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第二版

2016年是女王诞辰90周年，这场盛事掀起了公众对君主制度的支持浪潮。事实上，王室常常与大众疏离，很少像现在这样备受瞩目，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戴安娜王妃的两个儿子——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完美表现。哈里的伤残军人扶持工作和其他慈善事业都做得非常出色，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和他的妻子凯瑟琳也成为令人敬仰的慈善大使。两位王子总是被称为“戴安娜的儿子”，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2017年是王室的另一座里程碑——戴安娜王妃逝世20周年。离世多年的她至今仍焕发着魅力，她的死亡之谜也是媒体炒作的热点。可以说，这位与众不同的王妃，冲破了王室的藩篱，永远改变了君主政体。但令人扼腕的是，1997年，她的生命过早地结束于巴黎一条隧道里的一场悲惨的车祸中，而那场车祸本可以避免，也应当避免。

我曾被选派为她的保护官，24小时保护她的人身安全。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曾引起媒体的轰动。书中讲述了我和戴安娜王妃在王宫内外共同工作的时光，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我们都一同经历了一段疯狂而喧闹的旅程。

戴安娜时代无疑是精彩的，间或有媒体负面的炒作，充满了速度与激情。她不仅是媒体追捧的宠儿，刺激着报纸和杂志的销量，还是个真实而热情的人。现在，那个狂热的时代已经汇入历史长河。媒体对王室的报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这无疑是正确的。戴安娜的早逝，也使得她的两个儿子威廉和哈里得以相对自由地成长，正如她所期盼的那样，基本上避开了媒体的窥视；而这也意味着，她的孙辈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也将获得更多私人空间。

两位王子继承了她的志愿。哈里王子在2016年公开谈论了戴安娜，他透露说自己“每天”都在思念亡母，希望能“填补她留下的空白”。为了追思母亲，他成立了勿忘我慈善基金会，帮助莱索托的孤儿和弱势儿童，其中很多孩子都感染了艾滋病。这是戴安娜生前所热衷的事业，而勿忘我也是她最喜欢的鲜花之一。

哈里王子在《早安英国》（Good Morning Britain）节目中接受苏珊娜·雷德（Susanna Reid）的采访时，谈到为伤残军人发起运动会时说：“人生之初，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道路。于我而言，无论什么事业，只要能填补母亲留下的空白，哪怕只有一丁点儿，都是值得的。”当有人问他，是否意识到母亲会为他感到自豪时，他有点儿脸红，回答说：“真的很遗憾她不在。我每天都在想，要是她在会怎么样，她会说什么，会怎样逗大家开怀大笑。我努力让她感到自豪，内心也百感交集。”

戴安娜王妃去世的时候，威廉王子刚刚15岁。多年来，他一直把对妈妈的思念埋在心底，2014年，他第一次谈到少年时期失去母亲给他造成的严重影响。“再也不能说‘妈妈’这个词听上去是件小事，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来说，这真的不仅仅是一个词――心里空荡荡的，只能激起回忆。”此外，威廉王子还坦言，母亲的死让他多么难以接受：“刚开始是深深的震惊和难以置信，不敢相信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到后来才慢慢感受到那种深切的悲痛，这种悲痛永远不会消失，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每天都在思念母亲中度过。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会渐渐接受已发生的事情，重新拥有珍贵的记忆。”

两位王子都认为，当前英国没有任何有分量的纪念物来纪念母亲。哈里王子说：“我们希望能有让人铭记她的东西。可现在，伦敦和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的纪念物。不仅仅是我自己，威廉和其他人也认同这点。或许，我们应该在石头上雕刻一些东西作为纪念。现在很多人还在谈论她，我们没有一天不想念她。在2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们应该修建一些能够永远延续下去的东西，把她生前所做的事恰如其分地记录下来。”

她的两个儿子说得对，戴安娜确实应受到恰如其分的尊敬。尽管在我看来，她并不怎么在乎纪念碑，她更在乎的是人。她多半更希望把这项目募集到的资金全部用于生病的儿童，而不是用在自己的纪念碑上。

我时常想起戴安娜王妃，想起她灿烂的笑容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但目前普遍认为，戴安娜时代已经渐行渐远。甚至有不少评论家表示戴安娜传奇正在褪色，没有人会在意那些事件背后的真相。而我认识的戴安娜非常风趣，并不是现在描绘的那副自怜自艾的形象。虽然她的生活中也有阴霾，但它们很快就会消散。可历史常常扭曲这位杰出女性的形象。更糟的是，某些公关攻势甚至将矛头指向她的过去。他们污损她的名声、嘲笑她的原则、曲解她的动机，甚至质疑她的理智。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场邪恶的、一边倒的战争，并且和任何战争一样，真相成了第一牺牲品。

在戴安娜生命中最痛苦的时期，我作为保护官，追随她差不多有五年时间。我的职责是为她处理敏感的私人事务和公共活动，这决定了我和她之间不会保持太大的距离。但因为我所处的独特位置，我的职责永远不可能界限分明。我和她自然会自由地谈论一切影响她安全的事务，当然也会坦率地讨论她的生活，包括其中最私密的方面。因此，与她一起的这段时间，我不仅是她的警官，也是深得她信任的助手和知己。

这样说似乎有点儿自大，但这是以我的工作性质为依据的。如果我不能信任她，就不能有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她也不会忍受一个她不信任的保护官。我们间有一条不设防的原则，考虑到我不是直接为她，而是为苏格兰场工作，我的独立地位意味着我可以畅所欲言，这一点不同于她丈夫威尔士亲王和女王雇佣的那一大堆侍臣。我相信，我的独特角色赋予我无与伦比的优势，可以了解到真正的戴安娜——这个在公众面前戴着面具的女性。

在苏格兰场精锐的王室保护部门里，从未有警官出版过内部人士对该部门工作的描述，我是第一个。但这是一个与戴安娜有关的独特故事，其中大部分经历只有我们俩人知道。倘若王妃在世，我绝不会提笔。然而，自她去世以来，看到媒体、记者、作家等那些声称非常熟悉她的人这样那样地描绘她，我日益不安。我渐渐感觉到，如果不把她的故事如实讲述出来，大家将会对她有一个错误的印象。

我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纠正关于一位女性的记录。她本人曾说过，我比任何人都了解她。在此过程中，我要说出关于20世纪末叶最复杂而迷人的公众人物之一的真相。

时代在变，这本传记首次出版时曾遭到公众的批判，但我愿意忍耐，并坚信把这些往事付诸笔端是正确的。这本书的目标是捍卫我所知道的戴安娜，是为了还原最真实的历史。此前某些公众人物对戴安娜曾发表过刻薄的言论。威尔士王子的老朋友——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外孙尼古拉斯·索姆斯（Nicholas Soames）议员和女王的朋友金耐德夫人（Lady Kennard）都曾公开表示，戴安娜是个有破坏性的偏执狂。这些公开言论极不公平地毁损了王妃的名誉，扭曲了她的形象。而她已经不在人世，无法为自己辩驳。坦白地讲，很少有妻子在面对丈夫搞婚外情时能坦然对待，如同威尔士王子和卡米拉·帕克·鲍尔斯（Camilla Parker Bowles）那样。幸好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已经行动起来，努力捍卫关于他们母亲的记忆。

这些日子，我经常去演讲，讲述我在戴安娜身边工作的那些时光。她去世时，很多人还是孩子，但仍对她十分着迷。在我的书出版之前，大概有八本关于戴安娜王妃的书，此后又出版了很多。令人高兴的是这本书持续受到好评。即便没有多少前期宣传，本书仍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这充分说明人们依旧对戴安娜王妃念念不忘。

我很高兴，这本传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用杰出的历史学家大卫·斯塔克（David Starkey）博士的话说：“这才是历史，因为这是肯·沃尔夫（Ken Wharfe）的亲身经历。”重温此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添加新内容是一种有趣的尝试，我希望读者喜欢它。

命运将我安排到一位在现代王室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女性身边工作。我不是历史学家，只能根据自己的记忆，将自己和戴安娜共同工作的时光如实记录下来。希望这能为有兴趣研究王妃生活的后人提供重要素材。毕竟，就像作家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一个比我聪明得多的人——说的那样：“我们不能确保未来是正确的，可如果对过去判断失误，那未来基本上就是错误的。”

肯·沃尔夫 皇家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