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苏维埃新文学的战争题材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俄国十月革命。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组织武装叛乱，并勾结英、美、日、德等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妄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建立了红军，同叛乱的沙皇军队和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了两年的武装斗争，终于消灭了叛乱，赶走了外国武装干涉者，胜利地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这场战争苏联历史称之为“国内战争”（1918—1920）。

年轻的工农红军为保卫劳动人民自己的政权，同沙皇残余势力和外国干涉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人民军队的英勇奋战，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写出了许多反映国内战争的文学作品。符·伊万诺夫的《铁甲列车》和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都是较早出现的作品，作家满腔热情地赞颂红色游击队员和红军战士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勇猛的战斗精神，但是作家的目光似乎只看到这个英雄的群体，只在表现群体大众的行动和意识，而没有着意去刻画这个群体中的典型人物，所以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只有姓名而没有性格的，有的连姓名也没有。

描写国内战争的作品在艺术上取得较大成功的是后来出现的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又译《夏伯阳》）、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和巴别尔的《骑兵军》。

富尔曼诺夫出身于农民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之后，曾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工作，国内战争爆发后，被派往著名的恰巴耶夫师担任政委。恰巴耶夫是个哥萨克，是个农民出身的草莽英雄，他朴实真挚，胆略过人，对革命忠心耿耿。他的部队英勇善战，在乌拉尔草原上同白军作战，所向披靡，敌人闻风丧胆，但是这是一支由农民游击队组成的部队，组织纪律性很差，游击习气严重，往往打跑了白军之后，也去抢掠老百姓。富尔曼诺夫根据自己在恰巴耶夫师作政委的经历和亲身的体验所写的长篇小说《恰巴耶夫》，就是描述这支人民的军队，如何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变成了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严格纪律的红军部队。小说基本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小说中的政委就是作家本人，小说的情节并不囿于表述恰巴耶夫的战斗事迹，而是围绕塑造恰巴耶夫的独特性格展开，真实地展现出恰巴耶夫从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农民成长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红军将领的过程，突出表现恰巴耶夫这个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英雄人物，写得既真实又富有传奇色彩。

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出现稍晚，于1924年面世。同富尔曼诺夫相比，绥拉菲莫维奇应该算是老作家了。绥拉菲莫维奇出身于顿河哥萨克军人家庭，后来父亲去世，家境变得贫困，他那时刚上四年级，不得不一边学习，一边做家庭教师，以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中学毕业后，靠着哥萨克部队对军人家属的抚恤金，他考入彼得堡大学。当时彼得堡大学的革命气氛很浓厚，大学生中有很多革命团体。绥拉菲莫维奇参加了一个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小组。在这里他认识了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乌里扬诺夫组织了一次刺杀沙皇的行动，不幸失败。乌里扬诺夫被处绞刑，绥拉菲莫维奇曾为乌里扬诺夫起草了这次谋刺行动的宣言书因而被捕，判处流放。在流放期间，绥拉菲莫维奇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1889年他创作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冰块上》。

图4　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

1890年，绥拉菲莫维奇刑满释放，回到故乡，随后又迁往莫斯科。在这里他参加了一个名叫“星期三”的文学团体，这个文学社团的成员有安德列耶夫、布宁、魏列萨耶夫、捷列绍夫等当时俄罗斯文坛上的知名作家，高尔基有时也来参加一些活动。1905年俄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大革命，绥拉菲莫维奇坚定地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写了许多表现革命工人英勇斗争的文学作品。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国内战争爆发后，他曾作为《真理报》记者到各条战线采访，写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通讯报道。正因为有了在国内战争中的这段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成长壮大的过程，他才萌发了要把这段史诗般的历程用小说的形式记载下来的想法，于是他创作了《铁流》。

《铁流》写的是一支散漫的、如同乌合之众的农民暴动队伍，怎样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通过一段艰苦卓绝的战斗行军，锻炼、成长为一支坚强的、钢铁般的革命军队的故事。绥拉菲莫维奇在《〈铁流〉的创作经过》一文曾详细地叙述了这部作品形成的过程。他说，在莫斯科，他有一个乌克兰朋友，名叫索吉尔柯，有一天，他在索吉尔柯家串门，巧遇索吉尔柯的三个朋友来访，听他们讲了达曼军在黑海沿岸行军的故事，绥拉菲莫维奇在文章中写道：“我毫不迟疑地，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决定：写这个由于殷实的富农阶层掀起的反对十月革命暴乱而被迫从库班撤退的庞大贫民群。”“撤退的群众在行军途中受尽了痛苦和磨难；这次行军成了他们的一所了不起的大学，所以在他们将要走完征途的时候，面貌完全改变了：这些赤身、光脚、饥饿、疲惫的农民竟然组成了一支可怕的力量，它扫荡了征途上的一切障碍，胜利地到达了终点。当这群农民饱经痛苦折磨，经过了血和泪的洗礼，从绝望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时他们方才感到：是的，唯一的救星就是苏维埃政权。”他们“经过惊心动魄的行军，骇人听闻的战斗，血和泪的洗礼，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才换来了新生，得到了革命的改造，最后在征途走完之时，终于成了工人阶级助手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农民。”这就是铁流，一股打不垮、挡不住、无坚不摧的钢铁般的洪流。

从小说的艺术而言，《铁流》也有其独具的特色。作家将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放置在高加索美丽的山川之间，美丽的自然环境同人间的苦难恰成鲜明的对照，而最后这支革命队伍的成长、胜利和革命人民那种精神的魅力，又和高加索大自然的美丽交相辉映，形成一种史诗般的艺术气氛。小说以雄浑、澎湃的气势刻画这支部队的集体形象，画龙点睛地勾勒出指挥员郭如鹤等人物的形象。这部小说不仅反映了革命战争的艰苦残酷，而且揭示了革命人民精神面貌的变化。但是小说作者也和《攻克达伊尔》的作者一样，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思想，把艺术表现的中心放置在达曼军集体形象的刻画上，而忽略了塑造中心人物的典型性格，因此领导达曼军走出困境，取得胜利的郭如鹤在小说中只是一个有突出特征的轮廓，而缺乏深刻的、内在的心理刻画和精神面貌的展现。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铁流》还有另一番意义，中国读者不是把它当一般的文艺小说来阅读的，它是“教育人民、教育部队的教科书”（林祖涵致曹靖华信）。著名作家孙犁在一篇文章中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要算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和法捷耶夫的《毁灭》。《铁流》以一种革命行动的风暴，鼓励着中国青年。《毁灭》则更多教给中国青年以革命的实际……”因此，瞿秋白就《铁流》的出版给鲁迅写信说：“《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