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

（1910—2000）

江苏海门人。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第二年开始写诗，1936年与李广田、何其芳合出诗集《汉园集》，被合称为“汉园三诗人”。抗战之后任教于西南联大，194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做研究员，1949年回到北京，先后任职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等机构，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评论和翻译。

与何其芳的自恋式的倾诉不同，卞之琳的诗歌更多地借鉴了T．S．艾略特的“思想知觉化”和“非个人化”的倾向，着迷于在诗中虚拟“戏剧性处境”。《断章》中单一的“你”和单一的“看风景人”都不是自足的，两者在看与被看的关系中才构成一个网络。卞之琳由此贡献了一种“情境的美学”，诗中营造的，常常是日常生活的场景和情境，但一经卞之琳点化，便蕴涵了丰富深长的回味和耐人咀嚼的人生哲理。其中隐含了将普通生活审美化的高超本领。《道旁》、《尺八》、《白螺壳》、《距离的组织》、《音尘》都是情境化的代表作。

早期的卞之琳自称“多少受到写了《死水》以后的师辈闻一多本人的熏陶”，多用口语，用格律体。着墨平淡，调子低沉，“冷淡盖深挚”，“玩笑出辛酸”，都是他的刻意为之。许多过去所谓“不入诗”的事物也纷纷进入了卞之琳的视野：小茶馆、闲人手里捏磨的一对核桃、冰糖葫芦、酸梅汤、扁担之类，都在一个观察者的眼中生发出诗意。到《春城》中，技巧更为成熟而繁复，并突出了反讽因素。诗中的“我是一只断线的风筝”一段，“故意用滥调嘲弄一般的情诗”，是诗人当时大量运用的戏拟方法。诗中由此有着多重的声音和主体。这种情形更体现在《尺八》、《白螺壳》、《鱼化石》等诗中。

出版诗集：

《三秋草》，自印，1933年。

《鱼目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

《汉园集》（诗集，与李广田、何其芳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音尘集》，北平：文楷斋，1936年。

《慰劳信集》，昆明：明日社，1940年。

《十年诗草》，桂林：明日社，1942年。

《翻一个浪头》，上海：平明出版社，1951年。

《雕虫纪历（1930—195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另著有散文集《人与诗：忆旧说新》，文学评论、散文等合集《沧桑集》等。

春城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描一只花蝴蝶，描一只鹞鹰

在马德里蔚蓝的天心，

天如海，可惜也望不见您哪

京都！——

倒霉！又洗了一个灰土澡，

汽车，你游在浅水里，真是的，

还给我开什么玩笑？

对不住，这实在没有什么；

那才是胡闹（可恨可恨）：

黄毛风搅弄大香炉，

一炉千年的陈灰

飞，飞，飞，飞，飞，

飞出了马，飞出了狼，飞出了虎，

满街跑，满街滚，满街号，

扑到你的窗口，喷你一口，

扑到你的屋角，打落一角，

一角琉璃瓦吧？——

“好家伙，真吓坏了我，倒不是

一枚炸弹——哈哈哈哈！”

“真舒服，春梦做得够香了不是？

拉不到人就在车磴上歇午觉，

幸亏瓦片儿倒还有眼睛。”

“鸟矢儿也有眼睛——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有什么好笑，

歇思底里，懂不懂？歇思底里！

悲哉，悲哉！

真悲哉，小孩子也学老头子，

别看他人小，垃圾堆上放风筝，

他也会“想起了当年事……”

悲哉，听满城的古木

徒然的大呼，

呼啊，呼啊，呼啊，

归去也，归去也，

故都，故都奈若何！……

“我是一只断线的风筝，

碰到了怎能不依恋柳梢头？

你是我的家，我的坟，

要看你飞花，飞满城，

让我的形容一天天消瘦。”

那才是胡调，对不住；且看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昨儿天气才真是糟呢，

老方到春来就怨天，昨儿更骂天

黄黄的压在头上像大坟，

老崔说看来势真有点不祥，你看

漫天的土吧，说不定一夜睡了

就从此不见天日，要待多少年后

后世人的发掘吧，可是

今儿天气才真是好呢，

看街上花树也坐了独轮车游春，

春完了又可以红纱灯下看牡丹，

（他们这时候正看樱花吧？）

天上是鸽铃声——

蓝天白鸽，渺无飞机，

飞机看景致，我告诉你，

决不忍向琉璃瓦下蛋也……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四月十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