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

1898年5月，湖北省武昌县巡道岭24号（今武汉市江夏区粮道街273号）的一栋坐西朝东的普通居民院落里，传来了初生婴儿响亮的啼哭声，一名男婴呱呱坠地。婴儿的父亲将其取名为项德隆。

项德隆即是项英的原名，又作德龙、飞龙。他曾以夏英为笔名发表文章，入党后他将笔名与本名合为“项英”，自此直至牺牲，便一直以项英为名。项英还曾化名江俊、张成、江钧、韩应等名。

项英（1898—1941）

项英的祖籍在湖北武昌县舒安乡项家村。项家曾一度繁盛，人丁兴旺，有“项八桌”之称。但随着时代变迁，项家家境逐渐败落，大多数子孙沦为城市贫民。

项英的祖父擅长种植花卉、盆景，并以此为业。在当时的乡村，大多数农民温饱尚且不得，有闲情逸致赏玩花卉、盆景的人自然很少。项家的生活也越发艰难。清末年间，项英的祖父不得已举家迁往武昌城，在城内涵三宫落户。项家仍然以种植花卉盆景为业，在当地有“项家花园”之称。项英祖父按时将时新花卉、盆景送往高官巨贾府中，倒也颇受欢迎，因而生活较在乡村时有了不少改善。

项英的父亲项天卫读过几年私塾，是武昌县城的一名职员，管理全县的钱粮账务。项天卫为人忠厚老实，做事严谨。项英的母亲夏氏善良能干，育有三子一女，项英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兄长下有一个妹妹。

项英7岁时，进入武昌育才小学读书。他热爱读书，聪颖好学，善于思考。项英自幼就十分懂事，看到父亲工作太忙，便时常利用晚上和课外的休息时间，帮助父亲誊抄钱粮簿册，为父亲分忧。项英誊写认真，常写常练，一手小楷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父亲为此十分欣慰。不幸的是，在项英10岁那年，父亲便身染重病离开人世。父亲的离世使得家庭顿时陷入困境，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母亲夏氏的身上。夏氏十分坚韧、能干，一人承担起家庭重任，靠给人纺织、洗衣、刺绣所得的微薄收入养育子女。虽然母亲勉力苦撑，家里也时常有断炊之虞，生活往往难以为继。为了帮助家庭维持生活，幼小的项英经常带着妹妹项德芬一起去拾柴、捡破烂，以贴补家用。

项英自小耿直、刚毅，疾恶如仇。亲戚中虽有人在武昌城里出人头地，但他从来不去攀附。他的叔父项仰之，是当时武昌慈善会的会长，在武昌城是一位颇有权势的“绅士”。一天，项英的一位亲友看到他家境窘困，就劝他向叔父求援。项英很有骨气，宁可挨饿也不愿意开口乞求。他对这位亲友说，他的叔父是个恶棍，专门欺压百姓，自己宁愿饿死，也不愿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更别说去乞求他施舍。项仰之听到这些话后，非常恼火，大骂项英是“不孝之子”。项英却认为，对于那些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不但不能孝顺，而且要坚决把他们打倒，这样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叔父对他也无可奈何。在项英幼小的心灵中，斗争的意识已经萌生。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社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了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以摧枯拉朽之势埋葬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是年，项英13岁。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剧变，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武昌首义的硝烟，让年少的项英看到了革命的力量，他开始意识到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命运。然而这场革命并不彻底，它虽然剪去了人们脑后的辫子，却并没有改变广大劳苦大众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辛亥革命后的武汉依旧黑暗，民众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项英及其家人的生活也并没有因这场革命而获得丝毫的改善。

项英先是在武昌育才小学读书四年，尔后入武昌私立日新学校，15岁从该校毕业。因为父亲早逝，家境贫寒，项英被迫放弃升学。生活的重担把项英过早地抛向劳务市场，这对他来说是很残酷的。他很聪明，在中学学得也不错，还想继续读书，但生活的困顿已不允许他读下去了。1913年，项英费了很大周折，才进入武昌模范大工厂纺织科，当了一名学徒工。

在当时，比起一般工人，学徒工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更为残酷，工厂中的脏活、苦活、累活都由学徒工来做，不仅工时超长、薪资微薄，还经常遭受无端的打骂、虐待。为了维持生活、支撑家庭，项英只得强忍着，把苦水、泪水咽到肚子里。三年后，项英学徒期满，留在纺织厂，成了一名熟练的纺织工人。项英在后来回忆道：

我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个钟点以上，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休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太多了。

在纺织厂，他每天拼命超时工作，休息日也很少休息，但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却仍只有八九元至十一二元，很难养活母亲和妹妹。

尽管白天工厂的工作十分辛苦，项英每天晚上回到家之后，仍然不顾疲劳，坚持读两个小时的书。由此，项英养成了良好的自学习惯，学习的能力不断提升，视野也不断开阔。这使得他比当时的一般工人更快地了解并接受了新思想。这也是他能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条件。

初露锋芒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的工人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也唤醒了古老东方的被压迫民族。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十月革命爆发后，武汉的《汉口新闻报》《大汉报》相继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武汉的工人知道了俄国的“穷人党”获得了胜利。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武汉工人罢工斗争明显增加。1918年1月，接连发生武昌造币厂工人反对扣发年终劳金和汉口各煤炭店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5月，和记蛋厂发生数百女工反对工头欺压女工的斗争；8月，汉口理发业工人罢工；11月，武汉三镇槽坊工人罢工。1919年1月，染坊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2月，汉口谌家矶扬子机器厂工人罢工；3月至4月，又连续发生了汉口机器业工人、石匠、笔业工人等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1918年1月至1919年4月，武汉共计发生罢工斗争13次，罢工规模也明显扩大。

从1919年1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1919年4月29日至30日，英、法、美不顾中方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特殊利益，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立即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首先奋起。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各大中专院校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和“还我青岛”的斗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会后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北洋政府急忙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的学生。这更加激起了北京学生及全国各界的愤慨，由此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很快就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革命运动。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举行罢工，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的工人、京汉铁路长辛店的工人、京奉铁路唐山的工人相继罢工。武汉工人为了声援五四运动，普遍参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活动，武汉工人拒绝继续为日本工厂做工，纷纷离厂举行罢工。1919年6月3日，武汉六七万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6月10日至12日，在广大店员的推动下，汉口、武昌的商人罢市。直到军阀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撤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武汉罢市才宣告胜利。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虽然工人的罢工是自发的，但工人阶级以自己独特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运动也逐步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这对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影响。年轻的产业工人项英，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为工人们的爱国热情及其显示的伟大力量所激荡，他看到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

董必武（1886—1975）

1919年，董必武、陈潭秋等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武汉开设工人夜校，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这些对项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使他认识到工人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能够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斗争，才能够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那时起，项英便自发地在自己所在的武昌模范大工厂中从事工人运动。起初，项英只与少数的工人交流，了解工人的心声与需求。后来，活动的范围扩展为几十个工人。在与工人的交流中，项英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

当时，武昌模范大工厂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工人劳动强度大，工资微薄。一些工头也为虎作伥，对工人百般刁难，工人们往往敢怒不敢言。工厂中到处弥漫着不满的情绪，稍有风吹草动，便有可能卷起怒潮。项英意识到，可以利用有利的时机，动员全厂的工人罢工，提高工人的待遇。

1920年4月，项英抓住时机，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罢工。当时，市场上棉布畅销，纺织机器日夜开工以满足需求。资本家加大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却没有相应提高待遇，一些工头更是逼迫太甚。项英认为，此时发动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工人罢工、机器停产，会直接影响到资本家的利润，停产的时间越长，资本家的损失也就越大。这时与资本家谈判提高工人待遇，是个绝好的时机。在项英的动员下，工人们突然停止工作，模范大工厂轰鸣的机器一下子安静下来。面对工人的罢工，资本家惊慌失措。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平时逆来顺受的工人，在这时候竟然联合起来反抗。机器每停工一天，资本家的损失就会多一天。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资本家被迫同意与工人谈判，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给工人赔礼道歉，同意给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并将工人痛恨的工头开除出工厂。经历此次罢工，模范大工厂工人的待遇有所提高，劳动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工头再也不敢随意地刁难、打骂工人。

这是武汉纺织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显示了工人团结起来的强大力量。罢工的胜利，使工人扬眉吐气，感受到工人自身的巨大力量，也使工人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能与资本家作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项英领导的这次罢工，鼓舞了全厂的工人，唤醒了工人斗争的热情，他们纷纷加入工会。项英则顺势在模范大工厂组织起全厂性的工会。

这次罢工，是项英第一次亲自组织的罢工。罢工的胜利，让项英真真切切地了解到工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坚定了项英开展工人运动的信心。这场罢工斗争，也为项英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积累了初步的经验。项英迈出了为劳苦大众的权益而斗争的第一步。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指出党的根本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劳动群众当家做主的无产阶级国家，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

大会通过的《决议》，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强调党要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决议》指出：

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工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合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中央档案馆编：

《决议》中还提出，要成立工会研究机构，“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方法等问题”，应研究“工厂工人的方法”。“至于现存的同业工会及技术工会，则要派党员去加以改组”。为了组织和发展工会，决议还要求建立工人补习学校，以作为“组织工会的一个准备步骤”，使之成为“工人组织的中心”等。

001921年8月11日，根据一大《决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合法机构，也是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和唯一领导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创办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创办一批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启发工人觉悟，目的在于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建立就出版了机关报《劳动周刊》来指导工人运动。《劳动周刊》发刊词公开宣布：

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希望中国工人们……都来维护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不久，又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作为领导各地工人运动的机关。当年10月，中共中央派刚参加完一大的包惠僧赴武汉主持党务，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不久改为武汉分部），以便在武汉地区开展工人运动。武汉分部建立后，即在武昌察院坡的时中书店建立《劳动周刊》发行部，宣传劳动组合的主张。《劳动周刊》报道了工人阶级极端低下的生活状况，揭露资本家掠夺工人剩余价值的事实，还报道了上海、武汉、广东等全国各地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在工人中的影响很大，被称为教育训练劳工的最好刊物。追求真理、酷爱学习的项英成为《劳动周刊》热情的读者。项英读得很认真，为其中的革命道理所深深感动并为其中的革命热情所鼓舞，对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的主张有了一定的了解。

当时，武汉党组织的发展仅限于学生、教职员中。武汉的党团员约十余人，完全为学生、教职员，仅有一名工人出身的同志，且失业很久，与武汉各方面的工人没有任何联系。包惠僧抵达武汉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摸索，仍然没有找到组织工人的有效方法。为此，他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包惠僧（1894—1979）

同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京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先组织三个工人俱乐部，再筹备组织工会。京汉铁路有长辛店、郑州、江岸三个总段，工人居住集中，人数甚多，是当时组织工人运动最理想的地方。长辛店的组织活动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负责，郑州和江岸的工作则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持。中共武汉党组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包惠僧、陈潭秋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终于在江岸发展了林祥谦、曾玉良、杨德甫等一批工人骨干。他们一致赞成组织起来的意见，但是由于他们每日要按时上工，没有人负责联络和各处有关组织的工作，因此迫切需要一位适当的人来办理文书和联络工作。包惠僧答应给他们介绍一个人，却没有适当的人选。

就在包惠僧着急的时候，项英给他写了一封信。项英从其小时的同学李书渠那里了解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包惠僧的一些情况，于是便冒昧地给他写信。信中，项英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要求与他面谈有关工人运动的问题。这让包惠僧喜出望外，感到这位自称是模范大工厂的纺织工人的“不平凡”，“表现出充沛的热情与抱负”。于是他马上回信，并约请项英到当时武汉党组织机关所在地武昌黄土坡16号会谈。

项英准时赴约。“那天，他身穿一件皂色的棉袍，头戴一顶黑棉布的瓜皮帽，脚上穿一双油透了的钉鞋，手里拿一把雨伞，完全是乡下人的打扮，看上去不过二十岁上下的年纪。”这是包惠僧到武汉后第一次接触到的青年工人。

初见面时，项英还有点拘束，但很快他就与包惠僧熟悉起来。他从自己的家世、读书到模范大工厂当学徒的情况说起。他说：

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我希望您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

当讲到工厂把头压迫工人、剥削工人、投机倒把、损人利己的事例时，项英气愤得眼圈都红了。包惠僧发现这个小伙子不平凡，看起来像个乡下人，但有充沛的精力和远大的抱负。他鼓励了项英一番，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任务进行了扼要的介绍，并请他为《劳动周刊》写稿；又送给项英几本书和小册子，都是新青年杂志社出版的丛书，如《两个工人的谈话》《苏俄的研究》《资本论浅说》《劳动音》之类。并约定下星期日下午1点再来会谈。第一次的会谈竟然达到两个半小时。送项英出门后，包惠僧很高兴，心想如果各处的工人都和这个小伙子一样，工作就好做了。

包惠僧立即到徐家棚，向李书渠介绍了与项英谈话的情况。李书渠又向包惠僧介绍了项英疾恶如仇、倔强的个性，这使得包惠僧对项英更加感兴趣。

到了星期日，再与包惠僧见面时，项英显得放松了很多。他说已经把包惠僧上次给的书读完了。包惠僧提出，能否介绍一下纱、布、丝、麻四局和第一纺纱厂工人的情形，项英很直率地说：

我一直被关在模范大工厂里，外面的情形知道的不多，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的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的迫切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与你们共同努力，怎样做法，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

从第一次谈话后，包惠僧就想把项英吸收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派他去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经过李书渠的介绍和与项英的第二次谈话后，包惠僧确信项英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工人，就把这一想法提出来，请他考虑。项英很兴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包惠僧希望他先回家同他母亲商量一下。因为项英是经过三年学徒的熟练工人，抛弃这个职业，不是一件小事。项英却坚决表示自己对职业的选择有完全的自由。他说：“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也没有把纺织工人作为终生事业来打算！”从此，项英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江岸是京汉铁路南段的一个大的铁路地区，有车站、机务段、车辆厂、修理厂、材料厂等单位，和长辛店、郑州一样同为总段。江岸居住着3000多名工人，深受资本家剥削，有着很高的斗争热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决定在此建立工人俱乐部，作为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一个重点来抓。

过了几天，包惠僧邀请江岸铁路各帮口的工人领袖杨德甫、林祥谦等座谈，商量筹建江岸工人俱乐部，并把派项英来工作的事提出来，大家都表示欢迎。经过讨论商议，确定成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

党组织又把江岸铁路工人中的帮口关系向项英交代清楚，要他在工作中注意联系各帮口的领袖人物，调和帮口的冲突，再逐渐地消除帮与帮之间的矛盾。项英答应说：

这样的情况各工厂都有，我们在工作中注意这个问题，随时随地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总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早期工人的组织形式受到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以及阶级力量的制约，主要是行帮。同一行业的工人，大多按地区分属于不同的帮口。当时，京汉铁路工人中形成了许多帮口，如福建帮、广东帮、安徽帮、湖北帮、山东帮等。这些帮口之间的矛盾，严重影响着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在京汉铁路的江岸各厂有福建帮、湖北帮、安徽帮，势均力敌。但是在开始组织工人的时候，还不能不去考虑帮口关系，否则就很难组织起来。所以此时的工人运动既需要借助帮口已经形成的组织力量，又需要协调帮口的关系。改造帮口，团结工人，这就成为摆在组织工人运动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项英作为一名产业工人，熟悉工人内部的情况，对于帮口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对这样的任务充满信心。

1921年12月，项英离开了武昌模范大工厂，前往江岸的工人俱乐部筹备处，开始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工作。从此以后，项英摆脱了模范大工厂资本家和工头的剥削，开始了职业工人运动领导者的生涯。

找到了人生奋斗目标的项英积极地投入到筹备江岸工人俱乐部的工作中。几天后，项英在包惠僧的带领下到了江岸，参加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第二次筹备会。包惠僧在介绍项英同大家见面后，当场就决定聘请项英为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的文书。这是项英踏上革命道路后的第一个职务。项英马上就承担起会议的记录工作。会上决定正式成立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筹备委员会，推选杨德甫、黄桂荣为筹备委员，林祥谦为财务干事，周天元为庶务干事，曾玉良为交际干事。会议以后，他们把所有关于江岸工人俱乐部的筹备事务，都交给了项英。从此项英就常驻刘家庙，同京汉铁路的工人生活在一起。

一天，林祥谦将组织工人俱乐部的要求口头报告了江岸机厂（后为江岸车辆厂）的厂长。这个厂长是法国人，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大惊小怪，因为工人组织俱乐部在法国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这样，工人俱乐部的建立没有遇到厂方的阻挠，工人也自然地将俱乐部的活动当做是合法的活动。项英随即就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大牌挂了起来。

项英热情忘我地投入到了工人俱乐部的工作中，积极地在铁路工人中宣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的《劳动法原则》等主张，启发工人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项英熟悉工人的生活与语言，又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因此宣传起来很顺利。他能说会写，富有热情，许多工人都称他为“项先生”。

当时，摆在项英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协调好各个帮口之间的关系。项英熟知工人阶级内部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开展工作。他按照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指示精神，深入到各帮口中，深入细致地向工人们宣传革命道理。项英通过阶级教育消灭工人中的帮口成见。他耐心细致地不断向工人们宣讲：天下劳工都是一家，劳工们所受的苦难来自于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劳工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够与资本家作斗争，才能够求得劳工的翻身解放。现在把工友们分为各帮各派，大家因为帮派不同相互争斗、相互排挤，受益的只能是资本家。他们最乐意看到工人们涣散的局面，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控制工人、剥削工人。因此，广大劳工要与资本家作斗争，就必须要放弃帮口之间的成见，联合起来汇集所有的力量。

项英的讲解深深地打动了工人，大家都认为他说得有道理。项英的宣传，调和了帮口之间的矛盾，增强了工人的阶级意识。

项英将自己宣讲的内容总结出来，在《劳动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帮口问题。

在资本家掌握生产机关的时候，所有的工人，都压迫在奴隶般的地位，所受的痛苦，丝毫没有差别，无论哪一省的资本家对待工人，都是尽力压迫和剥削。但是我们常见许多工会或工厂中，把工友分成什么广东帮、两湖帮、三江帮、天津帮及本地帮，弄成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斗争，酿成各地工友相互不容的恶感，使资本家坐得大利。哎！这不自己杀自己吗？

……我们试想想，资本家和资本家的走狗——司员工头，为什么用省帮的关系来鼓励我们、诱惑我们呢？不正是怕我们工友团结起来反抗他们。

文章最后还说：

工友们！快快觉悟起来呵！打破以前错误省帮的观念，以阶级斗争的精神，争回我们应有的权利呀！

项英与各帮口的工人领袖杨德甫、林祥谦、曾玉良也相处得很好。大家听说他是一名熟练的纺织工人，却丢弃自己熟练的工种，全身心地来为铁路工人谋福利，都很敬佩他。而工人出身的项英，也很快取得了工人和帮口领袖的信任支持。项英通过让这些帮口领袖作为宣传和串联的骨干，使工人知道了加入工人俱乐部的好处，了解到工人俱乐部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在项英的努力下，工人俱乐部的工作自然开展得有声有色。随着项英工作的深入，工人对工人俱乐部越来越了解，要求加入工人俱乐部的也越来越多。

项英把工人俱乐部的活动办得丰富多彩，分成象棋、围棋、军棋、乒乓球、篮球、京戏、讲演等各个小组。这些活动形式活泼、内容多样，很是吸引工人，许多工人在晚上干完活都会到工人俱乐部聚会。这些活动在丰富工人业余生活的同时，也进一步密切了项英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在组织工人俱乐部的各种活动中，项英通过与工人的交谈，了解到工人的工作生活状况、所需所想，也与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为了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项英还办了一个工余夜校，自任教员。项英白天和工人一起干活，晚上就教工人们识字。他不但向工人讲授文化知识，还在讲课的过程中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他告诉工人，劳苦大众并不是天生就是受苦的命，他们的苦难是帝国主义、军阀的残酷剥削压迫造成的。单个的工人是没有力量与这些恶势力作斗争的，工人们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能够改变自己当牛做马的地位。他还介绍了其他地区工人斗争的经验和历史，鼓励工人们组织起来，鼓起勇气，通过斗争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

在夜校中读书的工人，以小工居多。小工在铁路工人中人数最多，所担任的工作量大且最为辛苦和危险，但工时最长、工资最少、地位最低、生活最没有保障。在工人没有组织起来之前，小工最为人瞧不起，经常挨打受骂。自从工人俱乐部建立以后，项英对工人的阶级教育在工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铁路工人中的技术工人也开始与小工称兄道弟，客气起来。小工与工匠、工务员、工程师也常在一起活动，这在无形中提高了小工的地位。因此，许多小工都积极踊跃地参加工人俱乐部的活动，支持工人俱乐部的主张。技术工人与小工的团结，表明项英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培养发挥了作用，工人之间的团结和阶级友爱得到了加强。项英通过办工余夜校将工人们很好地组织起来，成为京汉铁路工人中最为坚强的一股力量。

在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夜校的学习中，一些工人身上的不良习气，如酗酒、赌博和吸食鸦片，得到了纠正。这些工人的家属也很高兴，认为工人俱乐部把酒鬼和赌鬼都改造好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各项活动和夜校的学习，提高了工人的思想觉悟和阶级意识，铁路工人中各个群体的联系不断加强，工人们日益团结，这些都为后来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项英的工作是紧张忙碌而又充实的。他在名义上担任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实际上担任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教育工作。他同工人水乳交融地在一起生活、工作、学习，树立了威信，也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

1922年1月22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在刘家庙举行成立大会。刘家庙是一个距离汉口约十五华里的一个小集镇，开会那天刚下过雪，天气阴冷、细雨连绵，道路泥泞难走，但是到会的人仍然非常踊跃。在前一天，各厂处的工人，尤其是小工，都非常踊跃地到俱乐部缴纳会费，办理登记手续。在江岸各厂处的工匠、小工没有一个不加入工人俱乐部的。全体工人中除了出勤人员以外，厂长、工程师、司员、工匠和小工都过来参会，到会的工友们不下900人。在项英等人的组织下，大会还邀请了许多来宾。江岸总段各厂的厂长，京汉铁路郑州、信阳、驻马店、广水各站各厂的工人代表，粤汉铁路徐家棚总站工人俱乐部的代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的代表，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代表，李汉俊作为武汉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包惠僧作为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以及《劳动周刊》的代表等，都前来参加成立大会。

会场布置在刘家庙镇的龙王庙正堂老君殿，正中有红底黑字的“劳工神圣”匾额，左右有“劳动创造世界”“机器巧夺天工”的对联。会场的大门扎有松柏枝的牌坊，牌坊上方有“庆祝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横额。这些匾额、对联和条幅，吸引着许多到场的人。看到平日里被人鄙视的劳工竟然被视为“神圣”的，权势者避之而不及的“劳动”竟被认为创造了世界，工人们既新奇又兴奋。会场内外，人山人海、气氛热烈，时有鞭炮声响起。龙王庙周围的老百姓也闻声聚集在会场，很是热闹。

上午10时左右，会议主席杨德甫宣布开会。项英报告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筹备经过，讲述成立工人俱乐部的重要意义，以及工人俱乐部的性质、任务；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的包惠僧作了《新文化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报告，祝贺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并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组合的情况；李汉俊作了《日本劳动组合情况和中国工人组合的步骤》的报告，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黄桂荣宣读了《江岸工人俱乐部组织公约》，主席将《公约》提付表决，全场一致鼓掌通过。林祥谦报告会费收入和筹备费支出的情况。大会选出了江岸工人俱乐部的主要负责人：主任干事杨德甫，副主任干事黄桂荣，秘书干事项英，财务干事林祥谦，法律顾问施洋。

大会还请现场来宾演讲。第一个被邀请演讲的是江岸车辆厂的法国厂长。这位厂长身材不高，年约40岁，他带着微笑，夹杂着英语和法语，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作了半个小时的演讲。他先对法国和欧洲各国的工会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谈到中国工人组织工会的必要性，并祝贺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他的讲话并没有新鲜的内容，但在客观上表明厂方支持建立工人俱乐部，这对当时发展工人运动有着良好的影响。接着，请工务厂的厂长吴国梁讲话。他本来反对工人建立工人俱乐部，但听到法国厂长的一番话，也顺水推舟地表示支持工人建立工人俱乐部，并说了些勉励的话。

在项英和其他同志的精心准备与周密计划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得以圆满地召开。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成立，是武汉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武汉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工人没有结社自由，不能公开组织工会。江岸铁路工人组织工人俱乐部，得到了厂方同意，可以公开活动，实际上起到了工会的作用，是江岸铁路工人的一个创举。这一创举离不开项英细致、周密和创造性的工作。

京汉铁路江岸段的工作开展得如此迅速、如此顺利，是党组织始料不及的。项英在其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惠僧对项英的工作十分满意，他评价项英说：

在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费了很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发挥了他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天才。

加入中国共产党

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后，项英和工人俱乐部的成员一起，按照“保证生活、增高人格、改革习惯”的宗旨开展活动。他们积极地与厂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取得了一些进展：原来工人病假不发工资，改为病假14天以内仍发工资；赶走厕所的看守，工人上厕所不受限制了；工人出厂要搜身被废除了；工头对工人不得随意罚款了。项英为工人办实事，使工人俱乐部威信大增。京汉铁路南段工人纷纷要求加入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成员迅速增加。项英的工作更加繁忙，却备感欣慰，充满着热情和干劲。

工人俱乐部是工会的雏形，有了工人俱乐部，并不等于就有了工会。在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自南向北发展工人俱乐部，同时也积极着手进行京汉铁路工会的筹备工作。江岸工人俱乐部发展得十分顺利和迅猛，具备了建立工会的坚实基础，但要建立工会还存在许多困难。

首先，在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工人并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当时的法律也没有《工会法》。江岸工人俱乐部虽然已经公开活动，但有其特殊的情势和背景。反动军阀可以随时以武力干涉或解散工人俱乐部。因而争取工人的结社集会权，是当时一个重大的政治斗争。

第二，处于工人运动初期的工人本身的阶级觉悟还有待提高，因封建意识形成的帮口严重地影响到工人的团结。京汉铁路如此，其他各条铁路也是这样，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当的解决，工人运动的发展就会举步维艰。

项英积极参与到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中，寻求解决的办法。

经过反复的商量，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决定把第一个问题当做政治问题，从实际斗争中来解决工会组织合法化的问题。军阀吴佩孚在1921年曾发出“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大家就抓住这一点，一切公开宣传都强调吴佩孚的这一通电，在此掩护之下，工会组织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至于解决第二个问题，分两步来走：第一步是联络各帮口的领袖人物，调和各个帮口的冲突。第二步是进行“工人无祖国”的阶级教育，团结工人，瓦解帮口。

在教育和组织工人方面，项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发挥了他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能力，同各站各厂的负责工人和活动积极分子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工人的帮口意识逐渐淡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逐渐增强。

项英在工作中得到了工人的信任和党组织的赞誉，但他并未骄傲，而是更加辛勤地工作。项英除了工作以外就是读书。他的求知欲很强，每次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机关去，首先就是翻阅书报，如有新出版的书报，必先睹为快。江岸工人俱乐部每星期都要开会汇报工作情况。项英每次在汇报工作以外，总是要讲一讲他最近读的书和文章，谈一谈他的心得和体会。这些也加深了党组织对项英的认知和了解。通过读书和参与工人运动的实践，项英思想进步很快，他的眼界更加开阔，政治觉悟更高，对于党的认识也日益加深。项英愈来愈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1922年4月，在武昌胭脂山下的南陵街李汉俊家中，中共武汉党组织召开会议，讨论项英入党的问题。项英汇报了自己的基本情况，以及他对党的认识、入党的动机和态度。他的入党介绍人包惠僧、李书渠介绍了项英的主要表现，着重介绍了他在工人俱乐部工作的表现。经过大会讨论，项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武汉地区党员的人数总共只有十几个，项英则成为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在这次会议上，项英对党的报告和每一位同志的发言都全神贯注地倾听并详细地做着记录。会后，他对入党介绍人包惠僧说：

我过了二十多年的孤独生活，对人世间的冷酷是憎恶极了，现在入了党，在今天的会议上接触了这些同志，觉得大家都充满了革命的热情，都有丰富的思想，都是精诚无间的团结，共产党人真是一种特别的人，我接触到人生光明的一面，我要做一个好共产党员。

包惠僧非常欣慰，这位四个月前才接触党的工作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定的党员。会议后，项英并没有回家看他的母亲，而是直接回到江岸工人俱乐部去了。

项英的母亲夏氏，是一位能干的老人。项英在江岸工人俱乐部工作以前，总是按时回家，参加俱乐部活动以后就很少回家。母亲很不放心，就找到包惠僧，说：“德隆的父亲死得早，因为家里穷，没有叫他多读书，他的世故浅，性情也有些古怪，他不同亲戚家门来往，他不肯求人，所以也没有人帮助他。听说你们介绍他到江岸教书，他教得了吗？我很不放心，他几个月没有回家了，叫他回趟家好吗？”包惠僧告诉她，项英聪明能干，书教得很好。项英的母亲听了很高兴。过了几天，包惠僧到江岸工人俱乐部见到项英后，就劝他时常回去看看母亲。项英说：“我在家时是母亲照顾我，我没有照顾她老人家，她很健康，她能生产自给，不需要我赡养。我出来了，她还省些事，我也忙，所以没有回去看看。”项英如此干脆的回答和直白的性格，给包惠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为人处事就是干脆。他对他的母亲如此，对同志、对同事、对群众也都是如此，他不回家就是不回家，他决不因他的母亲要他回家或者是我劝他回家看看他就回家。在我们讨论问题时，他总是争先发表他的意见，在处理工作时，他总是很勇敢地担当任务……他的头发经常是蓬松凌乱，衣服的扣子总不是很完全，也很难得去剃头去洗澡。他在生活方面是非常简单，始终是一个工人的本色。

项英自入党之日起到1941年遇难，在19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的事业付出了全部精力。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无论担任何种工作，项英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