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 - 党项羌见证唐蕃那段如歌岁月

第二章在大唐盛世的怀抱中

党项羌见证唐蕃那段如歌岁月

唐太宗时期，唐朝的主要军事防御和进攻方向是突厥人。经过三年准备，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长期任职北方的唐代州都督张公谨上书唐廷，建议抓住突厥被回纥击溃，分裂为东西二部的有利时机，兴兵北伐，争取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长期困扰唐朝北方和西北部疆域的问题。

当年十一月，太宗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李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发兵十万，分兵四路进攻东突厥。此役消灭突厥精锐力量一万余人，俘虏五万余突厥军士，俘获其民众十余万人、大小牲畜数十万头。到次年时，东突厥的有生力量基本被唐军歼灭了，企图逃往吐谷浑的东突厥颉利可汗，就是那位曾经于武德九年（626年）驱兵策马于长安城畔，不可一世地指斥唐皇者，也被俘获了。

唐朝将愿意归顺的十余万东突厥人，依旧安置在他们原先的驻牧地，只是按照中原方式进行了州县划分，并且由唐廷进行直接管理。被俘的颉利可汗等人，并未像别人料想的那样被处死，反而被唐廷封以官爵，安排在繁华的长安城居住。唐太宗因自己的文治武功，被尊称“天可汗”。

突厥没落后，吐谷浑在西北兴起，不断侵袭丝绸之路和唐朝边地，各国客商和唐朝边民苦不堪言。几乎与此同时，西戎或西羌系统中的另外一支族群吐蕃人，利用吐谷浑人衰败后留下的青藏高原，迅速发展起来。赞普松赞干布在其父辈的基础上，统一了散居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各部落，建立了独立的王朝，并开始进行对外扩张。其交往和扩张的对象，首先便是富庶的大唐。当然，向中亚的扩张也是其战略方向之一。

就在大将李靖重兵打击吐谷浑人的那一年（634年），唐朝才第一次清晰地了解到吐蕃的存在，吐蕃人也开始第一次与唐朝通贡。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松赞干布在迎娶泥婆罗国（今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为妻后，向唐太宗提出了结亲恳求。

经过松赞干布的不断请求和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迫切的心愿（其间，还有“六试婚使”或称“六难婚使”的动人故事。为了考察和考验松赞干布赞普，唐廷对吐蕃派来的使者规定，每位使者必须接受一道题目的考验，谁能应答正确和精彩，谁就能把美丽的文成公主带到西藏去），两年后，唐太宗决定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

文成公主历经千难万险和长途跋涉，克服了今人都难以承受的高原反应和巨大的生活落差，远嫁吐蕃。她带去了包括中原先进的劳动工具、农业技术、种子、专家等在内的丰厚嫁妆，不仅为汉藏民族间的交流、为藏族同胞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和长治久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松赞干布为了迎娶文成公主和展现吐蕃人“不亚于”大唐的周到礼节，特意从逻些城（今西藏拉萨）北上到黄河河源，迎接浩浩荡荡的唐朝送亲队伍。

这支送亲队伍委实庞大了些。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等史料记载，唐太宗为文成公主所带去的陪嫁有：“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多种烹饪食物，各种花纹图案的锦缎垫被；卜筮经典三百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病药方一百种；医学论著四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此外，还携带了内地各种优良的谷物和芜菁种子等。

松赞干布不仅迎亲之时执礼甚恭，在文成公主到达逻些后，夫妻更是恩爱有加。他还乐不可支地对部属说：“我族我父，从未有通婚上国的先例，我今天得到了大唐的公主为妻，实为有幸，我要为公主修筑一座华丽的宫殿，以留示后代。”于是，专门为公主修建了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当时的布达拉宫建在拉萨红山之上，内外围城共三重，拥有殿舍九百九十九间。

松赞干布无疑是吐蕃和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父亲囊日论赞起家于西藏山南的泽当地区，经过多年的部族兼并战争，势力已经扩张到拉萨河流域。松赞干布继位后，首先与东北方向的大唐王朝和喜马拉雅山脉中的泥婆罗国通过结亲等形式交好，从而稳住了阵脚。接着，他率兵兼并了近亲——聚居在西藏北部和青海西南部的羊毗羌部和羊同羌部，后来又击败了曾经兵强马壮的吐谷浑人，在北方获得了很大的战略空间，从而将都城迁到中心地带的逻些城。

在西部方向上，松赞干布越过喀喇昆仑山脉，征服了克什米尔地区的大、小勃律国，向南兼并了泥婆罗的大部分疆域。与此同时，松赞干布大力改革吐蕃人的原始社会制度，建立起奴隶制国家，统一度量衡，创制文字，制定法律的官职体系，从大唐吸收先进的封建文化，并分别从中原地区和泥婆罗引入佛教，经过与当地原始宗教的交融，逐渐形成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体系——藏传佛教。

文成公主入藏后，以其雍容华贵、落落大方、知书达礼，不仅与松赞干布相知相悦，也通过汉地文化、风物、先进技术和工具的引进，而在广大吐蕃百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文成公主的努力下，汉人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传到吐蕃，她带来的诗文、农书、佛经、史书、医典、历法等典籍，强有力地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汉藏人民的友好关系；她带去的茶叶，让平日主要以肉食为主的吐蕃人一解油腻、满嘴喷香，被当地人热捧至今。

笃信佛教的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拉萨的金质释迦佛像，至今仍为藏族人民所崇拜，文成公主可谓母仪天下。在文成公主的努力下，大唐与吐蕃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亲密程度。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坚持留在拉萨一直到驾鹤归西，再也没有回到生她养她的大唐故土。

文成公主在西藏生活了近四十年，她还协助当地建设了大昭寺，主持修建了小昭寺（大昭寺落成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还联袂在寺外栽下从内地带来的柳枝）。今天，这两座寺庙不仅仍然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宗教场所，更是汉藏人民亲情的历史象征；随文成公主西行的中原僧侣，还将带去的汉文医书译成吐蕃文，编成《汉公主大医典》，这是吐蕃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

文成公主去世后，汉藏羌各族同胞为了缅怀文成公主，在青海玉树专门修建了“文成公主庙”。文成公主将她的人、她的身心，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高原上的藏族同胞……

松赞干布不仅表现出他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也同时展现了刚柔并济、柔情万种的大丈夫风采。在唐蕃建立起友善的亲情关系后，他积极学习和推行了大唐官制，多次派出吐蕃王室和贵族子弟前往长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有力提升了统治阶级的治国理政才能。

当唐朝遇到问题时，松赞干布也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648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唐廷派长史王玄策出使吐蕃，一方面和洽双方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去看望远嫁的文成公主。王玄策一行带着大批绢帛文物上路，途经天竺国时，不幸遭到当地人的抢掠，除了王玄策带着少量人马逃出外，大部分人马及物品全都被抢了去。

王玄策狼狈地抵达吐蕃，拜见松赞干布并说明了遭劫的情况，松赞干布认为天竺国是有意挑衅，破坏他与大唐的关系，于是派遣大军讨伐天竺，捣毁了他们的都城，俘虏了天竺王子，还缴获了大批牲畜，救回了被俘的唐使随从。

次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第九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为表彰松赞干布为汉藏团结所做的贡献，高宗颁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加封西海郡王，并且派特使送去大量的金银、绢帛、诗书、谷种，并特为文成公主送去了饰物和化妆品，以嘉勉她和亲抚蕃的功德。

得到中央政府嘉勉的松赞干布，立即致书唐朝司徒长孙无忌并表示：“天子（唐高宗）初继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勤兵赴国除讨。”并献上珠宝十五种，请代置太宗灵前，以表哀思。唐高宗被松赞干布的忠心深深感动，又晋封他为宾王，更赐彩帛三千段。高宗还下令刻松赞干布雕像于太宗的昭陵前，以示褒奖与亲善。

吐蕃使者领取封赏时，趁唐高宗高兴之机，请求赐给吐蕃造酒、碾米和制造纸笔墨砚的技术（这些技术在当时都是带有保密性质且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高宗一一应允，唐蕃友好至此已到了水乳交融的顶峰。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创作的《步辇图》，就是栩栩如生地表现吐蕃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拜见唐太宗的绝世佳作。

松赞干布以后历代吐蕃首领皆对大唐自称“外甥”或“外孙”，称大唐为“舅家”。今天，表达汉藏人民亲密友好的“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雪域高原上，成为历史最好的见证。

吐蕃与氐、羌一样，俱为上古西戎系统族群。由于十六国产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吐蕃与鲜卑也具有了亲缘关系。“吐蕃”一词，最早见于唐朝史籍，蕃（音bō）者，“bod”或“bo”，唐代藏羌系统部分人群的自称。有关研究表明，党项羌、吐谷浑等羌系族群的口语与吐蕃差别不大，均为汉藏语系之藏缅语族，且其人种特征也极为相似。

有研究表明，吐蕃是鲜卑语“秃发”的转音，系左支（西部鲜卑）之秃发氏，为避战火或扩张需要，从西北一路南下，并与当地土著融合后产生的新种落。

“吐蕃”与“土蕃”相通，古代民间传说中，汉族人文始祖黄帝有后土之德，以土为重，其一支后裔从西北南下青藏高原，与古西戎人群融合后，以“土”代表黄帝子裔，以“蕃”表示当地土著，合二为一则为“吐蕃”或“土蕃”。

无论怎样，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西戎系统族群的发祥地在中国西北，曾长期占据青海湖周边和青海湖以南的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的草原、高原和山地，后来随着人口膨胀等原因，一些部族或氏族逐渐迁徙离开了那里，分别向南、向东、向北迁徙与发展，有些融入汉族，并分别与其他族类融合，形成了诸如吐谷浑、吐蕃、党项羌等不同族系。

从这些族群的另外一些称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吐蕃与党项的密切关系。今天英语中对西藏的称呼有两种，一种是从当代汉语直接音译的“XiZang”（即“西藏”），还有一种是“Tibet”。而汉文史籍中对党项的另一种称谓，也是古代蒙古人对其的称谓是“Tangghut”，即唐古特、唐兀特或唐兀。只要简单对照，便可以看出“Tibet”与“Tangghut”具有词源、词根、词面上高度的接近性，或者说“唐古特”与“吐蕃”两词具有很高的关联性，不管使用汉语还是英语。如果大胆一些推测：党项与吐蕃其实是近亲关系。

前文介绍过，从血缘关系看，党项是鲜卑拓跋氏与河湟地区“党项羌”的融合族群，而吐蕃是鲜卑秃发氏与西羌（西戎）在青藏高原的分支“发羌”的融合族群，焉能不是近亲？！

至于现在对吐蕃的称谓“藏”，则是后来汉族根据藏语中“后藏”一词引出的。对于“藏”人一说，也有人认为是中原几千年间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战乱，逼迫中原百姓尽量远离战场，而青藏高原空气稀薄、生存条件恶劣，有些人便认为这样的地方是躲避战争的天堂，于是躲藏到那里，日积月累，“藏”（cáng）便成为这些人的代称了。

如果说汉朝开辟河西走廊是为了经营西域，隔断西羌人与匈奴人联手的话，那么唐朝重兵驻守河西走廊和西域，并对吐谷浑剿抚并用，显然是为了隔断吐谷浑与突厥的联手。唐朝的目标实现了，吐谷浑经历了隋唐两代和吐蕃人的不断打击，最终土崩瓦解（据说当代中国青海省的土族，即为当年吐谷浑人的直系后裔）。

吐谷浑的衰落并不代表党项人获得了崛起的机遇，因为强大的吐蕃人，还没在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示和“尽兴”呢。

早在638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吐蕃人就向吐谷浑扩张，与吐谷浑人接近的党项人也成为吐蕃攻击的目标。无奈之下，党项人只好内附唐朝，并且大举内迁，离开了水草丰美的黄河河曲之地，远涉至唐廷为其安排的今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地区，拓跋氏世袭的松州都督也改为新迁入地的靖边（今甘肃庆阳市与陕西榆林市交界地区）都督。未迁走的党项人，自称的同时，也被吐蕃人称为“弥药”或“弭药”，则不得不接受吐蕃的统治。

唐太宗去世第二年（650年），年仅三十四岁的松赞干布也离世了。他和文成公主未有生育，其与妃子、吐谷浑公主所生的唯一儿子也已去世，于是由松赞干布的孙子芒伦芒赞继任赞普（650—676年在位）。

芒伦芒赞尚年幼，好在吐蕃内有文成公主主持，外有大论（大宰相）禄东赞鼎力辅佐，加之松赞干布打下的良好基础，年轻的吐蕃政权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力。

这位禄东赞值得一提。在与唐朝和亲以前，他是吐蕃扩张的“急先锋”，他曾亲率精兵十二万北上，歼灭了聚居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白兰氐人，命其子钦陵攻打吐谷浑。和亲以后，唐蕃总体平安无事，但已经归附唐朝的吐谷浑却一直是吐蕃希望消灭的“重点对象”。在对待已经不堪一击的吐谷浑的态度上，禄东赞及其吐蕃部众与唐朝发生了激烈碰撞。特别在公元7世纪中叶，唐太宗和松赞干布先后去世后，禄东赞成为吐蕃扩张的主要推手和实践者。

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在吐谷浑降臣素和贵的内应下，吐蕃军队大破吐谷浑，斩杀无数，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和弘化公主带少量残兵狼狈逃往凉州（今甘肃武威市）。

670年（唐高宗咸亨元年），唐廷欲扶持恭顺的慕容诺曷钵回故地，遭到禄东赞的激烈反对，双方分别派出大军在青海湖畔进行了大规模战斗，结果以吐蕃军队的完胜而告终。

其实，公元7世纪中叶的唐朝，正处在鼎盛时期，通过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在中亚站稳了脚跟，军队战斗力也已经达到最高水平。安西四镇代表了唐朝对其中亚疆域的完整行政治理体系。

因此，为了吐谷浑而发生的唐蕃之战，以唐廷的全面失利结束，貌似有些匪夷所思。其实，了解那时的情形，就会明白真实原因了：唐太宗、高宗时期，突厥人始终是唐廷挥之不去的北方强敌，和亲、战争、分化、瓦解、利诱……唐廷可谓是机关算尽，但直接的战争威胁在很长时间都存在，这也是唐廷尽可能委曲求全，对吐蕃、吐谷浑实施和亲政策，对党项羌实施安抚怀柔政策的重要原因，两线或多线作战，再强大的国家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更深刻的原因是地理原因，我们知道，汉族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从来就不是扩张性民族，而从地理地形来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北方又几乎无险可守（只好建设长城），很容易受到自西向东的攻击。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从西北方向看，是较为平坦的河西走廊，一旦西域有失，则河西走廊不保，河西走廊一失，则外敌很快就兵临长安城下；从西南方向看，一旦青海失守，则狭窄的河西走廊与四川便危在旦夕，同样长安也就命悬一线了。

所以，唐朝初年所面临的战略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为了在战略上保护长安，必须固守河西走廊，而要固守河西走廊，则必须向西北进行战略延伸，即控制、羁縻或者领有西域，同时，固守河西走廊，还必须保证青海和青藏高原的安全，因为那里同样具备从高处“俯冲”冲击河西走廊与关中平原的条件。

当然，从恢复汉朝所拥有的西域疆域的角度说，唐朝也负有保持疆域完整的民族和历史责任，而西汉都城也在长安，同样从历史角度说明必须拥有河西走廊、青海和西域的重大战略意义。当然，长安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河西走廊和西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对当时欧亚大陆的经济贸易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中国地形地势造成的必然交通选择。

可见，汉唐对西北、西域的苦心经营，绝非汉民族扩张使然，而是迫于地理原因，而被动做出的战略抉择。

而鉴于文成公主入藏后数十年唐蕃关系的友好，唐朝长期未在长安东南战略方向上布置重兵，其主力和精锐部队，几乎都部署在河西走廊北侧与西域周边，主要用于应对强大的突厥人、薛延陀人、葛逻禄人等部族，因而一旦强大的吐蕃军队北上，内地的唐军当然不是其对手。

但是，青海的重要性和西域一样，不容唐王朝有半点忽视与懈怠。于是，唐王朝不得不从中原腹地和边防线上抽调精兵强将，与吐蕃在吐谷浑故地进行了多年的拉锯战。

正处在国力、军力上升期的吐蕃，不满足于消灭了吐谷浑政权，还把视线投向了西域。占领了河湟地区，对吐蕃绝对是重大战略利好，北可以掐住河西走廊的“咽喉”，东可以居高临下威胁唐都长安，西可以顺势而下直扑西域。

670年，青海湖之战的同年，吐蕃军队大举进攻西域，蹂躏了唐安西都护府下辖之十八个羁縻州，致使唐朝迫于其兵势，不得不暂时废弃安西四镇。唐军集结后，由大将薛仁贵、阿史那道真率领五万精兵迎击吐蕃，结果被早有准备的吐蕃四十万大军打得大败。此役后，吐谷浑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体彻底消失于历史舞台，如史籍所载：“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来，始西渡洮水，建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五〇年。”对唐朝而言，另一个恶劣后果是吐蕃控制了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西抵帕米尔高原，东接河、陇，中亚地区原属唐朝的疆域，此时已有近半数进入吐蕃版图。

女皇武则天对帝国西部的经略

683年（唐高宗弘道元年），中宗李显继位，旋即被母后武则天所废，睿宗李旦被立为帝，武则天临朝称制。690年（唐睿宗载初二年），武则天自己登基，自称“圣神皇帝”，国号“周”，迁都洛阳。在等级森严、男权至上的古代，武则天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式称帝的女皇帝。一般将那个时期称作唐朝的“武周时期”。

武则天是一位天才般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奇女子。她一生内修国政，外御强敌，是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政治家。她十四岁入宫为才人，成为太宗李世民的宠妃。在唐太宗病重期间，又与在床前服侍父皇的李治建立了感情。

李治继位为高宗后，将武则天纳入自己的后宫，后者以天才般的权谋之术和对江山社稷的忠诚与睿智，深深打动了夫君。由于高宗一直体弱多病，性格上也有唯诺之情，许多重要的军国大事全仗武则天清醒的判断与建言，因此，两人的感情除了通常的夫妻恩爱以外，还有价值观、统御观等方面的高度协调一致性，双方的信任度可谓是全方位和具有相当高度的。

武则天实际掌控朝政时，唐朝正处在从初唐向盛唐的过渡时期，经历了“贞观之治”那梦幻般开局的大唐江山，正面临着许许多多难题：内政上，均田制开始瓦解，一些农民四处逃亡，不稳定因素在增加；边塞将领长期在外征战，无论战果如何，均滋生了骄奢之气；权贵阶层中的关陇统治集团把持朝纲多年，致使其他阶层和地域的有志之士很难进入核心领导层，因而普遍有幽怨之气；连年四面出击（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使部分地区劳动力奇缺，生产力下降。

根据这些现实情况，从高宗末期起，武则天就开始推动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采取宽容的农业政策，解放农民的生产力，尽最大努力恢复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在人才选拔制度中增设“武举人”，不拘一格选擢人才；开展自行举荐、试用官员等制度，使出身寒微却有真才实学者，能有机会参与国政。

为了更好地施展政治抱负，武则天任用了一批酷吏整治吏治，相当一批能征惯战的良将被杀害或遭贬斥。但武则天也大力任用一批贤良之臣，如久负盛名的狄仁杰被重用后，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武则天时代被提拔起来的姚崇和宋璟，后来都成为大唐的柱国之臣。

在基本稳定了国内政局后，武则天开始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帝国西部。高宗末期，大唐因为支持吐谷浑抗衡吐蕃而遭到正处于扩张态势的后者的不满，双方的几次大战都以唐朝的完败告终，而吐谷浑作为一个曾经独立的民族地方自治政权也随之消亡，其族众一部被汉人吸收，一部被吐蕃吸纳。吐蕃两路出击，在歼灭吐谷浑后，兵锋直指大唐西部命脉之河西走廊，曾一度兵临瓜州（今甘肃酒泉市瓜州县）。瓜州，自汉朝以来即为西域大道的要冲，是河西走廊西部主要要塞，更是河西走廊与西域的连接点。瓜州若失，意味着河西走廊与西域被切断，中原王朝的西部疆域将荡然无存；另一路吐蕃军，则向西北方向进犯，将唐初所设之安西四镇摧毁，丝绸之路直接暴露在凶悍的吐蕃军队面前。

武则天曾辅佐高宗派兵欲收复西域被占疆土，但无果而终。睿宗继位后，实际掌握大权的武则天决意与吐蕃一战，在垂拱和永昌年间，曾分别两次从西域北路派兵南下，攻击占据着西域南路的吐蕃，但都失利了。

这个时期，大唐面对吐蕃威胁，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如果不能打破僵局，轻者，武则天的权威将不复存在且面临内乱可能；重者，整个大唐的江山都岌岌可危。因此，武则天废掉儿子自行登基后，从692年（武周天授三年）起，经过精心准备和周密部署，从东北、西南、西北、北方等各个边陲野战军中抽调集结精锐之师，并在后勤保障、辎重给养方面进行了全面准备后，由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率领，向盘踞在西域南路、青海等地的吐蕃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唐军此次准备充分，收复失地师出有名，加之西域自汉朝以来即为中原疆域，当地百姓华化颇深，经过多次激战，唐朝大军所向披靡，在辽阔的西部大地上给吐蕃军以沉重打击，毙伤俘吐蕃兵士无数，克复了龟兹、于阗等故四镇，并在龟兹复设安西都护府。为了保持对吐蕃的威慑和防备其卷土重来的需要，唐廷决定改变以前重北轻南，即以往重兵屯驻西域北部防御突厥、薛延陀等部，在西域南路象征性驻守的格局，在收复后的安西都护府屯置三万精锐汉人步骑兵。

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胜利，对唐朝西部疆域乃至整个亚欧大陆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后来的中国历史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第一，使唐朝重新确立了在中亚地区的疆域及宗主地位，重新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继而稳定了整个帝国的形势。第二，当时吐蕃的势力已经达到帕米尔高原以西，对唐朝的统治形成重大威胁，而那一地区的城邦小国不堪吐蕃的横征暴敛与疯狂杀戮，渴盼大唐出其于水火，因此唐军的胜利，遏制了吐蕃的扩张，对于那里的民众而言无异于久旱之甘霖。第三，完整的西域疆域，为大唐提供了巨大的战略空间，而且当地出产的优质战马，是中原军队不可或缺的。

吐蕃内部的形势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松赞干布去世后，禄东赞及其家族掌控了几乎全部的资源和权力。667年（唐高宗乾封二年），禄东赞病故，他的几个儿子（长子赞悉若早夭，次子钦陵，第三子赞婆，第四子悉多干，第五子勃论）分掌权力。其中，次子钦陵扩张性最强，是吐蕃主要的军事统帅。就在吐蕃与大唐进行拉锯战时，芒伦芒赞赞普病故，其子尺度松赞继位（676—704年在位）。因其年幼，众惧政局不稳，赞普家族在权臣钦陵的要求下，对已故芒伦芒赞赞普三年秘不发丧。

尺度松赞在位时期，吐蕃对大唐进行攻击，在东南方向将今四川、云南的部分唐朝疆域或羁縻州县占领，版图达到了吐蕃史上的极致。钦陵及其家族战功卓著，威望日益扩大，已经明显盖过了赞普家族，加之吐蕃在西域受到武周军队的打击后被迫进行一定的战略收缩，而尺度松赞逐渐成年，内部的矛盾日益显现。

698年（武周圣历元年），尺度松赞与大臣论岩密谋，决意剪除钦陵，派兵突袭钦陵所部的大本营“秦域”，捕杀钦陵党羽两千余人。当时恰巧不在营地的钦陵闻听后，欲发兵报仇反叛，结果部下忠于赞普不肯相从，钦陵无奈自尽，其家族势力顿时土崩瓦解。钦陵之子论弓仁因恐惧，与叔父赞婆一起，带领本部七千余部众投诚大唐，被武周朝廷下令安排在凉州驻牧。

在铲除钦陵势力后，尺度松赞任用悉诺逻恭禄为大相，但由于良将尽失，吐蕃与大唐的军事斗争开始走向全方位的失利。704年（武周长安四年），吐蕃强占多年的“姜域”之六诏百姓暴动，没有战功的尺度松赞亲自带兵前往镇压，战事不顺，他还病死在回程途中。

尺度松赞后期，在军事战略上已经采取了守势，主动与唐朝和解。他去世后，其子赤德祖赞继位，由祖母摄政，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唐朝也面临着四面楚歌的难堪局面。公元7世纪末，突厥人重新崛起，在唐朝北部不断进行战术骚扰，甚至进逼凉州。他们忽而要求归顺，在获得唐廷大量赏赐后立刻反目发动叛乱。当唐军声威足够时，突厥人又提出和亲……就这样反反复复，让唐廷狼狈不堪。吐蕃军虽然在西域被唐军歼灭了，但钦陵在自杀前的一次攻击，在青海和甘肃交界处打败了唐军。那里距长安不过六百余华里，若不是唐军层层设防，后果不堪设想。东北方向上，原本受突厥奴役而苦不堪言的契丹人和库伯奚人，早已享受了大唐给予的优厚“福利”，享受着高度自治，唐宗室女还下嫁给契丹首领，但是唐廷派往那里主持一方军政事务的安禄山欺男霸女，肆意侮辱契丹人，招致后者的大规模反叛。

吐蕃其实已经被内部的纷争大大伤了元气，但是依然“嘴硬”地要求唐朝撤出刚刚收复的安西四镇。武则天果断而坚决地拒绝了吐蕃的无理要求，一面派二十万大军进剿契丹人的叛乱，一面与来势汹汹的突厥人虚与委蛇。

在西部对峙前线，武则天起用了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应对突厥人的北方向和应对吐蕃人的南方向上，郭元振、唐休璟将军先后被任命为掌管凉州的陇右道大总管，他们在任期间，厉兵秣马，同时开荒、屯田、耕牧，并且注意采取张弛有道的民族政策和地方政策，极大地巩固了唐朝西部疆土。在军事斗争中，仅唐休璟就率领唐军先后六次大败吐蕃军队。

吐蕃的内乱使得其自顾不暇，加之看到唐朝在西部的防守态势非常稳固，于是从702年始，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朝贡。

唐蕃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尺度松赞执政末年，恢复了对唐廷朝贡，同时再度提出了和亲请求，但他没来得及等到唐廷回复就去世了。好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的儿子赤德祖赞继位后，吐蕃内部叛乱频发，摄政的祖母勉力平叛。在此情况下，吐蕃不要说主动攻击唐朝了，最担心的是中原大军会不会趁机向吐蕃进攻。于是，吐蕃对唐“低眉顺目”，年年纳贡，同时，为了表现友好姿态，不顾赤德祖赞还是一个少年的事实，连续于708年和709年两年上书唐廷请求迎娶公主，看到唐朝态度不明朗，遂于710年派出专使远赴长安当面恳求，以示诚恳与迫切。

当时在位的唐中宗与武则天商议后认为，在强邻环伺的情形下，与吐蕃的和亲，至少可以减轻西部疆土的部分压力，好腾出手对付突厥人和契丹人。

于是，中宗决定将自己非常钟爱的养女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中宗的不舍之情，可以从送亲一见端倪：身为天子，他亲自送金城公主到长安以西的始平（今陕西兴平市），洒泪而别，并派遣左卫大将军杨矩为护驾使节同赴吐蕃。

不承想杨矩乃贪婪之人，吐蕃事前得知他深得中宗信任的信息后，就采用重金贿赂，内外勾结，向中宗提出希望将河西九曲之地“赏赐”给吐蕃，作为金城公主的陪嫁，理由是那里水草丰美，适宜放牧，并且距离长安较近，方便将来金城公主作为“汤沐邑”，进行游玩和省亲。

处在深深眷恋养女情结里的中宗，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事实上，这块被吐蕃轻易得到的土地，日后成为吐蕃屡屡进犯唐境的垫脚石和跳板。

唐中宗像先祖太宗一样，给金城公主准备了无比丰厚的嫁妆。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详述。还送去了大批中原的能工巧匠，又一次大大提高了吐蕃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水平，大大增强了汉藏人民的交流与亲情。

金城公主入藏后，以其端庄的仪容、很高的教养、良好的修养与宽容大度，很快就博得了包括赤德祖赞在内的吐蕃人的爱慕和爱戴。为了尊重金城公主的生活习惯，赤德祖赞特别同意并帮助她修建了独立的生活起居用房，并且将她册封为贵妃，仅次于原配——从六诏迎娶的一位女子。

712年（唐睿宗延和元年、唐玄宗先天元年），唐睿宗李旦禅让皇位于其第三子李隆基，自己做了太上皇，李隆基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缔造者——唐玄宗。也在同年，吐蕃摄政者、赤德祖赞的祖母病逝，大相乞力徐监国。

因为金城公主嫁给赤德祖赞而换来的短暂的唐蕃和平局面，随着中宗与赞普祖母的几乎同时离任（世）而变得扑朔迷离。这种场景不禁令人回忆起，当年文成公主入藏后也曾带来双方的和睦友好，然而随着唐太宗与松赞干布的先后离世，双方的关系便逐渐转向对立。历史，往往是惊人地相似！

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吐蕃照例遣使赴长安，行“甥舅之礼”。不过，这次吐蕃提出了一项让唐廷很不愉快的要求：以黄河河源为界。尽管不舒服，唐廷出于安抚和亲情，依然高度重视这个要求，派专人前往，与吐蕃方面商议边界问题。

面对吐蕃提出的无理要求，唐使坚持划界原则，双方的谈判不欢而散。

吐蕃没有达到自己的欲求，于是由大相乞力徐等统兵十万，从唐朝赐给吐蕃的河西九曲之地出发，大肆劫掠唐朝边城，先后洗劫了临洮（今甘肃岷县）、金城、渭州（今甘肃陇西县）等地，甚至放肆地掠夺专门为皇家饲养的御马。因距离太近，长安都受到震动。

唐玄宗勃然大怒，派薛讷为陇右防御使，王晙为陇右群牧使，集结重兵，在临洮迎击吐蕃军队。武街一战，唐军指挥得当，加之吐蕃军队进犯过深，被唐军大败，斩首近两万。唐军趁势攻入九曲之地，将吐蕃设立的栅栏、关隘、城池、桥梁、要塞等统统毁掉。

这次大战，让唐蕃关系一下子跌入低谷。吐蕃也不得不改变四面出击的策略，在中亚方向上不再保持进攻态势，而是主动与当时已经进入该地的黑衣大食和突骑师部等进行和谈，从而集中力量对付唐朝。

吐蕃见以一己之力绝无可能“蛇吞大象”般吃掉大唐，于是联合以前曾经的仇敌黑衣大食人，攻打唐朝在中亚重要的领土和战略据点——费尔干纳盆地，但为唐朝所败；联合突骑师部，从帕米尔高原西麓迂回攻打安西四镇，也被唐军击败了。

无奈之下，吐蕃只好于717年（唐玄宗开元五年）遣使向唐廷求和，同时金城公主也单独上书“娘家”，要求双方息战。经过多次往来谈判，唐蕃于两年后进行会盟，约定不再重启战端，和平友好相处。

721年（唐玄宗开元九年），吐蕃大相乞力徐病故，赤德祖赞开始亲政。他加强了封建集权，经常深入各地体察民情，下令削减官吏以增收节支，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长年征战所带来的战争创伤得以慢慢恢复和治愈。

在以后几年里，对于横穿河西走廊、西域直至欧洲与非洲的丝绸之路之北线，慑于唐朝的军威，吐蕃人暂时不敢动什么念头了。但吐蕃与大唐连年交兵，使双方贸易联系处于不正常状态，而吐蕃之地皆高寒，限于自然条件，物产较为贫瘠，所以对于物资的需求和对于财富的渴望，有难以抑制的冲动。

这样一来，吐蕃的目光投向了丝绸之路的南线，即通过今四川、云南、南亚次大陆、克什米尔向西的线路。于是，吐蕃发兵攻打唐朝的藩属国小勃律（约为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地区吉尔吉特一带）。大唐接到后者的求救信息后，立刻委派时任北庭节度使的张孝嵩将军引兵南下，帮助小勃律击败吐蕃侵略军，俘斩吐蕃军数万人。

西部和北部长年不断的战事，逼迫唐廷在军事组织方面进行变革。在唐高祖、唐太宗时期，李氏皇族通过战争获得了天下，和亲政策也好，怀柔政策也好，羁縻政策也好，很多都是建立在皇帝个人军功、威权基础上的“锦上添花”。还有一个重要地方在于，隋朝已经为唐朝“开创”了面积空前广大的疆域，各民族、各地区在经过数百年分裂和割据后，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足够的。

国内外总喜欢将“汉唐”作为一个名词，其实从时间跨度来看，汉朝和唐朝两个朝代的时间跨度约十个世纪，长达一千年。当然，作为中华民族无上荣光和自豪的封建王朝来说，汉朝和唐朝具备了大量相近之处：大一统，疆域辽阔（据研究，盛唐时，中央政府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疆域面积超过一千万平方公里），存续时间长，社会发展程度很高，对人类文明所做贡献大，等等。

而仔细研究下来，汉朝与唐朝在统治理念、政策方面有着一些不同，也就直接影响着其军事战略。当然，各种统治手段皆有其优劣和利弊，这里不为强调或美化某一种的益处，只是通过分析，揭示出一些事件的原因（如唐朝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西部各族类的袭扰）。

汉朝统治阶级刘氏皇族是华夏族出身，有着深入骨髓的“华夷之辨”的界限。因此汉朝军队基本是由清一色的中原汉人组成，甚至包括让匈奴都为之色变的彪悍的骑兵部队。只是制约汉朝最大的问题是战马，因此获得河西走廊和西域疆土最大的意义，就是拥有了一片求之不得的宝马良驹供应之地，著名的“汗血宝马”的故事正是出现在汉朝。

战争胜利后，汉朝的通常做法是将降服或内附族类，与汉人杂居，强制性地进行文化、语言、行为模式等方面的教育灌输，使之归化为汉人。更重要的是，汉朝长期拥有着强大的常备军或野战军，平时长期进行正规化军事训练与准备，一旦发生战事，便可以迅速调兵平定。因此，汉朝所拓殖的疆土，最典型的就是河西走廊，一旦被中原拥有，便很难失去，其统治的稳定性或言其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策略的匹配性是不错的。

唐朝经济文化社会之发达举世瞩目，也是中国历史上疆域面积较大的朝代之一。但唐朝具有别的朝代所不具备的一个特点，是较短时间内面积“缩水”惊人：强盛时的唐朝疆域面积共一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安史之乱后竟缩为八百万平方公里，可谓史上最巨大、最“迅猛”的疆域“缩水”。

究其原因，统治政策和军事策略恐为重要因素。我们知道，李氏皇族祖上出身陇西狄道的李氏。陇西历来是民族杂居的地方，汉人和西羌等少数族群杂居融合。因此，作为唐朝统治阶级的李氏皇族，对少数族群并不陌生或言亲切感更强些。此外，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本人，就掺杂了非常鲜明的“胡羯之血”——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为鲜卑人，其妻、李世民的生母窦氏为鲜卑人。

当然，经过数百年的民族融合，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到隋朝时，进入中原的鲜卑人除了少数人还留下姓氏方面的印迹，其他与汉人无异了。并且很重要的是，从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来看，民族的差异性从来就不在外貌、形象、气质、服饰等方面，甚至和人种、口语都没有太大关系，而是看是否认同共同的文化传统，是否具有相近的心理，是否共同使用汉字。这样的例子在古代举不胜举。比如元朝建立后，大量色目人进入中原，他们深目高鼻、头发黄褐，但都尊儒道释，以书写汉字书法为荣。即使在今天，从人种、骨骼差异看，中国南北方有着显著的区别，但在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理念的认同上，却是高度一致。

但是，出身环境与氛围的差异，必然带来一些治国理念的不同。唐朝能够迅速将隋末动荡局面稳定下来，中原地区自不必多说，而西部诸部族的迅速归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里在汉朝时就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有着深厚的历史基因。李氏皇族的胡人血统，也是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李世民被尊称为“天可汗”即是少数族群在情感、血缘上对李氏高度亲近认同的一种直接证明。

唐朝与汉朝的统治政策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汉朝拓疆稳扎稳打，非常符合农耕民族的共同特点，看似拓殖速率没有唐朝那么快，但是一旦拥有了一块疆域，其统治的稳定性、安全性、承继性就很高；而唐朝获取疆土似乎更容易些，但失去时也非常迅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汉朝军队是由清一色汉人组成，而唐朝军队则是标准的“各族联军”，其军队主力很难讲是以汉人为主，基本上都有汉、突厥、吐谷浑、突骑师、契丹、羌等，甚至包括吐蕃兵。汉军的军事指挥官绝对是汉人，如著名的卫青、霍去病等。而唐朝大将固然有李靖、薛仁贵、王孝杰、张孝嵩、郭子仪、封常清等，但还有众多阿史那氏的突厥将领，也有安禄山、史思明等“杂胡”将领，也有突骑师部出身的哥舒翰等，也有来自契丹部的李光弼等，也有铁勒部的仆固怀恩，还有高仙芝那样的高句丽人，将领族属的“多元化”与汉朝显著不同。在民族政策方面，从包容性看，唐朝显然比汉朝要大得多。汉朝对于归附和纳降者，均使其与汉人杂居，施以汉文化的教化，实施与中原一致或接近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最终使其汉化，这样的益处在于增强了边地与疆域的稳定性。而唐朝则是满足于少数族群的称臣纳贡和远播声威，相对不太注重民族融合，这样的好处在于能够通过较小代价（主要是物质财富的赏赐或互市等），短时间内获得别人表面的称臣，不利之处在于民族界限依然鲜明，长期的、统一的行政管理很难建立。因此，即使少数族群一时归附，也会时叛时服。更重要的是，一旦朝中有变或中原出现内讧（如长达数十年的武周系统与李氏皇族的皇权之争和安史之乱），少数族群便会相应起事，引起更大祸端。

在军事政策方面，汉唐两朝的差别更为明显。汉朝模仿秦朝做法，长期保持着大规模的野战部队且进行高度战备，特别是有一支忠勇的骑兵部队，从而保证了在与匈奴这类强敌的长期军事斗争中，不至于捉襟见肘，更不至于担心关键时刻会不会发生哗变。反观唐朝，有野战部队的建制，但是数量和规模与其要保卫的疆域相比，则显得很不协调，一旦发生战事，唐朝通常的做法是集结一支数千人，最多一两万人的汉人部队，然后邀集周边各部族军队出战，这种方式在唐朝威望极高的时期（如盛唐）是奏效的，然而在唐廷威望下降或与当地部族关系出现裂痕时，其弊端便立刻显现。例如，高仙芝在“怛（音dá）罗斯之战”中，就是因为葛逻禄部军队临阵倒戈，而全线溃败的。

也许有人会说，古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困难巨大，是唐朝难以在西域保持大规模的常备军的原因。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然而，汉朝面临的困难与唐朝是一样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汉朝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主要有三。

一是派驻大量野战部队驻守西部边地的同时，允许军人带家属同往，并且由国家财政出资，鼓励军属在当地开荒种地，还补贴种子、农具等物资。这样一来，许多在原籍因人多地少而生活困苦的中下级军人及其家属，退役后干脆彻底“移民”。

二是将大量中原无地平民、罪犯和流浪者迁徙到西部，拓荒垦殖。

三是通过固守河西走廊和西域，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不少来自中原内地的商贩往来其间，有些定居在西部新土。

这些措施的长期执行，使汉朝在其西部疆域逐渐建立了居民点、城市。基层组织建设和人口、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军队的后勤保障提供了充分有效的支持，从而汉朝从内地调运的军用物资数量也相应减少，国力负担明显减轻。

当然，就整个西部而言，西域和河西走廊的自然条件是非常优越的。较低的海拔，相对平坦的地势，水草充沛的草原，沃野千里的绿洲良田，确实非常适合中原农耕居民。相比之下，海拔较高、气候恶劣的青藏高原，特别是青海湖以南，则不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唐朝一直到灭亡，也未能将吐蕃纳入直辖版图。

有唐一代，唐蕃关系始终纷繁复杂，时战时和。偌大一个唐朝，在与吐蕃交战时，总感觉兵力不足。事实上，就如同前面分析的，唐朝疆域固然辽阔，人口特别是汉人众多，但其常备军相对不足，以至于发生安史之乱时，不得不从少数族群如回纥等部“借兵”。

英国崔瑞德编著的《剑桥中国隋唐史》指出，到唐睿宗时，边防已经得不到足够的兵力了。

吐蕃显然对唐军的不足有清晰和直观的认识。因此，尽管吐蕃国力已大大削弱，但在小勃律被唐军打败时，他们还是控制着先前占领的大勃律。

开元中期的唐廷，刚刚经历了一番波诡云谲的内部权力之争，朝政基本稳定下来。一些对吐蕃主战的军政官员积极向唐玄宗建言献策，希望对屡屡骚扰边地的吐蕃展开军事行动。

吐蕃人没闲着，他们于725年起联合突骑师部，不断对大唐的塔里木绿洲地区进行袭扰和劫掠，以后几年里，吐蕃人不断攻击唐朝的“软腹部”——河西走廊。虽然没有造成很大伤害，但总是让边地居民不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唐军则三次突入青海湖地区，对吐蕃人的要塞实施攻击。从728年起，唐军渐渐在青海方向取得了优势，多次打败吐蕃军队，后者不得不求和，双方打打谈谈，直到730年（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正式达成和平协议：吐蕃承认唐朝为其宗主国并恢复定期朝贡；双方承诺不再进行战争，吐蕃也明确约束边地将领不得侵袭唐地；双方互派使者，并划定边界，立界碑。这样，唐朝可以腾出手来专注于平定东北方向契丹人的反叛。

唐蕃的和解，似乎是暂时的，而且好像只能约束青藏高原一带的唐蕃边境。因为唐朝和吐蕃接壤的边境线过于漫长，南到南诏，西至西域，西南到克什米尔。小勃律脆弱的安全形势，由于吐蕃在736年的进攻又一次被破坏，作为历史悠久的宗主国，唐朝不可能坐视不管，而作为丝绸之路的南方线路，唐朝更要死守小勃律，那里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从小勃律向南，便是一马平川的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向西北越过萨雷阔勒岭可以包抄费尔干纳盆地，也可以继续向西连接波斯与欧洲；向西可以控制阿富汗。

唐朝曾经无数次希望由自己打通和控制整个丝绸之路，但是到玄宗时代，也只是从河西走廊西进至塔里木盆地，再向西翻越帕米尔高原，而帕米尔北边地形平坦的包括费尔干纳盆地在内的疆土和一些保护国，仍然经常被粟特人、突骑师人和黑衣大食人阻隔。

在这场对小勃律的拉锯式争夺中，唐朝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战略窘境和复杂的周边关系：突骑师部可汗迎娶了吐蕃的公主，而突骑师一直在威胁着唐朝西域的北庭都护府；吐蕃赞普的一位妃子又是唐朝藩属康国国王的女儿，而康国正迫于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压力……

唐蕃双方在西域和克什米尔两条战线上不断互相进攻。唐玄宗建立了后来被深深诟病的节度使体制，目的是在战乱频仍的情况下，最大限度提升突发战事时的应对效率，规避文官系统的官僚主义。各道节度使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在当时的好处便是各节度使根据国家财政安排的支持力度和当地税收状况，来保持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

在这种体制下，仅直接面对吐蕃的唐陇右道和河西道，就已经建立了高达十五万人的野战部队，在名将哥舒翰的率领下，唐军得到了当地包括党项羌在内的各部配合，于753年彻底收复当年被唐中宗作为嫁妆赐予吐蕃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河西九曲之地。

唐朝扶持南诏以抗衡吐蕃

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无疑是全方位的，既有赤裸裸的利益争夺，也有温情脉脉的和亲友善，也有与其他部族的合纵连横。当然，总体来说，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的行动，都是在中华文明的总体框架下的一种民族交流和互动。《新唐书·四夷传》记载：“唐兴，与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

为了牵制唐朝，吐蕃在西域不遗余力，与宿敌突骑师、黑衣大食等进行同床异梦的合作，甚至隔着河西走廊与突厥“眉来眼去”，然后自身对大唐河湟地区、河西走廊不断侵袭。为了制约吐蕃，唐廷一方面大兵压境，随时攻击吐蕃，另一方面坚决保护藩属国小勃律等。此外，大唐西南境的云南地方有大量西羌系部族，他们虽然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但汉化程度较高，同时山高水深、易守难攻，兼具一定独立性，唐廷也不愿意直接管辖后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

在这种情况下，扶植云南少数族群，使之成为大唐西南与吐蕃交接地带的缓冲，不失为一种良策。唐朝初年，云南土著被称作“六诏”，即六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有五诏受吐蕃节制，还时不时被吐蕃胁迫攻击唐朝边地，唯有蒙舍诏（南诏或南召）从唐朝甫一建立就主动示好，要求归附，“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653年（唐高宗永徽四年），南诏第一代国王细奴罗即遣其子罗盛入长安朝贡，唐廷授细奴罗为巍山州刺史，并赐以锦袍。南诏和唐朝正式建立起臣属关系。

南诏是六诏中最为坚定支持唐朝的，可能也是因为它坐落在南诏南部，与吐蕃不相接壤。武周时期，唐蕃关系恶化，唐朝多次派兵攻打支持吐蕃的其余五诏，每次南诏都给予唐军有力配合。

713年（唐玄宗先天二年），唐廷为表彰南诏的忠诚，特授其第三代王盛逻皮为台登郡王。次年，南诏遣使入京谢恩，玄宗特赠予其佛龛、佛像和有关书籍，自此云南开始有了佛教。南诏举国上下非常倾慕汉文化，盛逻皮更是将晋朝书法大家王羲之推为“圣人”，要求全民学习。

728年（唐玄宗开元十六年），皮逻阁（697—748）即南诏王位，是为第四代王。这时候，唐蕃关系、蕃南（诏）、唐南（诏）关系以及六诏内部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是唐廷与吐蕃长期征战，加上西北、东北方向部族侵袭不断，唐廷只好全力支持南诏，一边抗衡吐蕃及其控制的其他五诏。

在唐廷的鼎力扶植下，皮逻阁不断加强军力，于738年灭五诏及长期以顾问名义就地监控的吐蕃势力，统一了云南地区。南诏的统一无疑是吐蕃的梦魇，却让唐廷的战略资源得以扩充。

唐玄宗龙颜大悦，在长安接见了皮逻阁，并“加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并锦袍金钿带七事”。在册封圣旨中，对南诏及其政权不吝赞美之词，“瞻言诸部，或有奸人潜通犬戎（吐蕃），敢肆蜂虿。遂能躬擐甲胄，总率骁雄深入长驱，左萦右拂，凡厥丑类，应时诛剪。戎功若此，朝宠宜加”。对皮逻阁，则称赞其“挺秀西南，是称酋杰。仁而有勇，孝乃兼忠。怀驭众之长材，秉事君之劲节”。

此后十余年，唐廷对南诏一直格外垂青，厚加赏赐，对皮逻阁的家人和继任者不断加官晋爵，甚至在对待入京觐见的南诏使节态度上，都给予其他部族从未受到的特殊礼遇。

唐廷扶持南诏的主要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遏制吐蕃势力向东、东南发展。而南诏“坐大”以后，自身也有进一步扩张的需要，而且它扩张的目标并非唐廷希望的西向，而是相反。

在皮逻阁以前，六诏的地盘主要是云南西部和南部、西南部，当时的云南东部居住着汉化程度很高的爨（音cuàn）人。爨人是十六国时期从中原流落避难而来的人与当地土著融合而成的一个族群。分为东西两部，因一位中原流寓于此的汉人爨氏，在此自成独立王国而得名。

南北朝时期，爨人分裂为东西二爨，东爨以乌蛮即彝族先民为主，西爨以白蛮即白族及傣、壮、纳西等民族先民为主，以曲靖（今云南曲靖市）为政治和经济中心。

南诏反目复和好，吐蕃趁火又打劫

尝到了地盘扩充好处的南诏，想把爨人爨地纳入怀中，这与一贯支持扶植爨人的唐廷产生了矛盾。争强好胜的皮逻阁也不退缩，他利用爨人的内部矛盾以及唐廷有关官员的疏失，采用离间计和和亲策略，将其分化，坐收渔翁之利。

当时，唐朝袭隋制，在爨地设有南宁州，早先为羁縻行政机构，主要为当地人自治。随着唐朝国力强盛和爨人的全面汉化，加之处于警惕皮逻阁扩张的需要，到唐玄宗时，唐廷将南宁州逐步加强为类似中原州县的管理方式，长期从内地派驻殿院御史或侍御史级别大员于此。

唐廷派到爨地的官员因急于进行包括修城筑路在内的经济建设，引发部分爨人不满。爨人杀死朝廷派来主管建设的官员，推举爨氏族人为首领。皮逻阁高明地利用了这一事件，把自己塑造为“调停者”，博得爨人的好感，同时又积极向急于平息事端的唐廷推荐他提出的当地官员人选，抓住唐廷希望南诏出兵威慑的机会，迅速将大军开进爨地。

他又利用爨人内部分为两派，互相之间有很深矛盾甚至家仇积怨，借口扶持被杀爨人首领，命大将段忠国将爨人头面人物举家皆诛，以极小的代价控制了爨地。

748年（唐玄宗天宝七年），阁罗凤继承南诏王位，成为南诏第五代王。继位伊始，他就遣使入朝进贡，唐廷也照例进行丰厚赏赐，表面看，一切如常，一派和谐景象。但实际上，阁罗凤已经与唐朝结下梁子。这是因为，阁罗凤本来是皮逻阁的养子，而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唐廷边臣一直暗中支持皮逻阁的嫡子诚杰。

阁罗凤没有撕开面子，一来是自己继位不久，尚未站稳脚跟；二来是南诏尚不敢主动抛弃唐朝这棵大树。阁罗凤继位次年，当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鲜于仲通“褊急寡谋”，云南郡太守张虔陀又“矫诈”，在这些志大才疏的边将、边臣的操作下，唐廷积极准备对南诏用兵，唐南关系迅速恶化。

阁罗凤本来希望向鲜于仲通等当面解释，并表示“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愿意解除误会，但是被自恃兵强马壮的鲜于拒绝了。结果，阁罗凤立即转而求助于吐蕃，后者当然大喜过望，双方合力将唐军打得大败。

这次战争被称作“第一次唐南战争”或“第一次天宝战争”。彻底倒向吐蕃的阁罗凤，被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意为吐蕃赞普之弟，云南国王），南诏与唐朝关系遂绝。

认为大伤面子的唐廷恼羞成怒，委派杨国忠接任剑南道节度使，于754年（唐玄宗天宝十三年）领军七万大举进攻南诏。

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唐军进入南诏境后，突然遭遇瘟疫，结果军队战斗力骤降，而且唐军多为北方军士，水土不服，因而被南诏和吐蕃联军又一次大败，史称“第二次天宝战争”。两次征战，唐军损失军队十余万，对本已空虚的国库无异于雪上加霜。

应当说，唐廷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将臣的无能与谗言，是军事失败乃至失去南诏这个战略要冲的主要原因。两次战争后，南诏士气大振，迅速北上，攻占了唐朝川西的大片领土，兵锋直指成都，唐朝费了好大气力才将形势稳定下来。

其实，汉化程度很深的云南地区，早在秦朝就已经和岭南一起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秦始皇曾派出大量军队在这里屯田，因此这里的百姓无论族属如何，多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阁罗凤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在第二次战争结束后，派人收殓唐军遗体，进行专门的祭祀活动后安葬，还命人制作了巨大的墓碑以示悼念。他在一些文字中也多次表露出希望重新归顺大唐的强烈愿望，以及受到小人诬陷的无奈和愤懑。

很快，安史之乱爆发了。唐朝应付潮涌般叛军的精力都不够了，当然更不会主动征伐南诏了。于是，南诏趁机将疆域向北、东、南方向继续拓展，分别将伊洛瓦底江流域、贵州、川西和今天云南省的全部纳入囊中。

安史之乱给唐朝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这种伤害绝不仅仅是所谓面子上的“老大帝国”在一群貌似玩闹的叛军面前不堪一击，而是广大中原百姓和西部各部族都遭受了严重的战争创伤。虽然唐朝奇迹般“存活”下来，但已经再无可能回到那令人无比眷恋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了。作为一个世界上举世瞩目的大帝国，虽然在战乱后又苟延残喘了百余年，然而其灭亡后，中国又一次陷入了痛苦的封建割据状态，五代十国纷纷亮相，各族百姓遭受了数不清的磨难……此为后话，不提。

前后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李氏皇族用了玄宗、肃宗、代宗祖孙三代人才得以平息。

叛乱伊始，长安竟被叛军迅速攻陷，唐玄宗父子（756年，唐玄宗被迫退位，由其第三子李亨继任，是为唐肃宗）仓皇出逃。吐蕃也充分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向甘肃、青海方向的唐境推进，平均每年都占领几个唐朝州县。那时，唐朝已经丧失了大部分良马饲养地，其骑兵部队由于得不到及时充分的战马供应，不得都不接受回纥人一次比一次苛刻的条件，来换取回纥骑兵的帮助。

即使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吐蕃人依然近距离威胁着唐朝。763年（唐代宗宝应二年），吐蕃军队的前锋推进到关内道西段（约在今陕西宝鸡市）之京畿重地，唐代宗仓皇而逃，吐蕃军趁势攻陷长安，将这个已经饱受安史叛军蹂躏的大都市，又一次进行了蹂躏。他们在城里驻扎了近半个月，几乎将这个唐代宗重新恢复的都城洗劫一空才离开。

好在有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一批忠勇之将全力辅佐，挽救唐王朝这座大厦于将倾。但是，他们即使有天大的本事，经过安史之乱的肆虐、南诏的反目、吐蕃的趁火打劫，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最典型的情形是，面对吐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大规模侵扰，郭子仪不像安史之乱以前那样有信心了。他很清楚地知道，唐廷可以提供给他调动使用的机动部队，在兵员数量上不及吐蕃军队的四分之一，最要命的是，可支配的战马屈指可数，往往一场大战打完，都不知道下一场上阵的战马在哪里。

吐蕃人当然也无比了解唐廷此时的颓势，根本不理会唐廷发出的和平倡议，而是每年秋季发动一次大的攻势，平时则任由其前方将领随意侵袭唐境。

吐蕃人每次大的攻击，都羞辱性地只出动万把人，有时就五六千人。因为他们发现，唐军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各级将士普遍厌战。唐军因残酷的大规模战争造成的心灵、肉体、家庭等方面的创伤尚未愈合，每每与吐蕃人作战，士兵士气和战斗力都大不如前。

战争就是这样，士气此消彼长，一里一外就拉开了双倍差距。吐蕃人占领了陇右道，使唐朝丧失了最后一处出产良马之地。唐军为了抵御吐蕃，不得不反复向回纥求助。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好在唐代宗还算是盛唐以后一位政治比较清明的好皇帝，唐朝得以在他领导下艰难而缓慢地恢复实力。到唐代宗（762—779年在位）执政末期，唐朝已经能够进行一些像样的抵抗，也具备了抗衡的能力。

这时候，经济基础要薄弱得多的吐蕃也明白，仅仅靠抢劫来的“隔夜粮”是不能长久的，维护一支长期对唐境进行袭扰的常备军，更是一种无比沉重的负担。同时，吐蕃人也看出唐朝已然疲惫不堪，但实力有所回升的态势，于是，双方愿意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

谈判在780年至783年进行。那时唐代宗已崩，其长子李适继位，是为德宗。谈判最后的结果是，唐朝承认目前吐蕃的实际控制线，也就是对双方实际控制区以和约的形式进行法律认定，同时双方还约定了交还战俘以及归还被吐蕃扣押的唐使等事宜。

总的来说，这次和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吐蕃的国力难以再支撑下去，且内部矛盾也比较突出，而唐德宗方面不过是对一些既成事实又暂时无力挽回的事情进行书面确认而已。况且，781年，河北地方藩镇的暴乱也让唐廷难以招架。

与此同时，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变化：779年（唐代宗大历十四年），阁罗凤病故，其孙异牟寻继位，成为南诏第六代王。刚继位，南诏就响应吐蕃要求，联军二十万，从四川方向进攻，意欲占领成都。

南诏和吐蕃都握有近年来屡屡大败唐军的“胜率”，因此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却被做了精心准备的唐大将李晟打得大败，被赶到大渡河以南才稳住了阵脚。南诏军伤亡惨重，元气大伤。

此役的失败，让南诏与吐蕃间有了嫌隙：吐蕃摆出一副“上国”姿态，将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南诏，不仅加以言语斥责和羞辱，还将原来给予的“赞普钟南国大诏”的封号降为“日东王”，也就是由所谓的兄弟改为藩属、君臣关系。

改善与南诏的关系，对于此时的唐朝而言，更是一种迫切的愿望。尽管双方都有此意愿，但由于积怨较深，加之南诏处在被吐蕃严密监视的状态，因此唐南双方的来往和谈判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中。一直到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双方才正式进行和平会盟，由天、地、水“三官”见证。

南诏重新接受唐朝册封，双方均保证互不侵犯边界，永结和好。特别是南诏保证，绝不阴结吐蕃而与唐为敌。异牟寻信守诺言，在和约签订不久，即发兵配合唐军收复了唐、蕃、南交界处被吐蕃占领的多处军事要塞，并派其弟带有关户籍清册以及吐蕃颁授给南诏的八颗金印入唐上交。

唐德宗非常高兴，于次年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并特地精制银窠金印一枚，派出庞大的使团前往南诏。异牟寻和南诏上下均怀着非常虔诚与激动的心情迎接这次册封活动，在唐使经过的六处地方都设立专门的驿站来迎候。

不仅如此，南诏都城张灯结彩，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异牟寻率其子和亲兵一千人，以十二头大象开道，亲自出城二十里迎接唐使。在跪拜接受圣旨后，异牟寻激动地对唐使和现场成千上万的百姓表示，“子子孙孙永为唐臣”，并一再表示永不违唐命。

自此，唐南结束了半个世纪兵刃相见的局面，重新走上了和平友好的民族团结大道。

“苦难行军”的党项人

唐朝与南诏实现和平，不再“兄弟阋于墙”，对于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华民族来说，是天大的幸事。

西南方向的安宁，就意味着整个大唐西部的和平吗？

答案是否定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军精锐的边地部队大量被抽调回中原平叛，根本无力顾及河西走廊和西域，吐蕃人趁机发难，攻取了河西、陇右、西域的数十处唐朝州县。以往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西域的美丽国土，大半被战火变作焦土。为数不多的州县，靠着唐朝军民的团结一致，各自勉力固守。他们不知道援军何时来到，事实上他们后来知道根本就没有援军。他们不能出城互救，因为一旦离开设防坚固的城市，他们会被残暴地撕成碎片，辛辛苦苦坚守多年的城市也会沦陷。

吐蕃占领了大量土地，而且将为数不少的党项人裹挟进来。这些党项人对吐蕃来说很重要。一来党项人与吐蕃人、汉人都有很近的文化、语言和血缘关系，只要服饰一改，另一方就难以辨别，可以充当间谍（那时候吐蕃的谍报工作是非常出色的）；二来党项人长期受唐朝统治，有民族自决的愿望；三来党项人游牧和农耕兼备，既能为吐蕃提供后勤保障，还能为其补充弥足珍贵的兵员。

那时候，党项人还没有结成统一的整体，唐初时迫于吐蕃的压迫，不得不内附，并按照唐廷安排，从河湟地区来到今宁夏东部、甘肃东北部、陕西北部交界处定居。

党项羌各部落各自生存，大约散居在灵州、盐州、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市境内），一直为唐朝管理。安史之乱后，吐蕃侵入，与唐军在这一带进行拉锯战，党项人遂被吐蕃降服，协同吐蕃不断对唐军进行袭扰。即使仍在唐官员管理下的党项人，也趁唐军多调往中原平叛之机发动骚乱。

吐蕃军队被赶出这一地区后，唐廷决定将党项羌各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榆林市米脂县）以北、夏州（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市靖边县）以东地区。后来陆续又有一些党项羌迁到附近的绥州（今陕西榆林市绥德县）、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东北）一带，这里虽然没有河湟地区水草丰美，但比起之前灵州、盐州不时经受战乱，显然已经安定了许多。

在庆州一带驻牧的党项羌叫作“南山部落”，驻牧在夏州一带的党项羌叫作“平夏部落”，两大部落为了土地、草原和人口等，经常互相对抗甚至厮杀，但相对而言，平夏党项文化素养相对较高，汉化程度也很高。后来建立西夏的党项皇族拓跋氏，正是平夏部落联盟中的显赫大族，西夏国名的由来，也与夏州的历史记忆息息相关。

夏州的治所，约在今陕西榆林市靖边县红墩界乡白城子村。十六国时期，汉化的铁佛匈奴人赫连勃勃在灞上称帝，然后北上在黑水之南营建新都城，名曰“统万城”（今靖边县城以北的白城子村）。大夏国为北魏所灭，在统万城设立夏州，隋朝再次设朔方郡，唐朝复置夏州。

党项人迁入内地后，虽然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但总的来说，生活环境相对稳定了，又可以就近从汉族同胞那里学习先进的生产生活经验，生产力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财富增加，慢慢刺激了党项人的欲望，同时也大大分化了曾经古朴而原始的党项社会，奴隶制逐渐形成，以拓跋氏为代表的部落联盟首领开始积累财富。他们以上好的牛羊及皮革等初级产品，向汉人购买武器或者用于制作武器、农具的金属原材料。

总的来说，经历了安史之乱沉重打击的唐王朝，已被突厥、回纥、吐蕃、南诏等问题折磨得不堪重负了，封建统治力度和深度已大不如从前。因此，党项人尽管还处在分散的不统一状态，但获得了难得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正向着民族觉醒和勃发的目标迈进。

党项人就像一群“苦难行军”的队伍，经过无数次磨难和艰险，在雾霭茫茫的夜色中不断跋涉着，跋涉着……

赞普松赞干布（617—650），吐蕃国王，吐蕃王朝的缔造者。赞普，古代吐蕃王号。赞，意为“雄壮、伟大”；普，意为“男子，男性”。
文成公主（625—680），唐朝皇室远支，江夏郡王、礼部尚书李道宗之女。
禄东赞（？—667），吐蕃人，薛姓，唐代少数民族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长期辅佐吐蕃赞普，任大相，对吐蕃民族统一和发展壮大厥功至伟。是帮助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主要人物，以其在出使唐廷时的出色表现，曾被唐太宗挽留，但坚持回归吐蕃。他和儿子曾把持吐蕃国政数十年之久。
慕容诺曷钵（？—688），吐谷浑末代国主。
弘化公主（623—698），唐朝宗室女，受太宗之命嫁给吐谷浑末代国主慕容诺曷钵，是唐朝第一位下嫁外藩的公主。后因吐谷浑被吐蕃所灭，而与其夫一道逃入唐境之河西走廊。
薛仁贵（614—683），唐初大将，今山西运城市人。清代有无名氏所撰通俗演义《薛仁贵征东》流传于世，为多种戏剧久演不衰的著名曲牌。因统领唐军被吐蕃打败，而被贬为庶民，一世英名不再。
阿史那道真，突厥可汗家族阿史那氏人，唐初大将。
武则天（624—705），中国古代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今山西文水县人。
狄仁杰（630—700），今山西太原市人，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武周时期宰相。以刚正不阿、敢于担当著称，是推动唐朝走向盛唐和繁荣的主要人物，后被封梁国公。
姚崇（650—721），今江苏吴兴人，在武周、唐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为相，有“救时宰相”之称，尤其对“开元盛世”贡献良多。
宋璟（663—737），今河北邢台市南和县人，经武周、唐中宗、唐睿宗、唐殇帝、唐玄宗五朝，为官五十二年。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与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朝，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帝国。
钦陵（？—698），吐蕃人，禄东赞次子，在其父殁后，任吐蕃大相，居中用事，独揽朝纲。指挥吐蕃军东、北掠唐境，西击突厥，曾大败大唐名将薛仁贵，致使薛仁贵因败绩被贬为庶民。钦陵后在内部斗争中被逼自杀。
系吐蕃人对吐谷浑故地的称谓，指今青海东部、南部和甘肃西部、南部。秦，指古代的秦人、秦国；域，是藏语中“地方”“土地”“地盘”的意思。秦域就是指秦人或秦国的土地，而甘、青确是秦人发祥之地。
系吐蕃人对今云南的称谓，姜域就是指羌人的地方，因为“姜”同“羌”，六诏的人民也是古代西戎或西羌的一种。
分布在今云南及其他地方的西羌各部落，在唐初时经过分化整合，形成了六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归附唐朝，史称“六诏”。
赤德祖赞（698—755），704—755年在位，吐蕃王朝第三十六任赞普。
郭元振（656—713），今河北大名县人，唐朝名将，十八岁就获赐进士及第。
唐休璟（627—712），今陕西兴平市人，唐朝名将，长期在边疆任职，分别与突厥、契丹、吐蕃多次交手，并经略护卫西域，尤其在吐蕃和中亚各部中威望甚高。
金城公主（698—740），唐朝皇帝宗室、雍王李守礼之女，其父去世后，她被中宗收养。
也称“黄河九曲”。黄河在古代叫“河”，从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在青海境内自上而下，分别流经曲玛莱、玛多、甘德、达日、久治、玛沁、河南蒙旗、同德、贵南、兴海、共和、贵德、尖扎、化隆、循化、民和十六县，流程一千四百五十五公里。今天还保留着许多黄河古渡口。九曲，盖言黄河在上游地区随地势有多重转弯，流域中间既有高山，也有水草丰美的谷地，自古以来就是游牧的极佳之地。
薛讷（649—720），唐朝大将，薛仁贵之子，今山西运城市人。深谋远虑，带兵有方，曾多次对突厥、吐蕃用兵并大胜，深得武则天、玄宗两朝信任，曾担任唐朝多个重要职务，“节度使”一职即由薛讷而启。
王晙（653—732），今河北沧县人，唐朝大将，官至户部尚书、朔方军节度使。
武街，唐代驿站名，即“武街驿”，约在今甘肃岷县以东。
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之间，土地肥沃，气候宜人。
狄道，今甘肃临洮县，西周称陇西邑，东周战国称狄道。狄者，古代中原人对北方、西北方非华夏族人群的泛称，有赤狄、白狄、长狄等多个种落。公元前279年，秦昭王在此设陇西郡，治所在狄道。从战国至秦汉近五百年间，陇西郡辖地约为今日之甘肃中部、宁夏南部、青海东部的广大区域，而狄道一直就是陇西郡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郭子仪（697—781），今山西汾阳市人，唐朝大将。安史之乱爆发时，他任朔方节度使，率军力挽狂澜，挽救大唐于危难中，先后收复洛阳、长安两都，还平定了安禄山和史思明及其他叛乱，成功说服回纥，与之联合大破吐蕃，使唐朝转危为安。
封常清（？—756），唐朝大将，今山西运城市人。长期协助高仙芝在西域征战，收服大勃律国。“怛罗斯之战”失败后，与高仙芝应诏回长安，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被监军诬陷，被令自尽。
李光弼（708—764），今辽宁朝阳市人，唐朝大将。经郭子仪力荐入朝，参与平定安史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