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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语言的诗性

想必也是因为我作为翻译匠长期处理文体的关系，较之小说的故事性、人物塑造以至历史感等因素，我感兴趣的更是其个性化文体，或者说是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尤其语言的诗性。应该说，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在海量图文信息和网络文学的冲击下，语言逐渐失去了严肃性、经典性和殿堂性，文学语言亦随之失去鲜明的个性和诗性。用复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的话说，“开放的社会最不缺的东西，或许就是语言了……语言太多了，好语言太少了”。不妨认为，中国小说之所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鲜有小说文本进入经典化殿堂，除了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体或语言缺乏个性和诗性，尤其缺乏个人化诗性。而村上的小说之所以到处攻城略地并开始显露经典化倾向，依照村上本人的说法，一是因为故事有趣，二是因为“文体具有普世性渗透力”。而他的志向就是“想用节奏好的文体创造抵达人们心灵的作品”。至于“普世性渗透力”究竟指的是什么，一下子很难说清，但至少离不开诗性因素——没有诗性，没有“润物细无声”般的诗性渗透力，所谓普世性渗透力也好，本土性、地域性渗透力也好，恐怕都无从谈起。而这样的语言或文体，其本身即可叩击读者的审美穴位、心灵穴位而不屑于依赖故事性。

下面就请让我从《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中我译的《驾驶我的车》和《恋爱的萨姆沙》这两个短篇中信手拈出几个比喻句为例，一起静静体味一下。

1.双耳又宽又大，俨然荒郊野外的信号接收装置。

2.“喜欢手动挡。”她用冷淡的语声说。简直就像铁杆素食主义者被问及能否吃生菜一样。

3.相邻车道的拖车如巨大的宿命阴影一样或前或后伴着萨博。

4.两人久久地相互对视。并且在对方的眸子里发现了遥远的恒星般的光点。

5.自己的太太被别的男人抱在怀里的场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总是去而复来。就好像失去归宿的魂灵始终贴在天花板一角监视自己。

6.走廊空无人影，四周鸦雀无声，如深海的底。

7.餐桌变得惨不忍睹。就好像一大群乌鸦从大敞四开的窗口飞扑进来，争先恐后把那里的东西啄食得一塌糊涂，而后就势飞去了哪里。当他大吃特吃后好歹喘过一口气时，桌上的东西几乎荡然无存。没有动过的只有花瓶里的百合花。

8.羽绒被中煦暖如春，简直像钻进蛋壳里一样舒心惬意。

9.女孩以令人联想起熄掉的柴火般麻木的声音说。

10.（女孩）兴味索然地把嘴唇扭成中国刀一般遒劲而冷静的形状……

怎么样，这些比喻够有诗性的吧？够好玩的吧？汪曾祺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而比喻无疑在语言或文体中有独特的作用。余光中甚至说“比喻是天才的一块试金石。（看）这个作家是不是天才，就是要看他如何用比喻”。那么，村上是如何用比喻的呢？仅就这里的例子来说，至少有一点不难看出，村上用来比喻的东西起码有一半是超验性的，因而同被比喻的经验性的人或物之间有一种奇妙的距离，而诗性恰恰蕴含在距离中。如拖车同宿命阴影、眸子同遥远的恒星、妻子跟人上床的场景同失去归宿的魂灵、走廊同深海的底、声音同熄掉的柴火，以及嘴唇同遒劲而冷静的中国刀……后者有谁实际见过、感受过、经验过呢？也就是说，从经验性、常识性看来，二者之间几乎毫无关联。而村上硬是让二者套上近乎，缩短其距离，从中拽出一丝陌生美，一缕诗性。在小说中，诗性有时候也可理解为意境和机趣、情趣、风趣。必须说，这正是村上文体或语言风格的一大特色。

带有诗性或机趣的比喻，中国小说中当然不是没有。但两相比较，超验性的似乎不多。举两对例子，例如同样比喻太阳，莫言说“赤红的太阳……好像一个慈祥的红脸膛大娘”，村上则说“新的太阳好像从母亲腋下出生的佛陀一样从山端蓦然探出脸来”；同样比喻月亮，莫言说“那天晚上的月亮……像颜色消退的剪纸一样，凄凄凉凉地挂在天上”，村上则说“可怜巴巴的月亮像用旧了的肾脏一样干瘪瘪地挂在东方天空的一角”。

不言而喻，较之“红脸膛大娘”和“剪纸”，“佛陀”和“用旧了的肾脏”显然是超验性的，非日常性的。有一种大跨度想象力生成的新颖而睿智的诗性和机趣。

2015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