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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完整知识:神学、哲学、科学的融合

20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 作者:张杰 等 著


第二节
完整知识:神学、哲学、科学的融合

弗·谢·索洛维约夫的学说是宗教人道主义,其理论核心是完整知识(цельное знание),也可以称为“自由神智学”。完整知识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反映在《完整知识的哲学原理》(又译《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一书中。弗·谢·索洛维约夫认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应该由三个相互紧密联系的部分构成:神学(神秘主义的知识)、哲学(唯理论的知识)和科学(经验主义的知识)。他指出,“只有这样的综合,才能囊括知识的完整真理。舍此,则科学、哲学和神学只能是知识的个别部分或方面,即被割下来的知识器官,因此和真正的完整真理毫无共同之处”。[1]

显而易见,弗·谢·索洛维约夫的完整知识体系并非神学知识、哲学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有机的融合。他从方法论上批判了西方的哲学研究途径,揭示了西方哲学存在的危机,这一危机就是二元对立的问题。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把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对立起来。弗·谢·索洛维约夫指出,“当思维着的人把自己的思维和一般信仰区分开来,并使之与作为外在事物的这种信仰对立起来时,也就开始有哲学了”。因此,“西方哲学以作为智力的个人思维与作为权威的全民信仰的分裂为起点”。[2]

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基本立足点是二元论或曰两分法,即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的两分法,前者其实又可分为理性与信仰,后者则更多是现实。这种理性与信仰或者理念与经验的二元论,均表明的是对立和分裂,而不是完整和统一,更不可能是融合。西方哲学界无论是承认这种对立,还是调和这对矛盾,其理论基础都离不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到了17世纪,随着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为代表的认识论推进,西方哲学界发生了“认识论转向”,这种二元对立也随之转化为理性与自然的对立。无论是培根或者笛卡儿,都是把真理视为一种认识结果,即认识与对象的相一致,这里其实仍然是主体占主导的经验主义。此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都曾努力以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还是依然无法摆脱这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实证主义者们也还是只承认人所认识到的“现象”,而彻底否定外在物质的独立存在。叔本华等确实提出了独特的“意志”等非理性概念,但是他的“普遍意志”与“个人意志”之间依然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矛盾。

弗·谢·索洛维约夫认为,西方哲学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无法企及“完整知识”的“一切统一”的理想境界,因此必须把理性与信仰、理性与自然、理念与经验、知识与生命融合起来,把二元对立转化为二元或多元融合,建立起完整知识体系的宗教人道主义大厦。弗·谢·索洛维约夫还进一步指出,西方哲学的危机只是西方文明的整体危机在理论上的反映。他表明:“人的真正本性呈现出三种基本存在形式:感觉、思维和能动的意志。”[3]因此,人类社会就存在着与此相关的三个领域:以情感为主体的创造领域、以思维为基础的知识领域、以意志为主导的社会实践领域。每一领域又均存在着从低到高的三个发展形态:在创造领域中先后是一般技艺、高雅艺术、体现绝对美的神秘;在知识领域中依次是实证科学、抽象哲学、神学理论,在社会实践领域分别是经济社会、政治社会(以国家为主导)、精神社会(以教会为主导)。

弗·谢·索洛维约夫还进一步明确:“社会领域的经济社会主义,知识领域的实证主义,创造领域的功利主义的唯实主义,这些就是西方文明的最新成就。”[4]在他看来,这些成就实际上是低劣的,没有前途的。他强调:“西方文明造就了生命的个别形式和外在材料,却没有赋予人类以生命本身的内在内容;它把单个的因素孤立起来,使它们达到只有个体才能达到的发展极限,却使它们失去了与活生生的精神的有机联系。”[5]弗·谢·索洛维约夫认为,西方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必然以新的文明来替换它,而新的文明必须与神圣本原相联系。这才是人类生命的最高生存形式,也就是第三阶段,即创造领域的体现绝对美的神秘、知识领域的神学理论、社会实践领域的精神社会。体现绝对美的神秘与创造领域的其他两个阶段,即高雅艺术、一般技艺相融合,就构成了一个创造的有机统一体“完整创造”;神学理论与知识领域的其他两个阶段,即哲学和科学相结合,就形成了知识的融合体“完整知识”;代表精神社会的教会与社会实践领域的两个阶段,即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相整合,就组成了“完整社会”。贯穿这三个领域的灵魂显然就是宗教神学。这是一个以自由神智学(完整知识)为基础,以自由神权国家(精神社会)为社会形式,以神秘为最高艺术创造目标的人类完整机体的构成。

弗·谢·索洛维约夫指出,要探索真理,就必须以完整知识为基础,“认识真理吧,真理会使你们自由”。[6]完整知识体系是由弗·谢·索洛维约夫开创的新型知识综合体系。这一综合体系融合了神学、哲学和实证科学三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从人类的认识途径来说,其实也就把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三种获取知识的途径融合了起来。这三者中,神学和神秘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弗·谢·索洛维约夫反复强调:“神秘主义就其绝对性质讲,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因为它决定着哲学知识的最高本原和最终目的;经验主义就其物质性质讲,可充当外在基础;最后,理性主义因素即哲学因素本身,就其以形式为主的性质讲,表现为整个体系的中介或普遍联系。”[7]在希腊语中“哲学”一词的意义就是“对智慧的爱”,而在弗·谢·索洛维约夫看来,智慧“不仅仅是指整个知识,而且还指道德完善、内在精神的完整性”。[8]弗·谢·索洛维约夫进一步表明,“真理本身、真正的完全真理必须和幸福、美、力量联系在一起,因为真正的哲学是与真正的创造力和道德活动紧密联系的,它们使人能够战胜原始自然并控制自然”。[9]

在弗·谢·索洛维约夫看来,形而上学是关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即真正的存在物的学说。但是,从他的观点来看,什么是事物的本质,什么是真正的存在物呢?存在与存在物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真正的存在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掌握的现象。但是,就如同现象是不能没有表现物一样,存在也不能没有存在物。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存在又是存在”,但是“它是存在着的物或拥有存在属性的物”。因此,存在物就其本身而言或绝对原则就是存在的肯定力量,因为拥有物先于或高于被拥有物,那么,绝对原则就应该比所谓的超存在甚或是超力量、绝对存在物要更确切些。

绝对存在物、“绝对原则”或只是“绝对”不仅仅表达了“单一物存在于万物之中”,而且也表达了“万物存在于单一物之中”,也即万物统一体。上帝就是绝对存在物,就是“万物统一的主体”。然而,万物统一本身“要求非单一的、多元的,在个别中的万物存在;万物本身也就是在个别中的万物,有各自的特点,或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在统一之外的”。[10]因此,弗·谢·索洛维约夫指出了万物统一体即上帝与万物统一即世界之间的区别。

弗·谢·索洛维约夫在构建自己的完整知识体系之后,确定了万物统一的“绝对本原”就是上帝。他指出:“充当一切真理之基础的伟大思想在于承认所有的一切本质都是唯一者,这个唯一的东西不是任何实有或存在,但它比一切存在更深奥、更崇高。所以,一般来讲所有存在都只是外表,它下面隐藏着作为绝对唯一者的真正存在物,这个唯一者构成我们自己内在的本质,所以超越一切存在和实有的我们,能直接感受到这个绝对实体。”[11]

在弗·谢·索洛维约夫的理论思想中,以“上帝”这一绝对本原为基础的万物统一,把神学、科学和哲学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形成自己宗教人道主义的基础。

[1] 弗·谢·索洛维约夫:《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载《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

[2] 弗·谢·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3] 弗·谢·索洛维约夫:《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载《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1页。

[4] 同上,第184页。

[5] 同上,第187页。

[6] 弗·谢·索洛维约夫:《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载《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4页。

[7] 同上,第211页。

[8] Cоловьев Вл.Сочинения. В 2 т. Мысль.1990.Т.2.с.179.

[9] Там же, с.199.

[10] Cоловьев Вл.Сочинения. В 2 т. Мысль.1988.Т.1.с.710.

[11] 弗·谢·索洛维约夫:《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载《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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