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上 译文部分

李鸿章传:晚清第一权臣的功与过 作者:梁启超 著


上 译文部分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李鸿章

序例

一、本书仿照西方的传记文体来记述李鸿章,并加以评论,使读者对他有所了解。

二、中国旧式文体记述一个人的事迹,用传,或用年谱,或用事略(叙述死者世系、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或亲友撰写,留作墓志铭或为史官作传提供依据),多记述生平事迹,不做褒贬评论,即使有也是附于文后。实际上,这种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乃司马迁首创,《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都是这样。后世缺乏识见,又不敢妄学。我虽不才,却偷偷把司马迁的手法“拿来”一用。

三、四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和李鸿章有关,所以为他作传,不能不以做近代史的态度和笔法来写。我对时局稍有些看法,故不敢隐讳,目的给后人看。只可惜时间太短,身边又没一本书来参考,因此书中错误难免。望日后有机会修补。

四、关于江南之战,记述了不少湘军事迹,似乎离题了,但淮军湘军关系复杂,不如此写不能充分展现当时形势,望读者理解。

五、《中东和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都全文转载。因李鸿章事迹的前因后果,与此类公文关系密切,因此冒着文章拖沓之嫌,全部收录。

六、在中国。李鸿章背负的骂名很多。我与他,政治上是公敌,生活上私交也泛泛,所以不会有意为他辩护。书中不少为他开脱辩护的语言,也许与时下论调不一致,完全是本着史家之公平心来写的,绝无其他原因。否则就有失公允。

英国首相格林威尔曾不满地对他的画师说:“请你画出我的真实面目来!”我写此书,自信不会遭到这样的不满。李鸿章泉下有知,也当含笑说:“这个人是我的知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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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写于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1901年,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即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又名《李鸿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又对中国新史学有开创之功,在史学理论上多有建树。他主张作史当以公平之心行之,要“画我须像我”。 晚年他还说:“史家之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

对自己创作《李鸿章传》,他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他要求自己公允写传,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

第一章 多面李鸿章——说在前面的话

自古英雄多毁誉

天下啥人既不招誉,也不招毁,活得最安全?答案是:平庸人。一个人如果招人厌恶,他可能是非凡奸雄呢!当然,天下多是庸人,说这话的也往往是庸人。可见,以平常人的眼光评价非常人,怎么可信呢?

李鸿章特写

享誉天下的,未必真君子;招人诽谤的,未必不伟人。所谓盖棺论定,其实就是死后也有难下定论。人们往往自以为是,所以,有人被骂,有人被赞。

那么,后世学者史家如何甄别评定呢?比如有的人,他今天得到的诋毁,与当初受到的赞扬相当;他今天受到的赞扬,与当初的诋毁相当。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我的回答:他们是非同寻常之人。暂不论其是非常奸雄还是非常豪杰,单看他所处的时代、位置以及其作为,就不是平庸人的见识能一语道出雌黄的。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可看我的这本《李鸿章传》。

我佩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其见识不足,但又同情他的遭遇。李鸿章曾游历欧洲,曾问德国宰相俾斯麦:“臣子想为国效力,但满朝与自己不合,百般阻挠自己,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对方回答:“首先要得到皇上的支持,他支持才给你特别的权力,才能执行,这样有什么事不能做呢?”李鸿章又问:“如果他的君主无论什么人的话都听呢?他身边的近臣和侍卫,常狐假虎威把持朝政大局,又怎么办呢?”对方回答:“只要臣子忠心事君,操劳国事,君主也会理解的,否则无异于妇人了。”

李鸿章无语。由此可见其心中的郁闷块垒,不是旁人能理解的。所以,我对他是既有批评又有同情。

读后感悟

1.自古英雄集毁誉于一身。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和行为特征,非常人所有,也非常人所能理解。享誉天下,未必真君子;招毁天下,未必不伟人。盖棺未可论定。

2.梁启超开篇即以史学之眼光,以如椽之笔,点出他为李鸿章作传的视角和观点:评价李鸿章这样的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处的时代,着眼于他的位置和所作所为,而不是非此即彼、想当然地信口雌黄。

3.作者开宗明义,点明自己对李鸿章的评价:既敬服又同情,服其才,怜其遇。因为理解,所以慈悲。就此意义说,梁启超可为李鸿章一知音。

4.在看这本《李鸿章传》时,在认同梁氏写作视角的基础上,注意独立思考,并联系历史和时代,才能真正有所获。

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李鸿章闻名世界,外国人都知道李鸿章,却不知有大清国。可见李鸿章的名气之大。虽然这不能说明全部,但李鸿章确实是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第一流人物。读中国近代史,不能不读李鸿章;读李鸿章,必须参见中国近代史。所以我这本书,也可为《同光以来大事记》了。

大凡一国之气象,与它的历史有因应关系。要评价李鸿章,就需要结合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大势、中国各民族势力的此消彼长的发展方向,以及当代中外关系来考虑,如此才能了解李鸿章所处的历史地位。孟子说:“知人论事”,世事纷繁,自难评论,而人又岂是容易了解的?

一些时评家,常以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作为李鸿章的功绩,而以他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为其罪过。我以为这种评价有失公允。俾斯麦曾对李鸿章说,他并不欣赏一国中的内乱相争,而把抵御外侮当成功绩。李鸿章平定太平军和捻军,是兄弟相残,同室操戈,兄长得胜罢了,实算不上伟绩。这些年来因受外侮,国人积愤已久,更恨那些不平等协议,于是迁怒李鸿章。李鸿章固然有一定责任,但如果不是他,是别人,就能表现得更好吗?所以,批评李鸿章者,不过是旁观者想当然的臆测,呈一时口舌之快而已,而我不以为然。

李鸿章与俾斯麦

现在,李鸿章去世了。外媒评价他为“中国第一人”,有人甚至断言李鸿章的死,势必带来中国政局大变动。李鸿章是不是“中国第一人”我不敢说,但我敢说,目前清朝五十岁以上、三品以上的官员,无人可与之相匹;李鸿章的死,关涉到中国政局我不敢说,但我敢说中国失去一个李鸿章,如虎失其伥,是一个巨大损失,而且由此可能导致情势危急、前途堪忧、麻烦事更多。我不希望真如外国人所评价的那样,否则,我偌大一个中国,只有一个李鸿章,全靠他来支撑吗?如果这样,中国的问题何时能解决呢?

西方有哲言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李鸿章当然是英雄。但他是时势所造的平常英雄。遍观天下,各时代有其时势,遍观二十四史,李鸿章这样的英雄为数众多。而创造时势的英雄,千载难逢。这就是中国历史古老但因循守旧,缺少创新,落后世界的主要原因。我写这本书时,这种感慨一直在内心涌动……

读后感悟

1.国外评价李鸿章为“中国第一人”,国内则对他褒贬不一,生前身后,李鸿章从来就是一个争议人物。唯其非凡,才有争议;唯其争议,才更具吸引力。

2.对某些史家对李鸿章非功即罪,或者此功彼罪的评价,梁启超予以否定,认为不过是书生之见。在他眼里,李鸿章也许不是“中国第一人”,也许不足以动全局,但确是中国最关键、关系巨大的人。

3.作为史家,在为李鸿章立传的同时,梁启超想的最多的是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希望能为老大而病患之中国找到一剂良药,故着眼既在李鸿章,又在中国,体现出一个伟大史学家忧国忧民的情怀,也体现出一个政治失意者的深沉思考。传记中的史家和政论家的笔法,使得他的《李鸿章传》具有独特的魅力,所谓大手笔也。

4.如梁氏所说,李鸿章也许不是一个创造时势的英雄,但他却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李鸿章时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只有审时度势,潜心修炼,抓住时代的机遇,才能发挥自己的能量,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

愿为李鸿章一知己

史家在评价汉朝的霍光时,常感叹其不学无术。我认为对李鸿章也可冠以此四字。为什么呢?因为李鸿章不通晓世界大势,不懂国与民之间相互依存的道理,不懂民生之重要性,不懂得扩充国民实力,而是苟安于现状,仅凭自己的理解,捡拾点西方的皮毛来学习,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糊纸匠”工作,这怎么能真正强大国家呢?他不自知,还要以自己的雕虫小技和外国的大政治家抗衡,怎么能抵挡得了呢?所以,他让出国家大的利益,争取些蝇头小利。

可,这是李鸿章的错吗?是他不尽力吗?不是他的错,只是他认识没到位;不是他不鞠躬尽瘁,而是他能力有限,只能做到这地步。

孟子说:“在尊长面前不顾礼节地大吃猛喝,却要求自己不用牙齿啃腊肉,这叫失大体而存小仪,顾此失彼,不知轻重。”很对呀!我认为李鸿章晚年所做事,桩桩失败,皆因为此。

所以,对于李鸿章,我们又何必追责呢?因为他只是一个顺应时势的英雄,而非创造时势的英雄。明白了此,就会理解他、原谅他。

人生活在社会中,都会受这个社会思想、习俗以及观念的影响,甚至会受其束缚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也难脱其臼。毕竟,李鸿章生在中国而非欧洲,毕竟他生在几十年前而非——当时,并没有一个长辈或是同辈的英雄,对他引导或——当时中国能孕育出的英雄人物,充其量也就是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了。所以,我们不能把李鸿章的失败归咎于他一人,更何况他心中也抑郁不平。

李鸿章坐像

所以我敬李鸿章的才干,惜其见识不足,哀其遭遇。此后,还会产生这样的人吗?

天下时势已大变,未来的英雄,自然与以往不同。希望这个英雄不要因我宽容李鸿章而不求长进,宽恕自己。

读后感悟

1.李鸿章是人杰,但不是完人,他同样有缺点,所以对他不能求全责备。

2.李鸿章是一个时代的英雄,他背负着一个时代的使命而来,所以评价他要看他承前启后的历史,看他同时代的人。

3.在梁氏看来,李鸿章败在对民主民生的见识不足,看不到世界政治发展的大势,因循于腐朽思想习俗,工作不分轻重,不能开拓一时局面,但同时又为其开脱:要做到此,非李鸿章一人之力可为。

4.在时代的洪流下,个人往往只能随波逐流,顺逆有道、成功如李鸿章者,已难得矣。他虽见识不足,但志向已够深远,工作已够卓著,功名荣耀已够高,而苦衷又怎么会少?功在盛年,罪在晚年,时耶?命耶?也许这正是李鸿章的悲哀所在。

5.梁氏在为李鸿章“开脱”的同时,不忘警醒后来之“李鸿章”们——不要因此懈怠,宽恕自己,只需做自己,不要做“李鸿章第二”。预见深远,殷殷诚诫,用心良苦,真大家风范,令人动容。

第二章 时代的巨子——放在时代中看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的

要评价李鸿章,对其所属国家和时代,要有深刻了解,否则,难以真正了解李鸿章。

李鸿章所属国家,是一个数千年来君主专制,后专制政体发展到成熟,达到极限的国家。

李鸿章所属的时代,是一个满洲人入主中原,民族杂居,统治已久,汉族权利欲日渐恢复的时代。

时评家们总说李鸿章是个权臣,不知他们标准是什么。事实上,李鸿章怎么能和两汉的霍光、曹操相比呢?怎么能和明代的张居正相比呢?怎么能和近代欧、美、日本那些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相比呢?李鸿章的权利比他们要小得多。

中国古代的权臣,都是专权独断、挟持君主甚至可动摇江山社稷的人,而李鸿章却是忠诚不二的大臣,所以他不算权臣。

近代各国的权臣,他们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务,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不顾及政敌的意见,而李鸿章却因循守旧,不敢有大的举动,所以他不算权臣。

李鸿章就是李鸿章,他所处的时代,与中国古代和近代外国的权臣有根本的不同。在这里,我们不妨放大眼光,纵览古今,作一分析。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政体也日益成熟,权臣们所谓的权力,这时也被统治者剥夺尽了。春秋战国时,鲁国的“三桓”(季孙、孟孙、叔孙),晋国的“六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范氏),齐国的陈田,都是权臣。那时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大臣们都是一层层选拔上来的。如同大树,枝桠太强大,必然会伤及树干。

两汉起,天下统一,中央集权制生成,但根基还不稳,致使外戚祸乱屡生。如霍光、邓骘、窦宪、梁冀等人相继而起,真是炙手可热,王莽趁机篡夺江山,此时贵族政治的余波还在。但如果家世门第上不去,那当权臣是根本没希望的。《后汉书》中说张奂、皇甫规等人,虽功劳盖世,权势很大,几乎可决定天子性命,但面对天子时,还是会恭敬跪拜,这就是“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的作用啊——他们感觉天子就是天子,理应跪拜。此时贵族掌权之风衰落,如果不是贵族出身,是不敢有不轨之心的。这是第一类权臣。

董卓之后,各路豪杰纷起,曹操窃取高位,靠武功成为权臣,是从曹操开始的。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走这条道路。这是第二类权臣。

而秦朝的商鞅,汉代的霍光、诸葛亮,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人,出身平民,凭才学得到赏识,肩负重任,实行抱负,万民俯首,一时大权在握,无人望其项背,其权势几乎与近代君主立宪国家中的首相可比了。这是第三类权臣。

另有一类权臣,层次在下,他们向主上巧言献媚,窃取大权,好事不做,却带给百姓苦难,如秦朝的赵高,汉代的十常侍,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代的刘瑾、魏忠贤等,都是卑鄙浅薄如强盗一样的人物,这种人不值得一提的。这是第四类权臣。

以上四类,基本把中国几千年来出现的权臣都概括进去了。

孔子

总之,古代权臣多,近代权臣少,为什么呢?与专制政体的日益发达有关。中国专制政体的发达,原因有二:一是儒家思想的教育渗透,二是雄才大略君主的个人能力。

当初,孔子目睹周朝末期贵族统治的弊端,就想着由一个贤明君主统治天下,为此他著书立说,建立起儒家思想教化民心,并一再强调其作用。西汉的叔孙通、公孙弘等人,认同孔子的思想,并加以完善并利用,从而树起君主之权威。汉武帝标榜六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此教化并统治天下,从而凸显君臣的尊卑关系,人们才认识到权臣政治的弊端。

之后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就成为教化国民的主导思想,宋代学者又进一步补充、弘扬,使之更加稳固,凡官员、名流,及洁身自好的文人学子,无不以此为指导,检点言行。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人们都自觉地消除野,规范自己的言行。如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郭子仪,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及李鸿章,等等,都是受此思想深刻影响的人。

另外,历代君主不断总结国家兴亡的经验教训,也使儒家思想日益得到完善。这样,贵族掌权的现象,到汉末几近消失。汉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优待功臣,却削夺其兵权;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功臣,则是设嫌治罪,甚至满门抄斩,以绝后患。虽然做法不同,但夺其兵权、巩固其君主地位却是相同的。

到近代,郡县制度实行,土地世袭制消失,中央和地方之间相互牵制,统治大权却掌握在皇帝手里。即使你当朝宰相十年,封疆千里,只要皇帝一纸诏书,你就可能被削夺官职,被擒拿关押,与平民百姓无异。身居要职的人,几乎无人可幸免。所以,他们只好追求持盈保泰,以保全身家性命。

难道说他们的性情修养比古人高吗?不是。实在是势态所逼啊!所以,志存高远又心性骄傲的人,不得不有所顾忌,谨慎言行,不露锋芒。这样,君主放心,天下就大定了。那些洁身自爱的官员,也常有如履薄冰之感,并警示自己,不想身居要职,以避嫌疑;即使遇有国家大事,虽明白自己应坚持原则有所担当,但也不敢力排众议,违抗圣旨。

圣旨

俗话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于是,满朝文武,都明哲保身。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日渐形成的。

读后感悟

1.李鸿章生在中国,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几千年来的思想习俗个人无法逃避。在这样的环境下,李鸿章志向即使再大,也有难申时,其胸中有块垒也是必然的。所以说,李鸿章是中国的。

2.李鸿章不算是权臣,因为中国已经过了权臣时代,他能做到有所成就,持盈保泰已属不易。这与他个人能力有关,也与他深谙儒家思想修养和官场智慧有关。

3.梁氏对儒家思想和专制政体的剖析十分深刻,它有利有弊,发展到最后,利在统治者而非个人。与外国的民主政治相比,这种体制的弊端一览无余。但当时,骄傲的统治阶级并不自觉。

4.“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封建士大夫的一种理想人生观。其实,它与明哲保身一样,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并非符合人性的智慧。

李鸿章是清朝的

本朝(清朝)源于东北一个小部落,后来日益强大,最后入主中原。一个数十万人的少数民族,统治数亿人的汉族,这与以往大不相同,汉人开始当然不顺从。满族人为统治汉人,在云南、福建和广东设三藩,任降将为封疆大吏,但结果造成尾大难掉,造反事件不断,费老大劲才平定,最后统一全国。

清朝八旗兵

鉴于这此教训,两百年来,成为权臣的只有满人,如鳌拜、和珅、肃顺、端华等人。武力上,除定鼎中原开国那一次战争,历次重大战役,如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平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兵几十次,都用的是八旗兵,用亲王贝勒或满人。无论是内阁还是封疆大吏,汉人只处于备用的从属位置,对于国家政事,汉人更没有过问的权力。如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虽地位尊贵,但不过是统治者利用的棋子罢了。其余百官,更是微不足道。咸丰朝以前,重要的文武官员职位,从没让汉人担任。

洪秀全、杨秀清举兵发难时,赛尚阿、琦善作为钦差大臣,率领八旗兵去征讨,结果战机延误,致使太平军得以发展壮大。严酷的现实告诉清朝统治者:自己的八旗的战斗力下降,已不可用。这时,汉人开始被委以重任。

因此,金田战役,可以说是显示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关键战役。但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起兵于湖南湖北,已经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时,朝廷还是任用满人为钦差大臣。当时朝廷已经不得不用汉人,但并不信任。为此,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不得不亲近满人,军中每有汇报事宜,必要请满人领衔;遇有军功,必要推满人为头功;上报奏折,等满人同意了才发,其谨慎恭敬如此,内心的苦衷可想而知。

我看《曾文正集》得知,自从他攻破金陵,平定太平天国,建立大功后,每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以他的学识修养,尚且如此,更何况李鸿章呢?

所以我说:李鸿章所处的地位,是远远比不上以前的霍光、张居正的,更无法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等国的权臣们相比。这是形势造成的。

说到李鸿章的地位,必须了解中国的官僚体制。李鸿章历任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表面看位极人臣——因为自雍正朝以来,实权都被军机大臣所掌握,国家政策的得失,军机大臣要负第一责任。虽然李鸿章作为总督、巡抚,有一定实权,非同于一般总督巡抚,但如果把近四十年来的政治失误,都归罪于他一人,当然是不对的。

现列举清朝“中兴”以来有实力的军机大臣如下:

案:从上表中,可看出满汉权力之消长。太平天国和捻军作乱之前,汉人中没有实权人物。到同治年间,文祥和沈桂芬两人,始开汉人掌权之端倪。其后,又出现李鸿藻、翁同龢。孙毓汶、徐用仪随其后。

总之,同治朝以后,汉人开始掌权,不只封疆大吏汉人已占到半数以上,就是内阁中枢,汉人的实力也迅速增强。到1898年8月以后,形势又变。这个话题,因说来话长,又与本书没直接关系,故不作详谈。

何必归罪李鸿章

由此可见,几十年来与李鸿章共事的都是什么人。对于他们的贤愚与人品,我们不便细说,但总的来说,他们都不是与李鸿章志同道合的人。那么,李鸿章请教俾斯麦的话,也是真实可信的呀!军机大臣中确实也有只会奉旨办事,不干实事的人。所以我同情李鸿章。

踌躇满志李鸿章

我这么说,不是有意偏袒李鸿章,而是我理解他的难处——就算他握有实权,努力执行,但在这样的体制和环境中,我认为他的成就也只能达到现在的程度。

如果李鸿章为真豪杰,那他为什么不凭借自己的地位,巩固实力、广植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呢?格兰斯顿、俾斯麦等,他们的工作难道就没有阻力吗?李鸿章因为有阻力就不作为吗?

尽管李鸿章有罪不当辞的地方,但如果归罪于他一人,当然是不对的。别的内阁大臣们呢?我中国4亿人民呢?也都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吗?

正因为看到了李鸿章的这种孤立处境,所以我为他辩护。至于他的功罪和人品,放到后面讨论。

读后感悟

1.与同时代的同僚相比,李鸿章的才智显然高出一筹,也因此,他显得鹤立鸡群,更显得孤独郁闷。这也是所有英雄人物的共同点。

2.与外国当权人物相比,李鸿章缺少治国魄力,不敢有出格行为,这是他的不足,也是他的无奈。当然,也许是他的“愚忠”。

3.相对于那些只听命,不作为的内阁大臣们,李鸿章显得更为出格出风头,李鸿章能在太后和皇上的支持下,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并勇挑重担,从不推卸责任,也实属难得了。李鸿章尽力了。因此,不能把政治失误归罪于他,他应得到起码的同情。

4.但凡一个人,要想真正做点事,就不可能获得各方面的赞扬和支持,只要有支持的力量,就该竭尽全力,做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

第三章 乱世唤英雄——发达前的国内外形势

世界风云,西风东渐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亲李进文,母亲沈氏,生有4个儿子,长子李瀚章,官至两广总督;三子李鹤章、四子李昭庆都投身军旅,立有战功;李鸿章排行老二,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

李鸿章从小在一家普通私塾读书,25岁中进士。道光二十七年,李鸿章入翰林院。

李鸿章故居

李鸿章出生时,在西方,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拿破仑被流放到一个孤岛死去。西欧风波平息,局势稳定,各国不再打仗,而是休养生息,但却把野心和目标投向东方。

于是,几千年来一统至今的中国,开始进入多事之秋:伊犁划界条约,在北方俄国挑衅;鸦片战争,在南方,英国人肇事。

这时的世界,也是多事之秋、各国正需人才的时候。此时,瓦特新发明了蒸汽机,大型轮船、军舰,冲风破浪,使万里之遥大大缩短,天涯之隔如在近邻。加之苏伊士运河成功开凿,使东西间的距离骤然缩短。

于是,西风开始东渐,而且,这股力量奔腾澎湃,如狂飙,如怒潮,击石拍岸,天地日月顿时因之变色,对东方的老大中国来说,这力量来得猝不及防,而且势不可当。

可见,李鸿章出生的时代,中国开始与世界发生关系,也开始了中国与世界各国难舍难分交涉的时代。

读后感悟

1.李鸿章出生的时代,正是世界风云发生变化,科技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这股改革之风势必会刮向中国,而当时中国还在天朝帝国的自我陶醉的闭关锁国中。

2.所谓乱世出英雄,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3.从历史的角度看,李鸿章一出生,也许就注定了要背负他的某种历史使命,这个使命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乱云迭起,时代唤英雄

再看中国国内形势。自乾隆朝以来,大清国开始盛极而衰,民生凋敝,官场腐败,很多麻烦事接踵而至。

乾隆六十年,湖南、贵州红苗叛乱;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势力蔓延5个省区,前后持续9年,到嘉庆九年,耗资2亿两白银,才平定之。同时,海寇蔡牵等人,又以越南为根据地,侵扰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所不为,到嘉庆十五年,才被平定。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人又起来作乱,滋扰山东、河北一带。在陕西,还传来万行五变乱的警报。

咸丰帝

道光年间,回疆张格尔叛乱,边境安危受到惊扰,官军前去讨伐,用了整整7年时间,才平定叛乱。嘉庆、道光年间,国力开始衰落,民心浮躁,满朝上下又多醉生梦死之人,一片歌舞升平。国家都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还视若无睹,有识之士为此担忧。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是一部流血牺牲的历史。所谓的人才,也多是杀人的人才。纵观古今大事,只有动乱时才出英雄,和平时则没有。一直是这种情况。

道光、咸丰末年,所谓的英雄们,开始磨刀霍霍,跃跃欲试,以待大显身手的时机。中国自创国以来,就没有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的先例,百姓一直是被奴役的对象。当受到暴政欺压,求告无门时,反抗方法只有两个:小则罢市,大则造反,这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所以改朝换代,也被看作平常事,所谓成王败寇。

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无璋,都出身于平民,今天是盗贼,明天就成为君主,强者为王。因为有此风气,历代都有平民揭竿起义,可说是不绝如缕。其间百数十年是太平时期的,也不过是因为经历了上次祸乱,人心思平,厌恶战争,加之人口锐减,谋生不再艰难;或者君主统治有方,以小恩惠笼络了民心,得些威望,以补不足,暂时得到安稳。而实际上,动乱或者说隐患,从来没有杜绝——一旦有可乘之机,就有可能揭竿而起。所以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在是用血腥写成,用肝脑涂抹而成的。

清朝起于关外,入主中原,统治汉人。汉人向来自尊自大,蔑视他族,当然不乐意接受统治。所以明朝灭亡后,就有人组织了秘密会党,企图造反光复大明江山,200多年不曾灭绝,甚至蔓延到18个省。这些人屡屡煽动造反,但因清朝的英明君主相继出现,使动乱没有发生。

但百姓被统治压迫的时间一长,积郁一久,其造反之心就产生一触即发之势。道光、咸丰两朝以后,官场腐败,劣迹种种;政府平庸,弊政繁琐,外国入侵又纷至沓来。

面对此境况,爱国人士们一心想扫除阴霾,破旧立新;狡黠凶恶之徒想趁机夺权,这也是形势所致,时代唤英雄。

于是,一代英雄洪秀全、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便因时因事,相继出现了。

读后感悟

1.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只能产生两大阶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要么统治,要么被统治。政治清明,才可能有太平;政治昏暗,则乱民造反生。成王败寇,就是道理。历来如此。

2.在梁氏眼里,由于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国百姓从没有参与政治的传统,因此就不可能有西方社会的政治民主。有明君,则百姓福,否则,奸雄出,战乱生,百姓难。

3.中国的改朝换代,是由流血和牺牲换来的,乱世时才出英雄。

4.李鸿章出生的时代,清朝正由盛转衰:政治腐败,民心思乱。所谓乱世出英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个奸雄或英雄开始浮出水面。就此意义讲,李鸿章的出现,也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

初识曾国藩,早年多砥砺

最初,李鸿章作为优贡生【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以人才贡献给皇帝的意思。贡生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意谓优贡生。】客居北京。由于曾国藩很赏识他的文章,于是,李鸿章就成为曾国藩的学生。

就这样,李鸿章得以与曾国藩朝夕相处,向他学习儒家义理和经世致用之学说。应该说,李鸿章的毕生学养,就得益于这段时间的积累。

此后,李鸿章进入翰林院。不到三年,金田之乱爆发。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仅两年多时间,其势力就蔓延半个中国,东南部的重要城市相继陷落。真是土崩瓦解,形势危急,令清朝统治者慌乱。

此时,李鸿章正在安徽老家,作为幕僚,在安徽巡抚福济和吕贤基处参赞军事。当时,庐州已陷落,附近地区也被太平军占领,一时形成两面夹攻的犄角之势。

福济想收复庐州,但苦于不能实现。李鸿章就建议先攻下含山、巢县,断绝太平军的后援,然后攻取庐州。福济同意,并授权李鸿章,让他指挥军队。李鸿章一举就攻克含山、巢县。李鸿章在军事上的名声就此传出。这年是咸丰四年十二月。

洪秀全攻陷武昌时,曾国藩正在老家丁忧守孝。皇上一道圣旨,让他组织团练,抗击太平军,曾国藩义不容辞,慷慨答应。曾国藩决心操练出一支劲旅精兵,力挽狂澜,以解国家之难,并以此为己任。湘军就此成立。

湘军,是淮军的母体。此时的八旗绿营(清朝常备兵之一。顺治初年﹐清廷在统一全国时将收编的明军及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单位组建﹐因以绿旗为标志﹐故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旧兵,都是些懒惰怯懦的废物,将领们也都平庸无能,不尽忠职守。曾国藩深入调查,感觉到必须消除军中的腐败作风,重新组合,另换一套班子人马,否则不能奏效。为此,他到处招募人才,统筹全局,百折不挠,改革士气。清朝兵力的恢复,从此开始了。

太平天国玉玺

洪秀全占领南京后,开始骄傲懒惰,加之内讧,太平天国迅速衰落。如果当时官兵中有得力人才,带兵来进攻,太平天国瞬间就可剿平。但无奈官军的骄横腐败,比太平军还厉害。

咸丰六年(1856年),向荣指挥的江南大营溃败;咸丰十年(1860年),钦差大臣和春、江南提督张国梁指挥的江南大营再次溃败,江苏、浙江相继沦陷,太平军气势更加高涨。

咸丰七年(1857年)丁未以来,清朝与英国开战,张国梁、和春阵亡,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了圆明园。

真是天时、人事皆不利,厄运交加。至此,大清传了十代的江山,虽没灭绝,但已是岌岌可危了。

曾国藩虽统兵十年,但管辖的也仅是长江上游一带,这固然与曾国藩深谋远虑、谨慎行事、不急功近利、节节进攻的战略有关,但也与朝廷对他不够信任,使他权力不够,不能充分发挥有关。所以,当湘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省区时,因地方官员的牵制而贻误很多战机。这种情况屡有发生,致使他很长时间不能建立功业。

当金陵大营第二次溃败时,朝廷才认识到不重用曾国藩不行了。于是,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朝廷任命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很快,又给他实权,并授予他钦差大臣,监督办理江南军务。

此时,兵权、财权才统一于曾国藩一身,他才得以和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共商苏州、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战事,大局才开始有所转机。

李鸿章做福济的幕僚时,福济推荐他为道员,却遭到郑魁士的反对,于是他没得到此职位。当时,关于他的谣言纷纷,毁谤四起,使他不能在安徽老家立足。

后来,李鸿章虽然被授予了个福建延邵建的道员遗缺,但徒有虚名,没实际职守。

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率军转战到建昌,李鸿章便前去拜访,于是留在曾国藩幕府做事。

咸丰九年五月,曾国藩调遣抚州的湘军旧部四营,并新招募组建了五营,任命他弟弟曾国荃为统帅,到江西景德镇助剿,让李鸿章作为参谋一同前往。

肃清江西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指挥部待了两年多。

咸丰十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商讨建立淮扬水师。曾国藩奏请任命李鸿章为江北司道,没获得批准;又荐举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奏折到达北京,却赶上咸丰帝到承德避难,事情就被搁置下来。

此时李鸿章已经38岁了,却怀才不遇,抑郁焦虑,只有拍腿空叹岁月蹉跎,仕途坎坷了。生命已过半,心想命该如此,不敢再谈功名了。

唉!这是上天在有意磨砺李鸿章吗?故意使他志气不得申,颠沛流离十余年,以磨砺其气量,增长其才干,为他日后担当大任做准备。

事实也是如此,李鸿章跟随曾国藩做参军的几年,正是他学习并积蓄能力的时期,也成为他终生受用的一段经历。

读后感悟

1.一个人光有能力不够,还要有机遇。对于有能力的人来说,只是机遇问题。李鸿章初在老家做幕僚时,就显示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才露端倪。真正的成功还远着呢。

2.李鸿章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军事上,都得益于曾国藩。所谓良师益友和知遇之恩,曾国藩对李鸿章,既是良师,又有一份知遇之恩。

3.曾国藩和李鸿章相继出现的时期,也是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时期。当曾国藩以实力证明自己时,也为李鸿章后来的发展机遇埋下了伏笔。

4.“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任何英雄人物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李鸿章同样如此:上天必要“苦其心志”,磨砺之,使之潦倒半生,反反复复,志不得申。然后,在历史需要他时,才让他走上舞台,大显身手。

第四章 一飞冲霄汉——军事家李鸿章

常胜军雏形:洋枪队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豪杰纷起,项羽称霸后,韩信出现;汉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豪杰纷起,到曹操成就霸业后,诸葛亮出现。自古伟人,其进退升迁,总有不顺,上天总要对他压制——必须要等到时机成熟,如满弓射箭,才能让他出现。冥冥中似乎有这种力量在起作用。

谢灵运说:“各位虽在我之前升天,但成佛必在我之后。”我看清朝中兴各大臣,论成名,李鸿章成名最晚,但论声名之大,李鸿章却是最大的。所谓事机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很自然地成为时代骄子。

咸丰六七年之际,太平军达到鼎盛,清军的衰败也达到极端。朝廷决策彷徨不定,官员们互相猜忌倾轧,加上军需紧张,国库空虚,各省只能自行筹集粮饷,解决各项开支。拆了东墙补西墙,解燃眉之急。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爱国忠臣和雄才大略之人才出现,也不能很快地发挥作用。于是,万般无奈,清廷想到了雇用欧美军队,来帮助其剿灭太平军。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后,开始四面进攻,大肆蹂躏,18个省区,几乎没了一块净地,历经十年,太平天国之乱还不能平定,清政府的无能,由此可见一斑。

上海的英国领事和富商们,并不以洪秀全为造反分子,而把他视为为民权而战的革命人物,于是与太平军以礼相待,友好交往,不时提供给他们武器弹药和粮食。后来,洪秀全骄傲自大,奢侈腐化,太平天国发生内讧,互相残杀,其内政很快荒废。欧美的有识之士看到此情形,才明白太平天国所谓四海皆兄弟,所谓和睦博爱,所谓平等自由,都不过是他们造反的借口而已,其本质和中国历代出现的流寇,并没什么区别,因此认定太平天国成不了气候。于是,英、法、美等国,改变他们的对华政策,都想借兵给清朝政府,以帮助其剿灭乱党。他们向朝廷请示,表达此意,这是咸丰十年的事情。俄罗斯也要派遣海军小舰队,运载了士兵,逆长江而上,来帮助剿匪,俄国公使伊格那还拜访了恭亲王奕,以示友好。

案:当时,欧美各国刚与中国通商,他们当然不想中国处于动乱之中。所以,当两军相持对战、历年胜负不决时,他们感觉有必要站出来帮助一方以结束战争,使局势归于稳定。但清朝政府之腐败让西洋人十分厌恶,于是寄希望于太平天国。

当时欧美各国,帮助官军则官军胜,帮助太平军,则太平军胜。两军胜败不定。如果洪秀全果真雄才大略,有远见卓识,加强内政,外结友好,与各国通商,签订和约,借助外力平定中原,那么说不定天下就归于他手中了。可惜他没认识到,太平天国内讧腐败,外面又交恶,为自己树了敌人,所以最终被消灭。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李鸿章等人的功业名声,也因此得以成就。

当时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虽然和约已签订,但彼此并不信任。所以,对于向外国借兵剿匪,恭亲王不敢作主,于是他一面向热河方面请示,一面征求江南江北的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袁世凯之父)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人的意见。

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极力反对,说百害而无一利。薛焕也不赞成向欧美借兵,却建议用印度士兵,以防卫上海及周边地区,并请示任命美国人华尔、白齐文为队长。

华尔

曾国藩也表示认同借用外国兵力,又上奏折申明,说眼下官兵衰疲,外国人既然有相助的美意,就不好拒绝,所以一面答应其好心请求,但要延缓他们出师会合的日期;一面利用其兵力,以起到剿匪的实际作用。朝廷批准,但谢绝各国派兵助剿,命令曾国藩聘请外国军官来训练新军,这就是“常胜军”的产生。而李鸿章开始建功立业,就与此事有关。

华尔,美国纽约人,毕业于美国陆军学校,因犯罪逃到上海。咸丰十年,太平军侵入江苏,苏州、常州陷落。上海的候补道杨坊,认为华尔深沉有才,于是向布政使吴煦荐举他。吴煦向美国领事馆申请,赦免了华尔的罪过。他让华尔招募几十个美国自愿兵,又增加了几百个中国人,让华尔训练,以保卫苏州、上海。

后来,这支部队屡次与太平军交战,常能以少胜多,所向无敌。于是,官兵、太平军都称之为“常胜军”。常胜军成立,其实在李鸿章来上海之前就有了。

读后感悟

1.时势造英雄,而在英雄出现之前,总要有一些人和事的铺垫,为之作陪衬,以此显示这个历史人物出现的必然性。李鸿章崭露头角之前,同样有这样的征兆:清朝军力败落,外国兵力凸显,其间出现的所有人和事,似乎都在为李鸿章的出现做准备。

2.作者看来,李鸿章在清朝的“中兴”大臣中,资历不算深,成名不算早,但功业最巨,名声最大。无论后世如何评价,李鸿章作为时代骄子是无可置疑的。

3.中国的很多农民起义,因其起初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开始往往是一呼百应,但发展到后来,往往又背叛了初衷,落后于时代,最终被打压下去。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因其狭隘的农民意识。洪秀全功败垂成就是典型的一例。当然,正因洪秀全的失败,才成就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中兴”之功名。

4.外国入侵中国,虽然积极宣传其民主思想,但根本还是为了利益,为此,他们参与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西方先进的思想,为老大中国注入一股鲜活的力量。迫使闭关锁国的天朝帝国,开始反思自己,并开始艰难的外交工作。而这些,似乎都在呼唤着李鸿章的出现。

5.本节交代清朝兵力败落,不得不借助外国势力的趋势,引出常胜军,为李鸿章的出现做伏笔。

临危受命,崛起于淮军

说到李鸿章的战功,不妨先从他立功的地方及其形势说起。

江苏、浙江两省,是中国财政税收的主要省份。可以说,没有江、浙,国家就没法生存。说到兵家必争之地,非武汉莫属;说到粮饷之地,非江、浙莫属,懂兵法的人都知道。

淮军士兵

因各地官军的声势日高,洪秀全不敢再轻视官兵,加之安庆已被官兵收复(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收复),南京将被孤立,形势危急,不得不及时行动。

洪秀全派李秀成、李世贤兵分两路进攻江苏、浙江,以牵制官兵。李秀成的部队英勇善战,接连攻破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战死,江苏各地也被李秀成的部队侵入,逃难的百姓都涌往上海。

克复安庆后,湘军的声望高涨。中央和地方大员中,原来与曾国藩不和的,或死或被贬。这样,剿灭太平军的重任,就完全落到了曾国藩的身上。

朝廷传旨,让曾国藩移师东进,收复苏州、常州、杭州等失地。五天之内,连下四道谕旨,语气不容商量。曾国藩上奏推荐左宗棠,让他一人负责浙江军务。

十月,江苏绅士钱鼎铭等人,乘船来到安庆,拜见曾国藩,请求他派遣部队支援江苏。并说吴中地区有可乘之机,将不能持久,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当地团练,二是洋枪和火轮船,三是埋伏下的内应;还有三座城池,虽没陷落,但也将守不住,它们是镇江、湖州、上海。言辞恳切,曾国藩动容。但当时粮饷缺乏,兵力不足,左宗棠的楚军也抽不出兵力。于是,曾国藩就与李鸿章商议,约定来年二月由李鸿章带兵前去支援。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朝廷下旨,向曾国藩征求支援江苏部队的统帅人选,曾国藩就推荐了李鸿章,并请示酌情调拨几千军队,由李鸿章带领,迅速奔赴长江下游,支援助剿。

于是,李鸿章回到庐州,招募淮人勇士。他到安庆后,曾国藩又帮他制定营规军制、武器军械的配备、军饷口粮的分配等制度,都按照湘勇的章程制定,同时参照了楚军的营规建制,对淮勇进行训练。

之前,淮南屡次遭到太平军和捻军的入侵,百姓被围困其中。自从咸丰初年,合肥的志士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人,就开始组织当地民兵团练保卫家乡,筑起堡垒,驻扎警卫,当安徽全省几乎都遭受战乱时,只有合肥还算安定。

李鸿章招募淮军,就是在乡里团练的基础上招募的,所以二张、二周、潘、刘等都随他参了军。

安徽人程学启,原来一直是曾国荃的部下,官至参将,智勇双全,是湘军中出类拔萃的人才,曾国藩把他调出来,让他跟随李鸿章。后来,此人因勇敢善战,闻名一时。

淮军成立之初,曾国藩把湘军的几个营划拨给淮军,从中选出一名优秀军官做统帅,也归李鸿章指挥,这人就是郭松林。

这样,淮军的名将,算起来主要有程、郭、刘、潘、二张、二周。

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淮军正式成立,共有8000人,计划沿长江而下,从太平军的营垒旁冲过去,以支援镇江,但一时没作决定。

二十八日,上海的官僚、士绅筹集白银18万两,雇了7艘轮船,来安庆迎接淮军。于是,李鸿章决定兵分三路,奔赴上海。三月三十日,淮军全军抵沪,圣旨下来,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任命原来的江苏巡抚薛焕为通商大臣,专门负责外交事务。

此时,上海常胜军的军制还不完备。外国将领华尔指挥着这支500人的军队,守卫着松江。这年正月,1万多太平军进攻松江,把华尔及其部队包围了几十层。华尔带队奋力抵抗,最终击败太平军。

李鸿章到达上海时,华尔带领他的新军归到李鸿章麾下。接着,李鸿章又招募了一些中国人,继续由华尔训练。常胜军的待遇,比湘军和淮军都要高,且高出很多。

从此,常胜军的作用,开始得到大大发挥。

读后感悟

1.时势造英雄,是真英雄自有时。当江苏、上海的战事吃紧时,李鸿章的机会终于来了。果然,他临危受命,创建淮军,接手并开始壮大常胜军,从此大展身手。

2.在一个人还寂寂无声时,有能力、有机遇还不够,重要的还要有上级的支持。李鸿章受命时,正是曾国藩地位稳固,大权在握时。没有曾国藩的推荐和支持,李鸿章纵有才能,也难以施展。可见,地利、天时和人和缺一不可。

3.所谓英雄,可以生于平凡,但成就其功名的必然是非凡的事业。这个非凡事业非他莫属。当时,克复苏州成为最艰巨的任务,也成为李鸿章及其淮军的非凡事业。李鸿章就这样受命于危难之时,担负一项艰巨的事业。这对于半生坎坷、准备多时、几近无望的李鸿章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应该说他人生的所有赌注都在此一举了。

上海得救,解围雨花台

松江府,在江苏、浙江两省交界处,是当地最高武官的驻扎之地,为江苏重要交通要道。太平军急于攻下松江。

李鸿章命令常胜军和英、法防兵(当时英法有防兵若干,专门屯在上海自保租界)合兵一处,攻打松江南部的金山卫和奉贤县;命令淮军的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攻打松江东南的南汇县。

太平军拼死作战,英法联军抵挡不住而撤退,嘉定县陷落。太平军乘胜进攻上海,程学启率军拦击,大败太平军。南汇的太平军将领吴建瀛、刘玉林等人,开城投降。川沙厅(在吴淞口南岸)的1万多太平军又来进犯,刘铭传坚守南汇县,大败太平军,收复了川沙厅。但太平军的气势很盛,一队围攻松江青浦,一队又屯集在广福塘桥,集中主力在泗滨,对准新桥。

五月,只有程学启一支部队守卫新桥,抵挡众多太平军围攻。连日来被围困,情况危急。

李鸿章得知后,亲自带队支援,在徐家汇与太平军交战,击败太平军。

程学启远远看见李鸿章的帅旗,率军出营两面夹击太平军,大获全胜,消灭3000太平军,俘虏400人,1000多人投降。驻扎在松江府外面的太平军,得到此消息,全军震惊,急率队北撤。于是,新桥解围,上海形势得到缓解。

淮军初到上海时,洋人看他们衣帽简陋,轻视他们。李鸿章曾从容地对将领们说:“能否打仗,要看军服吗?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军的实力!”当洋人看到淮军将领勇敢坚毅,部队纪律严明,都改变了态度,对他们肃然起敬。原来不服他的常胜军,也开始对李鸿章心悦诚服,顺从其指挥了。

当时曾国藩担负着剿灭太平军的重任,无人可代,也无人可牵制他。他命令李鸿章负责平定江苏南部,左宗棠负责平定浙江,曾国荃负责平定南京。

南京,是太平天国的根据地,攻下它需要与江苏、浙江两省通力合作,形成强大的势力。所以,首先要肃清江苏的太平军,才能围困南京;同时还需要包围南京的太平天国巢穴,否则也无法剿灭江苏的太平军。

淮军到上海时,曾国荃、杨载福、彭玉麟等人,计划水陆并进助力淮军,以击破长江南北两岸的太平军堡垒。

四月,曾国荃从天平府出发,顺流而下,接连攻破金柱关、东梁山营寨、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

五月,曾国荃率军到达南京城外的雨花台。这实际上得益于李鸿章对松江的解围。所以,在谈到这场战役的功绩,湘军能攻克南京,歼灭大敌,并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际也得益于李鸿章等人消灭太平天国的外围势力,断其兵饷,使南京陷入孤立,根枯树亡。淮军能平定全吴和苏南,也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际得益于曾国荃等人捣毁太平天国巢穴,使太平军精锐部队产生后顾之忧,战斗力下降,成受困之势。

苏东坡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年、二年之际,中国出现的正是这种豪杰并立的局面。

李秀成,这位李鸿章的劲敌,是太平天国将领的后起之秀。洪秀全起兵造反时,同党中的杰出将领有: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人称“五王”。

后来,冯、萧战死在湖南;杨、韦在南京争权,互相残杀;石达开别有远大志向,别树一帜,转战于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这样,“五王”实际不存在了。

咸丰四、五年间,官兵最是萎靡不振,而江南太平军的气势也在衰落。

李秀成出身于普通小兵,地位低下。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他还是杨秀清手下一个小侍卫。但他十分聪敏,心有谋略,胆气超群。所以到太平天国晚期,他得以扬起太平天国的余力,以翻江倒海之势,使官军疲于奔命。

最后,太平天国历时六七年才最终平定,应该说全靠李秀成和陈玉成两人之力。陈玉成在长江上游驰骋,在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扬起飓风狂飙;李秀成出没在长江下游及入海口地区,在苏州、杭州、常州、扬州激起万丈波涛。

陈玉成战死后,洪秀全能依靠的人,也就只有李秀成了。李秀成不仅智勇过人,而且胸怀宽广,宽仁厚待部下,深得人心。所以,当时官军虽收复了安庆,但下游的太平军气势仍十分高涨,形势不容乐观。

当曾氏兄弟合围南京雨花台之后,江苏及南京方面的大小战役仍在持续,使李鸿章、曾国荃费尽了心力,付出了巨大代价,最后才取得成功,这都是因为李秀成。

所以,说到李鸿章,必须说到李秀成。

南汇一战后,李鸿章的根基渐稳,于是打算与南京的官军配合,以牵制太平军,于是制定进攻之策。这年七月,李鸿章命令程学启、郭松林等人突袭青浦县城,收复之;派遣另一支军队驾船渡海,攻打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收复之。

八月,李秀成让谭绍洸带领十多万士兵进攻北新泾(在江苏地界,离上海只有几里地)。刘铭传半路截击,大败之,太平军退守到苏州。

同月,淮军与常胜军一同进入浙江,进攻慈溪县,收复之。此役中,常胜军统帅华尔胸部中弹身亡。依其遗嘱,为他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安葬。美国人白齐文代替华尔统率常胜军。

李秀成

同年夏秋之交,江南瘟疫流行,不少官兵传染致死。李秀成想趁机解围南京。于是在闰八月,李秀成挑选苏州、常州的精兵十多万人奔赴南京,包围了曾国荃的大营,调用数十门西洋大炮,集中火力轰炸,连续十五昼夜。湘军拼死抵抗,毫不示弱。

九月,李秀成令李世贤从浙江带领十多万人过来,合围南京,加强进攻。曾国藩得到战报,心怀担忧,忙从别处调集援兵。

这次战役,是两军开战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时太平军有20万大军,而陷于重围中的官军才3万多,且官兵病死、战死和负伤的有一大半。曾国荃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团结关爱如同一家人,所以三军将士愿以死相报,抵御住十倍于自己的太平军,从而成就功业。

李秀成看不能为南京解围,又因为江苏官军的气势日益高涨,怕江苏失守而南京也不能自保,十月,就带兵撤退,雨花台解围。

案:此役后,洪秀全大势已去。在敌人坚固的城池下驻军,乃兵家大忌。向荣、和春,都因此两度失败,所以曾国藩对此十分警觉慎重。之前,曾国荃曾屯兵雨花台,曾国藩就多次告诫他。等到这次战役时,外有十倍于自己的强悍敌军,内有困境中殊死抵抗的流寇,官军处境之危急,可说前所未有。然而太平军明知官军势单力薄,且伤病惨重,却终不敢奋力突围,决一死战,抓住机会建立非常之功业,却功亏一篑,引兵退去,致使进退失守,进而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

也许因为当时太平军将领们也多富贵已极,骄奢淫逸,恋生畏死吧,所以失败灭亡。这也是官军始料不及的。

曾国藩说:“军队最怕萎靡不振,缺乏士气。”道光、咸丰之际,官军开始不思振作,而太平军则朝气蓬勃;同治初年,太平军开始士气下降,而官军士气重振。

看来,失败的关键,真是全在于此啊!以李秀成的才干,尚不能避免失败,像洪秀全那样快入土的人,更不值得一提了。

所谓灭六国的,是六国自己,并非秦国;灭秦朝的,是秦朝自己,并非天下。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有志于夺取天下的人,不能不以此为鉴。洪秀全以一介平民,一朝崛起,没几年势力就席卷半个中国。但他不能抓住时机乘胜前进,用武力打下江山,却苟且偏安于一隅,把南京当成安乐窝,筑起深宫高宅,真是连陈胜也不如啊!致使最后在一座城里,坐以待毙。

所以,当初向荣、和春的溃败,不是因为洪秀全有多少本事,实在是他遇到的对手,与自己水平相当,所以洪秀全得以苟延残喘,勉强撑了几年。

唉!曾国藩、洪秀全一兴一亡,是天意,还是人为所致呢?君子说:是人,是人事造成的啊!

又案:此役是湘军和淮军立下功劳的最关键战役。不包围南京,就不能牵制江苏、浙江,李鸿章的淮军新成立不久,难以立即取胜;如若不进攻江苏、浙江,就不能解南京之围,曾国荃的军队已经疲惫,强攻也不能完保。读者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李秀成包围南京时,让他的副手谭绍洸、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谭绍洸等人率十多万太平军,分道从金山、太仓东进,淮军抵防,两军在三江口、四江口交战,互有胜负。太平军又沿运河安营扎寨,横亘数十里。又在运河及其支流上架起浮桥,来进攻黄渡,包围四江口,情势危急。

九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下令进攻太平军大本营。太平军强悍善战,淮军难支。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人身先士卒,士气大振,大败太平军,俘虏斩首1万多人,四江口解围。

读后感悟

1.淮军新创,就投入南汇一战,解围松江、上海,淮军初试锋芒,就显示出不凡的身手,令中外刮目,李鸿章的军事生涯就此打下坚实基础。淮军为什么一改清军颓废气象,充满战斗力?究其原因,当然与李鸿章有关。

2.如果没有李鸿章的淮军在外围对太平军的牵制,就不可能解雨花台之围。由此可见李鸿章在曾国藩统一指挥下的协同作战能力。一个人能力再强,也是有限的。真正的成功不是一个人能达到的,一个人的力量也不可能成功,真正的成功往往是上下通力合作的结果。

3.“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洪秀全、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风云起,英雄生,你方唱罢我出场,正是大显身手时,看谁是真正英雄。李鸿章要战胜的,又何止是太平军呢?

4.李秀成无疑是李鸿章的一个劲敌,无论聪明智慧,还是胸怀人品,李秀成的优秀都堪称一流,而作者以他为李鸿章的劲敌,也可见对李鸿章的重视。他们都壮志凌云,都年富力强,踌躇满志,怎么可能是行将就木的洪秀全可比的呢?

5.在作者看来,太平天国及洪秀全败在丧失了士气。士气源于志气,说到底还是源于其眼光不足。志气不足,则易骄傲自大;骄傲自大,则导致士气衰落;士气衰败,结果自然是失败。太平天国失败,清朝中兴;洪秀全的败亡,则成就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功业。

罢免白齐文,显外事手段

常胜军统领华尔死后,副手白齐文接任。白齐文为人贪鄙狡猾,当时他见官军处境窘迫,就私通李秀成。十月,白齐文暗暗计划在松江城为李秀成做内应,威胁上海道台杨坊,索要巨额军费,杨坊拒绝,他就殴打杨坊,掠夺白银4万两,逃去。

李鸿章听说此事,大怒,立即与英国领事馆交涉,罢免了白齐文的职务,并要他偿还所掠钱财,让英国将官戈登接任常胜军首领。时为同治二年二月。

这实际上是李鸿章与外国进行交涉的第一件事,他表现出的果敢而强硬的作风,令人交口称赞。

李鸿章罢免白齐文后,本要杀他,因美国领事馆阻拦,才放了他。白齐文就投到李秀成的帐下做参谋,参与策划了一些战役,却成效甚微。他建议李秀成放弃江苏、浙江,掠夺当地桑茶,烧其村舍,然后集中兵力北上,占据秦晋齐豫(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中原地带,以挟制东南。因为这里是官军水兵能力所不及处,可以成就大业。但李秀成没采纳。白齐文还为太平军购买武器,偷窃汽船,偷了官军的几门新式大炮,献给李秀成,致使官军在宝带桥一战中牺牲了数百人。后来,白齐文在李秀成处也不能得志,就跑到漳州太平军将领帐下,最后被郭松林抓住杀了。

读后感悟

1.李鸿章接手常胜军时,这支西洋人统领的洋枪队瞧不起他,不服他管束,直到解围松江后,李鸿章才让西洋人刮目相看。

2.李鸿章在白齐文问题上的果断强硬处理,初步展露出他在外交事务上的手段和智慧。李鸿章在外交上初露锋芒。他在外交上有没有天分不敢说,但时代由此一步步把他推到外交岗位上,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

3.有一种说法是李鸿章对外软弱卖国,事实上,李鸿章是一位传统而爱国的中国人,他从不崇洋媚外,也不会轻易低头。从罢免白齐文一事,可看出他的这个特点。

平定苏南,淮军威名扬

曾国藩抓了一个太平军的间谍,得到洪秀全给李秀成的一个手谕,说湖南、河北及长江以北地区,现在兵力空虚,令李秀成带兵20万,先攻下常熟,然后一面攻打扬州,一面逼视安徽。

曾国藩令人把信息报给李鸿章,让他先发制人,赶快拿下太仓州,干扰常熟的形势,牵制李秀成,使之不能到达长江以北。李鸿章也正有此意。

同治二年二月,李鸿章命令常熟守将死守,等待支援,派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等,率各部驾船赶赴福山,与太平军数十次交战,都取得胜利。李鸿章另派程学启、李鹤章攻打太仓昆山,阻断太平军,而命戈登率常胜军与淮军一起攻打福山,攻克之,常熟解围。

三月,攻克太仓、昆山,擒拿太平军7000多人,程学启功劳最大。戈登从此更加佩服他。

五月,李秀成从无锡出发,和他的5个部将一起,率领水陆大军数十万人支援江阴,占领常熟。

李鸿章派遣他的弟弟李鹤章及刘铭传、郭松林等人分路阻击太平军。刘铭传、郭松林与太平军先锋相遇,打败之。然而太平军来势凶猛,每次战斗双方死伤相当。当时太平军在运河两岸筑起连营,北自北漍,南到张泾桥,东自陈市,西到长寿,纵横六七十里,还有上百个堡垒,都扼守在运河的险要位置。太平军还把桥梁拆毁,在河上备置了船炮,水陆呼应配合,一时形势紧张。

李鹤章与刘铭传商量后,暗里收集木材造浮桥,半夜渡运河袭击太平军,击破北漍的敌营32个。郭松林发起猛烈进攻,击破南漍的敌营35个。周盛波带领部队,击破麦市桥的敌营23个。

太平军陷入大溃败,死伤数万,致使运河堵塞;擒拿头领百余人、马500匹、船20艘,兵器弹药粮食无数。从此,顾山以西太平军被消灭,淮军士气高涨。

六月,吴江的太平军望风投降。

程学启率领水陆大军1万多人,与刘铭传一起攻打苏州。攻入苏州,打下花泾港,守将投降,驻扎在潍亭。

七月,李鸿章亲自率军,收复太湖厅。然后向苏州进发,令刘铭传攻打江阴。太平军的强将陈坤书,调集了湖南、湖北、山东等四股十多万人的庞大军队,合力支援江阴。李鸿章、刘铭传亲自勘察敌情,见太平军大小军营堡垒星罗棋布,西自江滨,东到山口,便决定猛攻。太平军拼死抵抗,两军相持不下。后来,江阴城内有人发动兵变,开门投降,于是江阴收复。

当时,程学启驻扎在苏州附近,连日奋战,前后数十战都取得胜利,太平军在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关、王瓜泾、十里亭、虎丘、观音庙等十多处的营垒都先后失陷。

郭松林率队在新塘桥也大获全胜,斩杀太平军伪王两名,死伤1万多人,夺得数百艘轮船,大挫太平军水师。李秀成为此痛哭流涕,悲痛欲绝。从此淮军威名天下。

太平军经此巨挫之后,李秀成又大举反攻,以图恢复失地。李秀成命令手下集合无锡、溧阳、宜兴等地8万多人,1000多只船,从运河口出发。他亲自率领几千精兵,占据金匮援助苏州,互相配合策应,与官军连续作战,互有胜负。

十月十九日(同治二年),李鸿章亲自率军,以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进攻苏州。经过激战,攻破苏州外围防护。李秀成和谭绍洸等人退回内城,宁死不屈。

后来,官军水陆并进,联合起来三面围攻苏州,此时,城中粮断,人心惶惶。李秀成的部下郜云官等人,生了二心,私下沟通程学启,想投降官军。于是,程学启与戈登亲自登上小船,到城北的阳澄湖,与郜云官等人谈判,订下投降协约,让他杀死李秀成、谭绍洸,献上他二人的首级来,答应赏给他二品官衔,戈登做保人,让郜云官等人放心。但郜云官终于不忍心杀害李秀成,只答应杀谭绍洸,离开。

李秀成早已料到谋杀自己的阴谋,但事已至此,已是无可奈何,于是连夜(十月二十三日夜)逃出城。

二十四日,谭绍洸召见郜云官,郜云官和汪有为怕事情泄露,一到军帐中,就先杀了谭绍洸,并灭其亲信部队1000多人,于是开城投降。

二十五日,郜云官等人献上谭绍洸的首级,请程学启进城验收。现将投降太平军将领列举如下:

一、纳王郜云官

二、比王伍贵文

三、康王汪安均

四、宁王周文佳

五、天将军范起发

六、天将军张大洲

七、天将军汪环武

八、天将军汪有为

洋枪队

当时,这8位将军在城中的部队还有十多万人,声势汹汹。程学启曾许诺给他们总兵副将的职位,他们要求履约。但程学启看这8人都是心狠手毒,恐日后难以控制。就和李鸿章密谋杀之。在军舰上大摆筵席款待他们,只等炮令一响,伏兵就出来全部杀之,并杀了他们手下抵抗的1000多人,其余投降。

苏州平定,李鸿章因功被授予太子太保。

当初8人投降时,戈登是保人,后听说李鸿章食言杀了他们,大怒,要杀李鸿章。于是,他揣了短枪来找李鸿章。李鸿章避而不见,不敢回军营。几天后,戈登怒气才消,杀李的念头才放下。

案:在这件事上,李鸿章应有惭愧之心。杀降者本为君子所不耻,更何况与投降者事先有约,还有保人呢?此事李鸿章有三罪:一是,杀降者,违背公理;二是违背约定,食言杀降;三是背信于戈登,有失朋友之信义。戈登为此愤恨以至于要杀了他,也在情理之中。

李鸿章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如苗沛霖、李世忠等人降后叛乱的事情发生,也许有其不得已,但他一生中喜好玩弄小聪明、小伎俩,由此可窥见一斑。

苏州平定,成为平定江南的最关键战役。当初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各以孤军东下江南,深入军事重地,彼此不能联系配合,所以各自力量单薄,处境危急。

拿下苏州后,李鸿章建议统筹全局,乘胜攻入浙江,和曾国荃、左宗棠相接应,以便合力进攻,这是官军致胜的第一因素。

十一月,刘铭传、郭松林、李鸿章进攻无锡,攻克之,擒拿守将黄子漋父子。

于是,李鸿章把淮军分为三支部队:甲队,自己带领;乙队,程学启带领,进入浙江,攻克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逼近嘉兴府,左宗棠也来配合,攻入杭州地界,攻下余杭县,屡次大败太平军;丙队,刘铭传、郭松林等人带领,与常胜军一起攻打常州,大获全胜,平定了宜兴、荆溪,擒拿黄靖忠。李鸿章又令郭松林进攻溧阳,守军投降。

当时太平军将领陈坤书,带领10多万人,占据着常州府,并进攻官军背后。李鸿章与刘铭传迎战,太平军气势旺盛,官军失败。陈坤书又偷偷迂回攻入江苏腹地,出没在江阴、常熟、福山等县,江阴、无锡因此戒严,加强防备,江苏以西因此受到影响。

李鸿章令刘铭传抵挡常州的太平军,令郭松林放弃金坛,日夜赶路去支援苏州。又令李鹤章回去守无锡,令杨鼎勋、张树声率另一支部队扼守在江阴的青阳、焦阴,断绝太平军后路。

当时太平军包围了常熟,情势危急,官军连日苦战,才勉强支撑。太平军合力包围无锡,李鸿章奋力守护,几乎要筋疲力尽了。几天后,郭松林带领援兵赶到,大败太平军,才解无锡之围。郭松林因功被授予福山镇总兵。

当时程学启急力猛攻嘉兴(同治三年正月开始),城中的太平军,气势也很威猛,两军伤亡惨重。二月二十九日,程学启激励战士,要加速攻克,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穿越浮桥,爬上云梯,与太平军肉搏。城上敌兵奋力死守,发出的弹丸如雨。突然,一颗流弹击中程学启的头部左边,倒在地上。部将刘士奇当机立断代替主将,继续战斗,登上城楼。一时士气大振。潘鼎新、刘秉璋等人,也赶过来,水陆并进,一举攻克嘉兴。

程学启受伤后,卧床几十天,不见好转,三月十日去世。太平军人马连夜从北门逃走。

三月二日,左宗棠带兵进入杭州,从此苏军与浙军(李鸿章的部队和左宗棠的军队)的联络打通,兵力开始集中。

程学启死后,李鸿章让他的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带领他的部队,与郭松林会合,从福山镇出发进攻沙山,连续作战,攻克之。到三河口,又消灭了太平军2万人。

李鸿章命令各支军队合力围攻常州,令刘铭传攻击常州西北,攻下;郭松林进攻陈桥大营,攻下;张树声、周盛波、郑国櫆等人袭击河边20多个敌营,攻下。太平军败走,想撤回常州城中,却被陈坤书挡住,许多人死在城下。

三月二十二日,李鸿章的部队逼迁常州城,炮轰城池,城墙倒塌数十丈。于是组成一个数百人的敢死队,爬云梯登上城楼。

陈坤书骁勇善战,亲自率精兵抵挡,修补城墙,官军死亡数百。李鸿章大怒,令将士增强攻城器具,筑起长围,连日猛攻,两军伤亡相当。相持10多天,李鸿章亲自督阵,刘铭传、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等人,身先士卒,奋勇战斗,登上城台,太平军大乱。陈坤书还不屈服,与部下费天将率领精锐,大声怒喝,展开巷战,郭松林奋力战斗,生擒陈坤书,费天将也被周盛波擒拿。刘铭传大喊:“放下兵器者赦免!”立时投降1万多人。官军也死亡好几千。

常州收复,为四月六日。至此,苏军与金陵军(曾国荃军队)的联络打通,江苏省,除南京外,全部克复。

自同治元年二月开始,李鸿章率领8000人东下到上海,统领淮军、常胜军,转战各地,大小战役数十场,开始于松江保卫战,终止于嘉兴、常州攻坚战,总共两年,到同治三年四月,终于平定苏南。

戈登

案:李鸿章平定苏南,固然由于淮军各级将领的骁勇善战和坚忍不拔,但华尔、戈登的帮助也不少。当时李秀成智勇过人,其部队用的也多是西式武器,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周盛波、张树声、潘鼎新等将领,虽然善战,但也不过凭借其勇气谋略,并不懂新式作战方法。所以在作战初期,淮军与太平军交手屡败,吃尽苦头。李鸿章考虑到此,让他们向常胜军学习,并用了不少常胜军的武器装备。左宗棠平定浙江之功,也从法国将官托格比、吉格尔等人处得到不少帮助。

所以,清朝的起死回生,应该说也有不少英法人的功劳。他们愿意帮助清朝,是想维护东亚的和平稳定,以利于他们经商。不料直到今天,清政府还不能自觉,不思振作,将来恐怕难免战乱。

读后感悟

1.平定苏南,不仅是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重要战役,也是李鸿章从军立功的重要战役。这次战斗,使李鸿章及其淮军威名远扬,权位高升。其中体现了他的军事韬略,更显示了他驾驭千军万马和与其他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也因此成就了李鸿章的军事家角色。

2.在某种程度上,苏南的战斗,表面看是淮军、常胜军和太平天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实际上是李鸿章与李秀成的战斗。这是两大英雄之间真正的交手。

3.两军交战,不杀降者,但李鸿章却杀了8名降将,为他的军事生涯涂一抹灰色。此举虽然是作为一个指挥官在权衡利弊后顾全大局的必须决定,但在作者看来,这也许就是李鸿章贯使小阴谋伎俩的表现。

4.梁氏看来,李鸿章平定苏南的胜利,固然由于他的领导有方,由于他手下部将的英勇善战,但也有戈登的洋枪队及其新式武器的功劳。这正是李鸿章善于“借力”的表现。

5.透过李鸿章,透过战争,作者看到的是中国相对于西欧国家的落后和不足,心忧清政府的不觉悟,实在是思虑深长,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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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5月,官军在苏南的胜利已成定局,李鸿章就想裁撤常胜军,此时戈登主动要求遣散“常胜军”,李鸿章立即愉快答应。1864年5月31日,常胜军在昆山被解散,全体外国军官辞去在清军中的职务,其精锐部队和大部分武器装备被编入淮军,进一步提高了淮军的实力。从对“常胜军”的利用、处置,可以看到李鸿章“请神”、“送神”的现实和老辣。

李鸿章要代表朝廷送戈登一大笔钱,戈登婉拒。李鸿章又上书为戈登请功,清政府授予戈登提督之位,赏赐黄马褂、顶戴花翎等,戈登接受了。据说这是帮助清政府平定叛乱的洋人中,唯一一位受此厚赐的人。

李鸿章划拨白银1500两在上海建立常胜军纪念碑。纪念碑原在外滩花园北门外,重建公园围墙时划入园内,纪念碑以正方形大理石为基座,基座上为三角锥形碑,碑上镌刻汉文“得胜”二字,共刻有48名阵亡的外籍常胜军官兵姓名,因华尔列居首位,因而又被称作“华尔纪念碑”。

收复金陵,居功不傲

曾国荃水陆大军并进,包围南京已有两年,到同治三年正月,攻下钟山的石头堡垒。

太平军失去这个险要据点,官军外围才开始围合过来,太平军内外不通,粮饷断绝,南京城内也要断粮了。

洪秀全明白败局已定,于是,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自尽。手下将领拥立他的儿子洪福继位。

当时官军并不知这种情况。朝廷屡次令李鸿章,率领得胜之师到南京助剿。

曾国荃以为南京城中的敌军筋疲力尽,粮食弹药断绝,胜利在望,所以不想让李鸿章参与进来,李鸿章也很知趣,不想分功,就谦虚回避,借口盛夏不便用火器,拖着不到南京。朝廷不解其意,再三催促。曾国荃听说了,很是忧愤,于是从五月十八日起,督促将士们不分昼夜猛攻地保城(即龙膊子,山阴之坚垒,第一险要地),攻克之。又半夜挖地道,从五月三十日到六月十五日,打通十多条地道。严令城外各营,做好战斗准备,另外贴出告示,重赏敢死队员,一旦看到城墙有缺口,就冲锋上去。

当时李秀成在城里,洪秀全死后,所有号令都出自他一人。李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施,很得人心,将士们对他忠心耿耿。

五月十五日,李秀成亲率敢死队员数百人,从太平门的缺口突围而出。又让敢死队员穿上官兵的军服,冒充官兵,从朝阳门突围而出,冲入曾国荃的军营,放火喧哗。当时官军已很疲惫,缺乏战斗力,遭此突袭,几乎瓦解,幸亏彭毓橘等将领率领新兵火速赶到,才解除危机。

六月十六日,正午,隧道中装的火药爆炸,声如雷鸣,天地为之一震,南京城墙被崩坏二十多丈。

曾国荃的部队呼喊着奋力登城,太平军死命抵抗,弹丸如雨,外围的400名太平军士兵当场死亡。官军更加振奋,踩着尸体冲过去,蜂拥进城。

此刻,李秀成决心以死报太平天国,他把自己的爱马送给幼主洪福,让他逃命。

李秀成亲自带兵与官军展开巷战,连续三天三夜,直至被生擒。太平军大小将士战死烧死3000多人。天王宫被烧,火焰三天三夜才灭。城中忠诚跟随洪秀全的十多万士兵和百姓,无一投降。

自咸丰三年洪秀全占据南京,到此灭亡,共12年,最终被平。

案:李秀成,真是人杰啊!在太平天国生死存亡之际,在全城人命在旦夕之时,他还能带领精兵,突破重围,竭力死战,气势如虹,毫不亚于官军。五月十五日这一天的战斗,曾国荃的军队没有灭亡,也许是天意吧!

到南京城告破时,李秀成把爱马留给幼主,自己却慷慨赴死,心怀与国家同存亡的志向。回顾历代的名臣儒将,不过如此。回看项羽和文天祥的最终失意,是天意?还是人为呢?

据说李秀成离开苏州时,苏州百姓,男女老少,无不痛哭流涕。而他礼葬战死的浙江巡抚王有龄,优待降将,很有文明之国的大将风度。南京城内十多万百姓,无一人投降。就像齐国的田横,和他礼遇的500名宾客,志向相同,生死与共。而说到魄力,李秀成超过前人百倍,实为古来少有的现象啊!

如果李秀成处在洪秀全的位置,那么今天的中国,还不知是谁的呢!

李秀成被擒,从六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三天之内,他在站笼中壮怀激昂,破指为笔,奋力疾书,写下洋洋数万言的供状。后来虽经官军方面的删节,没能完全流传下来,但至今读来,仍可见其凛然不屈的豪迈气概。

唉!刘邦得了天下,项羽被骂。成败论英雄。今天,有谁会为李秀成说句公道话呢?百年之后,自有定评,未来史官作史,怎么会私心妄评呢?然而毕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氏兄弟,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同样是人杰啊!

南京收复,清政府论功行赏。加授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太子太保衔,封世袭一等侯。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都被封为世袭一等伯。其余将帅都有不同层次的赏赐。

曾国荃收复南京,立了一大功,各派将领都妒忌他。于是,诽谤谗言,纷纭而起。连有贤人君子之称的左宗棠也不免对他有妒意,只有李鸿章,不道一句是非,还竭力帮曾国荃说话,维护其功绩。

案:这也是李鸿章之所以有“文忠”这个谥号的原因了,圣旨传令让他会合曾国荃的军队剿敌,他却不愿在功败垂成时分功,到事成之后还不怀嫉妒心,向主上推荐标榜其功绩,他的这种德操和胸怀确实有过人之处。名不虚传,不是随便就能留名的。

李秀成亲供手迹

读后感悟

1.苏州克复,收复南京指日可待。朝廷催促李鸿章到南京助剿,但李鸿章出于回避抢头功之嫌疑,借口推托,按兵不动。由此可见他的官场修养和智慧。

2.李鸿章的从容,不仅在于他对战局的把握,更在于他对自己的准确定位:在苏州,他是主角;在南京,他是配角。无论出于对恩师曾国藩的尊重,还是出于对曾国荃的成全,他都需要适可而止。

3.如果说李秀成有什么失败的话,也许是他跟随太平天国的失败。而他的“愚忠”,也许是他在报答洪秀全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也许这是上天给他的使命吧。也许这正是他作为英雄的可悲之处。

4.李秀成忠勇可嘉,信义并存,其才能品质堪称完人,但因其所跟非人,人们对他并没一句公道话。作者为此惋惜,希望史家们还他一个公道。

5.从来功利面前有纷争,大功告成,论功行赏之际,也是人事纷争最激烈的时候,在这方面,李鸿章很聪明,他既不居功骄傲,也不妒忌抢功,更不参与到人事和口舌纷争中去。我们看到,随着阅历的增加,李鸿章已显示出他为人为官的城府和老道。

曾国藩庆祝太平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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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忠王李秀成为诸贼之冠,不甚耐战,而最多狡谋……狡狯异常、诡谲多谋、谋狡而稳……既深佩其狡猾,更积恨其忠勇。

——李鸿章

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风采,你就会相信,像他那样的人,注定会成功。不论抚台(李鸿章)、恭亲王还是别的满清王公贵族,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他是叛军拥有的最勇敢的、最有才能的、最有创业精神的领袖。他比其他任何叛军首领打过更多的仗,而且常常是打得很卓越的……他是唯一的一位死了值得惋惜的叛军领袖。

——戈登

捻军乱起,临危又受命

南京收复,中国的战争平熄了大半。但捻军的叛乱还在继续,所以清廷还是担忧。

捻军之乱,始于山东的无业游民。到咸丰三年,洪秀全攻陷安庆、南京,安徽全省大惊。捻党趁此机会,在宿州、亳州、寿州、蒙县等地造反,横行于安徽、山东、河南一带,所到之处,大肆掠夺,官军无法控制;每次上面派人来剿,都遭到袭击,因此捻党势力日益猖獗。到咸丰七年冬天,捻军的骑兵已侵扰到直隶大名府等地,北京形势紧张。

现将李鸿章平捻之前,朝廷所派平捻统帅列表如下: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咸丰帝避难热河,捻党乘机侵入山东,在济宁大肆掠夺。德楞额与捻军交战,大败而回。蒙古族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带军追剿捻党,还算骁勇善战。

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军头目陈得才、蓝成昌、赖汶洸等人与捻军联合。捻军头目张总愚、任柱、牛落江、陈大喜等人率数万人,出没在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各地,来往迅速,如暴风骤雨,难以捉摸,官军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一股捻军进入湖北,在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蕲州等地大肆抢劫。舒保战死,僧格林沁的军队也屡次被打败。僧格林沁勇敢有余,但不学无术,军纪不严,所到之处奸淫掠夺,残害百姓,和太平军、捻军没什么区别,因此湖北的百姓对官军十分不满。

当时南京已收复,几万太平军余党加入捻军,转战到河南、山东一带,扰乱当地。同治四年春天,僧格林沁决心扫除乱党。他率领轻便骑兵,追击捻军头目,日夜飞驰三百里。到曹州,他的不少部下起了怀怨背叛之心。

僧格林沁行猎图

四月二十五日,僧格林沁中了捻军之计,大败。僧格林沁奋勇作战,落马而死。朝廷震惊,表示哀痛,急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的军务,令李鸿章代理两江总督,为曾国藩做后勤保障。

以前,官军追剿捻军,就知道追击,劳而无功,偶尔围堵一下,也是拆东补西,解救一时之急。总之,无论攻守,不是苟且作战,让捻军壮大了实力,就是有勇无谋地贸然进攻,挫伤兵力,没有一个全局的规划和战略,因此追剿捻军十多年,却不见成效。

曾国藩受命以后,开始制定了一个包围捻军、牵制其活动的战略规划,就是先把捻军围堵在一处,然后聚集优势兵力围歼。后来李鸿章也是继承了此方略,得以平定中原。

曾国藩是位君子。他向来以谨慎小心、持盈保泰、急流勇退的低调态度自勉。收复南京后,他平生的抱负已得实现,便想功成身退。

当僧格林沁战死,捻军猖獗,直逼京城的危急时刻,曾国藩又受命于危难之时,于是义不容辞地担起重任。但他看到湘军的士气已日益消沉,恐不能胜任战斗,于是逐步遣散湘军,只用淮军。

开始受任时,曾国藩就想到把这个重任交给李鸿章,以成就他的功业。

同治五年十二月,曾国藩托病辞职,李鸿章接任钦差大臣。曾国藩恢复两江总督之职,为战事做后勤保障。

李鸿章的剿捻方针是:根据捻军已经成为流寇的情况,追堵逼迫,控制其流窜,然后集中兵力围歼之。这是最好的办法。明朝孙传庭曾说:追剿流寇要把其驱逐逼迫到绝境,在其困顿时围攻;否则,在枪林弹雨中争胜负,纵使打了胜仗,也不能彻底荡平流寇。李鸿章深刻领会此策略。同治四年十一月,李鸿章上奏称,要将乱党追逼到深山环水的复杂地带,然后欲擒故纵,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兵力,从三面或四面围困之。李鸿章后来的成功,实得益于此策略。

读后感悟

1.清朝嫡系军队的腐朽在僧格林沁的部队中可见一斑,他的身死,更代表了八旗子弟兵的无能,满洲纵使是骑兵也已经风光不再、今非昔比了。而此时,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首的汉族军队的实力已超过满人,清政府不得不用了。

2.向来能者多劳。因为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当捻军四起,以流寇的性质危及京师时,清政府再次想到曾国藩,曾国藩此时虽已是名利双收,但也不得不临危受命。对别人而言,也许是机会;对他而言,也许是一个负担。

3.曾国藩可说是李鸿章生命中的贵人,每每给他机会。以前是,这次又是。可见,人生中有贵人相助是多么重要,英雄如李鸿章者也不能避免。当然,这个成就他功名的机会,意味着更大的考验和使命。

4.无论是学问修养,还是作战方略,李鸿章都深得曾国藩的衣钵。可见,两人既情同父子,又相契如知音。这种相遇实在是人生中难得的相遇,可遇而不可求。就此意义说,李鸿章是幸运的。

5.李鸿章的身上,有很多曾国藩的影子。但可贵的是,李鸿章能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和作用,尤其在外交上,他青出于蓝,既师出有门,又有开创之功,也正是李鸿章的了不起之处。

破东西捻军,威名再涨

同年(同治)五月,任柱、赖汶洸等大举入侵山东。李鸿章令潘鼎新、刘铭传全力追击,想逼他们到登莱海边,然后在胶州、莱州的交通要道,设法围困,使其向北不能窜入京畿地区,南不能跑到淮南。

刘铭传

六月,李鸿章亲自率军到济宁,视察战局。他感到任柱、赖汶洸等各军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还有一些游兵散勇和有煽动力的老兵,狡猾剽悍,不可轻视。如果兵力不足就想包围,追逼他们太紧,包围圈过小了,就会让其看穿计划,着急突围,趁官军不备逃走,对全局不利。

于是,李鸿章制定策略,先在运河上设防,断绝捻军退路,再在胶、莱两地设防,阻断其交通。

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一心想把捻军驱出山东,对李鸿章的这个策略不以为然,十分抵触。

七月,捻军突袭潍河,山东守将王心安驻扎在戴庙,竟然放纵捻军偷渡过去,导致胶州、莱州的防线崩溃。

此时,各界对李鸿章的诽谤纷纭而起,朝廷也责备下来,甚至要弃用李鸿章的策略。李鸿章上奏坚持己见,认为运河东、南、北三面,捻军来往流窜,官军分路追截,当地百姓可能受到侵扰,但不过几个府县而已。如果任由捻军驱入运河以西,那受害的就是好几个省了,其害无穷。同是中国领土和百姓,不能有偏废,顾此失彼。

朝廷准奏,照旧依李鸿章的策略。

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邱和潍县的交界地带和捻军交战,获胜。二十四日,刘铭传追击捻军到赣榆,和骑兵统帅善庆协同作战,击毙了任柱,东捻军势力大减。

二十八日,潘鼎新在海州上庄与捻军交战,击毙很多强悍捻军。十一月十一、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人在潍县、寿光抄袭捻军一昼夜,捻军军心动摇,很多人投降。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等人也频传捷报,战无不胜。到二十九日,刘铭传、郭松林、杨鼎勋等人,追击捻军70里,到寿光的弥河,开始与捻军交战。战斗打了十几个回合,又追杀捻军40多里,消灭近3万人,捻军的武器、车马、辎重等丧失殆尽。

李鸿章上奏朝廷说:“我军士兵回到军营,我亲去抚慰,他们都辛苦疲惫,面无人色。”

弥河一战战败后,赖汶洸落水没死。于是他又纠集了1000多骑兵,冲出六塘河防线。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人,带领水、陆、骑兵,随其后追剿,紧追不放,直到赖汶洸只剩下数百骑兵,被逼迫到高室水乡。

之前,李鸿章派出的淮军“华”字营统带吴毓兰正在扬州运河防守。于是,各支官军合力战斗,前截后追,十二月十一日,吴毓兰活捉赖汶洸。东捻军消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五省的东捻军也都被消灭。

李鸿章报捷的奏折中,附带陈述说各军自剿捻以来,奔波数省,长年转战各地,日行百里,饥寒交迫,还要担忧外人的指责讥讽,此乃人生中前所未有的困苦啊。

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多次申请离职,李鸿章也为他们请求,想让他们休养一下。刘铭传积劳成疾,李鸿章代他请假3个月。

同治七年正月,张总愚率领西捻军,从山西渡过黄河,向北流窜,势力直逼北京城下。北京政府为之大惊。

初七、初八日,朝廷多次下令刘铭传、善庆等人,带领骑步兵,赶赴河北剿杀西捻军。

因为刘铭传在病中,李鸿章不忍惊动他,于是率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11个营骑兵,潘鼎新的“鼎”字军全军,善庆、温德克勒西的骑兵,陆续进发,由东阿渡过黄河。命令郭松林、杨鼎勋整顿人马,随后跟进。

剿灭西捻军,比东捻军更难。原因是:一因黄河以北,千里平坦,没有高山大河限制其活动。张总愚狡猾多端,又知兵法,他们流窜到北方平原,掠夺马匹,如狂飙般往来迅速,瞬息百里。这种地势,想设一个圈子围困之,难以实行。而且张总愚吸取任柱、赖汶洸的前车之鉴,一听说被围,就立即死命突围而出,不给官军构筑围堵工事的时间,这是第一难题;二因淮军士兵多是南方人,和黄河以北风俗不同;南北性情口音不同,吃米吃面的习惯不同。而且骑兵力单,草料不足,这是第二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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