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老鲁

受戒 作者:汪曾祺 著


老鲁

去年夏天我们过的那一段日子实在很好玩。我想不起别的恰当的词儿,只有说它好玩。学校四个月发不出薪水,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地吃。这个学校是一个私立中学,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办的。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事务主任、教员,全部都是联大的同学。有那么几个有“事业心”的好事人物,不知怎么心血来潮,说是咱们办个中学吧,居然就办起来了。基金是靠暑假中演了一暑期话剧卖票筹集起来的。校址是资源委员会的一个废弃的仓库,有那么几排土墼墙的房子。教员都是熟人。到这里来教书,只是因为找不到或懒得找别的工作。这也算是一个可以栖身吃饭的去处。上这儿来,也无须通过什么关系,说一句话,就来了。也还有一张聘书,聘书上写明每月敬奉薪金若干。薪金的来源,是靠从学生那里收来的学杂费。物价飞涨,那几个学杂费早就教那位当校长的同学捣腾得精光了,于是教员们只好枵腹从教。校长天天在外面跑,通过各种关系想法挪借。起先回来还发发空头支票,说是有了办法,哪儿哪儿能弄到多少,什么时候能发一点钱。说了多次,总未兑现。大家不免发牢骚,出怨言。然而生气的是他说谎,至于发不发薪水本身倒还其次。我们已经穷到了极限,再穷下去也不过如此。薪水发下来原也无济于事,顶多能约几个人到城里吃一顿。这个情形,没有在昆明,在我们那个中学教过书的人,大概无法明白。好容易学校挨到暑假,没有中途关门。可是一到暑假,我们的日子就更特别了。钱,不用说,毫无指望。我们已好像把这件事忘了。校长能做到的事是给我们零零碎碎地弄一餐两餐米,买二三十斤柴。有时弄不到,就只有断炊。菜呢,对不起,校长实在想不出办法。可是我们不能吃白斋呀!有了,有人在学校荒草之间发现了很多野生的苋菜(这个学校虽有土筑的围墙,墙内照例是不除庭草,跟野地也差不多)。这个菜,云南人叫做小米菜,人不吃,大都是摘来喂猪,或是在胡萝卜田的堆锦积绣的丛绿之中留一两棵,到深秋时,在夕阳光中红晶晶的,看着好玩。昆明的胡萝卜田里几乎都有一两棵通红的苋菜,这是种菜人的超乎功利、纯为观赏的有意安排。学校里的苋菜多肥大而嫩,自己动手去摘,半天可得一大口袋。借一二百元买点油,多加大蒜,爆炒一下,连锅子掇上桌,味道实在极好。能赊得到,有时还能到学校附近小酒店里赊半斤土制烧酒来,大家就着碗轮流大口大口地喝!小米菜虽多,经不起十几个正在盛年的为人师者每天食用,渐渐地,被我们吃光了。于是有人又认出一种野菜,说也可以吃的。这种菜,或不如说这种草更恰当些,枝叶深绿色,如猫耳大小而有缺刻,有小毛如粉,放在舌头上拉拉的。这玩意儿北方也有,叫做“灰藋菜”,也有叫讹了叫成“回回菜”的。按即庄子所说“逃蓬藋者闻人足音则跫然喜”之“藋”也。据一个山东同学说,如果裹了面,和以葱汁蒜泥,蒸了吃,也怪好吃的。可是我们买不起面粉,只有少施油盐如炒苋菜办法炒了吃。味道比起苋菜,可是差远了。还有一种菜,独茎直生,周附柳叶状而较为绵软的叶子,长在墙角阴湿处,如一根脱了毛的鸡毛掸子,也能吃。不知为什么没有尝试过。大概这种很古雅的灰藋菜还足够我们吃一气。学校所在地名观音寺,是一荒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时在暑假,我们的眠起居食,皆无定时。早起来,各在屋里看书,或到山上四处走走,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相互招呼去“采薇”了。下午常在校门外不远处一家可以欠账的小茶棚中喝茶,看远山近草,车马行人,看一阵大风卷起一股极细的黄土,映在太阳光中如轻霞薄绮,看黄土后面蓝得好像要流下来的天空。到太阳一偏西,例当想法寻找晚饭菜了。晚上无灯——交不出电灯费教电灯公司把线给铰了,大家把口袋里的存款倒出来,集资买一根蜡烛,会聚在一个未来的学者、教授的屋里,在凌乱的衣物书籍之间各自找一块空间,躺下坐好,天南地北,乱聊一气。或回忆故乡风物,或臧否一代名流,行云流水,不知所从来,也不知向何处去,高谈阔论,聊起来没完,而以一烛为度,烛尽则散。生活过成这样,却也无忧无虑,兴致不浅,而且还读了那么多书!

啊呀,题目是《老鲁》我一开头就哩哩啦啦扯了这么些闲话干什么?我还没有说得尽兴,但只得打住了。再说多了,不但喧宾夺主,文章不成格局(现在势必如此,已经如此),且亦是不知趣了。

但这些事与老鲁实有些关系,老鲁就是那时候来的。学校弄成那样,大家纷纷求去,真为校长担心,下学期不但请不到教员,即工役校警亦将无人敢来,而老鲁偏在这时候来了。没事在空空落落的学校各处走走,有一天,似乎看见校警们所住的房间热闹起来。看看,似乎多了两个人。想,大概是哪个来了从前队伍上的朋友了(学校校警多是退伍的兵)。到吃晚饭时常听到那边有欢笑的声音。这声音一听即知道是烧酒所翻搅出来的。嗷,这些校警有办法,还招待得起朋友啊?要不,是朋友自己花钱请客,翻做主人?走过门前,有人说:“汪老师,来喝一杯”,我只说:“你们喝,你们喝”,就过去了,是哪几个人也没有看清。再过几天,我们在挑菜时看见一个光头瘦长个子穿半旧草绿军服的人,也在那里低着头掐灰藋菜的嫩头。走过去,他歪了头似笑不笑地笑了一下。这是一种世故,也不失其淳朴。这个“校警的朋友”有五十岁了,额上一抬眉有细而密的皱纹。看他摘菜,极其内行,既迅速且准确。我们之中有一位至今对摘菜还未入门,摘苋菜摘了些野茉莉叶子,摘灰藋菜则更不知道什么麻啦蓟啦的都来了,总要别人再给鉴定一番。有时拣不胜拣,觉得麻烦,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哗啦一起倒下锅。这样,在摘菜时每天见面,即心仪神往起来,有点熟了。他不时给我们指点指点,说哪些菜吃得,哪些吃不得。照他说,可吃的简直太多了。这人是一部活的《救荒本草挎》!他打着一嘴山东话,说话神情和所用字眼都很有趣。

后来不但是蔬菜,即荤菜亦能随地找得到了。这大概可以说是老鲁的发明——说“发明”,不对,该说什么呢?在我看,那简直就是发明:是一种甲虫,形状略似金龟子,略长微扁,有一粒蚕豆大,村里人即叫它为蚕豆虫或豆壳虫。这东西自首夏至秋初从土里钻出来,黄昏时候,漫天飞,地下留下一个一个小圆洞。飞时鼓翅作声,声如黄蜂而微细,如蜜蜂而稍粗。走出门散步,满耳是这种嘤嘤的单调而温和的音乐。它们这样嘤嘤地,忙碌地飞,是择配。这东西一出土即迫切地去完成它的生物的义务。等到一找到对象,便在篱落枝头息下。或前或后于交合的是吃,极其起劲地吃。所吃的东西却只有一种;柏树的叶子。也许它并不太挑嘴,不过爱吃柏叶,是可以断言的。学校后面小山上有一片柏林,向晚时这种昆虫成千上万。老鲁上山挑水——老鲁到朋友处闲住,但不能整天抄手坐着,总得找点事做做,挑水就成了他的义务劳动——回来说,这种虫子可吃。当晚他就捉了好多。这一点不费事,带一个可以封盖的瓶罐,走到哪里,随便在一个柏枝上一捋,即可有三五七八个不等。这东西是既不挣扎也不逃避的,也不咬人螫人。老鲁笑嘻嘻地拿回来,掐了头,撕去甲翅,动作非常熟练。热锅里下一点油,煸炸一下,三颠出锅,上盘之后,洒上重重的花椒盐,这就是菜。老鲁举起酒杯,一连吃了几个。我们在一旁看着,对这种没有见过的甲虫能否佐餐下酒表示怀疑。老鲁用筷子敲敲盘边,说:“老师,请两个嘛!”有一个胆大的,当真尝了两个,闭着眼睛嚼了下去:“唔,好吃!”我们都是“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的,于是饭桌上就多了一道菜,而学校外面的小铺的酒债就日渐其多起来了。这酒账是到下学期快要开学时才由校长弄了一笔钱一总代付了的。豆壳虫味道有点象虾,还有点柏叶的香味。因为它只吃柏叶,不但干净,而且很“雅”。这和果子狸,松花鸡一样,顾名思义即可知道一定是别具风味的山珍。不过,尽管它的味道有点像虾,我若是有一盘油爆虾,就绝不吃它。以后,即使在没有虾的时候也不会有吃这玩意儿的时候了。老鲁呢,则不可知了。不管以后吃不吃吧,他大概还会念及观音寺这地方,会跟人说:“俺们那时候吃过一种东西,叫豆壳虫……”

不久,老鲁即由一个姓刘的旧校警领着见了校长,在校警队补了一个名字。校长说:“饷是一两个月发不出来的哩。”老刘自然知道,说不要紧的,他只想清清静静地住下,在队伍上时间久了,不想干了,能吃一口这样的饭就行(他说到“这样的饭”时,在场的人都笑了)。他姓鲁,叫鲁庭胜(究竟该怎么写,不知道,他有个领饷用的小木头戳子,上头刻的是这三个字),我们都叫他老鲁,只有事务主任一个人叫他的姓名(似乎这样连名带姓地叫他的下属,这才像个主任)。济南府人氏。何县,不详。和他同时来的一个,也“补上”了,姓吴,河北人。

什么叫“校警”,这恐怕得解释一下,免得过了一二十年,读者无从索解。“校警”者,学校之警卫也。学校何须警卫?因为那时昆明的许多学校都在乡下,地方荒僻,恐有匪盗惊扰也。那时多数学校都有校警。其实只是有几个穿军服的人(也算一个队),弄几支旧枪,壮壮胆子。无非是告诉宵小之徒:这里有兵,你们别来!年长日久,一向又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个队近于有名无实了。他们也上下班。上班时抱着一根老捷克式,搬一条长凳,坐在门口晒太阳,或看学生打篮球。没事时就到处走来走去,嘴里咬着一根狗尾巴草,“朵朵来米西”,唱着不成腔调的无字曲。这地方没有什么热闹好瞧。附近有一个很奇怪的机关,叫做“灭虱站”,是专给国民党军队消灭虱子的。他们就常常去看一队瘦得脖子挺长的弟兄开进门去,大概在里面洗了一通,喷了什么药粉,又开出来,走了。附近还有个难童收容所。有二三十也是饿得脖子挺长的孩子,还有个所长。这所长还教难童唱歌,唱的是“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而且每天都唱这个。大概是该所长只会唱这一段。这些校警也愿意趴在破墙上去欣赏这些瘦孩子童声齐唱《武家坡》。他们和卖花生的老头儿搭讪,帮赶马车的半大孩子钉马掌,去看胡萝卜,看蝌蚪,看青苔,看屎壳郎,日子过得极其从容。有的住上一阵,耐不住了,就说一声“没意思”,告假走了。学校负责人也觉这样一个只有六班学生的学校,设置校警大可不必,这两枝老枪还是收起来吧,就一并捆起来靠在校长宿舍的墙角上锈生灰去了。校警呢,愿去则去,愿留的,全都屈才做了本来是工友所做的事了。人各有志,留下来的都是喜爱这里的生活方式的。这里的生活方式,就是:随便。你别说,原来有一件制服在身上,多少有点拘束,现在脱下了二尺半,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就更添了一分自在。可是他们过于喜爱这种方式,对我们就不大方便。他们每天必做的事是挑水。当教员的,水多重要!上了两节课,唇干舌燥。到茶炉间去看看,水缸是空的。挑水的呢?他正在软草浅沙之中躺着,眯着眼在看天上的云哩。毫无办法,这学校上上下下都透着一股相当浓厚的老庄哲学的味道:适性自然。自从老吴和老鲁来了,气象才不同起来。

老吴留长发,梳了一个背头。头顶微秃,看起来脑门子很高。高眉直鼻、瘦长身材,微微驼背。走路步子很碎,稍急一点就像是在小跑。这样的人让他穿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长衫比穿军服要合适得多(他怎么会去当兵,是一个谜)。他的家乡大概离北京不远,说的是相当标准的“国语”,张嘴就是“您哪,您哪”的。他还颇识字,能读书报,字也写得不错,酒后曾在墙上题诗一首:

山上青松山下花

花笑青松不及他

有朝一日狂风起

只见青松不见花

兴犹未尽,又题了两句:

贫居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补上”不久,有发愤做人之意,又写了一副对联:

烟酒不戒哉

不可为人也

老吴岁数不比老鲁小多少,也是望五十的人了,而能如此立志,实在难得——不过他似乎并未真的戒掉。而且,何必呢!因为他知书识字,所管工作是进城送公函信件。在家时则有什么做什么,从不让自己闲着。哪里地不平,下雨时容易使人摔跤,他借了一把铁锹平了,垫了。谁的窗户纸破了(这学校里没有一扇玻璃,窗户上都是糊着皮纸),他瞧在眼里,不一会儿就打了浆糊来糊上了,糊得端端正正,平平展展,连一个褶子都没有。而且出主意教主人出钱买一点清油来抹上,说这样结实,也透亮。果然!他爱整洁,路上有草屑废纸,他见到,必要捡去。整天看见他在院里不慌不忙而快快地走来走去。他大概是很勤快的。当然,也有点故示勤快。有一天,须派人到城里一个什么机关交涉一宗公事,教员里都是不入官衙的,谁也不愿去。有人说:“让老吴去!”校长把自己的一套旧西服取下来,说:“行!”老吴换了那身咖啡色西服,梳梳头,就去了。结果自然满好,比我们哪个去都好。因此,老吴实际上是介乎工友与职员之间的那么一个人物。老吴所以要戒除嗜好,立志为人,所争取的,暂时也无非是这样的地位。他已经争取到了。

一到快放暑假时,大家说:“完了,准备瘦吧。”不是别的,每年春末夏初,几乎全校都要泻一次肚,泻肚的同时,大家的眼睛又必一起通红发痒。是水的关系。这村子叫观音寺,按说应该不缺水——观音不是跟水总是有点联系的么?可是这一带的大地名又叫做黄土坡,这倒真是名副其实的。昆明春天不下雨,是风季,或称干季,灰沙很大。黄土坡尤其厉害。我们穿的衣服,在家里看看还过得去。一进城就觉得脏得一塌糊涂。你即使新换了衣服进城,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头发总是黄的!学校附近没有河——有一条很古老的狭窄的水渠,雨季时渠里流着清水,渠的两岸开满了雪白的木香花,可是平常是千涸的,也没有井,我们食用的水只能从两处挑来:一个是前面胡萝卜田地里的一口塘;一个是后面山顶上的一个“龙潭”。龙潭,昆明人叫泉水为龙潭。那也是一口塘,想是下面有泉水冒上来,故终年盈满,水清可鉴。在龙泉边坐一坐,便觉得水气沁人,眼目明爽。如果从山上龙潭里挑水来吃,自然极好。但是,我们平日饮用、炊煮、澈口、洗面的水实都是田地里的塘水。塘水是雨水所潴积,大小虽不止半亩,但并无源头,乃是死水,照一学生物的同学的说法:浮游生物很多。他去舀了一杯水,放在显微镜下,只见草履虫、阿米巴来来往往,十分活跃。向学校抗议呀!是的。找事务主任。主任说:“我是管事务的,我也是×××呀!”这意思是说,他也是一个人,也有不耐烦的时候。他跟由校警转业的工友三番两次说:“上山挑!”没用。说一次,上山挑两天;第三天,仍旧是塘水。你不能看着他,不能每次都跟着去。实在的,上山路远,路又不好走。也难怪,我们有时去散散步,来回一趟,还怪累的,何况挑了一担水乎?再说,山下风景不错,可是没人没伴,一个人挑着两桶水,斤共斤共走着,有什么意思?田里塘边常常有几个姑娘媳妇锄地薅草,漂衣洗菜,谈谈笑笑,热闹得多。教员们呢,不到眼红腹泻时也想不起这码事。等想起来,则已经红都红了,泻都泻了。到时候每人一包六味地黄丸或舒发什么片,倒了一杯(还是塘里挑来的)水,相对吞食起来。自从老鲁来了,情况才有所改变。老鲁到山上、田里两处都看了看,说底下那个水“要不的”——老鲁的专职是挑水。全校三百人连吃带用的水由他一个人挑,真也够瞧的。老鲁天一模糊亮就起来,来回不停地挑。一担两桶。有时用得急,一担四桶。四桶水,走山路,用山东话说:“斤半锅盔——够呛”,可是老鲁像不在意。水挑回来,还得劈柴。劈了柴,一个人关在茶炉间里烧。自此,我们之间竟有人买了茶叶,泡起茶来了!因为水实在太方便。老鲁提了一个很大的铅铁水壶,挨着个儿往各个房间里送,一天送三次。

下一学期开始后,学校情况有所好转。昆明气候好,秋来无一点萧瑟之感,只是百物似乎更老熟深沉了一些。早晚稍凉,半夜读书写字须加一件衣服。白天太阳照着,温暖平和,完全像一个稍稍删改过一番的春天。经过了雨季,草木都极旺盛。波斯菊开犹未尽,绮丽如昔。美人蕉结了籽,远看猩红一片,仍旧像开着花。饭能像一顿饭那样开出,破旧的藤箱里还有一件毛衣,就允许人们对未来做一点梦。饭后课余,在屋前小草坪上,各人搬一把椅子,又漫无边际地聊开了。昆明七八年,都只是一群游子,谁也没有想到在这里落地生根。包括老吴和老鲁。教员里有的是想出国的,有的想到清华、北大当助教,也有想回家乡办一种什么事业……有一位老兄似乎自己是注定了要当副教授的。他还设想他有一所小住宅,三间北房,四白落地,后面还有一个小园子,可以种花种菜。他还把老吴、老鲁也都设计在他的住宅里。老吴住前院,管洒扫应对。主人不在,有客人来,沏茶奉烟,请客人留字留言。他可以偷空到天桥落子馆里坐坐。他去买东西,会跟铺子里要一个二八回扣。老鲁呢,挑水,还可以把左邻右舍的用水都包下来,包括对门卖柿子的老太婆的。晤,老鲁多半还要回家种两年地。到地里庄稼被蝗虫吃光了时,又会坐在老吴的屋里等主人回来,请求还在这里吃一碗饭……他把将来的生活设想这样具体,而且梦寐以求,有点像契诃夫小说联《醋栗》中的主人,于是大家就叫他“醋粟”。醋栗先生对这个称呼毫不在意。这时正好老吴给他送来两封远地来信和一卷报刊,老鲁提了铅壶来送水,他还当真把他们叫住,把这个设想告诉他们,征求他们的同意。一个说“好唉好唉”,一个说“那敢情好”!

醋栗先生的设想,不是毫无道理。他自己能不能当副教授,我不敢替他下保证,他所设想老吴和老鲁的前途,倒是相当有根据,合乎实际的。世界上会有很多副教授,会有那么一所小宅子,会有一定数量的能够洒扫应对的老吴和一辈子挑水的老鲁的。

自从老吴和老鲁来了,学校的教员中竟分成了两派。一派拥护老吴,一派拥护老鲁。有时为了他们的优劣竟展开了辩论(其实人是不能论优劣的,优劣只能用于钢笔、手表、热水壶,这些东西可以有个绝对标准)。人之爱恶,各不相同,不能勉强。从拥护老鲁和老吴上,也可以看出两派人的特点,一派重实际,讲功利;一派重感情,多幻想。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什么地方都有这两类人。我是拥鲁一派。老鲁来了,我们且问问他:“老鲁,你累不累?”

“累什么,我的精神是顶年幼儿的来!”

这个“顶年幼儿的”,好新鲜的词儿!老鲁身体很好(老吴有时显得有点衰颓)。他并不高大,但很结实。他不是像一个运动员那样浑身都是练出来的腱子肉,他是瘦长的,连他的微微向外的八字脚也是瘦瘦长长且是薄薄的,然而他一天挑那么多的水!

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的力气呢?老鲁是从沙土里长起来的一棵枣树。说像枣树好像不大合适。然而像什么呢?得,就是枣树!

老鲁是见过世面的。有一天,学校派我进城买米(我们那个学校,教员都要轮流做这一类的事),我让老鲁跟我一同去,因为我实在不善于做这一类事。老鲁挟着两个麻袋,走到米市上,这一家抄起一把看看,那一家抄起一把看看,显得很活泼。米有成色粗细,沙多沙少,干湿之分,这些我都不懂,只是很有兴趣跟在他后面,等他看定了付钱。他跟一个掌柜的论了半天价,没有成交。“不卖?好,不卖咱们走下家!”其实他是看中了这份米。哪里走什么下家呢,他领着我去看了半天猪秧子,评头论足了半天,转身又走回原来那家铺子,偏着身子(像是准备买不成立刻就走),扬着头(掌柜的高高地爬在米垛子上):“哎,胡子!卖不卖,就是那个数,二八,卖,咱就量来!”掌柜的乐了乐,当真就卖了。大概是因为一则“二八”这个数他并不吃亏,二则这掌柜显然也极中意这个称呼,他有一嘴乌青匝密的牙刷胡子——诸位,我说的这些有点是题外之言。我真的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买米的这一天,我知道老鲁是见过世面的。我们在进城的马车上,马车上坐的是庄稼人、保长、小茶棚的老板娘(进城去买办芝麻糖、葵花子),还有两个穿军装的小伙子。这两个小伙子大概是机械士或勤务兵,显得很时髦。一个的手腕上戴着手表(我仔细瞧了瞧,这只表不走,只能装装样子),一个的左边犬齿上镶了金牙,金牙上嵌了绿色的桃形饰物。这两个低声说话,忽然无缘无故地大声说:“我们哪里没有去过,什么‘交通工具’没有坐过!飞机、火车、坦克车,法国大莱钢丝床!”老鲁没有什么表示,只是低着头抽他的烟。等这两个下了车,端着肩膀走了,老鲁说:“两个烧包子!”好!这真是老鲁说的话!

老鲁十几岁就当兵了。他在过的部队的番号,数起来就有一长串。这人的生活写出来将是一部骇人的历史。我跟老鲁说:“老鲁,什么时候你来,弄一点酒,谈谈你自己的事情。”老鲁说:“有什么可谈的?作孽受苦就是了。好唉,哪天。今儿不行,事多。”说了几次,始终没有找到适当机会。

我只是片片段段地知道,老鲁在张宗昌手下当过兵。“童子队”,他说。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三个字怎样写,是“童子队”,还是“筒子队”。听那意思大概是马弁。“童子队,都挑一些年轻漂亮小伙子,才出头二十岁。”老鲁说。大家微笑。笑什么呢?笑老鲁过去的模样。大家自然相信老鲁曾经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盒子炮,两尺长的鹅黄色的丝穗子!他说了一点张大帅的事,也不妨说是老鲁自己的事吧:“大帅烧窑子。北京。大帅走进胡同。一个最红的窑姐儿。窑姐儿叼了支烟(老鲁摆了个架势,跷起二郎腿,抬眉细眼,眼角迤斜),让大帅点火。大帅说:‘俺是个土暴子,俺不会点火。’豁呵,窑姐儿慌了,跪下咧,问你这位是什么官衔。大帅说:‘俺是山东梗,梗,梗!’(老鲁跷起大拇指,圆睁两眼,嘴微张开。从他的神情中,我们大概知道‘梗,梗,梗’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这三个字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大帅的同乡们,你们贵处有此说法么?)窑姐儿说,你老开恩带我走吧。大帅说:‘好唉!’(大帅也说‘好唉’?)真凄惨(老鲁用了一个形容词),烧!大帅有令:‘十四岁以下,出来;十四岁过了的,一个不许走,烧!’一烧烧了三条街,都烧死咧。”老鲁的叙述方法有点特别。你也许不大明白。可不是,我也不知这究竟是咋一回事,大帅为什么要烧窑子?这是什么年头的事?我们就大概晓得那么一回事就得了。当然,老鲁也是点火烧的一个了,他是“童子队”嘛。

另外,我们还知道一点老鲁吃过的东西。其一是猪食。队伍到了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了。饿了好几天了,老百姓不见影子,粮食没有一颗。老鲁一看,咳!有个猪圈。猪是早没有了,猪食盆在呐。没有办法,用手捧了两把。咳,“还有两爿儿整个苞谷一剖俩的呢,怪好吃!”老鲁说,这比羊肉好吃多了。“比羊肉好吃?”有人奇怪。唉,什么羊肉,白煮羊肉。“也是,老百姓都逃了,拖到一只羊,杀倒了,架上火烀烂了,没盐!”没盐的羊肉,你没吃过,你就无法知道那多难吃,何况,又是瘪了多少日子的肚子!啧啧,老鲁吃过棉花。那年,败了,一阵一阵地退。饿得太凶了,都走不动,有的,老鲁说:“像一个空口袋似的就出溜下去了。”昏昏乎乎的。“队伍像一根烂草绳穿了一绳子烂草鞋。”(老鲁的描写真是奇绝!)实在饿极了。老鲁说:“不觉得那是自己。”可是得走呀。在那个一眼看不到一棵矮树、一块石头的大平地上走。(这是什么地方?)浑身没一丝力气,光眼皮那还有点动(很难想象),不撑住,就耷拉下来了。老鲁看见前头一个人的衣服破了一块,露出了白花花的棉花。“吃棉花!前后肚皮都贴上了。棉花啊!也就是填到肚里,有点儿东西。吃下去什么样儿,拉出来还是个什么样儿!”我知道棉花只有纤维,纤维是不易溶解的,没想到这点科学常识却在一个人的肚肠里得到证实。

老鲁的行伍生活,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

老鲁这辈子“下来”过好几次。用他的话说,当兵叫“补上”,不当了,叫“下来”。他到过很多大城市,在上海、南京都住过。下来时,自然是都攒了一些钱。他说他在上海曾经有过两间房子。“有过”是什么意思呢?是从二房东那里租来的?还是在蕴藻浜那样的地方自己用茅草盖的呢?我没有问清楚。在南京,他弄过一个磨坊。这是抗战以前的事。一打仗,他摔下就跑了。临走时磨坊里还有一百六十多担麦子!离开南京,身上还有一点钱,钱慢慢花完了,“又干上咧”。老鲁是“活过来的”,他对过去不太怀念。只有一次,我见他似乎颇有点惘然的样子。黄昏时候,在那个小茶棚前,一队驮马过去。赶马的是个小姑娘。呵叱一声,十头八匹马一起撒开步子,马背上的木鞍敲得马脊梁郭答郭答地响。老鲁眯着眼睛,目送驮马走过,兀立良久,若有所思。但是在他脱下军帽,抓一抓光头时,他已经笑了:“南京城外赶驴子的,都是小姑娘,一根小鞭子,哈哧哈哧,不打站,不歇力,一口气赶三四十里地,一串几十个,光着脚巴丫子,戴得一头的花!”老鲁似乎在他的描述中得到一点快乐。“戴得一头的花”,他说得真好。这样一来,那一百六十担麦子就再也不能折磨他了。

可是话说回来了,一百六十担麦子是一百六十担麦子呀,不是别的。一百六十担麦子比起一斗四升豆子,就更多了,也难怪老鲁提起过好几次。且说这一斗四升豆子。老鲁爱钱。他那样出力地挑水,也一半是为了钱。“公家用的”水挑完之后,他还给几个成了家,有了孩子,自己起火的教员家里挑私人用的水,多少可以得一点钱。老鲁这回“下来”,本有几个钱,约有十万多一点(我们那学期的薪水一月二万五)。他一下来时请老校警喝酒,花了一些。又为一个老朋友花了四万元。那个朋友从队伍上下来,带了一支枪,路上让人查到了,关了起来。老鲁得为他花钱,把他赎出来。一块在枪子里过来的,他能不吐这个血么?剩下那点钱,再加上挑水的钱,他就买了一斗四升豆子囤积起来。他这大概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囤积了。不过,有了一斗四,就不愁没有一百六。他等着行情涨,希望重新挣起一座磨坊。不料,什么都涨,豆子直跌!没法儿,就只好卖给在门口路上拉马车的。他自己常常看到那匹瘦骨嶙峋的白马,掀动着大嘴,格蹦格蹦地嚼他的豆子。可真是气人,一脱手,豆子的价钱就抬起来了!

有人问老鲁:“你要钱干什么?”意思是说:你活了大半辈子,看过多少事情,还对这个东西认识不清么?有人还告诉他几个故事:某人某人,白手起家,弄了三部卡车,跑缅甸仰光,几千万的家私,一炮就完了。护国路有一所大楼,黄铜窗槛,绿绒窗帘,里面住了一个“扁担”(昆明人管挑夫叫“扁担”)。这扁担挑了二十年,忽然发了一笔横财,钱是有了,可是生活过得很无意思。家里的白瓷澡盆,他觉得光滑冰冷,牛奶面包,他吃不惯。从前在车站码头上一同吃猪耳朵、焖小肠的老朋友又没有人敢来高攀他,他觉得孤独寂寞,连一个能说说话的人都没有。又有一家,原是个马车夫,得了法,房子盖得半条街,又怎么呢?儿子们整天为一块瓦片吵架,一家子鸡犬不宁……总而言之,钱不是什么好东西。老鲁说:“话不是这么说。眼珠子是黑的,洋钱是白的。我家里挣下的几亩地,一定叫叔叔舅舅占了,卖了。我回去,我老娘不介意(老鲁还有个老娘,想当有七十多岁了),欢欢喜喜的,‘啊!我儿子回来了!’我就是光着屁股也不要紧。别人唉,我回去吃什么?”

寒假以后,学校搬了家,从观音寺搬到白马庙。我是跟老鲁坐一个马车去的。老鲁早已到那边看过,远远地就指给我们看:“那边,树郁郁的,唉,是了,就是那儿!”老鲁好像很喜欢,很兴奋。原因是“那边有一口大井,就在开水炉子旁边,方便!”

自从学校迁到白马庙,我不在学校里住,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民房,除了上课,很少到学校来。下了课,就回宿舍了。对老鲁的情况就不大了解了。

转眼过年了。一清早,到学校去看看。学校里打扫得很干净,台阶上还有几盆花!老吴在他的房间的门上贴了一副春联;

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

这是纪实,又似乎有点感慨。我去看看老鲁,彼此作了一个揖,算是拜年。我听说老鲁最近不大快乐。原因是:一,和老吴的关系处得不好。老吴很受重用。事务主任近来不到校,他俨然是大总管。他穿着校长送他的咖啡色西服,叼着一个烟斗,背着手各处看来看去,有时站在办公室门口,大叫:“老鲁!”——“耳朵上哪儿去了?”——“要关照你多少次!”——得,醋栗先生的计划大概要吹,老鲁和老吴不会同时呆在一个小宅子里!二,是他有一笔钱又要漂。老鲁苦巴苦做,积积攒攒,也有了卯二十万样子。这钱为一个事务员借去,合资买了谷子。不知怎么弄的,久久未有下文。原因究竟是否如比,也说不清。只是老鲁的脾气变得坏了。他离群索居,吃饭睡觉都在他的茶炉间里。校警之中只有一个老刘还有时带了一条大狗上他屋里坐坐,有时跟他一处吃饭。老鲁现在几乎顿顿喝酒。“吃了,喝了,都在我肚子里,谁也别想!”意思是有谁想他的钱似的。老鲁哪里来的这么多的牢骚呢?

后来,我看老鲁脾气又好了一些,常常请客吃包子。一盘二三十个,请老刘,请一个女教员雇用的女工。我想,这可不得了,老鲁这个花法!他是怎么啦?不过了?慢慢地,我才听说,老鲁做了老板了。这包子是从学校旁边的包子铺端来的。铺子里有老鲁的十多万股本。

果然,老鲁常常蹲在包子铺的门口抽他的烟筒,呼噜呼噜。他拿着新买的烟筒向我照了照:“我买了个高射炮!”

佛笃——吹着了纸枚,抽了一筒,非常满意的样子。

“到云南来,有钱没钱的,带两样东西回去。有钱的,带斗鸡。云南出斗鸡。没钱,带个水烟筒——高射炮!”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老鲁啊,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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