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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道路形成了以“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作者:陈学明 著


第三章 中国道路形成了以“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

2013年9—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东盟国家时,相继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了古老的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必将给中国梦开拓新局面、创造新机遇,给世界梦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一、推动人类新文明时代的到来

20世纪中后期,随着许多欧洲国家显露疲态而一些亚洲国家蓬勃发展,“太平洋时代”成为热门话题。然而任何带有区域标志的文明时代的到来,都意味着在该区域至少要存在两三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对此,早在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就强调:“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

那么中国道路究竟能为人类文明的“亚太世纪”或“太平洋时代”贡献些什么?这还是要看国家实力。距离邓小平那番讲话过去仅仅四分之一个世纪,世界已不再是当年的世界,中国也不再是当年的中国。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世界的目光正在更多地转向东方、聚焦中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密切关注“中国在想什么”“中国在干什么”。中国的发展既让亚太区域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的焦点,也使这一区域加速成为人类文明的重心和新的发展中心。

回顾历史,无论是文明的“地中海时代”还是“大西洋时代”,凡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其开辟与形成过程无不是狼烟四起、刀光剑影。当少数几个国家崛起为世界大国或登上霸主地位时,整个地区甚至世界则是血泪斑斑、伤痕累累。21世纪的世界不同于20世纪的世界,更不同于17—19世纪的世界。在新的时代,人类应以更加理性的方式解决发展方式、民族矛盾以及国际争端等问题。在这方面,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更应当仁不让、率先垂范。中国明确宣布,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的发展更好地惠及周边国家。这就是中国精神和中国态度,这就是中国道路为推动人类文明进入新时代所做出的庄严承诺与重要贡献。相信有这样的精神与态度,加上实际的努力和贡献,人类文明的“亚太世纪”或“太平洋时代”不但会加速到来,而且会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风貌与特征,那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光彩夺目的真正的文明时代!

之所以说中国道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因为它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条通过和平发展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在国际上表现为中国通过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严格约束自己,即使在发展起来以后也永不称霸;表现为中国坚持实行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事务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倡导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协力推进。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就此评论说:“中国在对待现代文明方面的态度、实施社会政策方面的经验,客观上成为‘历史末日’及‘文明冲突’等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替代者,从而推动历史发展,防止文明之间的冲突,推动全球的共同发展。”

二、“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两千多年前,各国人民就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从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六百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输往沿途各国,为其带去了文明和友好,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喜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的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东部地区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西部开放的步伐。同时,还要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而且普遍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域内的发展活力,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因此,深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必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同时,这一战略构想也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

打开世界地图可以发现,“一带一路”这条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走廊,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它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必将迎来一个共创共享的新时代。目前,我国正在全球50个国家建设118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77个。中国境外合作区主营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农业加工、商贸物流4类园区,投资金额约120亿美元,入园中国企业2790多个,累计产值480多亿美元。中国现有海外企业约2.5万家,境外资产约3万亿美元,每年投资约1000亿美元,有100万中国员工在海外工作。已开工的重大项目有:中缅铁路、公路、油气管道,西哈努克港及开发区,中老泰铁路,印尼港口、开发区,泰国罗勇工业区,中吉乌铁路,中塔公路,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D线,中俄东线西线天然气管道,中巴公路、核电站、工业园区,土库曼斯坦油气田项目,中俄亚马尔合作项目,哈萨克斯坦天然气田、油田开发等。计划筹建的有德里—钦奈中印高铁走廊,造价约2000亿人民币,全长1754千米,为全球第二长高铁线;中俄莫斯科—北京高速铁路,总投资约2.8万亿卢布(约合600亿美元)。目前,我国已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计划把6万亿美元对外资产逐步转化为对外投资,还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可见“一带一路”是一项造福全世界,实现中国梦、亚洲梦、世界梦的宏伟战略。

现在西方媒体将“一带一路”热炒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认为大国发起的经济援助或者战略合作都是单向推行其全球意志和价值的工具。这不仅有违这一构想的真实内涵,而且会对它的价值认同及实施效果产生消极影响。事实上,它们是两份完全不同的计划。

首先,出发点不同。二战结束后,欧洲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外界援助。美国提出并实施“欧洲复兴计划”(也称“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国家恢复重建、发展经济,并确立自己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本意是通过援助欧洲恢复经济,使欧洲成为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这一计划对冷战的激化和两极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推动和平发展的大国方略,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也是国际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一个焦点。面对周边领土主权争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宗教矛盾交织叠加的安全态势,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其次,目的不同。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不仅有经济目的,而且有政治目的。美国为向全球扩张、与社会主义阵营抗衡,迫切需要帮助西欧盟友实现稳定和复兴,并借拯救欧洲来发展自己。于是,借帮助西欧重建为名、行巩固自身全球霸主地位之实,通过带有附加条件的援助,在事实上造成美国控制西欧和西欧依赖美国的结果。而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要弘扬古代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探索新形势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模式。特别是推动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互联和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的互通,为沿线国家加强经贸往来创造物质基础和便利条件,在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续写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再次,参与的方式和手段不同。“马歇尔计划”是以美国为主导,通过《1948年对外援助法》,单方面向欧洲国家投资和输出产能的经济援助计划。这种援助建立在不对等的关系上,附加诸多条件,受援国处于被动接受与附属地位,不能自主决定经济政策。这一计划还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所谓“欧洲复兴计划”实质上是“西欧复兴计划”。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有关各国自愿平等参与,完全根据本国利益自主作出决断,各国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利互补,并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建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谋求互利共赢,分享发展红利。

近代以来的世界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西方大国武力崛起的“铁血史”。但是中国共产党决心领导人民破除“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不走传统的地缘政治对抗、突围、争霸的老路,而努力成为一个大国真正和平崛起的先例。

三、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伴随着经济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印中巴两走廊、欧亚大陆桥等众多范畴,大陆联系的重要性显著提高。如果说美日海上同盟是对冷战格局的延伸,那么“一带一路”则是对历史路径的回归。

历史上每一次创造性的连接都会产生区域关系的巨变。例如,自隋朝开凿大运河至宋代,一种以运河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诞生了,它将亚洲内陆贸易与沿海贸易连接起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黄河中心时代而起的运河中心时代。其实,运河连接的何止是商品和贸易,来自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文明、宗教和文化也渐次深入内地,中国文化的辐射力也由此达到了新的阶段。说到长城,实际上它起到的作用不仅是军事上的防御,在漫长的历史中也成为连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走廊,正是从这里出发,形成了一种以长城为中心的内亚洲叙述。在这一叙述中,长城既是两种文明的“互为边缘”地带,也是看待中国和亚洲历史的“中心地带”。而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从这些“互联互通”的概念中找到了超稳定的中心—边缘关系的战略构想。这是一种看待历史、看待现实以及看待区域关系和文化关系的新方法与新视野。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我们可以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互为中心、互为边缘的观察视角,从而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世界,改变各种中心主义的思想方法。

这种互为中心和边缘的历史观,就是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等级史观,不像历史上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那样,将世界视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其余地区为依附的等级体系。以“互联互通”为中心,也就是让不同区域成为相互依存、承认各自特性、同时又互为中心的体系。从这样的视野出发,那种只是将其他地区贬低为倾销场所或资源来源的做法,那种不懂得尊重多民族文化之间互为主体地位的态度,恰恰违背了“带、路、廊、桥”概念所负载的价值和意义。可见,这是一条超越冷战格局、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之路,一条突破近代以来形成的霸权体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条以深厚的历史文明及其近代历程为背景的、综合当代各种先进经验的继承创新之路。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尊重多样性平等的运动将经济生活纳入社会化的网络之中,而是任由市场关系主宰一切社会关系,“一带一路”就只能重复历史的老路,再一次进入支配、控制和破坏“边缘区域”的过程。

犹如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的交流走廊,而且也是精神交流的纽带一样,“一带一路”将要穿越广袤的陆地与海洋,连接起不同的民族、宗教、语言、习俗和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没有文化间的交往和交流,这一宏伟蓝图将难以成功实现;如果不能克服任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宰这一广阔的地区,这一计划也必将像以往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一样,因对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破坏而招致失败和报复。我们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不是一个以领土及其扩展为目标的帝国再造计划,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概念、以多重复合参与为基本内容的动态过程。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世界性实验,任何缺乏深刻和长远认识的经济计划、金融扩张和军事冒险,都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国外不少人在谈论“一带一路”时,都会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解决中国国内的生产过剩问题,另一个是金融的对外扩张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出现过的问题,如果陷在这个逻辑里,我们将很难取得成功。因此,“一带一路”必将是一个针对旧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发展模式相互连接的进程。

从世界范围看,亚洲和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相对滞后,如基础设施建设不联不通、联而不通或通而不畅,制约了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一带一路”分别从陆上和海上推进互联互通,拓展开放通道,能够使相关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深化区域合作,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带动沿线国家经济转型和发展。这既能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条件,又能向相关国家和地区辐射“中国红利”,实现战略机遇的有效对接、交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新格局,从而为世界经济的整体振兴插上强劲的翅膀。

习近平强调,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圆世界梦。“一带一路”将中国梦与世界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相关国家人民筑梦的战略纽带,它所追求的不是中国独享的利益而是各国共享的利益。这充分彰显了中国敢于担当的精神风貌和互利共赢的合作态度,有助于我国同沿线国家一道,推动政治、经贸、人文、安全各领域的合作再上新台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真正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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