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故事

光绪九年(1883)。杭州。初夏。傍晚。闹市。

一个醉醺醺的壮汉，上好绸缎制的袍子前襟敞开着，肥硕的胸脯如女人的乳房一般一抖一抖地挂在外面。

他摇摇晃晃地走到一家水果摊前，拿起一个苹果，一口咬了下去。

水果摊主低头装作没看见。

那壮汉继续朝前走着，在卖扇子的摊前拿起一把折扇，打开后边走边扇。扇子摊老板把视线转往了别处。

壮汉再次停了下来，他前方有一家打着“新店开张买十赠一”的幌子、挂着“聚丰包子铺”的招牌的店铺前。

他摸了摸脑袋，自言自语道：“什么时候开的？我怎么不晓得？”说着，他走上前去。

卖包子的小二以为生意来了，忙不迭地招呼道：“大爷，来个什么包子啊？肉的？素的？还是烧卖？小店……”

他话还没有说完，那壮汉就从蒸笼里抓出一只包子，直往嘴里塞去。

那小二未曾见过如此猴急的顾客，一时看得目瞪口呆。

那壮汉是何等胃口，那拳头大的包子没几下就从他手里消失了。他抹了抹油腻腻的嘴，说道：“这肉骚气太猛了。”说完，转身就要走。

“大爷，你还没给钱呢!”那小二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饥饿的客人根本没有想到要付账，急忙大喊道。

街上的人顿时都停下了脚步和手中的活计，似乎在期待某种刺激无比的状况发生。

那壮汉停下脚步，狞笑着转过身来。

小二还没来得及责问，只觉得喉咙一紧，眼前一黑，身子如同风筝一样飞到了空中，紧接着背上一阵剧痛，原来他的身子已经飞进了那还冒着热腾腾蒸汽的包子蒸笼里了。

“记住喽，不要再乱说话!”壮汉丢下一句话，正欲离开，突然感到肩上搭着一只手。他是觉得一股邪火直冲脑门：“老子还在火头上，谁他妈要找不痛快!”

他一转头，见到一个白面书生样、手持绸扇、腰裹绫罗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他浑身一哆嗦，急忙道：“萧……萧公子，您怎么来了？”

“何豹，”那男子冷笑道，“你可威风啊。”

那壮汉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萧公子，这……这个……我……”

那男子抬手止住了他：“不用多说了，你自己说怎么办吧。”

那壮汉如同听到了赦令一般，急忙满身翻兜，好不容易找出了一两银子，递给那还在揉着屁股、对眼前发生的事不敢相信的小二。

萧公子左右看了看，又说道：“刚才你还拿了哪几家的东西，赶紧补还给人家吧。”

“是，是……”何豹捣蒜般点头应道，说着就又翻起兜来掏银子。

“等——等——”突然人群中传来一声怪声怪气的断喝。

一街人的目光眨眼间就投向了那声音的来处，一个穿着黑色礼服，戴着礼帽的洋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的身后站着几个蛮肉如山的壮汉。

见到来人，何豹如同蚂蚁见了蜜糖般迎了上去：“密斯特马多老爷!”

萧公子见了那马多也是后撤一步，脸色阴沉不少。

马多用着古怪的中文笑眯眯地对萧公子说道：“萧先生，不知你为什么要同我的这位助手过不去？”

“这何豹本是我家的家丁，只不过是见了你们洋人的钱眼开，卖主求荣。今天他在集市恃强凌弱，我自当对他略行惩戒。”萧公子说道。

马多继续笑道：“萧先生，你刚才也说了，他以前是你的家丁，但现在不是了，他的事，我想你不应该管吧？”

“何豹横行霸道，我只是路见不平，替天行道而已。”

“好!”马多一拍手道，“好一个替天行道。不过，萧先生，何豹先生现在是我的助手，你惩罚他就会让我受到损失；我受到损失，我们银行就会受到损失；太古银行受到损失，就难免向各家借款商家催要已经到期的贷款，这其中，萧先生，你们萧家‘四明号’的贷款恐怕也在其中啊。”

萧公子胸膛剧烈起伏着。

马多依然笑嘻嘻地望着他。

萧公子拂袖转身要走。

“萧公子，请留步。”马多却在身后叫住了他。

萧公子低声道：“你还有什么事？”

“萧公子，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马多说道，“你刚才对何豹先生有所侮辱，我想，你总要给他道个歉才对吧？”

何豹这时也想大事化小，在一旁说道：“密斯特马多先生，算了吧，我没事……”

马多回头瞪了他一眼，何豹顿时没了声音。马多继续说道：“萧先生，只要你向何豹道歉，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你们欠太古银行的贷款可以慢慢还。这样吧，你换个角度想想，要是断了太古银行的支持，我想令尊一定不会高兴吧？”

萧公子低着头，一声不吭，他的喉结剧烈地颤抖着。

“怎么样，萧先生？”马多笑着问道，“想好没有？只不过道个歉，有这么困难吗？做错了事就要道歉，你们中国不是礼仪之邦吗？这点总明白吧。”

萧公子抬起头，双目无神。

马多知道自己赢了，抬起手，示意周围的人安静，他要听清楚萧公子接下来要说的话。

“我……”萧公子开口了，但他的嗓音已经沙哑，“我……萧家骥，对何豹……”

“萧贤侄何故如此吞吞吐吐啊!”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

人们再次整齐地回头观望。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个虽然已经鬓须斑白，但面貌却依然如同中年人一般给人庄严之感的清隽老人。

老人如炬的目光，射穿芜杂的人群，直取笑容逐渐僵硬的马多：“马多理事，半年不见，别来无恙啊。”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账房先生模样的人，另外还有四个年轻力壮的家丁。

“胡、胡先生，您、您好……”声音颤抖的马多，中文愈发不标准了。

那胡姓老人没有再搭理他，而是转向了萧公子：“萧贤侄，这些日子可好？”

萧公子终于看清楚了来人，激动道：“胡伯伯!您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那老人止住了他过分的激情，说道：“贤侄，今天可是我回杭州的第一天，你就这么欢迎我啊？”

“胡伯伯……我……”

“好了好了，”老人拍拍他的肩，“胡伯伯在一旁都听明白了。”

老人总算回过头来，对尴尬多时的马多说道：“马多理事，你说这事怎么办？”

“这……”马多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利害，思量片刻后，他说道：“胡先生，您刚回杭州，我们在这里拦路打扰大驾，实在是抱歉，我们这就走，改日一定去府上拜访。”

“马多理事请留步。”那老人不紧不慢道。

马多捏紧了拳头，但还是不得不停下了脚步：“胡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只是——以后最好不要在大街上找中国人的麻烦，这里的人都很听不得坏话，万一他们要是一哄而上不讲理地朝你挥拳头，恐怕我胡某人也保不了你。”

马多望了望四下的人群，他这才发觉一种异样的氛围从自己出场开始就环绕着自己。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多谢胡先生指点，我明白了。”说完，转身就走。

“多谢胡伯伯仗义执言，以免小侄被肖小戏侮。”萧家骥对那老人毕恭毕敬地谢道。

“贤侄，这没什么，我没做什么。我还有要务在身，不便久留，贤侄有空时，请来寒舍一叙，半载未见，你我叔侄之间，可有的聊啊!哈哈哈……”

“一切听胡伯伯的，胡伯伯请——”萧公子给他让出道来。

“替我向令尊大人问好，我改日也要登门来拜访的。”

“一定一定。欢迎之至。”

在家丁护卫下，那老人走出了人群。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鼓楼下。前方不远处是一座高墙环绕的豪宅。家快到了。

突然，一个家丁手持一封电报，急匆匆跑来：“老爷，老爷!上海急报”!

一听是上海，他脸色一沉。

他接过信，打开一看，一行字映入眼帘：“邵已被盛买通，欲置阜康于死地。”

他呆立在那里，任凭周围人怎么劝说，都一动不动。

倏地，他吐出一口鲜血，狂呼道：“宣怀小儿!还我阜康!”

革命的人怎么会走到一起？

辛亥年间的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是要拿命来说事的。要革人家的命，首先要把自己的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敢不要命地干这样的事的人大概有三类：

第一类是读过半吊子书，但自以为满腹经纶，想用自己的学识来“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总让人感到有些奇怪，他们大多有个当地主或者当官或者做生意的爹妈，平时吃得饱穿得暖的，但却心忧天下，觉得自己承担着拯救全人类的重任，要是普罗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自己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这种极端的利他主义其实并不难理解。从精神上分析，这些人大多数都从小受到父母溺爱，因而自尊心和虚荣心比较强，对自己有着较高的估计，总觉得自己能量无限、法力无边，他们对外界的控制欲和征服欲也会表现得格外醒目。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不甘平庸的抱负与所承受的道德动力使他们的内在力比多(或者说荷尔蒙)有了更加“高尚”的目标。这些自命不凡的内在力比多所释放的能量将会被居高临下的“正义”之名包装为造福社会、施恩人民的动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苦人家孩子，可不太会有这样的胸怀。首先，因为从小就没被人重视过，他们对于自己的信心和能力就没有这样非同寻常的估计；其次，自己都没脱离苦难，谁还有心思去管别人？所以，一般人看来，中产阶级是社会安稳的基石，但却没有看到中产阶级也是孕育一批肩负神圣使命、打算改造不公正世界、随时准备对这个社会吃里扒外的理想主义者的温床。所以，“中产”这个阶级究竟对社会稳定有多大支持作用，是很难下定论的。

第二类人，就是经过衡量考虑，觉得革命的收益要远大于不革命的收成，而且革命的“成功率”很大的那些人。湖北的汤化龙、浙江的汤寿潜，就是这样的代表。对他们这些立宪派来说，清政府已经不给他们机会了，立宪因为皇族内阁而已经成了泡影，而满族新贵们也正盘算着把权力收回到自己的手里。革命尽管并非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但总比有一天被政府收走全部权力和利益要好得多，况且武昌的形势出人意料的好。但要是革命的形势有一些超出了他们的估计，或者是如袁世凯这样愿意给立宪一个机会的人伸过来橄榄枝，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去接。几乎找不到一个比他们更合适的群体来解释“机会主义者”这个词了。

第三类人最为单纯，他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要是不拼命，可能连命都没了。他们倒不是要立志去打造某种类型的新社会，对他们来说，只要还有一口饭吃，都不愿意来玩命。中国历朝历代从来不缺少农民造反，总有那么一些亡命之徒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当然就这些起义中的大部分跟随者而言，他们未必会和首领们一样与旧世界苦大仇深，很多人是因为受到了丰厚的战利品或者“均田地”、“封王侯”的许诺而成为半农民起义者、半机会主义者的。在梁山好汉中，和宋江、林冲这样除了造反别无他路的人毕竟是少数。

这些跟着首领一边玩命、一边捞好处的人对社会的冲击最大，破坏性最强，但是他们也是最容易消失的。只要有了一定的利益，没有坚强意识形态支撑的农民起义者很容易陶醉于渺小的利益。所以，说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到后来都“蜕变”成“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这并不公平，如果不给这些脑袋里只有“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灌输的思想的农民们一些让他们觉得值得继续为之拼命的东西，那他们很快就会作鸟兽散了。而从造反者变成开国元勋、辅君忠臣的诱惑，会使他们继续凝聚在一起，直到被朝廷的军队镇压或颠覆朝廷，最后成为被藏的良弓或者被烹的走狗。

这三类人不能过于严格地区分，毕竟，人不是简单的造物，不可能是由简单的模子刻印出了来的。但从大数上看，这三类人的区别还是明显的。没错，知识分子和农民起义者队伍里的机会主义者比比皆是，农民造反派里面难免也会混入几个如张良、刘伯温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机会主义者里要找到几个知识分子也不是难事。但是，混入知识分子或者起义者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机会主义者，他的身份必然不是因为某种崇高的信念驱使的知识分子或者不拼命就没有出路的农民起义者。张良和刘伯温这样的人肯定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起义者，因为他们有的是改造旧世界的主观意识，而不是为了生计在打拼。他们是在借用农民起义者的力量，就像20世纪的革命者通常做的那样，这种方法虽然被一些秉性高贵的知识分子所不齿，但通常被证明为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要让这三种界限相对分明的人群走到一起来搞革命，无论这三种人都有着怎么样的个人目的、个人情怀，总得有一个难以抗拒的共同点来缝合他们之间的区别，那就是——情势。

没有外界的刺激，一个自洽的系统不会产生应激的行为。如果中国是一个太平洋上的渺小岛屿，而在19世纪免受外国殖民者的骚扰，那他可能一直会在自己的被几千年岁月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波利尼西亚系统中运行下去，按照自己的轨迹和逻辑去发展。

同样道理，如果没有一种外界的推力去刺激上述三种人群，他们的革命欲望也不会恰恰在那个时节爆发得如此完整而全面。或许，他们本来只是希望继续旁观，希望清政府能弃暗投明，希望生活能蒸蒸日上。但是，一种类似于布罗代尔所谓的“历史深层的潜流”一样的推动力迫使他们突然做出了选择，决定以武昌事件为契机，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种深层的推动力会是什么呢？

你没有猜错，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能力作了灾难性的低估，但是他对于经济基础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却一直为历史所证实。他对金钱对于人心的无与伦比的驱动力的看法是经济学界至今为止最为正确的结论。

扯得太远了。我们刚才这么啰里吧嗦半天，要说明的就是一件事：清末的经济必然是发生了动摇性的事件，才形成一个对于革命和革命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这种动摇使本来穷苦的人难以维生，本来富裕的人变得贫困，本来潜在的正义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到难以遏制的地步，而本来骑墙的机会主义者有了明确方向。这种动摇让原本不在一个轨迹上的潜在的革命者们殊途同归，把本来还有希望爬上悬崖的清王朝一脚踹下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究竟是什么事件呢？究竟是谁造成的？

胡雪岩炒股票

我们经历的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因美国房贷泡沫破灭而起，可见泡沫这个东西不仅仅只存在于澡盆里。一旦进入了金融领域，什么东西都可以产生出泡沫，不仅房产可以有泡沫，钢铁可以有泡沫，就连大蒜、绿豆都可以有泡沫，更不用说把泡沫当做习以为常的股票市场了。

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对于股票和股市的认识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中国股市真正的起源则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最早是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从事外国企业的股票投机，后来一些中方买办看到有利可图，也加入了进来。洋务运动兴起后，很多近代意义的中国企业开始出现，为了融资的需要，这些企业也开始发行股票，进入了股票市场。

与丰厚的利润形影不离的往往是非理智的冲动，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实在找不到更适合的引用依据来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还是请出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先生来说明这个问题吧：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在股市里，利润是没有极限的，中国股民经常会以这么一则故事自励：一个美国妇人在某年买了5000美元的可口可乐的股票，把它压在箱底就忘了，没想到50年后重新发现它的时候，那些股票已经升值到5000万美元。即使就短时间而言，股票翻一两番也是屡见不鲜的事。相对创办实业的艰难和存银行的低利率，股市的极大利润空间让它从创办伊始就成为了风险爱好者或者头脑发热者们的乐园。

按照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清末的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太适合跟西方的潮流去搞民主、自由，但从中国在证劵交易的活跃程度上看，他们的财商却已经跟上了世界潮流。在投机者的追捧下，中国企业的股票开始疯涨，当时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一开始每股只有几十两银子，短短几个月内便上涨到了近三百两，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也在短时间内从不足十两涨到了百余两。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股票的市值本没有那么高，但是大伙儿一道往上哄，就哄出了这一大堆泡沫来了。

既然是泡沫，总有被戳破的一天。

于是，清末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股灾。

清末较大的股灾一般认为有两次。头一次呢，就与大名鼎鼎的胡雪岩有关。

说到胡雪岩，大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胡庆余堂这家药号了，但是傻子也想得到，卖药能卖出一个中国头号红顶商人？事实上，对胡雪岩而言，胡庆余堂只是他经营的一个小行当，他主要是靠为左宗棠采运军饷起家，在短短20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在他的鼎盛时期，他最大的产业是生丝生意和阜康钱庄。

江浙一带向来就是中国纺织业的中心，所谓“日出千绸，衣被天下”绝非浪得虚名。但19世纪60年代之后，江南的丝织业面临着来自第一波全球化商业竞争带来的重大危机。当时，英美等国都在上海开设了机械缫丝厂，中国传统手工缫丝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水平根本没办法跟洋人的机械缫丝竞争。洋商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为了进一步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的收购价格，同时抬高经过加工的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丝每担市值为白银517两，到了1875年，已经下跌到了285两，1873年，这个价格更是跌到了惨不忍睹的200两。

胡雪岩(1823-1885)

一般丝商都在为生丝的不景气垂头丧气，但胡雪岩却越来越亢奋。这个人眼光很毒，他知道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生丝价格却跌个不停，这里肯定有原因，一旦让他逮到这个原因，那就一定有巨大的商机在里面。他最后看出来了，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华商们各自为战，力量单薄，结果让洋人控制了生丝的价格。他觉得如果以自己的财力介入这场生意的话，应该可以扭转华商的颓势，从洋商手里把价格控制权夺回来，从而获取巨额利益。

1881年6月，胡雪岩开始坐庄，巨量采购了生丝3000包。1882年5月，这个数字达到了8000包，而到了10月份，他囤积的生丝达到了1畅4万包，几乎到了见丝就收的疯狂地步。外国人见着阵势也怕了，与胡雪岩同时代的欧阳昱在枟见闻琐录枠中记录了他们与胡的让步交涉：“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一千万两，如数转买此丝，胡非要一千二百万两不可。外商不买，过了数日，再托人向胡申买，胡坚持咬定此价。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唯其所命，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雪岩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各地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1882年，全国的生丝供应量大约在50000包左右，而胡雪岩的囤积量接近了总量的20％，加上他对其他丝商的影响力，虽然未必能垄断全国的生丝市场，但对市场价格还是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的。

胡雪岩成功了。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但是洋人们没有办法，要在中国收生丝，还就得按照胡雪岩定的价来收。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当胡雪岩在1883年10月9日将2000包生丝卖给怡和洋行时，每包的定价高达380两；而之后将剩余的生丝卖给天祥洋行时，价格也在372畅5两。生丝业给胡雪岩带来了巨额的利润。

胡雪岩的另一大支柱，就是他的阜康钱庄。这家钱庄的营业区域遍布大江南北，实力雄厚可想而知，而且这家准银行还利用胡雪岩的特殊身份获取了大量的低成本政府存款，其中包括了他帮左宗棠西征包办的军款，光这笔款子就有1595万两，都是从洋行或者政府的财政上支取，直接划到阜康钱庄的。清政府几乎成了胡雪岩低成本甚至免费调用的资金库。

生丝和钱庄，一个可以巨额生利，一个可以保证资金往来和安全。本来胡雪岩只要老老实实地守着这两项庞大产业继续坐大，他几乎是不可能被击败的。但是他惹错了一个人，这个人直接导致了他硕大无朋的商业帝国的彻底覆灭。要不是这个人和胡雪岩之间的龃龉，要不是那场挤兑风波，19世纪末的晚清经济还要景气得多。

这个人，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盛宣怀。

盛宣怀的发迹史

思维总有着无限活跃性的我们经常会梦想这样一种情形：自己一手拎着取之不尽的钱袋子，一手攥着渗透着熏天权势的官印子，那时候是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两相通融，其乐无穷啊。哪怕是天王老子，能奈我何？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痴心妄想症的灵光一现，很快就会被自我解嘲的方式湮灭掉。

但是，毕竟还是有那么几个人，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或通过自身的努力，他们能够达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二位一体的地位。在清末，至少有两个人就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是胡雪岩，另一个就是盛宣怀。

两人相较，从名声上来讲，胡雪岩这个容易被戏剧化的人物显然要更有知名度，但是从实际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来看，盛宣怀胜过胡雪岩的何止是一筹。

本书不是单纯的传记，没有必要把盛宣怀的家世翻一个底朝天，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从他和胡雪岩的血战开始的，至于他的身世，读者需要知道的是如下内容：

盛宣怀于1844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的官宦世家，从小被祖父和父亲赋予厚望，希冀他能在仕途上走出一条光宗耀祖之路。但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后却不再争气，乡试不中，读了几年“高复班”，又考了两次，依然名落孙山，从此断了这个念头，开始闯世界。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真的有所体悟，他称自己的这种转行是致力于“有用之学”。虽然没有文凭，好在有家世背景在，官二代要混口饭吃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早年(也就十七八岁的时候)随父亲到地方去任职，见识不少，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才华也开始崭露头角。到了27岁的时候，盛宣怀到了他一生中对他的前程至关重要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雅故”——当时的湖广总督，李鸿章。遇到了李鸿章，盛宣怀从此就彻底脱离了“混”的境界。

从李鸿章身边的机要秘书做起，盛宣怀可谓一路顺畅。正像大多数“高考”落榜、仕途不举的人一样，盛宣怀接触社会比一般务“正业”的官僚子弟要早，而且因为曾经辅佐过父亲治理地方，他见过的世面也比较广，对于洋人的新技术、工业革命的成果有着更为直观和真切的了解。在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手下干活，也让他的眼界更加开阔。

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在为盛宣怀写的墓志铭中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这话说得不错。盛宣怀能被李鸿章所看重，主要不是靠他父亲盛康和李鸿章的旧关系，而是因为他热衷于引进先进的西方技术来创办近代工商业的洋务立场与李鸿章不谋而合。李鸿章在和太平天国打交道时就已经意识到新式技术制造的洋枪洋炮的重要意义，在他于1864年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就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国外利器，欲学习国外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之后几十年中，李鸿章一直视替朝廷办理洋务为己任，是清末洋务派当之无愧的代表。而盛宣怀从科举受挫之后，转而致力于“有用之学”，进入李鸿章幕府之后，他的这种“有用之学”在洋务中找到了根基，从而与李一拍即合，成为其麾下最耀眼的洋务明星。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这几个洋务大宗先后都受到了盛宣怀的控制，而开始轰轰烈烈、后来不幸夭折的湖北煤铁矿以及集矿、焦、铁于一体的汉冶萍公司也是他一手操办的。

在那个时代，电报、轮船、铁路、银行、矿务，这其中哪一样都可算得上前途无限光明的前沿产业了。从这个角度看，集这几大产业于一手的盛宣怀的层次显然要比只会搞搞倒卖生丝、偶尔做点军火生意、开办不太稳健的旧式钱庄的胡雪岩要高端不少。当然，盛宣怀的产业都是国家投资或者商户集资的，算到他头上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而胡雪岩可不同，他的产业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尽管盛宣怀在整体的经济调动能力上高于胡雪岩，但就个人的经济实力而言，却远非后者的对手。

不过，胡雪岩的优势却算不上什么优势。盛宣怀虽然自己没多大的钱袋子，但他却管了很大一个仓库。这种官商一体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胡雪岩枉为堂堂红顶商人，却没有充分利用这种优势，脑袋里老琢磨着怎么利用眼前的优势获得短期的利益，显然缺乏一种长期的眼光，地主阶层的思维方式可能是桎梏他手脚的一大因素。人们常说一个人钱多得富可敌国，这种话只能对一个小国说，遇到中国这样的国家，那是没有人吃得消与国库相比较的。胡雪岩即使家里堆着金山银山，但和国家“软预算”拨款投资的“国有企业”或者和千万商户集资的“集体所有制”这两条大腿比起来，连条胳臂都算不上，最多只是一根小拇指。这就决定了盛宣怀和胡雪岩之间实力的悬殊差距。

但胡雪岩没有认清这种形势，在他心目中，盛宣怀不过是个靠着后台暂时得志的黄毛小儿，要跟自己掰手腕，实在是拿脑袋当砖头使。

争夺电报线

胡雪岩和盛宣怀交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盛宣怀早年在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时候，因为挤走了挪用招商局公款去炒房的房地产大亨徐润，让当时就觊觎招商局的胡雪岩感到后生可畏的寒意。于是，胡就暗中让人打盛宣怀的小报告，说他在经办业务时收了回扣，结果导致言官弹劾，让他丢掉了招商局督办的职位。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去勘查铁矿，打算主持开办荆门矿务总局，结果胡雪岩再次祭起小报告绝技，使得盛宣怀又一次半途而废，早早被调回了京城。时间到了1880年，清廷打算要建电报线，胡雪岩又要跟盛宣怀来争。胡的后台是左宗棠，而盛的老大是李鸿章，这两个实力派人物在暗中较量，胡和盛就成了前台斗争的棋子。

李鸿章最早打算要办电报局，是他在交涉中俄伊犁事件中深刻体会到通讯不便的弊端。在盛宣怀的策划和鼓动下，李鸿章就上书朝廷要求办电报局。朝廷也深有同感，立刻准奏。而这个时候，根据胡雪岩的建议，左宗棠也递上了奏折，提出开办电报的要求。李鸿章和他的本家李莲英关系不错，他从李公公那里得到了风声，感到很不爽。盛宣怀倒不那么紧张。他知道宫里面的事情很复杂，电报不是说办就能办的。左宗棠要去做出头鸟，那就让他去做吧。

果然，为了办不办电报的事，朝廷中的大臣们吵个不停，慈禧也认为当务之急是让日本人归还琉球群岛，电报的事还是从长计议吧。于是，左宗棠只能作罢了。对胡雪岩来说，暂时办不成电报，也没事，他本来也就是来凑个热闹，没有了这个负担也好，他可以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他的丝绸、茶叶等生意上去。左宗棠和胡雪岩反正也输得起，他们可以退出，盛宣怀这个时候刚丢了招商局的位子，可不想再失去这个绝好的翻身机会了。他和李鸿章马上联系了外企太古轮船公司的总经理郑观应，邀请他出来帮忙。郑观应看了李鸿章诚恳的信，感动得一塌糊涂，马上就把太古公司CEO这个金饭碗给辞了，与盛宣怀一道，开始了办电报局的准备工作。

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后，盛宣怀担任总办，而郑观应担任会办，两人相当于是正副CEO。这个局子最初是打算官办的，但盛宣怀、郑观应一开始就打算把它改成官督商办，一来这能够让投资电报线的商人们获得厚利，二来是轮船招商局的成功让他们看到了比官办企业更符合经济规律的商办企业更加有竞争优势。当然，这其中作为主要投资人的盛、郑二人自己的小算盘怎么打的，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但不管怎么说，电报局是办起来了，1881年4月，工程从上海和天津同时开工。而且，他们还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七地设立了分局。一切看来都很顺利。但是，当郑观应把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送到两江总督左宗棠案前时，却遭到拒绝。看来，左宗棠还是不想就这么便宜了李鸿章，他就是要利用自己掌握的这条“江”切断李鸿章手里的这根“线”。

与此同时，胡雪岩也没有闲着，他派出了商业间谍混进了盛宣怀办的电报学堂里，弄了几套密码出来。接着，他鼓动左宗棠上奏朝廷，也要争取架设长江电报线。盛宣怀当然不甘心让他们夺走了到口的肥肉，他急忙找来了电报业的巨头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的负责人。他向这些外商表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他愿意以三倍的价格收购这批货。胡雪岩这个人虽然不见得是完人，有时候又喜欢耍些不三不四的小手段，但他还是比较爱国的，多次和洋商们斗法，光是囤积生丝就让洋人们吃了大亏，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的头头们自然对他没什么好感，这回盛宣怀又肯出三倍的价钱。两相权衡之下，盛宣怀这方当然占了上风。于是，洋商们就决定和他结盟，共同对付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也派人同大东公司和大北公司交涉，还提高了购买价格。但大北公司跟盛宣怀串通一气，不仅拖延供货时间，而且还把伪劣产品给了胡雪岩。由于电线器材质量低劣，胡雪岩的电报线工程进行不到三分之一就被迫停工了。盛宣怀得到消息后，马上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的消息告诉了李鸿章。李鸿章也时不我待地立马上书参了胡雪岩一本，说他办电线不行，瞎搞一气，害得朝廷损失惨重，不如改派懂这一行的盛宣怀去办理。朝廷中一些大臣也早看胡雪岩和左宗棠不顺眼了，都纷纷上奏，要求把胡雪岩给撤了。不久，朝廷下令长江电线改由盛宣怀办理架设，左宗棠和胡雪岩只好眼睁睁看着长江电线的修筑权也让盛宣怀拿走了。

虽然争夺电报线失败了，但这个事件对胡雪岩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唯一的后果是让他和盛宣怀之间的龃龉更上了一层楼。但对盛宣怀而言，进军电报业，加速了他的洋务事业的发展，这也为他最终击败胡雪岩打下了基础。

不过，这个时候的盛宣怀已经明白了，胡雪岩和他的帝国就像横亘在他面前的巨大障碍，不除掉他，自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但这个时候的胡雪岩，树大根深，还难以撼动。他只能暗暗蛰伏着，等待着胡雪岩漏出破绽的那一刻。

扳倒胡雪岩

1883年，机会来了。

既然是个生丝倒买倒卖的行家，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渐渐地，这门生意越做越大，到1882年，他的存货占了全国生丝的五分之一，至少是一个寡头垄断者。垄断有垄断的好处，垄断到了一定地步，垄断者就能够控制商品的价格，这的确实现了，胡雪岩就通过抬高生丝的价格大大赚了一票。但垄断也有一个负面影响，那就是需要极大的财力投入来维持这种垄断。胡雪岩当然也得把大量资金投入生丝收购中去。根据枟海光枠杂志所言，他动用了两千万两巨资做这项买卖，后世研究者也采纳了这种说法。最近，澳大利亚研究者雪珥经过测算，认为这个数字是被夸大的，但即使是他，也认为胡雪岩投入生丝囤积的资金还是有570万两之巨。

盛宣怀通过电报掌握了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瞧瞧，有了电报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吧)，于是他开始给胡雪岩下套了。

他一边大量收购生丝，一边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同时还联络收买各地的商人和洋行买办，让他们今年都不买胡雪岩的丝。那些饱受胡雪岩囤积居奇之苦的洋商们当然与盛宣怀一拍即合。这就导致了胡雪岩仓库里的生丝无人光顾，不仅他的高价策略无法奏效，而且因为现金无法回笼，他的资金状况也日益紧张。

当然，要是高价卖不出去，只要贱价卖，任凭盛宣怀怎么拉拢，总是会有人替胡雪岩解决库存和资金问题的。到最后，胡雪岩果然成功套现，虽然亏是亏了一点，但总算是伤不到他的筋骨的。即使如枟海光枠杂志和枟见闻琐录枠所说，他“二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两归家”，也总算捞回了大头，而按照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估计，胡雪岩损失的只有35万英镑(150万两)。

但是，存货虽然能够迅速出手，货款却往往不会这么快收回，虽然从账面上看，胡雪岩只是小有亏损，但实际上，不能及时到账的货款可能有数百万之多，这就让胡雪岩面临了庞大的流动性危机。对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而言，流动性缺乏的危机是最可怕的，几年前风光无限的巨人集团、德隆集团就是倒在了资金流动性问题上。但如果这个时候，有金融机构能够为胡雪岩解决一下流动性问题的话，经过了这道坎，以后的一切，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应付裕如的。

但倒霉的是，这一年的中国，面临的是整体性的流动性危机。1882年美国铁路投资泡沫破碎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个时候已经蔓延到了上海，钱庄银号接连倒闭，而一些巨型“央企”，像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的股票暴跌，也让本来就资金相当紧张的钱庄，被死死套牢了。市面上没人能够再做拆借，这对亟须资金的胡雪岩来说，的确是雪上加霜。

另外，胡雪岩还面临着一个对他资金构成威胁的局面。作为左宗棠罩着的人，他总免不了常常接济这位恩主，常常替他去筹集军款。这个时候，他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八十万两的巨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子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借出款项的外国银行只管问胡雪岩要钱。本来，这笔借款每年是要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的，所谓“协饷”呢，就是朝廷用于发放新疆驻军的俸饷。清朝的时候，新疆地区财政始终无法自立，主要支出都要依靠中央户部和内地各省调拨银两，于是就有了这个称谓。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马上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这好歹也算形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制度，这笔款子虽然先要由胡雪岩出，但也只算是个经手，他回头马上能用协饷的钱来填补这个窟窿。

但再严密的制度也会有自己的岔子，更不用说这种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了。盛宣怀一早就看准了其中的奥妙，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面前，他决定给胡雪岩来个釜底抽薪，让他完全落入自己的罗网中，失去还手之力。

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截了当告诉他：李鸿章大人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你看怎么着吧。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他虽然对左宗棠心存畏惧，但怎么也不敢违抗李大人的命令，而且想想缓发二十天也不算什么事，自然照办了。

但对于盛宣怀来说，这二十天已经足够了。他串通好了外国银行，让他们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向胡雪岩催款。

今年的形势摆在眼前，胡雪岩手上缺少现金应付，而这个时候，左宗棠又远在北京，鞭长莫及。胡雪岩一看没办法了，只好把他各地的阜康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先补上了这个窟窿。照他的想法，协饷反正要给的，不过是晚发二十天而已，所以他也没怎么提起警惕心来。但他这一步，正好踏进了盛宣怀设计的陷阱里了。

通过电报，盛宣怀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他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钱庄，阜康钱庄正是空虚之际，于是就开始派人到钱庄提款挤兑。

挤兑这事儿，说小则小，不过是大家伙儿争着去把自己放在银行里的钱提出来而已。然而，这事情说大也很大，银行的钱不是放着等储户们来提的，他要靠把这些钱借出去来吃饭，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保留足以应付一般性储户提款需要的现金，因此，银行对挤兑这件事是非常敏感的。一旦不能及时拿出钱来还储户，那它就得关门倒灶，它一破产，那那些没能及时取出钱来的储户就等于白白丢了这笔钱。所以，不仅银行怕挤兑，储户也怕。只要一有挤兑的动静，储户们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就会毫不迟疑地加入到这个队伍里，这就导致了挤兑的情况更加严重。可以这么说，挤兑是极易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尤其是在金融监管不严的时代，银行几乎没有什么风险防范机制，更不用说旧式钱庄了。这些银号钱庄，说倒就倒，连带着也会让无数储户瞬间变得身无分文，这实在是最容易导致经济局势动荡的情形之一。

但是，挤兑总是有一个开头的，只要有这样一个小小的雪球，到最后就可能引发一场巨大的雪崩。但关键是，谁来做这个雪球？这个雪球将怎么样滚下去？

没错，捏这个雪球的就是盛宣怀，他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使得他的起点就是制造一个巨型雪球，让它能够迅速扩大到让富甲天下的胡雪岩承受不住。他托了那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要提的钱少则数千，多则上万。但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还是挤不垮胡雪岩的，他必须让挤兑这个雪球立刻滚动起来。于是他让人到处制造舆论，说胡雪岩囤积生丝血本大赔，现在只好挪用阜康的存款。如今已经欠了人家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两，阜康钱庄快要倒闭了，要是大家伙儿再不去提款，恐怕就血本无归了。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开始抢着去提款了。

挤兑先从上海开始。盛宣怀就在那里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而这个时候，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浙江藩司德馨和胡雪岩关系不错，他听说上海阜康快要垮了，就预料到杭州的阜康也一定会发生挤兑。他急忙叫了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两万两银子，马上送到阜康以应必须。在德馨的周旋下，杭州的局势总算是维持住了，但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了。胡雪岩甫一回到杭州，就得到上海情况恶化的噩耗，他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星夜赶了回去。

现在，胡雪岩还有一根救命稻草，就是那笔被扣发的协饷。他急忙让人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但早就和盛宣怀串通好的邵友濂叫下人假称自己不在。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人赶快去发电报。盛宣怀当然早就料到他会有这手，而且，不要忘了，电报局是谁开的。盛宣怀暗中叫人把胡雪岩的电报给扣了下来，所以，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求救电报。第二天，胡雪岩盼星星、盼月亮都没有盼到左宗棠那边的回音，这才真的急了，他亲自又去上海道台府找邵友濂催讨。但这一回，邵友濂真的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岩等不到邵友濂回来给他钱了，他撞上的这场灾难已经演变成了谁都无法阻止的愈涌愈烈的风潮，左宗棠总算得了消息，马上出手相助，但为时已晚，他已经无法控制市场的恐慌局面了。

在阜康里有大量存款的政府高官们可急红了眼，纷纷要求清廷干预。于是中央不仅勒令阜康歇业，而且把胡雪岩革了职。就这样，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纷纷关闭，“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在的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枟光绪政要枠户部奏折)。而清廷对阜康的清查宣布了更令人惊骇的结果，光北京分号一家，就亏欠公私款项高达1200万两。清廷觉得这实在可恶，就下令抄了胡雪岩的家。一代巨贾，至此“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前后判若两人”。

就这样，通过这一连串控制产业和金融业的操作，盛宣怀终于把昔日不可一世的红顶商人拉下了马。

压垮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

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恩恩怨怨就此落下了帷幕，但是这场风波的结局并没有因为胡的倒台而尘埃落定。金融浪潮并不会随着个人的意愿而停歇，胡雪岩的阜康银号的倒下带动的多米诺效应，远远超出了胡雪岩甚至盛宣怀的想象。

前面说到，咱们中国人对股票的热情一点不比西方人差。1881年，招商局100万两资本全部招满，到了第二年，它那面额百两的股票市值已经达到了250两，年收益率超过了150％，成为名副其实的“龙头股”。而同年由李鸿章创办的开平矿务局在上海成功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后，更是为股市打了一针强心剂，其他矿务局立马纷纷效仿，争相发行股票。不管是招商局还是矿务局，多有官方背景，根据经验，之前出售股票的开平矿务局与轮船招商局都形势大好，人们对“官股”的信心不是没理由的。而招商局对股东们的高额回报，也不断鼓励着商人持续投资股市的热情。这种热情进一步带动了股民们对其他洋务民用企业股票的认购。这下子，股市的价位更是水涨船高，一天一个价，把尝到股市甜头的中国第一拨股民的心理挑逗得欲火中烧。1882年，堪称是19世纪中国股市行情最火爆的一年。

股市疯涨的刺激，不仅驱使普通投机者大量非理性投机，即使一些本应该持谨慎立场的钱庄银号——包括胡雪岩的阜康——也不甘人后，开始把巨额资金投入到股市里。慢慢地，钱庄竟然变成了股市中的主力军。这些钱庄银号缺乏风险防范机制，也没有对金融风暴的预期和警惕，因此，他们把几乎所有的流通资金都投入到股市中去。这虽然暂时大大拉升了股价，但在资金大量进入股市后，也就意味着市场上可流通的货币大大减少了，货币量的减少与货币价格的提高、经济的紧缩等对股市非常不利的行情有着莫大的关系，由此看来，在钱庄倾囊入市的同时，股市雪崩已经成为了定局，发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883年1月，上海的老字号金嘉记丝栈因为亏损56万两巨款倒闭关门。于是放款给它的40家钱庄立刻紧缩银根，不仅停止发放新贷，还加大力度向贷款企业收回旧贷。这个时候，美国铁路泡沫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流动性危机也传递到了中国，更加重了这场风波的影响。而且当时正好是春节时候，钱庄不肯借钱了，商户们也没其他地方可以去借，结果导致周转不灵，最后纷纷倒闭。这20多家商户一倒闭，反过来又让钱庄借出去的那150万两银子打了水漂，于是，钱庄也支撑不住了，加入到了倒闭大潮之中。到2月中旬，上海的99家钱庄里，歇业的已经达到了44家，几乎占了半数。幸免于难的众多商户和钱庄一看手头现金不够，无法周转，只能大量抛售股票，而股市里有没有人有巨额现金去接盘，结果只能导致股市的股价大跌。但这个时候，形势还没有糟糕到极点，流动资金匮乏，那就卖股票吧，股票跌就跌吧，但总不至于形成血本无归。

而胡雪岩的阜康的倒闭成了压垮这早就岌岌可危的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阜康这根金融支柱的倒塌，中国股市终于崩盘，股价一泻千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在1883年5月还是每股210两以上，而且是有价无市，很难买得到，但到了8月，该局股票的股价已经跌到了120两，而且有人甚至“愿意以115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到了10月，开平矿务局的股票每股只值70两，到了1884年则跌落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29两。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也从1882年9月的253两跌到了1884年的34两。与1882年9月的股价相比，这两种股票平均下跌了87％。其余公司的股票也坐了同样的滑梯，从高价位跌到“简直一文不值”。于是，这场本来是盛宣怀为了扳倒胡雪岩设下的金融困局演变成了中国股市的第一次大规模灾难。经过了这次股灾，投机者的信心十年都没有恢复过来。

这场股灾的生猛程度让从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的中国股民们在灰头土脸中领会到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和危险。但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们那些聪明善良的祖辈们必然能够从此吸取教训，从而避免重蹈覆辙，那清政府的根基会一如往常的稳固。毕竟，就当时金融业发展的规模而言，一场金融危机对于全国经济的打击还不会像今天那样深重而长远。但是，资本主义的兴奋剂已经注入了有产者们的血管，趋利的欲望和习惯性的健忘蒙蔽了他们的理智，裹挟着他们的投资热情奔向一场更为惨痛的灾难。

而这场灾难的幕后推手，还是我们的那位主角——盛宣怀(看起来，他存心是要跟中国的股民们过不去啊)。

事实上，盛宣怀的确从这场股灾中吸取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正面的是，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利用人们的挤兑心理，再大的金主也经不起折腾，再顽固的对手也会一败涂地；反面则是，如果控制不当，挤兑带来的可以不断自我强化的金融风暴将给整个金融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这个反面教训在1903年的伪钞风波中帮助他抵御住了一场眼看就要将他压垮的灾难。

伪钞风波

与暗算胡雪岩时相反，1903年的盛宣怀，不再是银行业的敌人，因为他的身上已经多了一个头衔：中国通商银行创始人及大股东。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以后，由于需要支付巨额赔款，洋务企业，尤其是铁路制造业出现了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掌控铁路总公司的盛宣怀于是把早就想办的吸金法宝——银行——提到了台面上。在得到了郑观应等人的支持后，他暗地里招来几十个殷实富商，集了300万两股资，这样他心里更有谱了。1896年11月，盛宣怀向清廷建议，“铸银币、开银行两端，实为商务之权舆”，“要振兴实业，非改革那些资本小、范围狭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银号不可”。12月7日，清帝正式批准盛宣怀“招商集股，合力兴办”银行。

通商银行在盛宣怀的经济帝国中是个至关重要的实业。他越来越明白银行在他及他的恩主李大人所操控的洋务活动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一座银行仿佛是一座金山，既可以通过它绕开烦琐的官方渠道募集大量资金，又可以让没有用处的闲钱暂时找个去处。公私两利，官民兼顾，可谓是善莫大焉。尤其是他贯穿全国的铁路计划是最大的烧钱主儿。朝廷自己没有钱来修铁路，华商们既没有足够的资金又看不到铁路的利益，绝不肯轻易掏钱；要是让外国人来修，朝廷又怕背上卖国的骂名，就是借洋人的钱来修也总归会有利权的损失，所以思来想去，还是自个儿建个银行来提款更加方便妥帖。

这家中国通商银行在名义上虽然是官督商办的，但因为是商人们集的资，实际上却是一家私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的总部设在上海，清政府给了它印制和发行钞票的权力，因此，它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具备发行纸币能力的华资私营银行。这次伪钞案所伪造的就是通商银行所发行的钞票。

这样一个宝贝疙瘩，盛宣怀供着奉着还来不及，怎么会让他受到风吹雨打？于是乎，当伪钞风波闹出来时，盛宣怀决心不让当年搞垮胡雪岩的挤兑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使劲浑身解数要保住他这块心头肉。

这场伪钞案发生在光绪二十九年农历正月初七，也就是1903年2月4日。当时，有一个钱庄伙计拿着一些通商银行的钞票去兑换，可能也是因为伪造技术低劣的缘故，竟然被少有假钞识别经验的柜台出纳一眼看出其中有几张十元面值的伪钞，于是银行方面当场就拒绝兑换。另外一种说法是，有人拿了伪钞去商店里购物，店主是事后才发觉有假。更有人说，那拿来伪钞的是日本人。

不管最早是哪里发现的、是谁拿来的，伪钞的消息一传出，上海“市中大闹”。当时的上海，银行和钱庄并存，钱庄本就对同自己抢生意、且手段又略高一筹的西式银行不待见，逮着这个机会，还颇有些幸灾乐祸，纷纷拒绝使用通商银行的钞票。许多持有通商银行钞票的人害怕手中的钱变成一堆废纸，就争先恐后地去银行兑换现银。第二天，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股空前的挤兑浪潮。

雪上加霜的是，2月5日，通商银行又验出了新的伪钞，除了10元面值的钞票外，还有5元的。当时通商银行的职员比现在的银行职员更加严谨，不仅把假币没收了，还把它当场撕破，并盖上“假币”字样。为了告诫市民不要收假币，通商银行还特别派人把伪钞贴在银行大门旁边，然后又贴上一张辨别伪钞的说明。说明上这么写道：伪钞纸质比较粗，花纹比较淡，用口水摩擦一下很容易掉色。

尽管工作如此周到，但这毕竟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大家伙儿都没经验。拿着通商银行的钱的人心里总归是不踏实，市面上人心惶惶。当时身在北京的盛宣怀也得知了挤兑风潮的事。根据上次与胡雪岩较量的经验，他知道储户的信心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不管你库里有多少钱，只要储户认为你没钱，你立马就会被挤兑成没钱；哪怕你真的兜里一文不剩，但只要储户相信你有钱，不来挤兑，你就平安无事。所以，对于风浪中的银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重建储户的信心，于是，他立刻命令银行方面要做到随到随兑，开门“欢迎”储户来兑。他觉得，通过这种光明磊落的坦然方式，更容易让人相信他兜里丰实得很。这从博弈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充分使交易伙伴获得对称的信息或者让他们以为自己获得了对称的信息，从而做出在这种信息情景中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盛宣怀当然没有打算让储户们获得对称的信息，事实上，通商银行开门“欢迎”兑现几天以后，现银就所剩无几了，眼看着他就要踏上和胡雪岩一样的不归路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活雷锋出现了，生生把盛宣怀的通商银行从悬崖上救了回来。

虽然这次发现的伪钞造的是通商银行的假，可是挤兑会引起整个金融界的信誉大跌。对这一点，那些久经沙场的外资银行是再清楚不过了。这些银行不像那些幸灾乐祸的中国钱庄，他们对于金融机构间风险共存的机制理解地更为透彻。遇到了一家银行遭灾，他们不仅不会像钱庄那样落井下石，而且甚至有可能会施以援手。所以，当盛宣怀最后不得不低头向老对手汇丰银行计救兵时，汇丰银行没有目光短浅地拒绝这种低姿态的求助。通商银行最终以库存的金、银为抵押，顺利向汇丰银行换得了70万两现银。

为了挺过这次危机，通商银行可谓是无计不施了，它一改过去的营业时间，破例在节假日也开门兑换。为了维持秩序，还规定每次只能放入20位顾客。尽管有种种措施保障，通商银行门前还是人潮涌动，短短一天时间，就兑出了现银20万两。最后不得已，通商银行请来了租界的巡捕维持秩序，甚至还动用了消防水龙来驱散人群。

擒贼先擒王，在全力应对挤兑风潮的同时，盛宣怀也下令尽快找到那些丧尽天良的制造伪钞者。2月6日，一个日本人来到汇丰银行兑换现银，银行方面发现他手里的4000元通商银行钞票全部都是伪钞。数额如此巨大，立刻引起了汇丰银行方面的注意。

通商银行的“好兄弟”汇丰这次真是把雷锋精神贯彻到了底，它不仅借钱给通商，而且也义务地担当起了打假领头羊。汇丰的人知道，中国人根本不懂什么是伪钞，更不用说拥有制造伪钞的技术了，这次出现的伪钞很有可能是外国人搞的。所以，当那个日本人离开后，汇丰银行就派人跟踪了他，摸清了他的住址，然后把这个情况通报给巡捕房。不久，巡捕房就把那个人抓了起来。

经过审讯后得知，这个日本人叫中井义之助，他在上海开了一家贸易公司，生意不是很景气，于是他就和几个日本浪人打起了造假币的主意。他们在大阪郊区的一处民房里秘密伪造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面额有10元和5元两种，总值共计30万元。假钞印好后，他们分批偷运到上海，放在中井义之助的家里。中井再通过在上海的日本商社等途径把这些伪钞输入市场。在中国驻日使馆的要求下，日本警察冲击了他们的造假窝点，把中井的同犯一网打尽，同时销毁了所有的机器和假钞。

风波很快平息了，但通商银行的损失也不可谓不小，在挤兑风潮发生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各方回笼的假钞达30万元，这相当于是通商银行的损失额。盛宣怀咽不下这口气，他发了封电报给中国驻日本大使蔡和甫，请他督促日本政府严惩伪钞罪犯。但蔡和甫不久后回电说：“据日本外务部称，对伪造他国钞票者，日本法律无规定惩治之专门条文。”最后，中国的首例伪钞案就只能以“无法可依”为由草草结束了。

但不管最后盛宣怀解不解气，这场本来有可能演变成足以摧毁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业的风暴的事件，在盛宣怀的开门“欢迎”的对策作用以及“活雷锋”汇丰银行的鼎力相助下，终于被控制在了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清政府的经济大厦逃过了一劫。

但马克思说的没错，一旦你跨进了资本主义的大门，就永远逃不出经济危机的漩涡。这次幸亏有驾驭金融风暴的能手盛宣怀站在了银行这边，让金融业闯过了鬼门关。但下一次，被卷入风暴的倒霉蛋有没有这么幸运获得这个智慧与金钱并重、商场和官场齐飞的男人的支持，那谁都说不准了。

疯狂的橡胶

20世纪初，在西方国家的带领下，各国的工业革命搞得那个叫热火朝天啊，而新能源、新材料是引发这场全球性变革的基础，在其中，防水、耐磨、柔韧的橡胶就是最炙手可热的新兴材料。对橡胶工业推动最大的无疑是汽车工业的大发展，汽车对橡胶需求增长的促进如同电脑时代对硅的需求的促进一般。1908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推出了T型车，售价约为800美元，但因为流水线量化生产的优势，到了1914年已经降到了345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产量已达到100万辆，1924年，T型车的价格更是下降到280美元。汽车迅速从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品，美国迅速进入了汽车时代，而汽车轮胎所需的橡胶也是跻身为最有价值的新材料之一。

橡胶的运用远不止在汽车，从大板车、自行车到小三轮，也都用上了橡胶轮胎。有了橡胶，人们可以在布鞋、皮鞋外套一双胶鞋，再穿上橡胶制的雨衣，这样雨天也可以照常出门了。这种廉价又实用的材料让世界越来越依赖它，而整个工业世界对橡胶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加。1908年，英国进口的橡胶总额达到了84万英镑，1909年更是增加到了141万英镑；美国1908年进口的橡胶价值5700万美元，第二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7000万美元。

不仅是民用工业，军事工业，尤其是正在不断升温的军备竞赛更是对橡胶工业的发展推波助澜。当时的天然橡胶的制品容易在短期内发生性状变化，功能老化，导致其丧失原有的物理特性。现代战争虽然是钢铁碰钢铁的硬较量，而橡胶部件可能只是一辆汽车油阀上的一片小小胶垫，但没有这片胶垫就足以使整辆汽车无法开动。而且，当时所有舰船密封舱都要依赖橡胶圈的作用，如果这些橡胶圈老化而无法实现密封的性能，当船体受损，高压海水从裂口汹涌灌入时，舰船就不能有效封闭受损区域。因此，只要一被击中，一有破损，整条军舰就会沉没。在甲午海战中，虽然北洋水师军力不弱，但因为军费匮乏，舰体部件，尤其是橡胶圈早已老化，所以在与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像饼干一样脆弱，往往是一击就沉。所以说，甲午海战的失利，很大程度上其实要归因于这小小的橡胶圈的问题。

不过，再怎么工业革命，没有农业的基础，也是枉然。受到生长周期、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制约，天然橡胶的生产规模是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扩大的。这就是说在这段时期内，橡胶市场会面临越来越明显求大于供的局面，天然橡胶的稀缺性，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橡胶价格将会持续走高。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从1908年的每磅2先令猛涨到了1909年底的每磅10先令，翻了两番都不止。1910年4月更是达到最高峰，每磅竟然要12先令5便士。橡胶实物的行情这么生猛，不难想象，伦敦证券交易所内的橡胶股票的价格也会随之水涨船高。一家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发行了100万英镑的股票，半小时内就被秒杀一空，另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每股价格是10磅，发行不久后就涨到每股180镑的天价。

在其中收获了大量股金的国际金融资本觉得这个生意还大有前途，就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立橡胶公司，它们的总部则往往设在上海，以便于从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融资。据枟泰晤士报枠估计，从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里，南洋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其中至少有40家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些公司有些只是刚刚买了块地就急急忙忙跑来圈钱，有些总算已经把橡胶树苗种下去了，但也有很多干脆就是打定主意来空手套白狼的皮包公司。

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也受到跟在伦敦一样的待遇，其受欢迎程度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一家名叫“地傍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为每股25两白银，只过了一个多月，就翻了一番，涨到了50两。

有了这样的暴利在前，上海富有的华人和外国人都坐不住了，他们唯恐失去大好的发财机会，纷纷抢购橡胶股票。姚公鹤在枟上海闲话枠里描述：“当时亲友叙晤，除橡皮股票外，无他谈话”，以至于“举国皆狂，几疑沪上各业无不足以达其发财之目的。”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租界法院)大审官关絧之这么说：“1910年，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橡皮股票，没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

中国的股票经理们在茶馆里交易股票

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才买到若干股。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金融的东西往往是在循环里来去。银行的钱在借进、借出的循环里生息；金融危机又是在信心缺失导致挤兑，而挤兑又进一步摧垮信心的循环中恶化；当然，股票的投机也会在投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投机与更多的投机成就了投机的成功的循环中堆起高高的泡沫城墙。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祥茂洋行的刀米仁股票实收银8两，市价竟要66两。牌子老、名声大的公司更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哄抬股价。蓝格志公司的股价竟然超过票面二十七八倍，高达1600多两，票面仅100两银的汇通洋行发行的薛纳王股票也是涨到了不可思议的1600两。

橡胶股票这么疯涨带来的利益，好处总算完全没有给洋人们拿走，应该说，股票收益是华洋均沾，而且华人还略胜一筹。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在上海所有的橡胶股票中，华人大约买了80％，在上海的外国人抢购了20％。很多华人光在上海抢购了还不过瘾，更是调集了资金进军伦敦，开始转战海外。可见，说清末中国完全是个资本输入国也未必全面，咱们的第一代资产阶级就有着出色的全球视野。华商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在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也有1400万两。橡胶股票就像是一个没有底的大金斗，只要是钱，它都一分不落地吸个干净。结果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到最后竟然到了无资可融的地步，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钱庄的流动资金，统统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当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沉醉在这种疯狂的景象之中的时候，一根纤细的针还是姗姗而至，把这一连串泡沫统统戳了个透。

不想做广告的橡胶不是好股票

关于橡胶股票风潮的发生，枟上海钱庄史料枠里这么讲：“有谓于1908年时，有某西人(姓名不可考)在上海创设橡皮股票公司，发行股票；并大登广告，宣传橡皮事业将来之希望。当时中外商人，咸被蒙蔽，竞相购买，钱庄亦以此项股票，远胜现金，争先收积。不料1910年7月，该西人佯言回国，一去不返，发电询问，亦无着落。于是始知受骗，股票价格，遂一落千丈，视同废纸，商人纷纷破产，钱庄乃大受影响，终于演成极大的风潮。”

那个闯祸的“西人”，是个名叫麦边的英国人。1903年，他就颇有远见地在上海开了一家名为蓝格志(Langkate)的公司。蓝格志是橡胶产地的名字。麦边号称他的公司不仅经营橡胶种植园，还经营、钢铁、棉花，开挖石油、煤炭，采伐木材，可谓多元经营，集各种能源开发于一体，真是前沿产业、尖端科技、高新产业啊。但事实上，他的公司纯粹是一个皮包公司，折腾了好多年都不见起色。当国际橡胶价格上涨之后，麦边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可能是长期捣鼓皮包公司积累的经验，麦边的宣传意识特别高，他一个老早就发动了广告攻势，花钱连篇累牍地请人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买版面，大肆鼓吹“橡胶时代”的到来。这些文章极具煽动性，一个劲儿地向人们灌输橡胶在今后的生活中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性这种观念。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枟今后的橡皮世界枠一文。这篇思路开阔、文采飞扬的文章经过貌似严密的推理，得出了颇鼓舞人心的结论：今后几十年激增的车辆少不了橡皮轮胎，而要把握航运业发展趋势也不能缺少橡胶材料，将来大城市会用橡胶来铺设道路，城市从此将告别喧闹嘈杂得令人发烦，而变得安宁清静。未来暖和舒适的橡皮住宅将淘汰又冷又硬的石块砌成的房屋。总之，多种植些橡胶是必然趋势，全世界一定都会因为橡胶而改头换面。

蓝格志橡胶股票

麦边知道视觉效果在广告中的重要性，所以，他特意在一些有影响的大报的头版上亮出蓝格志公司的牌子，而且一登就是几天。从此蓝格志的品牌形象，深深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他的宣传攻势收到了奇效，蓝格志公司的名气打出去了。他们还拉来了欧美银行“庄严承诺”：该公司发行的橡胶股票有按照票面额在上海外国银行押借现款的权力。经历了1883年的金融风潮之后，投资者已经明白了股票毕竟不是钞票的道理，弄不好是会赔的。但欧美银行竟然许下如此承诺，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公司的股票和钞票一样了，而且，持有兰格志公司的股票比持有钞票更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会不断疯涨。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谁会不干？为了进一步吸引上海的有钱人来购买蓝格志的股票，麦边开始操纵股票的价格。他叫了一帮人去抢购自己公司的股票，等价格上涨之后，再大笔抛出；然后再次以更高价格抢购，几个来回下来，蓝格志股票被越炒越高，几乎是一票难求。

麦边的演技也堪称奥斯卡级别，他每周都要煞有介事地召开一次董事会，还要拿出“从产地拍来的电报”，向董事们报告近期的橡胶产量。由于担心虚头太大，怕被人看穿，他又耍了个新花招，每3个月，他就给购买蓝格志股票的“股东们”发一次红利，每股可拿到12两5钱银子。这样丰厚的红利，让购买股票者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于是，面值约60两银子的股票很快突破每股1000两的大关，麦边迅速聚敛了大笔钱财。

看到麦边的奇迹般成功，其他橡胶公司哪里甘心在一旁双眼红通通地干瞅着，他们也开始如法炮制，汇通洋行的韦推和嘉道理也照搬了麦边的办法，每个季度都给股东发高额红利，虽然没有蓝格志公司那儿夸张，但一股也要给7两5钱银子。而且，他们吹牛皮的本领也不见得比麦边差，声称自己经营的薛纳王(Senawang)公司出产的橡胶质量比蓝格志公司还要好。这牛皮真的不是白吹的。到了最后，嘿!竟然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薛纳王的股价被吹得超过了始作俑者蓝格志了。

还有一对名叫白克尔的父子，生财更是有妙招，他们开设的祥茂洋行在股票发行前夕，先购买了大幅报纸版面吹嘘自己的股票价廉利厚。到了开市当天，他们还叫了一大批流氓到汇丰银行门口冒充顾客，抢购股票。一时间，“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为了抢购股票，竟然还有人上演全武行，于是汇丰银行被迫关门，叫来巡捕，暂停营业”。然后，祥茂洋行方面作深表遗憾状宣称：不好意思啊，诸位，因为认股者意外踊跃，额定股份严重不足，现在只能酌情减少，认购不足一百股的人，可保留20％的股票，认购数量在1100至500股之间的人，可保留10％的股票，多余的款项一律退还。

这么一作秀，他们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总的说来，橡胶股票的成功多半是各种营销手段出奇制胜的结果，几乎可以这么说，20世纪初橡胶行业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开创了广告业的辉煌时代。所以说，不想做广告的橡胶肯定成不了好股票。

1910年3、4月间，上海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领头羊兰格志股票从1909年的840两每股，飙升到1675两，薛纳王股也不甘人后，从2月的630两直奔4月的1650两而去。不过这些股票的现银交易已经为数不多了，市面上干的大多是空盘交易的勾当。

好了，泡沫就这样被吹到了膨胀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等待它的命运只能是破灭。

但无论橡胶股票的泡沫有多大，其破灭惨状有多吓人，如果没有金融业的介入，股票投机的失败，至多只是让部分上海富人破了点财而已，还远不至于演变成一场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但是，钱庄这个唯利是图，又缺乏风险防范机制的金融机构，最后把这锅粥彻底捣烂了。

钱庄的前世今生

钱庄，在辛亥前一年这场牵动清朝气数的金融风暴里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细观钱庄与股票风波之间的种种关联之前，我们还是先要回头来看一看，钱庄究竟是什么个东西。

简单说，钱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金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而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与它性质相近的机构则称为银号。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都是私营企业。但经营得当、发展经年的，也会有一定的规模。这些大钱庄，除了能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以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基本上，这是一种银行的雏形。

鸦片战争以后，洋商虽然争得了一些通商口岸，也设立了一些银行，但如果要把商品推销到内地，并且要在内地得到生产原料，则必须利用原有的金融机构调拨资金，钱庄便成为了他们首选的工具，从而成为了中外商人之间以及上海与内地之间调拨资金的媒介。据1858年的枟北华捷报枠记载，当时上海城内和租界里大概有钱庄120家，其中较大的钱庄都以10天或20天的期票对经营棉织品等的批发商和鸦片掮客给予资金周转方面的融通。

当太平天国的战火烧到东南各省以后，各地的地主、官僚都背着钱袋往上海租界里赶，这些内地资金的集中使上海钱庄的发展成长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原来在上海南市的钱庄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了租界里的北市。

甲午之役后，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了，之后上海租界又开设了10家本国银行。但是钱庄依靠洋商的支持，依靠发行远期庄票扩大信用和掌握汇划制度依旧保持了资金的主动调拨。同华资银行比较，钱庄还处于优势地位。华资银行早期的业务开展还不广泛，有些银行会聘请钱庄经理为经协理，还往往把多余资金提供给钱庄运用，毕竟钱庄多年的人脉基础在那边，资金的流动渠道自然也多一些，周转起来也更活络一些。通商银行在成立后的几年中，交给各钱庄代为放贷的款项最高时有200多万两。这么看来，钱庄和华资银行总算是同根生，并没有相煎太急，反而是携手同心，相互扶持，总算平平安安地来到了辛亥前这一年。

总体而言，辛亥前上海的钱庄，在上海金融界有很大势力，对全国金融市场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沟通上海与内地的金融关系和商业关系尤为重要，所以钱庄实际上已经成为控制上海商界的一只看得见的大手。在上海众多的钱庄里，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家实力最为雄厚。它们是上海钱庄的领袖，与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

但钱庄老板开办钱庄肯定不是单单为了搞慈善事业，它和任何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一样，有着疯狂逐利的本性。但与现代银行不同的是，钱庄缺少风险防范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相比洋行和华行，钱庄是比较纯粹的“民营企业”，资金上尽管时有洋行、华行通融，但毕竟不是一个娘养大的，无论洋行或者华行都不可能成为钱庄稳固的后台。洋行的雄厚实力自然是钱庄难以企及的，而华行的“国有”背景也是钱庄绝无办法匹敌的优势。所以，不难想象，一旦起了金融风波，最先受到冲击的，自然是无依无靠的中国本土的“民营”钱庄了。就像胡雪岩的阜康，虽然一时富可敌国，但最终还是落得闭门倒灶的下场。

当然，如果经营谨慎的话，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规模的金融风暴未必能至钱庄于死地，但是橡胶股票投机堆出来的泡沫实在太大了，一旦破灭，其破坏力是毁灭性的。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股票高额利益的诱惑，但钱庄经营者们大多没有接受过股市崩盘的教训，对其中的风险明显认识不足，也是致命的缺陷。橡胶股票上涨的喧嚣宛如海妖甜美而诱惑水手落入陷阱的歌声，将利欲熏心的钱庄们引上了不归路。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向投机者提供贷款获取高额的收益。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他们还接受投机者实物贷款，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从而获得新的贷款再去购买新股票，这样借来钱就买股票，买了股票就抵押，抵押了再去买，往来循环，一笔款项被放大的能量比之现代金融业的乘数效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钱庄是不会亏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地升值。这种危险而刺激的游戏让钱庄欲罢不能，但他们的钱毕竟是有限的，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投资客的需求，钱庄也加快了向外国银行拆款的速度。洋行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股市，但是拿拿拆借利息的收入也很可观了，而且又不用担当风险，他们当然也乐享其成。有了外国银行强大的资金支持，上海钱庄把本来就热火朝天的橡胶股票投机越炒越旺。

在大家都忘乎所以的狂欢中，总有人会玩过头。随着股票价格的水涨船高，钱庄看着投机客们大把大把地进账，他们也越来越不甘心做后台老板。只是给投机者贷贷款怎么过瘾？后来，他们干脆赤膊上阵，开始大发庄票(相当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炒股。许多钱庄还向外商银行拆借巨款，用来购买股票。单单正元钱庄一家，就拿了三四百万两来买股票。由于上海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主要通过洋行和外国银行销售，这些洋行的大买办往往与钱庄也有各种关系，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购股票。

这些脚踏两条船的银行家们包括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这位老兄绝对是把钱庄玩到极致的主，他不仅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还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同时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老板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巨额利润的诱惑让这些金融界大鳄摒弃前嫌，同声共气，团结一心，共同发庄票，先后发出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总价值大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了100万两巨款，存放在三家钱庄里。但他们还嫌不够，又从关系不错、往来密切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元丰就被陈逸卿调走11万余两庄票。最后，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

上海钱庄不仅把自己手里的资金都投进了股市，而且还从洋行那儿拆借巨额资金。这样一来，能够维持市场运行的流动资金就大大短缺了，连正常的贸易活动的开展也缺乏了必要的资金支持。现金流匮乏，这成为了接下来发生的悲剧的关键因素。

而这个时候，橡胶股票的火箭也冲到了顶点，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的最高潮。接下来等待它的，将是万米高空的大跳水。

股市大跳水

1910年6月，面对全球的橡胶泡沫，作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了紧缩政策。其影响很快波及了全球化经济的先锋英国，伦敦股市暴跌，导致以橡胶板块为主、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溃。在7月的时候，伦敦市场每磅橡胶的价格还在12先令5便士的高位，到了7月底，就已经降到了9先令3便士。

最早开始搞，也是搞得最狠的麦边因为得到消息比较早，也是最先祭起遁地大法。7月初，他卷起全部款项，神不知鬼不觉消失了。购买蓝格志股票的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打听他的下落，但始终是杳无音讯。投资者们这才冷静下来思考，传说中的那片升值潜力无限的橡胶树种植园远在数千里的国外，是否确是存在从来没有人去考证，即使位于上海的股票公司也不知设在哪里。购股者这时才如梦初醒，只能在万般无奈下委托专营华洋股票交易的众业公所代为抛售股票，但该公所声称他们只管卖出，不管买进，要卖股票，去找发股票的家伙吧。众业公所到后来干脆关门大吉。走投无路的受骗投资者拼命冲进去，但却被英国巡捕抓了关进了巡捕房。大家伙儿回过头去寻找其他橡胶股票公司算账，结果遭遇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橡胶股票公司的冒险家们都和麦边一样，已经悄悄地走了，正如他们悄悄地来，但是却带走了全部资产。

消息一传出，上海市场上的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有人出货无人接盘。有资料指出，1910年3月的时候，上海市场上售价70两(可能是指一股拆十股后)的薛纳王橡胶股票，到了9月至12月间，市值只剩下可怜巴巴的7两了。而蓝格志股票更是跌到了105两(也有可能是一股拆十股后)。

而外国银行一看形势不妙，马上收紧资金，加大力度从各大本土钱庄中收回贷款，这就造成了银根的进一步收紧。更糟糕的是，7月中旬，外国银行突然同时宣布停止发放所有的橡胶股票抵押贷款。当时的上海银钱业还指望着拿积压在手里的这堆被套得死死股票从外国银行那里套点现，但洋人们突然来这一手，等于是直接宣布了股票为废纸。于是，上海的现金流完全崩断。

金融危机大潮立刻扑面而来，上海市面的钱庄、当铺、银楼、商店应声倒闭。首当其冲的是正元、谦余、兆康三大钱庄几乎同时倒灶。他们同时牵连了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受影响，后者也在短短几天内相继停业。

1910年7月26日的枟申报枠记录了上海钱庄纷纷倒台的经过：

英租界天津路正元、谦余二钱庄，15日因周转不灵，停止进出，16日兆康庄继之。沪道蔡观察(上海道台蔡乃煌)闻耗后，立饬公共公廨派差协探……又闻森源钱庄亦于16日受其影响，暂行收账，17日元丰庄继之，18日会大、协大、晋大三庄又继之。市面紧急，恐慌殊甚。

……

在这种控制经济现金流的钱庄连锁倒闭事件中，上海的金融状况恶化到了极点。在众业公所挂牌交易的近百种股票奄奄一息，90％以上的股票已无人交易，这些股票已经形同废纸。

外地商埠也很快受到影响，正元等三家钱庄倒闭的消息一传到杭州、宁波，马上引起银根紧缩，不少钱庄票号随之关门歇业。到7月底8月初，上海钱庄倒闭风潮的影响由江苏、浙江往内陆蔓延，最后终于扩展成了全国性的风潮，深入到了各地的城市和乡村。金融业的极度不景气也使工商企业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工厂企业因为资金周转不灵，或因原料、产品市场不景气而停工的数不胜数。

当然，话说回来，受到打击最严重的还是上海银钱业。囤积大量股票的钱庄的老板们成为了最后的买单者。多家钱庄的大老板陈逸卿损失了200多万两，戴嘉宝损失180多万两，陆达生损失120多万两。钱庄是靠活钱来做生意的，一旦资金链断裂，这边款子收不回来，那边又来讨债，那让他们怎么办？关门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归宿。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大祸已经酿成，金融海啸已经席卷而来，经济界、金融界已经无法招架，政府再不出面，那可真没办法收拾了。

在这橡胶股票事件的滔天巨浪之中，作为救火队员急匆匆赶来收拾烂摊子的清政府的表现可谓相当及时和英明。单从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来看，清政府足以跻身“最负责任政府”行列，与以往昏庸、愚昧的形象完全搭不上边。

枟申报枠也报道了上海道台蔡乃煌在听说正元等钱庄出现周转问题，停止进出时，第一时间让公共公廨把正元等三家钱庄的老板、经理等收押起来，严加审处，其中包括陈逸卿、戴嘉宝、何兆政、陆葆润、何继云、魏宝炎、戚雅芳、田龙章等人。他还派人去调查风波缘由。而正元集团倒闭的时候，蔡乃煌又会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紧急赶赴南京，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来的时候又谒见了江苏巡抚程德全商议办法。几番跑下来，对局势总算有了一个看法，并且也有了初步的对策。

在朝廷为之焦头烂额的当口，洋人们又来添乱。外国银行见到了几家大钱庄倒闭，想到自己也放了不少钱给中国钱庄，也就急着想要收回这些款项，这就让钱庄们面临了更加大的资金压力。当时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款，据称在1100万到1300万两之间，这笔钱是维持上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的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外国银行在这个节骨眼上宣称要收回拆款，那无异釜底抽薪，会大大恶化上海金融危机的形势。张人骏据实向朝廷汇报，朝廷让他按照所筹划的办法处理，并让上海道台悉心筹划善后事宜，“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7月27日，清廷还批准向外国银行进行紧急借款。

既然洋行在这场风波中扮演了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来简单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似乎有交代不周之嫌。20世纪初的上海，外国银行已是列强纷争，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9家外国银行对于上海金融界有着极强的影响力。毕竟发展了上百年，它们的资本比较雄厚，又吸纳了大量外国企业的存款，并且，由于治外法权的保护，许多中国企业、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到洋行里，尽管这些洋行的存款利率很低，这就像今天很多人愿意不辞辛苦把钱存到老老远的瑞士银行里一样。安全嘛，这还是很多人把钱存在银行里首先会考虑的。

为了贯彻中央的救市精神，蔡乃煌苦口婆心跟外国银行交涉，要求他们不要雪上加霜，而应该雪中送炭。他的努力有了结果，8月4日，蔡道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了枟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枠。洋行虽然不太信任钱庄，但既然有政府出面担保，他们还是愿意相信的，何况他们也知道，如果这场风暴继续扫下去，没准儿把自己也牵连进去了，所以他们最后同意借款。9家洋行总共出借了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拿出80万两、麦加利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钱庄则把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由注销。

这些洋同行们总算是没有乘人之危，握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他们并没有趁机收取高额利息，这笔借款的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了。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人亡政息，合同里还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与此同时，蔡道台还特别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到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大上海钱庄的顶梁柱及其所属庄号内，帮助他们稳定市面。

上海道台蔡乃煌(中)与西人福开森

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了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大概有2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惨重。不过这两家金融巨头凭借自身非凡的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总算是挺过了第一轮冲击波。尽管为了救助在正元风潮中亏空的同一系统的钱庄，它们已经精疲力竭，但只要这两个巨头屹立不倒，上海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

清政府，尤其是张人骏和蔡乃煌，行事不可谓不主动积极，处理方案不可谓不妥帖周到，结果也不可谓不水到渠成。这种铺天盖地的危机阵势，以前谁都没见过，能在半个月时间里做出如此妥善的应对处置，清廷的治理水准未必比罗斯福时候的美国政府低多少。照这样的方子抓药，这场凶疾应该会很快会被克服的。

事情也本该到此为止。

可历史的暗流似乎不打算就此罢手。

第二轮冲击波来袭

当年9月，又到了清政府偿还庚子赔款的时候了。庚子年战败后，清廷每年都要向列强缴纳赔款，国库空虚怎么办？只能摊派到了下面的各省去搜刮了。按照惯例，上海承担的份额为190万两。这个时候，7、8月份危机的后遗症显露出来了。蔡乃煌已经把官银拿去救市了，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里，上海的银库已经空了，哪里拿得出钱来缴款？鉴于当时上海市面还没有松弛，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先垫上这赔款。

但是，这个举动让与蔡乃煌结过梁子的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瞅准了，他马上联合他的学生江苏巡抚程德全弹劾蔡乃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清廷这下脑子没拐过弯来，也不想想是谁刚把金融风波平息了一些，就听信了片面之词，斥责蔡乃煌接管上海银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不顾大局”，于是立即把蔡乃煌革职了。事实上，说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倒不见得是空穴来风，但要说他所做一切都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恫吓朝廷”，那只能是端坐在紫禁城里的井底之蛙们闭门臆测的结果。蔡道被炒了鱿鱼，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换一个领导来，治理水平未必比他差，但最关键的是，朝廷命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经手的款项有625万两白银之巨，大都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里，一旦把这些钱统统拿出来，这两根上海钱庄的擎天柱就指日将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