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心底埋下“一切为民族”的种子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历史名城镇江古称京口、润州，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金山、焦山、北固山三山夹江相峙，风景秀丽。“春风又绿江南岸”和“满眼风光北固楼”等脍炙人口的诗句，说的就是这里。

1929年2月7日，于漪出生了，在镇江的怀抱里成长。家里有五个孩子，于漪是长女，下面有大弟于渤、二弟于洸、三弟于渌和小妹于涟。

童年，金色的童年，总是那样的令人依恋和难忘。在长江之滨、北固山下，伴随着由读书而生发的趣乐，于漪度过了一段明澈而无忧无虑的日子。

于漪住的小屋子里挂着一幅山水画，她从早看到晚，百看不厌。凝视久了，仿佛她进入画中，放飞神思，在山水之间畅游。

耸峙大江边的金山，远望似白银盘里一青螺的焦山，极目北望北固山上的北固楼……家乡的山川风物激荡着这小小少年的心灵。

这些优美的景致萦绕在于漪心怀，引起她对家乡的热爱与眷恋。若干年后，她作诗寄托那份深沉的情思：“故国山河梦里回，临风北固古楼台。望中滚滚长江水，襟带金焦左右来。”

阅读，为于漪打开另一片广阔的世界。

于漪家里有一部线装书《评注图像水浒传》，两函十二册，一幅幅黑白线条插图有些简陋，却吸引着她浓厚的探究兴趣。她常和爷爷一起阅读、谈论，从中步入历史，辨别丑恶，了解社会。

梁山雄伟险峻，水泊烟波浩渺，水面有无边无际的芦苇，山上有一排排大房子，这些在于漪头脑里生动地浮现。她不知不觉把焦山一带的风景当作了梁山泊，似乎目睹何涛、黄安率领的官军在芦苇荡中走投无路的场景，读得津津有味。

一个个英雄豪杰，尽管相貌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是疾恶如仇、武艺高强。于漪最佩服武松，读到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的精彩场景，不禁大呼“痛快，痛快”，拍手跳跃；她最可怜林冲，怨他不抗争，受高俅陷害，被陆虞候算计，早就应该拿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威风，杀他个片甲不留，窝窝囊囊干什么……

这套《评注图像水浒传》是于漪的启蒙读物，一直珍藏在她的记忆深处。她懂得了该爱什么、恨什么，跟着书里的人高兴、流泪，为他们的命运担忧，叹惜水浒英雄们的坎坷人生，体验到沉浸在一本书里的陶然忘我。

薄薄一册有光纸石印本《千家诗》是于漪的好伙伴。长辈信口悠悠地背唱，她也跟着背了不少篇目，有的甚至在几十年后都能脱口而出。

书里的大自然活泼极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田里长的，树枝上挂的，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美不胜收。一首首诗就是一幅幅画，一个个典故从纸面站起来，向她述说。诗句的韵味和意境延伸到生活中，带来别样的感悟。

《千家诗》按春夏秋冬时序编排，四季风光鲜活地在眼前呈现。一句“万紫千红总是春”，写出春光烂漫的景象；从“五月榴花照眼明”到“梅雪争春未肯降”，春花秋月，夏云冬雪，美不胜收。

春夏之交，菜花盛开，于漪和同学在田埂上奔跑、嬉戏，笑声荡漾，感受杨万里“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情趣。

读到韩愈“百般红紫斗芳菲”，她问爷爷：“红和紫怎么‘斗’啊？”

苏轼《冬景》里的“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她纳闷地和爷爷说，“橘子也是‘黄’的，怎么是‘绿’啊？”爷爷笑着说：“傻姑娘，不用脑子。”

接连不断的问题带来很多领悟。对一个家贫而又爱美的小姑娘来说，买件花布褂子是梦想，不容易办到，但在诗句里可以寻觅各种色彩。杜甫的“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还有“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让于漪品咂再三，自我陶醉。

孩子喜欢过节，《千家诗》对春节、清明、七夕、中秋、冬至等重要节日都有所反映。时光流转，春暖花开时想起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中秋之际吟诵苏轼“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新年里咀嚼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一首首风俗诗把生活编织成美丽的花环。

书陪伴了少年于漪的生活，满足着她求知的欲望。

于漪就读于薛家巷小学。值得庆幸的是，她成长道路上遇到很多优秀老师，得到雨露的滋润。老师们的学识智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鞭策着她积极进取，奋发向前。

国文老师教导同学们，读书要入神，这样就会乐在其中，很快提高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为了训练读书入神，于漪按老师要求去做，课内认真读，努力做到聚精会神，课外也有意识地锻炼眼睛、锻炼脑子。

第一次拿到描红本时，于漪觉得兴奋又好奇，端详着，端详着，一个个字好像是一幅幅小画，长的、方的、瘦的、胖的，有翅膀会飞的，有两只脚会站的，有四只脚会走的，姿态多样，妙趣横生。

磨好墨之后，有同学拿起笔就要写，老师笑着制止了。她一遍又一遍地教，磨墨要轻轻的，不要把墨溅到桌子和衣服上，并且说，手上沾了墨，要洗干净以后才可以写。老师的指点让于漪懂得了写字要遵守规矩，循序渐进才会有收获。

于漪用空心的长方形铜镇纸压住纸，然后拿起毛笔，一笔一笔地描汉字，不知不觉养成了写字的好习惯。描好以后对着阳光一照，黑字里透出丝丝红色，有的字还镶上了细细的红边，更美了。

在一次语文课上，一向温和的老师发火了，把一本涂得像大花脸似的、皱皱的描红本给大家看，还用戒尺打了本子主人的两个手心。小男孩咬着嘴唇，没有哭，同学们也都吓得不敢吭声。

这一课让于漪领会到，怎样是正确的学习态度，从此也更加敬畏文字。

进入小学后不久，于漪看到高年级学生手里拿着小字典，翻来翻去，非常羡慕。在她的心目中，一本小字典就是“汪洋大海”，奥妙无穷，热望自己有朝一日也拥有一册。可是在旧社会，那是件多么奢侈的事。直到于漪读五年级，父亲才给她买了一本学生字典，成为她学习中须臾不可离的好伙伴。

于漪小时候写作文追求字句华丽，她把字典从头翻到尾，寻找合适的形容词。她去找美丽、欢乐一类的词，结果发现悲哀、愁苦这类表达反而更多。

古人和同学名字中有一些不认识的字，比如“骞”“燮”“鼐”等，她去字典查了，发现都是吉庆的字。街上招牌中的“亨”“豫”等字，也都是“好”字眼。于漪就悟出一个道理，人名、招牌都反映了人们良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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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染。在她六七岁的时候，一位年轻男老师教音乐，借助一台旧风琴，教唱爱国歌曲。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不久，他教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非常激动：“起来，起来……”调动起孩子们高亢的情绪。他还教唱《大路歌》《卖报歌》《渔光曲》，给这些幼小的心灵播下爱国的种子。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侵略者的铁蹄长驱直入，践踏我大好河山，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抗战。上海被占领后，日寇沿长江而上，略地攻城，于漪的家乡镇江也失守了。

一天下午，音乐老师上最后一堂课《苏武牧羊》。班里没了往日的雀跃与欢乐，笼罩着一片悲凉的气氛。“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尽管曲调温柔敦厚，节拍缓慢，但他盯着同学们，教得那么投入，一会儿打着节拍唱，一会儿逐句解释，眼中含着泪水，给同学们深深的触动。

老师悲伤地说，学校要关门了，要牢记一定不能做亡国奴。学生屏息静听，心弦在跃动。课上又唱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于漪的心中第一次闯进“祖国”“气节”“反抗”这些大字眼，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她就像都德《最后一课》中的小弗朗士，记住了国家危难之际，音乐老师含泪教唱的形象。那颗赤诚的心，那首乐曲的旋律，伴着苏武矢志不渝的民族气节和傲骨，深深地印入她的脑海，内心悄然觉醒，一辈子也不能忘怀。

童年本来是欢乐的。于漪和小伙伴们踢毽子、跳绳、砌房子、捉迷藏，玩得汗水打湿了头发，也不觉得累。大人也觉得放心，任凭孩子们怎么玩都行。

然而，残酷的战争打破了生活的安宁。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在头顶盘旋，大人板着脸，愁云密布，看到孩子玩耍就心烦，让他们走开，不要闹。

1939年底的一天，敌机又来了，防空警报拉得震天响，于漪和弟弟们吓得躲到桌子底下。“轰隆，轰隆——”炸弹落下来，在距离于漪家不到50米的地方炸开，地动山摇，火光冲天。夏姓人家的房子被炸得坍塌，人也不幸遇难。于漪父亲看到飞机俯冲丢炸弹的情景，吓得说不出话来。

小学被迫停办，于漪只读到二三年级。

逃难迫在眉睫。

于漪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到江中的新洲去避难。渡船很小，逃难的人挤得乱成一团，哭闹声不绝于耳。于漪抱着母亲的腿，不敢出声。下船后，要走很多路，还被催促着走快些。大人有的背弟弟，有的扛铺盖，有的提包袱，累得气喘吁吁。

天黑漆漆的，过了很久，终于到了住宿的农舍。一位老太太拿着油灯迎了出来。于漪兴奋得向门里奔，一不小心，“啪哒”一下，摔了个大跟头，下巴磕在砖头上，鲜血直流。她疼得哭了起来。父亲赶忙跑来把她拉起，到灶膛里抓了一把草灰，紧紧地压到伤口上，用来止血。于漪感到阵阵剧痛，却不能哭，否则血就止不住。

“这是苦难的血，屈辱的血！”于漪愤愤地想，“这是万恶的日本鬼子带来的灾难。”后来，她下巴上留下了疤痕。

祸不单行。不久，于漪母亲染上伤寒。因为乡下缺医少药，没办法救治，她卧病在床，只能喝点清水米汤。四个孩子几乎没人管，八岁的于漪就担负起照看小弟的责任。别的孩子在打谷场奔跑打闹的时候，于漪带小弟坐在小板凳上，看他们玩。

但她也是个孩子，总归爱玩。有一次，她也跑去玩，却把弟弟丢在一边。哐！弟弟摔在地上大哭。父亲听到哭声，赶来把于漪狠打一顿。她虽然对不能去玩感到不服气，不过还是认了，毕竟不能摔着弟弟。

母亲病重，连说话都困难，还是叮嘱于漪：“你是姐姐，要懂事，要听话，帮父亲干活。”后来，母亲病情渐渐有了转机，高烧退了，也能下地走动了。

一天，于漪和几个小孩在打谷场玩，看到来了一二十个陌生人，穿着扎脚裤，腰间扎着带子，手里端着明晃晃的刺枪。他们都吓坏了，赶紧往家跑。随后听到外面人声嘈杂，乱成一团。一个大户人家的孙子被蒙上眼睛绑架走了。

看来乡下也不是安全的地方，于漪父亲听说日本鬼子要扫荡农村，决定另谋生路，又带着一家老小返回镇江。家里的很多物品都没有了，只剩下桌子凳子，照明电线被破坏，墙壁也被劈得乱七八糟。

兵荒马乱中，有两年时间，于漪和大弟处于无学可上的状态。

后来，于漪父亲想方设法联系到上海的亲戚，一家人过去，租借一间石库门房子居住。于漪进入上海崇实小学插班就读，终于得以继续求学之路。

因缘际会，于漪来到上海这座长江入海口的大城市。她没有想到，未来会在这里读大学、工作，施展育人报国的才华，建立一生的教育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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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自认为是不太用功的学生，好在当时似乎升学比较容易。读完小学后，于漪考入民立女中，在那里不仅受到文学作品的熏陶，而且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更清晰、更切实的认识。

在初中，于漪还没有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有点调皮。她上课常备两本书，上边是教科书，下面则压着一本小说。老师教得好，她就认真听；如果没吸引力，就偷偷地看小说。

初中二年级教国文的是黄老师，刚刚大学毕业不久，衣着时髦，风度翩翩。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身穿一件飘逸的长衫，脚蹬皮鞋，西装裤脚管露在长衫外面。于漪后来回想起来，他就像《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

黄老师上课绘声绘色，感情投入。讲到鲁迅的《故乡》，他生动地描述月下瓜田里少年闰土持钢叉刺猹的场景，让同学们听得入了迷。“在月光的照耀下，钢叉闪闪发光，与少年英雄脖子上的银项圈的光，交相辉映。”听黄老师说到“交相辉映”，于漪感到眼前一亮，仿佛自己也融入夏夜的美景。

当说到中年闰土如泥塑木雕一般、手上的裂口在向外渗血，黄老师语调变得低沉，乃至哽咽起来。于漪甚至不敢抬头，害怕看到老师流眼泪。

那哪里是教课！黄老师走进教材，身临其境，向同学们放射文字波、情感波。于漪就自觉地收起了小说，凝神听课。

正是在黄老师的课堂上，于漪对教师油然而生一种崇敬的感情。教师多么了不起呀，能够使学生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新学期教材发下来，也会去翻看里面的小说，自己体会不到多少奥妙，老师却能够把它讲得妙趣横生。

从这时候开始，于漪心里萌生了一个愿望，就是长大以后要当教师，做一名合格的中学教师，献身教育。

下课后，黄老师并不急着离开教室，而是留下来再聊会儿天，如果语文在下午最后一堂课，就聊得更多。他常说到课外的阅读，带同学们感受斑斓的世界、迷人的风景。

“……他怕见月儿眨眼，海儿掀浪，引他看水天接处的故乡。但他却想到了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那人儿正架竹子，晒她的青布衣裳。”黄老师给几个学生朗诵刘延陵的新诗《水手》，体会诗句中水手对故乡和心上人的怀念，诗句像一幅动人的画，意境朴素清新。

兴到浓处，又会朗诵起田汉的《南归》：“模糊的村庄迎在面前/礼拜堂的塔尖高耸昂然/依稀还辨得出五年前的园柳/屋顶上寂寞地飘着炊烟”。黄老师进入角色，深深感动的神情凝注在眼睛里，放着异彩。

优秀的文学作品会有打动人的力量，哪怕是一首短短的诗，也会拨人心弦，激发起向上向善的力量。于漪感受着这些，让心灵变得更加丰富，那些诗句也留在了记忆深处，成为一生珍藏的美好印记。

1944年，于漪初中毕业了。

这年夏天，她的父亲患了肺结核。病情越来越重，父亲只得带领一家人回镇江老家。临终他把孩子们叫到床边，吃力地说：“学点本领，做个好人，孝顺妈妈。”说完挥手让他们走开，担心孩子们被他传染上肺病。不久他就辞世了。那时小妹还不到一岁。白发人送黑发人，祖父茫然又呆滞。母亲哭得泪人儿一般，姐弟几个也跟着哭。

在逃难的日子里，于漪父亲间或做点小生意，收入微薄，家境惨淡。如今他撒手离去，丢下孤儿寡母六口人，这个家失去了顶梁柱，真是前途渺茫。

于漪再次陷入失学的境地。祖父对母亲说：“女孩子根本就不要读书，家里那么困难，还读什么书，有点文化就可以了，反正将来都是人家的人。”

虽然于漪的母亲是半文盲，内心却非常通透，她知道，如果于漪不读书，将来很难生活，她才15岁，没办法找活干，又没有伯伯、叔叔、大姨、小姨可以依靠，舅舅也已患肺病离世。出去读书，可以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并帮助带领弟弟妹妹。于漪也哭着说想读书，去学点谋生的本领。

祖父于是说：“不要钱的话，你就考出去读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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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到镇江招生，于漪去考，虽然招收人数很少，她还是幸运地考取了。这里不收学费，而且提供生活费。困顿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

于漪兴高采烈，母亲却还是忧心忡忡。一个女孩只身到苏州去求学，举目无亲，怎能叫人放心。她反复叮嘱于漪：要靠自己努力，自己吃苦；凡事都要动脑子思考，要自己管住自己，不能心血来潮；要尊敬老师，友爱同学，做人要有德行，宁可自己受苦，也不能亏待他人……

一句句叮咛，反反复复地说，镌刻在于漪心里。

在师范学校读书持续了一年。当时苏州被日本侵略者统治，教育条件没什么保障。吃的是霉米，菜主要是咸菜，桶里的水加点酱油，就算是汤了，上面一点油花也没有。虽然供应热水，但也不多，得赶早去打，晚了就没有了。

饭堂里有一张方桌，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吃。进饭堂第一件事是盛粥盛饭，有时供应不足，学生就拿筷子敲碗、敲桌子，表达不满。

于漪与戴绍英、缪林被分在一间宿舍，三个女生朝夕相处，同进同出，情同姐妹。于漪那时有点拖拉，爱睡懒觉，起床后梳洗，再到饭堂，花的时间比较多。戴绍英总是催促她，有时帮她盛好粥饭，还“责备”几句。由于戴绍英的多次提醒，于漪渐渐改掉了睡懒觉和拖拉的习惯。

这所学校后来成为苏州市第三中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师范学校要调整。于漪又回到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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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希望继续读书，但家境那么困难，私立学校当然不能进。恰好刚异地复校的江苏省立淮安中学在镇江招生，她和大弟一起去考，都被录取了。

全校只有几个班级，没有食堂，课桌椅也七高八低。于漪用饭缸子带上中饭，到学校老虎灶花一分钱泡点开水，就着咸菜或萝卜干吃。包着几本书和本子的一块方布就是她的书包。

学校在东门坡，于漪家住西门外，她每天上学要走十几里路，天不亮就出门，穿越整个镇江市。雨雪天里，身上沾了水和泥，刮大风时，每迈一步都相当花力气。尽管这样，于漪和大弟也不缺一堂课，为的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好好学点本领。

每天起早贪黑上学，疲累是难免的，可晚上还是要在油灯下做功课。有时眼睛睁不开，于漪就想，要是用一根小棒撑住眼皮就好了。困顿难耐时，就洗个冷水脸，清醒一下。

母亲默默支持着孩子们的学业，每天很早烧火煮早饭。寒冬腊月，虽然屋檐上挂着尺长的冰凌，但两个孩子一起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的泡饭。

刚读了半年，淮安中学要迁回淮安去，于漪求学之路再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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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江苏省立镇江中学复校，于漪再次报考。录取的名单贴在学校门口，按成绩高低排列，于漪又被录取了。

于漪在镇江中学读的是高二下学期和高三。第一任校长叫任二北，是一位词学家。班主任叫花翰香。

原先的学校被炸掉了，新校舍在七里甸，曾是日军的养马场，经过一个多月清理修缮，才有了校园的样子。学习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只好因陋就简。

这里周围环境荒凉，学生都住读。10人住一个小房间，睡在木板搭的榻榻米上，女同学靠墙分成两排睡觉，每人放一张席子就是各自的铺位。夜里翻身必须很小心，否则很容易就会“侵占”别人的铺位。晚上用煤油灯，偶尔点一次蜡烛，就算很奢侈的了。

榻榻米上常有蚂蚁，偶尔还有蟑螂。一天晚自习后，于漪脱了鞋上榻榻米时，一脚踩在蜈蚣上，冷不防被咬了一口，疼痛难忍。同学马上去找宿管老师，可是老师也没有药。这可咋办呢？

突然有人想到，鸡和蜈蚣是对头，把鸡嘴里的涎滴在伤口上，就能消肿止疼。又有人说，伙房里有个伙夫养了一只鸡，于是大家手忙脚乱半拖半抬着于漪，到伙夫家敲门，把鸡从鸡窝里抓出来。伙夫把鸡的嘴硬掰开，用手指挖出涎液，涂在于漪被咬的地方。校园里黑灯瞎火，人喊鸡叫，折腾了半夜。过了两天才消肿。

饭堂里没有凳子，吃饭一律站着。荤菜难得，一周能有一次青菜炒肉片或咸菜炒肉丝，就算美味佳肴了。四周是农田，也没什么小店可以买食品。同学们大都身无分文，有几个零花钱的就算“富翁”。

这样，饭和粥就成了大家争抢的目标，男生把碗里的米饭堆得高高的，女生有时来不及添饭，饭桶就已经底朝天了。有经验的男同学总结说：“第一碗少盛，两三口吃完，准能盛到第二碗，这时可以多盛。”

因为清贫，同学之间和睦相处，互帮互助，不为生活上的事计较。天寒地冻，汲水不易。清晨，井边放着一排漱口杯、脸盆，总有人自告奋勇去为大家提井水。这时正是男同学大显身手的机会，欢声笑语驱赶了凛冽的寒气。

学校里学习风气很浓，同学们都学得非常刻苦。日军被赶走了，山河重见光明，大家都希望掌握更多的知识，将来为国家强盛服务。

镇江中学校训是“一切为民族”，激励同学们再苦再累也要学好本事，不能受人欺负。目睹了日寇投弹轰炸、亲历了辗转逃难，对于“一切为民族”这五个字，于漪体会何其深刻。战争期间民不聊生，早上去读书的时候，曾见到路边有冻死饿死的人，还亲眼看到日本人无缘无故殴打中国人。那真是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

“一切为民族”，五个字掷地有声，深深埋在于漪的心底，渗入她的血液。

当时学校实行晚自修制度。夜幕降临，教室里每个桌上燃着一盏煤油灯，两个同学合用。尽管油灯高高低低，但排列整齐，远远望去有“夜深千帐灯”的意味。学生伏案苦读的背影和老师走动指导的身影交织在一起，成为“一切为民族”的生命交响曲，生机蓬勃，充满希望。

学生时代的于漪喜欢读小说，每借来一本，总会爱不释手，甚至通宵达旦地读，她读过许多中外名著。第一次看到巴金写的《家》，急不可耐地读了一夜，为小说中的各色人物时而忧、时而愤、时而喜、时而悲。

她也喜欢闻一多的诗文。且不说《死水》《红烛》等诗集，单是《红烛·序诗》，短短几句就让她感动不已：“红烛呀！/流罢！你怎能不流呢？/请将你的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底花儿，/结成快乐底果子！”在于漪看来，诗句中涌动着生命的力量，哪里是语言，分明是心里喷射出来的岩浆！

如果把煤油灯换成白蜡烛，那一定是有比较大的事了。期末大考最紧张的时候，教室里烛火摇曳。于漪毕业考时，平时只要求背诵部分篇目的英文书，忽然要求整本书都需背诵，大家拼命开夜车。那时年轻，强记能力强，她居然也背下来了。

1982年，于漪回母校镇江中学探望班主任花翰香

于漪曾借助《英文背诵选》，背诵美国总统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词》。那是一篇情意真挚、文采斐然的佳作，于漪认为是言、文结合的典范，其中“使我们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与世永存”的名句，她一直记在心里。这种背诵对于英文乃至中文的写作，也是很有帮助的训练。

大考结束后是最快乐的时候，每根神经都放松了。各班都忙着排练节目，说的、唱的、吹的、拉的、表演的，各得其乐。学年结束时学校组织文艺晚会，从编导、演出到搬桌子搭台，全部由学生担当。

宁静的夏夜，月朦胧，星闪烁，一场节目正在上演。舞台四角吊着的马灯就是照明设备了，远远向台上望去，影影绰绰，虽不能看清表演者的模样，然而却不影响大家观看的兴致，洞箫幽咽，锯琴孤清，是那样的动人心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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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中学的师资水平很高，有的师出名门。于漪在他们的引领下，打牢知识的底子，收获精神成长。

数学老师叫毛振璿，用英文讲课。高二时学范氏大代数，用的是英文原版教材。他一步一步地推导，对学生进行逻辑思维的训练。每堂课教一两个定理，精选两三个例子演示。他的推理那么严谨，环环相扣，没有多余的字词，解题的逻辑顺序犹如春夏秋冬季节的转换，纹丝不乱，令人叹服。

一句“is equal to zero”（即“等于零”）是毛老师的口头禅，也成了他的代号。他的脸上不大有笑容，只有当大家心领神会他的讲解，或者考试成绩相当好时，嘴边才露出笑意。

期中考数学，坐在前边的女生提早跟于漪打招呼，希望于漪帮帮她，免得不及格。于漪想，同学之间要讲点义气，考试时就把一道题的解法写在纸条上。正要把纸条递过去，被毛老师发现，一把抓走了。考卷发下来，于漪看到右上角有一个鲜红的“0”，那女生也是零分。

事情到这里还没结束。毛老师把于漪叫到办公室，批评了一顿：“你这是帮助同学吗？歪门邪道。她有困难，不懂，你可以跟她一起学，讲给她听，还可来问我。用这种投机取巧不诚实的方法，不是帮她，是害她。你好好想想。”

于漪离开办公室时，毛老师又加了一句：“学习和做人一样，老老实实，懂吗？”于漪回去后大哭一场，却也从此记住了，做任何事情都要想一想，是否“老老实实”，是否想“投机取巧”，不要让纤毫灰尘污染了自己和同学的心灵，见微知著，千万不可再犯！

解析几何也是毛老师教，他不用直尺，把坐标画得笔直，画几何图形时，也不用圆规或三角尺。这身过硬的本领就把学生给镇住了。

1949年后，毛老师转往大学去教书。

教中外地理的是严老师，被学生称为“活地图”，专业知识储备非常丰富。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轻松勾画，地界、山脉、河流、城市、交通线……无不形象生动，再配以文字和数据，说服力强，令人经久难忘。

于漪格外佩服语文老师赵继武。他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年过半百，身材瘦削，一肚子学问。上课就拿两支粉笔，讲义都已了然于胸。教古文的时候，他逐字逐句讲解，如数家珍，带给学生行云流水般的畅快享受。

讲到李密《陈情表》中的“茕茕孑立”，赵老师说，“茕”字怎么写呢？下部是鲁迅的“迅”去掉走之底，便写在黑板上。他右手食指摇晃着说，这个字读“穷”，下面是一竖，不是一撇，再穷，脊梁骨也要硬，说着还做了一个笔直的姿势。

赵老师读读讲讲，委婉恳切，把祖孙相依为命的亲情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不是一般的知识传授，更是心灵的哺育。

赵老师教诗词尤为一绝，不同风格的诗词大声诵出，带着浓重的乡音，别具神采。他把岳飞《满江红》读得出神入化，教完时，学生都能流畅地背诵了。

教南唐后主《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婉转凄凉，声音里包含着绵绵不断的思念，学生分不清眼前讲课的人是赵老师，还是亡国之君李煜。

朗诵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赵老师耸动着双肩，头颈有节奏地摇晃，慷慨悲壮，激发出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

从这里，于漪开始喜欢上辛弃疾的词，那里包含着当时的时代强音，为国土沦丧而悲愤，表达抗金救国的抱负。每逢假日，三五同学好友登上北固楼，面对奔流不息的长江，往往感慨万千，仿佛都有了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心中涌起“当如孙仲谋”的宏愿。

赵老师说话和颜悦色，从不训斥学生，也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于漪曾被同学搞恶作剧，怒气冲冲，赵老师用文字巧妙地化解了。

那是一次作文课，班上调皮的男生趁于漪不注意，把她的凳子搬走了，她只好站着写。她就地取材，把这件事写进了作文，对同学的捣蛋行为大加讨伐，下笔千言，写成一篇类似“檄文”的东西。

赵老师风趣地批阅道：“……于生失座，成此佳作，遂使孟嘉落帽韵事不专于前矣！”借用历史典故，把于漪比作才思敏捷、潇洒儒雅的孟嘉。于漪大感意外，老师不仅没批评她，还大加赞赏，那颗年轻气盛的心得到了慰藉。师生关系的融洽，赵老师教导学生的智慧，由此可见一斑。

于漪对赵老师的循循善诱铭记在心，希望像他那样做一名深受学生尊敬和欢迎的好老师。时隔35年，与同班同学忆及此事，于漪还欣然写诗回顾：“草‘檄’何曾两腿麻，灌夫骂座笔生花。鸡虫得失浑闲事，赢取先生说孟嘉。”

师恩难忘，难忘师恩！中学老师们教给于漪知识的核，而且让她充满正气。他们撒播下的爱祖国的种子，成为于漪一生受用的精神财富。

“一切为民族”，镇江中学这五字校训沿用至今。在于漪心目中，母校的校训是精神的坐标、人生的基点，也是铸造师魂的基因。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切为民族”成了她的思想脊梁，支撑起几十年教育生涯中的风雨兼程。

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历久弥新，一生都难以忘怀。2012年8月，作为毕业55年的一名校友，于漪欣然为镇江中学120周年校庆题词：“母校‘一切为民族’校训，融入莘莘学子血液，成为立身处世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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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动荡，个人的命运也随之起伏。三年高中，于漪读了三所学校。

1947年，18岁的于漪毕业了。带着对教师职业的憧憬，她填报了复旦大学教育系。复旦大学很受学生青睐，那年夏天，有12000多名学生报考该校。

国文考卷上没几个字，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考文学常识，要求考生以“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为字头，写出10个中国名文或名著的篇名书名。第二部分是一篇作文。

于漪在登辉堂（今相辉堂）考，她答题写到了《三都赋》、四书、《五蠹》、六艺、七发、九歌等，四书就写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孔子六艺就写明《易》《诗》《书》《礼》《乐》《春秋》，也有的写不出来。

于漪顺利考入复旦大学，成为500名幸运儿之一。新的生活在向她招手。

求学复旦，于漪跨越了时代的门槛。她的大一和大二处于民国时期，大三和大四则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

于漪如饥似渴地学习，在这里感受到周予同、曹孚等教授严谨治学的品格和精神。她从老师们的教导中，滋养了学识，开阔了眼界。

大一的国文老师方令孺教授是作家，专攻新文学。这位老太太头上盘着个辫子，说话慢条斯理，温文尔雅。她的课旁征博引，趣味盎然，给学生启发。方教授引导学生阅读具体的文章，认识世事，感受文学的魅力。

她有时与章靳以教授一同上课，对谈写作散文的技巧，幽默有趣。后排坐着的同学不由得站起来，身体往前倾，沉浸在两位教授的精彩授课中。

有一次，方令孺在课堂上讲起于漪的作文《老妪李氏》。当初她写得颇费一番心思，描绘了一位虽然没文化，却善良、宽厚、勤劳、朴实、遇事不惊的老妪。方教授以此为例，阐述文学创作的要义，包括如何构思情节、描述人物、塑造性格、组织语言等，最后聚焦到一个字：真。

这让于漪感到受宠若惊，特别是记住了方教授说的，写作要求真，做人与写作相通，真心实意至为重要。这学期于漪的国文课得了80分，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眼光。因为，老师打分非常严格，很少有人能得到“8”字头的分数。

周予同教授讲中国通史，是一百多人的大课，在子彬院楼下的大教室里上。他的课很受欢迎，每次上课前同学们都到前排去抢座位。他边讲边写，从远古到春秋战国的历史从心底流出来，十分娴熟。一节课上完，黑板上写满了字，角角落落也不留一点空隙。如果坐在教室后排，就看不清板书了。

大学时代的于漪（复旦大学档案馆供图）

这门课上起来不是各朝代平均用力，而是着重讲先秦历史。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周教授脑子里就像有资料库，一一拣出来，拗口的人名、地名也如数家珍。一个学年下来，每堂课都内容丰满。秦汉之后的章节，就靠学生自学了。

讲世界教育史的是曹孚教授。这是选修课，上的人不多，就在小教室上。曹教授为人和善，课前课后和学生平等交流。他家距离学生宿舍不远，常见他提着篮子买菜或提着瓶子买酱油买酒。

每逢下雨，曹教授就戴一顶铜盆帽，穿着米色的雨衣，到教室上课。他左手叉腰，像茶壶把，右手伸直如同茶壶嘴，而帽子就是茶壶盖了，加上“曹孚”与“茶壶”谐音，所以他被同学们私下里称为“茶壶老师”。

曹教授上课时不带教材教案，口若悬河，各国教育的历史、特点、利弊，都讲得具体生动，有理有据，似乎他在那些国家从事过教育工作一般。学生没有教科书，全靠记笔记，这样上课时就必须全神贯注，快速把所讲的内容记录下来。两节课上完，手上的肌肉几乎紧张到抽筋，臂膀也酸得够呛。

学期结束时，于漪积累了两本厚厚的笔记。曹教授把她记的笔记索去，以之为蓝本，出版了一本《世界教育简史》。学生的笔记可以拿去出书，简直是课堂教学的奇迹。曹孚授课的深邃、有条理，于漪记录的认真、翔实，也可想而知了。事后曹教授赠送一册给于漪留念，扉页写着：“于漪女棣指正。曹孚。”

学习之外，于漪也参加一些课外活动。她喜欢京剧，担任复旦大学学生国剧社的社长，曾登台演唱《女起解》《鸿鸾禧》等经典剧目。

就读复旦大学期间，于漪还曾参加心理学方面的实习。

大学生活之于这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就像冯至的诗所说的那样，丰富的知识“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于漪感受着老师们的博学多识，一点点成长起来，心胸日益宽广，充满了“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豪情。

跨过新中国之门，于漪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对她来说，复旦大学是一个难忘的地方，“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复旦精神绘就了她生命的底色。

得益于一批优秀教师的教导，她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师。她认为，这个“格”不是打分，不是量化，而是国家的期望，人民的嘱托，要做到智慧如泉水一样喷涌，德才兼备，让党和国家放心，让千家万户老百姓放心。

2011年9月15日，于漪获第八届复旦大学校长奖，杨玉良校长、朱之文书记为她颁奖

于漪没辜负母校的教诲，复旦也为培养出这样优秀的毕业生感到骄傲。2011年，于漪毕业60年之际，荣获第八届复旦大学校长奖之“杰出校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