从法学院毕业时期待的那般无往不利、一帆风顺。她反思了孩子对自己注意力的巨大牵制，并指出即使丈夫全职在家照顾孩子，她仍然会有一种强烈的内在渴望，想要与孩子们待在一起，期望与她们共度更多美好时光，成为她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后来，帕克终于鼓起勇气向公司要求，缩减工作时间，但毫无悬念地被对方反问：“你还把工作当作严肃的事情吗？”或许，这样的回复恰恰是因为她有丈夫全职在家照料家庭。毕竟，虽然很多职场男性也想多花时间和孩子相处，但如果有妻子在家照料孩子，他们就很少要求缩减工作时间。帕克过去对工作十分投入，现在依旧如故，只不过她需要足够灵活的时间安排，让自己能够与孩子们更多地相处或者尽可能多地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这样的话，偶尔错过几次活动也不要紧了。她知道自己的确嫁对了人，却仍然发现很难完全反转性别角色。

坦白承认内心这种渴望感觉很像同性恋出柜。阿比盖尔·波格来宾是一位极具天赋的制片人与作家，曾对我谈起“做母亲与追求事业之间的矛盾心理”。她从小的成长环境让她大胆地拥抱事业机遇，而生完孩子后，她惊讶地发现，孩子对她有一种神奇的引力。有一次，她被派往非洲去执行报道任务，但她抑制不住对孩子的思念，完全崩溃了，在飞机跑道上号啕大哭。最后，这种引力使她放弃了电视台的全职工作，因为这份工作需要她经常出差。为了尽量减少出差时间，她回到家中，开始写作。用“矛盾心理”这个语词来描述同时拥有事业和孩子似乎有些荒唐，却形象地呈现了女人们被同时朝两个方向牵引拉伸的状态。我们不仅受制于义务和责任，也被内心的渴望牵引着。

三、似是而非的“真理”：“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排序正确”

在关于玛丽莲·休森升任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文章中，某思想库负责人洛伦·汤普森告诉《华盛顿商业日报》的记者：“如果你在这些公司里拒绝了某次升职，那你就被甩到后面去了。”简单地说，这就是为什么年轻女性必须警惕这样的金科玉律——“你可以拥有一切，你只是不能在同一时间拥有一切。”

理论上来说，将照顾所爱的人与追求高远的职业目标结合在一起完全可能。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接受教育，逐渐开始进入某个行业，在工作仍是生活首要内容时，迅速攀升，在照顾孩子和年迈老人的那些年份，放慢节奏，然后在五十五岁到七十五岁之间加快步伐，冲刺进入最高领导层。当然，对女性而言，在六十岁到八十岁之间最终获得最高职位，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是，我们距离这种理想状态仍然很遥远。在实际的职场中，汤普森所观察到的现象往往非常普遍——一旦离开领导系统，哪怕只是很短一段时间，你也很难再次上位。

过去的几年里，我认识了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在年纪较大的时候——四十多岁甚至五十多岁时，开始进入法律职业生涯，但仍然取得相当的成就，其经历的确让人深受鼓舞和启发。但是这样的例子毕竟凤毛麟角。更多的职场女性在三十出头时就开始在大型律师事务所当助手，因为表现优异而被纳入晋升甚至成为合伙人的职业轨道。但是，很多人在第一个孩子或第二个孩子（更有可能）出生后便转入兼职工作状态，最终为家庭考虑退出了合伙人竞争。在《纽约时报》一篇关于《女性合伙人缺失》的文章中，寰睿律师事务所前合伙人，现任美国国家庭审辩论研究所主席与执行所长凯伦·M.洛克伍德，提到了一个由琼·C.威廉姆斯创造的术语——“生育墙”。

洛克伍德说，“生育墙”的出现，正是基于男性合伙人心照不宣的假设。他们认为生完孩子回到律师事务所上班的女性，自然会变得比以前更不愿意努力工作，或工作能力大不如前，由此她们只能做一些晋升空间不大的工作，或待在一些相对低级的岗位上。

解决这一问题措施非常明显：先成为合伙人，再生孩子。但是先后顺序的安排往往并不取决于我们。

家庭计划

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二十四岁第一次结婚，三十岁时离婚，三十五岁时再婚。在三十岁至三十五岁之间，由于那个年代仍很老派守旧，我从未想过做个单身妈妈。我保持单身，可以心无旁骛，用坚定的决心与勤奋的工作，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终身教职。

安迪和我非常相爱，但当时我们不得不在剑桥与芝加哥之间往返奔波。在每次相聚之间的两个星期里，如果有必要，我会熬夜工作。甚至在彼此相聚的美妙周末，我们待在一起时，也会每人端个笔记本电脑，看书、写作，因为我们都想获得终身教职。

1993年秋天，我和安迪结婚了。我们开始尝试要一个孩子，却很快发现，自然受孕对我们来说几乎不可能。我对此始料未及。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们曾无数次尝试受孕，最终都无果而终。之后的一年半，我们接受了各种生育治疗，最后通过试管受精，我终于成功受孕。这纷纷扰扰的两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但我们还算幸运，第一次尝试试管受精就成功受孕。爱德华出生时，我已经三十八岁了。第二个儿子在我们尝试了没多久就自然怀上了，于是，在四十岁的时候，我得到了终身教职，又生育了第二个儿子。安迪比我晚一些开始教书，因此，他取得终身教职的路也就比我更长一些。当时他非常担心养育两个年幼的孩子会使他更难获得终身教职。

我这一代以及上一代的女人们就没有如此幸运了。根据美国妇产科学会的研究，女性的生殖能力从三十二岁就开始“逐渐并明显”地下降。到了三十七岁，就真正开始走下坡路。统计显示，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试管受精的成功率也随之降低。西尔维亚·安妮·休利特在《创造生命》一书中写道：“在接受采访的职场女性中，42％的人在四十岁时仍未生育孩子，她们大多为此感到非常后悔。”正是鉴于这些统计数据，我和很多女性建议年轻女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尽量不要等到接近四十岁的时候再考虑要孩子。有一回我和我带的研究生们吃着比萨，喝着啤酒，讨论问题到深夜。我向他们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可以早点生孩子。其中一位年轻女孩反驳了我的建议，反问我是否有意引导她在三十出头的时候，放弃研究生阶段的学业，去怀孕生孩子。我回答说：不，我不是劝你放弃学业。我的意思是，如果各种条件都允许的话，在校期间实际上是怀孕的好时机。当然，我觉得她的指责也有道理：她认为我自己当初都没做这样的选择，现在却让她们这么做，未免有些武断。当初，我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三十出头的时候必须集中精力开拓事业。

这又让我们回到了排序的难题。因为婚姻、事业或生育能力等多方面原因，排序通常并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更别提很多人愚蠢地认为生活会沿着既定的计划展开。而且，即使生活比较顺遂，比如我的经历，四十岁左右生孩子的结果就是，在你五十五岁左右，他们十几岁，大多已进入青春期。而这时，你正踏入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进入领导层的机会正在向你招手，而你却发现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比以往年幼的时候更需要你。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这一代的很多女人，正处于事业的全盛时期，却拒绝曾经梦寐以求、期盼已久的绝佳晋升机会，奢望这些机会能在晚些时候再次垂青她们。其他一些人选择暂时隐退一段时间，转而从事咨询业务或兼职工作，让她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与孩子或年迈的父母待在一起。不过她们担心的是，她们能隐退多长时间，而不至于丧失来之不易的竞争优势。

升职抑或出局

即使如你所愿，在合适的时间组建了理想的家庭，工作往往不会配合你的计划与安排。当前职场的现实，仍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升职或出局”的法则。也就是说，“如果你拒绝升职，你就被甩在后面”。我回想起一次由某家大型石油公司赞助的演讲。很多女人聚集在签到处，谈论着管理层出台的很多了不起的政策。这些政策主要用来帮助员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其中有位女性举起手来说道，在生完第三个孩子后，她在公司里做兼职工作；她非常感激公司允许她以这种方式继续工作，这对她的家庭意义非常重大。然而，听完我的演讲之后，她说，她得到的最大收获是，意识到自己仍然想成为一名管理者，并将调整重心，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

她实际上说的是，利用这些有利政策，她把自己定位在“妈妈轨道”上，工作更短时间，同时也降低自己的期望。换句话说，这并不是“通往管理层的轨道”。当初决定放慢节奏的时候，她知道也接受了由此带来的后果。但现在，她有疑问了：“妈妈轨道”或“爸爸轨道”与“通往管理层的轨道”完全背道而驰，原因何在？兼职工作、弹性工作，甚至休息一段时间又回来，会让你被置于缓慢的晋升通道。但是，为什么这就意味着你已经完全脱离晋升通道了呢？因为美国职场潜规则就是快车道是唯一通道，要么升职，要么出局。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职场想象成一场比赛，每位选手都从同一起点出发，在相同时间段内相互竞争，但这种比赛总是有利于那些能全神贯注投入比赛的人。那些不用照顾小孩和老人的人，或者那些家中有配偶或家属全职料理家庭的人，往往更有优势，胜利的天平总是向他们倾斜。但这也意味着，就整个社会而言，我们流失了大量人才。我们失去了长跑选手，即有耐力、耐心、毅力与韧性的，能跨越远距离的运动员；我们失去了能另辟蹊径、披荆斩棘、在无人涉足的秘境开拓进取的选手；我们失去了能用性格魅力与远见卓识超越比赛、看到更长远未来的选手。

全面的真相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全面的真相吧。

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全力以赴勤奋工作，并足够幸运，成功避免你处心积虑、小心维持的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轰然倾覆。

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嫁对了人，而你的另一半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来成全你的事业；你们的婚姻稳固美满；愿意花多少时间追求事业，又愿意花多少时间照顾孩子与父母，你对这两者的价值评判与偏好始终未变。

你可以拥有一切，只要你能合理排序，按计划顺利怀孕，生下孩子；你的雇主允许你兼职工作或者弹性工作，并仍将你视作领导岗位接班人，或者允许你退出一段时间，在你想回来时，有一个好职位等着你，无论你年纪多大。

正如我在这一章开头所说，我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向那些追求成功事业的女性泼冷水，打击她们的信心。因为她们的努力会使更多的女性迅速攀升，走上领导岗位，使整个社会不断进步和完善。但是，如果不给她们打一剂药力强劲的“现实主义预防针”，我们会继续失去更多的人才。很多女人在生完孩子后，或需要花更多时间照顾年迈父母或亲属时，往往被抛出了通往领导层的晋升轨道。我们也会继续忽视一个残酷的现实——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女性生活困苦，或濒临贫困，或时常面临失业，深陷绝望。

个人层面而言，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平衡鼓励与期望。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雇主，都应该明确，在合适时机迈步向前、积极争取固然重要，但是，更至关重要的是，肯定笔直前进的职场晋升而否定为了照顾所爱之人而采取迂回路线，这一职场潜规则及其相关的所有规则、结构、态度、假设都应该被彻底打破。

无论是位高权重、光彩熠熠、堪称楷模的成功人士，还是同样才华出众、积极进取却因为迂回路线而被排挤出晋升梯队的普通员工，都应该对此有清晰的全局概念。

说出全面的真相，看清宏观全局，是良好的起点。但我们不能孤军奋战。男人们有他们自己的金科玉律，以此来表达他们偏爱的“真理”，或伴随他们成长的“真理”。他们也需要对这些“真理”提出深刻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