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孝庄皇太后

布木布泰（1613~1687），清太宗妃子。父为科尔沁贝勒宰桑。公元1636年封为庄妃。谥号“孝庄文皇后”。布木布泰是明末清初历史舞台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她在政局动荡的数十年中，历经二代（明、清）三朝（天聪、顺治、康熙）的变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之中，对清王朝统一全国和入关初期巩固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个嫁给“政治”的蒙古少女

博尔济吉特氏，是清宫后妃中有极其特殊地位的一个姓氏。

话说当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他的雄心壮志引起了蒙古诸部的防范。在这样的情形下，努尔哈赤首先耀之以威：在战事中俘虏了蒙古王公；然后又示之以好：拿重礼将人送了回去。从此开始了与蒙古部分王公世代通婚的历史。这是历朝历代最成功的政治联姻，不但在当时分化了蒙古，使蒙古草原不再完全与自己为敌，而且还得一力助。其中漠南蒙古并入满洲八旗，最后甚至一并归入版图，直到清中叶，还上演了—出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史诗。

博尔济吉特氏，就是历代清帝联姻最频繁的蒙古支系：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吉特氏虽为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姓氏，但是科尔沁这一支并非成吉思汗本人的直系后裔，它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发展到后来，科尔沁共有四位世袭亲王。在满蒙联姻的历史上，首开先河的自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他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正月，迎娶了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她是走进爱新觉罗家族的第一位博尔济吉特氏。两年后，他又为心爱的第八子皇太极迎娶了科尔沁贝勒莽古思之女哲哲。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再次迎娶了科尔沁郡王孔果尔之女。在将博尔济吉特氏的姑娘们迎进门的同时，爱新觉罗家的女儿也陆续嫁到了蒙古草原：努尔哈赤八女聪古伦嫁喀尔喀蒙古台吉固尔布赐；养女巴约特嫁喀尔喀蒙古台吉恩格德里；养孙女肫哲嫁蒙古土谢图亲王巴达礼……总之，清王朝的公主宗女们，大多数都成为蒙古草原的主妇了。

努尔哈赤所娶的两位博尔济吉特氏是他晚年的侧妃，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都没有生下儿女，对于清王朝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力，只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已。真正引人瞩目的博尔济吉特氏，要从清太宗皇太极的后宫里去找。

在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承了父亲的后金汗位。十年后的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四月，他正式登基为帝，称“宽温仁圣皇帝”，定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崇德元年七月，他定下了自己的后宫“五宫制”，在自己的女人堆里选出了地位最高的五人。

皇太极的五宫后妃，分别是：中宫为清宁宫皇后、东宫为关睢宫宸妃、次东宫为麟趾宫贵妃、西宫为衍庆宫淑妃、次西宫为永福宫庄妃。

而这五宫后妃，全是清一色的博尔济吉特氏，其中有三位还是亲姑侄：皇后、宸妃、庄妃。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庄妃了。庄妃这个女人，即使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她也是一个政治人物，因为从史书上看她刚出现，就已经承载着政治。不过她并不能算是一个顶级的政治家，因为她所生活的那个时期，清王朝出类拔萃的政治天才实在太多了。

庄妃名布木布泰，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宰桑的小女儿，她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八（公元1613年3月28)，嫁给皇太极的时候年方十三，而皇太极已经三十四岁了。

这桩婚姻之所以缔结，与庄妃的亲姑妈、皇太极的皇后哲哲有密切的关系。

哲哲是科尔沁贝勒莽古思的女儿，当满蒙开始通好联姻之后，她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六月来到赫图阿拉，嫁给了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当时的皇太极刚二十出头，但是早已妻妾成群。除了元妃钮祜禄氏，还有继妃乌拉那拉氏。而其中早在哲哲成婚之前五年，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就已经出生了。

由于嫁给努尔哈赤的两位蒙古妃子都没有所出，嫁给皇太极的哲哲就承担着为爱新觉罗氏生儿子、维系科尔沁草原在后金宫廷中未来地位的重要责任。她盼子之心极其殷切，可是送子娘娘却一直不曾光顾她，别说儿子，就连女儿都没能生出一个。虽然努尔哈赤对蒙古亲戚们厚待隆遇，但科尔沁草原的王公们仍对后金没有出一位带蒙古血统的王子，表现得既失望又担忧。

成婚十二年后，对自己的生育能力已经没有了信心的哲哲决定从草原上再接一位博尔济吉特氏到后金，替自己完成这个生儿子的任务。征得家族的同意之后，她选中了自己的侄女、弟弟宰桑的女儿布木布泰。

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明天启五年)二月，十三岁的布木布泰在哥哥吴克善的护送下，来到了沈阳城。

对于这位身份高贵又身负重任而来的蒙古格格，后金给予了极高的接待。皇太极亲自出城相迎，与送亲队伍在沈阳北岗相遇并举行最高级的礼仪，大摆宴席之后再一起返回城中。与此同时，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亲自率领着自己的诸妃和诸贝勒摆下仪仗，出城十里迎候。当然，并不是布木布泰这个小姑娘能够享有这样的待遇，这一切其实是给予科尔沁草原的

布木布泰的到来，似乎给哲哲带来了好运气，十余年不育的她居然当年就怀了身孕。布木布泰也非常得宠，此后姑侄俩频频地为皇太极诞育孩子。然而有件事令人挠头，她们生的都是不能领兵也没有王位继承权的女儿：哲哲先后于1625年诞皇次女、1628年诞皇三女、1634年诞皇八女；布木布泰则从17岁开始生育，先后于1629年诞皇四女、1632年诞皇五女、1633年诞皇七女。

○不可避免地介入政治

到了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称帝于盛京（沈阳），同时建立后宫制度，在其众多妻妾中分封了五宫后妃。布木布泰被封为庄妃，居次西宫——永福宫，皇太极颁给她的册文用满、蒙、汉3种文字写成，文辞简约：“……兹布本布泰，系蒙古科尔沁国之女，夙缘作合，淑质性成。朕登大宝，爰仿古制，册尔为永福宫庄妃。尔其贞懿恭简，纯孝谦让，恪遵皇后之训，勿负朕命。”庄妃的姑姑哲哲当然是正位中宫为皇后，比庄妃后入宫的姐姐海兰珠被封为宸妃，位居东宫——关雎宫，地位仅次于皇后。其他两位西宫麟趾宫贵妃、次东宫衍庆宫淑妃，原为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之妻，皇太极征服察哈尔部后娶之，并作这样的安排，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此，在后宫中，庄妃姑侄的地位是最突出的，除姐姐宸妃最受恩宠外，最年轻的庄妃也是比较受宠爱的。特别是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宸妃所生被皇太极视为皇嗣的皇八子夭折，庄妃恰逢时机地于两天后生下了皇九子福临，更加抬升了她的地位。

清代官书称庄妃曾“辅佐太宗文皇帝”，但在太宗皇太极时期，年轻的庄妃还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有多少展露与作为。只有民间盛传“庄妃劝畴”的故事，为后来“太后下嫁”之说作了铺垫，似乎说明了这位聪明美丽的庄妃娘娘惯施美人计。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明清松锦大战，关外明军的最高统帅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被俘，被押解到盛京。皇太极迫切希望洪承畴能够归降，为其所用，遂派范文程等一干汉族官员轮番前往劝降。但是，洪承畴似乎意志很坚决，不为所动，在狱中绝食等死，急得皇太极一筹莫展。一天夜里，牢门轻启，庄妃飘然而至，手进参汤，一席话打动了洪承畴，使其回心转意，拜倒在石榴裙下，归降了大清，后来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故事被很多文学作品演绎得很生动。但是据史书记载，洪承畴被俘之初拒不投降，却被皇太极抓住了他的思想弱点，亲自出马招降成功。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九日，清太宗皇太极患脑溢血突然病故，因为他生前未立嗣子，所以“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当时争夺皇位最激烈的是在睿亲王多尔衮(太宗之弟)和肃亲王豪格(太宗长子)叔侄之间，两白旗贝勒大臣支持多尔衮，两黄旗贝勒大臣拥戴豪格，双方剑拔弩张，大有火并之势。

这时善于谋略的庄妃，虽然沉浸在年轻丧夫的悲痛之中，仍不忘国事，看到了满族贵族内部出现的继统危机，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影响清的前途，因此她为了清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挺身而出，干预此事，设法使自己的儿子福临继承皇位，以此来平衡协调多尔衮与豪格双方的争夺，从而制止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

当时她施展巧妙的政治手腕，笼络各方力量，特别是将多尔衮叫进宫来，施加压力，立其子福临。在崇政殿诸王商讨立嗣会议上，有人提出要立豪格，可是他对形势估计不足，却虚假地表示谦让，“固辞退去”，而立于殿外的两黄旗大臣举行武荐，要求“立先帝之子”。大贝勒代善表示赞成，除了豪格以外，显然包括福临。多尔衮见此情景，虽然有人“劝睿亲王即帝位”，但是他看到面对的形势不利，而庄妃会前要求立福临，正是摆脱眼前困境的唯一办法，于是对自己“即帝位”，“犹豫未允”，采纳了庄妃的意见，表示同意“立帝之子”。既然豪格“固辞退去”，便提出要立年方6岁的福临为帝。所谓“八高山(即固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即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个折中方案，即尊重“立先帝之子”的要求，又便于日后对幼帝的控制，因此为双方贝勒大臣所接受。庄妃在这场继统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不仅阻止了满族贵族的内讧，而且使其子福临继承了皇位，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自己则被尊为皇太后。

因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的权势不断扩大，企图做皇帝的欲望也日益增加，为此他植党营私、打击异己、独专朝政，竟为自己建碑记绩，命史官按帝王礼制记摄政王起居注，停止御前跪拜礼、私制御用服饰等，根本不把顺治帝放在眼里。因此“大权在握，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皇太后见多尔衮所作所为，深知他随时都可能发动政变，夺取福临皇位，这必导致满族贵族内部混乱和斗争，不利于清初的统一，也不利于她们母子的命运，于是她为了对付这种危急的形势，粉碎多尔衮夺位阴谋，保住儿子福临的皇位，采取了以下策略：

一是韬晦之计。皇太后表面上对多尔衮准备夺位称帝的种种行径，皆无动于衷，置之不理。而幼帝福临在母后的授意下，“遨嬉胶桧，渔猎鄙事，无不为之”。因此多尔衮“安意无猜，得以善全”。这就起到了麻痹和延缓多尔衮政变的作用。

二是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顺治帝“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同时宣示中外，在给朝鲜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从形式上密切多尔衮与福临的关系，在表面上提高多尔衮的政治地位，以达到稳定、约束、限制多尔衮的作用。

庄妃的这些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多尔衮的皇帝梦始终未能实现。当他犯病时，曾无可奈何感叹地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一月十三日，时值寒冬，多尔衮心情不好，不顾身体有病，带领王公大臣往边外围猎，不慎从马上摔下受伤，经过简单治疗，又上马继续追猎，此时“度不自支”，顿回到喀喇城。他见病情日益加重感到不久于人世，在弥留之际，秘召其兄“英王(阿济格)语后事，外莫得闻”。但是从阿济格事后种种诡秘行动分析，是对摄政王权力的交接有所安排，因此他积极“计图摄政”。十二月九日，多尔衮病死，阿济格“即遣三百骑入京”企图逼宫夺权，制造动乱。但被随猎的大学士刚林发现，“知其意，立策马行日夜驰七百里，先入京”，将此情急报皇太后和顺治帝。皇太后得知多尔衮已死，阿济格派兵入京逼宫，她沉着应战，安排“闭九门，遍告宗王、固山等为备，待三百骑至，皆铠甲，尽收诛之，英王未知也”。然后抢先机，“派兵役监英王至京”，逮捕问罪，就这样粉碎了阿济格的逼宫夺权的政变阴谋。

当摄政王多尔衮死讯传到京城，满朝震惊，各有所思，人心浮动，谣言四起时，皇太后为了稳住政局，特别要防止多尔衮的死党犯上作乱，授意顺治帝下诏“臣民易服举丧”，亲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出东直门迎接灵柩，以“帝礼”厚葬，追尊“义皇帝，庙号成宗”。至此，多尔衮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和地位，生前未能称君，死后却被尊为帝，这当然是个绝顶高明的策略，使多尔衮的死党放心，不会因为他专权欺君，而罪及己身，所以没有闹事。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二月，议政大臣苏克萨哈上疏告发多尔衮生前阴谋篡逆之心等罪行。于是，皇太后认为时机已到，遂彻底清算多尔衮的罪行，借此清除敌对势力。因此，顺治帝诏示中外，公布多尔衮的罪状，指出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其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并把多尔衮扶植的心腹党羽一网打尽，有的处死，有的监禁，有的贬革，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福临的帝位。

多尔衮死后，解除了夺位的威胁，皇太后精心辅助其子福临主政。首先要求顺治帝努力学习汉族文化，精通治国安邦之术，同时下令把许多汉籍译成满文，供满族贵族阅读，从中吸取汉族统治经验；其次为了加速清初统一全国的进程，积极团结汉族的文官武将，使他们成为清王朝效力工具。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她把在桂林战死的平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育之宫中，赐白金万两，岁俸视郡主”。同年，又把皇太极的第十四女和硕格纯长公主嫁给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为妻。再者，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争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她提倡节俭，曾多次把宫中节省银两赈济受灾民众，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她的深远谋略和政治才能，确实难能可贵。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南明永历朝延平王郑成功率领十多万大军北伐，势如破竹，由舟山进入长江，攻占镇江，包围南京，占领江苏、安徽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江西、浙江等省州县也有举旗响应的，一时震动了清廷。顺治帝对江南地区突然骤变的形势惊惶失措，束手无策，一会儿要逃往关外，一会儿又要率军亲征，皆遭到母后的反对和斥责。据史书记载：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常常有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却对他加以叱责。她说：“你怎样可以把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他一听皇太后说这话，反而发起了暴怒。他拔出宝剑，宣称他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此，他竟然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他还要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一切对于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的人。对此，皇太后就尝试着用言辞来平复皇帝的暴怒。

不过，顺治帝最终放弃亲征，遵照母后旨意，派兵南下，传旨驻守南京的江南总督郎廷佐坚守南京。最后清军取得南京之战的胜利，收复江南失地，进逼金、厦。所以顺治帝曾这样说：“联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唯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皇太后的精心辅佐，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其子顺治帝在清初复杂激烈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辅育皇孙继承皇权

有关顺治皇帝的最终结局，是清朝历史上的又一大疑案，他最终是因为董鄂妃去世而灰心意冷，选择了出家，还是因为患天花病死，都不得而知，到现在还是个谜。无论如何，皇帝已经不在了，饱经风霜的孝庄太后不得不再次走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台，她力保顺治的皇子玄烨继承皇位，是为康熙帝，孝庄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

玄烨继位时年仅8岁，培养、训导小皇帝成长的重任就当仁不让地落在了太皇太后的身上了。此时的孝庄，已不是那个刚刚走出大草原的懵懂无知的少女，而是一位历经三朝的太皇太后了。政治风云变幻的锤炼，使她毫无争议地已成为大清帝国中枢政治的核心。朝臣要求太皇太后仿效前朝旧制，垂帘听政。孝庄太后呕心沥血，只希望自己的孙儿能够早日长大成人，严词拒绝了大臣们的请求。她坚持由皇帝亲自主政，并选任老臣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四大臣辅政。皇帝主前台，太后幕后操纵，大臣主外事，皇帝的尊严依然存在。

为了笼络辅政大臣，孝庄太后在康熙13岁的时候，特意为他选择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内大臣索额图之侄女赫舍里为皇后，辅政大臣遏必隆的女儿钮祜禄氏、国舅佟国维的女儿佟佳氏为皇妃。索尼、遏必隆等人都是朝中老臣，孝庄太后以婚姻为手段，就是希望他们尽心辅佐年幼的康熙，光大满清基业。老臣索尼不负重托，处处为小皇帝周旋，把朝政打理的妥妥帖帖。

为了避免康熙不重蹈顺治的覆辙，孝庄太后对于康熙的后宫生活以祖母之尊不时地加以过问，她不希望康熙陷于儿女私情，荒废了国家大事。皇后赫舍里氏生下皇子允礽后病死，康熙尊奉祖母的旨意，册立遏必隆之女为皇后，而他所钟爱的佟佳氏只被加封为贵妃。

孝庄太后对幼年即位的孙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康熙刚刚即位，她就训诫康熙，为人君须明白得人心治国家的道理，一言一行都要谨慎，只有夙夜恪勤不怠，才可承继祖宗基业，康复国家。康熙也不负孝庄厚望，牢记祖母教诲。据史书记载，康熙君临天下61年，每日临朝听政，批答奏章，从无间断。即使是出巡外地的时候，各衙门奏章要照常送到行在，康熙帝不分昼夜，亲自批览，康熙一生坚持勤政不怠，这是与早年祖母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孝庄太后不仅从治理国政上对康熙加以辅导，而且对日常生活、举止言谈也都按帝王的标准严格要求他。孝庄太后告诫康熙，为人主必须有威严，行为坐卧，不可回顾斜视、摇头晃脑，这不仅有关德容威仪，而且有犯忌讳，康熙日后举止端严，很有风格，与孝庄太后的严格教诲也是分不开的。

为了考察康熙的才智，也让他在大臣中树立起威严来，孝庄太后经常在众人面前考问皇帝，既锻炼了康熙的胆识，又让朝廷官员瞻仰了君主的风采。孝庄问康熙，贵为天子拥有天下，皇帝还有什么心愿吗?年幼的康熙就按照祖母平常教导的话，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朕只希望天下安定，百姓乐业，大清国福力强，万事治久。”大臣们没有想到康熙年纪轻轻，竟会说出如此有分量的话来，于是一致赞扬皇帝聪明过人。满清入关已久，孝庄担心康熙在优裕的环境中忘记了满族的传统，因此不断勉励他祖宗靠骑射创业，武功不可废弛，今天虽然天下太平，也不能忘记居安思危的道理。康熙一一铭记在心，文治武功样样精通，据记载，康熙一生仅围猎射死的老虎，就达百只以上，足见他的骑射技术之高超。

○皇孙大业的庇护者

康熙朝的清帝国虽然仍旧风云变幻，然而孝庄总算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晚年。前半世一直和亲生儿女没有感情交集的孝庄，也许到这时才开始重新体会到母子祖孙之情，开始反思自己与儿子水火不相容的关系以及儿子的早逝。

顺治朝的宫闱悲剧，终于没有延续到康熙的宫闱——在康熙的后宫中，没有董鄂氏，也没有博尔济吉特氏。从此，这两个姓氏的女子再也不必在后宫中争个你死我活了。孝庄为孙子选择的皇后再也不是蒙古格格，而是满族勋贵的女儿。

康熙年间一件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诛鳌拜”。孝庄是否参与了诛鳌拜?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从外围很难确定。但是我们可以从康熙第一次大婚，这位太皇太后为孙子做主选择的最初一批后妃中看出端倪：皇后为四辅臣之首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妃子中既有原为鳌拜—党并同属镶黄旗的遏必隆之女钮祜禄氏、又有号称“佟半朝”家族的女儿佟佳氏，甚至还有出身一般的……却偏偏鳌拜本人的女儿落了选，虽然她随后被指给了宗室郡王为福晋，但是丈夫又为皇族远系(褚英后人敬谨郡王兰布)。尽管随后皇家将顺治的女儿嫁给了鳌拜的侄子，但是再怎么说，这样的八杆子亲家，与做皇帝的老丈人相比，实在差得太远。

这是孝庄在一面继续安抚鳌拜，同时又分化鳌拜党羽，为诛鳌拜所下的一步棋。此后，小后妃们的家人亲眷都纷纷加官晋爵、入朝为官，并因成为皇亲而顺理成章地提拔，后来的宰相纳兰明珠也是其中之一。大婚不久的康熙随后接到了首辅索尼力请皇帝亲政的奏章，遏必隆自女入宫后，也一反紧跟鳌拜的的行径，转而为皇帝笼络人心。

事实上，在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当康熙最终动用善扑营小布库擒拿鳌拜时，外戚们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是鳌拜非常相信的遏必隆(翊坤宫妃钮祜禄氏之父)将鳌拜诱入武英殿、更是皇后的叔父索额图亲率众侍卫围攻鳌拜的。

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当初孝庄竟眼看着四大辅臣中的鳌拜坐大呢?后来又为什么听任鳌拜杀死辅臣之一苏克萨哈?

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之一是因为苏克萨哈隶属于正白旗，而另三位辅臣全为两黄旗下。鳌拜的坐大，与身为首辅的索尼对其默许纵容大有关系，以致孝庄太后也无计可施。

苏克萨哈与鳌拜最大的冲突应属圈地事变。

但是对于鳌拜挑起的事端，当时首辅索尼采取了默许，遏必隆则公开表态做同盟军，而能从其中取得利益的两黄旗人，也大都被拉拢。清王朝当时的政体并非集权于皇帝一人，皇帝和太后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在各旗势力之间取得平衡点，保障自己的地位，并不能在实际上制约得了他们。

因此，尽管明知孝庄太后和康熙皇帝反对两黄旗与两白旗互换圈地，但是鳌拜仍然敢于矫诏处死赞同帝后意见的三名重臣——大学士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但在索尼和遏必隆的默认下，朝臣竟没有谁为这三人鸣冤，等于公然抹了太后和皇帝的面子。这使得鳌拜势头更劲，很多官员都倒向他的一边，三朝元老鳌拜的势力越发盘根错节。

索尼和遏必隆直到成为皇帝丈人之后，才算是真正诚心帮太后和小皇帝的忙。但是此时鳌拜已经根深蒂固了。更糟的是皇帝大婚不久，首辅索尼就死了。虽然临终时他仍然不忘上表请求皇帝亲政，但此时鳌拜已坐大。

苏克萨哈本来就是鳌拜的对头，与鳌拜遏必隆搞不到一起的，但在孝庄太后决定册立索尼的孙女为皇后之时，他竟公然表示反对，这不但令孝庄太后非常气恼，更将索尼一系得罪了个彻底。于是在四辅臣中他成了光杆一条。

索尼去世、康熙亲政，事实上当时的权力还掌握在三辅臣手里。就在这时，苏克萨哈上了一道奏章，要求退休，而且用意很明显，要鳌拜与遏必隆一起退休。鳌拜当然不能容忍。于是他挑出了苏克萨哈奏章中的一句牢骚：“往守先帝陵寝，如线余息，得以生全。”然后以此为借口，命议政王大臣会议论罪。在议罪当日，鳌拜将可能倾向苏克萨哈的大臣全部排除在外，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苏克萨哈本人凌迟，全家抄斩。

由于鳌拜同党已经把持了朝政，康熙虽然强烈反对，这个判决仍然被鳌拜强行执行了。而孝庄在整个事件中，一直都没有正面与鳌拜交锋，更没有力保苏克萨哈。令人颇有些不解。

可能是鳌拜上次违旨杀三大臣的事情，已经给了她一个警觉。康熙初年的皇权并不集中，实际权力更多都掌握在旗主们手里，在实权并没有抓在手里之前，即使是太后和皇帝，也不能将势力大的臣子怎么样。

还可能是由于苏克萨哈起家的方式方法令她久已不满——苏克萨哈从前一向逢迎多尔衮，又是白旗身份，却在多尔衮死后立即见风转舵，向顺治告发多尔衮的过失，使多尔衮尸骨无存、子嗣不继。

无疑地，孝庄因此事对苏克萨哈的所谓忠心十分怀疑。做了辅臣以后的苏克萨哈在政务及立皇后之事上的表现，也使人感觉到，他只是在做政治投机，并不是一个与皇帝太后一条心的人物。在索尼死后，作为努尔哈赤的女婿，他的实力虽弱，名分上却已是首辅，——苏克萨哈权力欲望极大，又是旗主，假若他此时又以退为进，在搞倒鳌拜后抓住更多的权力，焉知他不是下一个更阴狠的角色?

活着的苏克萨哈虽然对于平衡朝中势力有一定的作用，但他如果死了，长远来看，对皇帝亲政更为有利。加之此时孝庄和康熙在朝中培养的势力都未长成，还不能贸然与鳌拜对抗，孝庄实在没有力保他的必要。

在苏克萨哈死后，就连鳌拜同出一旗的辅臣遏必隆，都开始对鳌拜心存惊惧，另做打算了。所有对鳌拜专权不满的人、受过鳌拜打击的人，迅速地向皇帝太后靠拢。至于遏必隆，他既是皇帝的岳丈之一，当然此时也属于皇帝一系。孝庄和康熙只要最后与鳌拜一搏，就能将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苏克萨哈之死于皇权大有裨益——假若他不死，他将成为朝中鳌拜以外的另一股势力，世人投靠的选择多了他一个，几时才轮到小皇帝出头呢！

苏克萨哈死后第三年，鳌拜被擒。权力终于高度集中到了皇帝的手里。

虽然孝庄没有过多地让史官记下自己在政事中起的作用，但是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十二月之时，孝庄向康熙所说的一席话，仍然显出她在康熙的成长以及理政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安不可忘危，闲暇时仍宜训练武备。诸如在朝诸臣奏事，岂无忠诚入告者，然不肖之类，假公行私，附己者即为引进，忤己者即加罔害，亦或有之。为人君者，务虚公裁断，一准于理，则事无差失矣。”

孝庄并没有过多参与军事，但在三藩之乱时，当精兵都出发平乱后，蒙古察哈尔亲王布耳尼却趁乱起兵，直攻京师重地。康熙在孝庄的指点下，派出了图海为将，征用起了旗下包衣家奴，居然在两个月后大胜而还。

○绝唱千古的祖孙深情

孝庄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起的作用，旁人是根本无法替代的，这一点举朝尽知。可当玄烨和大臣们请求按照朝中惯例，为她加上尊号时，她却表现了十分谦逊的作风，再三拒绝，并对奏请前来的大学士们说，8年以来，“皇帝焦心劳思，运奇制胜，故得寇盗削平，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予处探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末惬”。孝庄全力扶持康熙，想让孙儿的威望通过平定三藩更加扩大，为此，她尽量掩去自己的作用，将功劳一并归于爱孙。

从孝庄作为玄烨政治导师和保护人的角度审视，随着玄烨不断成熟与孝庄的日渐衰迈，康熙二十年前后，他们的关系逐步过渡到一个新的时期。直至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孝庄去世，尽管玄烨早已对各项政务应付自如，不再需要祖母的点拨，但还是将祖母视为顾问，“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孝庄虽然精力不济，但也仍同以往，时刻关怀孙儿，处处予以支持。

古今中外，晚辈对于自己最依恋的年长之人的感情，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其健康状况的极大关注上。玄烨也是如此。随着孝庄年事不断增高，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祖母的身体。祖母稍有不适，他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担忧与恐惧；祖母一旦安康，他便如释重负，心喜若狂。为使祖母康健，祛除病灾，玄烨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他曾分别于畅春园和南苑，建造思佑寺和永墓寺，以给祖母祈求福佑；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二月，他亲自居景山斋戒祭星，为祖母祈福，并派遣近御侍卫关保，偕同太监牛之奇、乾清官首领太监顾文兴，“祭星三年”。然而，人的生老病死乃客观规律，玄烨的愿望与所做的一切，并不能扭转孝庄身体日渐衰弱的趋势。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孝庄72岁后，身体开始明显走下坡路，本已有的脑血管硬化、高血压等病症，进一步严重起来。从保留至今的孝庄画像看，她晚年比较胖，当是诱发这些疾病的重要因素。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六月，玄烨身体欠安，孝庄体恤爱孙“命往口外避暑静掇”。玄烨遂遵旨，协同皇太子、皇长子巡幸塞外。不料玄烨返京前，八月二十八日深夜，孝庄突然中风，右肢麻木，言语不清。孝庄的近侍太监崔邦吉立刻告知，请太医共同诊视、商议，又增加几味药，开下药方，很快配制煎好，给孝庄服用。几位太医禀告闻信赶来的裕亲王福全、内务府总管图巴等人：太皇太后“脉尚好，断无大妨”。服药后，孝庄的病情迅速缓解。八月二十九日黎明，她吩咐一直在身边守候的福全传旨：“著蒙古喇嘛奈宁呼图克图看视。”奈宁呼图克图诊视后，认为“太皇太后中风乃因不洁食物入口而致”，并建议由包括他本人在内共4名喇嘛，当日起即在慈宁宫花园诵经。孝庄同意了这一做法。

九月初一，玄烨接到图巴等人关于孝庄突然发病的奏报，心急如焚，在折子上作了简短朱批：“知道。朕从速返回。”他星夜兼程，初二日正午抵京后，直奔慧宁宫祖母榻前。当玄烨看到祖母“慈体已安，尚在服药”，才稍稍松口气。他为祖母“亲侍进药，侍奉至夜半”。此后数日内，玄烨每天两三次去祖母宫中问安探望。

由于医治及时，对症下药，孝庄的身体逐步恢复。为感谢神明的“助佑”，她下旨“修葺庙宇”，特命玄烨于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吉日”，前往白塔寺(位于今北京阜城门内)进香礼拜。十八日当天，玄烨正准备从宫中动身时，突然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近侍担心雨大路滑，泥泞难行，请求玄烨稍停片刻，等雨停后再去。玄烨没有同意，他说：“近固莹祖母偶尔违和，朕心忧虑。今日痊愈，甚为庆幸，伺惮此往。”说完毅然冒雨祈祉。

事实证明，在孝庄宫中专设御医，昼夜值宁的措施，对于她此次中风后得到妥善救治，起到决定性作用。翌年五月，玄烨谕令吏部嘉奖两位有功的御医：“昨年太皇太后圣体偶有违和，命太医院御医李玉白、张世良殚心诊视，恭酌方药，今已万安，朕心欢悦。伊等恪尽殿职，尔等可量加议叙。”可见孝庄自康熙二十四年秋发病，经医治大大缓解后，又过了半年多时间，才完全康复。

孝庄初愈不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二月，迎来她的74岁生日。玄烨特“上太皇太后万寿表”，上面写道：“臣幼荷深思，长资明训，孝养难酬，罔极尊崇，聊展承欢，伏愿景命弥新，纯禧益茂，东朝永范，亿万年而成算，祖母常来。”在此前后，玄烨还专为祖母铸造了一尊高73厘米的黄铜镀金四臂观音像，其莲座下沿刻有满、蒙、汉、藏4种文字写成的铭文：“大清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宜弘靖太皇太后，虞奉三宝，福庇万灵，自于康熙二十五年，岁次丙寅，恭奉圣谕，不日告成。永念圣祖母仁慈，垂佑众生，更耪菩萨感应，圣寿无疆云尔。”这尊佛像后来一直被供奉在慈宁宫大佛堂。

万寿表和四臂观音像，是玄烨献给祖母74岁生日的两件珍贵礼物，反映出他感戴祖母，企盼祖母健康长寿的真切心愿。

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冬天，是玄烨一生永难忘怀，感情历程中最痛苦的日子。正是在此时，他平日最为担心，不愿想也不敢想的事，终于发生。

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75岁高龄的孝庄“旧症复发”，“疹患骤作”，病势凶猛，不同以往。从这一天起，玄烨处理完政务，便立即趋至慈宁宫侍疾。他守候在祖母的床边，“衣不解带，寝食俱废”，为祖母“亲调药饵”。孝庄入睡时，他“隔幔静候，席地危坐，一闻太皇太后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孝庄心疼孙儿，多次让他回宫休息一下，但玄烨执意不肯稍离。他“唯恐圣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备，故凡坐卧所须以及饮食肴馔。无不备具”，就连米粥也准备了三十多种，以供祖母所求。

为挽救祖母的生命，玄烨“在宫中五日不竭诚默祷”。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下诏刑部，除十恶死罪等重犯外，其余一概降等发落，希望能以此好生之德，感动上苍，保佑祖母转危为安。然而，孝庄的病情仍在加重，“一日之内，渐觉沉驾，旦夕可虑”。万般无奈之下，玄烨不顾众臣反对，断然采取了一项前所末有的举措。

十二月初一日凌晨，寒风刺骨。玄烨率王公大臣从乾清官出发，步行前往天坛致祭。事前他亲自撰就的祭文中说：伏恳苍天佑助，“悯念笃诚，立垂昭鉴，俾沉疴迅起，遐算长延。若大数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玄烨跪在坛前，滴泪成冰，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泣。34岁的玄烨竟然乞求上苍，以减少他本人的寿命为交换，尽可能地延长孝庄的生命，足见他对祖母感情之深，依恋之至。

可是，玄烨的赤诚并没有感动上苍，这次不同寻常的天坛之行，未能取得他期望的效果。由于为祖母延长寿命的愿望未能实现，玄烨从此放弃亲诣天坛求雨的做法，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祖母之死对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她嘱咐玄烨：“太宗文皇帝榇棺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她知道孙儿对她的感情，担心孙儿过度悲伤，特在遗诏中指出：“唯是皇帝大孝性成，超越千古，恐过于悲痛，宜勉自节皮，以万机为重。”“其丧制，悉遵典礼，成服后三日，皇帝即行听政。”又叮嘱身为皇太后的儿媳：“我病若不起，皇帝断勿割辫。”

尽管玄烨已有精神准备，但事情真的到来时，仍然难以承受。孝庄逝世后一连十余日，玄烨水浆不入口，以至吐血昏迷。他违反清朝后丧皇帝例不割辫的祖制，不遵祖母遗旨，不听皇太后劝告，毅然割辫；又拒绝臣子关于“我朝向日所行，年内丧事不令蹄年”的奏告，决定将孝庄榇棺安放在慈宁宫内，直到翌年正月十一日发丧。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新春佳节，玄烨坚持于慈宁宫为祖母守丧。他“每念教育深思，哀痛实难自禁”，恸哭不止如前。正月十一日，孝庄的榇棺被迁往朝阳门外殡宫，发丧时，玄烨“割断轿绳”，坚持步行；途中每次更换抬榇棺的扛夫时，也“必跪于道左痛哭，以至奉安处，刻不停声”。玄烨执意为祖母持服守丧二十七个月，后经百官士民再三劝奏，才勉强同意依照祖母的遗嘱，“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

连续60天“不宽衣解带，犹末盥洗”的侍疾，守丧生活与巨大悲痛，几乎摧毁了玄烨的身体，他“足疾虽痊，旧病丛生”。直到正月下旬，“力疾御门理事”时，还得令人扶着出入。玄烨晚年的高血压及心脏病等病证，很可能就是此时落下的病根。

康熙二十七年四月，玄烨亲自护送祖母的榇棺，前往遵化孝陵以南刚刚建成的暂安奉殿。孝庄去世后，玄烨谕令礼部并传谕诸王、大臣：“太皇太后祭物，俱照世祖皇帝往例。”表明祭祀孝庄的规格，完全同皇帝相同。

○被列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之谜

顺治五年十一月，小皇帝福临颁下了这样一道诏书：“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

于是，多尔衮又成“皇父摄政王”。这个称号使很多人浮想联翩，认为这是因为多尔衮嫡妻去世，皇太后下嫁所致，还说庄妃就是多尔衮前妻的姐姐，他已经暗恋多年，还出了一篇多尔衮为情让帝位的故事。

多尔衮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是个绝顶人物，但是在私生活这块，实在不值—提。他不但绝非情圣，更足称好色之徒，他与发妻是少年夫妻，感情确实不错，但从做摄政王开始起，他就已变本加厉地向各属地索要美女。

多尔衮的皇父称号，是顺治五年十一月正式得到的，早于他再婚之喜—年有余。当时清王朝的太后并不只有一人，孝庄的姑姑哲哲还在世。她对多尔衮有养育之情，多尔衮既不可能娶她，她也不可能允许孝庄下嫁。

多尔衮的元配妻子博尔济吉特氏，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被追封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她是孝庄的堂姐，多尔衮对她很有感情。

元妃死后，多尔衮于次年，即顺治七年五月娶了继弦。然而继娶的不是太后，而是朝鲜公主李氏。朝鲜听说摄政王丧偶要娶本国公主为妃，非常郑重，由于真正的公主尚未成年，于是精心挑选了适龄的宗室之女为公主，以官员之女为媵妾送嫁。谁知多尔衮却嫌身份高贵的女子美貌不够，又逼着朝鲜为新王妃选送美貌侍女。

除了朝鲜公主，顺治七年的正月，多尔衮也确实又纳了一位“博尔济吉特氏”。但是她与孝庄关系更远，而是豪格的寡妻、多尔衮元配的亲妹妹。

当时南明文人张煌言，曾写诗说太后下嫁云云。“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掖庭又闻册阏氏，妙选孀娃足母仪。椒殿梦回去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实际上，张煌言写诗时身在南方，又是清王朝的敌人，他的诗文有多少可信度呢?只怕是听见“博尔济吉特氏”就想到皇太后，就想到“皇父”的称号，然后诋毁对手，图个口爽而已。

更重要的，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找到任何太后下嫁的证据，即使国内的记录被销毁，至少送女到摄政王府来的朝鲜也应有明确记载，我们却不见朝鲜使节参加太后婚仪的实载。作为属国，这样的大事不可能不记录在案。

此外，多尔衮遭妻丧之时，庄妃已经36岁，就算两人少年时很熟悉，但多尔衮才智过人，杀人如麻，是清王朝事实上的统一之主。他不太可能做这样的事。

至于说这下嫁乃是庄妃的策略，以此保障儿子的帝位，那就更离谱。她本是太后，若是下嫁摄政王就成了摄政王妃，在名分上与皇太极和两黄旗再无瓜葛，能保护得了儿子吗?她儿子的帝位只会更不稳当！

多尔衮经常入宫面见太后议事；在入关之后，庄妃又与福临分宫而居，母子之间并不是很亲密，所以小皇帝对守寡的母亲和好色的叔父之间的关系，应该多少是有些疑影的，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再加上庄妃为了政治考虑，多数时候向多尔衮让步，并未能很好地照顾儿子的情绪，恐怕都是顺治后来与母亲关系恶劣的原因之一。

初期如果孝庄和多尔衮之间还算合作的话，自豪格入狱之后，形势就不能不发生转变。豪格毕竟是皇太极一系，他倒台后，多尔衮成尾大不掉之势，两黄旗的几位重臣也接着被他给收拾了一票。又来个“皇父”的尊称，庄妃母子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这个尊称背后的意义，一则是他要真正的凌驾于小皇帝之上，事实上他也已经在摄政王府里开始穿用皇帝冠服；二则只怕是他也要开始为自己真正登上皇帝之位做些准备了。事实上，在当时“唯知有摄政王，不知有皇帝”的情形下，他取福临而代之，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多尔衮暴死了。

多尔衮身体并不好，早在暴死前几年，就经常病怏怏的。早在七月初十，他就已经病得不轻，甚至于向亲信锡翰等人发牢骚说：“我近来迭逢大丧(元妃、胞弟多铎、孝端文皇后)，身体又这么不好，小皇帝怎么也不来看望一下自己！皇帝年纪小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吗?”马屁精们果然将小皇帝强拉到摄政王府去了。

然而，即使病成这样，这位摄政王却仍然要抓住朝政大权、军事力量，同时荒淫无度，如此折腾，只会是加速地往死路上走。

就在他迎娶朝鲜公主和“博尔济吉特氏”的当年，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初九夜晚，他死在了边外喀喇城，年仅三十八岁。

多尔衮刚死的时候，还有些余威尚在，小皇帝命丧礼如帝制，追封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称“成宗”，他去世的元妃也追封为“义皇后”。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一切就翻了个个儿。

苏克萨哈和詹岱告发，说是为多尔衮从殉的侍女吴尔库尼临死前曾说要将多尔衮私制的皇帝袍服入棺。以此为引子，顺治开始狠狠地治起了多尔衮的罪。

眨眼间的工夫，多尔衮戎马半生为清王朝立下的大功劳就被弄了个精光，就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而实际上，多尔衮才是为清王朝奠定中原的重要人物，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入主中原的梦想，是他以“每战必征”的亲自努力最后完成的。他从未为自己的私欲而撼摇清王朝的基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个王朝的前途。假如他不肯忍耐而非要快马加鞭地夺帝位的话，清王朝肯定是不能真正统治中原的——比较一下崇桢自缢之后，明王朝的几位亲王郡王为了抢“皇帝”的名头，不顾清兵虎视，拼命自相残杀的后果，多尔衮的退让就显得格外富于远见和牺牲精神。而假如没有他，顺治也不可能成为中原皇帝。因此顺治只是为了儿时的少许不如意，就这样对待多尔衮，实在离谱，毫无人君肚量。

假若布木布泰真与多尔衮有私情的话，这时的她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就算没有私情，看着一个曾目空一切的人在死后被小皇帝运用帝权清算，即使这小皇帝是自己的儿子、即使这清算中也有自己的意思，只怕太后心里也多少有些警惕。何况这个儿子性情偏激，逢多必反，已经到了毫无道理的地步：竟连曾要自己性命的豪格，他都拼命地追封起来。

当然，再多的感慨，孝庄太后心里应该还是舒坦的成分更多的。做了皇太极多年的妃子，又经历了十余年提心吊胆、内外交逼的太后生涯，她也许觉得，自己终于熬出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