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没落贵族：少年孔子的怀志于学

“人穷志不短”，即使出生在没落的贵族，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艰苦的生活，但是却有着别人所没有的远大志向，那就是怀志于学，心怀天下。这就是少年时期的孔子，有着一颗善良、志存高远的“不安分”的心。

源远的家世秘密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阴历二月十一，七十三岁的孔子病重，此时身边也没有什么亲人，只剩下最亲密的弟子之一：子贡。

亲眼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自己而去，是多么悲痛的一件事。孔子六十九岁时，看着自己唯一的儿子孔鲤死在面前，人生最悲痛之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了；七十岁时，他最欣赏并寄予厚望的弟子颜回也死了；七十二岁的时候，忠心耿耿跟随他四十多年的子路死了。

现在，孔子只能向子贡交代自己的后事了。孔子嘱咐子贡，他的祖先是殷商人，一定要按照商代的礼仪安葬自己。可是，孔子为什么说自己是殷商后裔呢？

相传，商的始祖是契，为舜帝时期的司徒，掌管教化，为人恭敬宽厚；孔子的祖先汤，灭夏桀，建立商王朝，恩泽后代；整个商王朝，有盘庚、武丁传承契、汤洪德，使商王朝延续了近600年的历史。可是，到了商纣时期，纣王荒淫无道，残害忠良，统治腐败至极，于是，才有了“周武王伐纣”。

周武王灭商后，并没有将其赶尽杀绝，立纣王之子武庚为殷商贵族遗民的头领，并以一块封地作为赏赐，用来祭祀祖先。同时，周武王还将弟弟管叔、蔡叔的封地赐在武庚封地附近，用来监视武庚。

武王去世后，其子成王即位。因为成王年幼，无力朝政，于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周公姬旦，留在京城辅佐成王，暂代辅政，而没有回到自己的封地。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将篡位夺权，于是，伙同武庚起兵造反。周公无奈，亲自带兵东征，历经三年剿灭叛乱。最后，管叔被诛，蔡叔被流放，武庚也被杀。

武庚死后，殷商遗民需要新的头领，考虑到微子的威望极高，于是，周公就将他封在宋，统领安抚遗民。所以，微子也成为宋国的开国君主。

殷商有着君位传弟不传子的古老风俗。微子去世后，君位传于弟弟微仲衍（孔子第十四位世祖）。后来，君位又传于宋湣公子共（孔子第十一世祖）。宋湣公也将君位传于其弟炀公子熙。宋湣公的二儿子鲋祀不服气，于是杀了炀公，想让自己的兄长弗父何登上君位。但是弗父何拒绝了，让鲋祀做了国君，自己做了卿。

其实，这位弗父何就是孔子的第十世祖。也正是从此开始，孔子先祖从诸侯之家转为公卿之家。

在孔子十三四岁的时候，鲁国贵族孟僖子曾夸赞孔子是圣人之后。

孟僖子还对孔子的第七世祖正考父大加赞赏。正考父，弗父何的曾孙，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三位国君，均被封为上卿。作为三朝元老，德高望重，但是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做人谦恭有礼，清廉节俭。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可能是《诗经·商颂》的作者。据《国语·鲁语下》记载：“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后汉书·曹褒传》“考父咏殷”注：正考父“作《商颂》十二篇”。

正考父有一子，是孔父嘉（孔子的第六世祖）。从弗父何到孔父嘉，共五代。按照周礼规定，族人超过五代就可另立宗族。于是，孔父嘉分出同族，立了一支以孔作为姓氏的族亲。就这样，历史上正式产生了一支以孔为姓氏的家族。

宋殇公在位期间，孔父嘉被太宰华父督陷害而死，妻子也被其占有，落得个非常凄惨的下场。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孔子第五世祖），为了躲避这场灾祸，于是逃到鲁国。至此，孔氏一族迁居到鲁国，身份也由公卿之家下降为上层社会的最低级—士。

孔子家族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衰落下去，最后不得已依靠服务于更高一级的贵族来生存。木金父的孙子—孔防叔，也就是孔子的曾祖父，是鲁国贵族臧孙氏的家臣，虽然担任臧孙氏采邑一防的邑宰，但身份就是士。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姓孔，名纥，字叔梁），也曾担任陬邑宰。在当时，陬邑附属于鲁国君室，陬邑宰也是鲁国的正式地方官，所以，他的身份比孔防叔的家臣地位要高一点。据记载，叔梁纥以勇力闻名于诸侯之间，在六十六岁之时还曾上战场杀敌，可谓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正是这样的功绩，六十六岁的叔梁纥赢得一位比他小五十一岁的少女的芳心，并娶为妻。这名少女名字叫颜徵在，是他一生中的第三个女人。司马贞《史记索隐》中记载：“徵在笄年适于梁纥。”笄年即十五岁，颜徵在十五岁嫁给了叔梁纥。

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的9月28日，颜徵在为叔梁纥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孔子。孔子不仅延续孔氏家族香火，而且还塑造了一个民族的人道精神。

追溯孔子的一生，他都在推行德、仁、义等，到死也不忘自己是殷商人，他那颗在漫长艰辛的岁月中锤炼出来的伟大心灵，不是那源远的家世所能打造的。

鲁襄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549年，叔梁纥去世，当时的孔子只有三岁。

艰难时世，孤苦人生

父亲叔梁纥去世时，孔子才三岁，一个十八岁的母亲，该如何去抚养一个三岁的孩子，又将会经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呢？

叔梁纥去世后，家里除了孔子和颜徵在外，还有九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小妾。九个女儿中，有些已经出嫁，剩下的有几个比颜徵在还年长。另外，叔梁纥是个士，他死后，俸禄没了，家中的生活资金来源也断了。家中那么多人需要生存，繁重的经济压力，不是一个十八岁少女所能负担得了的。孔氏家族衰落的速度愈来愈快，孔子母子俩也陷入生计困境。具体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无从考证。据了解，颜徵在带着三岁的孔子离开了孔家，来到鲁国都城曲阜，搬进一条叫阙里的小巷，开始了母子相依为命的艰难生活。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孔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晚年，孔子回顾自己的一生，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并不是他从十五岁才开始学习，而是十五岁时，就已经找到人生的目标，立志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研究学问、追求真理。

那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就已经确立了如此高远的志向？

第一，在嬉戏礼乐文化中受到启蒙。

据司马迁于《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儿时，经常把俎豆等祭器摆出来，模仿祭祀时的礼仪动作，这也是他常玩的游戏。于是，年幼的孔子便对礼乐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再加上，当时的鲁国，可谓是礼乐文化的故乡，对其影响更是根深蒂固。

这种儿时的游戏对孔子来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启蒙，不仅让他有了超越于一般同龄人的兴趣爱好，而且还在内心中播下不可磨灭的种子，伴随其一生越长越茁壮。

第二，下层人的谋生手段，为了生存而学。

孤儿寡母，生存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为了生存，母亲颜徵在只能帮别人缝缝补补，浆洗扫除，赚点小钱维持生计。而孔子，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母亲，零碎敲打，贴补家用。

他的学生子贡回答吴国太宰嚭的问题时，曾说老师是天纵之圣，且多才多艺。然而，孔子却极力反对天纵之圣的说法。他说道：“太宰了解我吗？我少时身份贫贱，为了养活家人，才学了那么多卑贱的技艺。一个有地位、衣食无忧的君子，怎么会有那样的技艺呢？”对于当时处于贫困境地的孔子，技艺是必需的，都是谋生的手段。孔子很感谢当年的那些艰难，也正是那样的环境，才磨炼出他坚韧的品性和卓越的才能。

第三，传统儒业，谋仕的必备之学。

为了生活，孔子会从事一些赚钱养家糊口的行当。但是，作为士族后人，他要想立足社会，就不得不通过传统的儒业，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走上仕途。

钱穆《孔子传》说：当时的士族家庭，多学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以此作为进入仕途的途径，也就是所谓的儒业。在当时环境的磨炼和熏陶、母亲的引领、自身的努力下，孔子边学习边成长。到十五岁那年，他不再将更多精力放在谋生上，也领悟到人生中超越谋生、谋仕的价值在于真理，要为了探寻真理而学习。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对其精神产生打击的事件接踵而至。

十七岁那年，与孔子相依为命、给予他孜孜鼓励的母亲颜徵在去世。因为他们母子一直与家族其他成员有着隔阂，所以，母亲去世后，他并没有回去，而是独自操办丧事，之后俨然成为一个孤儿。

那个时代，办丧事是一件大事，对于孔子来说，也是一件难事。鲁国有将夫妻死后合葬在一个墓穴里的风俗，孔子也认为这是一件美事，把母亲和父亲合葬在一起，也是他的一个心愿。可是，最为棘手的是，不知道父亲的墓穴在哪里。母亲已死，不可能长久停放在家，但另一边却又找不到父亲的墓穴合葬。于是，孔子就先把母亲浅葬在鲁城外五父之衢。虽然是浅葬，但他依旧办理得细致周到，旁人都以为是正式的葬礼。将母亲浅葬后，孔子开始四处打听，寻找知道父亲墓穴线索的人。

孔子的孝心感动了一位老太太，她的儿子正好参与过叔梁纥的安葬，于是告诉了孔子他父亲被埋葬的具体位置。经过多番的努力与无数的困难，孔子最终将母亲与父亲进行了合葬。

服丧期间，孔子还遇到一件极其丢脸的事情，给他带来不小的打击，这也是他服丧完，第一次离开鲁国的缘由。

鲁国的执政上卿季氏下发了一个关于在家宴请所有鲁国士族子弟的通告，其实这次活动也是一次重大的政府部门活动，孔子认为这是一个关乎身份与仕途的重要机会，如果不去，士的身份可能会失去；但是去吧，自己还在服丧期间。到底该不该去呢？当时十七岁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少年，不能去跟任何人沟通、商量，于是，经过独自思考后，他便决定参加。

然而，在季氏门口，孔子遭到了季氏家臣阳货的阻拦，说道：“我们家主人邀请的是士，并没有邀请你。”阳货阻拦他，并不是因为他穿着丧服而失礼，根本意思是不承认其士的身份。在那个年代，士是贵族阶层的最后一个等级，是统治阶级的最底层，是通往社会上层的门槛，再往下就是庶民、百姓了。没有士的身份，就几乎失去了进入社会上层的资格。

孔子在当时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但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没有人给予安慰；父亲也不在了，不能替他出头。十七岁的孤苦少年，只能默默地独自回家。父母双亡、孤身一人的孔子，没有人可依靠，只能自己去面对未知的人生。

到宋国之时，世间正纷错

宋国是孔子祖先的邦国，宋国对于孔子来说，还是有着千丝万缕般的关系。宋国，是他的先祖之国，还是殷商文化的传承之地、文化之都。孔子来这里，更多是一种奋发图强、研究伟大文化的欲念吧。在这里，他低下的士的身份不会再被人嘲笑，还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殷商文化，被其沐浴、熏陶，激荡着那颗年轻且孤独的心。

孔子之所以离开鲁国，是因为当时的鲁昭公并没有实权，国家大权都掌握在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形成的“三桓”手中。而当时的孔子只是很低下的士，身份卑微到连季氏家族的家臣阳货都不承认。无奈，孔子觉得在鲁国并无可施展之处，于是，离开了鲁国。

当时的宋国国君是宋景公，而宋国司马是桓魋，主管军事行政。桓魋是一个权欲心极强的人。桓氏家族本是商裔贵族中一支强大的势力，也是宋景公最能依靠的力量，因此桓魋最受宋景公宠爱。于是，桓魋的权力逐渐地变大，甚至开始擅权。

孔子与自己的弟子走到宋国地界的一个峡谷，看见许多人正在被驱赶着制作陪葬用的陶俑。孔子很是纳闷，现在还有人劳民伤财地为自己制作陪葬品？经过了解，原来是桓魋在制作自己死后的陪葬陶俑。孔子很是生气，骂道：以人殉者，猛于兽也；始作俑者，断子绝孙！

翻过一道山梁，孔子一行人又看到很多民众正在开山凿石。原来，依旧是桓魋在作祟，他在为制造石棺而准备石材。当时的司马桓魋只有三十八岁，却如此劳民伤财，暴虐百姓，自私自利，简直是猪狗不如，还不如扔进大海喂鱼呢，省得祸害百姓。

在孔子看来，司马桓魋有如鲁国的季氏、晋国的赵简子，无视国君，擅权专政，就是乱臣贼子。孔子又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

于是，孔子暂住在东门外的一家客店里，给宋景公递了折子，等待对方的召见。其实，宋景公对于孔子的到来很是欣喜，一方面孔子的才能天下人无所不知，有他的帮助，一定能让宋国强大起来；另一方面，桓魋专权，眼看权力要落在旁人手中，宋景公也想利用孔子牵制桓魋。

可是，桓魋却很不喜欢孔子，甚至是讨厌他。孔子的到来一定会威胁到其地位，而且桓魋还对孔子之前对自己的言论颇为生气。

一天，孔子在一棵大树下与学生们研习礼仪。桓魋知道后，就派手下人去将那棵大树给砍了。当然，这是桓魋在变相警示孔子：现在是在我的地盘，我不待见你，也就是说宋国不待见你，连个树荫都不会给你。这只是一点儿颜色，后面还有更厉害的呢。

稍后，有消息传来，桓魋要杀掉孔子，省得他整天不喜欢别人，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学生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害怕，慌忙地催着孔子赶紧走。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我的命是上天给的，他桓魋能把我怎么样。但是，他的学生们可不这样想，一个坏人做事从来都不问天，只会根据自己的意愿，说不定桓魋真会来呢，到时就会真出事了。

于是，学生们赶紧帮助老师换了一身衣服，然后驾车离开了宋国。最终，孔子还没有见到宋景公，就逃命般地离开了宋国。

璞玉天成，昭公赐鱼

在宋国之时，孔子迎来了自己的弱冠之年。他对宋国有着特殊的故国之情，循着先祖们的足迹，感受着殷商文明，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厚重，有一种深深的归属感，激荡着那颗年轻、澎湃的心。

人们往往喜欢美玉，喜欢美玉那种光泽夺目、质地温润，很少有人去欣赏尚未经过雕琢的璞玉。而孔子就是一块璞玉，虽然没有灿烂的外表，但其内在的高贵品质却不是任何人都能欣赏的。当时的孔子只有二十岁，身份是低下的士，从小家境贫困，没有受到过正规的教育，犹如璞玉一般，虽然还未被任用，但是身怀“六艺”，在道行和礼仪上已经达到很高的造诣。

孔子是一块璞玉，还是一块自然天成的玉。因为生长环境，孔子可谓是“自学成才”，只有母亲的浅层指导，以及自己的刻苦学习，就有了当时同龄人所不能达到的成就。也正是孔子的学识造诣，才能让他在回到鲁国之后，逐渐被赏识任用。

孔子的前程迎来了曙光，始于儿子出生后，鲁昭公赐鱼事件。

弱冠之后，孔子娶了一个宋国亓官氏家族的女子。结婚后，他们一起回了鲁国。孔子想要在那有所作为。

回到鲁国的第二年，孔子有了一个儿子。

鲁昭公知道孔子有了儿子后，为了表示祝贺，派人送去了一条大鲤鱼。想起十七岁那年受到的屈辱，再看看鲁昭公亲赐的这条乱扑腾的大鲤鱼，心里的兴奋难以言表，于是，他当即决定，儿子的名字为鲤，字伯鱼。

“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曰鲤而字伯鱼。”

鲁昭公赐鱼，让孔子感到荣幸，充满感激之情。于是，在孔子后面的人生中，这种感激之情长久伴随。

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此时的鲁昭公为什么给予孔子如此大的殊荣与荣耀呢？当时的孔子刚刚二十岁，而且还未进入仕途。回想三年前，十七岁的孔子，还不被小小的家臣阳货放在眼里，更不承认他的士的身份。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此时的孔子已经得到世人的尊重。

没有显贵的家世背景，没有仕途上的显赫，孔子凭什么能赢得世人的尊重呢？毋庸置疑，那就是他的才识与学问。在那个时代，能获得上层执政者青睐的学问绝对不是关于下层人谋生的学问，那些有权有势的贵族们是不会将这种鄙事放在眼里的。那么，孔子被统治者认可的学问除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别无其他了。

由此可见，孔子在二十岁的时候，已经熟习“六艺”，成为专家，成为当时国家最需要的人才。所以，一个人受到尊敬，是有原因的，他们有着别人不能为或者没有的东西。孔子本来一无所有，还落魄地离开鲁国，如今却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个普通的小伙子逐渐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专家，才会受到国君如此大的礼遇。

鲁昭公送给孔子的，不只是一条鲤鱼那么简单，其中深藏着极大的好处：士的身份以及进入官场的候补证。这意味着孔子得到了国家的认可，给他进入仕途铺就了一条光明大道。

至此，孔子在鲁国的前程终于迎来光明。

志存高远，少年心怀天下

鲁昭公赐鱼后不久，孔子就被当时鲁国的执政上卿季平子邀请到家里做委吏，也就是现在的仓库保管员。第二年，孔子转型做了季氏的乘田，即牧场管理者。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这样记载：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索隐有本作“委吏”），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

孟子则这样说：

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孟子认为：做官并不是因为贫穷而去拿俸禄，可能有时会因为贫穷拿俸禄而做官。如果纯粹是为了拿俸禄而做官，那么，这个人就没必要要高官厚禄，低层的官吏、微薄的俸禄，例如那些守城门、打更之类的差事，便可。孟子还拿孔子做例子，来说明做官与俸禄之间的关系。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官，孔子说：“将账目记清楚就行了。”他曾做管理牧场的小官，说：“牛羊长得肥壮，就行了。”

孔子做着这样官位低微、俸禄极少的官吏，或许并不像孟子所说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拒绝高官厚禄。孔子之所以甘愿做这样的小吏，是因为他当时毕竟只有二十岁，刚过弱冠之年，不管是能力，还是资历、名望，他都根本无法担任更高的官吏、承担更大的责任。即使是这么低微的官职，孔子依然认真地去做好每件事。

孟子的话中都带着“而已矣”三个字，语气上强调了孔子只是尽心尽力做好“管理仓库与牧场”的本职工作便可，不能将眼光、志向局限在此。其实，孔子并没有将这些作为谋生或者入仕的途径，他还有更长远的眼光，否则就不会有后来万世景仰、流传古今的孔子了。

那时的孔子，有着一颗年轻的心，一颗时刻系着天下的心，更有高远的志向。

为了生活，孔子肯定会从事一些养家糊口的小行当。但是，他毕竟出身士族，将来要服务于社会，甚至是走上仕途之路，为政府服务，那么，他就必须学好传统的儒业—六艺。

在当时的社会中，为了顺利地进入仕途，许多士族人员都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也就是所谓的儒业。而还是少年的孔子，就已经具备六艺之能，一心想着报效国家，拯救天下乱世。

礼、乐、射、御、书、数到底是什么样的学问呢？

礼，就是指周礼，也就是规范人们生活中的各种礼节，也包括各种仪式上的礼节、人与人之间的礼数。不同的场合、身份，都要有不一样的礼节，其中的各种复杂，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这时，就需要专家，需要专业的人教授与指导。

乐，与礼有关，有礼的地方必然有乐，不同的场合需要不一样的礼，就需要相对应的乐。两者相辅相成，懂礼者必须懂乐。

射，就是射箭，不管是较为低下的士族，还是贵族，拯救世道都是要上战场的，不会射箭怎么能行呢？

御，驾车，既然要上战场，那就必须会驾战车。在古代，大夫出行，必须乘车，而车就是身份的象征。

书，写字读书，主要的意思还是写字。

数，学会算数、计算。

刚刚到了二十岁的孔子，已经在这六艺上小有成就，甚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他不仅成为国家最需要的人才，而且还志存高远，想要以此报效国家。因此，作为一个普通少年的孔子已经得到鲁昭公的器重，虽然其本身没有任何背景。

如果孔子只为得到一份职业、一份生活的俸禄，那么，也不会叫作“志于学”，而应该是“志于仕”了。孔子也曾讲过“君子不器”，他既然有着心怀天下的志向，绝对不会把自己弄成一个专家，一个为了谋生而专门去学一门知识，成为某一个单一专业的人才。

一天，孔子这样严肃地告诫学生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何为君子儒和小人儒呢？小人儒就是专业儒，学成某一专业，用来谋生的儒；而君子儒呢，就是区别于小人儒的非专业儒。

孔子的志向不在于做一个小人儒，而是志于学，做“大学”，成为君子儒。

孔子心中的“大学之道”是：学习不是为了就业而是成人，不是为了谋一己之利，而是要为天下人谋生，谋天下太平，造人类福祉。

简单来说，“大学”就是君子之学，培养君子该有的价值观、品性与气质，使之成为有大眼光、大境界、大胸襟、大志向的心怀天下的人。而孔子“志于学”的学，就是这样的大学，心系天下百姓，研究历史文化，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年少有志，方能成就这样一个孔子，一个万世敬仰的圣人。

君子不器，道器不离

君子不是一个用途单一的器具，作为君子，不能为了成为一名专家，不能为了谋取一官半职、发财致富，而去专门学一门专业，成为某一区域的专业人才，那或许是专家，但也不能只做专家，成为别人的“工具”，而是要“志于道”，散布天下知识，做一个全才。

“志于道”的本质就是“志于学”。孔子有着至高的道义研究，他将探究人生的大道义作为自己的使命，将研究历史文化作为自己的职责，将提高自己的品性境界并做到至善至美作为人生目标。逐渐，“礼、乐、射、御、书、数”缩减成为“小六艺”，是小学；《诗》《书》《礼》《乐》《易》《春秋》逐渐替代它们，发展成为“大六艺”，是大学，是文化，也成为“志于学”的学者崇尚的文化。

孔子有着那样的人生境界，不会让自己沉迷于官场，局限于一方。虽然也竭尽全力去谋官进仕，但这也是他担大任不可缺少的东西，然而，他的志向并不仅仅局限在此。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北宋著名哲学家、“关学”领袖张载张横渠先生曾提出的名传后世的“横渠四句”。这是孔子人生目标的完美体现，也是他“志于学”含义的真实写照。

纵观孔子整个一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孔子信奉的“志于学”这三个字改变了中国文化史，留下亘古不灭的历史影响。

第一，学术研究和道义探究上升为一个人的终身事业。在那个时代是前无古人的，从此，学术不再附庸于体制，有了自身独特的价值和不可忽视的地位。道统也脱离政统而逐渐独立，甚至高于政统。

第二，学术研究成为一种职业，有专门的从事人员，此人可不做其他具体的职业。这也预示着知识得到独立，知识学者也独立。在孔子之前，并没有这类独立的知识学者；孔子之后，出现很多这类的知识学者。

第三，知识学者不再仅是专家、某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职责不再是特定领域的技术性工作，而是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担当起天下与道义。

孔子之后，儒学由一项职业技术进而转变为一种学术流派，不再是一个职业了。作为贵族最低级的士，也不把志愿局限在仕途上，而是专注于道义，甚至可以做到早上晓得了法则、道理，即使晚上死掉也无遗憾了。这是对传统儒学的否定，也是对新兴儒学发展模式的极力赞成与宣传。

也正是如此，孔子的学生曾子在日后发表了关于“士”的道德言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以解释为：读书人身上担有重大的责任且路途遥远，可谓是任重道远，所以务必要有广阔的胸怀和坚定的意志。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任务，不是责任重大吗？如此的重任在死后方能放下，这不是道路遥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