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寻找“光”——蒋一谈《透明》

时间：2014年5月20日下午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杨庆祥：这是我们“联合文学课堂”的第一次活动。组织联合文学课堂，是我最近的一个想法。我想把一些对当下文学创作感兴趣的同学聚拢起来，不仅是人大，还包括北大、北师大等高校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研读新的作家作品。这里面有那么几层意思，一是目前高校中文系的教学以文学史为主，对当下的作品缺乏敏感性，教学严重滞后于创作的实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大家比较有效地接触到文学的现场；其次是大家可以借此培养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读者”，我们姑且不说“理想读者”（李敬泽语），作为中文系或者对文学感兴趣的人，至少应该知道怎么去欣赏、分析一部作品；第三是希望这种具体的、有时候是与作家面对面的交流，能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读者与作者在这之间能够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当然，也可能什么都找不到，这也没有关系，阅读即误读，只要是“真正地读过”，这就很好了。最后，我当然希望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形成一种特别的氛围，能够找到一些“核心小伙伴”，能够在雪夜“听到友人和五点钟”。如此，文学与人生，也算是相得益彰。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活动，讨论蒋一谈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透明》，这部短篇集自今年五月出版以来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的一些作品如《透明》《跑步》《发生》等赢得了圈内外一致好评，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一

董丝雨（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我觉得这个小说集关注了一个以前作家不太关注的群体，一个在社会上普遍存在却容易被忽略的中老年男子群体。作为小说的主要描述对象，他们找不到人生的价值或者存在的意义。《发生》和《故乡》中描述的两位老年男人，他们的社会身份是丈夫和父亲，社会责任是支撑家庭和抚养孩子。当他们已经完成这个责任的时候，他们的这种社会身份被无形中剥夺了，他们非常焦虑地重新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但我觉得这种寻找责任，或者说他们期待获得的救赎是不彻底的。能够救赎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但这些男人普遍选择把“认命”作为自己的救赎方式。

我有一个问题，之前看蒋老师的作品《China Story》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小说的结尾总会赋予男人死亡，我觉得死亡不是那么必要。比如《发生》中的独居老人最后无力地倚着墙壁，《跑步》里的大学教授在跑动中视线渐渐模糊，这是不是代表生命的终结？这让我有一种突兀感。

蒋一谈：我上一本短篇小说集是《栖》，写城市女人的故事，这本《透明》以写男人为主。关于老年男人，这类人物角色在中国当代文学里面是一个大的空缺。人到六七十岁之后会面临衰老和死亡，任何人，不管男女，这种无可挽救的无力感都将存在。

你刚才谈到死亡的问题，读者可以各自解读。在这本书里面，我的死亡信息可能是最少的。你谈到《发生》和《跑步》中的男人，最后其实是一种释然、理解和承受。《发生》这篇作品，写的时候作品名字是《他是这样慢慢乐观起来的》，我要把“慢慢”的节奏写出来。一个六十九岁的男人要想自杀，一个女孩如何把他拯救？我要把“慢慢”的节奏感写出来。

杨庆祥：我觉得丝雨讲得很好，她提到了蒋一谈作品里的人物有一个特征，就是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蒋一谈的作品都在写这样一个过程，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生活的个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自己当下的生活？如果他没有办法完成生活的话，就没有办法完成当下的个体。这是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主题，中国的现代内含了个人的现代完成这样一个主题，这是从鲁迅开始的。我觉得蒋一谈把这样一个复杂性在我们当下重新呈现了出来，尤其是《透明》里面那个男人，脚踏两只船，两个家都想拥有，但实际上什么都完成不了，这很有意思。

陈雅琪（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我首先从这本小说集里读出了当今时代的症候。在《二泉不映月》里，是我们无法承受一种很重的情绪。当小说中的人物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通常会选择逃避。比如《在酒楼上》里的男主人公，作为北京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他觉得前途迷茫无望。当突然有这样一个机会，他可以去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经营酒楼，照顾残疾的哥哥）时，他迫切地想要改变当前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不能直面当前的现实，所以他的选择是一种逃避的方式。

其次，文化的同质化使所有的城市都变得一样。《在酒楼上》中的阿亮到达绍兴之后，觉得和想象中的绍兴不同，与北京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人变得失去感官能力，甚至无法感受疼痛和悲伤。正因为失去感受疼痛的能力，他们又在想办法来通过体验这种疼痛和撕裂，以获得一种存在感。比如《跑步》中的主人公觉得疼痛可以产生很美妙的感觉；在《透明》里，男人经历一天的奔波劳动之后感到一种无力感，但同时又觉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快感。

人在这样一种贫乏、同质化的生活里面，有一种想要冲破这种生活的欲望，其表现为情绪上的突然爆发，或者有一些突发奇想。比如《在酒楼上》的阿亮对待他的残疾哥哥，有一个片断写他突然有一种邪念，很想同时点上一把香烟塞到他哥哥的嘴巴里抽死他。这是在人性上突然萌生的邪恶念头，他想要挣脱当下已经变得贫乏无味的生活状态，想要有一些突破，但同时又像被一根弹簧拉着，经历短暂的精神扩张，最终又被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个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想要冲破文本的主体性，但是他们又不能够完全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于《发生》，我觉得蒋一谈找到了解救我们当前同质化生活方式的途径，即用艺术来拯救生活。艺术是不是会让生活更加美丽，我觉得我比较怀疑它的可实现性和有效性。

严彬（诗人）：我昨天看了一个电影《薄荷糖》，就讲了一个男人活到四十岁以后，他会追忆以前的生活，人生是美丽的吗？他不断地在这个困惑中探寻和否定他的东西。艺术能够使生活变得美好吗？我觉得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

杨庆祥：关于艺术和我们生活的关系，在蒋一谈的作品里面，最重要的特点是把艺术内在化，因为我们觉得艺术是一个外在于生活的东西，比如行为艺术也是外在的东西。但是对普通人来说，艺术和我们究竟构成什么关系？在《发生》里这一点很重要。未来的艺术不会是平民化，它越来越内在化，会和我们生命发生直接的关系，这样的话艺术才会拯救我们，解救同质化的生活方式。

蒋一谈：我们爱看电影，但是电影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吗？不会，你需要在电影里获得瞬间的感动，艺术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它需要存在。你刚才谈到邪恶，《故乡》里的男主人公，那个老知识分子，想到连体姐妹，的确有某种邪恶的心理。

杨庆祥：你讲到了邪恶，我想包括《在酒楼上》的男主人公，每个人都有邪恶的那一刹那。

徐祎雪（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蒋一谈在小说当中表现出人有刹那的冲动，但他囿于自己的身份和环境，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发泄出来。就像《跑步》中的大学教授，为了展示父亲的身份，他想跟那男人打架。但是，他发现首先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其次是碍于他的身份，结果只能采取跑步这种很莫名其妙的方式表现出来。

蒋一谈：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有感同身受的一面。有时候，我也很质疑我的父亲身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呢？

徐祎雪：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无力感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