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冯友兰

陈来

冯友兰先生在民国初年考入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冯先生归国后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49年以前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达18年，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之一，他在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中国哲学通史之作。

冯先生寿高九五，在他逝世的前半年，也就是1990年3月，他自拟了一幅95岁的预寿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他在晚年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即将完成之时，对自己一生学问所作的总结。“三史”是指他的三部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分别代表了他在30年代、40年代、80年代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其中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叙述分析的范围不仅包括古代哲学，而且包括他对现代中国哲学的思考。“六书”是指《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是他在抗战期间所写的六部哲学著作，合称“贞元六书”。“三史”是哲学史著作，“六书”是哲学著作。“三史”“六书”概括了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也代表了他一生的学术贡献。由此可知，“三史”“六书”构成了冯先生全部著述的主体与核心，而冯先生的其他著述则可看作为“三史”“六书”在不同时期的准备、衍展、扩大、反思。

从学术上看，“三史”中的《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在30年代初依据对古代中国哲学的文本，参照古代和近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来理解和分析中国哲学的教科书；《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在40年代末用他自己的“新理学”体系解释和分析中国哲学的简本哲学史；而最后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冯先生经历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曲折，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建立的对中国哲学的说明和解释，其中融合了前两本哲学史的分析和观点。《中国哲学史新编》以一个人之力，把孔夫子到毛泽东的古今中国哲学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论析，这在当代还是绝无仅有的。“三史释今古”的“释”字，一方面是指，在古代文献的利用上，冯先生的治中国哲学史与“信古”“疑古”的方法不同，采取的是“释古”的方法；另一方面则彰显出哲学史写作是对古代文献和思想历史的分析阐释，具有诠释的特性。“三史”所体现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就，使得他无可争议地成为20世纪我国中国哲学史研究最有威望与成就的大师。

在“六书”中，《新理学》是专门分析共相和殊相（即一般和特殊）的纯哲学论著。《新事论》是以共相和殊相的哲学分析为基础来解决中西文化问题，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是要学习其共相，共相即现代化。《新世训》论述了现代社会人的生活行为的基本规律，谋求从古代的圣人道德向现代的以个人为基础的道德生活的转变。《新原人》是关于人的境界论的体系性著作，论述人的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指出现代社会的人在不违反道德的生活方式之上，追求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意义。《新原道》论述了冯友兰所认识的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和主流，认为这个优良的传统和主流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即哲学的思考从不脱离人的社会生活。《新知言》是论述中国哲学的方法及其现代意义。这六部书构成的体系，是一个谋求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近代化的中国哲学体系，也是古典中国哲学传统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新发展。“六书纪贞元”是指构成了“新理学”体系的这六部书是抗战时期哲学家精神活动的写照，也是对这一民族生命转折时代的哲学见证。“新理学”的体系是现代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体系之一。

“三史”是“史”，“六书”是“论”，“三史”“六书”凝结了冯先生一生的思想学术。那么，“三史”与“六书”之间，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之道、一个始终不变的思想线索呢？回答是肯定的。“三史”与“六书”虽然各为史论，“三史”之间的跨度也达50年，但其间始终贯穿着他一贯强烈的文化信念，这就是“旧邦新命”的观念，这一观念既是文化信念，也是政治信念。“旧邦新命”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而这一主题是和中华民族在整个20世纪中从挫折中奋起的历史，是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从失落走向振兴的历史，是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化的奋斗历程紧紧相联系的。“旧邦新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特性在哲学家观念中的提炼。从这里可知，冯先生从来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而是始终把自己和民族生命与民族文化的兴亡连为一体的哲学家。

1933年《中国哲学史》下册完成，冯先生在自序中说：“此第二篇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论之宗旨，无论其派别如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铜驼荆棘”典出自《晋书》，是古人见天下将大乱，叹息宫门的铜驼将流落于荆棘之间，体现了其忧国忧民的悲情。“巫阳下招”出典在《楚辞》，帝哀屈原，命巫阳下招其魂，呼曰魂兮归来。旧注解释招魂为“冀其复生也”。冯先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充满危机感的北京，已预见到国难巨变即将来临，他以对民族的忧患心情，希望他的书能起到复活民族精神的作用，以应付即将来临的事变。冯先生后来说：“在哲学史序文里所说的那一段话，确是表示当时的一种情感，当时的主观愿望，是想把中国的传统哲学恢复起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抵制日本的侵略。”可见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是学术的研究，其中也注入着他对国家民族的深沉忧患。1940年，《新世训》印行，其自序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故，乌能已于言哉！事变以来，已写三书，曰《新理学》，讲纯粹哲学也；曰《新事论》，论文化社会问题；曰《新世训》，论生活方法，即此也。书虽三分，义则一贯，所谓‘天人之际’，‘内圣外王之道’也，合名曰《贞元三书》。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这里所说“纪时”的“纪”就是“六书纪贞元”的“纪”。他希望他的书既能在民族生命转折的关键时期发挥起积极作用，又能成为国家民族复兴大业的一砖一瓦。1942年《新原人》书成，自序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篇序文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经典，而其中的一些用语实际上继承了《中国哲学史》自序的提法，这里也可以看出三史和六书之间的关联。这些序文说明，冯先生始终自觉地从参与民族复兴大业的角度从事其哲学的著述，他对民族、国家的关怀溢于言表。

在中国古代《周易》一书中，乾卦卦辞曰“元亨利贞”，古代哲学家把这四个字解释为一种周期发展的循环，“元”代表发生，“亨”代表成长，“利”代表成熟，“贞”代表消亡，认为一切事物皆从元发展到贞，接下去再从元重新开始，正如从春到冬，再从春开始一样。“贞下起元”就是冬尽春来，表示最大的困难正在渡过，新的发展即将到来。“贞元之际”的提法充分显示出冯友兰以哲学创作的方式自觉参加民族复兴大业的努力，表明爱国主义立场是他的哲学创作的根本动力。

如果说“贞元之际”体现了三四十年代冯友兰的爱国主义的信念，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信念则发展为他的“旧邦新命”的提法。冯友兰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正值改革开放的时代，他精神焕发，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1980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出版，自序说：“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从“贞下起元”到“旧邦新命”，冯友兰的思想既是一贯的，也是发展的。“贞下起元”着重于民族生命一阳来复的转折点，强调了对民族生命的信心，有现实感但没有表现出历史感。“旧邦新命”脱胎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充满了大思想家通观古往今来的历史感。早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冯友兰在为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中即提出：“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老，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者也。”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以后，《诗经》的这两句被他概括为“旧邦新命”，成了他全部生命精神所在，也成了他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更体现出他是把民族生命、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他要把中国哲学中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作为民族文化新发展的营养，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命”贡献自己的力量。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他在八十余岁高龄，重写中国哲学史，并在其逝世的前四个月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巨著。

中国古人有“三不朽”之说，以“立言”为上。冯友兰为“旧邦新命”而立言，这位爱国哲学家所立言的著述及其精神，是永远不朽的。

2007年9月于北京大学

（本文原为《冯友兰文集》序二，标题是编者所加；《冯友兰文集》10卷，长春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