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火气褪尽方境界

王干

前不久和施战军、刘醒龙等去香港参加文学交流，有一个展览叫“百年香港蜕变”，展览题字远远看去，施战军说，像是王干写的。我说我写不了，写的人至少比我大三十岁，因为没有火气了。香港同行说，这是饶宗颐写的。之前没有见过饶宗颐先生的书法，但久闻其在国学方面深厚的造诣，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今日目睹其字，沧桑而遒劲，功力深厚，非岁月和学问同时熔铸不能兼得。

火气一词，属于中国民间术语，很难具体定义，用在艺术方面，大致与年轻、热情、奔放、繁缛、急切、飘逸有关。中国文人讲究琴棋书画皆通，而琴棋书画的高境界，是褪去火气，是见山还是山的境界。围棋的最高境界是流水不争先，古琴的境界是枯音，枯音者是褪尽火气，历经沧桑。

在文学界，大家都公认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最没有火气，他的作品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一代宗师逝去之后，时时让人怀念。曹乃谦与汪曾祺结下不解之缘，第一次听说曹乃谦的名字就是在汪曾祺先生的家里。汪先生刚从山西回来，很兴奋地说，发现了一个叫曹乃谦的作者。老头儿很少这么兴奋，我记住了曹乃谦的名字。之后又在《北京文学》上读到了曹乃谦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还有汪先生的推介文章。说实在的，我当时并没有觉得曹的作品特别打动我，只是觉得特别朴素，特别简洁。多年之后，传出了马悦然先生对曹乃谦的作品厚爱的新闻，也印证了汪曾祺先生的眼光的独到。马悦然先生是因热爱汪曾祺而“传染”到曹乃谦，还是曹的作品本身打动了这位对中国当代文学情有独钟的汉学家？待解。

后来我和曹乃谦有了一些交道。2008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河南的云台山参加《检察日报》的笔会，发现曹乃谦的爱好向着汪曾祺先生的方向发展。他随身带着一棋一箫。棋是围棋，箫是“玉人何处教吹箫”的箫。途中，我们还对弈了好几盘。他的棋好搏杀，颇有古风，但对当下围棋的了解不多。也听他吹过几首古曲，不是特别熟稔。他说他不专门吹古曲，只是吹喜欢的歌曲。他还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书法作品，也给笔会的举办方写过好几幅字。他的字给我的感觉是，整体章法不错，好看。当然，笔会上写得最多的是莫言，他一个晚上兴致来了，要写十几张，求字的不一定知道莫言很快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都知道他和曹乃谦被汉学家马悦然看好。之前，在瑞典驻华使馆，我和马悦然短暂交流过对曹乃谦的看法，马说，他要去山西大同看他。

在笔会期间，他有时候一个人在默默地吹箫。看得出来，曹乃谦有志于琴棋书画。我说，你这种品格的人应该弹古琴啊。他说，没有老师啊。是的，古琴没有老师是很难自学好的，古琴常常需要现场演练，甚至需要手把手的传授。我说我认识古琴大师成公亮，等听说他远在南京生活时，他不免有些失望。

现在我们读到的散文集《流水四韵》，如曹乃谦所言，《流水四韵》篇篇都在写“我”，却又篇篇都写“母亲”。三十六题，是作者沉淀一生的关于母亲的记忆。一位不识字的农妇的一生，本应是庞杂博大的一部书，但在曹乃谦笔下化为形式感十足的三十六则小品。篇篇都可独立阅读，却又相互勾连，最终显影出上世纪生活于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位典型的母亲形象和其艰难波折的人生际遇。曹乃谦如此结构本书，固然有如他所言的身体病痛，以及因为对母亲的深沉爱恋而长时间无法落笔等现实原因，但或许，这里也有文学层面的因素。文学是关乎记忆的艺术，宽泛来讲，可以说文学就是对记忆的或虚或实的呈现。作者感受到要书写母亲的强烈的创作冲动，却时常行文凝滞或无从落笔。这其实也是许多作家创作中常见的情形——越熟悉的人和事，越不知从何写起；感情越汹涌，也越无法将情绪凝注笔端。何况，在很多时候，情感温度过高，对写作只会带来伤害。曹乃谦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从其母亲去世算起，延宕了十余年。这十余年，于当下的文学创作来说，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距离。在看完整部书稿之后，我依稀感到，也正是这段为期十年的时间距离的存在，成就了这部书。在悠悠岁月中，是记忆，它自动帮助作者完成了打磨、淘洗、酝酿和沉淀的工作。它披沙拣金，将文学性最为深厚的那部分人生，自行呈现。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本书“三十六题”短文式的结构。它或可比之为一种“珍珠项链”式的结构，每一颗珍珠，都是一段时期内的记忆痛点。同时，也是记忆，在为对写作有害的那些情感热浪降温去火。曹乃谦的叙述，也如其一贯的小说语言那般，归于冷静平淡。

在书中，作者写到常爱爱和郑老师的死亡。常爱爱是“我”的初小同学，是一名好学生，对同为好学生的“我”还有一种单纯的“好感”，但这种“好感”还未及发展为男女之爱，常爱爱便因“我”的一句话而误吃了有毒的东西，很快身亡。“我”喜欢也喜欢“我”的郑老师，但她产后“没有好好地休养，就急着来给我们上课”得病而死。这种年少时对“死亡”的体验，在作者从容风趣的叙述中，给读者留下足够的震撼与思考空间，让人唏嘘。在这些印象深刻的人物之外，《流水四韵》三十六题的主角，仍然是母亲。母亲是一位目不识丁、爽直泼辣又深明大义的农村女性。这种性格特点，是在母亲与“我”的日常生活细节中体现出来的，并且不乏诸多有趣生动的细节，比如母亲一生气就让“我”写作业，“我”经常要写两遍作业；母亲偷偷帮“我”完成学校积肥和除四害的任务，因为认为学校“一满是”不让学生学习，等等。

人的一生就像流水。读过此书，了悟于那些平凡的生命，其实都在时间长河里留下属于自己的命运浪花。流水是时间的隐喻——文学，或许是其间那些让我们怦然心动的朵朵落花。他的朴素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痛和爱，这种痛和爱需要时间的磨洗和沉淀才会慢慢品尝出来。

一个时代成了曹乃谦作品中隐藏着的主角。对时代，曹乃谦在作品内不予置评，这也是他始终坚持的美学判断、情感判断，反对政治判断、道德判断等非文学判断的文学姿态——这是一个坚持做自己的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贫穷、落后、苦难……所有风剑霜刀，未曾改变他作品中的人的可爱，当然，借这部作品，我也看见了一个可爱的、成长中的曹乃谦：迷糊、聪慧、细腻、善良、顽皮，充满活力。现当代的作品中，让人觉得可爱的人物少，举着批判旗子的作家笔下没有多少可爱的人，闰土的可爱昙花一现，随即转为麻木。人们在失掉可爱，贾宝玉可爱却不适宜凡俗生活，家族破败后他是何其恓惶。可爱的人有一种清洁的品质，有着灵魂的活力，持守着本真本性。可爱的人越多说明社会越健康，极寒背景下可爱的人儿，则如同冰山上开出的雪莲花。

在作品中有两个曹乃谦，一个以少年懵懂清澈的目光打量世界，一个则隐忍悲伤，以深致的关怀、客观的判断为人物塑形。“脸让脏手抹得一道一道的黑”，这不仅是“流泪”的证明，也是老曹乃谦在以制造笑点渲染悲情，是一个可爱的老头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在慈祥也有些狡黠地打量一个小于六岁的女童——他的表妹。“姨姨”去世后被人用小平车拉回来，少年曹乃谦则看见“街门外，停着辆毛驴拉的小平车。一个我没见过的老头，正举着我家的那个日本军用水壶喝水。他那样子像是在吹军号”。这里面就是少年原初的视角，天真的少年以自己的趣味为所见的形象赋形：“像是在吹军号。”这同样是以制造笑点渲染缓慢加深的悲情。书法以“隔行通气”为高境界，老少两个曹乃谦相差五十八岁，凭借字里行间不变的可爱，遥遥顾盼。

曹乃谦通过这部作品找到了他失散五十八年的另一个自己，也找到了五十八年前那些可爱的人儿：表哥、常吃肉、常爱爱、郑老师、慈法、方悦、存金……表哥背书的任务没有完成，手掌被老师的戒尺打肿了，他还能笑着吃酱：“姥姥把黑酱给他抹在手掌上，说这样就不疼了。我问他疼不了，他笑着说不疼了。就说还就伸出舌头舔手掌上的酱”。常吃肉把“我”视为亲兄弟，学校发动学生“积肥”，常吃肉决定先帮我解决，他甚至没有考虑先给自己的妹妹常爱爱完成“积肥”任务。常爱爱是一个有雀斑的女孩，声称男的里面“就爱见一个人”，“我”问那人是谁，常爱爱说：“你知道。”本来她希望吃苍耳治雀斑，而我说菩萨也有雀斑，她就不吃苍耳了。郑老师穿着丈夫宽大的军装来上课，“我说郑老师你穿着真好看。她的脸‘唰’地红了”。她是一个会脸红的女教师，并且她“悄悄跟我说：‘你听了别嚷嚷。’我说噢，我不嚷嚷。她说：‘老师，肚里，有孩子啦。’”

曹乃谦的作品，在叙述语言上具有非常高的辨识度，平和、自然、质朴、客观、简练，以其汪曾祺称之为“莜面味”的语言吸引了大批拥趸。曹乃谦是一个内心柔软、细腻的人，是一个看重人情的作家，所以，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多人心和情感的风吹草动。而他的叙述褪尽火气，回到了语言自身，也就回到了人物自身。

曹乃谦作品的外部风格，是由他的内心生发出来的。细软的草有着茂密的根须，那些草的茎须汲取着曹乃谦内心的养源。他的心如平凡的发暄的土地，是作品安详的后盾。选择近乎“细草”的作品风貌，并非他心中没有树、容纳不下石。我以对美学原则的取舍观之，觉得是曹乃谦的一种选择：他选择细弱、平易、家常，没有选择伟岸、强健、宏大。这也是他，一个被人唤作“乡巴佬”，也自认为是乡巴佬——这样一个坚持做自己的作家的可爱之处。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下汪曾祺对曹乃谦的评价。其人已经仙逝十七年，其言也过去廿七载，但至今尤不失其光辉。他夸赞曹的语言很好，“好处在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同时也指出曹乃谦的格局应该大一些，“写两年吧，以后得换换别样的题材，别样的写法”。两年早就过去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曹乃谦的写法好像还没换，当然坚守本身也是一种价值。曹乃谦前些年中过一次风，他的口齿已经不如文字流畅，他与世界的交流更多地依赖于文字，文字是他与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通道。或许年过花甲的他正在酝酿别样的写法，别样的题材。

曹乃谦在本书的《后记》中说：“今后，我打算继续用这种方式，一节一节地，九题九题地制作下去，最后再加工整理出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把她献给我恩重重如山、恩深深似海的，自私又高尚、渺小又伟大的母亲。”他要以这种“珍珠项链”式的结构创作他的长篇《母亲》。我们在期待，文坛在期待，世界也在期待。

2015年5月30日定稿于怀柔观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