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流浪记

年轻时做过一个梦，我的遥远的前世是一位青年将领，战死在西部沙场。奇怪的是，这个梦做过多次。场景不甚清晰，也不算模糊，就在一片戈壁滩上，千军万马杀成一团。我骑一匹深色战马，挺一杆长枪，率领士兵冲来杀去，最后只剩下我自己，被敌人团团包围。虽奋力拼杀，还是突不出去，最后中枪坠马，而且是肚子上左右连中两枪。我没觉得疼，只像棉花一样落到地上。在坠马的瞬间，我看到尸横遍野。接着一阵狂风掠过，大地一片空茫，只剩下我独自躺在那里，那匹深色战马仍然守在我身旁……

显然，这是一个英雄梦。不知是因为年轻时特别喜欢边塞诗，还是因为家乡徐州是个古战场，关于战争的记忆融进每一个少年的血液。但不管怎样，那个梦让我在很早以前，就对西部有了感情和强烈的向往。我想看看那是一个怎样神奇的地方，引得一代一代人在那里征战杀伐。“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唐代诗人卢纶的这首诗，描述的是战争，却没有血腥。一千多年过去，再读此诗，就只有诗的意境了，甚至能感到一种嬉谑。

西部已经是个宁静的地方。那里再没有刀光剑影。

山西黄河壶口

在黄河壶口

很多年后，我终于去了西部，而且是去一趟又一趟，有点收不住脚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我去过除澳门外中国所有的省市和地区，也去过近二十个国家，我几乎没写过游记之类的作品。特别是，能吸引我再去一趟并且是反复去的地方，只有中国的西部。

那真是一个诱人的地方，它淳朴的民风，神奇的山水，茂密的森林，广阔的草原，浩瀚的沙漠，纯净的蓝天白云，自由的飞禽走兽，乃至无边无际的荒凉和宁静，都叫我深深着迷。我喜欢一切纯自然的东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曾多次去过西部，有时是去讲课，有时是参加作家采风团活动。这种活动是有组织的，吃、住、行事前安排好，看的是当地一些著名的景点，时间也是定死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采风，能看到一些东西，但总觉不够尽兴，不够真实，只是浮光掠影。而最主要的感觉是不够真诚。对于西部，去的次数越多，就越是会有敬畏之心，越应有虔诚之心，如果只是像蝗虫一样掠过，就亵渎了这片神圣的土地。

我一直准备着一次单独的西部行，准确地说，是去西部流浪。我的计划是不住大城市，不和当地作协联系，不找人接待，不住豪华宾馆，吃、住、行一切由自己来。大方向是西部，但没有具体目的地，一路随兴，走到哪算哪。

2005年春天，我终于准备动身了，可家里人都很担心我的安全，毕竟这一年我已经五十六岁。再加上他们都没去过西部，印象中是个蛮荒之地，人也野性，如果发生争执，或者万一遇上个拦路打劫的，会出危险。我一再向他们解释，不会有事的，西部民风淳朴，人非常好处，不会有问题的。遇到麻烦，我会绕着走，不会和人发生纠纷。但家人还是不同意，说你如果一定要去，就要找个伙伴。没办法，我只好联系人，找了几个，不是有事，就是怕吃苦，或干脆就认为我这想法不切实际。五十六岁去流浪，太疯狂。后来，我想到一个人，就是无锡作家陆永基。陆永基是我多年的好友，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不算太多，却非常讲究，尤其他的文字，老到、沉静而富书卷气，就像他人一样，瘦高、白净，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如能同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陆永基也喜欢下围棋，水平比我略高，平日互有输赢，正好旅途可以打发时间。我打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他一口答应，而且极为兴奋。我当然更为兴奋，终于找到伴儿，可以成行了。

我们本来从春天约定，尽快动身的，却迟迟没有上路。原因是陆永基因为单位的事，一时无法脱身。当时，他还任职无锡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现在已是省作协副主席)、《太湖》主编，许多业务上的事主要靠他来做。时间一拖再拖，我在南京等得心急火燎。转眼时间已到了夏天。终于，我打电话告诉他，我要先动身了，你抓紧时间处理手头工作，随后来追我吧。永基连声说抱歉，说本夫兄你先走，我随后就来。

2005年7月7日，我终于踏上了西行之路。

2005年7月7日　阴　无雨　22℃

选择今天西行，真是一种巧合。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是一个国难纪念日。这几日看电视，全是这类内容。内心极不平静。六十八年前的今天，卢沟桥的枪声彻底击碎了和平的梦想，华北之大，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岂止是书桌，老百姓平静的日子也没有了。这一天，也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崭新一页。那时的中国何其羸弱！今天的中国还说不上多么强大，但没有谁敢轻易向中国进攻了。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自诩为世界公民，好像一说祖国，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世界大同，没有了国家的概念，当然最好，但问题是国家还在。一个人的命运和自己的祖国无法分开。一些人想做世界公民只是一厢情愿。美国插手全世界的事，并不全是好心，他们考虑的首先是美国的利益，这是极明白的事。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我是有祖国的，国之不存，家破人亡。常听父母亲讲起他们年轻时逃难的情景，日本人来了，一日数逃，在麦田里爬行几里地，衣服膝盖都磨破。一头牛来不及牵走，被日本人打烂肚子，拖着肠子到处跑。赵家祠堂被日本烧过三次。十几个人被杀死，有的妇女被强奸，所以父母都特恨日本人。去年雅典奥运会，母亲来南京，老人家已八十八岁，晚上睡不着觉，就陪我看电视。奥运会柔道比赛时，中国女选手把日本女选手摔倒，赢了比赛。我指着画面讲给母亲听，她高兴得直拍手。第二天中午，我下班回家，母亲兴奋地告诉我：“今儿又把日本人撂倒一次！”我问怎么回事，妻子说是电视台复播昨天的画面，讲给她听，她也不懂，坚持说又撂倒一次。晚上再次重放，母亲指着画面喊起来，说：“乖！又撂倒一次。”一日撂倒日本人三次，母亲高兴坏了，弄得一家人哭笑不得。

六十八年并不遥远，中国人当记得。前不久给《上海文学》寄去一篇小说《石人》，就是抗战题材的，大约发在今年第六期。结尾处写六十年后才发现，当年幸存的石人在山洞里凿出几百幅浮雕，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六十年尘封山洞里，这仇恨埋得太深了。中日关系如何改善？这是一段绕不过去的历史。

酝酿已久的西行，今天终于开始了。从南京乘飞机抵达西安咸阳机场。我没去西安，登上一辆大巴，直奔咸阳，仿佛一头扎进历史。

咸阳其实显赫，当年曾是秦之国都。九时半到咸阳，拉着行李箱转了一圈，找到一家旅馆，每天一百元，不算太贵，但比我预想的标准要高一些。我就想住这样便宜的旅馆。住下后略一洗刷，即出门在城中转游。先游了老街。所谓老街，已不见先秦踪迹，只是一些清末建筑。街上有一家博物馆，进去参观了一下，有从长陵(刘邦墓)附近挖出的大批小兵马俑，还有一些秦砖秦陶，十分震撼。

下午打听想听一场戏。我酷爱豫剧。家乡丰县有梆子剧团，和豫剧同宗同源，只是曲调更高亢一些。其他角色都差不多，只红脸、黑头唱法不同。豫剧是本腔，梆子戏是假嗓子，听起来更勾人。我家乡丰县曾有个著名演员叫谢茂坤，就是唱大红脸的，生活中也是赤红脸，酷似关公，解放前就在苏鲁豫皖交界的几十个县极有名气。那时没有麦克风，全凭一副好嗓子，在露天野台上唱，能传出几里远。过去叫听戏，就是听。后来才叫看戏，因为多了灯光舞美。早先唱戏更重嗓音。谢先生也是身子凉，但嗓音绝对一流。他的红脸有膛音，就像后来的双音箱，宽厚洪亮，还有点沙哑，摄人心魄。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谢先生是梆子剧团团长，一个系统的，很熟，又因爱听他的戏，遂成忘年交。他的很多戏比如《生死牌》《潘杨讼》《肉丘坟》《单刀会》，我听过无数遍，几乎每一次都听得泪流满面。后来，我以他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绝唱》，也是我至今最得意的小说之一。

咸阳应当有豫剧团的。我知道常香玉、马金凤等豫剧名家，解放前就常在陕西、青海、甘肃一带演出，西部有大量豫剧观众。在街头一打听，果然，咸阳有个豫剧团。按照指点，辗转在一条巷口找到了，门口挂着咸阳豫剧团的牌子，心里一阵高兴。伸头看看，大门内好像就是一栋宿舍楼，晾晒的衣服、管线乱七八糟的，不像个剧团的样子。一个看门的老人见我伸头探脑，就过来问我找谁。我连忙掏烟递上去，赔笑说不找谁，就是想问一下剧团今晚有没有演出。看门人一听这话，突然生气道：哪还有演出！早就不演戏了，只有单位请或者谁家有红白喜事才去演出，不像样子了。看来，老人对剧团的现状极不满意。我和他聊了一阵，告辞离开，十分遗憾。老一辈豫剧艺术家，除了常香玉、马金凤，还有陈素贞、崔兰田、闫立品、桑振君等等，可谓群星灿烂，当年何其风光。她们都有自己最拿手的剧目，比如常香玉的《红娘》《花木兰》，马金凤的《穆桂英挂帅》《花枪缘》《花打朝》，陈素贞的《春秋配》《三上轿》，崔兰田的《桃花庵》，闫立品的《秦雪梅》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今日豫剧团凋蔽至此，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去唱堂会，可叹可悲！

记到此，不由想起马金凤。我和马金凤先生曾有几面之缘。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还在丰县中学读书时，马金凤率团到县里演出，我就在晚上偷偷溜出校门，买一张别人的退票进剧场听过她的戏。当时她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到八十年代，家乡丰县梆子剧团老演员已相继退休或去世，又招了一批小演员，我当时还参加了招聘选拔，剧团也改名为小凤凰豫剧团，聘请马金凤为名誉团长。马金凤居然答应下来，并亲自到县里祝贺。我那次也参加了接待。当她得知我是个作家时，当即请我为她写一出现代戏。如上所说，马金凤有三出保留剧目：《穆桂英挂帅》《花枪缘》《花打朝》，都是古典戏曲，她一直想排一出现代戏，可惜没有合适的本子，见到我，竟急切发出邀请。我也是一时被她的老天真和热情感动，就一口答应下来。但后来，我却到底没有写，一是因为实在太忙，二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题材，可我却并没有忘了这件事。如此又过了多年，我已全家定居南京。有一次听说马金凤来宁参加一个艺术节，我也应邀参加艺术节，专门去看望了马金凤先生。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依然身体很硬朗。见到我，居然还认得，双手抓住我的手，把家里大人孩子问了个遍。河南人说话亲切，一时让我感动异常。她没有再提为她写剧本的事，不知是她当时随口一说，事后忘了，还是不想让我难堪，但我心里却很惭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感到欠了老人家一笔债。作家写剧本，早有先例，只要熟悉戏曲，是完全可能的。至今，我想写一出戏的愿望也没有泯灭。马金凤的《穆桂英挂帅》就是江苏作家宋词先生为她写的。五十年代，梅兰芳先生把这出戏移植改编成京剧，并收马金凤为徒，成为戏曲史上一段佳话。

在咸阳街头转了半下午，看看街景，看看行人，没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任何人，心里十分轻松。和江苏的城市比起来，咸阳有些陈旧，但我喜欢这种感觉。

晚饭吃一碗鸡汤刀削面，三元。

晚饭后我没急着回旅馆，到广场上转转。出来乘凉的市民很多，男女老少都有。我坐下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聊天，这人敞着怀，光头发亮，手拿一把芭蕉扇不停摇动，还是满头大汗。其实今天并不太热，不知他怎么会热成这样子。闲聊了一会，无意间听他说，今夜咸阳城内渭河来水，显得极振奋的样子。我在南京住久了，从来没觉得水是问题。就问他，渭河没水吗？那人“嗨”一声，说干了多年了。这一问，就露了马脚，他意识到我是外地人，说你是从哪来的？我说从南京来。他突然提高嗓门，说南京好地方啊！我说你去过南京？他说我是货车司机，去南京下关送过货。这一下我们两人亲切起来，又闲扯一通。告辞时，他大声喊道，夜里两点，去看渭河放水啊！会有很多人去的，热闹！我回头说：我一定去！

在外转了一天，回房间洗个澡，又看一会电视。开始写这篇日记。

头一天新鲜，写得有点长了。

此时已是夜里十二点。那个光头伙计说夜里两点渭河来水，真会有那么多人去看吗？

看来，不能睡了。睡过头就赶不上热闹了。

2005年7月8日　阴

今天醒来时，已经九点多。

夜里一点，我就出了旅馆。女服务员问，这么晚了，还出去干什么？我说听说凌晨两点渭河来水，我想去看看。女服务员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一听我说去看水，就笑了，说你是外地人，也对这事感兴趣呀。原来她也知道渭河放水的事，就热情告诉我怎么走，还送到大门外指点方向，说不远的，走三里多路就到了。

我沿她指的方向，往渭河走去。一路上竟发现不少人也往那个方向走，越走人越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猜想大概都是去看水的。心里有些感动和激动。没想到水在咸阳居然会这么重要。按说陕西水源还是很丰富的，地处黄河中游地区，有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和泾河，有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但在平日的印象里，陕西就是个干旱缺水的地方。咸阳在渭水之北，九嵕山之南，山水皆阳，故称咸阳。古人以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若以水为参照，则正好相反，水之北为阳，水之南为阴，如江苏的江阴就因在长江南岸得名。陕西的渭水和泾水是两条古老的河，泾水是渭水的支流。历史上泾水浊，渭水清，故有“泾渭分明”的成语。现在看来，差不多中国所有的江河都成浊水了。渭水还成了一条枯干的河，所以水才显得这么重要。不论一片土地还是一座城市，如果没有水，的确就没有了灵气。咸阳普通百姓这么看重渭河来水，就非常能理解了。

我赶到渭河边时，差不多已是凌晨两点。两岸朦胧的天光下，站着成千上万的百姓。大家都在等水，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不大会儿，随着一阵呐喊声，终于来水了！我赶忙挤到河边，隐隐看到一股巨大的水流出现在河底，虽说不上汹涌，却也很有气势。隐隐还能闻到一股土腥味，大概是河底被水流激荡的结果。人群一阵阵欢呼，接着听到一阵阵鞭炮声。人群骚动起来，许多人跟着水头跑，我也不由自主跟着跑起来，大声欢呼：“噢噢噢噢！……”说真的，我的眼睛湿润了，那一刻，我觉得我也是咸阳人。

昨夜，我跟着奔腾的水浪，跟着欢呼的人群跑了足有几公里，直到满身大汗，两腿发软，才停下来。回到旅馆，觉得十分尽兴，比现场看一场足球赛还过瘾。因为出了一身汗，想洗个痛快澡，却忽然有些舍不得用水，只接了半盆水擦洗一下，就上床睡觉了。

起床洗刷过后，去外面街头吃了四根油条，一碗豆浆，不到两元。

今天打算去长陵看看。长陵是两汉开国皇帝刘邦的陵墓。以前来过西安，看过兵马俑，去过茂陵，去过乾陵，也看过大雁塔、西安碑林。这次单独来咸阳，我必须先去长陵，因为刘邦是丰县人，是我老乡。我的老家赵集村和他的老家金刘寨，相距不过七八里路，金刘寨仍然保存着刘邦爷爷的祖坟，由刘氏后人守护着。是一座土坟，后来由刘家人加一圈砖头围上，还是很朴素。据说以前这座皇陵也是很气派的，有石人、石马、石兽，排列很长，后来逐渐被毁掉了。

今天咸阳阴天，没太阳，也没下雨，很凉快。

大约十点，我叫一辆出租车带我去长陵。司机是个小伙子，一问正好也姓赵，路上就热乎起来。我问他祖籍，他说是祖籍山东聊城，从爷爷辈迁来陕西的，当时也是讨荒来的，至今四代，已和老家失去联系。我就给他讲了赵姓起源，又讲了刘邦的祖籍和故事，小伙子很惊奇，说你是搞历史研究的？我点点头，只好说是。

长陵距咸阳并不太远，大约也就二十多公里。但司机不熟悉路，因为长陵没有开发，一路走走问问，跑了不少冤枉路，才终于找到地方。我吃惊于咸阳对旅游开发的落后，也许这一带汉唐陵墓太多了，居然不当回事。但刘邦是西汉开国皇帝，长陵应是汉陵之首，无论如何也应当重视的，起码沿途也应当有个路标吧。车子绕来绕去，弄得我完全转向，又是阴天没太阳，已搞不清东西南北。终于找到长陵，竟在一片农田里。因为车开不过去，就把车停在公路边。我怕司机等久了不耐烦，就说你一定等着我，钱随你要。司机说没关系，我带你过去吧。我们一前一后径直朝长陵走去。是一条两米多宽的沙石小路，两旁是新出的玉米。走了一段沙石路，拐上一条田间土路，才到达陵前。居然杳无一人，完全是一座荒冢。这座陵寝历经两千多年，依然外形庞大，有四五层楼那么高，长一百多米，宽六七十米。问清司机方向，从东侧转到陵前，才远远看到一座碑形的东西，急忙走过去。在两棵树下的这座碑十分粗劣，上有“咸阳市政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立”的字样，用水泥做成的，看着十分寒酸。两汉第一陵被如此冷落，真没想到。这样一座恢宏的大墓如果放在其他地方，不知该怎样当宝贝呢。看来，咸阳的汉唐陵墓，的确有点太富有了。

我在心里说，老乡，没关系，我来看你了。其实，我和刘邦还算不上真正的老乡。根据家谱记载，我的祖先是五百年前才到丰县的。而刘邦是两千多年前的丰县人。刘邦是丰县人，世人多不知晓，都知他是沛县人。其实，《史记》上说得很清楚：“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沛是沛郡，辖地很大，包括丰邑。丰邑就是现在的丰县。后来刘邦做皇帝，为了让他父亲刘太公安心住在长安，还在长安附近新建了一座城池叫新丰，街道、房屋都和丰县一样，甚至把太公的老邻居都迁过去，把邻家的鸡狗也搬了去。至今西安附近还有新丰这个地方。这些在《史记》里都有记载。往大处说，刘邦是沛人也没错，但再具体一点，就应该是丰县人了。《史记》上说的“中阳里”至今还在。巧得很，我十三岁考上丰县一中，县一中就在中阳里。后来参加工作，在县城安家，家也在中阳里。我在中阳里住了近三十年。这次单独来咸阳，当然应当来长陵，看望一下这位布衣皇帝。

司机小赵溜达一圈回来，又退到玉米地里，帮我照了几张相。然后，我坐在陵前的荒草地上，静静地吸了一支烟。很想沉下心来像个哲人一样想点什么，甚至还盼着我这个老乡会不会弄出点什么灵异的事，让我感知一下。因为我知道刘邦生前行事，向来不同常人，丰县关于他的传说很多，都是精灵古怪的，可我总不能让心静下来。原因是司机小赵老在我身旁转来转去，虽然一路聊得很好，但毕竟是陌生人。关键是这里太荒僻了，到处不见一个人影，最近的村庄也在几里之外。我和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陌生人在这里独处，心里总还是有些忐忑。如果万一对方是个坏人，把我收拾在这里，不会有人发现。这时小赵提议，可以爬到陵墓顶上去看看。我想也好，站到高处，田野都看得见，会安全一些。再说，我也想感受一下陵墓的壮观雄伟。我们沿着一道坡往上爬，没有路，全是很深的荒草。他一直跟在我后头，让我的心一直松不下来，总怕他在身后给我一家伙。就不时停下来，喘着气侧身对着他。其实我是神经过敏了，小赵是个很热情的小伙子，根本就没有邪念。快到墓顶时，突然从草丛里窜出两只灰色野兔，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们也把兔子吓了一跳，它们一路跳着飞奔而去，转眼不见踪影了。

站在墓顶，视野一下开阔了许多，周围阡陌纵横，一马平川，气吞万里如虎。当年，刘邦只用六年时间，就打下了汉室江山。对于楚汉相争，历史上一直褒贬不一。我知道在文人中，褒项抑刘者居多，推崇项羽是一位失败的英雄，败于刘邦的阴谋诡计。对于刘邦，只认为他是一个流氓无赖。诚然，如果仅从道德的层面上看，刘邦有诸多污点，比如在被项羽兵马追杀的途中，把老婆孩子推下车；在项羽捉住刘邦的爹要烹吃时，刘邦面不改色，还要分一杯羹。刘邦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子，都有大可批判之处。但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如果仅从道德层面进行评价，就是剑走偏锋了。这让我想起近代的革命党人，为了不暴露身份，任敌人把自己的亲人折磨至死都不敢相认，甚至亲手参与用刑，亲手杀了自己的亲人、同志，比之刘邦在逃跑途中把老婆孩子推下车，还要过分得多，后人又该怎么评价？这些革命党人的行为无人指责，干吗要苛求一个古人？是的，革命党人是为了革命的最高利益，刘邦不也是为了打天下吗？至于“分一杯羹”的故事，则说明项羽比刘邦还要流氓，两人打仗，干吗要把人家爹捉去？还要烹吃了？如果从道德的层面上说，项羽杀人如麻，远比刘邦残忍得多。但历代文人却独爱项羽，实在奇怪得很。我想来想去，无非两个原因：一是项羽出身贵族，坐天下理所当然，杀人再多也算不上什么；而刘邦是一介平民，一个小混混，你争什么天下？中国文人历来喜攀龙附凤，缺少独立的人格，从屈原以降，其实都在追求认同感，不被当权者认同，就会哭天抢地，要死要活；被认同了，就会喜形于色，最大的理想也就是做一任宰相，从来不敢想做一个皇帝。你刘邦算什么？居然也敢争天下，讨厌！第二个原因就是一出《霸王别姬》闹的，英雄美人，生离死别，赚得文人涕泪双行。李清照有诗：“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其实，他不是不肯过江东，他太想过江东了，但被人指错了路，过不去也无脸过了。就是过了江东又怎样？结局还是会失败，因为他直到死都没明白自己失败在何处。死前还带数骑冲入汉阵，连斩数将，杀数十人，又向部下炫耀说：“何如？”之前，他还曾邀刘邦单打独斗。项羽只相信武力、暴力，连最重要的谋士范增也离开了他，且叹曰：“竖子不足与谋！”失势、失才、失人心，他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而刘邦知人善任，得势、得才、得人心，赢得天下，也就顺理成章了。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最重要的是要结合他在社会上的角色，看一个农民是不是一个优秀农民，要看他种田的水平；看一个科学家，要看他有何发明创造；看一个军事家，要看他的军事指挥艺术；看一个政治人物，要看他在政治上的作为。舍此而说三道四，都是不得要领。

其实，刘邦、项羽都不是完人，但都是反抗暴秦的英雄，都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不管后人怎么评价，他们都已经立在那里了。

我坐在高祖陵上浮想联翩，不知过了多久，猛然醒过神来，才发现司机小赵不知啥时已下去了，正坐在陵下的玉米地里等我。想起先前对他的戒备，不由一阵内疚。

离开墓地时，我对长陵鞠了三个躬，心里说，老刘，当年你从故乡起兵，征战数年，历尽艰险，打下汉室江山，最后在这里入土为安，你会觉得寂寞吗？你大概没有想到，中国因为有了你，才有了大汉民族，才有了历史上最伟大强盛的朝代。不论别人怎么评价，家乡人为你骄傲呢。我在中阳里住了三十年，屋后的五门桥那里，传说就是你小时指城为门，逃往沛地的地方，你真有那么神奇吗？我看有点胡扯。如今，我也已离开家乡，定居南京了，但故土难舍，还是常回去。你也常回家看看吧，说不定哪天遇上了，咱俩喝一壶。据说你酒量不错，那年还乡，你在酒后且歌且舞：“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你很豪情，也很伤感，历代帝王都是孤独的，却只有你有孤独感。行了，两千多年过去，别惦着那些事了，还是那句话，回老家，和乡亲们喝喝酒不是很好吗？好了，我要走了，有机会再来看你。

回到咸阳，已是下午一点。大女儿允芳打来电话，还是担心我的安全。我说没事，会注意的。吃完午饭，已是两点多。因昨夜没睡好，饭后补了个觉，一觉睡到了六点半。晚八点吃晚饭，一碗羊肉泡馍，十元。够饱的，只是火气太大。回到旅馆，泡一杯红茶消火，今晚又准备熬夜了。昨晚看新闻，知道今夜两点，刘翔要在罗马黄金大赛和约翰逊比赛一百一十米栏，现场直播，要看。刘翔能赢吗？这是个好玩的事。

晚上看电视，说昨日在新加坡奥委会上，伦敦刚刚夺得2012年奥运会举办权，今日伦敦却发生了一场大爆炸，地铁多处连环爆炸，已死五十多人，伤数百人，恐怖分子太可恶了。伦敦悲喜两重天，这个世界一天也没安宁过。

补记：在从长陵回咸阳的路上，司机小赵走了另一条路，有一段是沿陇海线走的，陇海铁路旁仅仅十来米处，有许多大坑。小赵说，这些大坑都是当地农民取沙挖成的，上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距铁路这么近的地方取沙挖坑，严重损坏了路基，会有安全隐患，当地政府怎么不组织人修好呢？小赵感慨道：农民觉悟太低。

经过一个小镇时，我让停车，买了三元六角钱的鲜桃。这桃真好，看着就想吃。临离开时，卖桃的女人又拿给我一个大的，足有四五两重，说再给你一个吧。这也是农民。

2005年7月9日　阴

我仍在咸阳。陆永基还没有来，我得在这里等他。

十二时半，突然接到苏州方面电话，说陆文夫已经在今天早上六点多去世。这个消息在意料之中，但还是觉得伤感和痛惜。

前几日，曾去苏州专程看望了陆文夫老师，同去的还有江苏作协其他几位领导。陆文夫躺在医院里，因大量使用激素，整个人已变形，原来枯瘦如灯草的他，躺在床上显得十分胖大，几乎大了一倍，脸也变形了，几乎认不出，手腕胳膊上的毛细血管扩张，一片片殷红。另有大片皮肤发黑，红一块黑一块，十分吓人。原来那么清秀的一个白面书生，竟变成这种模样，不由一阵心酸。他头脑尚清醒，还认识人，见有人看他，有些亢奋，不停地说话，且说了一些风凉话：“噢，你们都是作协领导，来看我了，没什么，昨天市委领导还来看我呢，我不在乎，有什么？”我不知道陆老师怎么了，怎么会说这些孩子气的话，这不是他一向的风格，看来脑子还是有点乱了。几个领导有点尴尬，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话。大家站了一会，又说些安慰的话，他倒一言不发了，闭上眼睛，好像睡着了。记不清谁说了一句，别打扰他休息了，咱们去医生那儿问问病情吧。说着就走了出去。我没走，说你们去吧，我再陪陆老师坐一会。另有一位党组成员成正和看我没走，他也留下了，说我也陪陪陆老师。当时我想，还问什么病情？都成这样了。再问已没有什么意义，看他这样子，时间已经不多了。

陆文夫床前有一个方凳，我拉过来坐下，静静地看着他。成正和就站在我身旁，也看着他。成正和是老作协的人，那时作协还属于文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协和文联分家，单独建制厅级单位，他也随了过来。他在作协的资格比我老，和江苏老一辈作家艾煊、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早有交往。成正和早在六十年代就很有创作成绩，还参加过六十年代的全国青创会。他长期在办公室工作，用他的话说一直在为这些老一辈的作家服务，有很深的感情。他留下来和我一起陪陪陆文夫，是出于真情实感。其他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都是行政领导，他们和老一辈作家的感情是不一样的。陆文夫病倒后，我曾几次单独去苏州看他，有时在医院，有时在他家里。感到他的状况一次不如一次，那时就有不祥的预感。现在病成这样子，只是在等时间了。看着他，自然就会想到高晓声。陆文夫和高晓声一直是江苏文坛双璧，几乎不可分离，曾经被打成右派，至今几十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高晓声已先他走了。那次高晓声从海南过冬回来，要去苏南看看，我给他派一辆车，没想到他突然病倒在常州，而且一下病危。我夜里十二点接到电话，连夜赶去，凌晨三点赶到常州，他已昏迷不醒。后来虽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来，几天后就去世了。

我在床前刚坐一会，陆老师就醒了，也许他刚才根本就没睡着，只是太过疲倦，小眯一会，也许刚才他已懒得说话，佯装睡去。他睁开眼，看到我坐在床前，嘴唇哆嗦了一下，我赶忙探身握住他一只手。他微微侧转脸，定定地看着我，足有几十秒，突然缓缓流出两行泪水。和陆老师认识二十多年，生活中我还是第一次见他流泪。生离死别，我也忍不住流出泪来，身旁的成正和哭出声来。我怕悲伤的气氛加重他的病情，赶忙擦干自己的眼睛，从他枕旁拿起几张纸巾，为他擦拭泪水，可他一直泪流不止，擦干了又流出来。我明显感到，他握住我的手在颤抖着用力。他仍在目不转睛看着我，忽然用微弱的声音问我：“本夫，你多大了？”我忙回答：“陆老师，我五十六岁了。”陆文夫轻叹一口气说：“你也不小了……要注意身体，少喝酒，我就是以前太不注意了……”他仍然看着我，似乎还有话说，却嘴唇哆嗦一阵，终于没说，泪水却又流出来。原来陆老师并没有糊涂。其实那一刻，我已知道他想说什么，却又无从表达。我也不想让他再说出来。此时此刻，陆老师的泪水已把一切都说明白了。

二十多年来，我和陆文夫老师并无太深的私人交情。当然，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这也是江苏文人的特点，大多是君子之交，何况我们不是同辈人。我1981年走上文坛时，他已誉满天下。江苏有一批老作家，是江苏文学的脊梁，他们做人的准则、文学的观念，都有很高的品质，足以令我敬重。不管后来发生多少事，我对他们统统执弟子礼，感情上从没有疏远过。他们曾联手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并深刻影响了下一代作家群。1985年，江苏作协召开全会，那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会，全省四五百会员没有选代表，而是全来了。那是一次真正民主的大会，先选出理事，再从理事中选出主席、副主席。当时的省委领导只在隔壁房间等候结果。

选举理事会比较顺利，选主席、副主席就争论大了，选谁做主席，选谁做副主席，选多少个副主席，都有很大争议。理事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言词激烈，争论不休，毫无避讳。当时主席人选有三位，一位是老主席艾煊，他是老新四军战地记者出身，解放后一直在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工作，是文学界的领袖人物，被打成右派后，被下放到太湖西山劳动改造，平反后又回到省文联省作协。艾老是个老大哥的角色，为人宽厚、包容，极有长者风范，而且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苏一位重量级的作家，小说、随笔、散文有一千多万字，数量惊人。特别是他的散文更为文坛称誉，当年他的散文《碧螺春讯》获得广泛称赞，好评如潮，被文坛誉为“艾江南”，由他编剧的电影《风雨下钟山》轰动一时。艾老继续当选顺理成章。第二位呼声较高的主席人选是顾尔镡。顾老以随笔、散文、戏剧见长，八十年代，他的电视剧《严凤英》风靡全国。顾尔镡刚正不阿、追求真理的性格也为大家所钦佩，推选他当主席，文学界当然也是很拥护的。第三位呼声很高的主席人选就是陆文夫，当时陆文夫已连续几届在全国小说评选中获奖，名气最大，又已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由他兼任江苏作协主席自然是合适的。结果，理事会上吵成一团，那时大家都无私心，敢于当面发表意见。我因初涉文坛，对情况完全不了解，人也不熟，又是个年轻人，没我说话的份，就一直坐在那里听。当时主持理事会讨论的是陆文夫，他一直站在那里，会场完全失控。会开了一下午没有结果，晚饭没吃，也不休会。后来还是陆文夫、顾尔镡宣布退出主席人选竞争，目标才集中在艾煊一人身上。这时大家才觉得，还是艾老继续当主席合适，他儒雅、宽厚，不事张扬的性格及他文学上的成就，都让大家服气。其实，理事们争论半天，只是因为选择的艰难，三个人都太优秀了！主席候选人定了，又讨论副主席人选。光是选几个副主席就又争论了好久，有人说只选一个副主席就行，越多越不团结。有人说应当多选，上海就选了十九位副主席，江苏文学力量不比上海差，应当多选一些。争来争去，最后决定先就选几个副主席投一次票。结果定下来选六个。正式投票后，艾煊顺利当选主席，副主席选出六位，我也意外当选。全部选举结束，差不多已到晚上十点，晚饭还没有吃。

1985年冬，我当选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1986年春，作协在扬州召开理事会，和陆文夫、高晓声、叶至诚、顾尔镡等一起合影留念。

两年多后，到1987年，省里曾有动议，调我到南京驻会，做专职副主席。但艾老闻讯后不同意，认为我是个写小说的好材料，到省作协来工作，陷入行政事务，就把一个好的作家毁了，这是对一个青年作家真正的爱护。当时我虽然工作关系已调到省作协，但还在老家丰县生活。他怕我不理解，就写了一封信，让我来南京一趟，他要当面和我谈。这件事毕竟牵扯到一个年轻人的未来，如果到省里来，就是厅级干部，这对许多人来说，毕竟是个很大的诱惑，他也想了解一下我的志向。为了能说服我，艾煊还把陆文夫从苏州请来，一块儿和我谈。谈话很顺利。因为那时我虽初涉文坛六七年，但创作势头很猛，继1981年以处女作《卖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又发表了《绝药》《绝唱》《涸辙》和引起很大争议的《“狐仙”择偶记》等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刀客和女人》《混沌世界》等，都在文坛引起了很大反响。我刚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在北京充了电，正雄心勃勃一门心思在创作上。对于到省作协当领导，既无兴趣，又担心害怕。

作协是个文人聚集的地方，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江苏文化主要指江南文化，我这个苏北人去那里，会面临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艾煊、陆文夫和我一谈，我就接受了，决定不来省作协坐班，安心写自己的作品。对他们劝阻我来作协，我不仅没有反感和抗拒，反而很感激，完全理解他们对年轻作家的爱护和厚望。陆文夫就告诉我说，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曾两次到南京来，两次都栽了跟头。他说，你看我现在还是住在苏州，不到南京来了。他还高度评价了我的短篇小说《绝唱》，并且兴奋地谈起我刚发表在《钟山》上的一部中篇小说《涸辙》，他说这部小说我看了，很独特，很厚重，这样的小说我就写不出来。你在创作上潜力很大，还是回丰县安心写东西吧。艾老也这么说。我知道他们都在鼓励我。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同，他们的作品我同样写不出来。但毕竟得到他们这么大的肯定和称赞，我真是十分激动。

当天在艾煊家里，他拿出一瓶洋河大曲，让家里人炒了几个菜，请我吃了一顿饭。艾老不喝酒，一斤洋河大曲就由我和陆文夫分喝了。当天夜里，我就乘火车回老家去了。

但三年后，即1990年，江苏省委还是决定调我来省作协坐班，任专职副主席。当时省委组织部通知我来南京，安排住在西康路省委招待所。第二天早上九点，分管文教的省委领导来到我的房间，谈了省委的决定，并征求我的意见。他没想到，我会一口回绝。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曾多次来省里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参加理事会和主席团会。我说自己感觉现在创作势头正好，想趁年轻多写点东西。省领导也谈了一些作协的现状，并没有要我立刻答应。他很有耐性地听我谈，特别专注地听我谈一些创作上的设想。如此聊了三个小时，结束了当天的谈话。本以为他会让我回丰县，没想到临走时，他说你别忙回去，再住几天，我明天有事，后天我们再谈。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丰县五门桥家中写作

第三天早上九点，领导又来到我房间，这次他只听我说了不到十分钟，就不让我说了，只说你的意见和愿望，我都听过了，但你还是要来，省委已经决定。你想写东西，我支持，可以半天上班，干几年就解放你。我没想到，前天上午白和他说了三个小时。谈话到这个地步，我已不能再坚持拒绝，只好答应下来，条件是三年后你得放我回去，他也爽快答应了。

但三年后，我并没有走成。转眼间，到作协坐班十五年了，虽有思想准备，还是没想到会目睹和经历那么多事！让我感动的是，文学界的朋友们一直在鼓励和支持我。但我还是深感心力交瘁，在十多年间曾先后向省委领导打过多次辞职报告，都没有得到批准。我真的太想离开了。说实话，这次西行流浪，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就是想借机远离作协大院，哪怕几个月也好。我不要管人，也不想被人管。人生难得自由身啊！

那天在病房里，我极力安慰伤感的陆文夫。我说，过些日子，作协要办青年作家读书班，大家想见见你，到时请你去给青年人聊聊天。陆文夫轻轻摇摇头，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没时间了。”说着又流出泪来。那一刻，是一种生离死别的伤感。他显得极为脆弱。他休息一会，又忽然问道：“张成在干什么？”张成是作协一位老驾驶员，过去很多年，陆文夫往来南京，很多次是由他开车接送的。我告诉他，张成很好。陆文夫点点头。看来，他是想念故人了。他还是很念旧的。躺在病床上，他一定想起过很多人，回味过许多事。回南京后，我把陆文夫老师的话告诉了张成，张成很感动，说我会去看他的。

这么多年，江苏老一辈最优秀的几位作家大都相继走了，方之、叶至诚、顾尔镡、艾煊、高晓声。现在，陆文夫也走了。

早上接到苏州方面电话后，省作协又给我打电话，告知陆文夫去世的消息，我问追悼会怎么开，对方说肯定在苏州，我说我在咸阳，就不回去了。我想，那一次在苏州，我已和陆老师诀别。

陆老师，记得1992年，叶至诚先生去世，我们送别他后，从墓地回来，在招待所喝了一点酒，当时你曾对我说，本夫，下次你该送我了。我说早呢。转眼十多年，你真的走了。陆老师，你驾鹤西去，而我此时正在西部的咸阳，就在这里为你送行吧。谁说“西出阳关无故人”？方之、叶至诚、胡石言、顾尔镡、艾煊、高晓声，等等，你的老朋友们都在等着你呢。我相信，你们会在天堂重聚。

因为陆文夫老师去世，心情不好，一天没有出门，浮想联翩，写下这些片断回忆，就算对他的怀念吧。

2005年7月13日　晴

仍在咸阳。

这几天跑了不少地方。阳陵，汉景帝墓，馆藏十分丰富。看了汉景帝墓的阙门遗址。阙门已毁，只留土堆，中间有木柱，明显是焚毁的痕迹，看了惊心动魄。汉景帝也是一个有为的皇帝，历史上有“文景之治”。从阙门遗址，也可看出当年的雄伟壮观。

当日又去看了咸阳宫遗址，也是一片荒草黄土。这里地势很高，到处是破碎的砖瓦，走在上头磕磕绊绊，弯腰捡拾了三片秦瓦拿回来。这也是古董了。当地遗址太多了，这里居然没有保护，也没人看管。次日去了泾阳、三原县。在泾阳看了大地原点。所谓原点，就是中华大地的中心。我不知道怎么测量出来的。外有建筑，内有原点，拍一张照片。又去看泾阳宝塔。登塔。十三层砖塔，高87米，爬上去，气喘吁吁。登高望远，关中一片葱茏。据介绍，空气明澈时，可以看到西安的大雁塔。可惜今日天气混沌，没法看那么远。下了塔，一身大汗，坐在塔下，小憩片刻。下午去三原，看城隍庙。三进院，保存十分完整，据说是全国保存最好的城隍庙。砖雕、木雕极为精致。中间有石牌坊，这在西部不多见。最有趣的是，牌楼木雕一角有一只小白兔，庙前栏杆上有一只小石猴，遥相呼应。据猜测，可能是当时两个匠人的恶作剧。木雕匠人不能留名，又心有不甘，就雕了一只小白兔，此人可能姓白，属兔。而石雕匠人可能姓石，属猴。这么隐蔽地刻下自己的姓氏属相，也算千古留名了。墙壁上有岳飞字，不知真假，是那首有名的《满江红》，字体饱满大气。拍了几张照片后，又去看于右任纪念馆。三原很有文脉，于佑任即三原人。当代还有作家白描，诗人雷抒雁。这二位我都熟悉。白描曾是《延河》主编，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小说《祖先的坟》好像就发在《延河》，后由《小说选刊》转载，居然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那时文学多狂热啊。

咸阳地厚，文化历史积淀太多，估计看个遍得几个月。光咸阳就埋有二十九帝、二十八陵(武则天和丈夫合葬)，还有陪葬墓，不知名的汉唐人。出咸阳，关中大地不时就有座土山。汉墓多庞大，呈斗形倒扣，十分威严。周文王、周武王也葬在此地。萧何在此也有一些遗迹和传说，还有个萧何墓。据说萧何墓有几处，汉中也有一座，只不知萧何究竟埋在哪里。又是老乡。萧何是丰县人，萧何宅在丰县东城河边上，距我原来住的地方也就二百多米。这次在咸阳大概来不及寻访萧何遗迹了。家乡的萧何宅其实已了无痕迹，但根据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都在中阳里，和刘邦家相距很近。

上世纪七十年代，县里要在萧何宅立个碑，但具体位置一时难以确定，上至县委领导，下至平民百姓，大家七嘴八舌，没个定论。后来说还是由专家说了算，就请县博物馆馆长王荣生来定。王荣生先生是省考古协会会员，自然算个专家了。王馆长鹤发童颜，好读书，喜博古，很受人尊敬。接到任务后，王馆长来到城河沿上，背着手来回踱步，口中念念有词，时而停下做思考状，做环顾状。城河两岸数百人围观，鸦雀无声。突然，王馆长又走，一阵急行，似乎发现了什么，倏然停下，一个猛转身，用脚尖往地上一点：“就是这里！”几百人先是一愣，凭什么就是这里？但接着掌声雷动。当然就是这里！人家是专家，谁能说不是这里吗？不久，就在这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萧何宅”三个大字。只是石碑不大，像个拴马桩，沿河临街。少有人拴马，倒是农民进城，常有人把毛驴拴在上头，然后转身进城买东西。毛驴看主人走了，一着急，便“啊哈啊哈”大叫起来。我和王馆长是好朋友，后来问他，王夫子，你装神弄鬼的，怎么就断定萧何宅在那里？王夫子朗声大笑。后来，我调南京工作时，王荣生还赠我一部《辞海》，至今仍在案头常用。

在咸阳已待七天，意犹未尽。

今天下午四点，陆永基终于从无锡赶来。非常高兴。往下旅行，可以有个伴了。二人商定，明天就去延安。我们二人都没有去过延安。在中国近代史上，延安无论如何都是个绕不过去的地方。

别了，好望角。好望角是我在咸阳住宿的旅馆。

2005年7月15日

昨晚六时半到延安。

从西安一路过来，坐长途汽车，用了七个小时，十分劳累。但一路走来，过秦岭，看陕北风光，感觉比预料的好。在过去的感觉里，黄土高原就是裸露的黄土，可是看过来，都是郁郁葱葱，起码路两旁看到的是这样，只是不知高原深处如何。槐树较大较多，这让我感到亲切。我的家乡苏北也多槐树，我老家院前院后就栽了很多棵。三年困难时，我就吃过很多槐花槐叶，槐花至今仍是美味，我每年都会想办法从城外搞一些槐花来吃。槐叶不能多吃，吃多了会浮肿。但它们都是能救命的。

途经黄陵县，停车上厕所。黄帝陵在不远处，但没时间去看，可惜了。停车十分钟，见附近有卖小吃的，又和陆永基各吃了一碗豆腐脑，填填肚子，跑了那么久，很饿了。在西安上车前，永基把钱包和身份证丢了，也可能上车前被人偷了。永基心情很不好。我安慰他，破财人安乐，肯定消解了一个不好的东西。渐渐，他心情好了一些。进延安前，一路看到很多窑洞，有四十里铺的标记，都是过去在电影和书画中看到的，竟有些熟悉亲切和激动。路上沟壑纵横，当年战争时，共产党在这里做根据地，真是再合适不过，哪条沟里都藏得千军万马。在千沟万壑中，偶有一条河，也就是一条小溪绕来绕去，水碧绿，阔不过丈余，真想下去洗个澡，这水太清澈太诱人了。

六时半来到延安长途站，出门看人很多，这里好像还是郊区。看到的人穿着很鲜亮，并不土气。几个拉三轮的人跑上前来，抢着拎包，要送我们到住处。一个人比较快，拿上行李就要走，好像抢东西一样。永基怕不安全，让那人放下行李，给了他一块钱。那人却说应当给五块，问他为什么，他说帮你们拿行李了，就得给五块。这就有些刁蛮了。刚到延安，为了不惹是非，只好给了他五块钱。

后来，我们还是坐了一辆出租车，进城找地方住。出租车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看到了刚才那一幕，替我们抱不平说，这些人太没素质，沾手就要钱，尽丢延安的人。他这么一说，我们就感觉延安人还是厚道。司机很热情，问我们住什么级别的宾馆，我们说便宜干净就行。车开了一段路，他拉我们到一个招待所，说这里就便宜，也干净。车停门外，永基进去看看房间，问了价格，不大会儿走了出来，后头还跟着一个少妇，也就不到三十岁的样子，很高，皮肤白净，人很热情，走到车前说，她这里已没有房间，可以介绍我们到另一个地方住。说着看了司机一眼，有些异样。我说我们还是自己找吧。上车又走。不料开出一段路，司机说这个女人我睡过，还倒贴钱给我。我们好奇，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和她曾谈过对象，谈过几个月，头一个月就把她睡了。她很喜欢他，经常给他买吃的，买衣服。但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各自和另外的人结了婚，都有了孩子。正因为有那一段交往，他经常为她介绍客人住宿。永基开玩笑说，你们旧情未断啊。司机连忙说，那倒没有，断了就断了，她有点恨我，见了也不说话，可我还是帮她拉客人。人嘛，得讲点良心。司机又炫耀说，我现在的老婆比她强，有一米七高，人也漂亮。

在车上说着闲话，司机又拉我们跑了一些地方，不是客满，就是价钱太高。我们之前就有约定，一定不住大宾馆，有张床就行。出来就是吃苦的。后来，我们终于住进“建设宾馆”，一房一天一百四十元，两张床，有点贵了，但已经跑了太多地方，实在找不到更便宜的，坐一天车也累了，先住一晚再说。

住下简单洗洗，两人外出吃饭。打听到不远处有大排档，这一带算是繁华地段了。大排档是露天的，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足有上千人在吃饭喝酒，气氛实在热烈。我们找了一个空桌，点了几个菜，要了两瓶啤酒，边吃边喝边聊，置身上千人的大宴会场，像参加一个大型喜宴。但饭菜要的有点多了，没有吃完，有点可惜。我们笑着说，以后可不能再浪费了。其实，这顿饭就花了十几块钱。我们忽然变得十分小气。

回到房间，余兴未尽，陆永基拿出围棋，我们又下了三盘棋。他的水平比我高一点，可这次他连输三盘。

今早八点起床，九点下楼吃早餐。早餐是免费的，每人两碗小米稀饭，一个鸡蛋，一碟咸菜，一碟醋爆绿豆芽，吃着很可口，又花一元钱要了两小块腐乳，就着馒头吃下，大饱。饭后二人去逛街，看到延安的街景，十分热闹，远处有大山包夹着。当年闻名遐迩的延安，就在眼前，就在脚下了。两人相跟着溜达，天高皇帝远，心情放松。多少年在工作岗位上，从未有过如此轻松的心态。

我们决定重找一家更便宜的地方住。跑了四五家，时常要爬楼，五六层高，气喘吁吁，不是房间太脏，就是光线太暗，价钱多在五十元左右，倒是不贵。终于没看中。回到住处，隔窗看到不远处有一家客栈，在一条小巷里，很安静的样子。两人喝点水，又下楼，直奔小巷那家客栈。楼道很脏，还有些积水，一直上到五楼，忽然干净起来。客栈很小，但收拾得还可以。看着房间，有空调，仍无窗户，也无卫生间，洗刷上厕所都在外头公用。主要是干净，就要了两个小间，每间大约五平米左右，摆一张床，一个小桌，一张椅子。每间五十元。老板是个三四十岁的女人，也收拾得很干净，热情地带我们看这看那，说我们这里绝对安全，整个延安治安都很好。我不会用卡，身上带了一些现金，安全当然是重要的。当即去住处退房，搬了过来。服务员已重新打扫过，里外收拾一新，感觉上很舒服。永基因丢了身份证和一部分钱，一直有些懊恼，此时心情大好，给无锡家中打电话，要家里补办一个身份证寄来。出门在外，没有身份证太不方便。这两次住宿，都是给人家说明情况，只用我一个身份证登记的。

一切弄好，又到午饭时间。我们外出到延河边，宝塔山下，找一个小馆子，各吃一碗面，要一碗羊杂碎，是那种带毛的羊肚，有点膻味，永基吃不惯，大部分都让我吃了。我的家乡以养羊闻名，从小就吃这东西。我说你得适应口味，陕北羊肉多，不然会饿肚子。饭后沿延河散步一会，河里水极少，一点细流在淌。

决定午睡。忙活一上午，有点累了。

补上这篇日记，流水账而已。

2005年7月16日

清晨五时半醒来，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房间里仍是黑洞洞的。小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照明。只能从门缝里透一丝亮光，觉得很憋闷，空气流通不好，好像氧气不足。

这家小客栈生意不错，虽然简陋，但干净，服务态度好。女老板四十岁不到，胖乎乎的，很好说话，一说话就笑眯眯的。好像一般比较胖的人都是体胖心宽，好打交道，太瘦的人，特别是尖嘴猴腮的人，就要警惕了。人是一面相，是古话，是世人经验之谈。客栈住了不少人，一个小房间一个小房间都住满了，好像都是些小生意人，只有他们才住这样简陋便宜的地方。

女老板有个十二三岁的女儿，昨天一天都在这里，坐在客栈公用客厅里，听人说话，一脸天真，有时也做作业。大概是放暑假了。另有两个女服务员，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和她聊天得知，是从乡下来打工的。我问她们收成如何，她们说家里已经不种田了，政府不让种，土地全都退耕还林，政府补贴粮食，田里都栽了树。田地都是沟坡地，现在树都长老大了。怪不得从西安一路过来，没怎么看到庄稼，只看到树了，陕北再不是赤裸的黄土高坡。中央对西部很多地方要求退耕还林，这政策听说过，强制执行，看来见效果了。

上午出去逛街。延安人很淳朴，打听什么，都能热情回答。我问一个出租车司机，延安人怎么看毛主席？他说延安老百姓对毛主席很有感情，有的人家当神敬着，逢年过节焚香磕头。这不难理解，毛主席已成为延安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听说延安有古玩市场，很有兴趣。永基对古玩有些研究，据他说，主要在过去收藏了一些瓷器，对玉器也有些涉猎。我对古玩还知之甚少，但我对考古感兴趣却很早就开始了。1961年考上丰县一中，同学们订杂志，都是语文、数学类杂志，每本八分钱，至多一毛多钱。我却订了一本《考古》，纸很厚，订价三角六分，很贵了。里头尽是些考古新闻类的知识，哪里发掘出了什么古墓，哪里又发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可惜后来因没钱，订了一年就断了。如果从那时开始研究古玩，应当是个专家了。这几年年岁渐大，开始想起少年时的爱好，能收藏几件东西玩玩，也是雅兴。旧时古玩也叫“文玩”—文人玩的东西。这次西行，这也是目的之一。

补记：上午十一点去了古玩市场，一条僻街，好多古玩店。游人不多，店里东西好多，一看就是造假的。在一家新店里，发现一套文房玉器，共有八件：笔筒、笔架、玉笔、玉墨床、玉臂搁、玉砚、两方玉镇纸。白玉，雕工很精美，包浆肥厚，玉质很密，敲之清脆有声，看上去是个老东西。永基也很看好。其中六件上有“山居”二字，大件的笔筒和玉砚上有“文氏”二字，永基说从雕工和图像上看，像是明代的东西。怦然心动。店家开价一万六千。还价八千，没谈成。还要再想想，再看看。明天再去。

2005年7月17日　晴　多云

仍在延安。

今天早饭后又去古玩市场。晚间和陆永基反复讨论那套文房玉器，越想越感到对头。收藏要缘分，碰上了就不能错过。今天决定拿下来。在古玩店和老板讨价还价，我坚持八千，对方不肯松手，说我进价都花了一万二，这么出手，还不够本钱。我说你卖东西，肯定有赔有赚，这个就是要赔了，你在手上放了两年，没卖出去，说明不值你要的价钱。再说，这东西真假还难说，回去鉴定要是假货，我就亏大了。他脸涨得像猪肝，好像受到侮辱，说如果是假的，我包退！且骂誓赌咒，说肯定对头。古玩商人会编故事，更不惜骂誓赌咒，这都知道的。但看他表情，是真急眼了，把东西收回柜台下，说我不卖了！他越是这样，我越是相信这东西是真的了，下决心要买下，就继续狂贬他的东西，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好。那人气得直翻白眼，大声吼道：不和你们谈了！我不卖还不行吗？这人三十多岁，粗粗拉拉的，矮墩墩的个头，像个屠夫，看得出并不是老江湖，一激就怒。这时临店老板走过来，从中周旋。临店老板年纪有五十岁上下，指指那个三十多岁的店主说，这是我徒弟，才开店三年，也不很懂，常收假货，收点东西也不易。这套玉器我看过多次，肯定是对的，明代的东西，你们多少加一点，那头我去说。我怕是个圈套，陆永基拉我一旁，说别管是什么圈套，关键还是看东西，我看没问题，再给他加一千，拿下。我说好，就给他加了一千。师傅又去和徒弟说，徒弟还是不肯卖。师傅觉得没面子了，大声训斥他，两人吵了一通。我们静静旁观，不像做戏。师傅看徒弟还是不肯卖，居然动怒了，拉我们就走，说这人财迷心窍，算了！这街上古玩店多，有好东西，你们看中哪个，我帮你们去砍价。我们走出一段路了，三十多岁的店主又跟过来，脸涨得通红，说算了，九千就九千，看在我师傅的面子上。终于成交。心中激动不已。

买下这八件玉器，又到临店他师傅那里，表示一下感谢。师傅感叹，生意不好做，我徒弟没文化，又性急，你们别介意。就泡了两杯茶给我们，大家坐下聊天，顺便看看他店里东西。后来就买了他一件龙泉小碟子。我对瓷器不懂，永基说不错，就买了，花一千一百元。之后，我又看上一件玉琮，三面都有破损，但整体很完整，包浆浑厚，有牛毛纹，玻璃光。老板说，这件东西是商代的，不会错。我两千拿来的，赚你一百块，两千一拿走。永基也说这东西一眼货，我又买下了。一时花了一万多块，身上的钱不太多了。赶紧回去。为安全起见，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到回到客栈，才放下心来。重新取出观看，永基对这几样东西赞不绝口，我也喜欢得不得了。包好放进箱底。睡觉。却一时睡不着。索性起床，记下这篇日记。

2005年7月18日　阴　多云

晨起。今天打算去枣园等地。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应当看一看的地方。想看看他们当年的生活情状。当年的延安是革命圣地，也是民主圣地，承载了当年中国的希望。多少有志青年从全国各地，包括国民党占领区，跑到延安来。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一个有理想的年代。今天还有理想吗？今天的年轻人还有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担当吗？好像没有了。小情小调，以自我为中心，经历一点点小挫折就以为那是沧桑。但这又不能全怪今天的年轻人，家里事由大人操心，不需他们担当；国家的事由国家操心，不要他们担当。那么，就只能以自我为中心了。玩吧，好好玩。我相信，终有一天，他们会担当的，没有谁能代替他们，跨越他们。他们的上一代人，挑起了承前启后、改革开放的重担。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上一代人作为社会的脊梁，忍辱负重，撑起了一片天。生活教会了那代人太多，他们在反思中不断成长，终于成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今天的年轻人同样会成长。

扯远了。

2005年7月19日　阴雨

昨日去枣园，一直在下雨，差不多算中雨了。据当地人说，这样大的雨，在延安很少见。去时乘8路车，每人一元。枣园距延安市区大概有二十多公里，是中央书记处驻地。环境朴素而安静。一个很大的院子。任弼时、朱德、周恩来、毛泽东都住这里。据介绍，当年周恩来的房子常闲着，因为他常驻西安办事处。毛泽东的住处最宽敞，朱德次之。房里悬挂着许多珍贵历史照片。遥想当年，震惊全国、全世界的许多大事、战争，都是在这里喝着小米粥策划发动的，真是难以想象。古来成大事者，大概都会经历艰苦卓绝吧。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或从后人的角度评价一个或一群历史人物，是轻松的。但当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曾为崇高的理想奋斗过、牺牲过，没人能否认。后人尽可以总结他们的功过得失，但不要轻薄，更没有资格不屑，任何轻薄都是无知和浅薄。总结他们是一项浩大的学术课题，我只能说，他们是一群沉甸甸的人物。

出了枣园，我和永基忽然想住一住窑洞。就在雨中找当地人，被一个农妇带去，看了一处楼房，下头是窑洞式建筑，但已成农家宾馆，每间四十元，气味难闻，已全然没有农家之清新。关键是和当年的窑洞已不是一个样子了。住这样的窑洞就有点做样子了，还不如不住。一连找了几家，都差不多，决定放弃。

雨还在下，越下越大，已然成大雨。参观的人大多很狼狈，当地人却很高兴。雨在陕北、在延安，都是好东西。本想到附近农田走走看看的，这下不行了，浑身已经淋湿。先在一棵大树下避雨，现在也已无用了，树下和外头一样大。树下一个卖黄瓜的农妇，披着一块塑料布，头戴一顶草帽，黄瓜是刚摘来的，还带着花刺，新鲜得让人眼馋。我们买了几根黄瓜，上头还沾着泥水。农妇去饭店借水洗了洗拿来，我们就站在树下吃起来。口感很好，又脆又甜。大雨已淋得我们像落汤鸡，浑身发冷，牙巴骨打颤。农妇有些不忍，说你们去饭店里避避雨吧。我们看了一下附近的饭店，似乎已挤进很多人。算了，反正已经淋湿。这时，跑来一个年轻人到树下躲雨，也已淋得精湿，一把把从脸上捋雨水，发现树下也一样，自嘲地笑了，说一样嘛。听口音像是江苏人，我问他是哪里人？年轻人说他在西安交大读书，江苏小丹阳人，趁暑假来玩玩的。大约半小时后，公交车来了，赶忙上车，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