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我属鸡，1945年生人。去年（2017年）是我的本命年。都说，本命年会很难过，要多加小心。记得去年春天，我的学生和溪带我去洛阳王屋山下的道观阳台宫，主事的道长知道我今年是本命年，说我犯太岁。我问他有没有办法避，他说多消费是办法之一。子不语怪力乱神，我听过也就算了。但细细想想，2017年我确实也没有少消费，可是，它对我来说还是很不顺：家事不顺、学术圈不顺、朱氏家族内部更不顺。我不是一个向困难低头的人，按我的性格，如果早几年，我一定会和这些“不顺”斗争，一直斗到顺为止。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斗志（即便勇气依然），也没有了这样的力气（即便心有余）。想起当年读《稼轩长短句》，读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一点感觉都没有，以为那不过是文人故作惊人之语而已。轮到了自己，才意识到这是一句多么精彩的关于人、人与年龄、人与自然之间微妙关系的警句。所以，2017年我做了一个诀别：随它去。家事不顺，随它去；学术圈不顺，随它去；朱氏家族不顺，更是随它去。有生之年，我应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于家国有意义，于学术有意义，于祖宗有意义，于自己有意义。这本文集就是我以为有意义的一件事。

其实，内子殷殷很早就提醒过我：你一直为别人出书，为什么不为自己出一本？这句话，出现的频率随着时间的迁移越来越高。而我总是对她笑笑，心想：我不是不想写，踏入出版社大门的那一天，我就已经明白，我的写作计划只有待我退休以后才有可能去实现。可是退休了，我依然没有时间。

直到去年11月，在清华大学参加朱子经学研讨会，方旭东的一番话语，才让我惊醒。他说，我们都不知道你还写过关于“道统”的文章，一般人对你的认识只是敬佩你的“事功”，不知道你在学术上也有建树。我愕然，无言以对。

我这个人，很不习惯讲自己的事，最怕被人夸奖。所以，我从不提自己的“功绩”。面对方旭东这个小老弟，我破例自夸了一次。我说，我到华东师大出版社整整18年（1997年就任社长，2012年改任董事长，2015年，年届从心，退休）。在例行的任职谈话时，校党委书记陆炳炎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一定不辱使命，我唯一的要求是去了出版社，也不脱离教学与科研。他爽快地同意了，但要求我处理好出版社工作与教学、科研的关系，要以出版社的工作为主。我也爽快地同意了。说实话，我去出版社是憋了一口气的，因为有人说“朱杰人怎么搞得好出版社！”那我就要搞给他看看。可是到了出版社才知道，那是一个如何耗时、耗神、耗命的地方。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每天上班，一进入出版社的大门，几乎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政治上、经济上的压力，让你的神经如何24小时地紧绷。但是，18年来我始终没有放弃我的学术研究。每年我都可以写出两到三篇论文。我的写作时间基本上就是几个长假（春节、五一和国庆）。当然，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是没有时间涉猎了。这些文章一般都在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上发表，因为没有了评职称、考核等的压力，发表与否、发表在哪里，我一概不问。所以，除非和我一起出席研讨会的同仁（每年我都会出席好几次学术研讨会，每次参会我都会提交一篇新作），其他人大概不会知道我研究了什么、写了什么。

方旭东听了吃惊地说，朱老师你也太低调了，你在出版社工作，为什么不把这些论文收集起来出本论文集？我说，我做出版十几年，见多了那些垃圾出版物。为评职称出的书、为扬名声出的书、为招摇撞骗出的书、为升官出的书，我真的很鄙视这些东西。我的学术研究值多少钱，我自己有数，不想也做一个被人鄙视的人。旭东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学术的分量、贡献，要让公众来评判，你自己说了不算。我听了你在会上讲的关于“道统”的观点，才知道有些话你早就说过了。

他的话有点打动了我。话头扯开，忍不住又说了另一个话题。我告诉他，除了学术论文，我还写过很多时论、散文、随笔，字数恐怕比学术论文还多。我的一些时论甚至被收入中小学课本（如《中国结》被收入北京市的小学课本，《消费也是一种文化》被收入上海市的中学课本）。我们古籍研究所的老师，孩子考大学，都把我的时文（主要是《文汇报》“虚实谈”专栏中的文章，因为字数限定在千字以内，与高考作文的限定字数相当）拿来做范本。他又是一惊，说了一声“刮目相看”：“朱老师，你不要犹豫了，赶紧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等我的女儿考大学时有参考书好用。”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我不会当真。但是他的这一席话同样也让我动心。

回到上海以后，我有好几天睡不着，脑子里都是方旭东的话。我想，他的话也许是对的，不管我的这些论文、散文是不是有价值、价值几何，都是我回应时代的产物，都是我认真地用心思考和研究的成果，把它们留下来，可以看到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深浅如何，分量几许，任由别人和后人去掂量吧。无论如何，它对自己也是一个纪念和交代。

于是，我花了两个月，编了三本书：

一本，《朱杰人朱子学研究论集》。这是一本我所有关于朱子及朱子学研究的论文集。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王明舟社长是拔刀相助，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一本，《桑榆匪晚集——朱杰人学术论集》。这是一本除朱子学研究外的论文集，涉及诗经、文献学、宋史、儒学等的研究。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高克勤社长，他是一诺千金地为我助力。他说，我自己出书也是选择避嫌的。

这是第三本。

这本书收罗了我历年来所写的时论、散文、随笔。时论的文章主要是《文汇报》的“虚实谈”专栏和“文汇论坛”专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给《文汇报》投稿，我这个人家国情怀太浓，太关心国家大事、社会现象，常常忍不住要发表议论，虽然是书生意气，但不说出来如鲠在喉。这类文章写多了，摸索出一点套路来，再加上老同学潘益大的“照顾”，越写越来劲，像上了瘾。这一过程直到我去了出版社才慢慢消停。虽常常技痒，但是出版社的工作节奏已经不允许我继续“炫技”了。

散文和随笔，有一些是学术随笔，有一些是写人与记事。这里，有一篇长文是写我的母亲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她还健在，她喜欢我的文章，总是拿给别人看。文章最先发表在一本叫《著名作家忆母亲》的书中，后来《上海文学》杂志也刊发了。在编这一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再收入进去。最终，我还是拗不过自己的良心——亏欠妈妈的太多了，现在除了文字，我已经无以为报了。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出版的文章。干了十几年出版，写了一些与出版有关的文章，不敢说有见解，但心得还是有的。对中国的出版文化，我一直有一种想要批判的念头（曾经发誓退休后写一本“中国出版文化批判”的书），现在，真退休了，却不想写了。出版给了我很多，让我有了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出版同样也伤了我很多。两相抵消，我已经完全没有了与它继续纠缠的兴趣。退出这个舞台，就不要再干预它了吧。

最后，还是要说一句感谢的话。这一次要感谢的是我曾经的“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家”的现任主人——社长王焰。她听了我的写作计划以后竭力要求我把这本书交给她出版。她说，你避个哪门子嫌呢，怎么说你也是个大教授呀。谢谢她的真诚，我离开出版社以后一直受到她的关照。我是个知趣的人，老祖宗教我的知所进退的道理我是懂的。所以，一般我不会去给她添麻烦。但愿，这一次她的好心也不会给她带来麻烦。

2018年1月24日于桑榆匪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