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点

“寻找”或许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主题，他知道这里边至少是有悬念，有推进过程。这是通俗小说常用的套路。其实，有些纯文学作家也喜欢布设这种情节链，甚至也会来点悬疑手法。譬如，索尔·贝娄的名篇《寻找格林先生》和《贡萨加诗稿》都是这样奔着某个目标而去——前者寻找某个居无定所的小人物，后者寻找传说中的一部佚稿。尽管，找到后来往往是一无所获，但“寻找”作为主体在场（presence）的动作标识，本身就是先于其他一切事物的存在。一无所获并非毫无结果，学者们看来，那很可能是一种有趣的解构，是小说家挑战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绝招。

不过在通俗作家那儿，“寻找”总是在知识万花筒里变幻路径。如今大红大紫的丹·布朗就很会玩这一套，很善于隐匿“寻找”的目标。在早先的《达芬奇密码》和新近的《失落的秘符》中，都是借由某种密码或是古代的铭文、表记设置种种迷雾，故事每推进一步都要借助密码学、语源学或是涉及古代宗教的什么学问去抽丝剥茧，找到游戏通关的密钥。这些林林总总的知识背景恰恰构成了“逻各斯”的气场。作为哈佛大学的密码学专家的主人公，其实只是一种炫耀学问的身份符号。这事情当然不怕炫耀不怕卖弄，公众崇拜的就是知识精英的话语权利。

他看出，丹·布朗似乎又想超越“逻各斯”的目标，无论是寻找圣杯或是寻找所谓“古代奥义”，最终都是一个多少具有颠覆性的结果。兰登教授找到的圣杯并不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的那只杯子，而是一种符号，一个隐喻，实际上是指基督教的女性传承谱系。而所谓“古代奥义”，找到后来竟是《圣经》，甚至还包容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和佛教等其他宗教典籍的“大道真言”。他记不得哪部中国武侠小说中，江湖上各派都在寻找一部传说中的武功秘籍，结果最后找到的是“仁义”二字。真是大象无形，大道无术。从所谓政治正确到拟象和谐社会，从共济会的“万教归一”到儒家社会主义，而今这“东方智慧”早已跟后现代的“捣浆糊”搅成了一团。

在《失落的秘符》中，兰登教授在国会大厦地下室找到的那座小金字塔是一个关键物件，正是那上面的密码指引着通向“古代奥义”的路径。他在想，如果一层层密码破译下去，闯过一关又一关，而最后那组图符指向的目标正是带有初始密码的小金字塔，那就有趣了。回到原点——世界上许多事情不都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