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讨论《京报副刊》的创办，除了孙伏园和周氏兄弟，还不能遗漏一个人，那就是当时与《京报》有关系的文学青年荆有麟。荆有麟1940年代出版了一部《鲁迅回忆》，书中有专章回忆《京报副刊》的创刊。在《〈京报〉的崛起》这一章中，荆有麟回忆在世界语专门学校听鲁迅讲课时得悉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就与一起编《劳动文艺周刊》(《京报》代为发行)的胡崇轩、项亦愚商议，拟请孙伏园为《京报》新编副刊：

……我们当时对于《京报》很关心，时时向《京报》主人邵飘萍先生，提供改革意见。这一次，听见孙伏园离开《晨报》了，很想要《京报》创刊一个副刊，请孙伏园作编辑，三个人谈论的结果，觉得这办法很好，但有问题的，是《京报》请不请孙伏园呢？假使《京报》愿请孙伏园，而孙伏园又肯不肯干呢？两方面都没有把握。因为我们晓得：《京报》本来有副刊，不过它的副刊专登些赏花或捧女戏子的文章，而编此副刊者，又系与邵飘萍很有交情，且在《京报》服务多年的徐凌霄。那么，邵飘萍肯不肯停了徐凌霄所编的副刊，而另请孙伏园本人，我们都不认识他，万一邵飘萍答应请他，谁又有方法也使他答应呢？但即就是有这些困难吧，我终于大胆地找邵飘萍去。

我对邵飘萍述说了孙伏园向晨报馆辞职的经过，并告诉他《京报》应该借此机会，请伏园代办一种副刊，意外地，邵飘萍马上首肯了。而且他还说：

“我想：除请孙伏园先生编副刊外，《京报》还可仿照上海《民国日报》办法，再出七种附刊，每天一种，周而复始。这样，可以供给一般学术团体，发表他们平素所研究的专门学问。”

“能这样，当然更好。”

“那么，我们就这样决定：本报副刊，就请贵友伏园先生担任编辑。另外，七种附刊，请你设法相帮找一两个，我这里也有几个团体接过头。本报也预备出一种图书周刊，大约七种附刊，不会成问题。”

这真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京报》愿担负起倡提新文化的使命。但伏园，在当时，不特不是“我的朋友”，是连一面之缘都没有，这却不能不使我恐慌起来了。

我抱着这种矛盾的心情，走出京报馆的门，看时间，已是夜里九点钟了。想着：鲁迅先生还未到睡觉期间，还是找他商议罢。

这件事，也是出乎鲁迅先生意外的，所以在我讲完了见邵飘萍的经过，并说明我根本不认识孙伏园时，鲁迅先生这样说：

“不要紧，我代你们介绍。我想：伏园大概没有问题罢？他现在除筹办《语丝》外，也还没有其他工作。我明天去找他来。你明天晚上到这里吃晚饭。”

我这一次，却是抱着愉快的心情走回去。第二天，也将这经过，告诉了胡也频与项亦愚，自然在吃晚饭前，赶到了鲁迅先生家里。会我久已仰慕的孙伏园先生。

要解决的事情，鲁迅先生早已同伏园说过，所以我也不必再重复，吃饭时，伏园就首先告诉，他已同意。我说：

“那么，我明天告诉邵飘萍，再同他约好时间，你们先见见面。”

“那又何必呢？”鲁迅先生放下酒杯，突然插言，“邵飘萍是新闻记者，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的，你找他，还得找伏园。有多麻烦？我看吃完饭，你们俩去看他，一下就决定了。”

伏园看着鲁迅先生这样力成其事，他当然也不好表示异意，所以他接着说：

“这样也好，那又要烦劳你跑一趟了。”

其实，不必说跑一趟，就是跑十趟，我也是愿意的。因为事情能成功，我们就可以看到一般学者及文人的高论与出色的创作。而我们一般青年，也可以有发言的地方了。于是一吃完饭，我就同伏园赶到了京报馆。邵飘萍刚好正在馆。

飘萍热烈地欢迎伏园进京报馆，在谈过办法、薪俸、稿费等条件后，飘萍还说：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筹备罢。下一星期出版。”⁽¹¹⁾

之所以如此具体地引录荆有麟的回忆，是因为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京报副刊》创刊的唯一详细而完整的追述。据荆有麟在《鲁迅回忆·题记》中所忆，他写这部回忆录，正是听孙伏园所说“关于先生(指鲁迅——笔者注)什么，应该写一点出来”⁽¹²⁾得到启发。《鲁迅回忆》印行过两版，孙伏园应有机会读到，如荆有麟关于《京报副刊》创刊过程的回忆与事实有所出入，孙伏园不会不表示异议。由此可见，荆有麟的回忆基本是可靠的、可信的。而且，他的回忆从鲁迅日记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1924年11月间的鲁迅日记有多条荆有麟、孙伏园到访的记载，但有两条引人注目，即11月24日，“午后荆有麟来……夜孙伏园来”；11月25日，“晚伏园来。荆有麟来”。荆有麟的回忆不是说他当时与邵飘萍谈妥后即访鲁迅，鲁迅对请孙伏园出山主编《京报副刊》表示支持，即约孙、荆两人次日晚饭商议吗？鲁迅日记这两个时间节点正与荆的回忆大致吻合，唯一不同的是荆有麟回忆前一天晚访鲁迅，而鲁迅日记所记是前一天“午后”荆有麟来访。不过，这可能是荆有麟记误了。前一天晚上孙伏园正好访鲁迅，鲁迅正可与其先谈荆有麟下午来访的提议，然后次日晚孙、荆在鲁迅处首次见面商定，当晚孙、荆立即再访邵飘萍，这样不是更为合乎情理吗？何况整个11月间，鲁迅日记中孙、荆晚上同访鲁迅仅此一次，11月25日晚到12月5日《京报副刊》诞生又时间相距最近。因此，可以推断1924年11月25日晚对《京报副刊》的诞生是个关键时刻。

总之，创办《京报副刊》的动议出之于荆有麟等，得到了《京报》主人邵飘萍的首肯，又得到了鲁迅的支持，孙伏园本人也乐于重操旧业。于是，在荆有麟的奔走下，在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孙伏园主编的第二个“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京报副刊》终于水到渠成，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