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是一种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历久弥新的美德。千百年来，政治上有“义政”，经济上有“义仓”“义田”，军事上有“义师”，教育上有“义学”“义塾”，道德上有“义举”，人格上有“义士”，现实生活中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义愤填膺”的情感、“义正词严”的语言、“义无反顾”的选择……这反映出义德几乎渗透到现实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与每一个人的生命与幸福息息相关，人可一日无食，但不可须臾无义。义德，已经成为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一盏明灯，时刻指引我们在创造社会财富、实现人生价值的进程中不断传承、弘扬美德的崇高精神。

义德的历史演变

义德作为一种美德，是在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时期的人民不断丰富着它的内涵。理解义德、践行义德，需要在义德的渊源流变中感悟历史的智慧，把握义德的内涵，回应时代的召唤。

义字的字形和字义

《说文解字》说：“义，己之威仪也，从羊从我。”表明义字的含义是自己的威仪，简单说就是个人的举止形貌。实际上，义字最开始出现在殷商时期的祭祀地名“义京”中，这个地方在当时商朝的都城附近，也就是今天河南省虞城县西南，商丘县东北。这说明义字的产生与祭祀有关。可以想象，祭祀的时候祭祀者肯定非常注重容貌举止，所以义字表示个人的威仪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我们说的义德的一般内涵并不是“威仪”，而是“合宜”。这是由于在汉朝的时候，威仪由仪字来表示，义字则假借了“宜”的本意，表示言行举止的合适合宜。汉末有一本训解词义的书，叫《释名》，对义的内涵作了字典式的归结：“义，宜也。裁制事务使合宜也。”清朝的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上也这么说：“义之本训，为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可见义是个“混血字”，从字形上讲是威仪，通仪字；从字义上讲是合宜，通宜字。然而，“义者宜也”是一个一般性、概括性的解释，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行为规范，如果追问到底怎么样才算作是“合宜”，那么，我们就得从历代先贤关于义德的论述中寻找答案。

儒学义德的历史演变

义德初成于西周，是指君主之德，内在要求是恪尽职守，利民安邦，巩固政权。春秋时期，随着君子由“君主之子”这个政治概念逐渐变化为表示道德理想人格的概念，义德也由“君主之德”逐渐演变为“大众之德”，具有了伦理的普遍意义。

这个转变的推动者是孔子，孔子是最早把义作为一般美德确立起来的人。在孔子的思想中，义是依据人世原初伦理关系推衍出来的规范和遵守这些规范表现出来的德行。《礼记》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孔子还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可见孔子实际上开辟了义德内涵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德行之路，一条是规范之路，孟子和荀子分别沿着这两条道路丰富和发展了义德。

孟子主张性善论，把义内化为人的道德良知，强调义作为主体品质的一面，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自觉性，从而卓然挺立人格尊严，彰显道德的内在价值，合而谈“仁义”。在这个意义上，义德的内涵主要是持节重道的人格追求，表现为见利思义、居仁由义、舍生取义等等。荀子认为人性有恶，所以义德不可能是人心固有之善，而是社会的后天规范之善，因而赋予义德社会明分之道的价值精神，把义德从个体的德行转化为社会制度的德行，使义德具有社会纲纪的意义，合而称“礼义”。在这个层面，践行义德的要旨体现为安伦尽分的处世态度，也就是恪守伦理角色职责，不缺位，不越位，素位而行。可见，义德从孟子到荀子的发展体现为由个体道德良知转变为基本的伦理义务，是从主观到客观、从个体到社会的发展，是从“内圣”之心到“外王”之制的转变，表明义德不仅是个人道德修养提高的前提，而且是社会道德风尚形成的保证，是个体德行与社会伦理的统一。而在终极意义上，义德是人人都应该具备的美德，是个体修身养性、安身立命、尽性知天而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道德动力。

总体来看，孔子、孟子、荀子的义德思想是后世儒学义德发展的奠基性阶段，此后大多数思想家对义德的阐述都跨不出他们的理论框架。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把义德的内涵界定为“以义正我”，也就是自我约束的意思，突出了义德的自律精神，彰显了义德的德行内涵。从扬雄开始，“仁义道德”四字连用逐渐多了起来，仁义用作道德的代名词越来越普遍，单独讨论义德内涵的思想比较少见。一直到唐代，韩愈根据“排佛攘老”的需要把“仁义道德”加以区分，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暗指“道德”是儒释道通用的虚位概念，仁义是儒家的道德内容，并界定义德为“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此进一步巩固了“义者宜也”的经典性解释。宋儒朱熹认为“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意思是说义是“内心自觉裁制”和“事物当然之理”的统一，也就是良心和天理的统一，德行与规范的统一，这实际上重新回到孔子的思路上去了。而在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创立的心学体系中，天理人心本来就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义德就是“人之本心”，理解义德的要害不在于天理与人心的分合关系，而在于道德良知的知行关系。明代王阳明说：“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在“致良知”的体系架构下，义德本身内在蕴含着“知行合一”的要素。至此，义德的理论发展达到了一个制高点，之后有关义德的讨论大多集中在义作为道德的代名词与利构成的“义利之辨”中，或者是义德的功能定位，如王夫之说“立人之道曰义”等等。

墨学义德思想及其影响

儒学是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学的义德是传统义德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主流价值声音，与之相对的还有一朵民间奇葩，那就是大众社会和文学艺术中的侠义思想。

侠义思想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墨家。墨家学说以义为伦理总则和最高原则，《墨子》中说：“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并有《贵义》一篇，认为“万事莫贵于义”。墨家义德与儒家义德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功利性。在墨家的思想中，义的实质就是公共福利，践行义德直接体现为帮助他人获取利益，表现出锄强扶弱、维护公平的性质。墨学认为义德的合法性来自于天意，凡有违反天下公义的行为，就应该遭到天意的惩罚，这就是在政府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外，又树立了一个至善至圣的权威，确保了正义的超越性和绝对性。所以行侠仗义并不需要得到政府的授意，甚至很多时候恰恰与当局政府相对抗，从而体现“替天行道”的神圣性和正确性。因此，很多行侠仗义之人，往往特立独行，快意恩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在理论上应该也是受了这一思想的启发。而墨家在当时就是一个类似宗教的行侠仗义团体，其首领称之为“巨子”，其内部管理严格，兼爱互助，精诚团结，时常做一些扶困济穷、匡扶正义的义举，对后世的聚义团体也不乏示范作用。

侠义精神主要表现为救人危难而不图回报，重诺轻生而爱惜名誉。西汉时期是游侠的鼎盛时代，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名扬千古的侠客。其中剧孟声名远播，影响力比较大，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还求助过他。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感慨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特意作《游侠列传》，游侠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但从东汉以后，游侠不再记入正史，主要原因是统治者认为游侠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开始有意打压，因此游侠也越来越少。但是，游侠代表的正义形象和人们对正义的渴望并没有因此而减弱，而是转移到文学艺术当中，成为别具一格的艺术题材。这类作品中最早的应该是建安文学时期曹植的《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联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此后唐代的诗歌如李白的《侠客行》，杜甫、王维的《少年行》，传奇小说如《虬髯客传》，及至明清白话小说和当代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港台武侠小说，都是侠义精神的艺术再现。这些艺术作品经久不衰，不断翻新，也反映了侠义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人民群众的内心渴望。

明清之际，随着《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广泛传播，关羽的忠义形象、梁山好汉江湖聚义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甚至成为学习模仿的对象。深入地看，它反映的是小团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以生死与共、忠诚信义为核心要素，通俗讲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往往演变为江湖义气，实际上含有儒学仁义、道义思想和墨学侠义思想的混合因子，是儒墨合流的民间形态。

总的来说，儒家的道德仁义和墨家的江湖侠义是义德思想的两个互补半圆，前者具有士大夫文化心理和官方意识形态色彩，是社会思潮的显学；后者则反映了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原生态生活观念和文化理想，是文化发展的暗流。每当社会比较稳定的时候，道德仁义思想就会占据主导地位，教化人们在现有的社会秩序里通过立德、立言、立功等方式来安身立命，传承道义。一旦社会比较混乱，民不聊生，行侠仗义的思想就会受到欢迎，人们呼唤着一股代表公平正义的力量来改变生活现状，甚至通过起义的方式实现政权更迭。

近代以来民族大义的凸显

近代以来，国家危亡之际，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民族大义成为义德的主要内容，突出表现为心忧天下的担当意识和舍身为国的牺牲精神。

明末清初，顾炎武指出易姓改号的“亡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天下失去道义而人相残食，这样整个民族就很危险，因此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一思想在清末国家危亡之机，被梁启超改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而广为传播。而事实上，面对内忧外患的清末时局，许多有识之士都自觉地投身到改造社会的运动中去，担负起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比如林则徐顶住重重压力，坚持虎门销烟，并积极搜集整理国外资料，编成《四洲志》，启发民智，被称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左宗棠六十多岁的时候，抬着棺材上战场，誓要收复新疆，鼓舞了民族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1898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展现了新兴知识分子心系民族安危、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和博大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