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国立艺专又迁到了四川重庆。重庆是当时的“陪都”，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的临时所在地。

自昆明西迁重庆，爸爸还承担着迁校的事务工作。他安排妈妈带着我随艺专师生员工的迁校大队乘汽车，颠簸半个多月到达了重庆。初到时我们先临时住在吕斯百爸爸在郊区磐溪的家中，后来又在重庆凤凰山顶的一幢房子里安了家。

凤凰山位于沙坪坝和磁器口之间，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1943年随父亲去敦煌的时候，过了两年多相对安定的生活。我的弟弟常嘉陵1941年在歌乐山医院出生，爸爸为他取名“嘉陵”(图3-1)，纪念他生在重庆嘉陵江边，和我的名字来自里昂的河Saone一样。后来我家又有了其他的孩子嘉煌(生于敦煌)、嘉皋(生于兰州皋兰山下)，名字就都沿用“嘉陵”的“嘉”字了。

当时，重庆与日军铁蹄下的广大敌占区相比还算是安全的，但也遭遇过日军飞机轰炸。1944年日本飞机对重庆的一次大轰炸，把防空洞的门炸塌了，许多平民悲惨地闷死在洞里，酿成了非常轰动的大事件，不过那时我家已经离开重庆去敦煌了。

图3-1 1941年7月弟弟嘉陵出世

图3-2 1950年吕斯百爸爸和马光璇妈妈的合影

我们在重庆的生活是和防空警报相伴的，经常得钻防空洞。也许是因为重庆这个山城有着特殊的地形，它的防空洞修得非常好，十分坚固。我记得重庆还有一种很特别的防空警报形式，就是挂灯笼—灯笼挂在很显眼的山坡的长杆上，一个红灯笼表示有警报，两个红灯笼表示紧急警报(同时鸣笛)，再换成一个绿灯笼就表示警报解除了；灯笼同时挂在几个方位，人们在远距离都能看到。警报随时都可能发生，只要挂红灯笼了，大家就得丢下一切往防空洞跑。防空洞四处都有，也不远，我们则是到沙坪坝那边的防空洞去躲避。那时嘉陵刚出生不久，爸爸找了一个大竹篮子，有警报就赶紧把他放在篮子里，提着跑进防空洞。当地人带孩子都是背在背上的，在防空洞里看见爸爸挎着篮子，有人还误以为他是卖食品的小商贩，伸过头来问：“你卖什么？”

凤凰山是一座孤零零的山岭，当年山顶上只有我们住的这一所房子。与我们同住在一起的都是父亲留法时期的老同学，有王临乙、王合内夫妇，吕斯百、马光璇夫妇(图3-2)和秦宣夫、李家珍夫妇。吕斯百当时是在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和徐悲鸿在一起，我的干妈马光璇在中央大学的外语系教法语，那时中央大学也迁到了重庆，先落脚在磐溪(图3-3)，以后到了沙坪坝。沙坪坝很繁华，除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等学校也都迁到了那里。我们刚到重庆还没有住到凤凰山的时候，是住在磐溪吕斯百爸爸家里，那时他家住的是农村房屋，干妈马光璇和我妈妈一样，把家收拾得干净极了，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弄得好好的。后来中央大学和陆续迁来的其他大学都到了沙坪坝，所以他们又在离沙坪坝不远的凤凰山和我们会合了。

图3-3 吕斯百爸爸画的《磐溪的家园》

凤凰山上树木繁茂，满山野花野草，野菜也很多。早年就在法国结下深厚情谊的四家人，如今共住在同一屋檐下，大家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似的，非常和睦。除我家外，秦宣夫家有三个女儿，吕斯百、王临乙家没有孩子，王合内养了一条狗。这幢房子不大，条件也很差，每家只有一间住房，大约三十平方米，不够用就得想办法隔一隔。但即使住得这样拥挤，这里还有一间大家共用的画室，大人们摆静物，摆模特儿，谁有空谁就去画，住在附近的吴作人也经常来，当时他们的很多静物、人物画都是在这间画室里画的，留存至今的爸爸画的《钢盔》就是其中之一。几个艺术家聚在一起，营造了那个时期非常难得的艺术氛围，他们同甘共苦，志趣相投，完全没有社会上屡见不鲜的文人相轻的习气，那种对艺术生命的珍惜以及彼此间真诚的友情，我从小就有深刻的印象。几个人在凤凰山时期的作品今天还能看到，见画如见其人，父辈们的艺德、人格和他们的艺术一样，美好、纯正、难能可贵。

过了那么久动荡不安的日子，生活突然安定下来，我们觉得非常温馨，也非常知足了。

记得那时我家住的房间不够大，中间隔了一张木板，我住在外面，父母住在里面。家具非常简单，一张床，一张方桌，里边是父母的双人床，还有一个五屉柜。物质生活简单，但是我很习惯，妈妈总是布置得干干净净的，床也铺得很舒适。

在我们住的房屋外面另有一座小土屋，那是四家共用的厨房。当年那里没有自来水，都是从山下挑水上来用，曾雇了一个包着头帕的当地老乡每天给我们送水，他非常辛苦，一天要挑好几缸水，每家一缸。挑来的水很混浊，我记得那时都是用矾处理，手拿一块矾在水缸里溜一溜，沉淀一会儿，水就澄清了，大家吃喝用都是那样的水。平时几家各自烧火，在公用的厨房各吃各的，有时候高兴起来就合在一起聚餐，王合内有时烧了牛尾汤什么的，也会招呼我去喝，四家人在一起生活得十分和谐。最热闹的是秦宣夫伯伯一家，他家有三个女孩，整天哭哭笑笑，使山上生气勃勃。

平时买菜我们都是到凤凰山下的磁器口去。有一次爸爸带我去买菜，看见有卖豆子的，豆子各种各样，有的很大，有的上面还有花纹，我觉得好玩，就从摊上拿了一个，卖豆的也没有拦我。走到半路我把那个好看的大豆子拿给爸爸看，爸爸很奇怪：“哪里来的？”我指给他看：“在那边。”爸爸问：“给钱没有？”我说没有，爸爸一巴掌就打在我手上，厉声说：“去还给人家!不能随便拿人家的东西!”我吓了一跳，赶紧转身回去把豆子还给老乡了。

妈妈和王合内每逢星期天都要一起去沙坪坝的天主教堂做礼拜，她们有时也带我去。过了那么久动荡不安的日子，生活突然安定下来，我们觉得非常温馨，也非常知足了。

图3-4 1942年常书鸿画的《重庆凤凰山即景》(内容包括：妈妈抱嘉陵看兔子、王合内养兔子、沙娜喂鸡、公用的厨房、李家珍带着子女上山、王合内养的宠物狗Loly)

我们在凤凰山的生活面貌，今天还可以从我父亲1942年画的《重庆凤凰山即景》中看到(图3-4)。那幅油画不大，随笔而就，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画面上那间小瓦房是四家共用的厨房；梳小辫喂鸡的女孩背影是我；穿红上衣弯腰喂兔子的是干妈王合内；站立一旁抱着小孩看喂兔的是我妈妈，她怀里就是刚满一岁的嘉陵；身穿白色旗袍迎面走过来的是秦宣夫夫人李家珍伯母，手牵着她的戴红帽子的女儿宁生；还有那条趴在台阶下守着家门的狼狗，就是王合内的爱犬Loly。从画面上轻松热情的笔调，尽可看出爸爸即兴作画时乐观愉悦的心态。

图3-5 吴作人，《凤凰山》，1942年(画面右上角为大房崖、厨房及碉堡)

图3-6 吴作人，《凤凰山远景》，1942年(左边的碉堡时为吴作人的住所)

那时吴作人爸爸也住在凤凰山(图3-5~图3-7)。他很不幸，妻子难产去世了，孩子夭折，只剩下他一个人，心情十分郁闷。他的前妻李娜是比利时人，生得很漂亮，与王合内关系也很好，可惜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图3-8、图3-9)。吴作人当年是在比利时留学的，后来也到了巴黎，成了我家的常客(图3-10)。到重庆后，他发现凤凰山有一个圆形的空碉堡，自己简单修了修就在那儿住下了，通过艺术家的手，碉堡稍加布置也成了一个单身汉不错的家。徐悲鸿的大女儿徐丽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俩跑去那里看过，碉堡里四通八达，四面的瞭望台改造成了四个通透的小窗子，这边看得见嘉陵江，那边看得见磁器口，我们有机会就喜欢上去居高临下地眺望嘉陵江、磁器口和重重叠叠的山岭。吴伯伯把这临时的家安排得相当好，地上有地毯，墙上有壁挂，很有情调。他本人住在碉堡的上层，下层养着羊，羊是王合内的，她每天都要从山上割草喂它们。战乱年代里，物资匮乏，生活艰难，大人们仍要为生活忧愁，画家、教授也得为最基本的柴米油盐操劳，但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安慰，生活态度都很乐观、很积极。(图3-11)

图3-7 吴作人，《碉堡》，1942年(吴作人当时的住所)

图3-8 李娜阿姨

图3-9 妈妈陈芝秀与李娜阿姨合影

图3-10 1941年吴作人爸爸在凤凰山给沙娜画的速写

图3-11 在北京时，沙娜一直与吴作人爸爸保持联系，曾在他晚年时专程去为他理发

图3-12 1942年爸爸常书鸿在凤凰山上画风景

图3-13 凤凰山上马光璇抱着小兔、陈芝秀抱着嘉陵，李家珍带着孩子，后面是王合内，还有Loly跟随着

那段时间，爸爸他们都习惯于抓紧时间、应时应地抽空画画，大家都画了不少画，现在我还留有一张那时拍的爸爸画画的老照片(图3-12，图3-13)，记录下了他穿着长工作服在凤凰山岭上画嘉陵江的情景。由于北平艺专人事改组，爸爸和王临乙都不再去艺专教书，而是在重庆政府的艺术委员会担任挂职委员。同时，他和重庆的艺术家叔叔伯伯们也怀着满腔爱国激情创作了许多抗日反战题材的作品。王临乙爸爸是搞雕塑的，我记得他做了一件圆雕《汪精卫跪像》，像岳飞墓前的秦桧像一样供众人唾骂，作品在当时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展出，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那两年，我上了位于凤凰山的“磁器口小学”(图3-14)，插班读书至小学毕业，还很快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当时的同学，有的长大后还有消息，一个和我很要好的女同学叫张桂珍，过了许多年，我惊讶地发现她是著名歌唱演员胡松华爱人的姐姐。还有个女同学郑萱，后来成长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著名的女律师。

图3-14 1942年在凤凰山上的沙娜

磁器口小学设在凤凰山半山腰的一座破庙里，学校的下面就是个兵工厂，我在那所小学还参加了童子军，穿童子军服，有一些集体活动。当地的孩子对外来事物特别好奇，对我这属于“下江人”的外来同学的“洋气”也感到新鲜，我的名字“常沙娜”用四川话一叫就成了“常沙拉”，同学经常拿这开心，不停地喊：“长沙拉警报啊!长沙拉—警报!”把我搞得非常不好意思。

那时王合内仍经常和我在一起，她把我当女儿一样对待，我也叫她干妈Tante Renée，特别亲。想当初刚回国跟随北平艺专南迁时，我们俩都不会说中国话，整天形影不离，只说法语。后来情况不同了，孩子学语言快，我很快就学会了中文，而且昆明话和四川话很相似，我不久就可以用方言为她当翻译了。尽管王合内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穿戴衣着也很普通，但毕竟还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模样，只要走出家门就会引来路人好奇的围观，总会有顽皮的孩子追着她嚷：“洋人!洋人!” 她和我出门都是手拉手地走，所以我也经常和她一同处于被人围观的尴尬境地。

磁器口是嘉陵江边的一个港湾，很热闹，和学校林立的沙坪坝不一样，那里是集中卖吃的东西。我陪王合内从凤凰山上的家下去到磁器口买菜，一定要经过我们的小学，记得有一次走到学校门口时，遇到我们班一些顽皮的男孩子，就被围住了，他们一个劲地喊：“长沙拉!长沙拉!”“洋人!洋人!”还有个男生在笑我：“你们是外国的洋人!你是下江人!”在一片叫喊声中，我耐不住了，甩掉王合内拉着我的手，低头冲出人群，跑掉了。

我那时还小，体会不到自己给干妈造成了多么痛苦的感受，长大以后才明白过来，后悔莫及，愧疚终生。

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不懂事的举动深深伤害了一直视我为亲女儿的法国干妈，后来王合内告诉我，我在众人面前的表现给她的刺激太深了。一个外国人生活在异国的土地上，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困难可想而知。当年她母亲极力反对女儿嫁给中国人，说她到中国会受苦，受歧视，她为了爱情，还是不顾一切地嫁给王临乙，来到中国，战乱中不辞千辛万苦，谁知到头来连我这个亲如女儿的孩子都不肯和她手拉手走路，真使她伤心透顶，以至痛下决心这辈子不生儿育女，以免混血的孩子在中国继续受歧视。我那时还小，体会不到自己给干妈造成了多么痛苦的感受，长大以后才明白过来，后悔莫及，愧疚终生。

王合内喜欢狗，在法国的时候就养了一条，来中国后又养了一条叫Loly的狼狗，非常有灵性，被王合内训练得能听懂法语，和我玩得也特别好。有一天徐丽丽来找我下军棋，我正在家门口和Loly玩，我想让徐丽丽知道Loly多么懂人话，多么听指挥，一心想把Loly的威力显示给她看，结果就犯下了一个大错误。正巧这时离我们的房子不远处有个老乡在割草，我用法语对Loly发令：“Attaque(攻击)!”话音未落， Loly已经箭一样地飞扑过去，在那人腿上咬了一口。闯祸了!王合内和我妈妈急得不得了：“天哪!你怎么可以叫Loly咬老百姓!”徐丽丽比我大两岁，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弄得也很别扭。大人得为我闯的祸负责，给老乡一再赔不是，又赔了钱。这次我得了个深刻的教训，从此牢牢记住了：对狗是不能随便发指令的。

2002年春天，我有机会去重庆，专程重返凤凰山寻访旧居。六十年后的今天，那幢四家共住的房屋早已不复存在，只能找见房屋残留的地基石座，上面杂草丛生；旁边那间曾在爸爸画作中出现过的共用厨房还在，已经成了当地老乡家住的老房子；半山腰我曾经上过学的磁器口小学— 一座破庙，甚至连痕迹都找不到了。然而眺望对面山头，那里就是抗战年代悬挂红绿灯笼告示防空警报的地方，当年的警报声犹在耳边，各家父母带着孩子跑防空洞的情景仿佛并不遥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代人都已作古，父亲的那幅《重庆凤凰山即景》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录，将无尽的回忆、深情的怀念永远留给了后人。

面对彻骨的寒冷和无际的戈壁滩，这段漫长难耐的旅途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