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古老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殖民主义者踏上中国领土。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割地赔款，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1851年，广西金田村又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势如破竹，两年之后攻下江南重镇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

殖民主义的隆隆炮声，农民起义的滚滚浓烟，震醒了中国沉睡的士大夫，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为首的一批启蒙主义者开始睁眼看世界。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论述道：中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面对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现实，他们冲破“万马齐瘖”的死寂，开始摆脱封闭、僵化的思维方式，抛弃空疏、烦琐、脱离实际的学风，批判“坐井观天，视四夷如魑魅”的传统观念，转而提倡一种“经世致用”的文化学术思想，同时也萌生了一种学习西方的念头。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冯桂芬的“采西学”，乃至稍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都表现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要求富求强，必须学习西方。

与此同时，在文学领域以龚自珍为首，开创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新纪元。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73年近代第一次农民起义风暴结束，我们把这段文学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

龚自珍作为近代文学的开山祖，以他反传统的叛逆人格力量，以他干预时政、批判现实、慷慨论天下事的主体意识，以他“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揭开了中国近代启蒙主义文学的序幕。接着是一大批近代爱国诗人的涌现：张维屏、林则徐、魏源、朱琦、张际亮、古拉兰萨(蒙)、郑献甫(壮)、赵辉璧(白)、姚燮、陆嵩、金和、贝青乔、蒋湘南(回)等人，他们以其洋溢着反侵略爱国精神和批判清王朝昏聩腐朽的诗篇汇成了这时期的爱国诗潮。诗人第一次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描写战争，具有古代爱国主义文学中所不曾有的新因素。他们不仅歌颂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反抗殖民主义侵略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而且还表现了诗人对普通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斗争中巨大作用和历史地位的肯定。张维屏的《三元里》、陆嵩的《青州兵叹》和黄燮清的《吊关中卒》就是典型的例子。作者通过描写三元里人民和青州、陕西士兵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塑造了中国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英雄群像。把普通士兵和老百姓作为爱国英雄来描绘，并施以重彩浓墨，这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还是不多见的。其他如张仪祖的《咏史》、朱琦的《纪闻》、徐时栋的《鬼头谣》和《乞儿曲》，把普通城市贫民，乃至乞儿、偷儿作为歌颂对象，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下层劳苦大众反殖爱国的精神风貌。

清代中叶后，常州词派兴起，他们强调词的比兴寄托，提倡“意内言外”，在当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要求密切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种创作意向是应予肯定的。鸦片战争后，沿着常州词派这条线而下的，著名的词人有庄棫和谭献。有些富于创造精神的词人，如龚自珍、蒋春霖、顾太清(满)、吴藻等人，并不囿于常州词派，而多是在创作上独辟蹊径。

在散文界，首先突破正统樊篱的也是龚自珍，继之而来的是魏源、包世臣、蒋湘南和冯桂芬，他们主张扩大散文的题材，“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要求突破传统散文“道统”和“文统”的束缚，反对桐城派所标榜的“义法”，开始呼唤文体的解放，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文学时期散文的新变。

在这时期的传统文坛上，有宋诗派和桐城古文的“中兴”。桐城派散文，在时代风暴面前，在一些文论家如蒋湘南、包世臣、冯桂芬等人的批评下，也开始出现“变”的迹象，提出了所谓“窃以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变”和“真”，都具有进步意义。宋诗派的郑珍、何绍基、莫友芝(布依)、江湜，在时代的影响下，也写了不少优秀的诗作。对于这时期的传统诗文，我们不可一笔抹杀，而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流派众多，审美趋向的多元化，本是近代文学的特点之一，在近代初期文坛上也是如此。

这时期的小说，较之古典小说，在艺术形式上虽变化不大，但像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俞万春的《荡寇志》，以及陈森的《品花宝鉴》、魏秀仁的《花月痕》，对反映近代初期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态，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风貌，都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蒙古族小说家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和《一层楼》、《泣红亭》，前者描绘了蒙古族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金戈铁马的一生和他统一蒙古、逐鹿中原的英雄业绩；后两部小说描写了漠南蒙古贵族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揭露了封建势力对爱情的摧残与破坏，在琴默等人身上反映了个性觉醒初期的时代特色。从而开创了蒙古族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纪元。

这时期是古典戏曲(传奇和杂剧)的衰落期，但在民族灾难面前，近代戏曲也有所变化。黄燮清的《居官鉴》、范元亨的《空山梦》、李文瀚的《银汉槎》、钟祖芬的《招隐居》，以及杨恩寿、陈烺、刘清韵的戏剧，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风云和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呈现了新的因素。作为近代启蒙主义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龚自珍的“童心”说、“尊情”说和“尊心”说，是近代初期启蒙主义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林昌彝也是这时期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射鹰楼诗话》，不仅具有强烈的反殖爱国精神，而且重视诗人的人品和诗歌的社会作用，主张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它在近代初期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刘熙载是这时期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他的《艺概》，作为古典诗学和美学的总结，是有其历史地位的。其他如方东树的《昭昧詹言》、谭献的词论、梁廷枏的《藤花亭曲话》，以及蒙古族文学批评家哈斯宝关于《红楼梦》的评论，都是这时期文学理论的重要收获。

太平天国运动，在文学上虽然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对封建文化是一次严厉的批判。曾国藩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讨粤匪檄》)这虽是曾国藩攻击太平天国的话，倒正可说明太平天国初期对封建文化的彻底扫荡。太平天国运动对封建主义主要是“武器的批判”，但它所制定的文化政策，特别是以洪仁玕为首制定的《戒浮文巧言谕》、《钦定士阶条例》等，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太平天国的文学思想和文化政策。它不仅对封建文化是一种“批判的武器”，而且对近代文学的发展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总观这时期的文学，反殖爱国和对封建王朝的揭露批判，是其两大主题。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爱国主义文学汇成巨流，反传统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想的出现，美学风格上的悲愤基调，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点；而以上诸点，也是近代文学开始“变”的迹象。但这种“变”主要还是表现在文学思想内容诸层面，而其艺术形式上的变化，还不明显。这是因为文学的“变”，内容总是先于形式。近代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变”，主要是在近代的中、后期。本时期是文学“变”的胚胎，新变的花朵和果实要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能绽放和成熟。

第一章　近代文学的开山祖：龚自珍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说过：“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热烈呼唤“风雷”、开一代诗风的龚自珍，正是生活在近代起跑线上的“最后”又是“最初”的一位诗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开端，是以这样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作为标志的。

第一节　龚自珍的叛逆性格及其启蒙主义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又名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

龚自珍出身于一个三世京官的官僚家庭，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都做过礼部官员，叔父守正官至礼部尚书。但龚自珍的家庭并非一般的官僚家庭，而是一个有浓厚的学术和文学气氛的家庭。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和妹妹都能写诗填词，父亲通经学，自珍8岁，即于课余抄《文选》授之。母亲是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女儿，雅好文学，著有《绿华吟榭诗草》。这位慈母兼良师的女诗人，在自珍幼年便于灯前帐外口授当代名家的诗文。外祖父段玉裁又在小学、经学、文学和治学门径方面给他以亲切的指导和教诲。这一切，对后来龚自珍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有着良好的影响。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逐渐步入下坡路的时代。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渔民、手工业工人的起义不断发生，殖民主义侵略急剧而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清王朝已面临着日薄西山、气息奄奄、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时代的风暴、国家的危亡、清王朝的腐败，这一切都促使青年的龚自珍重新思考生活的道路。

龚自珍才华横溢，有极敏锐的观察力，自谓“少年奇气称才华”。他15岁开始写诗，19岁倚声填词，23岁作《明良论》四篇。《明良论》发人所不敢言，其言辞之犀利，思想之深刻，议论之透辟，是同时代中很少有人可以望其项背的。就连当时思想倾向保守的段玉裁也为之赞叹：“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这其中虽难免有矜宠之词，但由此可以看出这组文章在社会上异乎寻常的反响。

但诗人在仕途上是不得志的。他27岁考中举人后，接连五次会试不第，直至38岁(1829)才考取进士。以龚自珍的才华和学识，这是难以设想的，由此也可看出科举制度的埋没人才。这种生活经历有助于龚自珍叛逆性格的形成。

由于龚自珍的性格具有极大的叛逆性，再加上他的傲岸不群，诗文中又多“伤时之语，骂座之言”，得罪了不少达官贵人，故一生困厄下僚，他只做过礼部主事、宗人府主事之类的小官。这种政治地位，自然也使他无法施展其经国大志和改革宏图。

龚自珍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官场，他鄙视沽名钓誉、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也厌恶庸俗的虚伪酬酢；而把注意力转向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1819年，他曾从刘逢禄(1776—1829)学习公羊春秋，治今文经学。龚自珍研究公羊学，并非仅仅为解经而研究经学，他是把“经”当作“史”，利用公羊学的“三世”、“三统”这一进化的历史观和它的“微言大义”，来经世匡时，干预时政，宣传变革，这正是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经世致用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

龚自珍为宣传改革奋斗了一生，同时也为改革受尽了封建顽固派的诽谤、排挤和迫害。以龚自珍的才华和胆识，他是可以为国家干一番事业的，而且他也有如此的雄心壮志。“少年揽辔澄清意”，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然而在现实的打击下，这一切都落空了。1839年初夏，在封建顽固派的打击与迫害下，诗人怀着难言之痛，离开了京师。途中写了著名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是诗人的心传年谱。

龚自珍还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早在19世纪20年代，他便在诗中写道：“绝域从军计惘然”(《漫感》)、“气寒西北何人剑？”(《秋心三首》)对于西北边疆的连年动乱表示忧虑。他在《最录〈平定罗刹方略〉》中，一方面揭露了17世纪中叶以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为首的沙俄强盗入侵我黑龙江的罪恶活动；另一方面，肯定了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命令都统彭春等人击败沙俄入侵军，是完全正义的自卫行动。文中还提到了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由此可以看出，早在青年时期，龚自珍就主张维护祖国独立，抗击外国侵略者，他对沙俄的侵略野心是早有警惕的。

龚自珍鉴于西北边境动乱的现实，青年时代即注意西北史地的研究，魏源称他“于史长西北舆地”，曾先后写了《西域置行省议》、《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御试安边绥远疏》、《北路安插议》等文，提出了“移民实边”、“足食足兵”和“以边安边”的积极建议，目的都是为了建设巩固的边防，以防备殖民主义者，特别是沙俄的侵略。

在东南沿海，以英国为首的殖民主义者正处心积虑地敲开中国的大门。诗人早在鸦片战争前17年就指出：“粤东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龚自珍在当时对英国侵略者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实在是极有眼力的。由此我们看出，龚自珍的爱国思想已经超出了“尊王攘夷”或“夷夏之辨”的传统的认识范畴，而是属于近代反殖爱国的思想体系了。

龚自珍对于林则徐所发动的禁烟运动，也是坚决支持的。1838年(道光十八年)，当林则徐准备赴广东禁烟时，他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建议林则徐对食烟、贩烟和造烟者均处以极刑，对反对禁烟而造谣惑众的人要“杀一儆百”。文中还阐述了这次自卫战争的正义性：“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并非“开边衅”；但为了对付殖民主义侵略者，必须设置重兵，加强海防建设，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无武力何以胜也”。这些地方充分表现了龚自珍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立场及其卓识远见。诗人同时还表示要随同林则徐南下，以助一臂之力，然而未成。1841年，就在他逝世前几天，他又写信给驻防上海的江苏巡抚梁章钜，“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但不久，年仅半百的诗人便暴卒于丹阳书院，时年50岁。有《龚自珍全集》行世。

龚自珍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先驱，梁启超认为“龚自珍颇似法国卢骚”，这话是有见地的。龚自珍和法国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所处的时代、出身、文化教养和个人生活阅历虽不尽相同，但就其思想内涵的实质而论，都是属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范畴。

龚自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既具有一般启蒙思想的共同特点，同时也有它特定的时代内容和个人特色。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点：

一、龚自珍启蒙思想的最大特色是他反传统的叛逆精神。

魏源早就指出过：“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在龚自珍思想中确有许多离经叛道的东西。他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认为皇权的至高无上正是国家政治腐败、官吏昏庸无能、寡廉鲜耻的根源。他说：皇帝“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古史钩沉论一》)。大臣们只知磕头呼万岁，于是为“官益久，则气愈蝓；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明良论二》)。因此他主张君臣间要以师友相处，“坐而论道”，以此来改善君臣关系；要用“知耻”，来振作朝廷的风气，“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马克思曾经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龚自珍对君主专制及其所形成的奴仆关系的批判，带有对人的价值观念和平等思想的肯定，这在鸦片战争前夕是具有新的启蒙意义的。

龚自珍反传统的叛逆精神还表现在他对儒家和“六经”的轻蔑态度上。他说：“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题梵册》)诚然，龚自珍并没有彻底地否定儒家思想，但他把在封建社会传统观念中具有无上权威的儒家看成九流之一，并给那些独尊儒术的圣贤们以嘲讽，在当时，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大胆的。《己亥杂诗》又说：“少为贱士抱弗宣，壮为祠曹默益坚。议则不敢腰膝在，庑下一揖中夷然。”曲阜孔庙大成殿东西两廊共有从祀先贤先儒156人，都是儒家崇拜的偶像。诗人对他们则采取一种油滑的态度。“有拜，有弗拜，亦有强予一揖不可者。”剔肤见骨，不难看出诗人对儒家圣贤的轻蔑态度。

对于“六经”，龚自珍也并不顶礼膜拜，他把“经”看作“史”，认为“六经”只不过是“周史之宗子也”(《古史钩沉论二》)，这就降低了“经”在儒家眼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当他的朋友、许多著名的经学家劝他写定《易》、《书》、《诗》、《春秋》时，他始答以“方读百家”之书，“未暇也”；再答以“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未暇也”(《古史钩沉论三》)。这说明了龚自珍把诸子百家和史地之学看得比经学还重要，而且从两次“未暇也”的答复，也可以看出龚自珍对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六经”是如此的冷淡。

龚自珍对于“至圣先师”孔子也有所指斥，并对后人把《论语》视为“经”深表不满。他说：“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又对《孝经》、《尔雅》僭越为“经”大加指责(《六经正名》)。在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诏刊“十三经”和独尊“十三经”的历史背景下，龚自珍敢于说出这番话，那是有卓识和勇气的。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龚自珍对待儒家经典和先圣先贤这种轻蔑和冷淡的态度，正是他反传统叛逆精神的反映。

二、抨击封建衰世的批判思想，也是他启蒙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批判思想，是龚自珍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龚自珍不愧为近代杰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当清代还处于表面上的所谓“太平盛世”的时候，他便能透过层层迷雾和假象，预见与认识到封建社会已进入它的“衰世”，并深刻地揭示了封建衰世的弊端。他说：“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飧烟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作者首先从经济上、民生上指出了“衰世”的表征，这种认识是卓有见地的。他还指出：清王朝虽已进入衰世，但它仍呈现出类似“治世”的表面现象，所谓“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但实际上却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尊隐》)；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是真正的“衰世”景象。他用形象的比喻，说这个社会犹如患有满身疥癣的病人，虽痛痒钻心，因“缚之以长绳”，使你手足无所措。意思很明显，他是把封建末世看成不治之症和无法治疗的病体(《明良论四》)，这种认识是十分深刻的。

“衰世”的另一特点就是摧残人才。龚自珍指出：在“衰世”里不但没有“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而且连“才偷”、“才驵”、“才盗”也没有。倘有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对封建衰世的这种揭露不仅入木三分，而且也是悲愤已极的。

龚自珍怀着满腔悲愤，以无比犀利的笔锋，对封建衰世的官场腐败、土地兼并、横征暴敛、思想禁锢诸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站在历史的高度为这个封建“衰世”敲响了丧钟。正如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的作品时所说：它“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这对于促进人们的觉醒和正确地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龚自珍这一明确的批判意识，使他的启蒙主义思想带有鲜明的反封建的特色。

三、社会变革思想是龚自珍启蒙思想中重要的内容。启蒙思想的历史发展表明，一般启蒙思想家，它既表现了对过去历史的批判、否定和诅咒，又表现了对未来的幻想、预言和呼唤。因此，在生产关系未发生变化、新的社会力量未形成之前，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改革。尽管这种改革未必能够实现，但它却是对社会传统观念、历史文化乃至思维方式的冲击，又是对未来美好愿望所闪现的微光和具有鼓舞力量的追求。

龚自珍从公羊春秋中吸取了进化的历史观和《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他认为要疗救这“衰世”，只有进行社会改革。他提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又说“一祖之法无不蔽”，从而提出“更法”的主张。他说：“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倘若执政者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龚自珍在作品中曾警告过统治者不要自取灭亡，所谓“俟踵兴者之改图”；但透过清王朝“日之将夕”的社会现实，他已朦胧地感到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尽管从感情上龚自珍对清王朝是有留恋的。但敏锐的观察力使他理智地看到清王朝必将灭亡的历史命运，而将希望寄托在“山中之民”身上。所以在《尊隐》中，诗人通过“京师”和“山中”力量消长的对比，人心的向背，说明“山中”的新生力量必将代替“如鼠壤”的“京师”(影射清王朝)。他充满信心地写道：“则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这和他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中所说的“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的意思是一脉相承的。人们通常称龚自珍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对社会发展的这种预见性。而龚自珍这种变革思想和对新生力量的预见，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衡量，都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对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和影响。梁启超就说：“数维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不得不远溯龚魏。”

四、歌颂“狂”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追求个性解放，是龚自珍启蒙思想的又一内容。在龚自珍诗词中，“狂士”、“狂客”、“狂生”、“狂言”屡见不鲜。所谓“狂”，本是封建顽固派对龚自珍的攻击和诽谤。龚自珍用于自称，一方面是挑战式的回击，含有愤激之意；另一方面，这里所谓“狂”，是与卑怯和奴性相对而言的。龚诗中的“狂士”，不仅是个人的气质问题，而是一个历史转折时代发人先见而又为人所不敢言的先觉者形象的化身，是对人的主体价值的自我肯定和热烈追求，而这一点正是近代启蒙意识的一种反映。在旧时代凡是具有叛逆性格和新思想的人，大多被人诬为“狂人”或自称“狂士”。李白自称“我本楚狂人”，李贽被诬为“狂诞”，章太炎被呼为“章疯子”，都是同一含义。

龚自珍还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的诗文词锋犀利，友人劝其将锋芒隐去，他宁受迫害，也毫无收敛；对达官贵人更是冷讽热嘲，所谓“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释言四首之一》)“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都表现了诗人顽强的战斗精神。他针对孔子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提出了四不畏：“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表现了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可贵的反传统的思想品格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而从“狂士”到“四不畏”，正是他冲破藩篱、追求个性解放的折光反映。至于他的《病梅馆记》，通过对病梅的哭泣和疗救，更充分体现了他反对扼杀人的生机、束缚人的自由的个性解放思想和近代人权意识。

龚自珍自己说：“但开风气不为师。”所谓“开风气”，正是启蒙主义的目的之一。程秉钊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这也是对龚自珍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一种肯定。是的，他开启了一代之风，这就是干预时政、慷慨论天下事之风，倡言变革、呼唤风雷之风，冲破藩篱、追求个性解放之风。这就是为什么龚自珍虽只在近代起跑线上刚迈开第一步就突然消失，而他却成为近代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一位开山鼻祖的重要原因。龚自珍全部思想遗产的意义在于指向未来，正如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所说的：“在他的遗产里，还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这也就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

第二节　龚自珍的文学思想

龚自珍是近代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他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有许多独到新颖的见解。尽管他并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论著留给后世，但综观散见于他诗文、书信和评点友人诗歌中的言论，他的文学观点和见解仍给人们留下清晰的印象。

一、经世致用的文学观。

经世致用思潮，起源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顾炎武说：“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这种认识和他的“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是一致的。龚自珍“经世致用”的文学观，既是继承了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致用”传统，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发展。

清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夕，在文学上存在着严重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这一倾向的政治背景和思想根源就是清王朝的文字狱和思想禁锢政策。当时一般文人，慑于文字狱的淫威，不敢正视清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正是龚自珍所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面此现实，龚自珍首先提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乙丙之际著议第六》)的口号，要求学术研究要面向现实社会，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亦即“经世致用”。他在《对策》中说：“人臣欲以其言裨于时，必先以其学考诸古。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认为研究经、史，必须“通乎当世之务”，即联系当代的社会现实，否则学术研究就无的放矢。

龚自珍在这里虽然主要讲的是经和史，但他“史”的含义是极为广泛的。不仅经是史，文学也包括在内。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又说：“诗与史，合有说焉，分有说焉。合之分，分之合，又有说焉。”(《张南山国朝诗征序》)而且他还认为：作为古代诗歌典范的《诗经》，也是“史”。他在《古史钩沉论二》中云：“《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以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又说：“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他还把诸子视为“周史之小宗”，并把庄子、墨翟、孟轲、公孙龙、荀况与屈原并列(《古史钩沉论二》)，可见他是把文学也包括在广义的“史”之内的。

从致用的观点出发，龚自珍认为，文学创作也应和经、史一样，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即必须有用。他在《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得俞旨行……》诗中云：“日圣之的，以有用为主。炎炎陆公，三代之才。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这里龚自珍很明确地认为：探求文学之美，亦在“以有用为主”，强调文学的功利作用，正可反映出他“经世致用”的文学观。

二、龚自珍文学思想的核心：尊情。

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是感情。狄德罗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龚自珍认为，感情是人人具备的：“民饮食，则生其情矣，情则生其文矣。”(《五经大义始终论》)感情来源于现实生活，是人所共有的，有感情才有文学。这种认识的本身就是与宋明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背道而驰的。他在《宥情》中，又通过甲、乙、丙、丁、戊五人的辩论，进一步阐明了“情”的含义，指出感情是区别人与铁牛、土狗、木偶等不同的标志，是人所特有的东西，从而否定了儒家的所谓重情乃“媟嫚之民”的错误观点。他还举江沅读清代词人钱枚的作品为例，说明任何人读了都会产生感情的波动。因为感情是客观地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由此出发，他提出了“尊情”说：

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龚子之为长短言何为者耶？其殆尊情者耶？

——《长短言自序》

龚自珍的“尊情”说，是他文艺思想的核心，它的出现是受到晚明文学解放思潮，特别是李贽等人的影响；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王渔洋“神韵”说和袁枚“性灵”说的影子。但龚自珍“尊情”说出现在当时，却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时代特色，即闪烁着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个性解放的色彩，带有思想解放和文艺革新的意味。

龚自珍所尊的情首先是真情，即要求文学创作必须反映人们真实的审美感受，而反对无病呻吟和虚伪造作。所谓“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感动人，为人所喜爱，就在于情真。

情真要发自肺腑，一切言不由衷之语都是感情不真实的产物。他说：

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强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将为何等言；不得已，则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种种言，实不知其所以言。

——《述思古子议》

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一定无真情实感，也一定不能感动读者，主要因为作者所描写、表达的，不是发自心底的东西，自然也就言不由衷，无以达情。所以他说：“文章虽小道，达可矣，立其诚可矣。”“无情者不得尽其辞。”(《识某大令集尾》)重真情，反虚伪，是龚自珍“尊情”说的核心内容。

其次，龚自珍主张尊情，也并非什么情都尊。从他诗文中可以看出，他所尊的是批判封建“衰世”的愤激之情；抗击外国侵略的爱国之情；打破桎梏、追求个性解放之情；引人积极向上的进取之情。他在《长短言自序》中云：

情孰为畅？畅于声音。……凡声音之性，引而上者为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于旦阳者为道，引而之于暮夜者非道；道则有出离之乐，非道则有沉沦陷溺之患。

情要通过声音(语言)来表达，有什么样的感情就有什么样的声音。而声音，有引导人们积极进取的健康之声，也有诱人走入黑暗的消极颓废之音。龚自珍所尊的情，正是那种积极进取的健康的感情。

三、龚自珍的善入善出说。

龚自珍是一位有丰富创作实践的作家，从总结创作经验出发，他往往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善入善出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在《尊史》中说：

心何如而尊？善入。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

所谓“善入”，就是作家要深入社会生活，对于地理环境、社会风尚、民俗人情，乃至国家的政治、法令、官场，都要有深入的了解和体察。作家要熟悉社会生活，达到如数家珍的地步。何谓“善出”呢？他说：

……如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

——《尊史》

也就是说，作家既要善于深入社会生活，观察体验社会生活，而又不为社会生活表面现象所迷惑；即要从繁富的生活现象中跳出来，而站在更高层次的角度，给所描写的对象以正确评价和审美判断。如果说“善入”属于作家对生活的感性认识，而“善出”则接近我们所讲的理性认识。因此龚自珍的善入善出说已包括了创作活动的全过程。

龚自珍还从反面论述了为什么要善入、善出；并且指出，作家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必须既善入，又善出，二者兼备。他说：“不善入者，非实录，垣外之耳，乌能治堂中之优也耶？则史之言，必有余寱。不善出者，必无高情至论，优人哀乐万千，手口沸羹，彼岂复能自言其哀乐也耶？则史之言，必有余喘。”(《尊史》)作家“不善入”，就不能真实地书写社会生活，弄虚作假，向壁虚构，必然近于呓语；“不善出”呢？就会囿于生活，不能高屋建瓴地书写生活的本质和内在规律，不能表现艺术个性，也就缺乏“高情至论”，即具有深刻的思想和艺术个性的作品。

四、龚自珍的文学批评标准。

文学批评标准，是作家政治观点、美学理想和文化素养的集中表现。于此，在龚自珍文论中有如下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感慨”。关于“感慨”一词，在龚自珍作品中曾多次出现。他在《歌筵有乞书扇者》诗中云：

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材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

龚自珍在这里把“感慨”之作与“伪体”对立，又把“感慨”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之一。那么，龚自珍笔下的“感慨”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所谓“感慨”，原义是人有所感触而慨叹，如“感慨万端”云云。在此，它的含义还要广泛些，即指作家的是非感、爱憎态度和强烈的愤慨之情，所谓“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上大学士书》)。一个作家如果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明确的是非观念、爱憎态度和强烈的愤慨之情，龚自珍认为就能成为名家，而在当时的文学界，工于感慨的作品太少了。充斥文坛的是粉饰现实的歌功颂德之作，或逃避现实、抒发虚无颓废之章。因此作者提出这一批评标准，正是为了抵制当时文学创作中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使文学能够沿着干预生活和批判现实的道路前进。

二是“完”。龚自珍在《书汤海秋诗集后》中说：古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吴梅村等人，“皆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这里提出了一个新的批评标准：“完”。什么是“完”呢？他以清代诗人汤鹏的诗为例说：

海秋心迹尽在是，所欲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要不肯挦撦他人之言以为己言，任举一篇，无论识与不识，曰：此汤益阳之诗。

这里所谓“完”，既是指作家政治理想、道德理想和美学理想的和谐统一，也是指作家艺术个性充分而完美的体现。

艺术个性，是一个作家区别于另一个作家的主观方面各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艺术特征的总和，也是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标准之一。艺术个性的完美、充分与否，是衡量一个作家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高低的主要标准，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作家作品的重要内容。把握一个作家的艺术个性，必须充分揭示作家在艺术表现上的诸方面和独特的审美趋向、审美判断，然后才有可能从总体上把握一个作家的艺术个性。

三是从总体上全面地、辩证地评价作家。龚自珍在文学批评中所坚持的这一标准，我们可从他对李白和陶渊明的评价中看到。

对于李白，龚自珍是十分推崇并在文学创作上受其影响的。他在《最录李白集》中，从作家思想和创作方法的高度给李白以总体的评价。他说：

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

这便相当概括地揭示了李白思想中儒、仙、侠合一的气质和他在艺术上熔铸《庄子》、《离骚》所形成的新的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

关于陶渊明，龚自珍写过三首诗，其一云：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己亥杂诗》

陶渊明一向被批评家视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颇给人以飘飘然之感。龚自珍从具体分析作品入手，把批评家向来视为穆静、飘逸而身居世外桃源的陶潜，比作卧龙诸葛，并进而指出他的作品亦非只是平和淡雅，还兼有豪情壮志和愤慨不平。又说，“陶潜磊落性情温”，他胸怀磊落，气质有豪侠的一面，而又有性格温和的一面。这种看法和后来鲁迅先生对陶潜的评价颇有相似之处。

五、主张创新，反对依傍前人。

文学贵独创。任何一部作品或一首小诗，它之所以长期流传并为人喜爱，在艺术上必然具有新颖和独创的因素。缺乏创新精神的作家和艺术家，不可能受到读者的欢迎。

陆机说过：“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意思是说，别人用过的文意与辞，如已开之花，宜谢而去之；古人未述之文意与辞，如含苞之葩，宜开而用之。要而言之，陈言务去，贵在创新。龚自珍在《文体箴》中说：

呜呼！予欲慕古人之能创兮，予命弗丁其时；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然而耻之。

对于前人的创新精神表示赞赏，而耻于因循守旧，人云亦云。

龚自珍提出贵独创，主要是针对当时文坛上复古、拟古主义文风而提出的。即以诗歌而论，不论是宗唐派还是宗宋派，大多是在声调格律上下功夫，而内容上的空虚、艺术上的模仿，使不少作家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龚自珍的创新，首先表现在内容上，他以思想家特有的敏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封建“衰世”进行深刻的、全面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开创了一代诗风。

独创的反面是模仿和依傍。文学缺乏创造性，一味模仿和依傍别人，其弊病就是雷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是文学创作的禁忌，龚自珍对此十分反感。他曾说：

一夫摇唇，百夫褰，《记》(《礼记》)称剿说雷同，……又有中年所业垂成，就见他人所嗜好称说，必强同之，华山旋其面目东向，太室厌其中处，以求同于岱宗而止，是造物者混混失面目也。

——《叙嘉定七生》

这里指出了文学创作中的弊病，即专事模仿。“剿说雷同”，使五岳变成一山，失去各自的特点和真面目；或“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与人笺》)；在创作上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对这类作家，龚自珍称为“声盗”：“夫甲氏之声，犹夫乙氏之声，夫乙氏之声，犹夫丙氏之声，一呼而百应，则非声，声之盗已。”(《凉燠》)

这正是对“万喙相因”或摹拟抄袭者最辛辣的讽刺。文学创作中的这种千人一声、万人一面的现象，正是当时文坛上拟古主义泛滥的结果。

文学创作的源泉是社会生活，公式化、概念化作品产生的主要根源就是缺乏生活。当时以“义法”相标榜的桐城派古文家和“误把抄书当作诗”的肌理派诗人，他们共同的弊病都是远离现实，脱离生活，有的钻故纸堆，以考证代替创作，其末流甚至剽窃抄袭，“于是剽掠脱误，模拟颠倒，如醉如寱以言，言毕矣，不知我为何等言”(《述思古子议》)。龚自珍指出这点，在当时是有针对意义的。

龚自珍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文学贵独创，而且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也实践了这种主张。他的文学作品确实能拔奇于古人之外，“奇境独辟”、“别开生面”。像他的诗《能令公少年行》、《西郊落花歌》、《秋心三首》、《夜坐》，文《明良论》、《病梅馆记》、《己亥重过扬州记》、《京师乐籍说》等，从艺术构思到表现手法都具有独创性。

在龚自珍的文学思想中也有封建性的糟粕，他在《升平分类读史雅诗自序》中主张“宜有文臣”作诗颂扬封建王朝的功德以瓦解人民的反抗斗争，这是应当批判的。另一方面，由于龚自珍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尽管他所提出的命题具有很新鲜的意义和独到的见解，但在具体问题的阐发上缺乏论述的系统性和理论深度，这也是不足之处。

第三节　龚自珍绚丽多彩的诗歌

龚自珍是一位具有浓郁的浪漫气质的诗人。预言家的卓识、狂放不羁的性格和丰富而奔放的感情，使他的诗作超群脱俗、雄健博丽，卓然自立于近代诗坛。“一代宫商创生面”(《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赋诗，书诸老辈赠诗册子尾》)，正是龚自珍对自己的诗歌最确切的评价。

龚自珍的诗饱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深刻的思想意蕴。

作为一位诗人，龚自珍通过鲜明的形象描绘了封建末世的衰败和官僚集团的腐朽。

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制度全面崩溃、清王朝日益腐败的时代，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中所描述的那样：“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转好的希望。”龚自珍是一位敏锐而有卓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当一部分文士、诗人还在大唱“四海宴清，天下太平”的赞歌为清王朝点缀升平、装点门面时，他便清醒地指出清王朝已历史地进入了它的“衰世”。在龚自珍的抒情诗中，他经常通过一两句自然景色的白描，来烘托、点染这种“衰世”气氛。“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自春徂秋……得十五首》)；“夕阳忽下中原去”(《梦中作》)；“忽忽中原暮霭生”(《杂诗，己卯……得十有四首》)；“萧萧黄叶空村畔”(《己亥杂诗》)，这些“秋色”、“夕阳”、“暮霭”，正显示着封建“衰世”的必然到来和已经到来。

龚自珍对封建“衰世”的揭露和批判，在一些歌行体的诗中表现得更为鲜明和突出。他的《行路易》是一幅封建社会的衰世图。诗人运用历史典故和生动的比喻，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山多猛虎、江多恶鱼、荆棘遍地、争权夺利的生活图画。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战栗的、险恶的政治环境啊！它无疑是清王朝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他的《伪鼎行》是一首政治讽刺诗。鼎，是国之重器，又可作为重臣权相的象征。诗人笔下的伪鼎是一个讽刺形象，作者把它描绘成一个身歪腰斜、周身疥癞、干瘪丑陋、千奇百怪的丑恶形象，“内有饕餮之馋腹，外假混沌自晦逃天刑”。这个“伪鼎”，正是当时清王朝高级官吏艺术形象的化身。在诗人的笔下，这些重臣权相，他们貌似谦恭，外表假装糊涂，内心却贪婪丑恶、凶狠残暴，所谓“委蛇貌托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饮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赋诗》)。他们虽身居高位，政治上毫无建树，终身抱着“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国事我家何知焉”(《明良论二》)的市侩哲学；而却又以老成持重的假面，营私舞弊，排挤贤才。他在上一首诗中指出：这类官僚的实质就是：“杀人何必尽砒附？庸医至矣精消亡。”(《饮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赋诗》)不啻是对这类官僚义正词严的声讨和审判。

诗人在批判封建“衰世”时，往往通过一些具体的生活现象，来揭示清王朝的社会危机。他写有一首《馎饦谣》：

父老一青钱，馎饦如月圆；儿童两青钱，馎饦大如钱。盘中馎饦贵一钱，天上明月瘦一边。噫！市中之馂兮天上月，吾能料汝二物之盈虚兮，二物照我为过客。月语馎饦：“圆者当缺。”馎饨语月：“循环无极，大如钱，当复如月圆。”呼儿语若：“后五百岁，俾饱而元孙。”

这是一首歌谣体的诗，写于1822年(道光二年)。诗人运用歌谣体的比喻手法，拿市场上卖的饼和月亮相比，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物价上涨的严重情况。如果我们把这首诗中所反映的内容，同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所描绘的“五都黍尺无人校，抢攘廛间一饱难”的现实结合起来，就更加深刻地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清王朝经济衰退、民不聊生的情况。

作为一位进步诗人，龚自珍十分关心国计民生，对人民的苦难和悲惨的命运充满着无限同情。在龚自珍的诗中，凡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几乎都有反映，这正是“经世致用”文学观的具体体现。他写过济运问题、货币问题、市场度量衡问题、禁烟问题，乃至妇女缠足和天足问题等，足可反映出诗人对现实的关注态度。我们再看下面他的几首诗。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己亥杂诗》

“国赋三升民一斗”，正是对清王朝赋税繁重、横征暴敛最形象、最真实的描绘与揭露。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农民宰掉耕牛，离乡背井。诗的末句含义深刻，由于历史上农民起义常借屠牛酾酒来发动群众，这里“屠牛”句就暗含着农民在走投无路时弃农走险的可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所谓“乱亦竟不远矣”(《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因而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实。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和不重视水利建设，黄河不断发生水患，清代尤为严重。在龚自珍生活的50年当中，黄河大的决口有16次，其中嘉庆朝二十五年间，决口达12次之多，黄河水患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诗人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写有一首《咏史》：

宣室今年起故侯，衔兼中外辖黄流。金銮午夜闻乾惕，银汉千寻泻豫州。猿鹤惊心悲皓月，鱼龙得意舞高秋。云梯关外茫茫路，一夜吟魂万里愁。

诗人名为“咏史”，实际上是写清代黄河水患的情况。嘉庆以来，黄河屡在南岸决口，首当其害者，自然是古豫州一带的人民。这首诗真实地描绘了黄河南岸河南、鲁南、苏南诸省洪水横流、汪洋一片的情景。“一夜吟魂万里愁”，表达了诗人对灾区人民的同情和关注，同时也揭露了清王朝“不论盐铁不筹河”、不关心人民死活的罪行。

诗人对于农业生产是极为关心的，他主张开垦荒地，并重视水利建设，对于蚕桑亦表示关注。1838年，他曾向他的同年、直隶布政使托浑布建议植桑养蚕。他说：“冀州古桑地，张堪往事新。我观畿辅间，民贫非土贫。何不课以桑，治织纴组。”(《乞籴保阳》)但诗人正确的建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翌年春，当龚自珍南归途经河北时，并未看到茂密的桑林。诗人颇有感慨地写道：

满拟新桑遍冀州，重来不见绿云稠。书生挟策成何济？付与维南织女愁。

——《己亥杂诗》

“付与维南织女愁”，寄托着诗人对无以为业、难以温饱的南方劳动妇女的关注和同情。

龚自珍晚年生活在民族矛盾日趋严重的近代历史的开端，他对于国家、民族充满着忧虑和关注。他曾写有一首《漫感》：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这首诗写于鸦片战争前，诗人面对西北边疆动乱及东南沿海一带殖民主义者入侵的现实，怀着抑郁而又悲愤的心情写了这首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唱出了自己仗剑从军、赋诗忧国、积极拯救祖国危亡的慷慨悲歌。

诗人对鸦片走私和吸食鸦片是深恶痛绝的，他的《己亥杂诗》中有《津梁条约遍南东》和《鬼灯队队散秋萤》两诗。前一首揭露清朝官吏贩毒、吸毒的丑行，后一首描写吸毒成风和食客烟瘾发作时的丑态。《己亥杂诗》中还有《故人横海拜将军》一诗：

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这是怀念在禁烟前线的林则徐的。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虽取得很大成效，但英国侵略者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企图用武力破坏中国人民这场正义斗争。在清统治者内部，面对英国人的鸦片倾销，也分成抵抗和妥协两派。因此，禁烟的前途如何，龚自珍是心怀忧虑的。这首诗一方面表示了诗人对林则徐禁烟前途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流露出自己以不能对禁烟运动有所帮助为憾，诗中洋溢着深挚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浪漫主义诗人，龚自珍还写了一些憧憬未来和歌颂爱情的作品。他的《能令公少年行》，以浓艳的彩笔，丰富的想象，描写了一个与冷酷污浊、虚伪丑恶的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理想世界。在这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世界里，没有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没有欺诈、虚伪和苦恼。诗人相往还的是“疴瘘丈人石户农，嵚崎楚客，窈窕吴侬，敲门借书者钓翁，探碑学拓者溪僮”；欣赏的是美丽的大自然和金石、篆刻、佛经，完全是一种世外桃源式的隐居生活。诗中明显地寄托着诗人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否定。

龚自珍还写了一些爱情诗，有的表现得较含蓄、隐晦，如《春日有怀山中桃花，因有寄》和《梦中述愿作》；但也有些篇什，如《己亥杂诗》中悼念其表妹的诗，颇缠绵悱恻，清新艳丽。如：

娇小温柔播六亲，兰姨琼姊各沾巾。九泉肯受狂生誉，艺是针神貌洛神。

云英未嫁损华年，心绪曾凭阿母传。偿得三生幽怨否？许侬亲对玉棺眠。

写得情真意挚，而又哀感顽艳。就是写给侍妾灵箫的诗作，也句句见真情：

玉树坚牢不病身，耻为娇喘与轻颦。天花岂用铃旛护，活色生香五百春。

——《己亥杂诗》

龚自珍的一生，是与旧传统决裂、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宣传社会变革的一生，其思想的主导面和人生态度是积极的、进步的、健康的。但那个时代毕竟太黑暗了，诗人的理想和追求，不可能不遭到封建统治阶级和传统习惯势力的冷遇、打击，先进的美好的社会理想不可能不与落后的、腐朽的意识形态发生深刻的矛盾。因此，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产生过彷徨，内心蕴寓着忧虑、悲伤和痛苦。他在《己亥杂诗》中写道：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如果说，这首诗在悲凉和伤感中还多少带有点牢骚和愤慨成分的话，他另外某些诗篇则明显地流露出在现实打击下所产生的消极颓废情绪和出世思想。再看他的这首诗：

绝业名山幸早成，更何方法遣今生？从兹礼佛烧香罢，整顿全神注定卿。

——《己亥杂诗》

其他如：“风云材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己亥杂诗》)“安得坐此愁阳春，不如归侍妆台侧。”(《春日有怀山中桃花，因有寄》)“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己亥杂诗》)更明显地流露出剥削阶级的颓唐和消极情绪。特别是他的长诗《能令公少年行》的结尾部分，诗人表示要出世学佛，说什么“莲邦纵使缘未通，他生且生兜率宫”，直言不讳地宣扬了引人出世的佛教徒的思想。尽管这是龚自珍由于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以及个人仕途上的失意而导致的一种精神解脱，但这种思想是消极的、有害的，它只能引导人们走向逃避斗争、脱离现实的道路。

我们前面说过：龚自珍无情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衰世”的腐败、没落和丑恶，并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当时社会的本质问题，促使人们“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但诗人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员，他对于清王朝并没有完全绝望，而是抱有一定的幻想。他希望通过统治阶级的“自改革”来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从而使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清王朝得以回光返照、死灰复燃。正因为如此，龚自珍在少数诗篇中还表现了对清王朝某种程度的幻想、眷恋和惋惜之情，如“欲浣春衣仍护惜，乾清门外露痕多”；“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特别是他的那首“弃妇丁宁嘱小姑，姑恩莫负百年劬；米盐种种家常话，泪湿红裙未绝裾”(以上均见《己亥杂诗》)的诗，鲜明地表露了龚自珍对清王朝的糊涂认识，对自己为统治阶级“所弃”(实际上是受封建顽固派打击和迫害)，表示依依难舍，甚至竟然念念不忘清王朝对龚家三世的“百年大恩”，更是诗人传统封建思想的反映。这是均应指出并加以批判的。

第四节　龚诗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

龚自珍是一位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雄奇瑰丽，光彩夺目，今人钱仲联先生评曰：“其诗笔乃横扫一世之彗星，光芒辐射，拔奇于古人之外，境界独辟。其瑰伟之形象，如天马云，不同凡骥，如天魔献舞，花雨弥空。”龚自珍在思想和艺术上受屈原、庄子和李白的影响最大。他十分称赞庄子和屈原：“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辨仙行》)又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对李白的评价也很高。龚自珍也想如李白那样，融合庄、屈为一，而独铸自己的艺术风格。他说：“名理孕异梦，秀句镌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古来不可兼，方寸我何任？所以志为道，澹宕生微吟。一箫与一笛，化作太古琴。”(《自春徂秋，……得十五首》)龚自珍正是以熔庄、屈于一炉为己任的。所以庄、屈、李，特别是屈原和李白这两位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大师对龚自珍的影响，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庄子奇幻的想象，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李白“惊风雨”的诗笔，对龚诗都有影响。此外，清初浪漫主义诗人屈大均对龚自珍也有影响。他把屈大均与屈原并列：“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夜读番禺集，书其尾》)推崇为“文词宗”。龚自珍在清代将屈大均的作品列为禁书的情况下，夜读其诗集《翁山诗外》、《翁山诗略》，不仅表现了龚自珍对这位抗清志士的崇敬，而且也说明两人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屈大均是清初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说自己的诗可以“颠倒日月，鼓舞风雷，奔五岳而走四渎，使天下万物皆听命于吾笔端。神化其情，鬼变其状，神出于无声，鬼入于无臭，以与造化者游于不测”。龚自珍评他的诗与人：“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夜读番禺集》)龚自珍概括屈大均诗的浪漫主义风格的特点是“奇”，这一点对龚诗浪漫主义的风格也有影响。

龚自珍善于运用奇特丰富的想象，多彩新颖的比喻，借助神话传说和历史典故，通过丰富的联想，构成光彩斑斓的艺术形象，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比如他的《西郊落花歌》，诗人赞美落花的奇丽壮观，变幻多姿，想象和比喻是异常丰富和奇特的：

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奇龙怪凤爱漂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为？玉皇宫中空若洗，三十六界无一青蛾眉；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难穷期。

诗人驰骋着他丰富的想象力，以八种不同的生动形象，用明喻、借喻和博喻的修辞方法，描写了落花的奇丽壮观。在这里不唯比喻本身新颖奇特，生动形象，而且层层递进、由浅入深，从物到人、由地至天，江河古迹、神话传说，纵横开阖、变幻多端，雄奇壮丽、五彩斑斓，带有浓郁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最后二句，又将“落花”与诗人平生之“忧患”联系起来，紧扣主题，点明诗意，使之从幻想世界中回到现实的社会，因而赋予了“落花”这一艺术形象(诗人的化身)更深刻的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

再如作者赞美鹭津上人的书法，诗人以纵横奔放的诗笔，一连用了多种形象的比喻，极赞其字的笔势、神韵、美观，中有四句云：

笔未著纸早有字，纸上笔墨翻不停。天女身骑落花下，顾眄中有风与霆。

——《题鹭津上人书册》

仅此四句，就使我们仿佛看到这位书法家的笔势豪健、龙飞凤舞、恣肆洒脱、虎虎有生气，不禁使人联想起“笔落惊风雨”的杜诗名句来。

诗人善于运用自己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把习见的景物点化成飞动的形象。

畿辅千山互雄长，太行一臂怒趋东。

——《张诗舲前辈游西山归索赠》

九重阿阁外，一脉太行飞。

——《暮春以事诣圆明园……诗六首》

湖光飞阙外，宫月淡林梢。

——《暮春以事诣圆明园……诗六首》

西池酒罢龙娇语，东海潮来月怒明。

——《梦得“东海潮来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诗》

这些无生命的湖光、月色、山脉，一经诗人的点染，便顿时跃然纸上。这一动一静，意境迥异，大大地增强了诗的艺术表现力。

在上面所引的这几句诗中，值得指出的是诗人喜用“怒”字，且用得好，用得活，除已举出者外，尚有“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截句》)、“幽夏灵气怒百倍”(《太常仙蝶歌》)等。明代文学家杨慎说：“《庄子》‘草木怒生’，又说‘大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林希逸曰：庄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诗‘山木悲鸣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好字面。”龚自珍也正是从庄子作品中受到启发，从而丰富了自己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

与龚自珍的这种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相适应，他的语言也具有瑰丽雄健、大气磅礴的特点，像《西郊落花歌》、《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梦中作四截句》、《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均可作为代表。读这类诗似觉豪气扑人，使人神动于中而情满于怀。再如：

狼籍丹黄窃自哀，高吟肺腑走风雷。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

——《三别好诗》

周郎心与笔氤氲，天外惊涛落纸闻。

——《程秋樵江楼听雨卷，周保绪画》

著书不为丹铅误，中有风雷老将心。

——《己亥杂诗》

这类诗的语言特点是气势大，雄浑有力，音调高昂，极富浪漫主义气息。诗人喜用富有神奇色彩的语汇，来增强诗作的气势，如“风雷”、“惊涛”、“天女”、“玉皇”、“奇龙”、“怪凤”、“青冥”、“风伯”、“醉虎”等。这就使他的诗作充满活力和豪气，浓化了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

龚自珍是一位大家，他诗的风格是多方面的。诚如他自己说：“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他诗的语言风格，如上所述，其基调是雄健豪放的，但也有的古朴，有的清奇，有的委婉，有的清新明快，通俗晓畅，颇近民歌风味，读后宛如清泉流入花园，令人心旷神怡。请读他的《己亥杂诗》中的两首：

六月十五别甘泉，是夕丹徒风打船；风定月出半江白，江上女郎眠未眠。

惠山秀气迎客舟，七十里外心先投；惠山妆成要妆镜，惠泉那许东北流？

这类诗的语言，既精于锤炼，又能返乎自然，清新朴素，不事雕琢，正实践了他所说的“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自春徂秋……得十五首》)的主张。

龚自珍也有部分诗篇，语言较艰深晦涩，这主要是表现手法上的隐晦曲折造成的，是文字狱余悸在创作上的投影。诗人有些话不能畅所欲言，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又不免要发泄一些“伤时之语，骂座之言”，可是话又不敢说得很明朗，只好采用“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的影射方法，“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把话隐晦曲折地吞吐出来。龚诗语言上的这一特点和他采用的这种表现手法，正是为适应清王朝在思想界实行钳制政策所采取的一种策略、一种战术。对此我们必须从诗人所处的时代加以理解。

第五节　龚自珍别具一格的文

龚自珍的文在当时也是很有名气的，这一方面因为它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和强烈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它在艺术上也有鲜明的特色和很高的成就。吴兰修誉为“瑰玮渊奥，如黄山云海，不可方物”；康有为则称他的散文在清朝为“特立独出者”。

龚自珍共有文三百余篇，除了属于经学、佛学、金石学的学术论文外，大约还可以分为三类：政论文、杂文小品和记叙文。

反映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政论文，是龚文之大宗，也是在当时最负盛名的。像他的《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平均篇》、《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上大学士书》等均是其代表作。这类散文在思想上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深刻地揭露封建衰世的社会矛盾，猛烈地抨击时政弊端，渗透着龚自珍特有的敏锐的时代感和深沉的历史感，是一种文学家兼思想家的政论。

这类引经讥政、借史议政的文章易于写得枯燥，但由于龚自珍具有卓越的见解和激越奔放的感情，又吸收了先秦诸子纵横雄辩的议论方式，并善于调动多种表现手法，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故能把政论文写得有声有色，而句式的变化多端，语汇的丰富多彩，又喜用排比、博喻、顶针等修辞方法，使他的政论文具有汪洋恣肆、跌宕多姿、俶诡雄辩的美学风格。龚自珍这类政论文的出现，对传统古文——桐城派散文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也为近代散文的革新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龚自珍这类文章，我们前面已引用过，现在再抄两段，以见其美学风格。

有如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啬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

——《平均篇》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龚自珍另一类散文，主要是一些杂文和小品文，像《病梅馆记》、《与人笺二》、《杭大宗逸事状》、《说私》等，从文学的角度来衡量，这类散文不唯独具有丰富的思想意义，同时还有很高的艺术性；而像他的《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哀忍之华》，其文辞之瑰丽多彩，音韵之铿锵谐和，简直可说是散文诗。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类杂文、小品的艺术特色。

一、作者善于用洗练、精确的笔墨勾勒形象，有时三言两语就画出一个人的面影。

龚自珍不乏描绘形象的艺术才华，比如《王仲瞿墓表铭》中王昙的形象，《潘阿细碣》中潘阿细的形象，无不有呼之欲出之感；但龚自珍杂文中的多数形象是一种类型化的脸谱。他的目的不在于细致地描写人物的音容笑貌，而在于通过洗练、精确的画笔勾勒一个面影，从而揭示这一类型人物的共性，所谓“砭锢弊常取类型”。他的《捕蜮》等三篇小文，通过蜮、鸱鹗、狗蝇、蚤蜰(跳蚤、臭虫)、蚊虻等害人虫，来讽刺封建社会中各种类型的坏人，虽只三言两语，但仍不失为生动的面影。他写“蜮”：

今者有蜮，蜮一名射工，是性善忌，人衣裳略有文采者辄忌，不忌缞绖。能含沙射人影，人不能见，必反书之名字而后噬之。

——《捕蜮第一》

这实际上勾画的是忌贤害能而又阴险的坏人形象。再如他的《与人笺二》，全文不过二百字，却生动地勾画出六七种人的嘴脸：

居亭主犷犷嗜利，论事则好为狠刻以取胜，中实无主。野火之发，无司燧者，百里易灭也。某公端端，醉后见疏狂，殆真狂者。某君借疏狂以行其世故，某君效为穉以行其老诈。某一席之义前后不相属，能剿说而无线索贯之，虑不寿。朝士方贵，亦作牢骚言，政是酬应我曹耳。善忌人者术最多，品最杂，最工者，乃借风劝忠厚，以济锄而行伐，使受者伤心，而外不得直。骛名之士如某君，孤进宜悯谅也。某童子妍黠万状，志卖长者，奸而不雄，死而谥愍悼者哉！

这真是俗话说的“一竹篙打翻一船人”，他几乎把当时社会上的官僚、名士骂尽，而又能抓住其特点，极简练地勾画出他们的脸谱，文笔平实而犀利，是一篇很好的讽刺小品。

二、旁出泛涌，更端以言”(《〈绩溪胡户部文集〉序》)，是龚文的一个突出特点。

不作正面描写，而借题发挥，旁敲侧击，这固然是清初文字狱阴影的投射，但作为一种艺术表现也自有它的长处。作者有一篇《杭大宗逸事状》，记述杭世骏的几件生平隐事。杭世骏，是清代著名学者，乾隆八年以翰林保举御史，在保和殿殿试中，下笔五千言，中有“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数语，结果触怒乾隆，交刑部议死，后虽放归故里，但统治阶级仍未放松对他的迫害。文章写杭大宗迎驾事：

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

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

此文几乎全是客观叙述，无一句直接评论，无一句不满乾隆的语言。但由于作者善用曲笔，文章的字里行间已显露了乾隆的阴险、狠毒，杀死杭世骏的真正凶手正是他。轻轻几笔，就渲染了这种杀人不见血的阴森恐怖气氛。

三、抉微发奥，匠心独运，是龚自珍杂文重要的艺术特色。

龚自珍有极敏锐的观察力，他善于从一般人不注意的问题中，引申发掘，阐发妙论。比如《京师乐籍说》，作者抓住这个“论世者多忽而不察”的妓院问题，认为京师设妓院，正是为了“箝塞天下之游士”，“使之耗其资财”，“使之耗其日力”，“耗其壮年之雄材伟略”，这样也就无匡时议政之心了。这一人们忽而不察的问题，通过抉微发奥，作者闪光的思想也就脱颖而出。再如《病梅馆记》，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一般文人画士所表现的梅的高洁与孤傲，而是独运匠心，通过梅的被斧斫、删削而成为病梅和作者疗梅的艺术构思，反映了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压制下人才和个性的被压抑、被摧残，带有鲜明的个性解放色彩。作者托物言志，借梅议政，这种新颖的立意却是历来咏梅题材中所未见的。

龚自珍还有一类散文属于记叙文，大体可分为纪人和纪游两种。

纪人的散文多是些传记片断，著名的有《王仲瞿墓表铭》、《书金伶》、《潘阿细碣》，前面已提及，这里略而不述。

他的纪游散文，写得很有特色，《说张家口》、《说居庸关》、《说天寿山》、《说昌平州》、《说京师翠微山》、《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是其代表作。这些纪游散文首先是再现了山川名城的自然美。如《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作者以细腻的工笔描绘了扬州的小桥流水、桂树荷香。《记京师翠微山》，作者更注入了强烈的主观感受，把它写得亲切、感人，情文并茂，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其次，作者在游记中还注入丰富的社会内容。如《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通过“惟窗外船过，夜无笙琶声；即有之，声不能彻旦”数语，暗示了扬州由盛转衰、“冷然瑟然”的初秋景象。再如《说居庸关》，中间加入作者与蒙古族兄弟戏谑于万山间的情景，甚是传神：

自入南口，或容十骑，或容两骑，或容一骑。蒙古自北来，鞭橐驼，与余摩臂行，时时橐驼冲余骑颠，余亦挝蒙古帽，堕于橐驼前，蒙古大笑。余乃私叹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关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赵宋世，目尚不得睹燕、赵，安得与反毳者相挝戏乎万山间？生我圣清中外一家之世，岂不傲古人哉！”

这段文字不仅增加了文章的风趣，而且也表现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和大一统的思想。

龚自珍散文语言的风格是富于变化的，有的古拙质朴，有的瑰丽清奇，有的生涩隐晦。他的散文，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不拘一格，不宗一体，它既是上承秦汉散文一个独特的发展，又开辟了近代散文新的创作道路。

第六节　龚自珍的词

龚自珍自19岁开始填词，著有《无著词》、《怀人馆词》、《影事词》、《小奢摩词》、《庚子雅词》五种，现仅存150余首。龚自珍说自己的词：“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己亥杂诗》)这里所谓“古雅”是指当时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所推崇的“醇雅”的词风，“幽灵”指常州词派所倡导的沉郁蕴藉的格调，龚自珍说自己的词既不是浙派，亦不属常州词派。的确，他的词作出现在当时，虽没有他的诗、文的影响那么大，但也是自创新风、“别开生面”的。

近代词评家谭献说：“定公能为飞仙剑客之语，填词家长爪梵志也。”这里指出了龚词豪放的一面。他的词也确有些飞扬雄丽之作。青年时代所写的《湘月·天风吹我》、《金缕曲·我又南行矣》，风发云逝，颇“有不可一世之概”。请看后一首：

我又南行矣！笑今年鸾飘凤泊，情怀何似？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暮雨忽来鸿雁杳，莽关山一派秋声里。催客去，去如水。　华年心绪从头理。也何聊看潮走马，广陵吴市？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来岁长安春事早，劝杏花断莫相思死。木叶怨，罢论起。

词中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怀。我们知道，龚自珍青年时代即胸怀大志，他说：“少慕颜、曾、管、乐、非，胸中海岳梦中飞”，“东华飞辩少年时，伐鼓撞钟海内知”(《己亥杂诗》)。他希望为国家做一番革旧图新、经国安邦的大业，并不愿自己仅仅成为一个名士和文学家。“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湘月》)所以他要“结尽燕邯侠子”。但龚自珍生在封建末世，封建统治阶级极端专制、保守，人才被扼杀，他的壮志也不可能得到施展：“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丑奴儿令》)但龚自珍并未心灰意懒，而是对生活充满着信心。“若使鲁阳戈在，挽红日重作青春。”他的心始终憧憬着美好，向往着未来。他有《桂殿秋》云：

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窅四无邻。九霄一派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

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扃几万重？

这两首词写的是梦境：诗人梦至一区，云廊木秀，水殿荷香，月光吞吐，雾气迷漫，都为一碧，光明殿即在其中，很明显，这是词人理想中的境界。他向往着光明的未来，但这理想又是渺茫的，正如他在诗中所表现的一样：“起看历历楼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秋心三首》)

龚自珍的词也有委婉缠绵的一面。谭献曾说他“词绵丽飞扬，意欲合周(邦彦)辛(弃疾)而一之”。意谓既有周邦彦的绵丽，又有辛弃疾的飞扬，而又能熔周、辛为一，独铸自己的艺术风格。龚词的独创性也就在此。诚然，在他现存词中，写得缠绵秀丽者占多数，但就是在这类作品中，也处处显露出词人的豪气。比如他的《鹊踏枝》：

漠漠春芜芜不住。藤刺牵衣，碍却行人路。偏是无情偏解舞，濛濛扑面皆飞絮。　绣院深沉谁是主？一朵孤花，墙角明如许！莫怨无人来折取，花开不合阳春暮。

这首词写得委婉绵丽，应归于婉约之作，但从中我们仍可看到一朵“孤花”的高傲与矜持。它宁可不被人折取，也绝不会向人献媚、折腰，字里行间仍充溢着昂扬之气。

龚词中写爱情的作品很多，由于多数写得比较含蓄、迷离，今天很难考定它的本事。但作为艺术作品，人们仍然可以体味它的意旨，欣赏它的美。这类词，颇近似朦胧诗。正因为作品意象的朦胧，更给欣赏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增添了词的美感和韵味。请看他的两首爱情词：

一身云影堕人间，休认彩鸾看。花叶寄应难，又何况春痕袖斑？

似他身世，似他心性，无恨到眉弯。月子下屏山，算窥见瑶池梦还。

——《太常行》

仙参差，佩参差，数罢鸾期又凤期，彩云西北飞。　箫一枝，笛一枝，吹得春空月堕时，月中人未归。

——《长相思》

这类词，过去曾引起人们不少猜测，并从而牵强附会地考证龚自珍的恋爱史。这实在是不必要的。词，作为文学的体裁之一，我们可以从它的意象所构成的艺术形象去分析、体味，主要在于鉴赏其美学价值。

龚词的艺术性是很高的，段玉裁评曰：“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龚自珍的词出现在当时，既不依傍“家白石而户玉田”的浙西词派，也不宗“词非寄托不入”的常州词派，而是在远承苏辛、周秦的基础上自辟门径，熔铸新词，卓然成家。所以对龚自珍词的意义也是不能低估的。

第七节　龚自珍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龚自珍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重大成就的作家。他的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和反传统的文学思想给当时死气沉沉的文坛吹入了一股新鲜空气，使人们精神为之一振；而他的创作活动正是在这种进步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深刻的批判性、强烈的战斗性、鲜明的叛逆性和艺术上的独创性，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要特点。他的作品，是近代文学史上发出的第一声春雷，震惊了整个近代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龚自珍作为近代文学的开山作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龚自珍的文学作品，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为他同时代的文学家所赞赏。诗人兼评论家的林昌彝说：定庵“为金坛段茂堂先生外孙，学问渊源，盖有所自，古文辞奇崛渊雅，不可一世，余尝选其文入近代十二家文钞”；“诗亦奇境独辟，如千金骏马，不受绁；美人香草之词，传遍万口。善倚声。道州何子贞师谓其诗为近代别开生面，则又赏识于弦外弦、味外味者矣。”而且为后来诗界革命派作家和南社诗人所崇拜。思想家兼诗人的谭嗣同在《论艺绝句六篇》中云：“千年暗室任喧豗，汪魏龚王始是才。”赞龚自珍“能独来独往，不因人热”。南社诗人柳亚子尤推崇龚自珍：“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近代著名小说家曾朴说，龚自珍“是清朝道光朝的大文豪，是今日新文艺的开路先锋”；“龚氏是全力改革文学，无论是诗文词，都能自成一家，思想亦奇警可喜，实是新文学的先驱者”。由如上近代几位著名文学家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出龚自珍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龚自珍对近代文学的影响，我们可从如下几方面来论述：

一、龚自珍的文学观对近代作家的影响。

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龚自珍对近代最大的影响，乃在于思想上的影响。这主要是他“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的社会批判思想和力图变革的革新思想。表现在文学思想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经世致用”的文学观。龚自珍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要求文学创作必须面向社会现实，揭露与批判封建末世，要匡时济世。龚自珍这一文学思想对近代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魏源重视文学考察民情、博采群议的社会作用，反对“藻绘虚车”；冯桂芬说“诗者，民风升降之龟鉴，政治张弛之本原也”；姚莹重视文学的“经济世务”，这都是龚自珍“经世致用”文学观的另一种说法。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作家普遍地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这固然主要是时代的要求，是资产阶级新的文学观念的反映；然而，龚自珍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对近代作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从文学思潮和文学风格来说，龚自珍所开创的近代浪漫主义文学潮流对近代文学有很大影响。

从龚自珍开始，波及魏源，中经谭嗣同、康有为、蒋智由，再到南社诗人柳亚子、高旭、马君武、苏曼殊、王德钟，乃至早期鲁迅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近代以龚自珍为首的这一积极浪漫主义潮流前进的轨迹。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特点是：倡导变革，呼唤风雷，礼赞新学，歌唱爱国主义，宣传民主革命；而奔放的激情，丰富的想象，昂扬的基调，雄浑的旋律是其艺术特色。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龚自珍的影响。

康有为写有著名的诗篇《出都留别诸公》，其中的“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二句，就是从龚自珍的《夜坐》“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脱化而来的。梁启超具有浓郁浪漫色彩的新体散文《少年中国说》，在创作精神上明显地受到龚自珍长诗《能令公少年行》的影响，就连高旭的《登富士山放歌》，也受龚自珍这首长诗的影响，他的另一首诗《禾城落花歌》，又受到龚自珍《西郊落花歌》的影响。康有为极富壮丽色彩并传诵一时的名篇《上清帝第五书》，不仅宣传变革的主导精神和龚自珍的诗文是相通的，而在艺术构思乃至词句上都有影响痕迹可寻。

再如，象征龚自珍性格特征的“一箫”、“一剑”，对于南社高旭、柳亚子都有影响，特别是对柳亚子，影响尤为显著。柳亚子就有“剑态箫心愁无那”、“剑态箫心不可羁”等诗句，诗中所抒发的壮志难酬和苍凉悲壮的心境，是直接承袭龚自珍“怨去吹箫，狂来说剑”(《湘月·天风吹我》)的意境而来的。

三、文体方面的影响。

龚自珍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315首，是诗人一生的小影；60年后，黄遵宪也作《己亥杂诗》数十首，记录诗人一生之梗概。此外，像贝青乔的《咄咄吟》120首、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200首，也显然都受龚自珍这一大型组诗的影响。龚自珍幼年喜读吴伟业、方舟、宋大樽的作品，曾写《三别好诗》，柳亚子亦仿其体，赋《定庵有〈三别好诗〉，余仿其意，作诗论三截句》，这都是直接受龚自珍影响的例子。

此外，集龚自珍诗句为诗，在近代屡见不鲜，特别是在南社诗人中，一时蔚然成风。从南社三巨头的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到最年轻的诗人王德钟，都喜集定庵句为诗。自然，集大家名句为诗，即使能做到“天衣无缝”、“一如己出”，也并不能算创作，但由此可以看出龚自珍诗歌的影响之大。

龚自珍是近代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他的全部文学创作，不论就其思想深度，或是艺术水准，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影响了整个近代文坛，开创了一代新风，对近代诗歌面向现实、干预时政、倡导改革起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章　 政治家的文学活动：魏源和林则徐的诗文

第一节　 魏源的生平与文学思想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墨生，又字汉士，湖南邵阳金潭乡(今隆回县金潭乡)人。魏源自幼好学，性聪慧，9岁应童子试，县令某公唱名时指茶杯中所画太极图云：“杯中含太极。”时魏源身怀三麦饼，即应对曰：“腹内孕乾坤。”县令极惊讶。10岁后，家道中落，而源学习更加勤奋，常读书至深夜。15岁(1808)，补县学弟子员，开始研究王阳明之学。20岁(1813)，举拔贡，次年，随父入都，跟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1776—1829)学习公羊春秋，与董桂敷、龚自珍等人切磋古文辞，又结识都中名士，与学者兼诗人的陈沆(1785—1826)结交。

1822年(道光二年)，魏源中举，1825年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1785—1848)邀请，代贺氏编《皇朝经世文编》。此书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八类，是一部清代前期和中期的文献汇编。这部书影响很大，后来还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三编》。《皇朝经世文编》与文学关系不大，但它反映了魏源“经世致用”的思想，而这一点对于魏源的文学观有一定的影响。

魏源和龚自珍都从刘逢禄学习过公羊春秋，1826年(道光六年)，两人又都在京会试落第，而房考恰是刘逢禄，刘氏因此赋《题浙江、湖南遗卷》惜之，自是“龚魏”齐名。

魏源和龚自珍一样，他研究今文经学，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公羊学的“三世”、“三统”这一进化的历史观和它的“微言大义”来“受命改制”、“经世匡时”，干预时政，宣传变革，主张通经致用，而不满意于古文经学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埋头于故纸堆。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是魏源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的统帅和核心。他的诗文创作乃至他的学术名著《圣武记》、《海国图志》都是基于“经世致用”这一指导思想。把握这一点，对研究魏源的全部创作活动十分重要。

魏源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变古”和学习西方的思想。魏源依据进化的历史观，认为“后世之事”必“胜于三代”，而且“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治篇》五)。由此出发，面对清王朝内忧外患、国势日危的现实，魏源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他说：“天下无兴利之法，除其弊则利自兴矣。”(《淮北票盐志叙》)因此，他在盐政、漕运、水利、吏治诸方面都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向西方学习，这是魏源思想中最闪光的部分。鉴于殖民主义侵略的日益加剧和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失败，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认为“欲制夷患，必筹夷情”(《筹海篇四》)，“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要想制服外敌，必先了解外国，否则必为外国制之。这里鲜明地表露了魏源的学习西方，是建筑在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只有学习西方的长处，才能达到富国强兵、抵御侵略的目的。魏源提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连及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如火车、轮船、望远镜、起重机之类，“凡有益民用者”，都应当学习。这样一来，“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筹海篇三》)。东方的中国一定能赶上西方的欧美。这种认识不仅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而且也是作者富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一种进取精神的表现。

魏源还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转而看到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他在《海国图志》一书中说，美国总统四年一任，如全国拥戴，“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弥利坚总记(中)》)。推许资产阶级的民主选举，在当时对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和世袭制度是有进步意义的。

总之，魏源主张了解西方、学习西方，面向世界，以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这点就其思想倾向而言，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进步思想，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的思想。和龚自珍一样，我们通常也称魏源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原因就在于此。只是龚自珍逝世较早，他没有能提出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这自然是时代的局限。

与龚自珍相呼应，魏源文学思想中的核心部分也是经世致用。

如前所述，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的选择标准就是“经世致用”。后来俞樾说：“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为榘(准则)，几于家有其书。”其实，不仅他编此书是为了“经世致用”，就是他写《圣武记》、《海国图志》，也是为了“经世致用”。这是以龚魏为代表的近代经世致用学派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点。

魏源在学术上反对“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武进李申耆先生传》)的汉学，同时也反对满口“心性”、“天命”的宋学的“空疏”。他提倡“实学”，主张“致用”。又说：“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默觚上·学篇二》)。他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他在《国朝古文类钞序》中说：古之“六经”，亦“一代诗文之汇选”，他认为选辑诗文的标准应是“通经致用”，其作用在于“贵人心”、“崇民智”、“合听”、“合观”，也就是从诗文中所反映的民心、民情，来考察政治的得失，从而博采群议。由此出发，他认为《昭明文选》的编选“专取藻翰”，李善的《注》又专释典故，而“不问诗人所言何志”，使诗教为之一敝。他又批评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专揣于音节风调”，不问诗人所言何志，使诗教再敝。由此认识出发，他强调诗要有“比兴”，要有思想寄托：“诵诗论世，知人阐幽，以意逆志，始知《三百篇》皆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作焉，岂第藻绘虚车已哉？”(《诗比兴笺·序》)魏源对文学的这种认识显然带有片面性和轻视艺术的倾向，但他强调文学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反对“藻绘虚车”的形式主义，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魏源作为一位有丰富创作实践的诗人，在反对文学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同时，他对诗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提出诗的三要素：“厚”、“真”、“重”。

(诗)有三要：一曰厚，肆其力于学问性情之际，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所谓万斛泉源也。一曰真，凡诗之作，必其情迫于不得已，景触于无心，而诗乃随之，则其机皆天也，非人也。一曰重，重者难也，蓄之厚矣，而又不以轻泄之焉。感之真矣，而天机又极以人力。于是而人之知不知，后世之传不传听之耳。

——《简学斋手书诗稿·题辞》

这里所谓“厚”，就是要求诗人要有丰富而深厚的生活积累，要“读书破万卷”，才能“下笔如有神”，“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是文学创作获得成就的一条规律。所谓“真”，就是要有真实的感情，情真才能感人。诗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无情者不能谓之诗。所谓“重”，这里是指作者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创作是一种艰苦的、创造性的审美活动，轻率和潦草是创作的禁忌。具备了如上三点，则“人之知不知，后世之传不传”，可以“听之耳”。

重视作家修养，也是魏源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在《读书吟示儿耆》中云：“人言松柏黛参天，谁知铁根霜干蟠九泉。”松柏之木参天，是由于它的根深植于地下，能吸收水分和各种营养，魏源以此来比喻一个人要有大的成就，必须有深厚的基础，必须重视各方面的修养。魏源所谓作家的修养，主要指两点：一是道德修养，一是生活实践。

魏源重视作家道德的修养，他说：“身无道德，虽吐辞为经，不可以信世。”(《默觚上·学篇二》)强调道德修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

关于生活实践，魏源认为，这对于文学创作更是至关重要的。他形象地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所以他认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上·学篇二》)强调了生活实践的重要。

文学根植于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因此作家必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魏源又以游山为例，说明实地观察、亲身体验的重要：

山有远秀难跻晤，君山小孤华不注。山有深入始胜远无奇，黟宕罗浮及武夷。远近皆奇恣所乐，庐屋天台及五岳。中藏灵秀外嵯峨，由来奇玉无粗璞。常憾游山不善画，今知图画皆虚假，楮墨止能图一面，其中层层面面何由写。笑倒千岩万壑图，尽写山背无山腴。峰峰皆立互遮掩，除非放倒峰峦纸上铺。一游胜读十年画，幽深无际谁能如。假山叠石似胜画，又恨烟霞泉树无。何以文章工写照，虚实向背差能到。无心模范苦相肖，欲宣宇宙灵秘公同好。安能世上有心人，尽领化工陶铸妙。

——《游山后吟》之二

魏源在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何以文章工写照，虚实向背差能到？”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对描写对象能够观察入微，熟烂胸中，所谓“无心模范苦相肖”。欲达此，必须要有亲身体验，“一游胜读十年画，幽深无际谁能如。”所以艺术家和诗人要想“尽领化工陶铸妙”，必须深入生活。

以上是魏源文学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这对他的创作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第二节　魏源的诗歌

魏源是一位政治家兼学者，他一生的精力主要是从事时务政事和学术著述，著有《诗古微》、《书古微》、《公羊古微》、《元史新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数十种。他写诗虽只是余事，但现存诗作仍有800余首，收入《魏源集》中。魏源又是近代重要的诗人。

魏源的诗题材广阔，内容丰富，但最主要的是政治诗、山水诗两大类。

魏源政治诗的主题，正如他诗中所说：“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寰海后十首》)，即忧民与忧国。

鸦片战争时期，诗人目击英国殖民主义的侵略，悲愤异常，他一度曾赴抗英前线并亲自审讯战俘。在这次战争中，他写了著名的《寰海十章》、后十首，《秋兴十章》、后十首组诗，真实而形象地书写了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现实，堪称“诗史”。诗中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腐败、开门揖盗：“揖盗开门撤守军，力翻边案炽边氛。”(《寰海十章》其五)朝中这些文官武将，平时大言不惭，面对外敌时则一个个显出叶公好龙的本相：“尽习都俞润色风，升平养豢百年中。临时但解驱轩鹤，无事还闻好叶龙。”(《寰海后十首》其八)清廷任用这样的官吏，战争怎能不败呢？然而这群胆小如鼠、贪生怕死的官吏，对于人民英勇的抗英斗争，却百般破坏，并诬民为“寇”，诗人写有一首著名的诗篇：

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几获雄狐来庆郑，谁开柙兕祸周遗。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早用《秦风》修甲戟，条支海上哭鲸鲕。

——《寰海十章》之十

这首诗一方面歌颂了三元里人民可歌可泣的抗英斗争，另方面严厉地斥责了投降派余保纯之流，他们诬民为“汉奸”，而自己却为英国侵略者解围，让敌人跑掉。

战争的结局自然是中国失败，清王朝不惜以大量的民脂民膏换取侵略者的欢心，以达到其妥协投降的目的：“肯信围城忽尊俎，一夕干戈变干羽。百万金缯万虏欢，十年牛酒千夫举。倾得蛟宫宝藏完，保障半壁东南土。”(《秦淮灯船引》)这就是清王朝投降派的真面目。广大人民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哭声尚未断绝：“江北火光赤如血，江南涛色黯如墨。炮声未动涛声蹙，中有沉沉万家哭。”(《金焦行》)但他们却与侵略者握手言欢了。魏源所描绘的这一幅幅历史图画，高度概括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的真实景象，既有历史意义，也有审美价值。

书写民生疾苦，也是魏源诗中重要内容之一。他的《新乐府》是“效白香山体”，诗人继承了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通俗晓畅的语言，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揭露、讽刺和批判。《江南吟》、《都中吟》、《君不见》等组诗是其代表作，具有丰富的人民性。在这类组诗中，魏源着重揭露了清廷的苛捐杂税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

种花田，种花田，虎丘十里山塘沿。春风玫瑰夏杜鹃，午夏茉莉早秋莲，红雨一林香一川。朝摘夜开，夜摘朝开，采花人朝至，卖花船夜回。有田何不种稻稷？秋收不给两忙税。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秷。稻田贱价无人买，改作花田利翻倍。下田卑湿不宜花，逋负空余菱芡蕾。乌乎！城中奢淫过郑卫，城外艰苦逾唐魏。游人但说吴民娇，花农独为田农泪。

——《江南吟·种花田》

这首诗通过稻田改花田这一现实，揭露了清政府对江南农民的残酷剥削。农民有田，为什么不种稻稷呢？因为“秋收不给两忙税”。再加上白银外溢后银价上涨、制钱贬值，“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秷。”生活所迫，人民只好将稻田改为花田，而不宜种花的“下田”主人，逼得逃债外出。诗末通过城中富商和乡村农民的对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阶级对立和农民生活的苦难。《再清查》(《江南吟》之七)描写清王朝苛捐杂税之多，诗人这样写道：“再清查，三清查，新旧款目多如麻。前亏未补后亏继，转瞬又望四查至。借问亏空始何年？半缘漕项半摊捐。帮费愈加银愈贵，民欠愈多差愈匮。”这是统治阶级对人民层层剥削的典型写照。《防桃汛》则是诗人以讽刺的笔触，对治河大员无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从中贪污肥己的深刻揭露。他们所关心和感兴趣的是“河伯娶妇，河宗献宝。桃花浪至鲤鱼好，酒地花天不知老”。而于治河则谎报成绩，借以邀功请赏。诗人愤怒地说：“合向羽渊师黄熊。”对这些害人虫，应当把他们抛入深渊。

在《江南吟》组诗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阿芙蓉》：

阿芙蓉，阿芙蓉，产海西，来海东。不知何国香风过，醉我士女如醇。夜不见月与星兮，昼不见白日，自成长夜逍遥国。长夜国，莫愁湖，销金锅里乾坤无。溷六合，迷九有，上朱邸，下黔首，彼昏自痼何足言，藩决膏殚付谁守？语君勿咎阿芙蓉，有形无形则同：边臣之曰养痈，枢臣之曰中庸，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中朝但断大官，阿芙蓉烟可立尽。

鸦片的毒害已蔓延全国，这样长期下去，其危害的严重性可想而知。诗人十分担忧地写道：“藩决膏殚付谁守？”把鸦片危害之严重提到了读者面前，以引起人们的深思和警觉。然而诗人并未把他主张禁烟的思想仅仅停止在这里，而是由此将主题引向更深层，把烟瘾与官僚集团的昏庸腐败、顽症痼疾联系起来。诗人指出：只要能断绝朝中大官这些有形、无形的“”，鸦片就立可禁绝。因此，作者的批判锋芒不仅局限在鸦片的危害上，而是指向了清王朝政治、军事和吏治的腐败。

他的另一组诗《都中吟》十三首，揭露清王朝的政治腐败，抨击官僚集团的昏庸保守，以及宫廷生活的奢侈，如《数开科》、《西苑闭》、《筹善后》、《下海淀》、《山西债》，诗写得很有特色。其第一首《小楷书》，讽刺科举制度，真是入木三分。清朝科举、选翰林并不重视应试者的真才实学，而是凭楷书的工整与八韵诗的谨严顺妥。诗云：“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一个人文章虽写得很好，并有经世之才，倘书法不合格，诗不中程，就不能入选。进士不入翰林就难居高官。所谓“官不翰林不谥文，官不翰林不入阁”。诗人接着讽刺地写道：“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绣鸳鸾。”读书人一生的命运就决定在一支“毛锥”上。近代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像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都未能入翰林，有的连进士也未能考中，大约与此有关。诗人于此的愤慨和嘲讽也就可想而知了。

魏源这类政治诗，由于倾注着诗人巨大的悲愤和强烈的爱国深情，因此显得感情真挚而浓烈，增强了诗作的艺术感染力。而诗中所表达的这种悲愤，正代表了时代的先进思想。因此这便使魏源的政治诗蕴含着丰富而深沉的历史内容，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融合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感情，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

山水诗是魏源诗的大宗，所谓“昔人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戏自题诗集》)。他的山水诗数量之多，描写范围之广，寓意之深，都是前所罕见的。他性好游，遍览祖国名山大川，将亲身经历、见闻、感受融合于艺术形象中，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山水诗。就是和最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王维的山水诗相比，也毫不逊色；而其思想意义，比起谢灵运诗中的玄言佛理和王维诗中空无寂灭的唯心哲理要高出甚多。

好奇好险，描写山水的奇奥佳胜，是他山水诗的一大特色。魏源曾做过不少封疆大吏的幕僚，流动性很大。“好游览，遇胜辄题咏，轮蹄几遍域中。有小印曰：‘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很难得的了，但诗人仍恨未能涉足塞外，“我生第一伤心事，未作天山万里行。”(《关门重晤黄南陂太守》其五)魏源的山水诗，并非一般地写其风光，而是通过许多自然形态、景色的比较，描写它的奇奥险胜。如写黄山之云、五台之雪、王官之瀑、龙门之冰、钱塘之潮、泰山日出等，奇境连翩，令人目不暇接，写得都很有个性和特色。如写天台石梁之瀑：

雁湫之瀑烟苍苍，中条之瀑雷硠硠，匡庐之瀑浩浩如河江。惟有天台之瀑不奇在瀑奇石梁：如人侧卧一肱张，力能撑开八万四千丈，放出青霄九道银河霜。我来正值连朝雨，两崖逼束风愈怒。松涛一涌千万重，奔泉冲夺游人路。重冈四合如重城，震电万车争殷辚。山头草木思他徙，但有虎啸苍龙吟。……

——《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

诗人不仅描写了雁湫、中条、庐山之瀑的不同，而且形象地描绘了天台石梁以及雨瀑的壮观和声势。接着诗人又写了月瀑、冰瀑，其奇姿、美景更加动人心目。这种以奇奥险胜著称的诗篇，在魏源诗中屡见不鲜。如《黄山西海门观落日歌》、《庐山纪游》、《中条山王官谷双瀑吟》都是其代表作。

魏源的山水诗，鲜明地注入了诗人的主观感受，你看他写华山：“金秋严肃气，凛然不可容。一石一草木，尚压千万峰。”(《华山诗》)诗不仅描绘了华山的奇拔峭厉，而且也是诗人“嵚崎历落之气”的艺术体现。他在《游山吟》中，评价了诸山的特点之后说：“始知山贵特立而耿介，正犹豪杰师文王。倚天拔地自雄放，岂必面目同员方！”这之中鲜明地渗透着诗人的创造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思想。

魏源的山水诗不仅形象飞动、雄奇、壮观，而且又把壮丽山川与历史风云、自然哲理融为一体，像他的《金焦行》、《普陀观潮行》、《钱塘观潮行》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钱塘观潮行》是一首歌行体的七言古诗，诗人以精练的画笔描绘了钱塘潮雄丽壮观的景象：“世间瑰绝岂有此：江逆飞，海立起，天风刮海见海底，涌作银涛劈天驶。病者睹之气皆生，勇者睹之神皆死。”这种汹涌澎湃的景象，正象征着一切新生事物所具有的朝气蓬勃、锐不可当的气势。但这种雄丽壮观的海潮并非始终不变的，它也有盛衰，也有进退：“潮如行军有进止”、“潮如阳乌有朝暮”、“潮如百物有壮老”，诗人进而把潮的进退、朝暮、壮老与清王朝的盛衰联系起来，赋予了这首诗以新的意义。魏源把清王朝初期的形象喻为壮潮，把当时的“末世”喻为老潮，这是富有哲理意味的。“如何十万貔貅夹江峙，但有死气无生气？”就是因为清王朝已进入老潮，“海王莫强天朝昏”。诗人最后说：“传语万古观涛客，莫观老潮观壮潮。”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再如他的《出峡词》，通过旅途行舟的观察悟出了人生的道理：“人生万事内，如意安可必。如意不可必，得意其可恃。上水君勿愁，下水君勿喜。”我们读魏源的山水诗，不仅欣赏了大自然的美，而且诗中的哲理也耐人回味咀嚼。

魏源的诗属于浪漫主义诗派，其风格雄浑遒劲，喜用夸张和想象，以气势磅礴和富赡取胜。林昌彝称他“诗笔雄浩奔轶而复坚苍遒劲，直入唐贤之室。近代与顾亭林为近。虽粗服乱头，不加修饰，而气韵天然，非时髦所能蹑步也”。这在他的歌行体中表现得最突出。他的山水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李白的影响，人谓“得太白之高奇”。魏源的诗又有奇崛的一面，他有意学习韩愈和李贺，近代诗人郭嵩焘说魏源的诗“奇古峭厉，倏忽变化，不可端倪”，大约就是指的这一特点。

魏源的诗，特别是律诗，用典过多，固然可使内涵丰富，但因而也减弱了诗的形象性，这是魏源诗的主要弱点。魏源受“经世致用”文学观的影响，很注意诗中的“实”，有时直书其事，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来衡量，则有明显的弊病，即缺乏诗的韵味。他的新乐府诗中的有些作品(例如《都中吟》中的某些诗篇)就有这种弱点。

第三节　魏源的散文

魏源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文在当时就很有名气，陆心源在《〈魏刺史文集〉序》中称魏源之文“古劲遒俊，奇气勃勃”；李慈铭也说：“默深之文，亦实有不可磨灭者，其经世之学，议论多名通，其说理亦有精语，是集必传于后。”故在当时的文坛上就有“龚魏”并称之语，黄象离在《〈重刊古微堂集〉跋》中曾对龚、魏的文章有所比较：“余尝谓龚氏文深入而不欲显出，先生文深入而显出，其为独辟町畦，空所倚傍一也。”黄象离指出龚自珍魏源散文的共同点是“独辟町畦，空所倚傍”，也就是谭嗣同所说的“魏默深、龚定庵、王壬秋皆能独来独往，不因人热”。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文章不因袭他人，有独创性。魏源的散文出现在桐城派古文笼罩文坛的情况下，其意义也就在此。

魏源的散文见于《魏源集》，大体可别为三：政论文、传记和小品。

魏源的政论文，在当时是最负盛誉的。“源兀傲有大略，熟于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因此他的政论文多引经史为据，借古议今，犀利深刻，切中时弊。他的《默觚》上下篇、《筹河篇》、《筹漕篇》、《筹鹾篇》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内容极为丰富，是他经世致用之学的体现。

“明畅条达”是魏源政论文的突出特点。魏源眼光敏锐，兼有从政经验，因此他在政治上有独到的见解，表现在他的政论文中就是说理透辟，条理清楚，逻辑性强。他论广开言路与社会的关系：

景运之世，言在都俞，其次言在旌木，其次言在庭陛，其次言在疏牍，其次言在歌谣，其次言在林薮，其次言在腹臆；言在腹臆，其世可知矣。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士在阿谷，其世又可知矣。言室满室，言堂满堂；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故世昌则言昌，言昌则才愈昌；世幽则言幽，言幽则才愈幽。

——《默觚下·治篇十二》

作者运用排比和对比的手法，论述了广开言论与国家盛衰，以及人才出没的关系。所谓“世昌则言昌，言昌则才愈昌；世幽则言幽，言幽则才愈幽”。条理清晰，层层递进，有很强的说服力、感染力。魏源是一位思想家，他有很高的思辨才能，因此他的议论文大多气势充沛，感情强烈，且论述能纵横开阖，长于分析、辩驳，具有雄辩家的气概。比如作者论述亡天下之患有七，而独恶鄙夫，他则从政治、献策、用人、道德、处世诸方面论鄙夫之危害，又拿庸医相比，最后以“圣人不恶小人而恶鄙夫乡愿”作结，层层深入，直破其的。请看：

历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鄙夫也。暴君无论矣，强藩、女主、外戚、宦寺、奸相，皆必乘乱世暗君而始得肆其毒，人人得而知之，人人得而攻之。惟鄙夫则不然，虽当全盛之世，有愿治之君，而鄙夫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酰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人主被其熏陶渐摩，亦潜化于痿痹不仁而莫之觉。岂知久之又久，无职不旷，无事不蛊，其害且在强藩、女祸、外戚、宦寺、权奸之上；其人则方托老成文学，光辅升平，攻之无可攻，刺之无可刺，使天下阴受其害而己不与其责焉。古之庸医杀人；今之庸医，不能生人，亦不敢杀人，不问寒、热、虚、实、内伤、外感，概予温补和解之剂，致人于不生不死之间，而病日深日痼。故鄙夫之害治也，犹乡愿之害德也，圣人不恶小人而恶鄙夫乡愿，岂不深哉！

——《默觚下·治篇十一》

这段文字大体可以代表魏源政论文的特色和风格。文笔犀利，寓意沉痛，确系有所感而发。

魏源的传记散文写得很有特色。他既不是专为传主歌功颂德，也不纯是为了应付，而是蕴涵着丰富的时代内容，渗透着作者鲜明的爱憎和是非观念。比如他的《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和《太子太保两江总督祀贤良祠陶文毅公墓志铭》两文，就非一般的谀墓文章可比。两文着重赞扬了两江总督陶澍敢于“力犯群忌”、“不避嫌怨”、“为国家筹百世利”的改革精神，作者于此有生动的描写：

方公初议海运，则南漕、北仓挠之；议裁鹾费，则窝商、蠹吏挠之；议截粮私，则长芦、总漕挠之；议改票盐，则坝夫、岸吏挠之；群议沸腾，奏牍盈尺。使公之仔肩稍不力，天子之倚任稍不坚，必不能善其后。

又说：

凡所施设，不任独、不任同，朋是勿壅，朋挠勿从，群疑朋丧，窾却砉开，驱庸走智，康衢王路，天定民诚。吁！可谓智不惑、勇不惧者也。

这是多么生动的一位坚毅、明智而果断的改革家的形象啊！在作者笔下，不仅倾注着对陶澍政绩和人品的钦敬之情，更重要的是渗透着魏源对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的赞扬和肯定。

他的《荆溪周君保绪传》，写一位文尚经世、武娴骑射而抑郁不得志的豪杰形象：

淮南诸商争延重君，遂措赀数万金托君办鹾淮北，君则以其赀购妖姬，养豪客剑士，过酒楼酣歌恒舞，裙屐杂沓。间填小乐府，倚声度曲，悲歌慷慨。醉持丈八矛，挥霍如飞，满堂风雨；醒则磨墨数斗，狂草淋漓，或放笔为数丈山水，云垂海立。见者毛发竖，人皆莫测君何许人。

一位豪杰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志士却不能发挥其才，作者在文末云：“君没次年，海氛讧炽，朝廷诏求奇才之士欲如君者，海内不可复得。天之生材不易，生之而得尽其用又十不一二，亦独何哉！”可见作者写此传记，正是寄寓着他对封建衰世摧残人才、埋没人才的不满和愤慨。

魏源还写有一篇《归安姚先生传》，写著名学者姚学塽的高风亮节。姚居京师30年，粗衣粝食，从未受人一物，对达官贵人毫无媚色。传中云：

初，尚书彭龄掌兵部，请先生至堂上，躬起肃揖之，先生亦不往谢。大学士伯龄兼管兵部，屡询司员“姚某何在”，欲先生诣其宅一见之，终不往也。

魏源在这些地方，虽着墨不多，于人物的刻画，颇传神。这也显示了魏源是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的。

在魏源散文中最富于文学色彩的是他的山水小品。这些小品多是山水诗的诗序。如他写水帘洞(《华山西谷》诗序)、下盘泉(《盘山纪游》之二诗序)、四明山中峡(《四明山中峡诗》序)都极出色。请看作者笔下的安徽白岳西岩：

西岩曰齐云山，其石桥石门之胜，十倍东岩。游山自双溪入，则可先至西崖矣。今皆先至齐云，入则先历真武宫，以西诸峰皆齐云左障。从此山势愈西愈平，忽伏忽起，渐起诸崖而后逆转，东南特起一峰曰标霞崖。逆亘而南曰大石梁。上坦下穹，纵十余丈，横三丈，高二百仞。梁穹如满月，而梁下复重一梁，遥望又如上弦之月。当梁下半里有峰秀峙，如立兔之月宫。人游梁上者，复负标霞崖前面玉兔峰。远近四山，拱青送翠，如在蓬莱天阙中。视东天门，不可同年语。再东南为石门，壁立千仞，下有石室，横覆数十丈，门上有小崖曰云外坐，门前有崖横案曰烂锦崖。而石门寺踞其中，有水帘天泉之胜。亦有大龙宫奉真武，堂奥天设，而祈祷阒然。或曰白岳之脉，自西而东，石门崖特其起祖，而齐云崖乃其结束，故灵响皆在东崖。然栖隐者，将于彼乎，于此乎？

——《白岳西岩》诗序

这些小品写得可谓出神入化，读后有亲临其境之感。大石梁之壮观，玉兔峰之奇幻，烂锦崖之险，尽在目前，并且给人以很高的美的享受。作者于山水有特殊爱好，所谓“从此芒鞋踏九州，到处山水呈真面”。他又说：“游山浅，见山肤泽；游山深，见山魂魄，与山为一始知山，寤寐形神合为一。”(《游山咏》)他于山穷幽探微，甚能了解其性情，而作者亦长于写景状物，故文章能委婉细腻，描摹尽致，在这方面，他颇受郦道元《水经注》的影响。

总起来看，魏源这三类散文均有一定的成就，在近代散文发展中也有积极影响，值得重视。

第四节　林则徐的诗歌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石麟，晚号竢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则徐幼聪慧，童年即以擅诗文知名，“少工骈丽，饶有才华”。他沿着科举的老路，由秀才、举人而成进士，并官至总督。在科举和仕途上都是比较顺利的。然林则徐胸怀大志，早年便开始注意“经世致用”之学，与龚自珍、魏源等人志趣相投。林则徐是我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主张了解西方，研究西方，辑有《四洲志》。林则徐又是近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思想是在他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形成的。他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崇敬。然而正当禁烟胜利、捷报频传之际，道光帝在殖民主义者洋枪大炮的淫威和国内投降派的游说下屈服了。林则徐被撤职查办，遣戍伊犁。他的不幸遭遇，正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在黑暗腐败的旧中国必然发生的悲剧。

林则徐是一位政治家，他只是“余事为诗”，但他的诗很有功力，也有较充实的内容。他还擅长书画，是一位多才多艺之士，著有《云左山房诗钞》、《云左山房诗余》、《云左山房文钞》。《诗钞》系1886年(光绪十二年)所刻，收诗574首，倘将《诗钞》与他生前自选诗集《使滇小草》相较，林诗尚有68首未收入《诗抄》。这样算起来，林则徐现存诗在640首以上。

林则徐的诗作，依据他的生活道路大体可分为前后两期。1839年赴广东禁烟，可作为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诗人前期的作品，尽管其中也不乏佳作，但有相当一部分系官场应酬和题图咏画之作。这里我们侧重谈谈他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

林则徐早期“诗宗白傅”，写过一些揭露社会弊端、讽喻时政之作，像《病马行》、《驿马行》、《答陈恭甫前辈寿祺》，就是其代表作。《病马行》，描写了一匹因长年被克扣草料和过度劳累而饥病交加、濒于死亡的老马在厩间呻吟，“圉人”(负责养马的官吏)不仅毫无体恤，反而站在老马一旁怒视等其死，“欲卖死皮偿酒直”，其残酷令人不寒而栗。诗人笔下的这匹“老马”，不正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在贪官污吏残酷剥削压榨下，劳累过度、奄奄待死的真实写照吗？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他的《驿马行》。这首诗融入了作者更多的主观感受，他通过一匹因终日吃不饱而又无节制的奔驰、被搞得“骨立皮干”的骏马，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人材的摧残。诗结尾云：

吁嗟乎！官道天寒啮霜雪，昔日兰筋今日裂。临风也拟一悲嘶，生命不齐向谁说？君不见，太行神骥盐车驱，立仗无声三品刍。

太行神骥，本是千里马，却让它拉盐车；而无能之辈，饱食终日，“立仗无声三品刍”。诗人的寓意是十分明显的。这首诗通过马的不同命运，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摧残人才、赏罚不明的人事制度，而对那些庸懦无能、高官厚禄的显贵们也给以辛辣的讽刺。

如前所述，林则徐在仕途上比较顺利，但他是一位具有高尚操守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为官亦刚正不阿，对那些贪官污吏是极其憎恶的。诗人有《答陈恭甫前辈寿祺》云：

……呜呼利禄徒，字氓何少恩。所习乃脂韦，所志在饱温。色厉实内荏，骄昼而乞昏。岂其鲜才智，适以资攀援。模棱计滋巧，刀笔文滋繁。峻或过申商，滑乃逾衍髡。牧羊既使虎，吓鼠徒惊鹓。有欲刚则无，此际伏病根。……

这是诗人对旧社会贪官污吏的典型概括。这些利禄之徒，结党营私、敲诈勒索、蛮横骄奢，无所不为，论严刑峻法超过申不害和商鞅，讲奸猾狡诈就连邹衍、淳于髡也不如，欺压人民则甚于猛虎“牧羊”，诗人对这类官吏是极其憎恶的。“知人仰圣哲”，他把改革吏治的希望仍寄托于最高统治者，这是他思想的局限。诗又说：“不才乏报称，循省惭素飧。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诗人以不尸位素餐自勉，并表示决不随波逐流，而希望做一个清官。林则徐确实是按着一位清官良吏的准则立身处世的。他在任地方官期间，就立志兴利除弊，纾解民困，为官清廉刚正，是以有“林青天”之称。

歌颂历史上有作为的名臣、良将，也是他前期诗作的重要主题。如《武侯庙观琴》、《过紫柏山留侯庙》、《汤阴谒岳忠武祠》、《题文信国手札后》、《女郎庙》诸作，对我国历史上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爱国将领张良、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人给以热情的礼赞。

大星虽陨大名留，一线皇纲诩汉刘。抱膝几人知管乐，鞠躬终古匹伊周。波寒沔水居民泪，月黑祁山故垒秋。归骨定军军莫定，墓门深锁阵云愁。

——《定军山谒武侯墓》

对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诸葛亮表示了仰慕和敬意。再如：

不为君王忌两宫，权臣敢挠将臣功。黄龙未饮心徒赤，白马难遮血已红。尺土临安高枕计，大军河朔撼山空。灵旗故土归来后，祠庙犹严草木风。

——《汤阴谒岳忠武祠》

岳飞，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名将，因奸臣的陷害，使其壮志无法实现，诗人对其“黄龙未饮心徒赤”深表慨叹。这首诗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从禁烟运动到遣戍伊犁时期，是他创作的后期。反殖民主义战斗的风云、个人不幸的遭遇、塞外异乡的感受，不时地触发这位爱国政治家的诗兴，尤其是遣戍途中和到达伊犁之后，他诗作尤多，所谓“诗情老去转猖狂”(《又和中秋感怀原韵》)，抒发了这位老诗人的爱国情思和感时忧愤之怀，使他的诗歌创作呈现了新风貌，和他前期多为官场应酬之作相比，后期的诗歌更值得珍视。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方面的主题。

首先是反映鸦片战争之作。在任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期间，由于忙于军务和政事，林则徐写诗不多，正面反映这次战争的作品尤少。这时期他写有一阕反映虎门销烟的词《高阳台·和嶰筠前辈韵》：

玉粟收馀，金丝种后，蕃航别有蛮烟。双管横陈，何人对拥无眠。不知呼吸成滋味，爱挑灯、夜永如年。最堪怜，是一丸泥，捐万缗钱。　春雷欻破零丁穴，笑蜃楼气尽，无复灰然。沙角台高，乱帆收向天边。浮槎漫许陪霓节，看澄波、似镜长圆。更应传，绝岛重洋，取次回舷。

上阕从吸食鸦片写到鸦片的毒害，“一丸泥，捐万缗钱”，足见这种“销金锅”危害之严重。下阕写虎门销烟的情景，从零丁穴的覆灭，海市蜃楼的气尽，点出了鸦片贩子的失败。一个“笑”字，表现了诗人对侵略者的极端蔑视。结拍记录了中国人民的胜利。林则徐有《云左山房诗余》一卷，是阕在他的词中应属难得之作。

对于禁烟的胜利，林则徐充满着无限的喜悦，他推崇邓廷桢的功迹，而对于流言诽谤则不屑一顾，充分表达了诗人忠心为国而毫无私念的博大胸怀和爱国主义精神。诗云：

蛮烟一扫众魔降，说法凭公树法幢。域外贪狼犹帖耳，肯教狂噬纵村尨。

——《次韵和嶰筠前辈》

就在虎门销烟当年的中秋之夜，他应邓廷桢之邀，同关天培一起赴沙角炮台赏月，诗人写了一首《中秋嶰筠尚书及关滋圃军门天培饮沙角炮台眺月有作》。诗中写林、邓、关为防止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报复而在广东积极备战的情况：

……是时战舰多貔貅，相随大树驱蚍蜉。炮声裂山杂鼓角，樯影蘸水扬旌斿。楼船将军肃铃律，云台主帅精运筹。

这三位禁烟主将饮酒沙角炮台，绝不只是为了赏月，诗人说：“军中欢宴岂儿戏，此际正复参机谋。”借此良机，参谋军事，运筹如何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挑衅和报复，是三位爱国志士聚会沙角炮台的主要目的。

其次，抒写了自己在逆境中念念不忘国事、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的旷达情怀。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在投降派的打击与诋毁下被革职并发往伊犁赎罪。沿途他写了不少追念抗英斗争和感怀时事之作。在这些篇什中他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和得失，而总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绝塞不辞远，中原吁可伤。”(《次韵答姚春木》)“知是旷怀能作达，只愁烽火照江南。”“中原果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将出玉关，得嶰筠前辈自伊犁来书，赋此却寄》)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诗句一直广为传诵，充分表现了林则徐作为一位爱国主义政治家崇高的品格和旷达的胸怀。

诗人在遣戍途中，虽身蒙不白之冤，但仍未消极悲观，心灰意冷，这是因为他心目中始终有国家在，有维护民族尊严的崇高理想在。诚然，在林则徐这类诗所表达的乐观旷达的背后，也有一定程度的牢骚，像“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送嶰筠赐环东归》)但这种牢骚，主要是对破坏抗英斗争的投降派的愤懑，而并不含有个人得失情绪。再看他的《程玉樵方伯德润饯余于兰州藩廨之若已有园次韵奉谢》，其二首之一云：

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闻道贪狼今渐戢，须防蚕食念犹纷。白头合对天山雪，赤手谁摩岭海云？多谢新诗赠珠玉，难禁伤别杜司勋。

诗中说自己以未能彻底禁烟、抗击英国侵略感到有愧，这种自愧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当然未能彻底禁烟的责任并不应由林则徐负。诗中说，传闻近来英国的侵略气焰少有收敛，但要防止他们的“蚕食”。我们不仅由此可以窥见诗人的卓识，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境遇中，也反映了诗人对国事的念念于怀。他在另一首诗中又说：“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关山万里把诗人与抗英前线隔开了，但梦中仍不时传来江南的战鼓声，不忘国事之忱，情见乎辞，而在这两首诗中，字里行间也渗透着诗人对投降派的愤懑。“白头合对天山雪，赤手谁摩岭海云？”“小丑跳梁谁殄灭？”在畏敌如虎、胆小如鼠的投降派中，谁是抵抗外侮的帅才呢？他在写给王鼎的诗中更有“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呈诗二首》)之语，希望王鼎回朝劝谏道光帝，赐下尚方宝剑，以斩佞臣(投降派首领)之头。这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反映了诗人对破坏抗英斗争的投降派的切齿之恨。

林则徐在到达伊犁后，虽身为“罪人”，又地处祖国边陲，但他仍念念不忘国事，对于东南沿海殖民主义的侵略活动尤为关注。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云：“中原之事，未敢忘怀。”(《致陈弼夫书》)又说：“东南事局，口不敢宣；而因无时不悬悬于心目间，不知何所终极。”(《致李星沅书》)这种心情在他诗中也有鲜明的反映：

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

——《伊江除夕书怀》

莫说七襄天上事，早空杼柚有谁知？

——《七夕次嶰筠韵》

国家的灾难，民族的危亡，人民生活的饥寒交迫，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这种忧国忧民的激情，有时在诗人心中奔腾，以至使他难以按捺，他急切地想摆脱眼前的处境，希望重新走上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场，实现他报国杀敌的夙愿。《七夕次嶰筠韵》：

漫道星桥七夕行，汉津波浪恐难平。银潢只见填乌鹊，壮士何年得洗兵。

1845年冬林则徐虽被释回，以四五品京堂候补，后又署理陕甘总督，但他重返抗击外国侵略者前线的夙愿，始终未能实现。诗人一直忧虑着广东的局势，他在《袁午桥礼部甲三闻余乞疾寄赠依韵答之》中云：“谬向蛮方开节镇，犹闻洋舶逞天骄。阑沧昨岁鸮音革，珠海何年蜃气消？病榻呻吟犹未了，残灯孤枕警中宵。”诗人此时已呻吟于病榻之上，但仍担心广东一带侵略势力的嚣张，赤诚的爱国真情，始终在他心中燃烧。

第三，作为一位爱国主义者和进步的政治家，林则徐对于民间疾苦十分关注。早在他居官江苏时，就注意体恤民情、救灾办赈、兴利除弊，“一时贤名满天下”。关于林则徐纾解民困和居官政绩的诗，在他同时代人(如张际亮、程恩泽、潘曾沂、汤贻芬、张应昌等)的诗集中屡见不鲜。可惜的是，在他自己前期的诗作中正面描写民生疾苦之作并不多见，只是在《题张南山郡丞(维屏)黄梅拯溺图》、《送赵菊言少司寇(盛奎)还朝次王竹屿都转韵》、《题陈登之别驾(延恩)督运北行画卷》等诗中略窥一二。在后期，这类作品较多。如他写有描写黄河水患的诗数首：

尺书来讯汴堤秋，叹息滔滔注六州(时豫省之开、归、陈，皖省之凤、颍、泗六州属被淹)。鸿雁哀声流野外，鱼龙骄舞到城头。谁输决塞宣房费，况值军需仰屋愁。江海澄清定何日，忧时频倚仲宣楼。

——《张仲甫舍人闻余改役东河以诗志喜……答之》

1841年林则徐遣戍伊犁时，适逢黄河水患，行至扬州，奉旨回东河效力，这首诗就是诗人目睹黄河水灾而写的。哀鸿遍野，鱼龙骄舞，“狂澜横决趋汴城，城中万户皆哭声。”(《题邹钟泉观察(鸣鹤)开封守城纪略后》)多么悲惨的景象啊！

在这次黄河水患中，更使诗人担忧的是如何堵塞决口。当时东南沿海战事蜂起，财政困难，治河乏费，难以竣工的难题，像浓重的黑云压在诗人的心头。他在诗中写道：“石衔精卫填何及，浪鼓冯夷挽亦难。我与波斯同皱面，盈盈河渚带愁看。”(《喜桂丹盟(超万)擢保定同知寄贺以诗……》)由上述几首诗可以看出林则徐对人民身家性命的关注。他的这类诗篇，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林则徐也有相当一部分诗属于官场应酬之作，现实意义不大，特别是在他前期作品中数量更多。林则徐受传统思想影响很深，他的忠君思想很突出，即使他在被革职遣戍后，对于皇帝也并不敢有所批评，而仍然抱着“雨露雷霆皆圣泽”的传统观念。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冬，他被释回，此时作有《己巳冬月六日伊吾旅次被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用纪恩述怀》诗，中云：“飘泊天涯未死身，君恩曲贷荷戈人。放归已是余生幸，起废难酬再造仁……”这都是时代和传统观念带给诗人的局限。

第五节　林则徐的塞外风光之作和他的《回疆竹枝词》

林则徐是一位具有丰富文化素养的诗人，他的文学才能在遣戍前并未能很好地发挥，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主要是从政，对生活的感受也较遣戍后为差。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林则徐的诗歌创作活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他在遣戍途中写的许多感时忧国之作具有很高的成就，这在上一节已有论述。这里主要谈他的塞外风光之作。

林则徐西戍登程，出嘉峪关，一片塞外景象展现在诗人的眼前，他写了不少描写塞外风光的诗篇，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出嘉峪关感赋》、《塞外杂咏》诸作，这些诗描写西北关山的雄伟壮丽，塞外风光的苍茫辽阔，给人以豪放之感和美的愉悦。《出嘉峪关感赋》其一云：

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

嘉峪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明清以来为西北交通要道、防守重塞。诗写它险峻的形势，点出了它地处东西要冲的地理位置，气象雄伟壮阔，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给人以壮美之感。

其二云：

东西尉侯往来通，博望星槎笑凿空。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倚剑接崆峒。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此诗承接上诗，描写了塞外更加广阔的背景。“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依剑接崆峒”，简括地描绘了一幅西北自然风光图画。《出嘉峪关感赋》这组律诗，人称“劲气直达，音节高朗”。

进入新疆境地，地近戈壁，天山横亘其中，他写有《塞外杂咏》八首。其五云：

沙砾当途太不平，劳薪顽铁日交争。车箱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

这首诗描写了西行途中的真实情况。林则徐的《日记》云：“自安西以西，路皆沙碛……碎沙之下实有石底，车行戛戛有声。”“出峡皆石路，且多自上而下，车颠甚。”其六云：

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

诗写天山积雪的美景，同时也写了诗人旷达乐观的胸怀。和上首诗一样，诗中都暗寓着作者对投降派的愤慨和对自身遭遇的不平。林则徐年过半百，即满头白发，这是诗人忧国忧民的见证，它和天山上终年的积雪一样，是难以消除的。

林则徐还有一首描绘边塞狂风忽起的《书见》：

仆御摇鞭正指挥，忽闻狂吼慑风威。前山松径低迷处，无翅牛羊欲乱飞。

“无翅牛羊欲乱飞”一句，极状狂风的威力，这种境界也正显示出边塞风光的特色。

值得提及的，诗人还写过一首描写伊犁城郊春色的《金缕曲·春暮和嶰筠〈绥定城看花〉》，其上阕云：

绝塞春犹媚，看芳郊、清漪漾碧，新芜铺翠。一骑穿尘鞭影瘦，夹道绿杨烟腻。听陌上、黄鹂声碎。杏雨梨云纷满树，更频婆、新染朝霞醉。联袂去，漫游戏。

诗人给伊犁河两岸披上了美丽的新装，多么迷人啊！这类作品，不仅给人以美的感受，而且也使我们更加热爱祖国大西北的自然风光。

林则徐在新疆遣戍三年，亲自勘察伊犁八城土地，行程三万里，查勘垦田近69万亩。“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柬全小汀(全庆)》)；“西域遍行三万里，斯游我亦浪称雄”(《寄酬梅生见赠五叠前韵》)；使天山南北出现了“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的繁荣景象。他有诗记述道：

稂莠嘉禾不并生，田莱区画要平衡。南东疆理思成宪，带砺提封溯旧盟。中外总期无旷土，兵农何必有分名。迢迢一片龙沙路，待听扶犁叱犊声。

——《寄酬梅生见赠五叠前韵》

林则徐在查勘垦田的同时，还深入民间，接触到许多维吾尔族人民，对他们的历史、文化、风土、民情有了相当的了解，他此时写的24首《回疆竹枝词》，不论从史料学、民俗学，还是文学的角度，都有一定的价值。

所谓回疆，在清代是对天山南路的通称，因天山南路系维吾尔族聚居的地方。维吾尔，清代又称“缠回”。这24首竹枝词，像一幅长条画卷，展示了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风土民情和阶级状况的种种侧面。《回疆竹枝词》第一首就是写清代前期维吾尔族的历史：

别谙拔尔教初开，曾向中华款塞来。和卓运终三十世，天朝辟地置轮台。

别谙拔尔在这里是指穆罕默德，他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这首诗概括了清前期维吾尔族的历史，歌颂了清王朝对新疆的统一。竹枝词记述了维吾尔族落后的生产方式：

不解芸锄不粪田，一经撒种便由天。幸多旷土凭人择，歇两年来种一年。

新疆地广人稀，广种薄收，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广大维吾尔族人民过着极其简陋和贫困的生活，他们很少生火做饭，多以冷饼和瓜果充饥：

桑葚才肥杏又黄，甜瓜沙枣亦糇粮。村村绝少炊烟起，冷饼盈怀唤作馕。

劳动人民生活之所以这样贫困，主要是当地伯克和地主的剥削。诗人特地写了清王朝统一新疆前准噶尔贵族对维吾尔族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的情况：

准夷当日恣侵渔，骑马人来直造庐。穷户仅开三尺窦，至今依旧小门闾。

首二句写准噶尔骑兵骄横霸道、肆意掠夺的情况。骑兵一来，维族人民就藏在土堡里，土堡仅留一个小小的门。又一首诗云：

金谷都从地窖埋，空囊枵腹不轻开。阿南普作巴郎普，积久难成避债台。

这首诗承上而来，是写维吾尔族人民为防备准噶尔贵族的掠夺，把粮食藏在地窖里，即使饿着肚子，也不敢轻易打开地窖，由此可见准噶尔贵族掠夺之残酷。末二句写劳动人民迫于生活和缴纳各种租税，不得不债台高筑，靠借贷度日。

对于维吾尔族的风俗民情，《回疆竹枝词》也有反映。比如当地人民因信奉伊斯兰教而不吃猪肉，婚丧嫁娶、招待宾客吃“抓饭”：

豚彘由来不入筵，割牲须见血毛鲜。稻粱蔬果成抓饭，和入羊脂味总膻。

还有描写维族人民特有的迎年送日礼拜活动的：

城角高台乐广张，律谐夷则少宫商。苇笳八孔胡琴四，节拍都随击鼓镗。

维乐以鼓为主，杂以苇笳、洋琴和胡琴，其乐乍听不合汉地宫商之律，但它符合维族音乐的特殊音律，即所谓“谐夷则”。诗中还有描写维族婚姻习俗的：

宗亲多半结丝萝，数尺红丝散发拖。新帕盖头扶上马，巴郎今夕捉秧哥。

维族婚姻仍保持着原始的近亲结婚风俗，除同胞兄妹不能结婚外，叔伯兄妹、各种亲戚均可结成夫妻。结婚时，红丝辫发，红帕盖头，骑马到男方。这组竹枝词还写了维族的文字：

字名哈特势横斜，点画虽成尚可加。廿九字头都解识，便矜文雅号毛喇。

维吾尔族有自己的文字，它是借用阿拉伯字母略加变化而成，字是自右向左横写。“毛喇”，是有文化的宗教传播者，即懂得《古兰经》的知识分子。维族文盲很多，一般劳动人民多不识字，所以在维族中，毛喇是受人们尊敬的。

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较全面而真实地书写了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活动和风俗民情，其中渗透着诗人对清王朝统一新疆的讴歌。如所周知，清王朝统一新疆，结束了准噶尔贵族对维族人民野蛮的统治和残酷的剥削，促进了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清王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乃至巩固西北边防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从艺术的角度来衡量，《回疆竹枝词》并不是很成功的作品，诗的形象性不是太强，诗中夹杂的维语也给读者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尽管如此，这组诗相当精练地描绘了维族的历史面貌和生活图画，其中不少篇章写得富有诗意，不仅有民歌风味，还有民族特色。在近代汉族作家中，能写出这样一组集中反映少数民族生活诗篇的，还不多见。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回疆竹枝词》也值得我们珍视。

第六节　林则徐诗的艺术风格

林则徐的诗，特别是后期，不仅具有较丰富的时代内容，反映了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在黑暗社会里的悲剧，而且他的诗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林则徐写诗重视思想内容，推重风骨，反对华而不实和感情的虚伪。“浮华徒外饰，肃敬本中生”(《赋得敬实不求华得诚字》)；“扫尽铅华见风骨，悲歌狂啸总天真”(《曹丹山杰属题诗稿》)。要求写诗要有真情，“诗不矜奇善道情”(《题及门黄杏帘(麟)襄阳诗后即次留别原韵》)，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

与这种认识有关，林诗总的特点是质朴谨严、气体高壮、感情深挚。其艺术风格在前后期是有变化的。

林则徐前期的诗“稳惬流美”，而且多在“使事急切，对仗工整”上下功夫，这便使他有些诗篇不免陷于纤巧，如“郎君东阁骄行马，后辈西昆学祭鱼”(《河内吊玉溪生》)，但有些诗也确见作者的功力，如《武侯庙观琴》云：“不废微时《梁父吟》，千秋鱼水答知音。三分筹策成亏理，一片宫商澹泊心。挥手鸿飞斜谷渺，移情龙卧汉江深。魂消异代文山操，同感君恩泪满襟。”对仗工整而又极其自然。

众所周知，林则徐的生活道路在1841年革职遣戍伊犁前是比较顺利的，“稳惬流美”，正是他前期一帆风顺的仕途生活在艺术风格上的反映(当然这里是就其主导倾向而言)。

林则徐后期的诗歌风格有所变化。鸦片战争时期，诗人忙于国事军务，没有留下多少诗篇，而真正能代表他后期诗风的是他遣戍伊犁后的作品。这时期诗作的艺术风格是沉郁、苍凉。政治上的打击，个人遭遇的不幸，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国事一如既往的深情和忧虑，使他的诗风为之一变。鸦片战争前期禁烟运动蓬勃发展时，他写的一些诗篇如《中秋嶰筠尚书招余及关滋圃军门天培饮沙角炮台眺月有作》、《题关滋圃瑞菊延龄图》，昂扬奋发，豪爽奔放，所谓“气体高壮，风格清华”，正是林则徐对禁烟充满胜利信心的这种昂扬精神状态的反映。而在遣戍伊犁后，悲郁忧愤之情油然而生。诚然，林则徐在身处逆境时也颇能自恃，他能冲破苦痛悲愤的心理状态，故作旷达语以自慰，什么“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之类，这固然表现了林则徐受传统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影响，同时也是他脱俗超群、高洁不凡的道德情操的反映。请看他的《将出玉关得嶰筠前辈自伊犁来书赋此却寄》：

与公踪迹靳从骖，绝塞仍期促膝谈。他日韩非惭共传，即今弥勒笑同龛。扬沙瀚海行犹滞，啮雪穹庐味早谙。知是旷怀能作达，只愁烽火照江南。

在这些旷达的诗句中，仍然深深地隐藏着诗人的抑郁、忧愤，再如他的《送嶰筠赐环东归》、《送文一飞河帅(文冲)入关归养》等诗云：“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转无言”；“天涯同是伤心侣，目送归鸿泪满巾”，满腔悲愤，无限沉痛，读之令人心酸。林昌彝评林诗曰：“塞外之作，如寒月霜鸿，闻声泪下。”大约即指此类诗。

以上是林则徐前后期诗作艺术风格的比较。

林则徐诗的艺术风格也不是单一的，有的气势宏伟，瑰奇遒劲，像他的《题李海宗传海上钓鳌图》、《题张雪樵郡丞宝荣洗月轩图》、《出嘉峪关感赋》；还有的奇警峭拔，他典试云南，途中有些小诗就具有这种风格：

两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落。

——《镇远道中》

写山中行路惊险之情景令人惊心动魄。再如：

豁开原野少崔巍，暂脱重山若脱围。历险始知平地好，骤寒翻讶早秋非。

——《安平》

这些小诗语浅意深，这是因为诗中饱含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诗人的自我感受，读后给人以启示。像他的“山行也学上滩舟，牵挽因人不自由”，“不为丝绳留正直，此身谁到万峰头？”都是诗人的自况。

林则徐还写过一首《己酉上元后二日……万寿寺看山茶花有作》。作者先写昆明四时皆见花，但人们唯独喜欢经冬的红山茶，特别是塔密左万寿寺的山茶，“树大十围花万朵”，使一切鲜花黯然失色，就连遐迩闻名的宝光寺、太极宫的山茶也都无法和她争艳。诗人接着描写万寿寺的山茶。人尚未到寺，墙里已先露出半截殷红的树枝，诗云：

小板桥西路几弯，墙头先露半林殷。初疑日上扶桑丽，旋讶霜侵枫树丹。须臾转入摩尼殿，赩色迷天天不见。火伞高张祇树林，赭珠遍照空王院。花气清当雨后天，朝曦初映倍鲜妍。迸开新瓣浓于染，擎出高枝烂欲然。最宜佛座东偏看，银海光摇红不断。谁抛朱绢树头缠，岂炽洪炉林下煅？花光遥扑碧鸡关，欻换燕支塞外山。鹤顶投林翻觉淡，鹃声啼血枉留斑。回思火树明前夕，似有仙人向空掷。天女凌虚散作花，转教桃李无颜色。

诗人运用多种比喻，层层递进，极写山茶的红艳。初疑丽日东升，继惊霜侵枫林，转眼赩色迷天、赭珠遍照，在花光辉映下，连丹鹤顶、杜鹃血都顿然暗淡，桃李亦为之失色。诗人至此笔锋一转：

江南我忆众芳寻，赤玉丹砂亦满林。梵行寺有端明咏，拙政园经祭酒吟。宝珠色相犹输此，却到边陬叹观止。合将南诏号朱天，不负行幐一万里。……

诗人说，我访遍江南的山茶，虽可争色斗艳，但比起万寿寺的山茶仍要逊色。我把昆明号为“朱天”，真可叹为观止了。全诗近400字，一气呵成，而又层次分明，描写生动有致，引人入胜。由这首诗也可以看出诗人的艺术才华。

林则徐诗的语言特点是洗练、深沉。他的诗一般不喜用华丽的语言，多数质朴无华，而以格调取胜，像他的许多名句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

——《塞外杂咏》

修文定写平生志，犹诉苍苍塞漏卮。

——《哭张亨甫》

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

——《哭故相王文恪公》

林则徐有诗云：“扫尽铅华见风骨，悲歌狂啸总天真。”这两句诗正道出了他诗的风格：质朴无华，格高情真。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云：“文忠经世之才，余事为诗，缘情赋物，靡不裁量精到，中边俱澈。卓识闳论，亦时流露其间，非寻常诗人所及。谪戍后诸作，尤悱恻深厚，有忧国之心，而无怨诽之迹。”这一评论，符合林则徐诗词创作的实际情况。

第三章　粤闽桂三诗人：张维屏、张际亮和朱琦

在鸦片战争时期的诗人中，除了前面提到的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外，还有几位老诗人值得注意，这就是张维屏、张际亮、朱琦、林昌彝等。他们的创作活动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开始，而且都有相当的成就。这几位诗人所居多在鸦片战争的前线，炮声首先惊醒了他们的睡梦，唤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面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暴行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诗人们写下了许多爱国诗篇，至今仍为人们传诵。

第一节　张维屏及其诗风的转变

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又字南山，号松心子，别署楚客、第七洞天樵客、珠海老渔等，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1822年(道光二年)中进士，官至江西南康知府，1836年(道光十六年)辞官归乡。著有《松心诗集》、《听松庐诗钞》、《松心十录》、《松心文集》、《听松庐诗话》、《花甲闲谈》等，并辑有《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六十卷、二编六十四卷，是一部有关清诗的重要文献资料。

张维屏幼聪慧，年十三，应童子试，名列前茅，知县吴象川奇之，为之诵《毛诗序》曰：“南山有台，乐得贤也。”以是又字南山。他虽才华横溢，少年中举，但后来接连五次赴京应试均名落孙山。然而他在广东诗坛上却颇有名气，与当时的诗人谭敬昭、黄培芳并称“粤中三子”。又与林伯桐、黄乔松、谭敬昭、梁佩兰、黄培芳、孔继勋在广州城北的白云山麓筑云泉山馆，称“七子诗坛”，吟咏唱和，诗名大振，此时他已成为粤中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张维屏的诗出入汉魏唐宋诸大家，取材富而酝酿深，人谓“诗高华沉着，不专一格”。“一唱三叹，入人心脾”。后游京师，当时的内阁学士、诗坛泰斗翁方纲曰：“诗坛大敌至矣。”于此可见张维屏在嘉道诗坛上的地位。

1822年(道光二年)，张维屏考中进士，以知县用，开始了他“十载以来，四为县令”的仕途生活。

张维屏的四任县令(湖北黄梅、松滋、广济，江西泰和)均地处长江和赣江之滨，连年的江水堤溃，泛滥成灾，哀鸿遍野，诗人除积极勘险赈灾外，目击这一切，心酸意恻，写下了许多同情人民苦难的诗篇，他的《黄梅大水行》，就是写江水泛滥、堤溃成灾的情况：

……一决数千尺，顷刻成汪洋。冯夷舞澎湃，鱼鳖争跳踉。富人预绸缪，举室迁高冈。穷民无所之，结茅傍菰蒋。棚楼与露宿，藉草以为床。魂魄惊乍定，饥饿病欲僵。

他在《积雨偶感》中，除对人民的苦难寄予同情外，还希望能有“万间广厦”供流离失所的哀鸿居住，这在存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中，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万间广厦成虚愿，自笑毛椎未处囊。”他美好的愿望也只能是幻想而已。《秋霖》诗又云：“已苦阴霾害禾稼，更摧霜雪上人头。”诗人为自然灾害愁白了头发，可见他对民间疾苦关注的程度。

诗人居官十载，使他对当时官场中黑暗的现实有较深的体察，他曾写有《县令》组诗，对封建官衙和社会弊端有所揭露。他抨击了衙役的残暴：“衙差何似似猛虎，乡民鱼肉供樽俎”(《衙虎淫》)；揭露了狱卒的贪钱：“狱卒威，狱囚苦，初入狱中如地府，不肯出钱加苦楚”(《狱卒威》)；讽刺了科举考试的舞弊丑行(《蝇头篇》)。这些作品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基于对这种黑暗现实的不满，他幻想有人能除暴安良。他写有一首乐府诗《侠客行》，描写一位杀死权贵的侠客。这个权贵“赫赫权如山，门前鹰犬十百”，“鹰犬仆仆，天阴鬼哭”，显然是一个豪强恶霸。“寒风如刀雪如水，酒家楼头剑光起，明日喧传贵人死。”这正是他憎恨权贵、同情人民的折光反映。

张维屏好山水，他在五次赴京应试的往返途中，遍游名山大川；他任南康知府时，曾两游庐山；晚年告病归田后，又游鼎湖、七星岩，以及桂林诸岩洞。他一生写了不少山水诗，著名的有《龙隐洞》、《九日粤秀山登高》、《入罗浮宿九天观》、《泛舟西湖》、《晓望太湖》、《洞庭湖大风雪放歌》、《云泉歌》、《黄龙洞》、《罗浮云歌赠黄山僧澹庵》、《九日登白云山望海山白云》诸作。这些诗绝大多数是五古或七古，诗人多运用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以丰富的想象，面对大自然，抒发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维屏的山水诗有意仿效李白豪迈奔放的诗风，但仍有自己的面目。请看他的《九日粤秀山登高》：

夜闻花塔风铃语，明日天当不风雨。晓来万里无纤云，倒挽澄江洗天宇。峨峨南城公，有似古欧阳，山水得真乐，春秋佳日可以对客倾壶觞，我时愊抑伏闾里，公来絜我翠微里。坐我越冈之侧、楚庭之巅，吹我以五仙观上之灵风，涤我以鲍姑井中之甘泉，酌我以鹅黄鸭绿之美酒，示我以瑶绳金检之奇篇，使我沉忧得释、烦疴得蠲。左把稚川袖，右拍安期肩，飞觥脱帽银海眩，斗觉南溟云气浮樽前。羊城万户杂烟树，下视漠漠苍苍然。有人山下一矫首，望见酒龙诗虎皆神仙。不知今日海内名山百千亿，几人高会罗群贤？朝台安在哉？歌舞亦消歇。王宏颇解事，长房莫饶舌。茱萸之囊系臂求长生，何似菊花之酒长不竭。百壶欲尽醉兀兀，风马云车去飘忽，山头客散山不孤，一片飞来汉时月。

这是一首杂言体的长篇，气势磅礴，意气豪迈，想象联翩，时而天上，时而人间，时而与今人游，时而与古仙舞，完全摆脱了时空观念的拘束，很近似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的风格。张维屏的山水诗，反映了他诗风的另一面：雄丽豪放，具有浪漫主义的奇情壮彩。

张维屏有些小诗写得很有情致和韵味。他有一首《新雷》：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诗人以自然喻人事，在对新雷的期待和春天的欢呼中，透露出作者渴望社会新变到来的时代要求，我们仿佛也能从中听到龚自珍呼唤风雷的回声。小诗寓理于情，虽意在言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而毫无说教之感。诗清丽可诵，耐人寻味。

在这些小诗中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他的农村田园风光诗，如：

风里村舂未肯停，隔林灯光远逾青。野田月落路能辨，荠麦一畦花似星。

——《夜行》

暮蝉不语抱疏桐，寥阔云天少过鸿。凉月一棚星数点，豆花风声听秋虫。

——《杂忆》

鸡鸣山水村，村树晓烟碧。人行细雨中，一路看春麦。

——《山村春晓》

这几首小诗或写农村夜景，或写雨中行路，质朴清新、韵致天然，可谓诗中有画。诗人善于捕捉自然景色，或以素描见长，或以刻画臻工，意境幽静，使人感到很美。从艺术的角度来衡量，可称佳作。

但张维屏的这类作品，写得异常萧适、悠闲，他另有一首《上元后三日同金茂园胡蔚岩汪中买舟过冯子皋森竹园》云：

春在山颠又水涯，一枝柔划涟漪。暖风吹我意常醉，村路引人行不疲。鸡犬声从深处认，田园味让老农知。菜花香处柴门掩，写出储王画里师。

以上所举张维屏田园诗作，颇类似唐代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然而王维、孟浩然是生活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唐代社会，而张维屏所处的时代，已是社会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的嘉道时期，诗人再写这类闲适、恬静的田园风光诗，不能不说是他远离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

张维屏多数诗篇写得朴实、自然、平易、晓畅，较少用典，在这方面他明显地受陶渊明和白居易的影响。他有《陶白》诗云：“古三不朽谁无愧，我自无能但率真。私淑两贤陶与白，前身应是晋唐人。”

以上是张维屏鸦片战争前诗作的情况。总起来看，他的作品虽有一定的社会内容，但对当时清王朝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的社会现实缺乏深刻的把握和描写，这除了作者受阶级地位和世界观的制约外，还与当时诗坛上“正统”诗风的影响有关。今人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云：“乾嘉之世，为有清一代全盛时期，经学小学，俱臻极盛，而诗独不振。盖以时际生平，辞多愉悦，异时讽诵，了无动人。”试观尔时诗家，“或失之侧媚，或失之粗豪，或以纤巧为工，或以博赡自诩。此又当时诗坛风气也。”在这种诗风的影响下，张维屏的诗绝大部分是他居官时期官场应酬之作和仕宦游历生活的反映。张维屏居官正直，对人民生活疾苦是了解和同情的，但并未能写出几篇真正反映民间苦难和血泪之作。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有揭露，但矛盾只是指向下层官吏，对最高统治者和整个封建制度则不敢触及，这是鸦片战争前张维屏创作的主导倾向。

张维屏毕竟是封建社会末期一位正直的文人，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不是漠不关心的。他在鸦片战争前，就和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交往，龚、魏、林等人的思想对于张维屏不能说一无影响；但真正促使张维屏创作思想、文学活动发生巨变的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是鸦片战争后他的反殖爱国诗篇，奠定了张维屏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二节　张维屏反殖爱国诗的光辉成就

广州是鸦片战争的最前线，战火首先烧到张维屏的家乡。鸦片流毒的危害、英国海盗的侵略，强烈地刺激着这位老诗人的心灵，真挚的爱国主义思想诱发着他的诗兴，他首先拿起自己的诗笔写了歌颂广东人民英勇反抗精神的诗篇，最著名的是他的《三元里》和《三将军歌》。

1841年5月30日，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侵略斗争。这一斗争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御敌、反抗外来侵略的巨大力量以及昂扬的爱国主义热情。《三元里》就是这一斗争的光辉的艺术记录。从这一角度来讲，它具有诗史的意义。诗云：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溪山。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中有夷酋貌尤丑，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摏长狄喉，十日犹悬郅支首。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魏绛和戎且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诗人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以大型浮雕般的构图和笔法，描绘了三元里人民群起反抗外国侵略的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展现了普通劳动人民的英雄群像。在中国文人诗歌史上，把劳动人民作为爱国者英雄群像加以表彰和歌颂的，这恐怕还是第一次。仅此一点，也就足可以使《三元里》这首长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永存不朽。

诗人在歌颂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血战的同时，又以辛辣的讽刺笔触，勾画了英国侵略者张皇失措、无处可逃的狼狈相，揭示了他们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质：“下者田塍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中有夷酋貌尤丑，象皮作甲裹身厚。……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诗中以近似幽默的语言流露出对敌人的蔑视，充满着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诗末对于清朝官吏媚外纵敌和屈辱求和的卖国行径提出了严厉的责斥：“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义正辞严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投降派的共同义愤。这首诗百余年来一直为人传诵，绝不是偶然的。

作为张维屏爱国诗歌的代表作广为传诵的，还有他的《三将军歌》，这首七言长诗歌颂了在鸦片战争中与外国侵略者浴血奋战、英勇捐躯的三位将军——陈联升、陈化成和葛云飞。在这首诗中，诗人着重描写了三位将军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所表现的英勇顽强、至死不屈的战斗精神和凛然无畏的民族气节。诗人是这样描写葛云飞的：

夷犯定海公守城，手轰巨炮烧夷兵。夷兵入城公步战，枪洞公胸刀劈面。一目劈去斗犹健，面血淋漓贼惊叹。夜深雨止残月明，见公一目犹怒瞪。尸如铁立僵不倒，负公尸归有徐保。

诗人以昂扬的爱国激情和饱蘸浓彩的画笔，着重描绘了爱国将领们这种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读后令人肃然起敬和由衷赞叹。诗人最后说：“天生忠勇超人群，将才孰谓今无人？呜呼，将才孰谓今无人！君不见二陈一葛三将军！”这些激情昂扬的诗句，不仅给当时反殖斗争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使人民坚信中国绝不会被张牙舞爪的西方列强所征服，而且至今仍然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如果说，《三元里》和《三将军歌》这两首长诗主要是歌颂中国人民昂扬的反殖斗争精神的话，那么他的另一些抒情短诗则主要是抒发了诗人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忧虑(如《书愤》、《海门》)，以及他对清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谴责(《饮酒五首》其三、《江海》)。

作为一个爱国者和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诗人对于英国殖民主义者鸦片走私和侵略活动的性质是有一定认识的。他正确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的这次鸦片战争，和历史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突厥)对汉族政权的侵扰是有本质不同的。他有诗云：

汉有匈奴患，唐怀突厥忧。界虽严异域，地实接神州。渺矣鲸波远，居然兔窟谋。鲰生惟痛愤，洒涕向江流。

——《书愤》

诗人从中华民族这一整体观念出发，正确指出匈奴、突厥仍是中国境内的兄弟民族，所谓“往者蛮夷长，依然中国人”(《越台》)。这是很有见地的。而英国殖民主义者，远隔重洋，居然在中国谋窟藏身，诗人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忧虑和悲愤。这种忧愤正是诗人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

诗人的忧虑并不仅限于英国对自己家乡广州一带的侵略，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安危，他有《海门》一诗云：

七省边隅接海疆，海门锁钥费周防。贾生一掬忧时泪，岂独关心在梓桑？

诗人以伤时忧世的贾谊自比，表现了张维屏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危亡的高度责任感。

鸦片战争的失败，主要在于投降派的破坏；“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三元里》)另一方面就是顽固派的盲目无知。清王朝内部的一些顽固派，他们对于武装精良的外国侵略者一无所知，而企图搬用什么《尚书》、《左传》上的战例来应付这场中外战争。有人甚至主张把珠江填平，所谓“折园围石填海”，以挡住英舰的进攻，这和一些人主张“火攻”、“木马计”的克敌制胜法一样，都是海外奇谈式的幻想。诗人有《避嚣》一诗，其末四句云：“《尚书》振旅原无战，《左传》平戎本用和。防守近行精卫策，未能填海且填河。”这也是用幽默的笔调写的讽刺诗。

在诸如此类的投降派和顽固派指挥下的鸦片战争，失败是必然的。清政府被迫接受“城下之盟”，签订了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诗人闻讯写了《雨前》以抒心中之悲愤：

雨前桑土要绸缪，城下寻盟古所羞。共望海滨擒颉利，翻令江上见蚩尤。人当发愤思尝胆，事到难言怕转喉。为语忠良勤翊翼，早筹全策固金瓯。

诗人从总结战争失败教训的高度，指出为了抵御侵略，全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发愤图强，要提前做好战备，防患于未然，这样才能保障祖国的安全。

张维屏在鸦片战争后写的这些反抗外国侵略的诗篇，代表中国人民发出了第一声怒吼，诗中蕴藏着丰富的爱国主义内容。诗风质直昂扬，而又深蓄悲愤，作为鸦片战争诗史是当之无愧的。

在张维屏后期的诗歌中，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金山篇》。这首诗约写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后的十余年间，书写了中国人民赴美开发加利福尼亚金矿的情况。美国旧金山的开发，中国工人贡献甚大，其中尤以闽、粤两省的华工最多。“闽人粤人以万计，归述客况殊堪怜。程遥往返动经岁，人众逼狭相摩肩。黄金虽多食物少，鸡子一枚银一钱。”这是写赴美华工生活的第一首诗。后来美国政府恩将仇报，排挤华工，宣传“黄祸”，制定“禁约”，所以黄遵宪才有《逐客篇》之作。张维屏在诗中还主张让人民自由开矿：“生财有道生者众，此事要俾民操权。听民自为上勿预，什中取一当无愆。五金出土皆有用，有而不取空弃捐。但令有利又不扰，闻风踊跃民称贤。因民利民自不费，富民富国原相连。”认为开矿既利民又利国，他另有诗云：“莫持崇俭为高论，欲济穷黎散富钱。”(《珠江》)主张生财致富、民富国强，倡富不崇俭，这些都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由此我们也可看出诗人晚年受时代新思潮影响的思想走向。

林昌彝评张维屏的诗云：“《岭南群雅》称太守诗出入汉魏唐宋诸大家，取材富而酝酿深，气体则伉爽高华，味致则沉郁顿挫。余谓太守诗清新婉丽，体物浏亮，如海底木难，斑驳眩目。粤东有人从海舶归，言米利坚国人有识中国字者，见扇头有太守所书诗，欣然诵之；且与扇示其友曰：‘此张南山也。’”此可见张维屏诗的影响，已远及海外。他自己亦有诗云：“高丽昔年索诗去，琉球今又觅余诗。老夫衰病埋名姓，不解何由海外知？”(《香山何虎臣广文(杰年)言有琉球国人属其族兄购余诗集感赋》)据已见材料表明，张维屏的诗不仅流播到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和菲律宾，而且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传诵着他的诗篇。

第三节　张际亮的潦倒一生及其诗歌创作

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号华胥大夫，建宁(今福建省建宁县)人。际亮幼聪慧，“家本寒微，三族无仕宦，亦无富人”，同里一位老儒李古山爱其才，资助其读书。他16岁补诸生，作《童言》一卷，18岁编刻了第一部诗集《蚕缫集》。20岁就读于当时著名学者陈寿祺主持下的福州鳌峰书院，他开始注意时务和“经世致用”之学，并以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自况，“慷慨比瑜亮”，“况我比安石”；又谓“士于立身之外，固当有用于世”。

张际亮颇有才气，但在仕途上很不得志，他因斥责权贵曾燠，被视为“狂士”，以是屡试不第，后将亨甫改为亨辅，瞒过考官，始中举，时年已37岁。然未得一官半职，一生过着潦倒穷困的生活。他由于屡试不中，为生活所迫，长期过着纵迹江湖的浪游生活，足迹踏遍半个中国，所谓“一生足迹半天下，道途遍历知民隐”，对各阶层的人物均有所了解。这种长期漫游的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和良好的思想基础。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题材广阔，有较强的现实性，大量的诗作反映了民间疾苦。著名的篇章有《闻雁》、《石亭》、《十五日夜宿弋阳筱箬岭述感》、《自沂州至郯城夜宿郊外有感》、《旬卿为梅友扇头作溪山新霁图，梅友索题因赠》诸作，深刻地描绘了当时大江南北灾情严重、人民流离失所、尸骨遍野的惨状：“去年江淮水淹溢，十室九空民苦饥”，“颇怜万口饥，旱涝灾继起”，“室有冻死骨，野有逃荒民”，灾荒饥馑，遍及全国。他有诗云：

飞蝗五十县，亢旱一千里。可怜频岁灾，凶年复至此。道旁流离人，半是良家子。骨肉卖为奴，百钱聊救死。单轮挽老弱，朝亲夕路鬼。白骨弃不收，觅食更流徙。朔风中野至，雪霰横空起。冻饿互哀呼，面目无人理。我行忍屡见，饱食情所耻。未知彼苍心，冥冥竟何以？夜留兹岭宿，太息抚床几。主人话盗多，饥寒问谁使？固应社稷臣，勉恤民忧喜。更阑鸡乱噪，村犬吠未已。村墟号乞儿，纷纭早如。安能监上东，洒涕图琐尾。

——《十五日夜宿弋阳筱箬岭述感》

这首诗以五古的形式，通俗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实而形象地描绘了蝗虫和旱灾酿成的悲惨画面：哀鸿遍野，弃儿卖女，累累白骨，令人目不忍视。这首诗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态度：这里有对自己“饱食”的内疚，有对苍天降灾的怨愤，更有对官吏们无视人民疾苦的谴责，充分表现了诗人体恤民瘼的人道主义精神。

张际亮诗歌创作的意义，还在于他较早地察觉到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831年，他的同乡好友郑开禧赴广东就任督粮道，诗人赋《送云麓观察督粮粤东》送行，诗中指出殖民主义者通过输入鸦片和纺织品进行经济侵略：“土来金去芙蓉膏，丝轻帛贱羽毛布。”并占据澳门：“澳门近据数千家，屋似重城炮环护。”完全是侵略者的姿态。诗中对于清政府放任洋货输入，暗加讽讥，并以明代倭寇的猖獗和危害为喻，告诫清统治者要严守祖国海防，确保祖国领土的完整。

1833年(道光十三年)，他写了著名的《浴日亭》，进一步揭露了鸦片流毒之严重及其在经济上所造成的危害。

青山到沧海，高下皆烟痕。极天积水雾，浩浩暗虎门。东南地势尽，平见扶桑根。夜来鱼龙背，三匝金乌翻。道人自高卧，红光满江村。客游但叹息，西顾斜景奔。惊波荡返照，奇气若可吞。怅然万古士，扰攘同朝昏。谁能九州外，更讨百谷源。飘风满楼橹，远近夷船繁。苍铜与黑铁，骄夺天吴魂。侧闻濠镜澳，盘踞如塞垣。毒土换黄金，千万去中原。岁税复几何，容此丑类尊。狡狼鬼国恣，陷溺生民冤。海若何不灵，恶浪失簸掀。鲸鲵有齿牙，不啮群鬼跟。岭蛮昔反背，请看铜鼓存，如何任煽诱，不思固篱藩。蚩蚩岸居氓，慎汝长子孙。嗟予好长剑，利截蛟鼍鼋。留之无所用，欲掷洪涛浑。驰晖去不返，身世空忧烦。摩挲韩苏碑，难起逝者论。

毒土换黄金，岁至三千万。这是极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清政府竟以增加海关税收为由，大肆包庇烟贩，对于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危害，却从不考虑。在鸦片战争之前，作者有如此的认识，可谓殊为有见。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评此诗云：“此诗作于道光十二年以前，时英夷尚未中变，亨甫可谓深谋远虑，识在机先者矣。”这一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对于鸦片，诗人是深恶痛绝的，他全力支持林则徐、黄爵滋等人严禁鸦片的主张。他有诗云：“夷艘亘出没，毒物流中原。自非用重典，何以清祸源。”

鸦片战争前，胸怀壮志的张际亮就究心时务，蒿目疮痍，他曾与龚自珍、汤鹏、魏源、姚莹等人慷慨论天下事，“力挽颓波，勉成砥柱。”所以，张际亮能在诗中表现出如此的卓识高见，绝不是偶然的。

鸦片战争的炮火也烧到了诗人的家乡。张际亮曾想赴台湾帮助他的好友、当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共筹抗敌军事，但因定海失守未能如愿，于是他随同江浙人民一道流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阅历，心之所喜怒哀乐，口之所戏笑诃骂，一皆托诸诗。”(《答潘彦辅书》)他在鸦片战争中写了大量的诗篇，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的暴行，以及中国人民所蒙受的灾难和耻辱，《传闻》(浙、闽、广)、《定海哀》、《奉化县》、《东阳县》、《日铸岭》均是其代表作。请看《东阳县》：

荒涂苦雨风，夕就城中宿。客从宁波来，为言堪痛哭。八月廿九日，夷船大如屋。直抵宁波城，云梯赴城角。官兵各逃亡，市井杂忧辱。请陈一二事，流涕已满目。孀妇近八十，处女未十六。妇行扶柱杖，女病卧床褥。夷来捉凶淫，十数辈未足。不知今生死，当时气仅属。日落夷归船，日出夷成族。笑歌街市中，饱掠牛羊肉。库中百万钱，搜取昼以烛。驱民负之去，行迟鞭挞速。啾啾鼠雀语，听者怒相逐。百钱即强夺，千室尽窜伏。九月初三日，我逃幸未觉。传闻同逃者，白刃已加腹。可怜繁华土，流血满沟渎。吾闻起按剑，悲愤肠断续。萋萋篱菊黄，枝叶自交簇。民苦不如花，离散背乡曲。中宵吁呼天，彼苍一何酷？哀歌戒诸将，戍鼓动朝旭。

这首诗如泣如诉地描述了1841年10月宁波沦陷后中国人民所遭侵略者欺侮、蹂躏的惨象，侵略者的残暴、人民的血泪，充溢于字里行间，读之令人悲愤填膺、怒不可遏。诗中倾注着强烈的民族恨和直欲仗剑灭夷的复仇意念。其他如“可怜碧血沉渊后，重见朱颜去不回”(《传闻(浙)》)、“纵火兼淫掠，千家几口存”(《须怀》)都是人民灾难的真实反映。

张际亮在诗中还揭露了清廷军事腐败及其庸臣的媚外求降、卑懦怕死，如《鄱阳至建德道中》、《迁延》、《镇海哀》、《宁波哀》、《须怀》，文笔犀利，充满着辛辣的讽刺和批判锋芒。这类作品是张际亮诗歌创作中最精粹的部分。他有《宁波哀》云：

定海破，走镇海；镇海破，宁波在。宁波城中兵数百，寇未来时已无色。寇来弃甲杂民奔，长官先不知何适？传闻大臣酰，又闻将军逃。我皇之仁如天高，嗟汝士民曷不忍死凭城壕？主客众寡势所操，巷战犹足歼其曹。

这里没有什么夸张，几乎全是使用的白描手法，清军丢盔弃甲、望风披靡的狼狈相活灵活现。“长官先不知何适”，逃得最早、最快的还是“长官”。这些将军们不战而逃，但一遇机会又邀功请赏。张际亮有《迁延》诗，其第三首云：

百万金缯贿寇还，明州父老痛时艰。捷书互报中朝贺，优诏仍蒙上赏颁。浪跋鲸鱼腥壁水，血分鸩鸟污珠鬟。舟山鬼泣君知否？无数楼船瘴海间。

英军为进攻南京，集中兵力，决定撤出宁波，撤出前曾勒索宁波人民犒军费银120万元，但奕经等人谎报军情，诈称系他的部下郑鼎臣袭击夷兵，“逼惧窜退”，结果清廷滥施赏赐。诗人于此愤愤，写诗嘲讽。“舟山鬼泣君知否？无数楼船瘴海间。”你们只知领功请赏，可曾听到无数冤魂亡灵的哭泣！冷峻的谴责中含有辛辣的讽刺。

张际亮还写过一首《陈忠愍公死事诗》。这是一首长篇五古，诗人对在吴淞炮台抗英的江南提督陈化成英勇杀敌、至死不屈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充满着无限的敬意：“百战矢孤忠，临难同果决。平生万人敌，矫捷纵天骨。……慷慨毙千酋，协恭亏大节。遂令独捐躯，瞋目死犹活。”字里行间也表达了作者的爱国情思。

张际亮的诗多系五古和歌行体，语言浅近流畅，很少用典，这些诗多用白描和陈述。他的几首反映浙东沦陷的诗，中有血泪，不忍卒读。他的七言诗磊落有奇气，沉郁雄宕，《送云麓观察督粮粤东》、《雪夜放歌》、《忆大龙湫作歌》均是其代表作。关于张际亮的诗，潘世恩云：“亨甫负经济才，磊落有奇气，读其诗如天马行空，瞬息千里，又如神龙变化，不可捉摸，殆得力于李青莲；而激昂慷慨，可泣可歌，忠孝之忱，时流露于楮墨间，则少陵之嗣响也。”此评能探其实。至于有人说，张际亮的诗“嘉庆、道光以来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显然评价偏高；但如果我们说张际亮是鸦片战争时期优秀诗人之一，他则是当之无愧的。他著有《张亨甫全集》。

第四节　朱琦的诗与鸦片战争

朱琦(1803—1861)，字濂甫，号伯韩，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道光乙未(183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迁御史。他重气节，多次上疏陈述时事利弊，其所著《名实篇》尤为著称，时人皆推其抗直，与著名御史苏廷魁、陈庆镛，同被誉为“谏垣三直”。著有《怡志堂文初编》六卷、《怡志堂诗初编》八卷、《来鹤山房诗稿》和《倚云楼诗》。

朱琦早有诗名，他的诗颇多现实内容，诚如时人评论：“燋然于民生之疾苦，慨然于时事之安危。”他主张写诗应反映民生疾苦，表彰忠义，反对“视天下利病如秦越人肥瘠，不敢一吐之口”，而乃“取士之风云月露，摹绘之以悦俗耳”(《藤华馆诗序》)。观其诗作《石门道中》、《官诫十六首》、《大雪示陈艺叔并简梅伯言农部》、《秋感》、《河决行》、《闻尽蠲两河加价喜而书此》诸作，信为的言。“使者一日费，闾阎十户租”(《漯安河》)；“虎狼纵需索，破产忍饥冻”(《官诫赠陈子瑞宰西安》)，正是对社会不平的呼喊。“蒋侯寄我中州书，使我一读声泪俱。大河以南成沮洳，横流东徙故道淤。奔流直下洪泽湖，汹涛日夜撼汴都。千家万家泣呜呜，男奔妇逐牵其孥。踉跄避水城东隅，城西积水一丈余。死者横陈委路衢，问谁致此民何辜？”(《答蒋元峰比部兼怀彭子穆》)关心与同情人民疾苦之情溢于言表。

朱琦鸦片战争时期的诗歌创作成就尤高。他的《感事》、《老兵叹》、《定海纪哀》、《王刚节公家传书后》、《吴淞老将歌》、《癸卯九月朔日集万柳堂宴姚石甫丈席间话台湾事慨然有作》、《关将军挽歌》等，这组叙事感怀诗，形象地反映了鸦片战争之役，人称“诗史”。《感事》一篇，长达700言，概括地反映了鸦片战争的经过。是诗着重批判了清王朝统治阶级的昏聩腐朽，赞扬了中国人民及爱国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忠义乃在民，苟禄亦可耻”；“庙堂肯用兵，终当扫糠粃”；“开门盗谁揖？一误那可悔！”这些诗句尤为时人传诵。

在朱琦写鸦片战争的诗篇中，更为读者注目的，是他的几首歌颂爱国将士英勇抗战、壮烈报国的诗，写“将军徒手犹搏战”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关将军挽歌》)；写“枪急弓折万人呼，裹疮再战血模糊”的副将朱桂(《朱副将战殁，他镇兵遂溃，诗以哀之》)；写“吴淞老将勇绝伦”的江南提督陈化成(《吴淞老将歌》)，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对爱国将领的崇高敬意。在他的这类诗中，《王刚节公家传书后》写得尤具体生动。

皇帝廿一载，逆夷寇边陲。定海城再陷，三总兵死之，其一郑国鸿，其一葛云飞。公死尤惨烈，寸磔无完尸。亲军数十骑，鏖战同烬灰。先是裕制军，仗钺往誓师。余督为犄角，三镇受指。要害议分守，险艰安敢辞。甬东僻海陬，锋刃苦新罹。流亡招未复，怪鸱啼蒿藜。荒郭背厓砦，晓峰何嵚崎。竹山障其南，仄径穷烟霏。兵法忌阻隘，技击无所施，峨峨九安门，独立谁能支？公率寿州兵，帐下多健儿。列栅据峰坳，彼虏潜来窥，我兵壁垒坚，无从抵其。贼退攻竹山，巨炮轰奔雷，乘势破晓峰，城角忽崩摧。公乃急赴援，事已不可为。郑帅断右臂，裹创强撑榰。张目犹呼公，阳阳如平时。葛陷贼阵间，血肉膏涂泥，或云没入海，举火欲设奇。一酋自后至，剚刃裂其脐。惟时海色昏，颓云压荒陂。公弃所乘马，短兵奋突围。前队既沦亡，后队势渐危。相持已七日，援兵无一来。公死复何憾，公名日星垂。

这首诗形象地描绘了定海战役紧张的战斗场面和清军将士英勇的战斗精神，并从而凸显了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的英雄形象。在这类作品中还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歌颂了少数民族军队勇猛顽强的战斗风貌：

……回军与角者为谁？巴州都士幽并儿。手中剩有枪半段，大呼斫阵山为摧。危哉衔枚误深入，一贼横刀势将及。抽刀断贼挝其马，挥鞭疾渡水没踝。背后但闻号呼声，狼兵三五奔出城。……

——《狼兵收宁波失利书愤》

近代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首次战役，是全国各族人民第一次自觉组成的抗击外国殖民主义者的统一战线，这是和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一次战争所不同的。全国各族人民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英勇地参加了这次以抗击外国侵略为宗旨的卫国战争。所谓“狼兵”，本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呼，这里指四川大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所统率的少数民族部队。诗人塑造了他们勇猛善战、气吞山河的英雄群像。

朱琦另有《正气阁诗》，歌颂越中先烈，寄托自己的情思。“十有三忠萃于越，燕台肇祀春二月。”“东西两浙霾碧血，异代精灵孰先后。”由于时人受传统观念的制约和局限，正气阁中的祀主固然难免良莠不齐，但多数是为国尽忠的。诗中还歌颂了鸦片战争中殉国的定海总兵葛云飞、上海典史杨庆恩。诗云：“迩来妖氛炽海国，舟山血战谁最力？同时杨尉死亦惨，嗟尔微官不负职。”诗人热情礼赞忠义正气，正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映。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评此诗云：“观其《正气阁诗》一作，忠义之慨，独有千古，而卒不欺其言。伯韩又岂仅诗人已哉！”

朱琦的诗兼学唐宋，他早年取径香山，中年始改师杜、韩和北宋诸家。他在《答友人论诗》中云：“平生宗法有数子，李杜韩白苏黄元。”“三唐两宋面貌异，善学能变神则全。”又说：“韩生画马真如马，永叔学韩不袭韩。面目各存神理得，惊人犹易惬心难。”(《论诗五绝句》)他主张学诗要有师承，但贵在善变，重在“神理得”。所谓善变，就是创新；神理得，就是遗貌取神。他特别推崇杜甫：“杜陵有遗老，乃是稷契人。……惜哉老布衣，仅以诗人称。”他所推重杜甫的是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宁苦身以利人”的崇高品格，这对朱琦的文学创作活动是有积极影响的。

朱琦还领悟到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他在《论诗五绝句》中云：“既说苏黄诗已尽，如何沧海又横流。”时代是诗的土壤，有生活就有诗，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他在鸦片战争中写出那么多的优秀诗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朱琦诗的成就，古诗高于近体。著名文学家梅曾亮说：朱琦的诗，“乐府及五七古，视近体尤胜，其中长篇雄深峻迈，如百金骏马，蓦波注涧，绝不蹉跌”。观他的《老兵叹》、《兵书峡》、《孔绣山青天骑龙图》、《望衡岳一首寄紫卿》诸作，信此评不诬。

朱琦晚年，写了一些反映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诗篇。广西金田村起义，他曾在家乡办团练与太平军为敌。太平军转战浙江，王有龄抚浙，王氏又推荐朱琦总办团练局。1861年太平军攻杭州，朱琦守清波门督战，城破琦死。在他的诗中也充满着对太平军的敌意，像《闻伯言丈侨寓清江感赋》、《途中杂感八首》、长诗《题金陵被难记抒愤》尤为突出。这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在此应当指出。

第四章　名震东南的姚燮

第一节　姚燮的生平和创作

姚燮(1805—1864)，字梅伯，号复庄，别署野桥、大梅山民(大某山民)、复道人、上湖生、二石生、浃江老人等，浙江镇海人。

姚燮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姚昀系诗人，著有诗集，可惜未传世；其父姚成是位秀才，曾在镇海乡勇局供职。姚燮幼聪慧，年方五龄，即赋五言二韵《灯花诗》，稍长，喜博览群书：“自经传子史至传奇小说，以旁逮乎道藏空门者言，靡不览观。”“酬酢世务之暇，辄坐斗室，陈一编。夜非三鼓，不睡也。”如此勤学苦读，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大有裨益。

姚燮青年时期，曾去杭州祭扫过张煌言墓，对这位民族英雄深表敬意。他还写有悼念南宋文天祥的词《贺新凉》，这种民族思想正是他后来反帝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

1834年(道光十四年)，他乡试中举，以五经文特赏于主司，名益振。后来往于京师，与名士交，结识了黄爵滋、汤鹏、张际亮、鲁一同、许瀚、蒋湘南等人。这些人多系当时的先进人物，朋友间的交往和切磋琢磨，给姚燮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以积极的影响。

姚燮30岁中举，以后屡应会试不第，长期过着在外奔波的生活。由于他的家道中落，其处境异常贫困，甚至常无米为炊。“寒衣在典不可赎，赤手思炊米无宿。”(《夜坐吟二章示内子》)“向邻贷得一斗余，计口不敷三日需。”(《无米行》)这种贫困生活的体验，使他的文学创作更能面向现实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塑造了卖菜妇、船工、女佣、艺人、老兵、难民、乞丐等形象，扩大了诗人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

鸦片战争的战火也烧到姚燮家乡。1840年7月，定海沦陷，时其妻吴氏正卧病在床，不得已逃往乡间后倪村妹氏家避难。姚燮当时正在北京，匆匆南归(《当解剑歌七章还家后作》)。次年十月，定海再度沦陷，镇海、宁波相继失守，其时姚燮全家已迁居宁波，诗人又匆忙逃离，弟弟和儿子留在城中，几乎遭难。诗人避难至慈溪的山区，历时一年多。他亲闻目睹英国侵略者横行霸道、烧杀淫掠的罪行以及广大人民所蒙受的灾难。诗人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国破家亡之痛，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其中饱含着人民的血泪和民族的灾难，像《闻定海城陷五首》、《速速去去五解，八月二十六日郡城纪事作》、《惊风行五章》、《哀东津》等诗，为我们留下了当时甬东之役战乱兵祸的真实记录。

姚燮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著述宏富，他的文学创作除诗、词、骈文、戏曲、小说、散曲之外，还有关于小说的评点，戏曲、词学的研究，著述之多，涉猎面之广，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作家中是仅见的。

姚氏一生写诗12000余首，今存者仅四分之一。他的《复庄诗问》三十四卷，收诗3488首。该诗集系诗人手定，是他29岁(1833)至42岁(1846)时的诗作，虽非全璧，确是他诗歌创作的精粹。此外，范柳堂(寿金)所编之《蛟川诗系续编》卷六，录他的《红桥舫歌》一卷七绝46首，《民国象山县志》卷三十二《文征·外编》录他的《西沪棹歌》一卷120绝，《红犀馆诗课》十集中有姚燮之作57首，《十洲春语》中有姚燮《复庄诗问》未收诗100余首，这样算起来，姚氏现存诗3800余首。此外，尚有未刊之《瑶想集诗》一卷、《蚶城游览唱和诗》一卷、《枕湖感旧诗》、《闲情诗》，以及《咏史诗》数百首。

他的词有《疏影楼词》五卷，即《画边琴趣》二卷、《吴泾唱》一卷、《剪灯夜话》一卷、《石云吟雅》一卷，原编入《大梅山馆集》中，又有上湖草堂单刻本，刊于1833年(道光十三年)。另有《续疏影楼词》八卷，系诗人晚年的词作，生前未刊。《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五十《经籍志》丁部下称此词“较前集更为无上乘矣。乾隆后词家必以燮为首选”。他还著有《苦海航乐府》一卷，此所谓乐府，实系《沁园春》词108阕，写上海妓院中事，旨在唤醒世人，以为晨钟。自序云：“复道人(姚燮别署)尝为狭邪游，今行年将五十，凡此中色声香味触法，殆尽阅矣。屡欲著之辞以为世惩，而未果。今来游沪，沪之堂名，其蛊人尤甚于他方，阅岁阅月，终陷其中而不自拔，以至于而贫且贱，而病且死，不知几也。道人悯之，因著《沁园春》词一百有八阕，以当晨钟百八，唤醒痴聋。如曼倩工谐，灌夫善骂，道人何敢焉。由他魑魅千般影，不出秦台一镜中，读者其谅而省之。”此词描写青楼之情状，“多用口语，语言俚俗。方言和青楼语充彻其间，每加注释”。

姚燮还有骈文200余篇，均收入《复庄骈俪文榷》八卷、《复庄骈俪文榷二编》八卷中。徐时栋颇推崇其骈文，评为“骈体文第一，诗次之，填词又次之”。然而此评不确，姚燮的文学成就，当以诗歌为最。但姚燮的骈体文在当时确很有名，其数量和影响都超过他的散文，王韬也说姚氏“其足以抗手六朝、绝尘一代者，尤为骈俪文”。

姚燮的骈体文，内容固不乏有意义之作，如赞颂和悼念民族英雄、爱国将领的《葛壮节公宝刀箴》、《为李邑侯作镇海昭忠祠碑》，描写自然灾害和民生疾苦的《盛川乡赈图记》。但总起来看，内容要比诗单薄得多。他的骈体文多数是山水纪游、吟风咏月之作，以及一些寿序、家传、墓志等应酬文字，其中还有些是歌颂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死的将领、官吏之作，这更是姚燮骈体文中的弱点。

在姚燮骈文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若干小品，这些短篇清新隽永，情韵尤佳。像他的《邢湖观秋荷记》就是其代表作。姚燮的骈体文在艺术风格方面比较接近清中叶的彭兆荪，《清史列传·文苑传四》云：姚燮“骈体文亦沉博绝丽，与彭兆荪相近”。

姚燮的戏曲，都是鸦片战争前的作品，有《香山愿》、《退红衫》、《梅心雪》传奇三种，均未见刊本，现只有《梅心雪》存有残缺稿本。剧本写落第回乡的陈生在苏州遇歌妓时湘文，两人产生感情，湘文赠陈生扇子一把，此事不料为鸨母所知，鸨母与一无赖设计：要以3000两银子的赎身价刁难陈生。陈生无力为她赎身，恰有他的两个朋友出面打算与陈生母舅商谈，设法玉成此姻缘。残缺的稿本只写至此，至于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关于《退红衫》，姚燮有词《小楼连苑·自题〈退红衫〉院本》云：“乱笳吹满江城，欢声还唱双箫凤。息园水绘，妆楼月艳，影庵梅冻。燕子词笺，桃花画扇，一般春梦。尽凄凉、写出白门疏柳，与斜日、残波送。　莫是鸳鸯眷宠。寄红衫、天涯愁种。琼钗未合，金鼙互变，酒翻灯动。党社南笺，降书西乞，危军朔拥。更甚人怜，恁多才李媚，苦吟江总。”(《疏影楼词·剪灯夜话》)细体味其词意，知《退红衫》系通过男女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南明史实。故事发生在南京，这有词中“江城”、“白门”可证。《香山愿》的内容就不得而知了。《梅心雪》写于1837年(道光十七年)，其他两种，据《疏影楼词》中“自题《退红衫》院本”一阕来判断，大约系姚燮早年之作，因为《疏影楼词》五卷，全系诗人29岁之前的作品。阮亨《瀛舟笔谈》卷九云：姚梅伯“在日下，谱《香山愿》、《退红衫》传奇，优伶争演习之，名重一时”。可见姚燮在青年时代已经是一位“名重一时”的戏剧家了。

姚燮的散曲，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套数·题韦君绣绿萝高林图》一种，由[南南吕]宫调中的三个同曲牌[针线箱]和[尾声]组成，文辞亦清丽可诵。

姚燮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杰出的成就，而且他还是词、小说和戏曲的研究家，他的《词律勘误》(未刊)、《今乐考证》、《今乐府选》(未刊)，以及《红楼梦纲领》和对《红楼梦》的评点，都是有相当影响和学术价值的著作。

姚燮治学极广，博学多闻，在经学方面有《胡氏〈禹贡锥指〉勘补》十二卷、《〈夏小正〉求是》四卷，史地方面有《〈汉书〉日札》四卷、《四明它山图经》十二卷，释典方面有《〈大藏多心经〉注》三卷，道藏方面有《玉枢经钥》二十四卷。《玉枢经钥》一书，历来评价甚高，《国朝三修诸暨县志·经籍志》丙部称姚燮为注此书“收藏道藏书至二巨箧，于方外之旨，多心得矣”。

姚燮还编有诗歌总集《蛟川诗系》三十一卷，词总集《玉笛楼词学标准》，骈文总集《皇朝骈文类苑》十四卷，后者收清代骈文125家，凡文532篇。

姚燮又是一位画家，善画墨梅及白描人物、写意花卉。他的画似煮石(元代画家王冕)，无不奇特。据史载，“客中金尽，则闭门作画，市人争购之。”由此可见他在中年之前作画的成就。连当时已崭露头角的近代著名画家任熊(字渭长)，青年时代都曾跟他学过画。姚燮有《姚梅伯题任渭长人物》，收任熊画12幅，每幅都有姚燮题词；任熊也选姚燮诗词，画了《大梅山民诗意图》120幅。中多奇辟幽秀之意境，如“心狐宝髻朝紫真”、“披头女孛骑淫虹”、“天魔种子夜叉相”、“北固山城暮钟雨”、“隔墙犬吠卖花翁”，一句一图，设色精彩。他两人还联合作画，黄燮清有词《清平乐》题云：“题姚梅伯梅花、任渭长美人合作。”姚燮与任熊的交往，应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姚燮的画，流传至今的极少，所知仅有《墨梅屏条》七幅传世，其他仅知画名的尚有《出门一笑图》、《丛梅大幅》、《禹亭听秋图》、《探梅图》、《松下仕女》、《玉楼话雨图》、《忏绮图》、《铁壶图》、《墨梅轴》、《墨花卉屏》、《无量寿佛图》、《梅兰图》等。对他的画，王韬作过如下述评：姚梅伯“工画梅花，兴酣落墨，媚态横生。人物花卉，无不奇特。字尤古峭拔俗”。姚燮画路比较宽，山水、花卉、人物、仕女、工笔、写意俱佳，而其中尤以画梅最高，时人赞他画梅“巨干繁花，气体雄健”；“君臂如石指如铁，肝腑倔强气腾骁”，风格凌厉雄健，桀骜不凡，正是他气质和性格的表现。

姚燮是位全才，他在文艺创作、文学评论、学术研究和绘画方面均有成就，堪称一位多才多艺、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因此，他的名震东南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节　姚燮的诗歌(上)

姚燮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真实地书写了那个时代的阶级对立和人民的苦难，这是姚燮前期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卖菜妇》、《谁家七岁儿》、《战城南》、《量船汹如虎》，从各个侧面描绘了人民的苦难。

谁家七岁儿，弃置墟墓旁？……干号若蛩咽，血色围两眶。伏地啮枯草，根劲牙不强。野犬过频嗅，跳跃求其僵。蠕蠕尔何活？早死还匪伤。

——《谁家七岁儿》

卖菜妇，街头行，上有白发姑，下有三岁婴。“卖菜卖菜”，叫遍街头无一应。昨日宜单衣，今日宜棉衣。棉衣已典，无钱不可赎，娇儿瑟缩抱娘哭。娘胸贴儿当儿衣，娘背风凄凄。但愿儿暖儿弗哭，儿哭剜娘肉。……

——《卖菜妇》

在当时的社会中，劳动人民平时尚不得温饱，一遇灾荒年景更是生命难保，而统治阶级从不关心人民的死活：“逵泽民饥千灶冷，常平粟朽万仓封。”(《岁暮四章》)他们宁可任谷物霉烂，也不肯开仓平粜。“富家有粟仓廪闭，贫户有鸡卖无地。”(《哀雁》)在灾荒年景，贫富的阶级对立更加严重。

人民为了生活，只得背井离乡，沿途讨乞，在死亡线上挣扎：

耄稚苦扶襁，壮者肢拘挛。血茧遍肤髀，碎袷不蔽肩。

——《哀鸿篇》

这是多么悲惨的图画啊！人民生活是这样的贫困，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享受，仍然对人民横征暴敛。作者在他的《南辕杂诗》中，通过途中见闻写了漕运的拥挤繁忙：

三月粮艘来，四月南河浔。帆樯拥如荠，人语喧吴音。五月尚难达，浅阻宁始今。偏闻两江歉，春种苦愁霖。胡为三齐旱，麦价逾兼金。更以坐游食，芸芸相蚀侵。甚兹上国供，中道且滞淫。

1838年(道光十八年)，北旱南涝，粮价倍增，人民无米为炊，而运河中的漕船拥挤如荠，以致因载量过重而搁浅难行。这种鲜明的对比，不正是加深了对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揭露吗？

也是在这组诗里，诗人还描写在一个蝗虫为灾十分严重的年头，庄稼全无收获，诗人写道：“不忧馑我身，何以充赋额。司征有吏胥，沿门坐摧迫。”即使在灾荒年，人民毫无收成，仍要缴租纳税。

诗人对清王朝统治下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饥寒交迫、铤而走险的现实也有所反映，他的《旧县篇》就很具有典型意义。诗人写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旧县”：

赵宋之微官吏酷，大刑矫帝良民戮。上苍阴愤降穷殃，索米当金还恣黩。雉糜搜括坟树薪，不雨三年鬼无肉。流鸿遍野失里居，分无生理群相驱。横戈墨面掠军饷，杀人如豕郊腥污。瘴云惨惨逼泰岱，遂以要险成盗区。官兵半属寇臂指，外援内结纷难除。……

这表面上虽是写的北宋末年的事，实际上是借古喻今，是诗人对清王朝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联系诗的写作背景(作于1835年)，不难看出，正是当时北方农民组织会党、铤而走险的缩影。

姚燮诗的内容是极丰富的，他还有《八怀诗》组诗，写八个下层人物，如《饼师毕叟》、《北城老兵徐》、《横山妪周》、《钱清舟子郭三》、《龙头场村妇》、《曲子先生陆》、《莲花棚所见者》、《东郭门丐》等，这些人物虽着墨不多，但极具精神风貌，把他们的质朴、豪侠与不幸，写得很有情味。作者长期流徙江湖，接触过三教九流中的各种人物，对他们有一定的了解，故写来真实感人。比如他写一位舟子：

星夜起雷风，龙云半天黑。联行六七舟，招呼变颜色。郭三手力强，拔篙还倒行。急雨打面来，已有飒飒声。郭三家岸傍，肩我上滩嘴。肩我行李至，已沉半船水。呼妇烘我衣，携篝自炊粥。粥熟劝我餐，粥饱劝我宿。黄鸡啼屋角，日出天初晴。赠金不肯受，至今心怦怦。

——《钱清舟子郭三》

诗人笔下的这位船夫郭三极淳朴可爱，我们透过诗人的描述，好像看到了他一颗金子般的心灵在闪闪发光，这位小人物的形象也逐渐在读者面前高大起来。诗人没有使用华美的赞语，他用一种白描的手法，只几笔淡淡地勾勒，便使人物呼之欲出，其精神境界也已远远超出字面的意蕴。

姚燮的诗在体制上除采用新乐府外，还发展了中国长篇叙事诗。他的《佘文学(梅)听屠生说马僧事……属余同作为制椎埋篇一章》，全诗374句，长1737字；《双鸩篇》全诗302句，1795字。后者比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还多30个字。《双鸩篇》写一对青年男女，在封建势力的迫害下双双殉情的悲剧。这类主题在古典诗歌中并不乏见，《孔雀东南飞》就是代表。《双鸩篇》的独到之处在于，作品反映了在破坏男女幸福婚姻方面金钱力量的巨大作用。为了金钱，女方父母逼男主人公丢下爱妻出外赚钱，临行时警告女婿说：“不得金钱弗还里！”为了金钱，他们又逼女儿改嫁。“东家西家郎，手中累累千金黄。”经过两年的颠沛流离，在男主人公囊空衣破归来后，他们竟不让自己的女儿和丈夫同居，最后迫使男女主人公双双饮鸩自杀。通过这一婚姻悲剧，诗人着重控诉了金钱力量对男女爱情生活的破坏。这和《孔雀东南飞》着力揭露封建家长专制对男女爱情的干涉和毁坏有显著的不同。而这一点也正显示了作品的时代特色(近代性)。即在封建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成长时期，金钱拜物教的作用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这个时代已经“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这首长诗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

第一，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着力塑造了一个忠于爱情、敢于以牺牲生命向破坏自己幸福生活的旧势力和金钱至上观念进行反抗的女主人公形象。她柔情似水，而反抗的意志坚如磐石。为了等待丈夫的归来，她不怕鞭笞责骂，而当丈夫落魄而归，狠心的父母决定拆散鸳鸯时，她毅然以双双饮鸩自杀进行最后的反抗：

稽首谢阿耶：阿耶不必悲咨嗟。稽首辞阿娘：阿娘不必中心伤。有婿长贫贱，有女不遂耶娘愿。但愿耶娘寿考同百年。郎死不值千黄金，妾死不值黄金千。

语言犀利，内含辛辣，直刺一切金钱至上者的心脏。这一女性形象，不仅具有深刻的时代内容，而且个性也很鲜明。

第二，诗人通过前后照应来加强诗的艺术效果。比如长诗开始写男女婚姻美满、相亲相爱时云：“郎为飞雁妾作云，郎作垂杨妾作雨。”当男主人公被迫外出、夫妻离别时，诗又云：“秋云不行雁影独，秋雨不雨杨枝憔。”再如：“妾身金缕衣，比郎光与辉；妾腕玉条脱，比郎颜与色；妾佩明月珰，比郎不断宛转肠。”在诗中反复出现三次，正表现了女主人公不论是在初婚幸福美满、夫妻别后两地相思，抑或是丈夫落魄、空囊破衣而归的时刻，始终爱情如一的真挚感情。相同或相似诗句的反复出现和相互照应，这种一唱三叹的表现手法，不仅增强了诗的表现力和艺术效果，而且也给读者以更多的回味余地。

第三，这首长诗以七言为基调，吸取了民间鼓词和子弟书的特点，中间杂以三言、五言句式，灵活流畅，起伏多变。长诗的语言质朴中有词采，藻丽中具本色，音韵抑扬，圆润谐和，富有音乐美。姚燮这一长篇杰作，在中国叙事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与此同一主题的尚有《金八姑鹤骨箫诗为沈琛其赋》，这是据真人真事加工而成的爱情悲剧。主要是揭露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的夫权主义的毒害，同时也抨击了官场的黑暗。

《复庄诗问》中长篇颇多，既有叙事诗，也有抒情诗，姚燮这部分诗，一般在四五百字以上，多数写得挥洒自如，很有气势，语言多瑰丽流动。这类作品，从艺术上来讲，要比他的某些乐府诗高，如《渡黄婆洋观日入日出歌》、《扬帆过鳖子门》、《夜度勾龙山》、《官湖醉歌示同行诸子》、《夏夜壶园饮饯长歌》、《辽女词》、《作歌赠韩(式桐)》、《惜湘奴》、《偕同人饮天桥酒楼醉歌》、《秋夜席上听女伶王双双琵琶赠以长句》。它们或描写月出日落的美景，或写乘舟过鳖子门、勾龙山的惊心动魄，或写琵琶女绝妙的演奏，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落魄潦倒的悲愤，都各具特色。他的《别家三十六韵》又是另一种风格，写得缠绵悱恻、情真意浓，诗中描写离别前家人的嘱托，妻儿的情意，可谓细致入微：

今朝走京洛，计里云三千。转似初出门，惘惘增烦煎。高堂视行箧，谋画穷琐纤，如遣新嫁娘，衣袜务其全。病妻苦缝纫，皲手不得闲，竹月已过廊，剪灯犹迟眠。阿弟散塾归，诸妹行齐肩，索我市带佩，下及花粉钿。阿兄他日归，使我身手妍。小儿三尺长，转侧吾膝前，倚膝静辄睡，泥膝娇缠绵。阿爷他日归，读书当连篇。从此家室乐，富贵难夺权。慰之欢喜辞，恐使心悲酸。亦恐悲我心，笑语迭相欢。

再如他的《弱魂梦亡女作》，也写得真挚动人：“弱魂汝何来，不畏风雪翔。凄然欲我语，无语牵我裳。青红旧衣饰，整整三尺长。沈视好颜色，翻味久死亡。或我梦犹死，与汝魂徜徉。梦醒我魂在，汝去魂何方？”悲楚之语，俱是从肺腑中流出。姚诗中这类作品很多，如《客自故乡来留饮寓园并询家中近况系之以诗》，如叙家常，而颇富感情。故有人说：“大抵某伯生平厄于境而笃于情，纵览是编，可识其梗概矣。”

姚燮诗中也有庸俗之作，他的《十洲春语》和《苦海航》中，有不少艳情诗，有的格调不高，间有色情描写，一些写妓女的诗也未能反映出这类下层女性的痛苦，而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妓女生活的美化。这是在论述姚燮诗歌时应当指出的。

第三节　姚燮的诗歌(下)

姚燮的诗歌，成就最突出的是他鸦片战争后的诗。鸦片战争是英国资本主义用大炮保护海盗贩毒而导致的带有掠夺性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性质决定了侵略者的野蛮和残暴。铁蹄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姚燮通过他的《北村妇》、《捉夫谣》、《太守门》、《兵巡街》、《暗屋啼怪鸮行》等诗，深刻而有力地揭露了英军的侵略暴行，请看《兵巡街》：

猾竖携鞭作前导，群厮肩钱逐后笑。铁矛三棱金鞴靫，鬼兵率队来巡街。东街穿市门，西街入民户，穿门为狼入为虎。索钱一千充酒资，尔家有妻保尔妻，尔家有儿保尔儿。尔无妻与儿，尔身随我敲梆执火，使尔朝朝饱饼。尔不随我还无钱，尔不见邻儿背受三百鞭，血肉狼藉城根眠。

诗中完全是白描的手法，通过这群强盗的自供，他们欺诈诱骗、蛮横强暴的嘴脸活现纸上。他的另一首《太守门》则从搜刮民财、敲诈勒索的角度揭示了他们的强盗本质。

鬼官设座太守门，愚民号泣来诉冤，细书事状长跽陈。鬼官不解民所语，旁有青衣相尔汝。小事鸡一匹，大事犊一头；我当释尔苦，官当如尔求。尔不鸡，褫尔衣；尔不犊，割尔肉。缚鸡牵犊来献公，驱犊入栅鸡入笼。鬼官点头画破纸，画篆如符阔三指，归贴门户堪辟灾。有不得者心悲哀，明朝当办肥犊来。君不见，墨书朱印天朝字，门上犹悬太守示。

根据董沛《明州系年录》记载，英国侵略军侵占宁波后，曾出伪示，安抚居民，“而淫掠不甚戢，往诉者索牛羊鸡鹜为谢”。这首诗中的描写，正是以形象的带有幽默的讽刺笔触再现了强盗世界的“法治”逻辑：“尔不鸡，褫尔衣；尔不犊，割尔肉。”字虽不多，揭露力量顿透纸背。

诗人还写有一首《捉夫谣》，深刻地揭露了英国侵略军在沦陷区对中国人民的残暴行径：

江头白鸦拍烟起，飞飞呀呀入城里。城鬼捉夫如捉囚，手裂大布蒙夫头，锒铛锁禁钉室幽。铁钉插壁夫难逃，板床尘腻牛血腥，碧灯射隙闻鬼嗥。当官当夫给钱粟，鬼来捉夫要钱赎。朝出担水三千觔，暮缚囚床一杯粥。夫家无钱来赎夫，囚门顿首号妻孥。阴风掠衣头发乱，飞虫啮领刀割肤，谁来怜尔喉涎枯？

这类诗篇继承了白居易讽喻诗的特点，熔新旧乐府于一炉，具有深刻的历史真实性，是对殖民主义侵华罪恶的血泪控诉和历史记录。

姚燮在这类乐府诗中，还善于通过典型化的方法，以具体人物形象来表现丰富的时代内容，从而将诗人的民族意识与爱憎感情融化在具体的描写中。在这方面，姚燮有意识地学习杜甫“三吏”、“三别”的手法。前期的《卖菜妇》、《织新衣》，鸦片战争时期写的《北村妇》、《山阴兵》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请看他的《北村妇》：

妾夫充水兵，战死浃江口。愿妾怀中胎，生男续夫后。昨夜生一男，夫死妾有子。生男未一日，獐遍邻里。云贼来虏村，跣足偕逃奔。妾死寻夫魂，杀妾贼之恩。妾杀不足惜，妾死儿何存？折衾手襁儿，河上行迟回。一步一颠扑，蓬发面如灰。妾欲还娘家，娘家路悬悬。指拈双银环，手招河壖船。刁民来夺衾，并夺妾儿去。眼看将妾儿，投弃乱流渡。

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为反对外国侵略者而牺牲的战士的妻子。生男未一日，英军进村，跣足而逃：“妾死寻夫魂，杀妾贼之恩。妾杀不足惜，妾死儿何存？”真是字字血泪。为了活儿继夫志，她摘下手上仅有的双银环为船费，欲渡河逃难，又眼看着“刁民”(实指汉奸、地痞之类)将夺去的幼儿投入乱流。通过这位妇女悲惨的遭遇：夫亡儿死，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殖民主义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位妇女的遭遇，在当时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的《山阴兵》，通过一位死里逃生的伤兵的苦诉，描写了他欲战不能、欲死未成，而又怕活着逃命、罪加一等的痛苦心情。“忆昨临战时，弃马将先愞。”领兵的武官弃马而逃还可以谎报战绩，邀功请赏，而士卒死里逃生，则深恐“生逃罪当杀”。这种揭露也含有深刻的历史真实。金坛缪南乡指出姚诗晚年得杜之沉郁：“《北村妇》、《山阴兵》等篇，与工部《新婚》、《石壕》诸制，真挚飞动，如出一手。”

如果说，上面这类作品主要是通过客观描写来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话，而他的另一些诗作则是通过自身见闻和感受来表现浙东人民在战乱中的灾难。《速速去去五解，八月二十六日郡城纪事作》，这首长诗写镇江沦陷后，宁波城内兵荒马乱、奔走逃命的情况：“沿江过渡，入城络绎，其势如崩山。臂带颈烂，衣襦不完，面焦身漆，行步蹒跚，谁辨其为兵与官？”“翁妪妇女幼稚，翘足延颈，当路叫。望爷、觅子、寻夫、呼哥、索弟，悲泪交汍澜。”“日落天昏昏，狂飙过耳，声摧城树，似有万千百人哭声与鬼号呼。”“斯时东邻西邻，鸡亦不闻鸣，狗亦不闻呴，但闻张灯张皇，催老促幼，呼速速去去。”写战乱中的情况可谓绘声绘色。其他如《惊风行》、《冒雨行》、《闻皋儿在城中阻夷军不得出，同弟向长春门冒刃入城至寓馆觅得之，薄暮始乘间出城》、《海会寺别雷公，买舟同舍弟皋儿自十字港抵沙港唐堰，唤渡过兰江道中得五章》，都是这一主题的诗作，它们从不同侧面真实地反映了英国侵略者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后二首，主要写诗人一家在战乱中的遭遇，但从中也可投影出广大人民蒙受灾难的情景。这类作品对了解与研究当时的历史现实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浙东定海、镇海的相继失陷，充分暴露了清军的腐败无能。这对姚燮也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他逐渐对清军由信赖转为失望，由失望转为讽讥。于是他在诗中，对清军的腐败、不战而逃，颇多揭露。《惊风行五章》之三，就记述了宁波战守无备、军心混乱的情况：“将吏无守心，眷属夜先遁。馁气由上萌，何从禁民乱。举郡为一空，白昼绝烟爨。弃饭荒城根，饿狗逐鸡窜。巡城虽有兵，逸者已过半。意谓军律疏，当无诛罚患。”就是这样的军队，怎能保卫祖国的江山？诗中指出“馁气由上萌”，将帅的怯懦、怕死，正是军队无战斗力的主要根源。诗人在《大帅》一诗中，以讽刺的口吻写道：“军士当知死，大帅当知生。”余步云之流不就是这种将帅的典型吗？

与贪生怕死的大帅们相比照，在这次为保卫中华民族而战的爱国战争中，不少将领和下级官兵都表现了英勇顽强、誓死不屈的战斗精神，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姚燮的《客有述三总兵定海殉难事哀之以诗》、《金鸡山之战狼山镇总兵谢公(朝思)死之》、《镇海县丞李公(向阳)殉节诗》、《雪夜饮酒听赵二(裕熙)说庚子岁定海县知县姚公(怀祥)总兵张公(朝发)殉难拒夷事纪以长歌》，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人表彰了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以及狼山总兵谢朝恩等人奋勇杀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同时，诗人还悲愤地写道：“谁实成祸终，谁实构祸始。白日悬青天，昭昭有功罪。”这不正是对投降派琦善、伊里布之流的严厉斥责吗？

诗人这种悲愤的心情，还表现在作者步杜甫《秋兴》诗韵诸章中。1841—1842年，也正是在奕经、文蔚反攻浙东以及失败之后，诗人写了《冬日独醉书感八章用少陵秋兴韵》、《春感八章再叠少陵秋兴韵》、《正月杪明州纪事三叠秋兴韵八章》、《夏秋独坐杂述八章四叠秋兴韵》、《哀江南诗五叠秋兴韵八章》，感叹国事，抒发了他对清军腐败和投降派的愤懑，以及他关心国事的爱国主义情思。“十万苍生方待命，眼中谁是李崖州？”“六军锐气沦亡尽，密幄韬钤苦费思。”“尽与匈奴添跋扈，群公悸带可安垂。”“虎头甲队知多少，半是鸳鸯绮袖班。”集中表达了对奕经、文蔚之流的不满与讽刺。

姚燮后期还写过一些山水纪游诗，特别是有关四明、普陀诸作，如《松岩下废寺》、《鼋潭岭》、《松喦斗听瀑》、《蜈蚣潭》、《青菁墩》、《大风登小雷尖眺大阑山》、《错愕岭》、《八钺坪》、《登大雷尖四章》、《鸡冠岩》、《凫愁岭》、《登千山绝顶俯眺二百八十峰浩然作歌》等，秀警镵刻，极具特色，论者评为“在清代只有高心夔的匡庐诗、刘光第的峨眉诗可以鼎足而三”。请看他的《错愕岭》：

昔行坑独凄，今行岭错愕。天干交地根，不止万仞削。左拥刀作林，右倚剑为阁。缭面蛇气昏，拍背鹞声恶。断松倒扶，磴碎茑悬络。紧隘抽半丝，瘦石插千脚。一眩百变光，十履九占错。下俯身先蹲，上顾趾难却。及峭风故狂，略平天始廓。呼吸性命轻，咄嗟造化虐。倏作逃釜鱼，喜同陨空箨。心气始猛舒，随云荡青壑。

诗人把错愕岭峻陡和惊险的特点描绘得令人惊心动魄，读者仿佛也屏着呼吸攀登这极其险峻的高峰，待越过险关，极度紧张的心情才得以缓和。

姚燮的诗清奇俊逸，词采瑰丽，诗人不名一家，取径较宽，远承汉魏乐府、杜、韩、二李和白居易，近接黎简，故他的诗能熔铸传统，刻意创新，有自己的独创风格。姚燮的诗，时人评价甚高，早在鸦片战争前，著名学者兼诗人的程恩泽就推许姚燮“处境愁郁，故旨合风骚；拓胸阔大，故辞无庸浅。李杜再世，定当把臂入林”。这不无溢美之辞。他的同乡刘大镐说：“某伯诗，少年多矜炼刻苦之作，及出与贤士大夫交，一变为恣肆雄浑，如昆阳夜战，十倍沉酣，而步伐却极整肃。逮遘辛壬之难，俯仰身世，愤郁无聊，而一托之于诗，故又变为悲凉顿挫，如击秦筑，如抚赵统弦，灵均、少陵之遗也。”刘大镐的评论指出了鸦片战争前后姚诗风格的变化：前期诗风恣肆雄浑，后期诗风悲凉顿挫，是正确的。

第四节　姚燮的《疏影楼词》

姚燮的词在当时也是很著名的，史称“燮为乾嘉后词人之冠”，目为“厉鹗复生”，显系溢美之词，但由此可见其名声之高。他的《疏影楼词》五卷，都是29岁之前的作品。他在《疏影楼词·自序》中云：“词小道也，然韵不骚雅则俚，旨不微婉则直。过炼者气伤于辞，过疏者神浮于意，而叫嚣积习淫曼为工者尤弗取。余幼辄耽此，搜宋元以来诸家名集，沉浸讨索，效之似，锢之益深。迨弱冠后，日与世涉，哀乐渐多，兼以友朋宴游，饥寒驱逐，每有感触，即寄之。数年以往，共得千阕余，并少作删存六一，厘为五卷，各以类从。此中甘苦，余颇自信。其有合于古人之旨否，余未敢自断也。成连安在乎？吾抱琴以俟之。”这是他对词的认识和《疏影楼词》的基本情况。

综观姚燮前期的词，内容比较单薄，多是冶游生活的反映。艳情和宴游，占了《疏影楼词》的大部分内容。他有《祝英台近》：

黛香疏，钗影活，弹烛坐筵久。两意如针，密密一丝逗。恰怜身是秋棠，寸肠易断，便值得，恁般娇瘦。　听莲漏。相看悄到无言，回睐更低首。略露三分，猜索总难透。也知潮急催帆，相留无计。转含笑。深深劝酒。

这首词写一位歌女与情人离别时复杂的心情：怕离别因而寸肠欲断，想诉衷情而又苦于难言，相留无计转而深深劝酒，写得十分细腻、真切、动情，这大约是他青年时代冶游生活的留影。在这类词中多数感伤情绪很重：“海样深情春样短，剩衫边、啼点灯边语。但说起，便凄楚。”(《乳燕飞·和浮碧山馆作》)“旧欢那忍重提说，柳莺晓箔，桐凤秋纨。黯到香魂，墙阴谁护情旛。西风明日钱塘路，散花，吹聚应难。悄无言，两道愁青，抹上眉弯。”(《高阳台·拭唾题裙》)欢少愁多，语短情长，大约是他这类词的特点。

他也有些写爱情生活的作品，如《洞仙歌》：

湘钩袅凤，溜鬓边花朵。粉瓣无声点衣妥。把残红掬起、碧唾微黏，揉半晌，掷去要人兜裹。　相看旋背面，多事佯羞，窥镜频疑翠鬟亸。徙倚碧窗纱、待诉相思，又斜日柳梢欲堕。便临去搴衣总无言，算两点犀心、不须猜破。

单从这首词，我们很难猜出女主人公是谁，但词人把一位妙龄女郎在情人面前的活动写得十分可爱。上片写这位女郎双手捧起落在衣服上的花瓣，送向唇边，微吐兰唾，然后将花瓣在手中缓缓地轻揉，掷向爱人的怀中，并要他接住，其娇憨之气连同她的情态、笑容、声音，都十分传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意境可能受到李煜词《一斛珠》“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的影响，但姚燮这里又有变化创新。下片写女子背面佯羞，欲吐相爱之情，又不愿点破的心理活动，也写得委婉曲折、惟妙惟肖。从是阕我们可以看出姚燮词的功力。

词人青年时代长期在外浪游，写了一些思乡之作。如《台城路·越江舟中怀归》：“还家转又辞家去，行时便期归早。”又想到抵家后的天伦之乐：“紫蟹黄菰，白头青鬓，赢却开樽一笑。”写得质朴自然、情真意挚。

词人对于幸福的夫妻生活是向往的：“只有鸳鸯双翼好，翩翩。飞去飞来恰一边。”(《南乡子·湖雨弄湖烟》)卧病在家的妻子也时常引起他的思念，他写有《凄凉犯》，题下小引云：“独宿含绿山庄，梦醒，凉月沉山，寒雨在树，寄讯病妻。”词下阕云：

堪忆眉奁畔，把手无言，那回离别。秋深梦瘦，想沉沉、苇帘霜月。夜半零啼，定迢望藁砧怨切。况今宵、听到乱雨，打落叶。

词人从上次离别时妻子的愁眉难展、把手无言，想到她盼望丈夫归来的心情，更何况今夜又是乱雨打落叶，点点滴滴地叩击她的心扉。这类作品不仅有助于了解词人的生活，而且也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在他前期的词作中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首《贺新凉·宋信国公文丞相铁如意》：

是铁还非铁。是公心、是公愁泪，紫纠苍结。葵柄尺三银篆六，姓氏日星高揭。相映耀、西台苦节。天意指麾如臣意，恁河山、似瓮悲南裂。歌《正气》，唾壶缺。　倒持悔未奸狙击。敢怜渠、环娇柳靓，黄冠归乞。一舸零丁军散后，几葬仙铜马石。留此柄、铮铮难折。莫漫招魂唱朱鸟，袒红衣、夜舞临安月。恐隐起，蜀鹃血。

这首词通过咏铁如意，概括了文天祥的英雄业绩，赞颂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这类具有丰富思想意义的作品，在姚氏前期词中是仅见的。

姚燮后期的词，现均收入《续疏影楼词》，共八卷，凡259阕，其中绝大部分是画图的题词，但也有少数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就其思想意义来讲比前期为高。比如写林则徐被谪戍新疆的词《月下笛·绝塞》，作者虽得之于传闻，却表达了词人对这位抗英禁烟、卓有功勋而遭诬陷的民族英雄深挚的怀念。

班骑归欤，苏旄老矣，万里山隔。轮台雁绝，那寄中原红帛。戍龙堆、穹庐夜寒，画笳递怨云四幂。叹沙肥雪大，春风不到，尽年无碧。　军久敝，问一荷琱戈，几能归得。边程再北，但有浑茫天色。泛香酥、琵琶醉弹，紫驼狎梦冰窖窄。倚楼人，定看杨花，远忆霜鬓白。

结拍三句，写的虽是林氏家眷，但其中倾注着词人遥念的真情。

英国殖民主义者所发动的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首当其害的就是沿海粤、闽、江、浙诸省，而姚燮的家乡浙江镇海一带是遭受战祸最惨重的地区之一。这在他后期的词中也有反映。《石州慢·残村》、《长亭怨慢·穷店》、《玲珑四犯·寂市》、《南浦·断渡》、《霜花腴·芜田》等词，均反映了战后城乡的残破、荒凉景象。这是战后的农村：

四五人家，临水背山，荒草犹剩。斜阳多少颓垣，缭著沙墟芜井。炊烟几缕，恰带断叶零鸦，随风作弄空中暝。沽店已无帘，况墙头红杏。　还省。东邻田舍，西泊渔庄，北湾樵艇。兵火遭残，散处何方谁定？霜更月晓，尚有犬独鸡单，萧寒点缀柴门景。奈杜老归来，正儿饥妻病。

——《石州慢》

结句“奈杜老归来，正儿饥妻病”，这中间，大约也有词人自己的影子。这是劫后的小集镇：

结堡陋村，攒闾遍郭，居民聊事生产。望旂三五叶，乱柳相飘绾。盘飧苦难猝辨，剩堆笼、宿雨零苋。饼灶妪闲，酒垆佣睡，饥雀渐飞散。　铜街递，圜平衍。有锦衣侠贾，筹亿持万。晓烟金气结，夜火珠虹烂。寻常博得妻孥饱，恰隐仗、肩筐传贩。天又晚，听灯栅、盲词消懒。

——《玲珑四犯》

“望旂三五叶，乱柳相飘绾”，“饼灶妪闲，酒垆佣睡，饥雀渐飞散”，作者通过几个典型的画面，将这个小市镇经历兵火后荒凉破落的景象突现在读者面前。

他还有一首《霓裳中序第一·故苑》，通过圆明园焚烧后凄凉沉寂的景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侵略的暴行：

江山易换局。昔苑今栖樵与牧，多少椒丹蕙绿。叹复道沉虹，香斜埋玉。觚稜一握，尽上摇天半凉旭。无回辇，草深花谢，那忍问前躅。　乔木，荒鸦来宿；便掖殿只游麋鹿。当年旄骑卫毂，想禁御秋拦，壶街春束。才人遭乱逐，苦卖唱、内家旧曲。陵台树，杜鹃哀魄，夜望紫烟哭。

圆明园历经清代数朝修建，成为一所大型的皇家御苑。园中的楼台殿阁、亭榭轩馆，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藏有大量的珍宝珠玉、图书文物，1860年(咸丰十年)被英法联军纵火焚毁。作者对圆明园废墟的描述，正是对这些披着“文明”外衣的英法强盗烧杀淫掠、毁灭文明罪行的揭露和控诉。

以上这类篇什，在他后期词中虽为数不多，但却为姚燮的词增添了思想光辉，值得我们珍视。

关于姚词的风格，姚儒侠云：“迺其平生得力之处，追踪秦、柳，胎息贺、史，取法于梦窗、草窗、白云、白石之间，沉幽固，挥洒流落，体制不名一长，能兼众美。当夫模象形影，锤炼声色，神明而变化之。收摄豪横，覃精擢思，极毫厘分刌之辨。洎乎弄墨，则然砉然。挥毫落纸，若坠若逼，若猛狮搏球，若烈风送雨，而妃句俪词，一造于工稳，近人洵无与敌者。呜呼，可以传矣。”姚燮自幼即沉浸于历代名家词中，于李煜、晏几道、柳永、秦观、贺铸、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张炎、朱彝尊、陈维崧、厉鹗诸大家均有所汲取，并能熔铸众长，自成面目。他的词远法姜、吴，近接樊榭，属婉约派。阮元谓其“词似白石”，颇能道其特点。

姚燮词意境清幽，情思缠绵，风格明丽而委婉。他虽也有个别词作风格雄浑苍劲，如《醉太平·题蒋莲帆赤壁秋泛图》、《水调歌头·太湖晓渡》、《贺新凉·月夜渡莲花洋》、《贺新凉·宋信国公文丞相铁如意》，但这不是他词作的主导风格。

姚燮在语言上很注意其色彩、音响，精于锤炼，辞藻华美。他的作品中不仅使用了大量的秾丽词语，而且连词牌也喜用华丽的字。《疏影》一阕，其别名《红情》、《绿意》，在他的词中均出现过，这都是从字面上设色考虑的。姚词虽讲究语言的华丽，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质朴无琢，明白如话，而又流转圆润，富有音乐美。“莫怨春红迟二月，便开了，有谁看？”(《江城子·绣罳六曲夕阳残》)“看杨柳，三十六湾，损尽春腰。”(《凤凰台上忆吹箫·虾箔回钩》)姚燮从少年时代起就喜爱音乐，能吹箫、弹筝，故他精于声律，并自制《问梅花》、《露华春慢》二调。他曾撰写过《〈词律〉勘误》，书虽佚亡，但由此可见他于词律颇有研究。姚燮词，从艺术风格来讲，基本上是继承浙派的特点。

姚燮的词，和他的诗比起来，题材显狭窄，现实性亦逊色。在语言上，精于锤炼是其优点，但不免流于纤巧。总的成就，显然在其诗歌之下。

第五节　姚燮对词曲的研究和《红楼梦》评论

姚燮除文学创作外，还是一位词曲研究专家。在这方面他有《〈词律〉勘误》、《玉笛楼词学标准》、《今乐考证》十二卷、《今乐府选》五百卷，后两种尤为重要。

《今乐考证》十二卷，是姚燮有关戏曲的著作。此书的性质和王国维的《曲录》体制差不多，但两书所引用的资料多不同。王著比姚著迟出60余年，且著录剧目王著也较姚著为少，这说明王国维生前并未见到过《今乐考证》的稿本。此书有《缘起》一卷，《宋剧》一卷，记载宋、金杂剧、院本名目；另有著录十卷：分别著录元杂剧二卷、明杂剧一卷、国朝杂剧一卷、金元院本一卷、明院本二卷、国朝院本三卷。全书共著录宋、金杂剧、院本992种；元杂剧83家，剧目491种，无名氏100种；明杂剧46家，剧目137种；清杂剧72家，剧目228种，无名氏8种；附花部剧目45种；明和明以前传奇170家，剧目314种，无名氏55种；清传奇197家，剧目487种；其他251种。全书共著录作家515家，剧目3108种。

是书卷首《缘起》，考证戏曲源流、角色、音乐、砌末行头。其著录部分，于每一个作家名下首列作品，然后附各种评论资料，是研究中国戏剧史的重要史料。它所著录的剧目是当时乃至“五四”前收集最丰富、最完备的一种。有1935年北京大学据原稿影印本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行世。

与《今乐考证》相配套的另一著作《今乐府选》(未刊)，全书500卷，是一部大型的戏曲选集。计收衢歌：厉鹗《迎銮新曲》等5种；弦索：董解元《西厢》1种；元杂剧：马致远《汉宫秋》等64种、无名氏《陈州粜米》等27种；明杂剧：王子一《误入桃源》等25种；清杂剧：吴伟业《通天台》等40种；元院本：王实甫《西厢记》等2种；明院本：高东嘉《琵琶》等56种、无名氏《白兔记》等15种；清院本：吴伟业《秣陵春》等149种、无名氏《烂柯山》等25种；另附元散曲：《张小山小令》等2种；明散曲：冯海浮《六如曲》等8种；清散曲：朱彝尊《西堂乐府》等8种；耍词：《夹竹桃》、《桂枝儿》。

《今乐府选》共收各类戏曲(包括少数散曲)429种，保存了大量资料，有些还是颇为罕见的剧作。比如所选明院本，未见于毛晋编的《六十种曲》者就有11种，像沈鲸的《鲛绡记》、高濂的《节孝记》、史叔考的《双缘舫》，都是比较难得之作；清院本部分，所选剧作最多，价值亦高，有不少是今日的罕见之作，如袁令昭的《珍珠衫》和《鹔鹴裘》、王翊的《词苑春秋》、湖上逸人的《双奇会》、薛既拐的《醉月缘》、李玄玉的《麒麟阁》、叶稚斐的《琥珀匙》、吴梅岑的《马上缘》、朱良卿的《九莲灯》和《牡丹图》、石恂斋的《香鞋记》和《饰香亭》、无名氏的《梅花楼》等。姚燮为选录这些戏剧，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有些剧本是出自他的藏书；有些剧本是他奔走苏、沪、杭各地，从收藏家或作者手中借来的。如《牡丹图》校记云：“此从吴局写本录出”；《列子御风》校语曰：“此本从彦卿借抄，为瓶水斋旧藏写本”；《芙蓉峡》校语说：“此卷从张春水征君风雨茅堂书架检借，惜仅下半卷，未睹其全”；杂剧《艳禅》一种，还是他游苏州时从作者王复那里得到的。这些剧作，有的是海内孤本或罕见的抄本，幸赖《今乐府选》得以保存，仅此一点，就可表明此书在中国戏曲史上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今乐府选》也有些缺点：有的弄错了剧作的时代，把明人之作误入清院本中，如明人陈与几的《樱桃梦》和《灵宝刀》，周夷玉的《红梅记》；有的剧本把作者搞错了，如《满床笏》、《双错卺》、《雁翎甲》、《合欢锤》，本系范希哲撰，此处误为李笠翁作；还有的本系杂剧而误为院本(传奇)的，如王北墅的《拜针楼》杂剧，误入清代传奇。类此错误，还有一些。尽管如此，姚燮致力于戏剧史料的搜集与研究是有功绩的。郑振铎先生说：“当举世不为之时，梅伯独埋头于戏曲的探讨，且较王静安先生更早数十年的完成他的戏曲的目录(且还有提要)的《今乐考证》，实不能不谓为‘豪杰之士’；即有千百个错误，我们也该原谅他。涵虚子、郁蓝生、黄文旸之后，对于戏曲抱有那样的热者，仅他一人耳。而像他那样的有网罗古今来一切戏曲于一书(《今乐府选》)的豪气的人，恐怕自古时到今日还不曾有过第二个人！”又称姚燮是我国研究戏曲的“一个伟大的先驱者”。郑先生的这一评价是中肯而公正的。

姚燮的《〈词律〉勘误》也值得一提。《词律》系清人万树编的一部词谱，他据唐宋词作和旧词谱校订词牌、平仄和句法，从而确定每一词牌的格式。全书共列词谱660调，1847体。姚燮于词学很有研究，“宋元词集，无不手加丹铅。”他通过宋代以降诸名家词作实例，纠正了《词谱》中的舛误，很有参考价值。

姚燮在文学研究上尤为著名的是他的《读红楼梦纲领》和对《红楼梦》的评点。在这方面，至今仍为红学研究所重视。

姚燮对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评点，有姚燮评本、二人合评本和三人合评本三种。

姚燮评本即《蛟川大某山民加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

二人合评本，即《增评补图石头记》一百二十卷，有清光绪年间上海广百宋斋铅印本。每卷卷首题曰：“悼红轩原本、东洞庭护花主人评、蛟川大某山民加评。”东洞庭护花主人即王希廉，字雪香，号护花主人，江苏震川人，道光举人，著有《孪史》。

三人合评本，是姚燮和护花主人、太平闲人(即张新之，号太平闲人)的评点，书名是《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有光绪十年(1884)、光绪十四年、光绪十五年、光绪十八年上海石印本。

姚燮的评点有“总评”和“分评”两种。“总评”(非姚氏作)共80条，每条文字较少；“分评”附在各回，字数较“总评”要多得多。综观姚氏评点，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评论人物，态度明朗，评点处处扬黛抑钗、褒晴贬袭，可以看出作者的爱憎。如第三十六回评曰：“前段写分例银，是花姑娘，分未正而名已定也。此段写梦中语，是薛姑娘，名未正而分已定也。吾为颦儿、晴姐叹焉。”对于晴雯，尤多赞语，第七十七回评晴雯曰：“晴雯临走，绝不做一乞恩词说，可怜颜色，于生死患难交，足觇风概焉。”又如评尤三姐：“其激昂慷慨之气概，为大观园中所无，脱令有其人，我欲旦暮遇之，倒地拜之。”姚燮对于尤三姐这种抗争精神如此推许，是值得注意的。而对袭人、宝钗则多微词。

二、有些评论也涉及《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如第一回评曰：“此时雨村在穷困中，犹不出读书人本色。不知后来一入仕途，且居显要，更换一副面目肺肠，诚何故也？然今日成为通病矣。”这显然是对清末官场的揭露和得势小人的抨击。

三、对于《红楼梦》的艺术，姚燮在“分评”中也有论述。如对结构艺术、人物描写、语言特色等。但因评论多三言两语，故论述较零碎；也有些评论颇中肯綮，五十三回评贾府元宵夜宴时贾母说笑一段云：“叙写布置席面，井井有条，从中插入贾母一段，遂使化板为活。”《红楼梦》在结构艺术上，善于穿插，而又自然、灵活，此其一例。

四、姚评很注意交待事件发生的时间，于每回末或简或详地加以说明，并要“阅者记清”。其中有些时间虽难免带有姚燮的主观臆断，但由于他注意考证，也能发现《红楼梦》在时间问题上的疏漏，如第四十五回评云：“按黛玉以十七岁死，在乙卯年，逆推是年壬子，则为十四岁，原刻是年作十五岁，则与宝玉同庚矣。然宝玉生日在四月，黛玉生日在二月十二日，何以宝呼黛为妹，黛呼宝为哥耶？可见十五二字，为十四之误无疑也。况宝长黛，书有明文，今故更正。”这一点是他人《红楼梦》评点中所没有的。故有人指出：“山民评无甚精义，惟年月岁时考证綦详，山民殆谱录家也。”

姚燮除对《红楼梦》的评点外，还写有一本《读红楼梦纲领》。此著曾在1938年《远东日报》上连载，未终卷而报纸停刊。1940年，上海珠林书店出版此书，改名为《红楼梦类索》，倒是较符合原著题意。署“大某山人姚梅伯遗著”。姚氏自序云：

雪芹曹氏，以涵古盖今之学，撰空前绝后之书，洒洒洋洋，为卷者百二十。上自公卿，下及屠贩，罔不读之而啧啧然称道之。然心解者少，耳食者多，大抵经绪纷繁，得此遗彼，信非澄心默识，有不能辨其途者。园居之暇，分类搜辑之，为读者作南针之指，而以鄙见所获者附之。至章晰条分，余别有著，兹不复羼云。心无所用，较己犹贤，姑分为二册存稿。暇日校补完成，再行分卷可耳。咸丰十年庚申秋七月，复翁手抄。

是书大约成于咸丰十年(1860)，这是姚燮为进一步研究《红楼梦》所编写的一部资料书。作者首先高度地评价了《红楼梦》，然后说明写此书的目的。

《读红楼梦纲领》分《人索》、《事索》、《余索》三卷。

卷一《人索》主要统计《红楼梦》中的各类人物，分“本族”(附王公勋爵)、“亲属”(附门客僮仆)、“内眷”(附妾婢)等，如贾氏本族有贾敷、贾珍、贾兰等34人，家人僮仆有来升、赖升、赖大等69人，妾婢有赵姨娘、袭人等83人，此外尚有王公勋爵、亲属、门客、杂流人品、贾氏内属、贾氏姻眷、乳娘仆妇、女伶、女冠各若干人，这样算起来，小说《红楼梦》中人物计男性282人，女性237人，共519人。此外还有警幻仙姑、空空道人等13人。这个数字是否精确，我们没有复按；但它比姜祺的统计多71人，比诸联的统计多98人，看来姚燮的统计是比较细致的了。

卷二《事索》分《幻境寓言集述》、《纪年》、《都邑第宅》、《器物》、《艺文》等，对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不无助益。《艺文》中有《方言谐谚》一项，从两个字到50个字的都有，可供语言学家研究，有相当的价值。

卷三《余索》，有《丛说》、《纠疑》、《诸家撰述提要》等。《丛说》中论内外开支，动辄白银数百两乃至数千两、万余两，所谓花钱“如淌海水者”。再如述贾宝玉立誓之奇种种，宝玉于大观园诸姊妹及丫头辈无不细心体贴……这对于从多侧面研究宝玉的性格也有帮助。又说：“赦老纯乎官派气，政老纯乎书腐气，珍儿纯乎财主气，琏儿纯乎荡子气，蓉儿纯乎油头气，宝玉纯乎傻子气，环儿纯乎村俗气，我惟取兰哥一人。”姚燮对人物形象的概括尚能抓住其特点。

再如《纠疑》一目，抉择了小说中的自相矛盾处，如：“黛玉母死时，遽云年方六岁，而即谓其奉侍汤药，守丧尽礼，又谓其旧症复发云云，皆于理欠的。”又说：“据第二回云，大年初一生元春，次年又生一公子衔玉云云，是玉之与元春仅差一年；何后文所说意似差十余年者，此等处不能为之原谅也。查后(文)元春26岁时，宝玉方12岁，故知次年二字之谬，特出自冷子兴口中，岂因传闻于人，随口演说耶？”又如：“三十六回云明儿是薛姨妈生日，时盖壬子年夏末秋初也；至第五十七回亦云目今是薛姨妈生日，时癸丑年春二月间也，岂一人有春、秋两生日耶？至贾母生日已详叙八月初三日一段事；今六十一回探春云过了灯节是老太太生日，则又何也！”《红楼梦》是一部未完成的现实主义杰作，由于曹雪芹的早卒，致使小说中的个别细节：如人物的名字、生日、称谓、年龄乃至叙事时令，均有不少漏洞，姚燮一一指出，这对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和研究《红楼梦》，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特别是《诸家撰述提要》，更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不足。一般说，姚书提要比孙著详细，亦略有内容介绍和批评。

总观《读红楼梦纲领》，它不是一本研究性的著作，而是一部资料性的工具书。有人认为，就姚燮对《红楼梦》有关材料的摘录、编排、统计而论，它是《红楼梦》研究史上一位重要的统计学家。

姚燮关于戏曲、词学和小说的研究，主要是在资料方面，研究性的评论不多，理论色彩更差。尽管如此，他的这类著作仍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于中国戏曲、小说和词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在戏曲史方面，如就开创性这点来讲，贡献尤大。他的《今乐考证》和《今乐府选》，为元明清三代戏曲整体性的鸟瞰和总结，成绩远在钟嗣成《录鬼簿》、贾仲明《续录鬼簿》和徐渭《南词叙录》之上，就是较近人王国维的《曲录》亦毫不逊色。姚燮在戏曲、小说和词学方面的研究成绩，我们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第五章　江苏三诗人：陆嵩、鲁一同和贝青乔

第一节　陆嵩蕴含着时代内容的诗歌

陆嵩(1791—1860)，字希孙，号房山，江苏元和(今吴县)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之家，在康熙、雍正年间，家势最盛，所谓“吾家起耕读，鼎盛康、雍时。清名被海内，非独乡里知”。后来家道中落，待诗人出生之后，家境已相当贫困，成为“敝庐不数椽，仅可蔽风雨”(《老屋》)的寒家了。他少年读书，颇勤奋，也极力想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故青年时代的大好光阴都耗费在功令文上了。但“十试不见收”，他只好放弃功名，从而把主要的精力转入诗歌创作。“一生心事存诗卷，半世功名付后人。”(《生日自叹》)虽是感叹的话，却是对他一生的总结。

诗人壮年时代曾有过十年漫游(1828—1838)，他到过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后来又做了20年的镇江府学训导。这种长期漫游和教书的生活经历，给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早在少年时期，诗人就曾随同父亲去大梁(今开封)游览。在这个文人荟萃之地，他有幸听到许多著名文人讲述诗歌发展的问题，这引起了他的思考。陆嵩联想到杜甫的创作道路：他为什么能一反齐梁诗人追求词藻的形式主义之风而面向社会现实呢？由此我们看到了这位少年在文学上的兴趣与敏感。然而这个问题，他当时并无力回答。后来经过科举道路上的败北，长期的漫游阅历，他少年时代有关文学创作这一疑点，便自然地获得了正确的答案。他开始选择了面向现实、揭露社会矛盾的创作道路。这一选择，使他的诗歌创作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他著有《意苕山馆诗稿》十六卷。

还在鸦片战争前，陆嵩就写过一些揭露贪官污吏、反映民生疾苦之作，《坐堂词》、《造册叹》、《散赈谣》、《东郭叹》、《水牵行》、《悯蝗》，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特别是他的《鬻儿行》更是字字血泪：

老夫牵儿上街鬻，老妇相随道旁哭。儿年虽幼颇有知，扫地烹茶习已熟。客问鬻儿几何钱？老夫老妇俱涕涟。是儿亲生不论价，但愿小过休笞鞭。儿随客去远难唤，老妇归来哭且怨。可怜老夫不敢言，忍泪吞声欲谁劝。君不见，东家有男朝无餐，西家有女衣不完。老夫老妇慎勿叹，儿虽远去无饥寒。呜呼！儿苟无饥寒，鬻儿何用心悲酸。

鬻儿卖女，这是旧社会劳动人民最心酸、最凄惨的悲剧。诗人以饱蘸血泪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可悲可泣的画面。“是儿亲生不论价，但愿小过休笞鞭。”两句质朴的诗中，蕴藏着劳动人民多少辛酸和眼泪啊！

鸦片战争后，诗人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继续探索，使他的诗歌创作获得了更大的丰收。

诗人在禁烟运动的高潮中(1840)，写有一首《禁烟叹》，诗中痛斥鸦片的毒害云：“种棉寒可衣，种稻饥可食。毒草乃遍栽，岂救饥寒迫。九州无闲田，其来自鬼国。煎熬聚浓膏，吹烟作青黑。薰蒸腐肠胃，嘘吹荡魂魄。彼昏嗜不知，甘以性命易。始但盛东南，久且及西北。问价抵黄金，争购讵论值。奸商因其利，脂膏竭寰域。”诗人的态度是极其明朗的，他之所以坚决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和进步的思想分不开的。

鸦片战争中，由于奕山等投降派的破坏，林则徐、邓廷桢等人被革职，战事节节失利，英舰很快进入浙东，定海复陷，诗人写《闻舟山复陷寇逼镇海有怀叶青原(堃)大令》、《惊闻四明失守督帅裕公殉难》、《定海陷贼镇将葛云飞、寿春镇王锡朋、处州镇郑国鸿俱力战死，王公尸未得归，其死尤惨》、《悲吴淞为陈将军化成作》诸作，一方面表彰死者的战功，另一方面激励生者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杀敌：“浙东数郡此保障，死力应效睢阳并。养士深恩二百载，岂无愤切同仇情？死为国殇纵不恤，苍黎终赖君能生。”(《闻舟山复陷寇逼镇海有怀叶青原(堃)大令》)

在这类作品中，尤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青州兵叹》：

青州驻防兵，尔胡不防青州城，来此乃隶京口营。京口驻防二千甲，自谓骁劲无与衡。朝从都护耀戈戟，暮从都护鸣鼓钲。胡然贼众逾城入，奋勇独尔锋争婴。大呼杀贼贼几却，痛无继者悲填膺。洞胸穿臆尚不已，须臾白骨堆纵横。呜呼青州驻防兵，尔何不驻青州城，尔岂独无父母妻子与弟兄，尔独愿死不愿生！来时四百归几人，乃甘一死隶此京口营。君不见，京口驻防弃城走，贼退家室还重迎！悲莫悲，青州兵。

这首诗采用双线交织的艺术结构，通过对比，一方面鞭斥了“自谓骁勇无与衡”的驻防清军，他们平时耀武扬威，“朝从都护耀戈戟，暮从都护鸣鼓钲”，可一和敌人交战，便弃甲而逃。另方面，诗人着重歌颂了四百名青州兵的英勇杀敌：“大呼杀贼贼几却，痛无继者悲填膺。洞胸穿臆尚不已，须臾白骨堆纵横。”他们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与敌人拼杀了八昼夜，击毙英军189人，最后几乎全部壮烈牺牲。诗末数句饱含着陆嵩强烈的悲愤，对于贪生怕死的驻守镇江副都统海龄也给以无情的讽刺。

在陆嵩的诗作中，与为保卫祖国英勇牺牲的将士相对照，清王朝中的一些王公贵胄和投降派们，更显示出他们贪生怕死、怯懦腐败的丑恶面目。诗人善于以辛辣的笔触勾勒一幅幅讽刺的画面，通过讽刺对象的言行揭示其反动本质。诗人有一首《闻和议有成夷船将出江去感而有作》，写于《南京条约》签订时，诗中首先勾画了一群清朝官吏听到议和成功时那种欢喜若狂的丑态：

督臣朝返朱雀桁，夷船夜达金陵城。金陵城中人大惊，烽火照耀日不明。伊节相来争郊迎，谓今和议必有成。船如何坚，炮如何利，东南半壁势将倾。吾皇所念惟苍生，张皇入告皇自听，将军参赞各各面有喜色形。朱提二千一百万，所利甚溥岂独欢夷情。请加国玺申此丹书盟，不谓侮慢乃以尊我共主名。……

在“金陵城中人大惊”的背景下，一群卖国贼，上自伊里布，下至将军、参赞、制府，恬不知耻地在为城下之盟而欢欣庆幸。这真是一幕丑剧。接着诗人又以特写镜头凸显了一位制府的形象：

夷船三月江头停，行大飨礼正觉古寺挥旗旌，衮衣赤舄觞自行。卑卑县丞胡独心不平，耳语制府此可劫以兵。制府惊起怒叱：“汝肉足食汝当烹！”县丞叩头请死不敢更有声。……

在这个制府身上，具体表现了投降派的性格特点。他们对洋人卑躬屈膝、畏之如虎，对人民及其下属则如豺似狼，充分表现了投降派惧洋媚外的典型性格。这是一首绝妙的讽刺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陆嵩的讽刺艺术才能。

镇江沦陷后，诗人陆嵩激于爱国主义热情，他曾奔波于丹阳农村，招募乡民组织抗英武装，企图配合清军收复镇江。正当诗人惨淡经营之时，不料清政府却与侵略者握手言欢。但诗人通过与民众的接触，深深感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伟大力量，只要民众能组织起来，众志成城，便有可能打败外国侵略者。在《江州述感》、《夷船忽复入江居民震恐》、《赠龚监生照琪大令》诸作中，都表达了诗人的这种观点：

……我曾芒鞋走乡曲，偏与乡农诉且哭。乡农为我言夷人，非是虎狼乃豕鹿。困虽犹斗走无险，苟有长绳不难缚。船坚炮利皆妄言，累累县桅假以木。抛江屡试贼胆裂，不敢犯村敢犯郭。君闻此言气不平，谓须先议裁官兵。贼如再来集我民，结以金帛喻以诚，自保乡里卫妻子，何忧众志难成城。

诗人通过乡农的话，表达了他对人民伟大力量的认识；这种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在另诗中又说：“颇闻泊船燕矶畔，报恩古寺闲游行。路人瓦砾互投掷，鬼面流血争逃生。可知当日布章奏，船坚炮利原虚声。”(《夷船忽复入江居民震恐》)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是真的，但它并非不可战胜；而投降派极力宣扬这一点，是为了恐吓道光帝，从而为他们的投降活动制造舆论。诗人走访民间，他深深地为乡民们的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而感动，他颇有感慨地说：“呜呼田野徒，何尝习戈铰。踊跃且如此，纷纷愧羽葆。”(《江州述感》)看到广大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对那些卖国求荣的达官贵人就更加憎恨。陆嵩的这类诗篇，对当时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是有积极意义的。

陆嵩的诗歌，在艺术表现上不多用典，不事雕琢，质朴自然，明快晓畅。他的诗除古体外，多用乐府，因句式比较灵活，韵律比较自由，就更便于容纳新的时代内容。但他的诗写得较呆板，缺乏波澜，诗的意象美和韵味都不足。这一弱点，也影响了他诗歌的总体成就。

第二节　鲁一同的诗歌

李慈铭评鲁一同的诗曰：“气象雄阔而未成家，蹊径亦多未化，然浩荡之势，独来独往，固为偏师之雄。”此评大体是正确的。

鲁一同(1804—1863)，字通甫，一字兰岑，祖籍江苏山阳，迁居清河(今淮阴)，是近代著名的诗人，作品有《通甫类稿》四卷、《续编》二卷、《通甫诗存》四卷、《诗存之余》二卷。

鲁一同生而颖悟过人，六岁通五音，稍长，工为古文辞，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后屡试不第，转而研究经世之学，史称鲁一同“益精研于学，凡田赋、兵戎诸大政及河道变迁、地形险要，悉得其机牙”，赋诗撰文，“务切世情，古茂峻厉，有杜牧、尹洙之风”。他具有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关心国事，常以国家安危为念，同时他对所处的时代一开始就有较清醒的认识，并洞察到潜伏的危机：“今天下多不激之气，积而为不化之习，在位者贪不去之身，陈说者务不骇之论，学者建不树之帜，师儒筑不高之墙，寻寻常常，演迤庸愞之中，叨富贵、保岁暮而已矣。他莫敢谁何？”又说：“独恐一旦猝有缓急，相顾莫敢一当其冲，今之隐忧盖在于此。”(以上见《复潘四农书》)果不出诗人所料，鸦片战争一仗，清廷一败涂地，而只得以屈辱求和告终。

鲁一同虽“耻为文人”，但他一生的成就仍主要在文学方面。他主张文学要写实，“凡文章之道，贵于外闳而中实。中实出于积理，理充而纬以实事，则光采日新；文无实事，斯为徒作，穷工极丽，犹虚车也。”这种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是正确的，而他的诗文创作也正是实践了自己的这一主张。

鲁一同师事潘四农，古文很有名，其文气势挺拔，笔力雄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富有阳刚之美。像他的《拟论姚莹功罪》、《关忠节公家传》、《裕靖节公死节事略》、《安东岁灾记叙》诸篇，于古文中别树一帜，并不囿于桐城法规，在当时颇有影响。毛岳生读其文，谓“七百年来文患于柔，惟此为能得阳刚之美”。李慈铭说：《通甫类稿》四卷计文四十八篇，“多闳肆而谨严，演迤而峻峭，几于篇篇可传。道光以来，殆无第二手，梅曾亮辈，不足道耳”。李慈铭把鲁一同的古文与梅氏相比，并认为曾亮之辈不足道，不尽公允，但由此可见时论对他的古文评价之高。

鲁一同的诗比起他的古文来，更有名。钱仲联《梦苕庵诗话》云：“李爱伯于嘉道间诗人，多所诋诃，而独以鲁通甫才气笔力为可取。通甫诗盖私淑潘四农，几欲出蓝。鸦片战时，所为哀时感事之作，尤苍凉悲壮，足当诗史。”

鲁一同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反映民间疾苦之作，多用乐府诗。《荒年谣》五首，继承了乐府诗的现实主义传统，缘事而发，事皆征实。但诗人并不拘泥于事实，而是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从而表现出它的思想意义。请看《卖耕牛》：

卖耕牛，耕牛鸣何哀！原头草尽不得食，牵牛蹢躅屠门来。牛不能言但呜咽，屠人磨刀向牛说：“有田可耕汝当活，农夫死尽汝命绝。”旁观老子有幅巾，戒人食牛人怒嗔：“不见前村人食人！”

这首诗语言通俗洗练，通过宰杀耕牛，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农业生产遭受破坏、农村经济凋敝的社会现实，也描绘了灾荒年景人食人的悲惨景象。再看他的《小车辚辚》：

小车辚辚，女吟男呻。竹头木屑载另星，呕呀啁哳行不停，破釜堕地灰痕青。路逢相识人，劝言不可行：“南走五日道路断，县官驱人如驱蝇！同去十人九人死，黄河东流卷哭声。”车辚辚，难为听。

“县官驱人如驱蝇”，“同去十人九人死”，它形象地告诉读者，即使逃荒他乡，也是十人九亡，难以活命。其余三篇为《拾遗骸》、《缚孤儿》、《撤屋作薪》，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民的灾难和痛苦。钱仲联说：鲁通甫《荒年谣》五章“惊心动魄，如读吴野人乐府”。

诗人还写过一首《拉粮船》，作者通过一位中都(此指安徽凤阳一带)女的单弦，传达了拉粮船夫痛苦的呻吟。诗最后说：“船夫无袴丁无米，官敲吏扑寂无声”，描写了船夫痛苦的生活和河道官吏的敲诈勒索，同时也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此外，像他的《兖州道中书所见》，通过两位女性不同的生活境遇，揭示了旧社会贫富悬殊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在鲁一同的诗歌创作中，更有价值的是他反映鸦片战争的作品。

鲁一同描写鸦片战争之作，主要不是记述战争经过，而多是通过历史的概括，用“读史”或“有感”的形式，表达作者的爱憎和对历史的评价。他的著名的《读史杂感》和《辛丑重有感》诸作，都是写鸦片战争的。诗中肯定了林则徐禁烟的功绩：

铁舰云帆满上游，建牙吹角动高秋。三千组练弢犀弩，一夜风烟散火牛。绝域威名惊小范，中朝党论送维州。虎门鹭岛孤悬地，坐甲从容待运筹。

——《读史杂感》之一

诗中“小范”，即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此喻林则徐，对他的筹建海防、积极备战、严禁鸦片表示赞扬；而对于投降派琦善之流的屈辱求和、割地赔款的卖国行径则予以无情的抨击：

……弓矢临边恩数异，金缯误国古今同。如何更卖卢龙塞，从此东南锁钥空。

——《辛丑重有感》之四

这两组诗的特点，是用历史评论时事，用典贴切，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鲁一同的《三公篇》，在当时颇为人传诵。三公者，指为国殉难的两江总督裕谦、大学士王鼎、浙江巡抚刘韵珂。其中第二章题为《赠太子太师大学士王文恪公鼎》，诗写王鼎向道光帝揭发穆彰阿陷害忠良、妥协求和的罪行，诗云：

……被命紫阁下，持节黄河津。道逢侯官公，荷臿来天垠。僦屋风雨夕，露立冰雪晨。司空三尺籍，水衡百万缗。铢两慎支札，尺寸筹茭薪。呜乎两贤绩，万古留河漘。公功未克敉，侯官出玉门。是时龙蛇斗，虹霓绕成。归朝奏事毕，廷对升紫宸。流涕守御床，圣意久逡巡。古来格天业，结念期精真。斋戒坐小阁，万言倏然伸。一请罪大帅，再请责枢臣。语多气激烈，反侧声酸吞。萧萧起草亭，耿耿灯火昏，一死岂沟渎，留感天听尊。天尊听斯卑，公死无儿孙。哀赠何足荣，所贵公论存。觥觥史节，精白无淄磷。我欲赋大招，雷电交天阍。剖心告百尔，此义难重陈。

林则徐遭投降派谗陷被遣戍伊犁，行至扬州，适逢黄河开封堤决，王鼎力保林则徐帮同治河。次年工竣，林则徐仍遣伊犁。王鼎为此异常悲愤，回朝后，一方面揭露穆彰阿的罪行，另一方面，力荐林则徐大可用。道光帝不听，王鼎效史鱼尸谏，自缢，留有遗疏。穆彰阿派其亲信诱说王鼎之子，毁疏，以暴卒报。这首诗涉及的内容相当繁杂，但表现极洗练，可以看出作者注意剪裁、提炼。诗中“……公死无儿孙。哀赠何足荣，所贵公论存。”写王鼎之子毁疏事，显系史笔，诗人于此之态度，十分鲜明。钱仲联评曰：“《通甫诗存》中，以《三公篇》最为巨制。笔力坚苍，叙事简净。……《赠太子太师大学士王文恪公鼎》云云。末段叙尸谏事，可谓神血湛湛矣。”

《崖州司户行》是一首七古，音节意境，似从吴伟业《悲歌赠吴季子》脱胎而来。诗感情奔放，意境雄浑，写林则徐在逆境中的浩然正气：

……君能断鳌续柱正四极，不能使马头角乌头白。又能驱山走海障狂澜，不能使长虹贯日霜降天。车师疏勒连于阗，条枝更在西海边。马嘶无草人无泉，猰塞道蛇满川，剑牙丹口腥流涎。行人十无一二全，君独何为浩浩然？叩天关，震天鼓。黄河经天却东注，白日照耀寒门苦，不见崖州老司户！

诗中悲剧主人公逆流奋击、顶天立地的形象跃然纸上，诗末数句，也使全诗呈现出一种浓郁的悲剧风格。

鲁一同的诗，内容丰富，颇多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语言亦质朴自然，而有关时事之作，气象宏阔，“沉雄悲壮，似李太白”，人谓“传之将来，足当诗史”，诚不诬也。

第三节　贝青乔和他的《咄咄吟》

在以写鸦片战争而著称的诗人中，贝青乔算是最年轻的了。写讽刺组诗《咄咄吟》时，他只有30岁。

贝青乔(1810—1863)，字子木，号木居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诸生。贝氏家境比较清寒，故诗中多有同情人民疾苦之作，像他的《哀甬东》、《杂谣》就是代表。诗人生活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际，胸怀忧国忧民之壮志，所谓“三更起拔长剑舞”(《杂歌九章》)。正是基于这种爱国热情，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奕经的军队，曾潜入敌陷区宁波城里探听敌情，还上过火线。这在当时的诗人中是不多见的，所以时人写诗赞贝氏云：“书生似尔胆真豪，上马曾挥杀贼刀。诗史一编传杜甫，良家十郡感陈涛。”这里所说的“诗史一编”，是指他的《咄咄吟》二卷。

《咄咄吟》是贝青乔的代表作。“咄咄”，即“咄咄怪事”，典出《世说新语·黜免》。《咄咄吟》是一组诗，全诗有七绝120首。它全面地描述了自扬威将军奕经奉命“东征”至他以“劳师糜饷”之罪逮捕入京这一过程中的见闻。他为什么写这一组诗呢？《咄咄吟·自序》中说：

计自将军南下，以至蒇事，征兵一万一千五百人，募乡勇二万二千人，用饷银一百六十四万五千两，筹画一载，而卒收功于通商之议，惜哉！仆本书生，不习国家例案，何敢妄置一词。然军旅之中，听睹所及，有足长胆识者；暇辄纪以诗，积久得若干首，加以小注，略述原委，分为二卷，题曰《咄咄吟》，言怪事也。

贝青乔写作《咄咄吟》这一大型组诗，是有明确目的的，即毫不掩饰地揭露与抨击清军的昏聩与腐朽。为此他不惜冒着被充军的危险，“倘教诗狱乌台起，臣轼何妨窜岭南。”正由于贝青乔具有作为一位真正诗人的胆识、勇气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若非见闻，概弗敢及”，使《咄咄吟》具有了诗史的价值，成为这次奕经“东征”的艺术记录。

《咄咄吟》的重点，在于揭露与讽刺军中的“咄咄怪事”，或讽刺清军将领的昏庸和愚昧无知，或抨击他们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或揭露他们大敌当前仍蓄娼玩乐的丑行。这支东征军，从将军奕经到参谋随员，都置国家危亡于不顾，所关心的是争权夺利，邀功请赏，其昏聩腐败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点：

一、讽刺清军将领的昏庸与腐败。

天魔群舞骇心魂，儿戏从来笑棘门。漫说狄家铜面具，良宵飞骑夺昆仑。

这是讽刺杭嘉湖道宋国经的。为了借侥幸取胜以邀功请赏，他异想天开，视战争为儿戏。他募乡勇342人，各戴纸糊面具，装作鬼神，临战时，红日高升，妖魔鬼怪，跳舞而前，敌人以枪炮来击，结果大败而归。由此足可证明一部分清朝官吏昏聩无知到何种程度。另有一首云：

瘾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铝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灯。

这是讽刺前线总指挥(前营经理)张应云的。战场上炮声隆隆，他却静卧吞云吐雾，不能理事。有这样的将领，战事焉能不败。而他的作战方案更怪，不是靠汉奸武装反正(《天花古刹怅重轻》)，就是用猴子参战，诗云：

慈溪万户静如村，略有人烟惨不温。一死却怜孙供奉，谁携山果饲饥魂。

有人向张应云献策：“用大猴狲，多缚花爆于背，燃放之，而抛入夷船，火星四迸，或可巧值火药，一船齑粉矣。”这位前线总指挥欣用此计，买了19只猴子。进兵时，曾运至骆驼桥，后因兵败，未能用此妙计，19只猴子因无人喂养，全被饿死于慈溪城中。

清军将领之昏庸，也就可窥一斑了。武将如此，而文臣呢？身为参赞大臣的文蔚，竟将军队的进退取决于牙牌数之奇偶；寺后失火，又误以为英军追至，置全军于不顾，仅携左右数人逃跑(《罽幕虚张列剑镮》)。

而最高统帅扬威呢？此次东征，他从未认真备战、研究策略，而是迷信于梦兆，问军机于关公。一夜，他梦“夷党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三城已绝夷迹”，便以为这是“佳兆昭著”，决定提前反攻。他又向西湖关帝庙求签，签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之语，“越三日，所调大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率其众至，皆戴虎皮帽，将军喜谓收功当在此，特厚赏之。”(《懿懿芬芬古殿幽》小注)并制订“五虎制敌计划”，选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由生肖属虎的人为前敌大将。说什么寅者虎也，“洋”人者羊也，虎能吃羊，故此仗必胜。在战备尚未充分之际，贸然出战，其目的是侥幸取胜，邀功请赏，结果以失败告终。诗人写诗讽刺道：

懿懿芬芬古殿幽，岁朝虔祀汉亭侯。飓风敢望神相助，一卦灵签卜虎头。

诗人通过以上数诗，为读者展现了这支东征军高级指挥官的面影，深刻地揭露了清军腐败已极的本质，其鞭挞力量可谓入木三分。

二、描绘了清军中营私舞弊、寻欢作乐的丑行。

帐外交绥半死生，帐中早贺大功成。赫啼小纸尖如匕，疑是靴刀出鞘明。

骆驼桥之战，由于张应云指挥无能，本已溃不成军，中途忽一人手持小红旗诈称前队大胜，夷船已烧尽。于是文武随员争入拜贺，并纷纷从靴筒中拿出事先写好的纸条，谓有私亲一二，请附名于捷报中。一些连军营都未进过的人，也可以冒名战功请赏，而真正拚命流血的广大将士，却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诗人愤慨地说：“始悟得功之人，不必亲在军中也。”再如《邯郸一枕梦封侯》、《浪思功状巧填名》等诗，也揭露了这类现象。

他们还贪污粮饷。奕经南下，管理粮台的是四名做过布政司而有故在籍者，他们或狼狈为奸，私吞公款，或借钱粮折价之名，从中肥己，几个月工夫，共支付饷银164.5万两，他们故意弄成一笔糊涂账，诗云：

百万军需下海疆，劳他筦库互输将。不知计簿谁司笔，算法无从核《九章》。

这群人除整天梦想请赏和贪污肥己外，就是饮酒聚赌和寻欢作乐。大敌当前，奕经的心腹阿彦达之流，却于西湖船上狎妓玩乐：

画样双堤镜样波，星轺花下几经过。萧萧听尽吴娘曲，不道销金自有窝。

三、揭露投降派的媚敌求和。

东征一开始，巡抚刘韵珂就主和，他一方面答应英国侵略军“索饷犒师”的要求，派人送去牛羊，另一方面奏请被革职的前任大学士伊里布到浙江议和。诗人通过《怪底筹帷势孔艰》、《铁错何堪铸九州》、《釜底游魂九死余》、《建牙吹角满江淮》、《长江襟带控金焦》等诗，深刻地揭露了他们投降活动的丑态和罪行，对耆英、伊里布、刘韵珂之流给以无情的讽讥。刘韵珂为了求和，竟诬杀英军的乡勇为“无知之人”，诗人愤然写道：

铁错何堪铸九州，哗传新令下江头。早知杀贼翻加罪，误抱雄心赴国仇。

再看他们孜孜以求的南京城下之盟：

白旗飞影出城楼，惨惨金陵日亦愁。曾是秋闱文战地，椎牛酾酒宴兵头。

人民的哭声未绝，战士的血迹未于，投降派已和侵略者握手言欢了。末二句，含有多么辛辣的讽刺啊！

《咄咄吟》虽主要是揭露军中怪事，但它也以相当的篇幅歌颂了英勇善战、效死疆场的爱国将士，像“一枪风卷梨花急，洞胁犹能缚贼回”的陕西守备徐宦(《陡见鸦群健鹘来》)；“归元双目犹含怒”、“铮铮南八是男儿”的四川守备王国英(《厚土皇天实鉴之》；“右臂为夷炮击断，犹以左臂执红旗”，指挥部下与敌人血战的金华副将朱贵父子(《背嵬五百压云屯》)；以及“奋取蟊弧诱捷足，百身轰入一声雷”的西南少数民族“屯兵”(《膻碉腥峒郁崖嵬》)，诗人都一一予以表彰。《咄咄吟》中写一位至死犹念杀敌的爱国书生：

头敌苍黄奋一呼，飞丸创重血模糊。怜伊到死雄心在，卧问鲸鲲歼尽无？

河南祥符县廪生、乡勇头目谢宝树，战斗负伤，呻吟一昼夜，临死前犹大声问同伴：“宁波得胜仗否？夷船为我烧尽否？我则已矣，诸君何不去杀贼！”这些英雄形象，十分感人，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顽强、至死不屈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与奕经、张应云之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诗人所歌颂的这些爱国者形象，虽其中也有较高级的军官，如提督陈化成等，但更多的是下级官吏。诗人另有诗云：

唱彻临江节士歌，歌声流愤满关河。如何为国捐躯者，只有聋丞醉尉多。

——《军中杂诔诗》

诗中的“聋丞”、“醉尉”，喻下级官吏。诗人在《咄咄吟》中礼赞“聋丞”、“醉尉”，正是用以讽刺贪生怕死的牛鉴、余步云之流。

贝青乔的《咄咄吟》，是一组七绝大型组诗，它远法宋人刘子翚的《汴京纪事》、汪元量的《湖州歌》，近接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咄咄吟》将军中怪事写成小诗，每首诗外又附一文。因事赋诗，就诗作注，以诗纪史，以史证诗。全诗是一浑然的有机整体，相当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这次浙东进军之役，可作为诗史读。分开看，又各自成篇，具有独立的内容。这一大型组诗，既有其文学意义，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咄咄吟》以讽刺见长，它的艺术价值也主要表现在讽刺艺术上。

诗人善用反语。贝青乔对于前线总指挥张应云之流很有认识，他不但指挥无能，在战场上丑态百出，而且狐假虎威，拿奕经的令箭吓人，诗人称以“奇才”，语含讽刺：

刺史风流绣幄开，居然将将才奇才。莫嫌轻借留后箸，请得专征节钺来。

诗人还善以幽默的口吻，出以诙谐的语言，给人以滑稽之感，从而收到讽刺的效果。比如诗人讽刺用厚贿邀功保举者：

邯郸一枕梦封侯，几辈雕青怨费留。为问奇功成马上，何如献个烂羊头。

其他如讽刺文隆令兵勇砍伐居民梅树以为薪：“最是恼人山下路，乱堆香雪卧梅花。”(《盘盘复岭绾春蛇》)语似轻松诙谐，而讽刺锋芒由纸背透出。

《咄咄吟》在艺术上也有明显的缺点，主要是形象性差，有些诗离开小注，就很难了解其内容。因此他虽借鉴了龚自珍《己亥杂诗》的艺术形式，但和龚诗比起来，不论是表现技巧还是语言艺术都要逊色得多。

贝青乔除《咄咄吟》外，还有《半行庵诗存稿》，其中不少反映社会现实之作，像《舆夫叹》、《官肉谣》，从不同侧面揭露了地方官吏对人民的剥削和搜刮；《鬻女谣》、《流民谣》、《雨中作》、《蠲振谣》，描绘人民的苦难，血泪满纸。“侧耳哀鸿声，嗷嗷满四野”(《雨中作》)，“朝闻饥户啼，暮闻蠲户哭”(《蠲振谣》)，令人不忍卒读。

《半行庵诗存稿》中也有写鸦片战争事者，如《辛丑正月感事》、《吟宋史》、《过余姚县》等，后者写战后的凄凉令人触目伤心：

焚郭留残廛，燎原堆积槱。归鸟号空巢，燹痕满林阜。……逃户炊烟空，劫掠尽鸡狗。

这类诗作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值得重视。

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有增无减，战争中的军费和赔款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在他的《自临安至于潜夜宿浮溪旅店作》、《杂谣》等诗中均有所反映。其中，《哀甬东》尤属难得之作。

海氛甫戢兵又起，只为官中急追比。狼烽一夕红过江，血染连村成战垒。耕男馌妇猛一省，髑髅饮冤死犹警。往时催科笞在臀，今时催科刃在颈。嗟尔不许官取盈，堂堂师出诚有名。岛夷旁睨大惊诧，此军独敢锋镝撄。

是诗写于1852年(咸丰二年)。上年冬和本年春，鄞县人民在广西蓬勃发展的太平天国革命风潮影响下爆发了反勒索、反迫害的斗争，《哀甬东》就是写这一斗争的。诗中虽未正面描写这次斗争的场面，但从“耕男馌妇猛一省，髑髅饮冤死犹警”中，仍可隐约地看出人民逐步觉醒和“死犹警”的斗争精神。诗末数句，对官兵残害人民的抨击，颇能击中要害，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

总观贝青乔的诗作，虽具有较丰富的思想内容，但艺术上不够成熟，尚未自成一家。有些诗存有概念化的倾向，缺乏诗的兴象和韵味，读其诗，令人有功力欠缺之感。

第六章　近代宋诗运动及其代表性诗人

第一节　宋诗运动及其理论

宋诗运动是道咸间诗坛上一个学宋诗派的总称。陈衍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从此便揭开了近代诗坛上宋诗运动的序幕。

宋诗运动的出现，是对于明代前后七子以来“诗必盛唐”一个极端拟古风气的反拨。早在清初就有学宋的风尚。诗人宋荦(1634—1713)说：“近二十年，乃专尚宋诗。”吴之振、吕留良等人编《宋诗钞》一百零六卷，以扩大宋诗的影响。稍后的翁方纲(1733—1818)也是主张学宋的。所谓学宋并不是专门学宋诗，而只是作为专事模仿盛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他们大体走着学杜、韩、苏、黄的路子，尤以学黄庭坚为其主要标志。陈衍说：“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吾乡林欧斋布政寿图亦不复为张亨甫而学山谷。”学宋诗的人学黄庭坚，是当时诗坛上的新风尚，而推波助澜影响较大者是曾国藩(1811—1872)。《石遗室诗话》云：

诗极盛于唐，而力破余地于两宋。眉山(苏轼)剑南(陆游)之诗皆开(开元)、天(天宝)、元和之诗之变化也。自明人事摹仿，而不求变化，以鸿沟划唐宋，东坡且无人过问者，涪翁(黄庭坚)无论矣。坡诗盛行于南宋、金、元，至有清几于户诵。山谷则江西宗派外，千百年寂寂无颂声。湘乡(曾国藩)出，而诗学皆宗涪翁。……

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响。”他的《求阙斋读书录》评论黄庭坚的诗多至143首。在这种风气影响下，“黄诗价重，部直十金”。因此，宗黄成为风尚。和曾国藩同时代的著名诗人何绍基(1799—1873)、郑珍(1806—1864)、莫友芝(1811—1871)等人，也都喜谈宋诗。人们把这种宗尚宋诗的风气称为“宋诗运动”，后来的“同光体”便是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产物。

宋诗运动也称宋诗派，在道、咸间盛极一时，其领袖人物是程恩泽(1785—1837)、祁寯藻(1793—1866)和曾国藩，其著名诗人除何、郑、莫外，还有欧阳东(1767—1841)、邓显鹤(1777—1853)、江湜(1818—1866)等。

宋诗派有创作，也有理论，它的理论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两点。

一、主张诗的“不俗”。

所谓“不俗”，包括作家修养和艺术技巧两方面。在作家修养方面，宋诗派强调人格与创作或诗品与人品的统一。何绍基在《使黔草自序》中云：

顾其用力之要何在乎？曰：“不俗”二字尽之矣。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高松小草，并生一山，各与造物之气通。松不顾草，草不附松，自为生气，不相假借。泥涂草莽，纠纷拖沓，惉不别，腐期斯至。前哲戒俗之言多矣，莫善于涪翁之言曰：“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欲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斯恉。

何绍基所论述的“不俗”，根基还是来源于黄庭坚，但他有所发挥。他要求诗人首先要做“不俗”之人，即反对诗人立身处世“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而主张“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总之，要求诗人要有气节和人格。郑珍也说：“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君看入品花，枝干必先异。又看蜂酿蜜，万蕊同一味。文质诚彬彬，作诗固余事。”诗人必须首先注意修身养气，具备高超的人品。

何绍基还主张“人与文一”，即人品和诗品的统一。他又说：“诗文不成家，不如其已也；然家之所以成，非可于诗求之也，先学为人而已矣。”“人与文一，是为人成，是为诗文之家成。”这里仍是强调作家主观修养的重要：要想诗文成家，必首先做人，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当然，何绍基所谓做人的内容，仍不外“孝悌谨信”、“出入有节”、“立诚不欺”，又说：“就吾性情充以古籍，阅历事物，真我自立，绝去摹拟，大小偏正，不枉厥材，人可成矣。”把“性情”、“学问”、“阅历”看成做人的根本。这些论述虽未超出封建思想所允许的范围，但仍有其积极的意义，对于诗人的修养也不无裨益。至于后来的有些“同光体”诗人发展了它消极的一面：不关心国事，不随时代前进，袖手旁观，洁身自好，所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那当另作别论。

在艺术技巧上，所谓“不俗”，就是追奇逐新。黄庭坚在诗的语言上主张“点铁成金”，学黄的人也继承了他的这一艺术传统。比如郑珍的诗，就是“语必惊人，字忌习见”，他的少数诗风格“奇奥”，像《正月陪黎雪楼恂舅游碧霄洞》、《浯溪游》是其代表。他尤善于以生活琐俗之事入诗，胡先骕曾指出郑珍“最足令人注意之处”，就是以“日常俚俗之事语，为前人所未道之辞句，而以新颖见长”。力求创新，化腐朽为神奇，正是郑珍在艺术追求上的特点之一。

二、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

宋诗运动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如程恩泽、祁寯藻、曾国藩、郑珍、莫友芝、何绍基，大都是些学者兼诗人，他们对王士禛“神韵”说之空寂，沈德潜“格调”说之浮响，袁枚“性灵”说之滑易，深感不足。在诗歌创作上，宋诗派反对一味摹仿盛唐，而是想另辟门径，以学杜、韩、苏、黄为宗，走“学人”与“诗人”相结合的道路。

所谓学人之诗，翁方纲早已提出，他认为“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又说：“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这便为尔后宋诗派诗人以故纸材料入诗提供了理论根据。

宋诗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程恩泽和祁寯藻都是大官僚，又都是著名的学者。祁寯藻，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陈衍称他是“道咸钜公工诗者，素讲朴学，故根柢深厚，非徒事吟咏者所能骤及”。程恩泽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他的诗，“际会清宴，无金石流寓之事伤其耳目，故形之篇咏者，率排奡妥帖，力健声宏，琅琅乎若鸾凤之啸于穹霄也”。他任湖南学政时，招郑珍至幕中，让郑珍潜心经学，探索六书；莫友芝、何绍基也都出其门下。故宋诗运动的三位代表人物何绍基、郑珍、莫友芝均受他一定的影响。

郑珍有一首《留别程春海先生诗》很可以说明他们这派诗的倾向和学术气味：

我读先生古体诗，蟠虬咆熊生蛟螭。我读先生古文词，商敦夏卣周尊彝。其中涵纳非涔蹄，若涉大水无津涯。捣烂经子作醢，一串贯自轩与羲，下迄宋元靡参差。当厥兴酣落笔时，峭者拗者旷者弛，宏肆而奥者相随。譬铁勃卢铁蒺藜，戛摩擖攃争撑持。不袭旧垒残旄麾，中军特创为鱼丽。

而郑珍自己的诗也旁引博征，表现出“词章与考据”兼擅的特点。如他的《玉蜀黍歌》，认为今之玉蜀黍即古之“木禾”，这是典型的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莫友芝的诗也有这种倾向。人谓“子偲学人诗，长于考证”。程恩泽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他的诗，“际会清宴，无金石流寓之事伤其耳目，故形之篇咏者，率排奡妥帖，力健声宏，琅琅乎若鸾凤之啸于穹霄也”。

正因为宋诗派主张以考证入诗，以议论入诗，以才学入诗，所以他们主张要作诗必多读书，何绍基说：“非砥行严，读书多，风骨不能竣，气韵不得深。”“若非拄腹五千卷，笔落钟王未足豪。”提倡诗人多读书，要有广博的知识，这并没有错，但如果一定要在诗中做学问，搞考证，那也就不是诗了。

宋诗派在诗歌理论上还有其他的主张，如何绍基提出诗贵自得、重本色等，我们将在作家专节中论述。

关于宋诗运动，原是想为专事摹仿盛唐的风气别开蹊径，在当时确有反形式主义的进步倾向。但由于在这派诗人中，头面人物多是官僚地主，远离现实生活，钻故纸堆，成就不大。但近代的宋诗派是一个较复杂的派别，其中也有些寒士和社会地位较低的文人，像贵州的郑珍、莫友芝，江苏的江湜、范当世就是。他们写了不少好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中郑珍成就尤大。在艺术风格上，他们固然写了一些“生涩奥衍”的作品和少数难以卒读的学问诗，但这派诗人中的多数作品还是自然晓畅的，清新秀媚的篇什也并不乏见，这在何绍基、郑珍、江湜的诗作中尤为突出。宋诗派诗人在美学追求上是多元的，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正是一个大的诗派或在一个有成就的诗人身上常见的现象。总之，近代宋诗派虽没有取得很大成就，但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我们应当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二节　宋诗派中的优秀诗人郑珍

郑珍(1806—1864)，字子尹，号柴翁，别号五尺道人，贵州遵义人。他是近代宋诗运动中一位著名的诗人，其成就不仅是这一派诗人中最优秀的作家，而且也是近代诗坛上成就最突出的诗人之一。他一生写诗数千首，《巢经巢诗集》只是他诗作的一部分。

郑珍出身于寒素之家，祖父、父亲两代行医。珍幼性聪慧，14岁学于外家，受业于舅父黎恂。黎恂工诗文，且藏书甚富，这对郑珍学业的进步颇有影响。郑珍学习又极刻苦，所谓“肘不离案，恒达旦夕，衣不解带”。郑珍20岁被选为拔贡，受到当时任贵州学政的程恩泽赏识，后程恩泽至湖南，郑珍被招入幕，在治学上和文学创作上受程氏影响较大。他在湖南又结识了欧阳辂和邓显鹤。这两位也是宋诗派中的著名诗人，诗友时相唱和，于是诗艺大进。邓显鹤当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诗人，称郑珍为诗中“畏友”，遂结忘年交，由此可见他对这位青年诗人的赞赏和推许。在贵州诗人中，郑珍和莫友芝齐名，时称“郑莫”。

郑珍虽才智很高、学识渊博，但在仕途上并不得志，一生坎坷。他五历乡试，32岁才考中举人；三次会试，均名落孙山。他做过县学教谕，晚年，清廷征召他为知县，分发江苏，未赴任，不久病逝。

郑珍是一位学者兼诗人，对经学颇有研究，著作甚多，已刊行的经学著作有《仪礼私笺》、《经说》、《说文逸字》等七八种，并和莫友芝编纂《遵义府志》。他又是一位画家和书法家，画品和书法均为时人称道。但郑珍成就最高的仍推诗歌。他是近代诗坛上的优秀诗人之一。

郑珍一生写诗数千首，现行的《巢经巢诗钞》九卷，收入他21岁至46岁时的作品492首，只占他一生创作的十分之二三；但《巢经巢诗钞》是他的自选本，可以代表他创作的精华。

郑珍是一位出身寒门的诗人，一生为生活所迫又四处奔波，他对于民生疾苦有较深的了解和感受。他的诗题材比较广阔，反映社会现实之作较多。像诗人早年的《晨出乐蒙冒雪至郡次东坡江上值雪诗韵寄唐生》和后期所写的《江边老叟诗》、《经死哀》、《捕豺行》、《吴军行》、《屋漏诗》等，揭露清王朝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反映民间疾苦，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都是些富有人民性的作品。《江边老叟诗》，诗人通过三次路过公安县的见闻，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鸦片战争之后天灾人祸、农村凋敝的现实。前两次来公安，均在鸦片战争之前；这第三次在1843年，此时公安大不同于往年：地荒人稀，十室九空，哀鸿遍野，满目疮痍。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长江流域水灾泛滥、民不聊生的悲惨现实。同一内容的尚有《公安》、《松滋》、《晚望》等。

《经死哀》是他晚年所写的乐府组诗中的一首，其他尚有《抽厘哀》、《南乡哀》、《僧尼哀》、《绅刑哀》、《禹门哀》、《移民哀》等，这组乐府诗继承了汉唐乐府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生活的疾苦，就其思想意义来讲，说它可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秦中吟》相媲美，并不为过。现在看他的《经死哀》：

虎卒未去虎隶来，催纳捐欠声如雷。雷声不住哭声起，走报其翁已经死。长官切齿目怒瞋：“吾不要命只要银，若图作鬼即宽减，恐此一县无生人！”促呼捉子来，且与杖一百：“陷父不义罪何极，欲解父悬速足陌！”呜呼，北城卖屋虫出户，南城又报缢三五！

这首诗写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诗通过官府逼捐的悲剧场面，形象地书写了在清王朝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威逼下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官吏们催捐把老翁逼死，却反咬一口，声称是儿子“陷父不义”，杖一百棍，再逼儿子交足捐税，否则不准收尸。逼捐到此等地步，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诗人最后说：“呜呼！北城卖屋虫出户，南城又报缢三五。”为捐税被逼身亡的并非仅仅这位老翁，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便增加了这首诗的典型意义和控诉力量。

在反映人民疾苦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描写码头苦力和矿工工人生活的《吴公岭》和《者海铅厂三首》。《吴公岭》写赤水河上搬运工的悲惨生活。他们多是破产的农民，以卖苦力维持全家生活，但因人多活少，卖力无门，以致“每每好身手，饿僵还裸埋。”《者海铅厂三首》描写铅厂工人的生活和命运尤为悲惨。矿工们均赤身露体地干活，“如入裸人国”一般。由于环境严重污染，这里“百年无树影”、“鬼亦掉头还”，冶铅工人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再加上铅中毒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人大批死亡。人死后，就用装铅的废乔罐砌墓，如蜂房一样，葬在荒野中。诗人最后说：“年年南北运，不见穷山悲。”工人们炼好的铅年年南去北运，可是谁知道炼铅工人悲惨的命运啊！

《巢经巢诗钞》中还有不少抒写诗人晚年贫困生活的诗篇。这些诗作，由于是作者的亲身感受，写得感情真挚动人。像《食老米》、《贷米》、《断盐》、《瓮尽》，都是优秀之作。《瓮尽》一诗，书写生活贫困，语言幽默，于诙谐中饱含辛酸：

日出起披衣，山妻前致辞：瓮余二升米，不足供晨炊。仰天一大笑，为盗今亦迟。尽以余者爨，用塞八口饥。吾尔不可食，徐徐再商之。或有大螺降，虚瓮时时窥。

诗人把饥寒困境写得风趣横生，寓庄于谐，于戏谑中隐含着辛酸。他的《屋漏诗》、《酷热》、《夜诵》诸作，均类此风格。人谓“生平怕读郑(珍)莫(友芝)诗，字字酸入人肝脾”。在这点上，郑珍的诗尤甚。

郑珍还写有很多山水诗。贵州独冠天下的溶洞，黔南第一胜景的飞云岩，以及奇峰怪石、急流险滩，均摄入诗人的笔底，也有不少佳作。但这类诗中常常呈现出诗人奇崛怪异的风格。著名的有《正月陪黎雪楼恂舅游碧霄洞》、《飞云岩》、《白崖洞并引》、《五盖山砚石歌赠曾石友钰刺史并序》等。请看他的《正月陪黎雪楼恂舅游碧霄洞》中写碧霄洞的一段：

谽谺见巨口，俯瞟吓焉退。定魂下窞，窱半明晦。一謦欬啸呼，响砰磅磞磕。非雷而非霆，隐隐谼谼会。举蕴照峒，广容数万辈。耽耽深厦中，具千百状态。大孔雀迦陵，宝璎珞幢盖。钟鼓干羽帗，又杵臼磨硙。虎狮并犀象，舞盾剑旌旆。础楹棼藻井，釜登豆鼒鼐。更龟鳖蛙蟾，及擂炮鍪铠。厥仙佛菩萨，拱立坐跪拜。携蘧篨戚施，与瞽兀癞。倒茄垂瓜卢，悬人头肝肺。盘杅间橙榻，可以卧与。人世尽纤末，悉备谾壑内。

诗中多僻字叠语，所谓“生涩奥衍”，即指此类诗。还有些写奇花异木的诗，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瘿木诗》。陈衍《石遗室诗话》云：“语必惊人，字忌习见，郑子尹之《巢经巢诗钞》为其弁冕。”郑孝胥也说：“郑君朴学仍能诗，瘦硬偏工兼淡妙。”郑孝胥所谓“瘦硬”，确是郑珍这类诗的主导风格。

郑珍多数诗篇，不论是写景、抒情、状物，都是淳朴自然的。吕廷辉赠郑珍诗云：“奇者境独辟，杜韩不能羁；亦有平易者，非独白傅师。”吕氏准确地指出了郑珍诗歌风格的另一面——平易。郑珍在创作上反对雕饰绮靡的诗风，所谓“评诗要到清静境，绮语不许污秋痕”(《柏容种菊盛开招赏》)。主张写诗贵情真，“我吟率性真，不自谓能诗”(《旌德吕茗香廷辉明经……次韵奉答》)。他的诗写得情真意挚，在风格上则是质朴自然。《题黔西孝廉史洲胜书六弟秋灯画荻图》中云：

……平生我亦顽钝儿，家贫读书仰母慈。看此寒灯照秋卷，却忆当年庭下时：虫声满地月在牖，纺车鸣露经在手。以我三句两句书，累母四更五更守。

诗中歌咏母爱，写月夜母亲纺纱伴子苦读，感人至深，而诗平易流畅、质朴自然。缪钺先生说：“郑珍的诗不大用典故与辞采，多是白描，有时大量的用口语白话，但是都经过提炼熔铸，使人读起来，感觉到清峭遒劲，生动有力。”上面所引这首诗就具有这种艺术特色。其他如《黄焦石》、《春尽日》、《云门塔》、《愁苦又一岁赠郘亭》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绿荷扶夏出，嫩立如婴儿”(《春尽日》)，“眉水若处女，春风吹绿裙”(《云门塔》)，多么的清新秀媚；“林脚天光如野水，麦头风焰度晴沙”(《南阳道中》)，“深露微光上蛛网，暗蛩细响吟篱根”(《月下对菊示子何》)，纯用白描手法，可谓“诗中有画”。至于以口语入诗，郑诗中随处可见，什么“羊鸣豕哭哄一村”，“骄若立耳驴”，形象生动，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郑珍的诗，从艺术渊源讲，能博采众家之长，善于吸收古典诗歌中的营养，他学白居易，又学杜甫、韩愈、孟郊、苏轼、黄庭坚，学古而不摹古，能融会贯通，自成一家。钱仲联说：“子尹诗盖推源杜陵，又能融香山之平易、昌黎之奇奥于一炉，而又诗中有我，自成一家面目。”

对于郑珍的诗，历来评价很高。胡先骕推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平心而论，胡氏推崇过当。但郑珍在宋诗派形式主义的诗风下能面向现实，反映民生疾苦和时代风貌，且于贵州山水、民情、风物也有生动的描绘，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其诗风格多样，泛金流彩，颇能新人耳目，亦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在宋诗派中实为出类拔萃者，他的诗歌值得珍视。

附论郑珍散文：

郑珍是近代有名的散文家，莫友芝说：“论吾子平生著述，经训第一，文笔第二，诗歌第三。”于此郑珍亦漫颔之。今观郑珍文，诚有功力，所谓“其文字柳韩家法，谨严峭洁，不落宋以后体势。知经生家，读书既多，根底槃深；即其议论之文，亦非常人所能规仿”。但若和其诗歌创作相比，成就当在其下。

他的散文，其政论文如《驳朱竹坨孔子门人考》、《说士昏礼夫妇之名》、《上程春海先生书》，论辩滔滔，出手不凡，瑰奇警拔，力辟陈常。但从文学的角度讲，他的散文中有美学价值者是其山水游记和记叙、抒情散文，如《游至大觉寺记》、《游蟠龙洞记》、《斗亭记》、《梅峐记》、《祭舅氏黎雪楼先生文》诸篇，或清新流动，或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这些作品，今天仍有一定的美学价值。

第三节　宋诗派的主要诗人何绍基、邓显鹤和莫友芝

宋诗派，作为道咸间的一个重要诗派，其诗风影响了很多诗人。在这派诗人中较有代表性的，除上面提到的郑珍外，还有欧阳辂(1767—1841)、邓显鹤(1777—1851)、祁寯藻(1793—1866)、何绍基(1799—1873)、莫友芝(1811—1871)、曾国藩(1811—1872)等。这里我们主要谈谈何绍基、邓显鹤和莫友芝。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猿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丙申(1836)恩科进士，曾任国史馆和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四川学政，后主讲山东泺源书院、湖南长沙城南书院多年，晚年主扬州书局，校刊大字《十三经注疏》，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书法家和诗人。著有《东洲草堂诗集》和《东洲草堂文钞》。

何绍基是近代宋诗运动的倡导者，论诗推重宋代的苏轼和黄庭坚。他博学多识，写诗也不名一体，随境触发。朱琦《〈使黔草〉序》：“子贞尝为余言：‘吾之为诗，以达吾意而已！吾有所欲言，而吾纵笔追之而即得焉，此天下之至快也。’”重在表现真性情，所谓“诗人诗自性情出，有时自有无时无”，故他的诗多率真，具本色，无矫揉造作之感。所谓“本色”，“真而已矣；真者何？不事矫揉造作，自写其性情而已矣”。何绍基强调诗要有个性：“诗是自家做的，便要说自家的话，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话头，都与自己无涉。”(《与汪菊士论诗》)为达此，就要能“变”能“脱”，也就是发展和创新。他说：“不变则不进，不脱则不成。从此摆尽窠臼，直透心光，将一切牢骚语、自命语、摹古语、随便语、名士风情语、勉强应酬语概从刊落，戛戛独创，本根乃见。”(《符南樵寄鸥馆诗集·序》)何绍基的这些理论，显然和宋诗运动的首倡者程恩泽、祁寯藻等人不完全一致了。何绍基正是基于这种文学主张和审美意向，使他在创作上没有走上专事摹拟的形式主义道路，而是在艺术上追求创新。过去对宋诗派持完全否定态度的评论家们，往往对这点视而不见。

何绍基的诗写得最好的是山水风景诗。何绍基特爱山水，他说：“诗人爱山如骨肉，终日推篷看不足。诗人腹底本无诗，日把青山当书读。”(《爱山》)因此诗人笔下的山水诗想象丰富，生趣盎然，像集中的《北望》、《滩行》、《山雨》、《宁羌川》、《飞云岩》都是其代表作。他的《飞云岩》，是一首七古。诗人以云为喻，描写飞云岩石壁，千姿百态，令人目不暇接：

垂天之云向空布，来为人间沛甘澍。功成气猛不自收，太古阴风莽吹冱。云欲上天天谓顽，太虚缥缈无由还。云欲回山断根络，壑秘岩扃无住着。忙云失势化闲云，云自无心不悔错。幻为百千万亿云，云云一气相合分。一云乍起一云落，一云向前一云却。一云奋舞一云懒，一云欢喜一云愕。大云睢盱母覆子，小云孴戢鱼吹水。丑云恧缩妍云笑，痴云疑立灵云诡。睡云颓散欲着床，淡云散涣偏成绮。三云四云相颉颃，十云百云不乱行。如神如鬼如将相，如屋如塔如桥梁。如龟蛇蛰虎兕吼，鸾凤翂翐虬龙纠。

他另有《滩行》四首，极写滩行之险，下滩之速，请看第三首：

山转滩正拗，滩吼风又作。风力胁滩起，百丈不可落。声喧百雷霆，白舞千鹳鹤。扁舟赴的猛，不费半篙著。十里一瞚间，瞥似轻燕掠。念彼上滩人，何处稳船脚。

这些诗都写得灵秀飞动，富有情致。诗人写滩水被狂风席卷之势：“声喧百雷霆，白舞千鹳鹤。”水吼夹着狂风，声如雷霆，浪花像千万只白色的鹳鹤在空中飞舞；再如写下滩之速，如箭赴的，如燕轻掠，都写得十分形象、传神。他还有一首《舆夫》，写在极险的山路中行走的情景，真是使读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其惊心动魄之状更有过之：“荒石不成象，凹凸生锋距。直上若登天，面对赤日午。造颠乃复下，行子不敢俯。横览强自排，颠顿且由汝。森壁连侧斜，十里无栖羽。”全诗用白描手法，并无夸张，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山路之险，令人心惊胆战。

在这类诗中最能表现何绍基艺术风格的，是他的一些小诗：

寒雨连江又逆风，舟人怪我屡开篷。老夫不为青山色，何事欹斜白浪中？

——《逆风》

几处渔村欸乃歌，轻烟染就万峰螺。乌篷摇入潇湘路，才信春江是绿波。

——《春江》

在何绍基的诗歌中，也有部分反映现实之作。《金陵杂述四十绝句》，于清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后的烧杀抢掠暴行有所揭露：“瓦砾丛中仄径攒，芒鞋半日已摧残。心怜废井颓垣里，多少陈人骨未寒。”《沪上杂书》、《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表现了诗人一定的民族意识：“黄浦江心积渐填，浅滩往往搁轮船。何年涨出吴淞口，还我中原海与天。”他痛斥西方列强的侵略活动：“近者粤东及鄂渚，夷艘群窜如奔狼。”(《次韵答黄歧农水部》)其他如《溪水恶》、《普贤西向》、《南村耦耕图》，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某些侧面。

君不见，滇黔吴越未止戈，横流改道嗟黄河。旱蝗南北几千里，兼以外患来英俄。太仓粟少币金乏，赈需军饷难蹉跎。

——《题沈小如丈〈津门拯溺图〉》

……东睋齐豫西蕃羌，北瞻秦晋南荆湘。屈指五年来，多成兵马场。但见城郭破坏，人民夷伤，猛将损折，庸臣逃亡。衙庙化焦土，妇孺如驱羊。国帑民脂膏，剪肉难补疮。见劫不救何为空王，见贼不戮何为金刚？近者廓夷颇蠢动，觊我卫藏侵封疆。何不一放智炬火？何不一动慧剑铓？制而伏之为刚猛力，柔而化之为慈悲肠。乃独选此清净处，无言下视人奔忙。

——《普贤西向》

这是对当时中国遭受外来侵略、割地赔款、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艺术描绘。面此现实，诗人所责问的泥菩萨普贤，还不正是昏庸窳败的清王朝的化身吗？何绍基这种忧虑国事、关注民生疾苦的忧患意识是十分可贵的。在《溪水恶》中，诗人描写了山洪暴发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悬流十丈梦中来，树飞屋走无人路。男漂女没不相知，……浮尸日出过沅州。”“可怜十室九沦散，时见孤垣绝邻里。”(《南村耦耕图》)哀鸿遍野，浮尸满江，令人读之戚然。其他如“侧闻水旱连千里，夺食灾民岂尽顽？”(《吃饭》)诗人认识到农民铤而走险，为盗做贼并非“尽顽”，而是饥寒交迫、逼上梁山的。从他的这部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进步的思想倾向，尽管这类诗作在他的全部创作中数量较少。

在《东洲草堂诗集》中，有些作品是攻击太平天国革命、颂扬曾国藩和湘军的诗，这些都应作具体分析和有区别的对待。

何绍基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笔力遒劲峻拔，别具风格，有人赞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诸城刘墉、昆明钱澧，差与鼎立”。他谈论书画的诗文很多，七古长诗《猿臂翁》是一篇讲书法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所谓“书法本与射理同，贵在悬臂能圆空。以简御烦静制动，四面满足吾居中。”“气自踵息极指顶，屈伸进退皆玲珑。”写得有理有情，毫无枯燥之感。

何绍基作为宋诗派的代表作家，他的诗主要出入于苏(轼)黄(庭坚)，而得力于苏轼尤多。《晚晴簃诗汇·诗话》云：“子贞诗根柢深厚，盘郁而有奇气，多可传之作。”何氏诗作，于平淡中含奇气。而这一点，正是得力于苏东坡。

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一字湘皋，湖南新化人。显鹤性聪慧，八岁能诗，嘉庆甲子(1804)中举人，但后来屡试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博览群书，足迹半天下。海内文士，多与之交。晚年官宁乡训导，又曾为朗江、濂溪书院讲习。

显鹤工诗文，刘声木评曰：“其为文，气息醇厚，详赡演迤，于古文义法尤极精严；诗亦波澜壮阔，跌宕自喜。”著有《南村草堂诗钞》二十四卷、《文钞》二十卷。他还有功于湖南文献，编有《沅湘耆旧集》、《资江耆旧集》、《宝庆府志》、《明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等，是近代湖南很有影响的学者和诗人。

显鹤家贫，幼年就参加体力劳动，“生长自田间，少小亲农蓑。”(《南村》之二)这种生活经历使他对劳动人民有一定的了解，因而对于民生疾苦也较为关注。江苏高家堰堤决，诗人于焦急忧虑之余，写诗给江苏巡抚陶澍、两淮盐运使曾燠，希望他们救济难民，诗云：

连年江岸驻霓旌，蠢蠢蛟鼍怒未平。又报河鱼争路上，忍听泽雁遍淮鸣。尧天泽洞劳宸虑，汉室宣防仗老成。满眼惊湍皆赤子，使君何术起苍生。

——《闻高家堰决，书寄曾宾谷、陶云汀两中丞》

其他如《吕太守杀虎图》、《野宿》、《清河舟中却寄宾谷云汀两中丞》等诗，均系关心国事和民生疾苦之作。

显鹤一生正直，不事谄媚，具有鲜明的爱憎感情。他不仅于历史上的爱国者如屈原、贾谊、何腾蛟怀有崇高的敬意，而且对同时代的林则徐、姚莹等爱国志士也非常推重。1845年冬，林则徐奉命入关，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补，显鹤闻讯，欣然命笔：

此生久分入山深，结习难忘尚苦吟。壮岁那无经世志，衰年空有济时心。逢人孤愤言何益？回首中原思不禁。多谢入关班定远，疮痍满眼要为霖。

——《后长沙秋感十首》

“疮痍满眼要为霖”，起用林则徐治国安邦，这不仅是诗人的期望，更主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

邓显鹤的诗更多的篇章是抒写个人怀抱和朋友、兄弟、儿女之情的作品，《再送东》、《送别谭氏女》、《幼子》都写得情真意挚，委婉感人。他有些作品写得很有气势，如《月夜泊君山作》、《雨中望衡山放歌》，雄浑健丽，气势磅礴。“银河直泻天万里，秋风嫋嫋波初起。大湖无人江月高，一点君山镜光里。罡风吹下轩辕台，霓旌恍惚空中来。老鼍蹴浪冯夷舞，惊猿响答清且哀。……”(《月夜泊君山作》)写秋天月夜下的洞庭湖很有特色。他的这类诗作，往往在句式上多变化，读起来自由舒畅、跌宕回旋，富有音乐美和节奏感。“……阳乌一线伏不动，尘霾雾凇秋千重。有如浓醮万斛墨，乘风乱泼空濛中。洞元气无处泄，隐隐绘作若远若近七十有二突兀之奇峰。乍杳霭而若接，倏惝恍而难踪，但闻湘水汩没、哀猿响答，苍茫万壑来悲风。……”(《雨中望衡山放歌》)这种散文化、自由化的句式，也是宋诗派的一大特点。

关于邓显鹤的诗，陶澍在《〈南村草堂诗钞〉序》中云：“湘皋之诗导源于魏晋，而驰骋于唐宋诸老之场，雄厚峻洁，磅礴沉郁，情深而意远，气盛而才大。”邓对自己的诗作也颇自负：“诗成自视有余欢，好句吟来字字安。但恐古人先我得，不愁并世赏音难。千秋会有同声曲，当代谁登大将坛。可惜半生功力在，误抛精血呕心肝。”(《诗成》)不过邓显鹤的诗虽有“功力在”，是“呕心肝”之作，但其成就还难登“大将”之坛。他是宋诗派中一位著名的诗人，但成就在郑珍、何绍基下。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晚号眲叟，贵州独山布依族人，道光举人。莫友芝出身于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家庭，父亲莫与俦是当时西南著名的学者，亦擅诗文，友芝幼年就受到家庭的学术熏陶。他学习刻苦，“恒彻旦暮不息，寝食并废”，后成为著名的学者和诗人。

莫友芝长于音韵和考据，著有《韵学源流》、《声韵考略》、《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樗茧谱注》，并和郑珍合撰《遵义府志》，这是一部具有很高文献价值的地方志书。

莫友芝的诗，现存有《郘亭诗钞》和《郘亭遗诗》，收录了作者1844年(道光四年)至1871年(同治十年)的诗作947首。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十八中说：“子偲学人诗，长于考证……”他的诗正代表了宋诗派的共同倾向：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一般地说，莫友芝有相当一部分诗文字古奥，用典太多，爱发议论，缺乏诗的兴象，显得干枯乏味，像他的《芦酒三首》、《甘薯歌》，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人在他的诗歌中，对“芦酒”的由来和“甘薯”产地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旁征博引，确可显示作者的才学，但这却大大地降低了诗的艺术情味，给人以枯燥之感。从审美的角度来衡量，这类作品艺术价值不高。

莫友芝的诗歌，也有不少篇章写得平实流畅，富有现实内容，像他的《岁宴行用杜韵》、《公安县》、《有感二首》、《大河北百里间自去秋至今无雨雪》，就是一些难得的佳作。请看后一首：

河上驱车俨大荒，平沙四野接苍茫。惊风飒飒飘哀雁，落日萧萧黯太行。二月桑榆无信息，三时云汉剧辉光。何当手挽昆仑水，遍洒中原作岁康。

这首诗写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诗人目睹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平沙四野，一片旱象，田园荒芜，哀鸿遍地。干旱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诗人为此异常忧虑，“何当手挽昆仑水，遍洒中原作岁康”，诗人幻想手挽黄河之水，化作漫天甘露，遍洒人间，使灾荒之年变成丰收之岁。这种美好的愿望正是基于诗人对人民深切的同情和热爱，值得珍视。

《公安县》一诗，写湖北公安县连年水灾，人民只得以打鱼为生，农村一片凋敝、荒凉的景象：“北风吹野水，寒日下孤城。莽莽无人径，萧萧芦荻声。”因饥饿无以为生的人民只得逃亡他乡。“吾庐独破哪足道，可念四野多哀鸿。”(《岁晏行用杜韵》)诗人深深地关注着人民的灾难，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也是值得称道的。莫友芝以上这类诗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鸦片战争后农村凋敝、破产、人民流离失所的现实。他的《有感二首·海腥吹入汉宫墙》一诗，对于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深表忧虑：“卧榻事殊南越远，可容鳞介溷冠裳。”诗人运用宋太祖征南唐和汉元帝弃珠崖事，明确指出，近代殖民主义的入侵远非古代南唐、珠崖可比。南唐是本民族的事，珠崖，古代虽属“蛮夷”，但和英、法等列强是不同的。以此来唤醒人民对殖民主义侵略的警惕。

莫友芝还写过一些充满生活情趣和描写自然风光的小诗。由于作者善于观察，颇能捕捉生活景象，描摹得生动有趣。请看他的两首小诗：

朝从坪上来，众色净如沐。时有早耕人，林阴饭黄犊。

——《坪上》

残雨弄溪烟，青林明灭间。回风云破碎，日气漏前山。

——《残雨》

前一首是一幅山村田野晨耕图，寂静中充满着生机；后一首写残雨的景象，颇能抓住雨后的特色加以点染。有些诗显然又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感受：“盘盘苍崖巅，万古一偃仰。人间无路通，天风自来往。”(《老树》)诗中的老树形象不正是熔铸着诗人淡于名利、独来独往的性格特征吗？

莫友芝这类小诗不仅具有浓重的诗情画意，而且音韵优美，给人一种清新、流动的美感。看他的这首《桃源舟中》：

一片琉璃境，时闻欸乃声。舟辞清浪稳，山过绿萝平。远树浮天去，澄江抱月行。花源何处问，桑竹绕春城。

诗人由湖水、桨声、舟行，写到近山、远树、天边、明月；由浪稳、波平写到江上的寂静，把桃源附近山水的风貌描绘得诗意盎然，使人读了心旷神怡，轻松愉快，给人以美的享受。

在近代诗坛上，人们常是“郑莫”并称，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是贵州人，而且也具有共同的创作倾向，然就其诗歌成就而言，莫友芝应在郑珍之下。

第七章　太平天国的文学活动

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和文学主张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农民革命运动。从1851年广西金田村点燃的星星之火，迅速发展成为烧遍半个中国的“燎原”之势。其声势之浩大，时间之长久，是中国乃至世界农民运动史上所罕见的。

太平天国革命，它不仅以“武器的批判”摧毁了清王朝的半壁江山，而且又以“批判的武器”冲刷与荡涤了封建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道德，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反抗斗争。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有自己的贡献。对此也需要加以科学的总结。

太平天国没有制定系统的文化政策，但在建都南京后，根据天王洪秀全的指示，以干王洪仁玕等人的名义颁布了《戒浮文巧言谕》，后来又发布了《钦定士阶条例》等，特别是前者，比较清晰地体现了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和文学主张。

一、批判封建文化，要求文学为农民革命服务，这是太平天国文学主张的核心内容。

早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期，洪秀全等人就对封建文化采取了猛烈批判的态度，特别是对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更是深恶痛绝。他们捣毁私塾里的孔子牌位，烧孔庙，将四书、五经宣布为“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这种全部焚烧儒家经典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后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觉察到这点。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成立了删书衙，对四书、五经进行删改，然后颁刻。《戒浮文巧言谕》云：

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即六经等书，亦皆蒙御笔改正，非我真圣主不恤操劳，诚恐其诱惑人心，紊乱真道，故不得不亟于弃伪从真……

也就是说，凡是“不合天情者”，即不符合太平天国革命要求者，均在删除之列。太平天国这种删书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对封建文化(主要是指儒家经典)的批判，即剔除糟粕，保留精华。洪秀全曾亲自动手删改过《诗经》。《诗经》是古代一部诗歌总集，它既有充满着反剥削、反压迫、表达人民愤慨的富有民主性精华的优秀之作，也有一些为奴隶主阶级歌功颂德的庙堂文学。鉴于《诗经》中这种良莠并存的情况，根据革命的需要，洪秀全亲自动手对这部很有影响的古代诗歌集《诗经》进行了删改。他在《删改〈诗韵〉诏》中说：

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经过删改，使《诗经》成为“足启文明”的一部有利于“天朝”的诗歌专集，对繁荣太平天国的诗歌创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我们只能视为在革命初期的战争环境中一种暂时的应急措施。第二，当时所删改的，到底是《诗经》中的哪些篇章和字句，今天已不可考；但所删改的既是所谓“鬼话、怪话、邪话”，当是指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阿谀逢迎的诗篇和陈词滥调。太平天国在文告中曾指出过，像什么“龙德”、“龙颜”、“百灵承运”、“宗庙”，以及“鹤算”、“龟年”、“岳降”、“嵩生”、“三年有幸”，均应删除，不能使用，因为这些陈词滥调充满着封建迷信、宿命论和等级观念，它是和太平天国在政治上所宣传的打倒一切神鬼妖怪的总代表“阎罗妖”，以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朴素的民主思想背道而驰的。由此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在文化政策上首先删改儒家经典，正是鲜明地体现了文学为农民革命服务的政治观点。

太平天国对待儒家经典这种鲜明的批判态度，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科举考试不准用四书、五经命题一事看出。太平天国天试状元武立勋，任正掌试官，一次因出五经中的试题被视为“妖”，并“降为伍”。更有考官赴苏州开考，因出四书、五经题被诛。

二、强调“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反对“浮文”和“巧言”。

洪仁玕在《戒浮文巧言谕》中开宗明义地说：“照得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要求作者写文章要言之有物，要能真实地、正确地反映现实，具有作者的真情实感，反对华而不实的“浮文”和矫揉造作的“巧言”。

为什么要反对“浮文”、“巧言”呢？太平天国领袖们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宣传工具，“尤属政治所关”。《钦定士阶条例》中说：“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言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这里一方面说明文艺必须“确切乎天教真理”，即合乎太平天国的政治主张；有助于阐发“新天新地之大观”，即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服务；而一切不利于革命事业的“邪说淫词”必须反对。另一方面，它也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作家必须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高尚的思想品德。“文艺虽微，实关品学”，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钦定士阶条例》还明确规定：

才德兼备者为尚，德有余而才不足者次之，……德本也，才末也。古语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所当究其本末。

这里的取士标准，自然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对作家修养的要求；但从“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来看，太平天国所讲的“士”中，作家也应包括在内。

三、反对古典之言，提倡通俗晓畅的语体文。

为了使文学更好地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服务，便于群众接受，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又在形式上提出革新的要求。一是打破“八股六韵”的旧框框。洪仁玕在《谕读书士子》中说：“读书不必多采佳句，惟在寻求书之气骨暗合于天情者，自有大学问出乎其中，岂必拘拘于八股六韵乃为读书乎？”所谓“八股六韵”是指封建科举时代的文体——八股文和童试五言六韵诗。这实际上已接触到文体的革新。二是提倡通俗晓畅的白话：“其语句不加藻饰，只取明白晓畅，以便人人易解。”(《天情道理书序》)又说，语言“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戒浮文巧言谕》)。这实际上是对语言的革新。三是反对用典和娇艳词句：“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但有虔恭之意，不须古典之言。”(《戒浮文巧言谕》)这里所谓“古典之言”，主要指古代含有封建色彩的典故或词语。洪秀全写文章，“惟纯以俗语，不用故实；故实谓之妖话，悉禁之”。洪仁玕在《敬避字样谕》中也提到：“至于凡情典故并一切荒诞妖样僻句，概须灭迹消声，删除净尽。”因为这些含有封建色彩的典故和词语，是和太平天国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不相容的。与此有关的，他们还反对形式主义的文风。洪仁玕又提出：“本军师所到之处，……无如所见多吟花咏柳之句，六代古习，空言无补，与其读之令人拘文牵义，不如不读尤有善法焉。”(《钦定军次实录·谕天下读书士子》)六朝“吟花咏柳”、缺乏社会内容的形式主义文学，也是不符合文学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服务的要求的。这种“吟花咏柳”之作，在革命斗争十分残酷的年代，也易麻痹人的斗志，可能会起到“诱惑人心，紊乱真道”的消极作用。

四、重视民间艺术。

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成员原是农民，他们对于民间艺术十分喜爱。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尤其是洪秀全，写文章、颁诏书都喜用民间歌谣(亦可称之为“顺口溜”)。建都天京后，他们在天京设有锦绣衙、镌刻衙等，并用职同指挥的天国第三级官员作为领导人。所以在太平天国时期，民间壁画和建筑艺术都有很大发展。1951年在南京堂子街发现的太平天国的壁画，1953年发现的苏州忠王府的建筑，艺术水平很高，这都说明太平天国对民间艺术的重视。

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前后是有变化的，关于它的变化及其局限，我们可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太平天国是一次农民革命，其领导成员文化水平不高，视野比较狭窄(洪仁玕除外)，加之革命斗争十分紧张，因此没有来得及制定完整的文化政策，在文学方面也未能提出系统的主张。我们上面所讲的“文学”，也不是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广义的文化。作为较全面体现太平天国文学主张的《戒浮文巧言谕》，其中的“文”也是泛指文章或文书、文告，并非专指文学创作，这是必须说明的。

第二，太平天国对待儒家经典的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太平天国前期，对于儒家经典完全持否定和打击的态度。他们把四书、五经都看成“妖书”，并尽行焚烧。时人有记载云：“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

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感到对待历史文化遗产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妥的。特别是洪仁玕到天京后，在文化政策上有所调整。《劝戒士子文》中云：

天父前降有圣旨云：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士果备而习焉，则焕乎有文，斐然成章。要求真本真源，在上帝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必不使有用之才德置之无用之地，与草木同腐，……

由烧书到删书，就是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太平天国对儒家经典由全盘否定到批判接受，反映了天国的领袖们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方面认识的提高。

第三，太平天国的文化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封建意识。在太平天国的文章、书启、公告中，什么“上帝”、“耶稣”、“天父”、“天兄”，触目皆是。《三字经》、《太平救世歌》，都具有很浓的宗教色彩。太平天国反对神鬼、偶像崇拜，主张人人平等，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它本身又具有很浓重的封建意识和等级观念。比如天国规定任何文章一律要首先称谢“天恩”、“天王之恩”以及“东王、西王之恩”，这和封建时代的奏稿、呈文没有什么不同。太平天国的《幼学诗》，本是教育儿童的启蒙读物，中间也杂有不少糟粕，什么“敬上帝”、“敬耶稣”，什么“君道”、“臣道”。太平天国主张男女平等，提高女权，但洪秀全在《天父诗》中为他的后妃们写的宗教伦理诗却充满着封建的纲常伦理观念，他要求后妃们如何服侍丈夫、如何看人，十足的道学气，又用五马分尸、沦落地狱威胁后妃，以迫使她们谨守宫规。他还对妇女提倡三从、四德：“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幼学诗》)这些诗中所反映的伦理观念，是和太平天国初期的妇女解放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的。此外，在太平天国的文化读物中，宿命论的思想也很严重，所谓“总之贫富天排定”、“富贵在天生死命”(《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在文化上的这些思想弱点，表现了它革命的、反封建的不彻底性，而这也说明了以小农经济思想为主体的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可能将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文学活动

太平天国是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它留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业绩是应当肯定的。由于太平天国整个历史时期一直处于战争环境，军事斗争任务繁重，故在其他领域(如思想领域、文化领域)特别是在文学艺术方面成就不大，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太平天国在文学上主要是诗歌和散文。关于诗歌，将在下一节谈，这里先讲一下它的散文。

太平天国没有纯粹的文学性散文，这里所论述的，主要是一般性的散文：论说文和记叙文。

太平天国的散文写得较好的仍是一些文言文。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太平天国的讨清檄文。这虽不是文学作品，但大多写得气势磅礴，感情充沛，言辞犀利。檄文控诉清王朝的罪恶，号召人民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先河，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如以杨秀清、萧朝贵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洪仁玕的《诛妖檄文》就是其代表作。《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云：

……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罚。……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檄文具有较深刻的揭露力量，但也带有狭隘的种族观念和较浓厚的宗教色彩。比如文中说：

……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

这种情况，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檄文中有所变化。比如洪仁玕的《诛妖檄文》则说：

……天下者，中华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

在太平天国的散文中也有少数可称为论说文的，如洪秀全的《原道醒世训》；写得最好的当推洪仁玕的《克敌诱惑论》，这是作者为教育太平天国军民防止各种诱惑而写的一篇政论文章。全文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说理透辟，具有较强的逻辑力量和说服力。在太平天国散文中这是一篇难得之作。今录其中一段以见一斑：

原夫诱惑之来，皆因人心无定，舟无舵而漂荡无踪，物无坚而腐朽必速，身无家则流离失所，心无主则诱惑能摇。始则遵而终则弃，人人皆然，听则从而行则违，心心若是。欲为物诱，天良日剥而日亏；惑念一萌，私欲愈煽而愈炽。良心绝灭于内，内为魔鬼之营；物欲锢结于心，心非上帝之殿。于是意想所及，皆为迷惑之端，言行所彰，都为引诱之举。一人作俑于前，举世效尤于后，互相肆毒则毒气日腾，帝怒恶逆则苦逆毕集，虽至密之室，至严之地，而诱惑苦逆无不得而入之。倘不因此而生愧悔之心，则祸无底止，而福从何来？内无慰心之术，惶恐时多；外有束身之条，欢娱日少。生或免于刑诛，死定难逃永苦，已爱弟乎！古人云“防意如防城”，勉乎哉！

此外，赖文光的《自述》，也是一篇情文并茂、十分感人的作品，从文体上说属记叙文。赖文光(1827—1868)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袖之一，封遵王。在天京失陷后，他联合捻军继续坚持战斗四年，后来战败被俘。这篇文章就是他被俘后在扬州写的。《自述》一方面叙述了自己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经过，表明了他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和洪秀全的无限忠诚。另一方面，又从总结太平天国“成败”、“得失”的角度，指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上的失策，以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他批评陈玉成没有采取他的“北连张、苗，以顾京左”，进而“进取荆襄之地”，以“图恢复皖省，俾京门巩固”的建议，以致“自取祸亡，累国之根也”；又批评李秀成“违君命而妄攻上海”，“败国亡家，生死皆由此举”。这些意见有一定道理。后来，赖文光虽已感到大势难以挽回，但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仍“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而听天命”。“无奈天数有定，夫复何言”，“实天败于予，予何惜哉”，在这“无奈”、“天数”的感叹中，同时也表现了他愿“一死以报邦家，以全臣节”的英雄本色。文章情真气壮，具有很强的感人力量。

太平天国的“小说”和戏剧活动。

太平天国的文学，除诗文外，我们尚未发现其他体裁的作品。阿英在《太平天国的小说》中说：“世人都谈太平天国的诗文，鲜有及于小说的，自然是因为材料散佚的关系。太平天国是有自己的小说的，他们小说的内容形式何如，从这一篇里可以得到一些暗示。小说题《起事来历真传》，并刊‘太平天国三年新刊’八字，秀全之‘全’字均作‘泉’，避天王讳也。作者姓曾，名不详。在太平天国中，此小说应占重要的位置。内容是写太平天国起事的历史，并说明起事的意义，全文不及二千字。”

这篇作品的全名是《起事来历真传》。但认真品评一下，恐怕它还不能算作小说，仍是属于“传说故事”之类的作品，因为这篇作品只有故事梗概而无小说情节。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反映了太平天国初期的矛盾。作者因为避文字狱，所以故事中的人物隐去了真名，并非作品中虚构的人物。

在戏剧方面，迄至今日，我们还未发现太平天国的剧本。这与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有关。洪秀全反对以酬神、娱神为主的庙会社坛的演戏活动。后来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仍提出“禁演戏修斋建醮，先化其心之惑”，而在当日的太平天国文告中也有规定：“凡邪歌邪戏，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戏者，全行斩首。”太平天国的禁戏政策，大约与当时革命初期的战争环境有关。所谓“演戏修斋翻变祸，伤财废事定招贫”(《钦定军次实录》)。一方面，太平天国无力对大量的含有封建毒素的旧戏文(所谓“邪歌邪戏”)进行删改；另一方面，演戏花费许多金钱，于当时战争中的开支也有影响。所以，在太平天国的文献中，始终是禁止演戏的。

但太平天国的这种禁戏政策，并未坚持到底。首先在天京就有戏剧活动。据王韬《瓮牖余谈》记载：“贼初以演戏为邪歌，继于池州得戏班衣服、器具数十厢，回金陵，乃招优伶装演，筑台于清凉山腰大树下，东王观之甚喜，于是贼中皆尚戏剧。”特别是在戏剧盛行的江南地区，禁戏政策更未能贯彻。如李秀成进驻苏州后，即在忠王府内建有戏台，其子李静轩，慕吴中女优，“令忠府典采张老金教习梨园一部，选童男女一百二十人以习之，己亦学度昆曲。五月初五日，居然至忠府开台，静轩扮《絮阁》、《惊变》中唐元(玄)宗，颇为忠王许可。中秋后，又选四十人习演武戏，合为一班。”由此可见在太平天国后期是有戏剧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