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作家的文学意义世界——论新时期以来作家创作谈

余凡^*

摘要：新时期以来，文坛出现“创作谈热”，且创作谈内涵、作用、地位也发生着显著变化。由于研究者在观念和方法上的差异或误区，学界对创作谈认知和评价存在着混乱，如创作谈建构性和真实性问题等，影响其价值定位。创作谈对文学意义世界是建构的，创作谈与创作之间在同一话语层面具有可通约性。创作谈对作家而言，具有形式表征、郁结宣泄和检视创作的功能。创作谈其精美高妙的遣词造句、隽永优美的文辞表达所营造的美学意蕴值得读者反复涵咏；作家通过创作谈的积极探索，搭建起自我文艺观体系的基本骨架，使作家创作的思想理念显性化，使其赢得除了“作家”之外的“思想家”、“理论家”桂冠；创作谈体现着作家代际共同体普泛性的社会使命感、文化视野、审美期待与艺术追求，以及作家的人格气质，是探析作家心态史和文学思想史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创作谈；建构原则；通约原则；文学意义世界新时期以来，在作家主体性地位提升、文学市场化、文学大众化等内外影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作家创作谈打破20世纪50-70年代的局限和束缚，走向主题内容丰富、文体形式多样、大众化程度高的新阶段，表达作家思想的职能得以凸显。创作谈在文学生产、传播和研究领域的繁荣形成了“创作谈热”，成为新时期以来持续性的文学景观。然而，由于在创作谈对创作和作家文学世界是否存在解构、创作谈作为研究资源时的真实性等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使文学研究中的创作谈价值也受到一定的质疑。鉴于学界存在创作谈认知和评价混乱的现状，且正面肯定和探究创作谈价值的研究较少，因而，对创作谈价值作学理上的辨析与透视，并指出在创作谈价值探索中观念和方法上的偏狭与盲误，尤为迫切。本文拟从创作谈自身规律和特征的视角出发，审视创作谈的价值，还原创作谈温度。

一、新时期以来作家创作谈演进概说

创作谈是作家创作立场、意图、要旨、原则的集中表达，是作家将内外在世界认知过程中的感性、表象经验上升为理性、抽象的凝定，体现着作家的文心与智慧。创作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创作谈指与创作作品同期刊出、专就同期刊登作品进行对应式注解或相关证实的文本，帮助读者导读作品，阐述创作缘起、动机、构思、内容、理念，记录作品生成、编辑出版过程以及创作心理等，起“立此存照”的作用。广义创作谈形式丰富多样，如序跋、演讲、访谈、对话等形式，能够体现作家文艺观、世界观、哲学观的解读性文字皆属于该范畴。创作谈集中体现着特定时代下的作家个人文学理念和文坛整体文学生态，在内容上闪烁着作家思想的光芒。创作谈对读者理解文本和作家思想起到导向与注解的功能，是读者抵近作家生命体验和文学世界的较好切入口。

作家格非曾说：“我原来认为好作家恐怕要有经验层面的支撑，对社会观察，智慧，表现力，各方面都很重要，但我最近有新想法，文学能不能有新境界，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对社会理解的深度，我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假如没有文化自主的价值系统的引导，是不可能有大成就的。”格非看重“对社会理解的深度”这一思想层面而非“经验层面”对作家的价值，是有道理的。影响作家创作的因素很多，作家思想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唯有作家对自我、人生、社会、人类有着独特的感悟与理解，努力把握时代脉搏并为之指明方向，才能在创作中形成超越时代的艺术审美追求。因此，作家不仅应具有较强的叙事能力和发达的形象思维，还应当在其头脑中先有或无意识暗藏着较高的认知视野、思想理念、审美趣味和理性自觉。这是创作故事新奇、语言陌生化且表达出普世价值追求等特征的来源，影响到作家作品的“高度、长度、密度、难度”等特征能否实现。因此，作家的思想理念、美学修养上的准备是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因素，导引着文学创作的方向。而作家创作谈则是集中表达作家思想理念的舞台。

在20世纪50-70年代，由于整体性文学语境是强调集体、国家而非个人，作家化大众地位丧失。这一时期的创作谈以树立符合国家文艺政策规范的文学创作标准和模式为目的，在主题上强调“人民性”，充当着引导知名作家甚至文学初学者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改造思想的工具。在这种文学语境下，作家个人的能动性、个体性和主体性是被遮蔽的，文艺的个性化表达无法得以彰显。如创作谈表达所持的立场是“我们”而非“我”，作家首先以代表国家文艺政策方向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出场，其发声是为了表达整体性的文艺政策方针，其讨论的主题也与整齐划一的文艺方针相一致。此时期，有资格或有必要写创作谈的情况大致有二：一是作家在文坛上有声望、有地位，创作谈的发表对其他作家起到创作经验和方法论上的重要指导作用；二是作品发表引起读者较大争议，亟待作家以创作谈的形式向读者作出有关作品的创作缘起、初始意义等方面的疏浚和纠偏式说明，消除误解，结束争论。即该时期的创作谈主要目的是分享创作经验和调停误解。这种带有专属与特权性质的创作谈，反映出了50-70年代创作谈的基本特征：写作资格局限和束缚过多，不被广泛应用。于是，呼吁打破资格限制的壁垒和僵局、走向大众化，则是新时期创作谈实现突破的主要任务和内在驱动力。

新时期以来，文学从政治干预中解放出来，文学性、审美属性和人本主义原则等文学评价标准与研究立场方法得以重启，作家主体性得以回归，自觉表达出自我思想理念的意识增强，自由展现个性思想的权利得以恢复。而创作谈则是作家寻回个性自我的舞台。在这一舞台上，作家歌咏着自我无尽张扬的灵魂，体现着作家身份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地位的升格。且由于90年代的文学市场化变革，促使消费主义思潮兴起、媒介风尚转向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念盛行、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等变迁出现。以上这些新时期文学场域习惯的变化引发了作家创作谈的内涵、作用与地位的新变。新时期创作谈新变有三：一，文学生产和传播领域。较之50-70年代，作家勇于通过创作谈表达自我创作理念和文学思想，且报纸杂志以及出版社机构乐于刊登和推介作家创作谈。这是创作谈自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特征的恢复和发展。二，文学研究领域。文学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创作谈这种边缘文体，将其作为研究资源甚至研究对象，以此来构建具体作家的文学世界、代际作家创作的群体特征和时代的文学理论体系。创作谈在文学生产和传播领域的繁荣之外，迎来了文学研究和接受领域的“新的春天”，这是创作谈地位全面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性”文学理论建设自觉的重要体现。其中，对中国传统创作谈的重新挖掘，是新时期创作谈研究的一大热点。作家创作谈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和重构中国古典和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体系，使其为当下文学研究所用，以期建立不同于西方的文学理论体系，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工作。三，创作谈新变在职能、形式及接受上的具体体现：首先，创作谈改变其固有性质和职能，走向大众化程度更高、内容涵盖面更广的新阶段，书写人群多样化、限制标准降低，更加倾向于以言说自我为中心、以创作谈勾勒作家的思想为目的，形成创作谈的一个明显的趋势：“作品谈”的职能沉降，“思想谈”和“自由谈”的职能升格，使创作谈葆有浓厚的作家思想档案的性质。其次，创作谈成为初登文坛的新新作家介绍和展示自我的名片。再次，由于文学市场化促进了“消费作家”盛行，创作谈也变为“消费作家”的具体所指物，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总之，创作谈在文学生产、传播领域所形成的繁荣景象，和在文学研究领域——创作谈扮演研究资源、研究视角与方法、研究对象等三个角色——的迅猛递增态势，可以看作当代文学的新常态，表明了承载作家思想的创作谈越来越受到重视。

二、作家创作谈研究的行进难点

在对创作谈进行研究和价值定位时，特别是将创作谈作为研究资源——作品研究的论据时，有两个棘手问题成为创作谈价值判断的障碍：第一，创作谈对作家创作和文学意义世界是建构还是解构作用；第二，作为研究资源时的创作谈的真实性及其限度问题。廓清这两个问题，并指出研究者观念和方法上的误区，可以使创作谈评价走出迷雾，使创作谈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和高度。

（一）创作谈与文学意义建构原则

作家文学场由双线组合而成，显性呈现是作家创作谈，隐形形态是作家创作实践，二者共同之处在于以不同的形式传递了作者对生活、世界的认知。作家创作和创作谈之间是相互补充、印证又相互冲突、龃龉的互文性关系，共同服务于作家文学意义世界的构筑，展示出作家文学审美理想，展现了作家对人类真理孜孜探索的精神。创作谈为还原作品的初意提供了直接、可靠、清晰的方向。而且，创作谈不仅作用于解读作品，还在于作家以创作谈对自我和世界进行解读。对于后者的倾心，使创作谈超越“副文本”价值定位，具有独立性。

创作谈对文学意义的建构价值。对创作谈进行价值评价，需要防止如下错误预设：预设作家创作内涵丰富而创作谈价值低；预设作家自我言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无法与其创作相媲美。这些预设是造成创作谈评价误区的重要原因。单纯地将创作谈价值贬低而抬高创作价值是片面的。因为，能写出高水平作品的作家在思维、叙述、思想和美学欣赏等各项能力上都应当已经达到了较高层次，其所表达出来的创作谈也应具有高水平或起码与众不同。作家创作与创作谈都是作家对自我内心探源、探索和对外在世界体验、尝试的记录和演绎。区别在于作家创作隐晦曲婉迂回，创作谈则朴素直接明了。此外，新时期作家创作谈在处理“作者赋意”、“文本传意”和“读者、批评家释意”的关系上，会自觉地使“赋意”与“传意”、“释意”之间形成张力，而不是自我言说的绝对性如自我言说与“文本传意”的重合，去扼杀“传意”与“释意”的阐释空间。创作和创作谈在内容上构成错位而非同一的关系是理想的创作谈的状态，也是新时期以来作家创作谈的基本特点。错位指创作谈在内容上对“传意”和“释意”不造成“冒犯”，将属于读者和文本自身说话意义的解读权交还读者（研究者），不发表任何“高见”。也就是说，新时期创作谈充当着作品内涵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保护者角色，以不消解作品复杂性、不影响读者艺术欣赏潜能的发挥、不影响其对作品的理解空间为指归，维护作品阐释的开放性。唯有如此，才能使创作谈与创作的叠加大于二者中的任意一方，才能使作家的文学意义世界更加广阔和丰沛。

创作谈与作品之间张力的评价路径。作家作品相关的各种资源之间构成了文学研究的“力的平行四边形”，而创作谈是组成合力中的一环，为文学研究确立了一定的话语秩序：创作谈既维护着作品阐释的开放性，又为文学意义世界的建构确立了一定的范围。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对创作谈的重视，有利于把握作家作品生成的全息影响因素、还原创作的原生态。捍卫研究者权威和捍卫作家权威是不同立场下的不同价值追求取向，而重视创作谈则是重启作家权威并树立创作谈主文本地位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研究原则也有利于确保研究者的作家作品研究的科学性、全面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对创作谈进行全面评价时，应当将文学研究的内外研究方法相结合、创作谈与创作相结合，承认创作谈与创作之间既疏离又互文的关系：创作谈在内容上不以重复创作文本为目的，跳出创作谈其他，较多地倾诉了作家在创作中无法直接表达的思想理念和情感理念。而以创作谈为载体的作家自我思想、价值观，与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构成某种对话、冲突、抵牾、歧异等，就形成了更深广意义上的文学场，形成多元共奏的阐释张力。总之，在话语内涵上，创作与创作谈之间的对立冲突比二者的颉颃齐飞更加有利于作家思想和作家作品意义世界的丰富性建构，使文学研究朝着纵深化方向发展，象征着文学创作的繁荣，能够促进作家文学世界阐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二）创作谈与创作的可通约原则

从真实与虚构的立场来区分，作家创作谈具有两种功能：记录功能，记录个人与世界的历史真实；建构功能，建构作家文学意义世界的艺术真实。记录侧重于指向过去发生的历史，对历史真实负责，真实性不容许被任意地涂抹和修改。这就是创作谈追求客观公正、生命在场、严肃庄重、“文如其人”，反对创作谈的生命不在场和华而不实的原因之所在。而建构则不以现实真实原型为指归，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不需遵循历史真实逻辑，更多地体现出建构对象本身的可变性、开放性和叠加性，且这种建构的深刻性与作家对文学、人生、世界的深切体悟呈正相关关系。叠加性在于作家文学世界的能指和所指通过新增作品及新创作谈而不断地被补充、丰富甚至重新塑造，走向多元与深刻。

对记录与建构不同功能的展示可以使我们对创作谈与创作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有了清晰的区分视角。记录与建构有一层“膈”，属于不同的话语场域，需要遵循不同的话语惯习。张光芒指出了一些文学批评文章特别是硕博士论文在将创作谈视为研究资源时常出现的逻辑方法错误：“文学批评在正确地将作家的创作视为主观的创造物的同时，又错误地将创作谈视为客观的事实。”在笔者看来，这是将主客混淆的表现。其实，何止是创作谈和创作的主观与客观之间不可通约，二者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上也不能僭越、混同。当创作谈与创作进行对话或相互作证时，创作谈记录（建构）功能层面问题只能对应创作中的记录（建构）功能，即二者的对话和互证需要在同一话语逻辑层面上进行，不同层面不可通约。作品中虚构性问题的讨论只能对接于创作谈中的意义真实和艺术逻辑，以作品中的虚构性主题来责难创作谈的不具有历史真实是研究者未对研究对象进行“记录”和“建构”区分对待所造成的逻辑误区。更为重要的是，有一个认知前提不容忽视，那就是创作本身就是虚构的艺术，创作的建构指向性超越了其记录功能，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是模糊的。因此，以创作中的历史真实来讨论创作谈的历史真实，这种行为本身带有冒险性，稍不留神就会陷入“伪命题”的窠臼。那么，以创作的虚构来要求创作谈必须符合历史真实，就更是对创作谈这种记录和建构功能兼备的文体的责难。这就是说，创作谈的真实与虚构并不影响作家文学意义世界的探秘，停留在“记录”层面上的历史真实问题则仅仅是创作谈多种表现功能中的一个。而创作谈的建构功能则不属于历史真实所框定的职能限制。从探寻建构意义世界、艺术真实角度来看，创作谈与创作作品具有相似的思想、艺术呈现价值，都具有建构意义世界、艺术真实的有效性。于是，在建构作家意义世界时二者的真假界限与隔膜会自然消除，真实性问题已不再是创作谈价值开掘的屏障。因而，一旦创作谈写定，其对作家文学意义世界的建构功能就已经开始了，研究者就应当充分肯定其参与作家思想建构的确定性和参与作家艺术逻辑建构的有效性。此时，创作谈只需要解答作家创设意义世界和艺术逻辑上的问题，而对历史问题则不具有效力。无效的原因在于，唯有使作家、作品、创作谈三者都处于历史真实话语逻辑层面才能够进行对话的对接，而当我们讨论作家所虚构的文学意义世界时，则不需要历史真实的参与。

总之，创作谈和创作共建的思想内涵、审美意蕴既需要以历史真实作为考量标准，也需要艺术真实和逻辑真实作为建构的组成因素。创作谈与创作作品在把握自我、人生、世界上具有同样的功能与效果，作家现身说法的创作谈与创作的艺术作品同样具有建构精神世界、反映现实世界和描绘人生坎坷的目的。这就是二者同质异构的体现。在文学研究中要防止从创作谈中求得虚构作品历史真实的验证，这是缘作品之“假”求创作谈之“真”的错误逻辑。当将创作谈作为“证词”时，其潜在的话语逻辑是二者的细部话题属于同一话语层面，唯有如此才具有互证的可能，唯有如此二者才具有通约性。

三、作家创作谈的功能与价值

创作谈是勘探作家创作精神素质和时代文学生态幽暗迷宫的明灯，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社会背景、文学思潮和作家生平行谊等“史”的信息，是“打开”作家的一种有效方式，是抵近作家创作历史现场的第一手材料。创作谈并非专司阐释作品一职，跳出创作谈的附庸地位，创作谈具有服务于作家自身的表征、宣泄、检视功能和服务于文学研究的独立学术价值。创作谈所体现出鲜明的艺术性、理论性和思想性等独立价值应当成为文学研究的关注对象。

（一）服务于作家自身的表征、宣泄、检视功能

（1）形式表征。在不考虑文学刊物在文坛的地位与名气的原则下，将目光聚焦于新时期以来某一具体报纸杂志并对其作细微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观察，会发现报纸杂志推送作家、作品及创作谈具有持续性和常态化，且推送作家作品在本期最耀眼、最值得关注。新时期以来，刊登作家创作谈已成为文学期刊的品牌栏目，而《小说评论》在这方面坚持得最久、走得最远。《小说评论》主编李星邮寄给於可训的《小说评论》作家创作谈栏目的《策划并约稿书》为我们理解文学期刊创办作家创作谈栏目的动机、意义、栏目内容、选登标准、创作谈风格等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为使《小说评论》更能切入小说创作、小说艺术、小说美学的内在规律和深层内涵，增加刊物的可读性和资料性价值，体现我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品格和风貌。”这个《策划约稿书》是於可训《小说家档案》诞生的出发点，从中我们也可以一瞥文学刊物对创作谈功能的定位。在笔者看来，推送活动对报纸杂志和对作家而言，都是一种仪式。此时，创作谈的价值不仅在于表达创作相关主题内容本身，还在于其形式表征意义——刊登创作谈是文坛对作家创作成就和创作才能进行肯定的程式，意味着该作家创作受到了文坛认可，是文坛对作家支持与鼓励的具象化；是文学杂志编辑挖掘、扶持和培养创作上的未来之星的重要途径与方法。因此，报纸杂志发表创作谈同时具有表征作家创作实力、认可作家创作理念和文艺思想的作用，以及文学刊物抢占对作家文学世界第一解释权的目的。

（2）郁结宣泄。一方面，从创作谈对“我”的张扬可以感受到作家情感溪流的潺潺流动，使作家复杂心绪如作家的心路历程、精神图景、心理机制、精神负荷和灵魂世界等得以展露，使“作家心灵的感愤、郁结、块垒得以通过有效途径释放，也还原了作家在艺术创作上病蚌成珠的原始动力”，起到涤荡、净化和升华心灵的作用。另一方面，创作谈写作能够使作家解密并重塑精神自我。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在创作谈中，作家的内心与世界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展现了双重自我——创作中无意识的自我流露和直接性的自我解剖——之间的互审与对话，使作家对自我创作潜藏着的精神起源和动力有了清晰的认知。即作家文学活动的内在意义是“认识你自己”，而创作谈则将这种无意识行为予以强化。

（3）创作检视。创作谈于作家创作活动本身的受惠作用是作家可以通过写创作谈跳出自我的躯壳，以远离者和旁观者的姿态回望“创作”这一难题，去探究、发现创作自身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意义与价值，检视自我创作的初衷以及自己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观念变迁，挖掘出创作文本在凝定之初作家自我所未发现的动机与意义。检视既有利于使作家反思自我创作中的歧路彷徨，又有利于对自我创作的内容主题的选择、审美趣味的预设进行修正。检视还有利于作家在看清自我创作的肌理与不足之后实现文学观、创作方法的自我超越，为转变风格和转移内容主题方向做思想上的准备。李建军评价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价值时就指出陈忠实的创作谈指向作家自身、超越自我：“这部‘《白鹿原》创作手记’，详密而真实地记录了陈忠实在文学上摆脱束缚、超越旧我、寻找新我的艰难历程和成熟经验。艰难的剥离与艰苦的寻找，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命题。”王彬彬认为作家通过创作谈对其他作家作品进行解读是创作谈中“最值得重视”的，其意义和作用在于通过谈论他人创作的经验得失来“唤醒自身沉睡的自我”。这说明，检视是作家再出发的起点，也是其思想不断发生演变并走向纵深的内在动力。从这一角度而言，创作谈是一面照亮、记载作家自我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作家的创作心态、创作个性、内心体悟、创作经验等得以廓清和显现，而当下时代文学发展创新迫切需要这样的一面镜子。

（二）服务于文学研究的艺术、理论、思想价值

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共生，使得切入文学的视角也具有多样性，不同的理论方法会形成不同的研究视阈。每位研究者在面对研究对象时，都会形成对研究对象的个性化重构。而以预设理论出发对作家作品多次无限制的重构使得作家作品阐释离其最初的面目越来越远，文学研究的目的由鉴赏作家作品的文学艺术美和人类永恒价值演变为搭建研究者的自我理论体系。这就形成了当下文学研究存在的明显而普遍的不足：以理论演绎理论，忽视了对文学创作最初意义的探询。吴俊指出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的泛化现象：“文学批评之于文学现象的‘离场’或‘不在现场’的感觉或误会，一大原因其实是文学批评泛化后的遮蔽影响。”在笔者看来，批评的“离场”使文学最为受遮蔽的应当是作家作品的真实面目。因为，搁置作家言说、创作背景等信息的文学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在进行无根据、无边际的独自吟唱，这种研究如同浮萍漂荡于无限开放又无所依凭的文本封闭圈内，独步六合，看似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独立性、自足性，看似强调研究对作者创作意图的超越，实则有意无意地滑向了“过度阐释”的窠臼；看似追求观点的独立，排除作家一家之言，却因为排斥了作家创作的“本事”而无形中走向了真实的对立面——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最终，固然排除了文学研究的“意图谬见”，而其走向极端，其本身也变成了新的“谬见”。造成文学研究进入无序的状态，进而使文学研究自身陷入有效性危机，也使得研究者自主地让渡了文学研究的主体性。赫施所发出的“保卫作者”的号召，实则是对作者意图和创作初始含义（meaning）的维护。而“回到作家”呼吁则理应通过“回到”创作谈来实现。研究者对文本的体会与理解并非初始含义，而是文本意义（significance），是文本的附属之意。创作谈既包含着作家对自我创作的初始含义的复述，也包含着作家通过创作谈对文本意义的再审视、再定位和自我阐发，实现了作者意图与文本意义的融合。因此，在这样的文学研究背景下，重视创作谈价值，重返文学现场，还原创作初始意图，就显得尤为必要。

当下学者越来越发现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不足，越来越意识到文学研究并非书斋式的苦思冥想，而需要以作家的视角抵近文学现场，通过实证方法打破时代隔膜，从文本发生学角度出发，以当时的文学语境对作家创作谈作出客观评价，以文学直接参与者的言说走进文学，探秘文学本来的状态，发现作家言说的独特与深刻。创作谈等研究资源为当下文学研究摆脱空洞模式、走向切实提供了可供依循的方向。破除创作谈作为文学研究的附丽地位，以尊重史料的崇敬精神去珍惜与作品息息相关的所有资源，凸显创作谈的独立性并挖掘其文化价值，是当下给予创作谈科学评价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下作家身份多样化和思想前沿化的现实状况下对作家作品研究的新要求。当将创作谈视为考察当代文学的学术资源时，则为创作谈的独立地位生成提供可能性，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新时期以来，各报纸杂志大力推送作家创作谈的实绩，表明在文学创作多元共生、文学阐释无边际蔓延的现状下，研究者对创作谈这类作家自我言说的文献整理工作已经趋于自觉，代表着“寻求一种学理性沉潜以及力图回到创作现象本身的诉求”。在笔者看来，创作谈具有多种研究价值，这里就其审美欣赏价值、文学理论体系以及作家心态史与文学思想史构建价值作说明。

创作谈的审美艺术价值。创作谈本身是具有情感延宕和审美绵延的美文，无论抒情性、说明性还是议论性质的写法，创作谈精美高妙的遣词造句、隽永优美的文辞表达所营造的美学意蕴值得读者反复涵咏。如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孤独的时候，精神不会是一片纯粹的空白，它仍然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情绪上的大欢乐和大悲痛往往都在孤独中产生。孤独终老，思维可以不依照逻辑进行。孤独更多地产生人生的诗情——激昂的和伤感悲痛的诗情。孤独可以使人的思想向更遥远更深邃的地方伸展，也能使你对自己活环境作更透彻的认识和检讨。”再如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能代替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的丰富多彩和个人空间的狭窄使阅读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阅读打开了我们个人的窗户，让我们意识到天空的宽广和大地的辽阔，让我们的人生由单数变成了复数。”这些都反映出作家语言锻造和锤炼的自觉性，体现出文风旨趣、美学追求与敏捷才思，显示出作家深厚的文学造诣和禀赋，以及作家对人生、生活的深刻思考。

创作谈的时代文学理论体系构建价值。作家对生活与世界的思考是多向度的，作家对文艺美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创作实践体悟的总结、提炼、升腾，累积形成了形而上的独特文学理论体系。创作谈是作家以文坛亲身经历者身份表达文艺理论的载体，如文艺审美理想、创作主体论、文艺批评观等。作品是作家文艺观的具体实践，而创作谈则是文艺观的直观化表达。往往创作理念是隐匿在文本的背后，支撑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创作样态形成的观念和前提，作家通过创作谈阐明创作理念与方法使读者对文学创作新的架构运思有真切认知，也使作家文学内外的思想理念方法得以聚拢而不至于消散。作家借一次次创作谈的“发声”，阐释创作理念、创作原则以及创作构思技巧等，表达了作家对故事提炼和人物情绪心理介入方式等方面的独特思考，如凝视、观察生活的方式，生活规律的表达的立场方法，对文艺的真实与虚构、语言创新与形式创造、功利与无功利、先天禀赋与后天创作技能以及人物典型的类型化与个性化等问题的认知和态度。作家通过上述创作谈内容的积极探索，搭建起自我文艺观体系的基本骨架，使作家创作的“稳定的价值体系”显性化，使其赢得除了“作家”之外的“思想家”、“理论家”桂冠。从作家文学理论的产生来源上看，相比于哲学、美学理论，作家文学理论产生的背景与来源皆是文学创作本身，更加贴近文学规律，更加重视言说围绕“文学性”这一中心问题展开。进而，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指导更具有效性，避免了哲学思想因产生背景和动机的差异造成对阐释文学问题所产生的不恰现象，如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等。高建平认为：“文学理论到底是什么？它可以包括作家所发表的创作经验谈，他们对文学的思考，对自己的或所向往的艺术风格的理解，以及面对批评所作的辩解，这些都可以是文学理论的材料，一部《歌德谈话录》，对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影响，可能比许多本文学理论教材还要大。”这一席话道出了作家创作谈所总结阐释的文学理论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创作谈在内容和主题上也遵循着独创性的规律，当下的创作谈不再关心业已成为“简单常识加政治正确”的问题，而是对于文学时代发展进程中最为关切的创作观念方法探索。从这个角度讲，创作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我们提供属于这一时代的最新、最前沿的创作理念。

创作谈是作家心态史和文学思想史建构的重要来源。由于话语结构属性的限制，创作无法直接言说作家关于自我与世界的思想理念。而创作谈恰充当着直陈作家情思与品性、艺术体验与生命体验的很好载体。充满着作家感悟与哲思的创作谈是文学思想史的重要原始文献，直接参与着文学思想史的建构。具体而言，创作谈可以显示出一定时期作家个人和群体的思想主题的趋同或分化的多面态，呈现不同时空下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学审美范式的递嬗，传递着作家（群）对真善美、人性人心、人文关怀、启蒙精神、道德与爱等普世价值标准的不同取向与态度。并且，创作谈为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在人生见解、价值立场、哲学思索、创作心态上如何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发展主潮之间的接轨、重合或游离、决绝关系以及其背后的成因问题探究提供了重要信息来源。研究者通过对不同时期作家创作谈的纵横比较，把脉整个时代文坛思想症候，掌握作家群体的幽隐心态和作家的生存境遇，总结出文学研究潮流和文学研究热点的变迁与更迭。创作谈也为折射一定时期的世道人心、道德礼法观念、社会变革于社会各阶层的情感反应等社会原始面貌提供了一面镜子。通过作家创作谈内容可以勘察不同时代创作潮流、创作理念、欣赏心理，进而提炼出各时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原则、立场、观念和方法的承袭与蜕变，还可以看到一种文体的盛衰起伏与文学观念的关系。如程光炜的《“60后”的小说观》就通过对李洱创作谈《问答录》的解读，从“60后”作家这一“悬浮的一代”他们自身的视角来解密“60后”作家在思想理念和世界观上与“50后”作家的差异。并且，从《问答录》，程光炜看到了“60后”作家一直未能成为文坛中流砥柱的原因：“当广大读者和文学批评家对小说的认知仍停留在19世纪文学那里时，60年代生作家却还在顽强地用20世纪小说观念制作着他们的作品。”作家小说创作观念决定了读者的接受程度，最终影响到“60后”作家的位置。再如，通过陈忠实《寻找自己的句子》，读者可以洞悉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逼仄，以及陈忠实如何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进行坚守，陈忠实以探寻民族秘史和把脉“一方地域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为根本出发点。陈忠实的创作方法对新时期以来求新求变的浪潮的自觉抵抗，陈忠实的创作让人明白：创新需要从陈质中寻找滋养，“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这些事例都说明了创作谈体现着作家代际共同体的普泛性的社会使命感、文化视野、审美期待与艺术追求，以及作家的人格气质，是探析作家心态史和文学思想史的有效途径。

四、结语

创作谈下的作家，是一个思想者。创作作品和创作谈一起参与作品意义生成，进而一同构建作家艺术创作的思想内涵、审美意蕴和文学意义世界。创作谈普遍化是文学大众化、市场化背景下的新变，这一新变暗合了长期以来对提高创作谈地位的呼告。应当肯定、接纳创作谈普遍化现象，探寻其变化为文学研究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使文学批评和研究话语适应这一新变。文学研究应回到创作谈和创作一起构成的文学全系统本身，对研究对象进行全局性驾驭，还原文学当时的温度，杜绝只关注作品而排除作家周边信息的行为，克制无所依凭的形而上的演绎，而应坚持将演绎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创作谈进行重读和再审视，珍视创作谈中闪烁着的哲思和艺术光芒，探寻其学术价值，是对当下文学生态和未来文学走向全面科学把握的要求，也是学术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所在。文学研究应当建立起作者中心、文本中心与读者中心之间的交互建构，实现作家和研究者不同主体之间沟通、交流、互动与对话，砥砺激荡，实现文学新变下文学研究的新发展。当然，由于创作谈自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创作谈走出文学边缘文体位置、全面揭开和发现其丰富学术价值之旅，还需要众多学人参与其中、共同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