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清代人物传稿》序言

书评书序 作者:戴逸


《清代人物传稿》序言[*]

历史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活动,都是人所策划、人所参与、人所进行的。离开了人,就无所谓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写道:“‘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历史上的任何辉煌业绩都是由人类完成和创造的。每个个人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因而必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对历史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当然,就单个个人而言,在多数场合下影响总是很微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个人的力量和作用常常会相互抵消,被淹没在波涛汹涌的历史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有集中和代表着许多个人的意志和行动,亦即阶级的、集团的意志和行动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够在历史的戥盘中显示出分量。

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着重研究各个阶级、各个集团的利益、性格、意向、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但我们一点也不抹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杰出的个人正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群众意志的体现者,群众行动的组织者。杰出的历史人物最善于体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群众的意愿,最能够反映本阶级的利益,把社会发展已经成熟了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并且能够动员和组织群众,为实现某个历史目标而努力奋斗。个人的行动可以在历史上发生巨大的作用,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他的意志、才能、性格、作风、爱好都会影响具体事件的发生、发展,使得历史的进程打上个人品质的印记,而具有特殊的外貌。历史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离不开个人因素的偶然性,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如果不是许多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的活动,历史本身将不复存在,也就没有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4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历史研究离不开对一个个人物进行具体的研究。过去的历史书籍详细地记载了许多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以此作为主要内容。例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书就是这样。一部二十四史,绝大部分是人物的传记,其中保留有各个时期、各种人物的大量生动丰富的记录,这是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应该说,研究历史人物个人的生活经历、言论行事和品格特征是历史学家的职责。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编写了这部《清代人物传稿》,希望通过对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剖析,更深入地理解清代的历史。清代离现在的时间很近,和现实息息相关。有清一代三百年的历史是一个天翻地覆、动荡剧烈,发生了重大转折的时期。曾经创造了古代灿烂文明的封建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欧国家,终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灾难深重,与之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中国在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暴风雨中摸索前进。当然,清代的三百年,也有它的成就和业绩,经济上繁荣兴盛,达到了封建经济的高峰;政治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思想文化上成果累累,创造辉煌。众多的人物活跃在清代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些人物,有的叱咤风云,顺应历史的潮流,不愧是站在时代前头的英雄;有的杀身成仁,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而英勇献身;有的矢志革新,以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为己任;有的以创造性的科学技术成果和思想文艺作品造福人民,嘉惠后世。但也有的干了卑鄙龌龊的勾当,留下不光彩的名声,成为历史的小丑和民族的罪人。不了解一个时代众多形形色色人物的活动,也就不会了解这个时代。记述和研究清代人物的经历、行事、思想、贡献以及他们的品德、才能、作风、爱好等,将给人以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将是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去透视有清一代的历史。

已有的清人传记很多,可谓汗牛充栋,但今天仍有根据新观点、新体例重新进行编写的必要。现存的清人传记汇编,如《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碑传集》正、续、补编,《八旗通志》,《清儒学案》,《满汉名臣传》,等等,都卷帙繁富。另外,文集、地方志、野史、笔记、家谱中还有很多传记、行状、逸事、墓志铭、神道碑等等。我们根据71种清人传记汇编做了粗略的计算,有传记可寻的清代人物有四万多人,这还是很不完全的统计,地方志和文集中的很多传记尚未全部包括在内,实际数目还要大大超过。这样丰富浩瀚的清人传记资料是我们在工作时必须认真采择、精心吸取的,不充分利用这一巨大的宝藏,就不可能写成高质量的《清代人物传稿》。但是,已有的传记存在着不少缺点,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我们要写的人物传,不是旧传记的选录、拼凑或简单改写,两者在指导思想、体例风格、评价标准、写作目的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对于过去的传记,我们应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批判地继承、利用。

已有的清人传记有如下一些重大的缺陷。第一,传记选录和评价人物的标准是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拟定的,所以达官贵人、忠臣孝子、贞女节妇充斥于旧史传中,并被大加颂扬,其中很多并不是重要人物。第二,散见于文集、家谱中的大量传记,很多是“谀墓”之作,为了夸耀父祖或朋友的功德,竞立佳传,隐恶扬善,颂词盈篇,沽名钓誉,其真实性是可疑的。第三,许多传记形成刻板的写作公式,枯燥地记录传主的仕途经历、官职升转,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缺乏特色,较少对本人的事业、言行做生动、具体的记述,更少对人物的精神面貌、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探索。第四,清人的传记虽很多,有一人而数传、十数传的,但很多却是辗转相袭,大同小异,改头换面即成新传,内容重复,文字雷同。第五,真正在历史上起作用的许多重要人物,旧的史传中却记载很少,语焉不详。如农民起义的领袖,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人物,才能卓越的妇女,有贡献的科学家、技术家、发明家,以及华侨、实业家、工匠、民间艺人、医生、拳师、僧道喇嘛、宗教人士等等。今天,要为这些人编撰传记,深感资料缺少。

正因为已有的清人传记有上述缺陷,我们才组织了《清代人物传稿》的编写。所收人物的时间,起于努尔哈赤在东北兴起,迄于辛亥革命、清朝覆亡。将网罗和记述这三百多年间比较重要的各方面人物,估计有2 000人,篇幅暂定20卷,全书分为上、下两编,齐头并进,分别出版。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只有遵循这一科学的思想,历史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我们才能够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去认识历史的本质,才能够正确地记述和评价各种历史人物。我们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经过认真的研究,力求真实地、公正地反映历史人物,做到“求实”和“存真”。真实性是任何历史著作的灵魂,我们应该秉笔直书,言必有据,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貌,不能虚构夸大,随意剪裁取舍,或者用现代人的模型去想象、改铸、评价古人。这部传记以记事为主,寓论于史,少发议论,实事求是地评价人物,不苛求,不溢美,不隐恶。历史人物都是环境的产物,要如实地反映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行动、性格,使人理解为什么恰恰在这一时代,恰恰在某个特定阶级、阶层之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人物。

作为历史传记,在尊重真实的前提下,还要求记述生动,文辞优美。我国许多优秀的历史传记,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写得文采风流,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达到这样的水平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但无论如何,科学内容和优美形式的结合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的水平有限,人力不足,缺乏经验,编写这样一部大型的人物传记必定会碰到很多困难。我们将全力以赴,团结一致,谨慎从事,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工协作。我们将邀请众多各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参加编写,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才能够构筑、绘制这一漫长、丰富而绚丽多彩的清代历史人物的画廊。目前,这一工作正在进行,《清代人物传稿》的上编和下编各写成了第一卷,分别由中华书局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期待专家和读者对本书进行批评、帮助,以利于我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继续前进,努力去完成今后更繁重的编写任务。


注释

[*]原载《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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