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英国作家笛福创作的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鲁滨孙飘流记》于1719年问世，距今已接近三百年时间。18世纪见证“小说的兴起”^[10]，19世纪现实主义成为文学主潮，涌现出像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爱略特、托尔斯泰等一批现实主义大师，灿若群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主义独领风骚，对现实主义传统提出有力挑战，但是现实主义并没有消亡，而是沿着自己的路径继续前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就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复兴”^[11]。20世纪下半叶世界历史进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现实主义在能动地反映现实、积极介入现实生活过程中，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并存，共同发展，互相吸收，互相交融，构成一幅战后现实主义多元化的错综复杂的图景。

战后现实主义文学是对现实主义文学悠久传统的继承与超越，而人们对现实主义的认识也不断拓展和深化。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批评家发出“现实主义已死”“现实主义过时了”的声音，人们曾一度质疑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认为其表现手法单一，不足以描写战后复杂的生活现实，对现实主义前景持悲观态度。特别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转向”后一批理论家质疑语言指涉现实的功能，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以及后现代主义解构“现实”，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造成不小的冲击。但是，战后现实主义蓬勃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所谓“现实主义过时论”（the obsolescence of realism）^[12]、“现实主义之死”的预言站不住脚。战后现实主义文学进程与历史进程相关联，现实主义文学指涉并反映客观现实，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呈现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

语言是现实主义作家传递其对现实感知的工具，其指涉现实的功能是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现实的诗学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战后西方思想界出现“表征危机”，语言符号不再作为一种可靠的表征手段，无法“真实”“客观”地表征客观现实。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具有任意性，它不能反映世界或客观现实，不接受指涉现实世界的要求。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关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客观存在则用括号括起，予以悬置。巴特（Roland Barthes）将语言视为独立于现实的封闭系统，将文学定性为“一种言语活动”“一种符号系统”，割裂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对于现实，话语不负任何责任：最现实主义的小说，其中的所指物毫无‘现实性’可言……（现实主义文论中）所谓的‘真实’，只不过是（意指作用的）再现符码而已”。^[13]巴特认为文学仅仅属于言语活动，否认语言的现实指涉功能。米勒呼应巴特对于语言意义的论述，提出现实主义文本是进行自我指涉，无法突破语言的封闭系统去指涉历史现实。^[14]

当然，语言与客观现实、文学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并非真的如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可以被割裂。语言的表意功能以及其指涉现实的功能是日常生活交际的前提，也是所有文学文本借助语言这一媒介进行传情达意的基础。首先，从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来看，语言是用于社会交际的符号体系，是传递意义的工具。语言的这一基本功能使得语言可以指涉现实，与客观世界保持一致性；语言这一媒介交际的内容与读者的生活经验相关，具有可信性。其次，这种将语言以及文学视为独立于客观现实的封闭系统的看法忽略了文学的社会根源。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由社会存在决定。语言是架接文学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桥梁，如果剥夺语言作为桥梁连接之功能，那么所有书写都没有任何认知价值，文学的存在依据也就消失。此外，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虽然强调语言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沟壑，但是他也认可语言赋予事物以意义，也就是说，人们在言说某个对象的同时也在言说中建构一个意义世界，它包含言说者/叙述者的主观认识和态度。现实主义文学符合索绪尔所描述的语言建构的世界：现实主义作家在言语/书写的过程中构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又浸染言说者/作者的主观认识；作家们在清楚认识到文学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的前提下，使用语言这一表意工具反映客观现实。因此，我们承认语言受使用者主观意识的影响，但是这并不影响语言指涉现实，而且现实主义文学世界之外存在着客观现实。

客观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描写的对象，也是创作的基础。在说明现实主义可以而且应该表现客观现实时，我们可以引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阿尔都塞在他著名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一文中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出发，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生存的真实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征”。意识形态是“想象的”，并不对应于现实，但是，他又指出：

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并非对应于现实，换言之，它们构成一种幻觉，同时我们也承认它们确实暗指现实，只要经过“阐释”，便能在想象的表征世界背后发现那个现实的世界（意识形态=幻觉［illusion］/暗指［allusion］）。^[15]

现实主义文学与意识形态具有类似的特征，两者都是想象的，并不对应于现实，但是正如阿尔都塞所言，虽然现实主义是虚构的“幻觉”，但同时也“暗指”现实，在想象的现实主义文学世界背后能够发现客观现实；反过来，客观现实一直被假定为现实主义文学世界的参照物。

阿尔都塞在文章中提出了独创的“意识形态/主体”说。他将个人视为“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的主体：意识形态从无数的个人当中征召主体，赋予意识，将其改造为属民。在阿尔都塞称之为“询唤”的过程中个人对意识形态做出反应，辨认意识形态提供的整体图像后，获得一种认同感。^[16]作品的“真实”同样也被意识形态化：真实是认同意识形态后获得的。作品被认为是真实的，因为它符合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期望：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但对世界是怎样这种认识的期望是受意识形态制约的。因此，“真实”是一个相对的观念，因时代和作家而异。“现实主义作家不可能再现绝对客观存在的生活本来面目，每个作家竭力把握和表现的，仅是他感受到的那个相对真实的生活本来面目。”^[17]

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对象是客观世界，而我们平常生活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现实主义所模仿的现实确实存在”^[18]。现实主义文学在其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辨识度的创作特征，即真实性、典型性和历史性。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这一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马克思主义观点。1888年恩格斯在写给作家哈克奈斯小姐（Margaret Harkness）的信中曾这样点评其小说《城市女孩》（A City Girl）：“你的这部小说不够现实主义。在我看来，除了细节的真实，现实性暗示的是对典型环境的忠实的再现。”^[19]典型环境是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应能集中体现某些根本性的特点。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现实超越了细节层面，是具有典型性的现实，典型性意味着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揭示生活的本质特征。革命导师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论述对我们观察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韦勒克认为艺术不可能脱离现实，而现实主义文学更是如此，它的目标是追求真实，但是他强调这是“一种更高的现实，一种本质的现实或一种梦幻与象征的真实”^[20]。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现实主义文学再现/反映连贯自主的现实，另一方面日常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跳板（springboard），现实主义又基于日常的认识与经验。^[21]所谓“跳板”不仅暗示现实主义文学以日常现实为基本素材，也指出现实主义文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与沟壑，需要跨越，以跃上更高的层面。

模仿冲动和对外界现实的关注是现实主义诗学的根本，但是这种模仿并非简单的复制，现实主义文学是作者主观意识参与的创造性再现的结果，它所追求的并非是与历史现实零距离的“逼真感”，而是一种“本质的现实”，是来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的艺术现实。就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而言，现实主义文学是能动地反映历史进程和现实生活，其能动性包含着作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现实主义文学被视为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一种行为，一次实践”^[22]。战后现实主义文学紧跟战后历史进程，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同时，它的反映现实不是对现实做机械的翻版，而是兼顾艺术的审美与对“知识或真理”的认知^[23]，并且在反映历史现实的过程中介入世界历史进程。审美与认知功能要求现实主义文学永远在历史变化的长流中，根据客观现实的变化不断变革其表现手法，追求生活的本质。

现实主义文学拥有“灵活、宽泛、不稳定、彻底开放”的内涵与外延^[24]。现实主义文学并不是简单的同一概念，相反，它立足于历史语境，其含义随着历史进程而变化发展。现实主义文学试图展现真实世界的微模型，在有限的叙述中展现一个足以补充历史现实世界的平行现实。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性也体现在与处在历史进程中的现实世界相对应的是一个因语境以及主体的不同而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主义文学世界。现实主义文学有着发展、变化的内在发展机制，它深受特定历史语境的影响，这也决定了现实主义永远在挑战并超越旧时普遍的文学模式，并在超越陈规的过程中，或是改革旧有表征方式，或是创造新鲜的手法表现历史现实。在讨论从18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兴起到20世纪下半叶现实主义重新成为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同等地位的文学运动时，评论家莱文指出：现实主义艺术一直坚持“与过去对现实的虚假想象相决裂”^[25]。现实主义是在变革、取代旧有叙述，“是通过新的句法结构的创作对现实不断进行变革”^[26]。詹明信认为现实主义内部存在着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对立统一，这种“吸引和排斥的统一、斗争的统一”，使现实主义出现短时间衰落，但正是这种衰落会向对立面转化，从量变到质变，导致“兴起和发展”。^[27]现实主义因其内含的结构性矛盾而“辩证”发展，不同理念之间的冲突滋养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处于发展与变化之中的动态系统，战后现实主义文学则是在19世纪已成系统的现实主义诗学的基础上的深化与拓展，它是有着多种外在形态的“复数”概念。这种变革与创新的“复数”现实主义体现在战后诸国涌现的众多现实主义，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自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等。这表明战后现实主义没有停滞凝固，而是在向更加多元化、多样化形态发展。

现实主义诗学内涵的开放性与多元性以及它对历史现实的能动反映关系决定了现实主义是与历史现实进程保持一致的存在，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对变化了的现实生活做出回应；同时，现实主义文本的内在创新机制为其不断变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发展动力。战后现实主义的繁荣与发展，是生活使然，是时代的召唤。本卷的内容，正是要展示战后现实主义在战后世界进程中呈现的变化与发展。

本卷共分十章。

第一章通过梳理对现实主义的批评和辩护，分析现实主义“现实/虚构”的内在悖论，展示现实主义理论经历的探索和丰富的过程，同时为本卷在理论层面确立研究视角和基本立场。随后的九章是对战后世界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较为全面深入研究的成果。第二章分析战后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在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美学实验的交织共存之下，面对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语境，展现出错综复杂的图景，并以道德现实主义与自觉现实主义具体阐述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对各种创作风格与实验模式兼收并蓄的态度，揭示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吸纳形式实验的同时，依旧以更大的包容性、更强烈的社会与道德责任感建构经验、智慧、真理的探索空间。第三章通过展示反战文学积极介入并参与社会政治变革、族裔文学反映本民族的真实生活与复杂历史、中产文学呈现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新现实主义小说借鉴后现代主义手法、自然书写以展现地域现实映射社会现实，揭示了战后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如何以其强烈的现实性、指涉性与批评性，再现并参与战后美国的历史进程。第四章基于法国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研究法国反映战争的现实主义文学、法国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社会生活小说和乡土文学，讨论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巴赞的文学创作，并分析战后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第五章考察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其诞生、发展到终结的过程都与苏联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历程紧密联系，充分说明历史进程对文学进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以高尔基和肖洛霍夫为代表的经典作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不仅体现了作家个人的艺术个性，也映射出苏联社会特殊的历史命运。第六章结合德国战后历史进程，系统梳理了德国战后初期的“废墟文学”、分裂后联邦德国的新现实主义科隆派和黑色现实主义等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两德统一后现实主义文学的变迁与发展。第七章从历史进程、文化交融、文学碰撞等方面探究拉美文学“爆炸”的形成原因，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作品为例，分析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和深远影响，并探讨了包括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整个拉美文学“爆炸”如何生动反映拉美的真实历史与现状，践行文学反映现实、改变现实的使命。第八章全面介绍了处于主流地位的战后非洲现实主义文学，通过战后非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反殖民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反种族隔离的南非现实主义文学、重塑非洲文化身份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非洲现实主义文学的书写特色等小节，呈现一幅战后非洲现实主义文学半个多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图景。第九章聚焦日本、朝鲜和阿拉伯现实主义文学，讨论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革等在题材、创作手法和批判力度上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对大江健三郎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进行专题研究，指出他的文学创作始终同日本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程共呼吸；朝鲜部分论述解放后朝鲜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分析主体现实主义以及朝鲜现实主义文学在创作上的主要特点；阿拉伯文学部分较为充分地论证了阿拉伯现实主义文学是阿拉伯现代文化与文学复兴的产物，其发生、发展、成熟过程与阿拉伯国家的去殖民化进程相合，在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政治变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十章考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现实主义文学，分析左翼现实主义、城市现实主义和多元现实主义等澳大利亚不同形态现实主义文学内涵的变化与发展，对于加拿大现实主义文学的考量则重在展示加拿大现实主义的自身特点，阐释加拿大现代条件下现实主义的跨界与融合和现代现实主义的书写方式。总体而论，战后世界各国现实主义文学形态不一，流派纷呈，具有表现题材多样化、真实标准多样化、叙述手法多样化的特点。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实主义。”^[28]战后世界历史现实的复杂性不言而喻，为战后绚丽多彩、风格各异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现实主义文学“从历史的深处，从现实的母腹中孕育出来”^[29]。现实主义文学离不开“世界”，离不开“现实”这个关键词，只要世界存在，将客观世界作为描写对象的现实主义文学就会存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现实主义文学将伴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继续奉献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