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奠基李家天下 唐高祖

正说大唐廿一帝 作者:刘亚玲


唐高祖李渊是李唐帝国的开创者,但长期以来,他都被掩盖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盛名之下。事实上,唐高祖也是一个胆略超群、富有权谋的政治家。他善于把握时机,而且目光远大,积极进取,为李氏家族开创了一代帝王霸业,奠定了李唐王朝的基业。唐高祖执政初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为后来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唐高祖李渊作为大唐帝国的奠基人,充分发挥其作为创业者的才干和胆识,使唐朝成为了中国封建统治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1.贵族出身:好风凭借力

我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是个家族社会,权力主要由一些名门望族掌握着。李渊出身贵族,这一先天的有利条件使他很容易被其他家族理解、接受和支持。这为李渊后来夺取权力、登上皇位、开创李家天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唐高祖李渊(566—635年),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公元618年至626年在位,谥号“太武皇帝”,庙号“唐高祖”。李渊的家族在其祖父李虎时便已开始飞黄腾达。李虎为后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官至太尉。李虎因为助后魏权臣宇文泰成功政变,与宇文泰、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八人一起被称为“八柱国”,位极荣贵,死后追封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昞,袭封唐公,北周时任安州(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李渊建国以后,追尊祖父李虎为太祖景皇帝,追尊父亲李昞为世祖元皇帝。

李氏祖上显然是依靠军功发迹的,被时人称为关陇贵族集团。后来,又倚赖婚姻巩固了家世门风。李氏家族与北周皇室及隋朝的姻亲关系,是以独孤氏为纽带的。独孤信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的第一个皇帝明帝,做了皇后。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也做了皇后。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这便是李渊的父母。由此可以看出,李渊家族自祖父以来便家世贵显,不仅与北周皇室宇文氏有着姻亲关系,而且与隋朝杨家有着贵戚关系,李渊与隋炀帝杨广互为姨表兄弟。在北周时期,李渊的父亲就迁居长安,天和元年(566年),李渊出生于长安(今西安市),后由于父亲早死,家中排行第四的李渊七岁就袭唐国公。李渊青年时,倜傥豁达,任性直率,宽仁容众,人缘极好。

李渊的妻子窦氏,也出生在一个军事贵族家庭。窦氏是京兆平陵(今陕西兴平)人,她的父亲是隋朝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窦氏自幼聪明,读书过目不忘,武帝宇文邕十分喜爱她,把她接入宫中抚育,常常随侍左右。窦氏小小年纪就对政事十分关心,有独特的见解。窦毅认为自己的女儿才貌不凡,不能将其随便嫁人,就决定为女儿谨慎选择一位“贤夫”。于是当窦氏到了出阁年龄之时,窦毅命人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能用箭射中孔雀眼睛的人才会入选。四方英杰纷纷争相上门一试,但都没能如愿。李渊也慕名而来,他连发两箭各中孔雀一目,窦毅最终将女儿许配给了他。由此可见,李渊年轻时即卓尔不群。

窦氏嫁给李渊后,尽心尽力辅佐丈夫,每遇丈夫有难解之事总能一语中的,提出中肯意见。北周亡国之时,窦家作为宇文家的姻亲,居然没有受到牵连,不能不说是因为窦氏与李渊结下的这门婚事。隋文帝独孤皇后与李渊的母亲是亲姐妹,即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母,窦家成为新的皇家姻亲,加之窦毅谨慎自守,对隋文帝小心侍候,所以才免遭祸患。李渊因姨母独孤皇后的关系,受隋文帝垂爱,在朝廷上十分受宠。

隋朝建立之初,李渊还只是因为贵族的出身补为千牛备身。在他此后的政治生涯中,窦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他能够不断得以升迁。窦氏为李渊生有四子,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个女儿,即平阳公主,后嫁给柴绍为妻。

唐高祖李渊一出场就带着满身的富贵,他在前朝、当朝中的位置,因为姻亲的关系可谓左右逢源。在那极为重视家庭门第和姻亲关系的年代,李渊的出身无疑为他后来开创自家的天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是旁人所无法比拟的。

2.晋阳起兵:时逢乱世,英雄辈出

隋朝末年,各地群雄并起,农民起义不断。乱世之中,隋炀帝不得不重用李渊。李渊借此之机,大树威信,广结豪友,扩大力量,使各路英雄纷纷投奔自己。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李渊抓住时机,在晋阳起兵,一举开创了李家天下。

隋炀帝即位伊始就大兴土木,建东都、修长城、开运河、筑驰道,使得民不堪命。隋炀帝又好大喜功:巡游江南,北上榆林,以夸耀自己的权势;出兵边塞,征伐高句丽,以显示自己的武威。结果徭役无时,战争频繁,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致使黄河之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土地荒芜。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以武力来反抗隋炀帝的残暴统治。这不仅加深了隋炀帝统治的危机,也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公元612年,隋炀帝发动了高句丽战争,李渊受命在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当时,民不堪苦,怨声载道,贵族杨玄感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起兵反隋,有相当多的贵族子弟追随其后,遂爆发了反隋的第一次大叛乱,进一步加重了隋炀帝对大臣的猜忌。隋炀帝命李渊镇守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兼知关右诸军事,以防御杨玄感。杨玄感兵败后,李渊继续留守弘化。在这期间,李渊广树恩德,结纳豪杰,引起隋炀帝对他有所猜忌。一次隋炀帝巡幸当中,征召李渊来行宫觐见。李渊称病没有前来,结果招致隋炀帝的不满。隋炀帝曾对身边的宫人说:“索性死了,倒也完事!”在这样的形势下,李渊除了倍加小心谨慎以外,必然也要设法自保,寻求出路。

隋炀帝由于出兵高句丽、镇压各地的造反者,不能不继续重用李渊。公元615年至616年,李渊在河东(今山西省北部)平定了当地许多股土匪,抗拒了突厥人对边境的侵犯,表现出过人的军事谋略。李渊镇守太原之初,隋炀帝从楼烦巡游到雁门时,被突厥兵包围,正是李渊的太原兵奋力援救才得以解围。隋炀帝便让他和马邑郡守王仁恭一同北击突厥。在马邑,李渊与王仁恭两军兵力不过五千人,王仁恭因为兵少深感害怕。李渊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胡服骑射”的主意。隋军兵马不足五千,李渊选能骑善射者两千余人,饮食起居一同突厥,驰骋射猎,伺机袭击。一次,李渊的军队与突厥军相遇,李渊纵兵出击,大败突厥,突厥人对李渊颇为忌惮。

此时隋炀帝荒暴,颇失民心,对大臣的猜忌心越来越重。在京畿一带流传着谣言“桃李子,有天下”“杨氏将灭,李氏将兴”。谣言传到隋炀帝耳中,引起他对李姓朝臣的疑忌,李密正是因此被逼去瓦岗寨起义的。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太原是军事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不仅兵源充足,而且饷粮丰沛,储粮可供十年之用,李渊初到太原时,有“历山飞”农民起义军结营于太原之南,使得上党(今山西长治)、西河(今山西汾阳)、京都道路断绝。这支起义军有十几万人,巧于攻城,勇于力战,多次打败隋军。李渊为树立自己的威信,决定讨伐“历山飞”农民起义军。两军相遇于河西雀鼠谷口,起义军两万余人,布阵齐严,而李渊所部步骑仅五六千余。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李渊决定智取,他将所部将兵分为二阵:以赢兵居中,扬旗鸣鼓,排成大阵,造成是主力的假象,然后以麾下精兵数百骑,分成两个小阵,左右出击,最终打败了起义军。

李渊击败起义军后,他在太原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晋阳(今山西太原境内)一带的官僚、地主、豪商也纷纷投靠李渊,他成为了太原的最高统治者。

李渊赴晋阳上任时,留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在河东潜结英俊,扩大自己的力量;次子李世民随侍晋阳,李渊也授意他密招豪友,广揽人才。晋阳令刘文静、晋阳宫监裴寂以及逃避征辽、负罪在逃的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左亲卫窦琮等人纷纷投靠李渊,因此李渊十分高兴,意欲在太原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在太原开始谋划起兵。

此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以李密、窦建德、杜伏威为首的三支主力农民起义军,他们分别活动在河南、河北、山东和江淮一带,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着隋王朝的统治,将隋统治集团及其军队主力分隔于江都(今江苏扬州)、洛阳、长安三处,使之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吏见隋朝大势已去,也乘机而起,占据郡县,建立割据政权,称王称帝,隋王朝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在这种形势下,早就心怀异志的李渊父子将起兵的准备正式提上了日程。

李渊的行动,引起忠于隋炀帝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的怀疑。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设计杀掉王、高二人,在太原起兵。李渊从太原起兵进入关中,一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李渊率部占领隋朝旧都大兴城(即长安,今西安)以后,更以其高超的政治手腕与政治谋略,展示出了一个新王朝开创者的风采。

3.拥立新君:师出有名,建李唐天下

在封建社会,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可以说是对上一个朝代的背叛。谁也不想落一个“臣子谋逆,不忠不孝”的恶名。于是,那些改朝换代者就先拥立一个傀儡皇帝,随后取而代之。他们以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来实现改朝换代而又不留恶名的目的。李渊如法炮制,先立隋朝代王杨侑为皇帝,择时取而代之。这样,以李渊为首的李氏王朝从此就建立了起来。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在李渊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防守长安城的隋军很快土崩瓦解,李渊攻陷隋朝都城长安。他下令“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为稳定局势,派遣李建成、李世民出城驻扎,统兵守城。李渊严明军纪,“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在政治上完全占据了主动。城内百姓对李渊军队进城夹道欢迎,秩序井然。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十六日,李渊将13岁的代王杨侑迎入大兴殿即皇位,改元义宁,史称隋恭帝。李渊立隋朝代王杨侑为皇帝,自己则被授为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理军国机务。陇西公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敦煌公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王;姑臧公李元吉为齐国公。又以裴寂为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礼乐征伐,兵马粮仗,事无巨细,全部归丞相府负责。李渊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集团,又大封功臣。义宁二年(618年)春正月,封丞相长史裴寂为魏国公,司马刘文静为鲁国公,其余诸将,分别加封。李渊以大丞相身份辅国是权臣夺取军政大权的一贯做法,像三国时的曹操篡汉、西晋司马氏取代魏,还有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而此时李渊的身份和他们当时是一样的。李渊通过丞相府牢牢地控制了长安的局势,隋恭帝实际上成为了李渊的傀儡。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无非是表明自己虽然背叛了隋炀帝,却还不想落个臣子谋逆的恶名,为天下人所不齿,而企图在不失忠义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改朝换代的政治抱负。李渊从政治上取消了早已失去民心的隋炀帝的正统地位,确立代王为正统,为自己今后的改朝换代做好了准备。当时,与李渊采取相同政治手段的还有两人,一是在江都(今江苏扬州)拥立秦王杨浩为帝的宇文化及,一是在东都洛阳立越王杨侗为天子的王世充。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时为隋炀帝右屯卫将军的宇文化及和司马德勘在江都发动兵变,将隋炀帝杀死,自称大丞相,拥立秦王杨浩为帝。后二人率十余万禁军北上,欲返回关中,却不想在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被李密击败。宇文化及率余众经魏县(今河北大名东),将杨浩毒杀,自立为帝,国号许,年号天寿。次年在聊城,宇文化及被窦建德擒杀。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这使李渊不再需要隋恭帝做傀儡了。

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恭帝杨侑以“功德日隆,天历有归,欲行禅让之礼”为名让位给李渊,朝廷大臣也顺水推舟。但李渊却觉得时机未到。五月,经裴寂等群臣三番五次劝说,李渊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同意即位。五月二十日甲子,李渊于太极殿即皇位,国号唐,改元武德,仍然定都长安,大赦天下。

唐武德元年,隋恭帝杨侑将玉玺交付李渊,自己逊居旧邸。五月,李渊命李世民为尚书令,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尚书仆射,相国府司马刘文静为纳言,隋民部尚书萧瑀、相国府司录窦威为内史令。不久,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以李渊为首的李氏王朝得以建立。从此,中国历史揭开了辉煌的篇章。

4.大一统:征战全国,力克群雄

以李渊为首的李氏王朝建立后,面对的是全国群雄并立、四分五裂的状态。李渊带领其子女,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征战,最终消灭各路豪强,完成了统一大业。在消灭这些异己力量的战争中,次子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巩固关中的稳定局面,李渊首先迫使河东(今山西永济)的隋朝大将屈突通投降,然后于武德元年(618年)指向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薛仁杲父子。薛举是富豪,雄于边朔。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薛举自称西秦霸王,不久称帝,年号秦兴。封儿子仁杲为齐公,据陇西全境,拥兵13万,成为西北地区的一股大势力。薛举起兵反隋,意在夺取关中。李渊比薛举父子先行攻占长安,薛举父子便以10万兵力进逼关中,对李渊构成严重威胁,后被李世民击败。李渊称帝时,薛举率精骑攻扰,关中大乱。李渊又命李世民为帅,再次率军讨伐,大破薛仁杲军队,使其被迫投降,陇西并入唐境。

与此同时,凉王李轨自称天子,年号安乐,由安修仁掌握枢密,据张掖(今属甘肃)、敦煌(今属甘肃)等河西五郡之地。李渊密遣安修仁兄安兴贵入凉,当上了左右卫大将军。武德二年(619年)五月,安兴贵与弟安修仁擒李轨,倾覆了李轨的政权。凉亡,河西五郡并入唐境,巩固了关中根据地。李渊以皇帝的身份传谕郡县,发布政令,依靠政治手段招纳了很多地方的隋朝官员归附。

刘武周是李渊的劲敌之一。他原是马邑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617年),聚兵万余人,自称太守,依附突厥,攻占楼烦、雁门、定襄(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境)等郡,受封为定杨可汗,不久自称皇帝,年号天兴。武德二年(619年)四月,刘武周勾结突厥兵马,南侵并州,进逼太原,并攻陷李元吉留守的太原,李元吉逃归长安,关中震骇。李渊后命李世民率兵进击刘武周。唐军渡河后,休兵秣马,坚壁不战,待敌军粮草不继,气势衰落,唐军一鼓作气,速战速决,刘武周全军溃败,部将尉迟敬德投降。刘武周率残部北遁突厥,后被突厥杀死,并州归入唐的版图。这样,不仅稳固了太原和河东地区,也解除了关中左右两翼的威胁,使唐朝中心地区更加稳固。

关中形势稳定后,李渊又集中力量夺取中原。

武德四年(621年),李渊派李孝恭、李靖至夔州(今四川奉节),进攻占据着长江中游地区的萧铣。萧铣于武德元年(618年)在巴陵(今湖南岳阳)称帝,同年迁都江陵(今湖北省偏南,长江沿岸),出兵攻夺唐巴、蜀地,拥兵40万。萧铣被李孝恭、李靖大军围困在江陵,外无援兵,只能投降唐朝,长江中下游地区也被纳入唐境。

李渊兼并了割地称雄的一些隋朝贵族后,又把矛头指向在灭亡隋朝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农民起义军。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队伍,曾在中原地区消灭了大部分隋军,割断了江都与洛阳的联系,迫使隋炀帝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公元617年7月,李渊父子誓师于野,准备进占关中。当时,除了正面的隋军外,李渊还面临左侧东路洛阳附近李密的几十万瓦岗大军的威胁。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李渊在进军途中多次致书李密,要求联合。

本来,李密的政治目的,也是入关,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但由于瓦岗军兵力集中在洛阳附近与隋军作战,无暇顾及入关之事。现在眼看李渊要捷足先登,李密很不甘心,他给李渊回信,自称为盟主,要求李渊亲自带兵,来河内郡面结盟约。

李渊接到信后,毫不犹豫地决定承认李密为盟主,先稳住李密,借他的力量牵制住洛阳的隋军,让他们不得西顾,李密在洛阳也无法脱身,这有利于晋阳义师集中全力,抢先占据关中。所以,表面上李渊故意低声下气,使李密自觉骄傲。他在给李密的回信中,一方面大肆吹捧李密,尊他为天下的救世主;另一方面称自己年老体衰,将来如能封王于唐,也就很满足了。同时李渊又以安辑汾晋地区为借口,隐蔽自己抢先进入关中的真正意图,并婉言拒绝去河内郡会盟。

李密收到李渊的信后,洋洋自得,从此对李渊进兵关中之事不闻不问,只专门对付隋军,李渊父子则长驱直入关中。结果李密在与隋军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只好投奔李渊。

武德元年(618年)十月,李渊热情地将前来长安投靠的李密迎进,常以兄弟相称,并且将表妹嫁给他。哪知李密降唐以后感觉李渊封给自己的官太小,非常失望,从而产生了去河南寻找旧部,重新发兵起事的念头。李渊得知以后便想将他请入朝中问个清楚,李密自知事情不妙,本想强闹出城,但最终被唐廷军队围歼。

占据江淮地区的杜伏威于大业十三年进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封辅公祏为长史,武德元年江都恶变,宇文化及弑杀杨广,任杜伏威为历阳太守,杜伏威未受,向越王杨侗称臣,被封楚王,拜东道大总管。武德二年李渊出使者招降,杜伏威归降唐,后封吴王。刘黑闼兵败被杀后,杜伏威使部将辅公祏留守丹阳(今江苏南京),自请入朝,被留在长安。武德六年(623年)秋,辅公祏率领江淮义军在丹阳反唐,自称宋帝。李渊又派大将军李孝恭、李靖、李世勋等分路进攻,武德七年,辅公祏率军自丹阳出走,被地主武装捕获,送唐营后被处斩,江南、淮南从此也成为唐朝的辖区。杜伏威武德七年二月在长安暴卒。

李渊以巩固关中为荡平群雄的战略出发点,紧接着平定了河陇与河东,稳固了李唐帝国的根基,继而进兵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到武德七年(624年),只有朔方的梁师都继续与唐为敌,其余各地基本都实现了统一。梁师都于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在朔方起兵反隋,攻占雕阳、弘化、延安等郡,自称皇帝,国号梁,年号永隆,依附突厥贵族,受封为“解事天子”。贞观二年(628年),唐军最终消灭了梁师都。至此,李氏家族真正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渊的征战生涯中,除了他的儿子们,还有一位能干的女儿平阳公主,她的表现极为出色。平阳公主是李渊的第三个女儿,窦氏的爱女、李世民最亲近的妹妹。她是一位真正的巾帼英雄,才识胆略丝毫不逊色于她的兄弟们。平阳公主16岁时,李渊将她嫁给了柴绍,定居长安。李渊在遥远的山西边境驻守,远离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只有李世民与他相随。

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反隋,约柴绍到太原密谈。柴绍与平阳公主商量,担心若二人一起离去,事情可能被发现。平阳公主不愧是李氏后代、巾帼英雄,她让柴绍一人离开而自己立刻动身回到鄂县(今陕西户县)的李氏庄园,变卖家产,招引山中亡命之徒数百人,起兵响应李渊。她又派家丁说服附近的“盗贼”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归顺于己。这支义军,军纪严明,势如破竹,连续攻占了户县、周至、武功、始平等地。平阳公主令出必行,整支军队对她肃然起敬,时称“娘子军”,并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很多人投奔而来。平阳公主在军事上很有见地,她不但为李渊在关中打下了一大片地盘,而且当李世民转战渭北时,平阳公主的娘子军积极进行配合应战,使得李世民连克强敌。李渊进入关中后,派当时在李世民手下带兵的柴绍前去迎接平阳公主,夫妻会师渭河北岸,与李世民共同攻打长安。李渊登基后,逢年过节给这位军功赫赫的公主的赏赐都数倍于其他女儿。

在征战群雄的过程中,唐高祖李渊时刻不忘对儿子们的教育。他告诫儿子们不要只知吃喝享受,要懂得只有历经苦难,才可以成就帝王大业的深刻道理。李渊以“拨乱之主”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成为李唐王朝的奠基者。唐朝的统一,是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真正的大一统。

5.各色朝臣:容百家为李氏所用

历朝皇帝都特别注重网罗人才,为己所用,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天下和巩固加强自己的统治。李渊容百家朝臣,也同样是为了维护李家的天下和巩固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

唐高祖李渊当上皇帝后,他的朝臣基本上由三类人组成:隋朝的旧官吏;北周、北齐和隋代官吏的子孙;以前各朝代皇室的遗裔。唐高祖时期的十二名宰相中,八人都与隋室或唐室有姻亲关系,唐高祖任用的很多高层文武官员都是他为政太原时期的旧部,大多数官员的出身与他基本相同。

裴寂是北周贵族后裔,在唐高祖的朝臣中,他可以算得上是最有权势的人物。裴寂在隋炀帝手下任过许多职务,最后做到晋阳宫副监,李渊便是在这里起事的。裴寂为李唐王朝建立初期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李渊自然没有忘记他的恩情。李渊登基以后,裴寂官居右仆射,知政事。裴寂本不是什么将才,经常打败仗,但是,李渊却厚待他,视他为至交,各种赏赐自不必说,视朝时经常让裴寂与他同坐。后来,李渊的第六个儿子娶了裴寂的女儿,二人的关系更加亲近。

萧瑀是唐高祖时期的另一位执掌大权的人物。他是后梁明帝之子、隋炀帝时萧皇后的弟弟,在隋朝历任多职。萧瑀在隋朝时,年纪轻轻就做到了银青光禄大夫,参决要务。后来由于屡屡上谏忤旨,被隋炀帝疏斥。萧瑀劝谏隋炀帝不要攻打高句丽,要注意防范突厥的进犯,这与隋炀帝的政见针锋相对,引起了隋炀帝的震怒,萧瑀被贬为河池郡守。唐高祖李渊攻取长安以后,刚刚进京定位,就遣书招萧瑀来降。唐高祖很器重萧瑀,授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先任命他做内书令,后又与裴寂同职做尚书省仆射。萧瑀对同僚持严厉批评态度,被许多朝臣厌恶和惮服。李渊却如此重用他,一是因为萧瑀为人正直,二是因为他家几世贵族,三是因为萧瑀是独孤家族的女婿。李渊把他看成心腹,每次临朝听政,都赐萧瑀升御榻而立。萧瑀熟识国典朝仪,他孜孜自勉,留心政事,深得李渊信任。

陈叔达是南朝陈宣帝(569—582年在位)第十七子,在隋炀帝时曾任门下省给事中,后被外放。在唐军进攻隋都时他参加了唐军,成为李渊的幕宾。公元619年至626年,他历任门下省纳言和宰相之职。

封伦(封德彝)也是唐高祖的主要权臣。封伦是隋朝一个刺史之子,也是北齐显宦的后代。他在隋文帝末年拜在杨素门下,杨素委他为内史舍人。到了隋炀帝时代,他结纳虞世基,隋炀帝游幸南方,他变成了宇文化及弑君的党羽。宇文化及败在李密手下时,他逃往长安,投降了唐。唐高祖李渊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后升任中书令带宰相衔。公元621年到623年,封伦任民部尚书(唐朝改称户部尚书),后来还当了唐太宗对王世充作战的顾问。封伦其实是个投机分子,在唐太宗与李建成争嫡的斗争中他曾企图两方面讨好,此举在公元627年他死后始被人知,封伦把此事瞒得密不透风,唐太宗即位以后还任命他为右仆射(626—627年)。他在民部尚书任内的作为还颇得当时人士的赞誉。

在李唐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如果要在皇族宗室中找一位功勋卓著的人物与秦王李世民相媲美,那就当数河间郡王李孝恭了。李孝恭是唐高祖李渊的族侄,父亲李安,隋朝时任领军大将军,唐初被封为西安王。李孝恭年轻时就稳重有识。李渊攻克京师长安后,拜李孝恭为左光禄大夫,不久又任命他为山南道招慰大使,带军直入巴蜀,降下三十余州。由于李孝恭对降附之人怀之以礼,抚慰有加,书檄到处兵不血刃,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称得上“仁德”二字。李渊非常欣赏他,武德三年(620年),李孝恭又献计平灭萧铣的割据政权,被拜为信州总管。武德七年(624年),他又率兵击败江东辅公祏的反叛,平定江南,拜扬州大都督,江淮及岭南诸州都归他所统辖。李孝恭本性宽恕退让,没有骄矜自得之色,李渊、李世民都对他十分亲厚。唐太宗时曾命人画二十四功臣图于凌烟阁,李孝恭仅次于长孙无忌,位列第二名,可见其功劳之大。

李渊的大多数大臣们都与唐皇室出身相类似,祖上曾在隋朝做官或者在以前的朝代做官。李唐王朝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官僚体制,成为李氏家族力量的源泉。这有助于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消除不同人士的疑虑,促进国家的统一。

6.百废待兴:创业之初,万事开头难

唐高祖李渊建唐后,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进行了制度建设。沿续并完善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便于李氏家族的集权统治。奉行科举制并将其进一步完善,用人凭学才德识,从而扩大了李氏家族的统治基础。

唐高祖李渊建唐后,百废待兴,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李渊在政治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选官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方面开创了新局面,使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初具规模,为唐太宗贞观年间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唐朝沿续中央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架构。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了中央以三省六部为主体、地方州县两级区划的行政体制。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他们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对皇帝负责。

中书省的长官是中书令,僚属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是决策机关,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门下省的长官是侍中,僚属有黄门侍郎、给事中等,门下省是审议机关,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唐太宗时废尚书令,另设左右仆射),僚属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等,是执行机关,负责执行中书、门下二省的决定。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负责草拟有关军国大事的诏敕。尚书省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各部长官都称尚书。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管户籍和赋税;礼部掌管礼仪和科举;兵部掌管军事;刑部掌管刑法诉讼;工部掌管土木工程。每部又分四司来作为办事机关,计二十四司,分别执行中书、门下二省制订的政令。御史台是监察机关,长官是御史大夫,有监督、弹劾、纠察文武百官的职责,权力极大。地方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州设刺史,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官职位虽小,却因要负责各种事务而成为最繁忙的官员。县以下是乡、里。唐建国初期,由于大将臣子都领兵外出,直到武德七年(624年),战争基本结束,国家体制才以“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组织比较严谨,分工比较明确,和之前的朝代相比,更有利于皇帝集权。

经隋末战乱,人口锐减,唐初全国仅有200余万户,不及隋朝鼎盛时的1/4。由于缺乏劳动力,大量土地荒芜。在相对地广人稀的情况下,唐政府要保证赋税收入,稳定政权,就必须把流亡的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为此,唐朝采用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赋役制度。武德二年(619年)初定“租庸调”,武德七年(624年)又加以完善,规定租赋以外不得横征暴敛;继承和发展了隋朝的均田制,受田者纳税,不受田者不纳税。对百姓授田的规定:丁男(21~60岁的男子)和18岁以上的中男(满18岁的男子)各授田一顷,其中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老男(60岁以上的男子)、笃疾、废疾者授口分田40亩,寡妻妾授口分田30亩;这些人若作户口,则每人授永业田20亩,口分田30亩。尼姑、女冠各授田20亩;工商业者减丁男之半;一般妇女、部曲、奴婢不再授田。对贵族官僚授田的规定:有封爵的贵族按品级的不同授给不同数量的永业田,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量由100顷递降至5顷;在职官员从一品到九品,授田数由30顷递降到2顷;有战功的勋官也分别授田30顷至60顷不等。此外,各级官吏还有职分田,其地租作为官俸的补充。官府有公廨田,其地租充作办公费用。均田制对土地买卖的规定: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而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狭乡(人多地少)往宽乡(人少地多)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在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真正的“均田”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均田令的颁布,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施均田制之后,又实行了租庸调制: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布三尺七寸五,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十五天则免调,加三十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三十天。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从而更有利于农业生产。

李渊初即位,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人才。但同时也恢复了隋朝废除的中正官,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这是对士族的让步,不过大中正只是名誉职务,用人权仍在吏部,而吏部用人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士人仕进不再专凭门第高低,而主要依据学才德识,这使得唐代的用人制度比以前有所改进。

唐初,主持科举考试的是吏部考功员外郎。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主要有两种:一是国子监所属各学校的学生,称为“生徒”;二是各地私学中由州县保荐的学生,称为“乡贡”。

唐代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定期举行,考试科目一般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其中明经、进士两科为热门。明经科主要考帖经,重在考查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时务策,重在独立思考。进士科较难考,但一旦考中进士,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因此人们称中进士为“登龙门”。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制举由皇帝临时进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受重视,在科举制度中不占重要地位。唐廷还兴办学校,培养和选拔人才。儒家很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他提倡儒家思想,以便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科举制的进一步完备直至最后确立,在人才选拔上有着重要意义。一般的中小地主都有了应试资格,为他们入仕提供了条件,科举制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从而扩大了李氏家族的统治基础。

在法制方面,李渊占领长安之后,便约法十二条,除了杀人、劫盗、叛逆处死之外,其余一切苛刻法律全部废除。李渊建立唐朝之后,让裴寂等人在隋文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新律法,在“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的原则指导下,制订了新律五十三条,形成较完备的《武德律》,到武德七年(624年),正式颁布新律,这是流传下来的《唐律》修订所依赖的基础。从内容上看,《武德律》较隋律用刑有所减轻,李渊后来的继承者在修订法律时也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思路,但对人民的反抗制裁却更严酷了。

唐高祖李渊建国后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进行了制度建设,在天下大乱、百废待兴的局面下,取得了一定成效。各种制度的施行使唐朝的国家体制基本确立下来,为后来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基础。

7.府兵制:亦农亦兵,利家利国

唐高祖李渊改革府兵制,使兵部虽有调兵之权但不能统兵,将帅有统兵之权却无握兵之重,从而使军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加强了李氏家族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

唐高祖李渊晋阳起兵时,领兵3万;进军关中后,军队人数达20余万人。为了使这支军队归心于李唐,加上要解决军粮问题,李渊便把军队逐步纳入府兵组织,基本具备了府兵制的雏形。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到唐朝沿用。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府兵制规定兵士平时在家生产,农闲时由兵府加以训练,经常性的任务是轮流到京师宿卫或到边境戍守,称作“番上”。如果遇到国家发生战争,则出征打仗。府兵在服役期间,可以免掉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

府兵本身,有内府、外府之分。内府、外府后又称为外军、内军。内府指五府三卫与东宫三府三卫。内府有亲、勋、翊的区分,兵士分别为亲卫、勋卫、翊卫,合称“三卫”。统领内府三卫兵的是:左右卫,统亲府一、勋府二、翊府二,共五府。内府置中郎将,副为左右郎将,以下团、旅、队的设置略同外府。唐袭隋制,也是十二卫分领府兵宿卫,只是将屯卫改为威卫,候卫改为金吾卫,别置领军卫,废御卫。此外,领府兵的还有侍卫东宫的率府,唐代为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和左右清道率,叫做东宫六率,但领府很少。左右卫率,统亲、勋、翊府各一;其余卫、率,各统翊府一。

内府卫士取二品至五品官的子孙充当,如二品、三品官子补亲卫,二品官曾孙、三品官孙、四品官子等补勋卫及东宫亲卫。外府卫士取六品以下官的子孙及白丁无职役的人充当。以此为标准,征发原则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府兵虽然包括官僚子弟和一般地主,但仍以均田农民为主体。三卫为士大夫的晋升阶梯,被皇权视为卫府中最亲信的,它可以宿卫内庑,称为内仗。至于外府,则三卫外所有折冲府都包括在内。其中左右卫领五府三卫,又最亲信,列于内仗。凡朝会、出行,三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等兵交错立杖,采取内府、外府相互结合又相互控制的办法。京城诸门及京城诸街,由十二卫负担宿卫,交错“助铺”或巡警,也很严密。三卫每月番上的人数达几千人,诸卫番上者有数万人,构成宿卫中的一支主力。此外,不领府兵的左右千牛卫,“以御刀升殿供奉”,与隋制相同,在十六卫中属于皇帝亲军中的亲军,内中又有内。内外交错,极为复杂。

府兵与禁兵的宿卫既是结合在一起,又是相互区别的。府兵到长安宿卫,由十二卫将军分领。承担宿卫、保卫宫廷的还有屯驻北门的禁军,与十二卫所领府兵对称南、北衙军。南衙、北衙的分别是:十六卫属南衙,是为卫府之兵,另有禁兵属北衙。南衙相沿为宰相所掌,北衙相沿为皇帝亲信的中官所掌。而宿卫兵屯驻和宿直也有南北之别。南衙即诸卫之屯于宫南者,在长安太极宫前朱雀门内;北衙即禁兵之在禁苑内者。有时也以文武来加以区分,南衙以文臣主兵事,属宰相所领,可以奉敕调遣武臣和军队;北衙以武臣主兵事,宰相一般不参与,而由皇帝直辖。北衙军队在唐代一开始就成立了,史言“南北禁军”,即合卫府兵与禁兵而言,禁兵主要为羽林屯兵,屯于玄武门,又称北门屯兵。唐高祖武德时建成以太子置“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也属于禁兵之列。唐初的禁兵,其规模不算很大。南北衙宿卫,不独屯营与直宿互相交错,而且兵将也相互渗透,是唐代南北禁军的一个特点。左右羽林在大朝会时,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挟驰道为内仗,与卫府内仗交错在一起。至兵将渗透,如程知节以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姜行本以右屯卫将军,主管飞骑;韦待价以右武卫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事;张延师以左卫军将,典羽林屯兵前后达三十余年。禁兵与卫府兵其所以不同,是南衙不得干预,直接隶属于皇帝或者由太子专门统领。

府兵还担任征防任务,与地方兵或边防兵结合在一起,往往被视为中坚力量。府兵出兵征防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鱼符,经过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府兵担负边疆或内地特殊防务,由指定的折冲府分番服役。凡守库、护桥虽为专责,但仍然会同地方兵驻屯境内;戍边则系配合边防兵,府兵人数不多,除非战争中临时从各地调遣而来,一般均以少数兵力担负着防戍的重要任务。

府兵在出征时偶尔单独作战,但一般情况下往往与地方兵、边防兵、临时募兵以及番兵结合在一起,而作为中坚力量。

从府兵数量上估计,按每府平均额千人计算,总数约为四十到六十余万。以五番输役,每番总人数至多八万到十二三万,而宿卫京城的经常需要好几万人,所以可资调遣出征或防守外地的人数不会很多,即使集中调遣,充其量也不能超过两番总数,除留供宿卫外,不可能多于10万人。府兵组织本为平时编制,虽然也在战时发挥作用,却不能经常化。因而,府兵以宿卫为主,但不可忽略的是府兵在一定条件下,能适应战时调遣,番第制度规定征防可以免番,就包含了这一内容,特别是府兵作为核心力量使用,毕竟有其重要地位。

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均田农民数量越大,府兵制就越巩固。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兵农合一,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户口和赋税收入,扩大兵源,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

8.太上皇帝:识时务者为俊杰

唐高祖李渊为李氏家族打下江山后,开始露出真面目:沉迷酒色,安于享乐。李渊虽然改革了府兵制,防止了外贼的篡位夺权,但他虽为开国之君,却无实际兵权,在处理争夺皇位的问题时又拖泥带水,不够公允,只得自食其果,无奈之中当了太上皇。

随着各地的统一,唐高祖李渊的思想松懈了下来,他开始逐渐沉迷于酒色,安于享乐,对政治事务不再像以前那么用心了,朝政日趋废弛,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继而导致了皇储问题的产生。

李渊共有二十二个儿子,窦皇后生有四子,即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元霸。武德元年(618年),根据立长不立幼的传统,长子李建成被册立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参与了晋阳起事的策划,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屡建战功,但李世民不是嫡长子,按照规定,不能成为皇太子。

李建成作为储君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唐高祖李渊处理日常政务,而领军作战、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的任务基本上都由秦王李世民承担,这在客观上为其建立显赫的战功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的局面。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成为唐军的重要领导人,他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开置文学馆,招揽四方文学之士。这些人都是李世民的谋臣策士,李世民常与学士们谈至深夜。此外,李世民南征北讨,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如初唐名将李世勋、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拥有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李世民与他的属下形成了当时政治上一个强有力的集团,直接威胁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地位。在专制政体之下,政治权力是具有排他性的,太子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确保未来皇位的继承权,必然要与秦王李世民抗衡,希望能削弱李世民的势力。

李建成具有太子的合法身份,因此得到了一大批皇亲国戚的支持。他长期留守关中,在京城长安有着坚实的基础,连宫廷禁卫军也在他的控制之下。唐高祖李渊也处处袒护他,接二连三地委托他以军国大事,是想在大臣和诸子中树立他的威望,为将来继承帝位打下基础。可李建成在体察民情军心上总是有负唐高祖李渊的厚望。

为了让李建成熟悉军国大事,李渊每天临朝,都让他坐在自己附近,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遇到不太重要的问题,就由李建成全权处理。又命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为太子太保,帮助李建成出谋划策,决断各种问题。二人虽尽心竭力辅助太子李建成,但李建成却不习诗文,不理政务,整日无节制地饮酒,和宫人嬉闹淫乱,把两个尚书的规劝全当成了耳旁风,无奈之下,二尚书先后托病辞职离去。

武德后期,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争愈演愈烈,而李渊却认为太子、秦王终会各谋其位,可以相安无事。事实与他所想象的正好相反,武德九年(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事变,迫使唐高祖李渊的帝王生涯提早结束了。

这年夏天,突厥进犯唐朝边境,李建成向李渊推荐齐王李元吉为出征元帅,想借机把秦王府里的大将与精兵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再达到除掉秦王李世民的目的。不料这一密谋被李世民得知。李世民先发制人,向李渊密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李渊信以为真,决定诘问二人。次日,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当太子、齐王途经玄武门时,将二人杀死。随后,李世民派心腹尉迟敬德披带盔甲入宫向唐高祖李渊报告。此时李渊正和裴寂、萧瑀坐在小船上,荡漾在南海池中,他见尉迟敬德全身武装站立在池边,十分惊讶。尉迟敬德说:“太子和齐王谋反,秦王已将二人处死,特派臣前来保驾。”唐高祖李渊听后吓得目瞪口呆。萧瑀赶忙劝李渊把国事托付于秦王李世民,李渊无奈,被迫下诏,写下“手敕”,命令所有军队皆受秦王管制,制止了东宫和齐王府军队的骚乱。

其实,唐高祖对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斗争早有察觉,但始终没有着手解决,这里面不难说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李渊由关陇军事贵族起家,具有强烈的宗法观念。建立李唐王朝之后,他大封宗室,让儿子、叔侄诸王掌握重权,以维护和巩固李氏家族的统治地位。李世民军功卓著,李渊论功行赏,他的地位之高不言而喻。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产生矛盾,唐高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首先维护了太子集团的利益。他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秦王的地位和势力加以控制。诸如在关东未平定的情况下命李世民班师回朝;又在后宫妃嫔的挑唆下训斥李世民,表示出对他的不满;曾命李世民的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离开秦王府,把李世民手下的一些武将纷纷调离等。但李渊在限制秦王的同时,又不得不依赖秦王。李世民在巩固初建的李家政权中,称得上是一大顶梁柱。加上突厥屡屡进犯边境,秦王当然要统兵抵挡突厥的侵扰。秦王与太子集团双方各自有强大的势力,朝中大臣们也分附一方。唐高祖李渊自己并没有直接掌管兵权,所以无论消除哪一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出于种种原因,李渊对两股势力的明争暗斗缺少明显的表态,遇事时各打五十大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在偏袒太子李建成的同时,又以不伤害秦王李世民为恰到好处,企图在维护太子地位的同时抑制秦王的势力。在这种心理状态支配下,唐高祖在对待儿子们的事情上显得拖延而终酿大祸。可以说,李渊在处理儿子们的关系上拖泥带水、不够公允的态度,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当秦王除掉太子、齐王,局势已明朗之时,他已无力改变秦王李世民的储君地位了。玄武门喋血之变,并没有引起朝中大乱,朝廷中大多数官员均表示拥立秦王为太子,这也就维护了李唐皇室的根本利益,所以唐高祖李渊也就顺水推舟,让出帝位,于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此时,全国局势基本上已被李世民控制,李渊表示愿早些退位。八月,李世民正式即皇位。

从此,61岁的李渊被尊为太上皇,徙居太安宫,过着修身养性的生活。太上皇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他的父亲庄襄王追尊的称号,所谓太上就是比皇帝还要尊贵的意思。李渊以开国之君做了太上皇,历史上恐怕仅此一人。李渊也是李唐王朝的第一任太上皇,他与唐太宗相安无事地度过了九年的太上皇生涯。李渊做太上皇,尽管有不得已的因素,但是他能够在面临突发事变时认清形势,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避免了在中央中枢政治当中引起更大的政治危机,也不失为一种万全之策与明智之举。

李渊当了太上皇后,自知大权已被李世民掌控,自己心灰意懒,也就不再干预政事。在太安宫生活期间,李渊除了参加李世民举行的一些酒会外,几乎不曾离开过那里。李世民经常到九成宫(即隋朝的仁寿宫,位于今陕西麟游)避暑,李渊也不愿意随行。李世民对李渊的享乐需要尽量满足,并准备在长安城东北修建大明宫,作为李渊的养老享乐之所。李渊明白李世民的用意,所以也乐于过太上皇生活。李渊的这种做法,既减少了宫廷斗争,又为唐太宗施展才华创造了环境。

李渊临终前,要求后事“务从俭约”。李渊死后,群臣为他上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贞观九年(635年)十月,安葬于献陵(今陕西三原县内),其妻窦氏也加号太穆皇后祔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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