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试炼
Eliot's Ordeals

最后一个学期，艾略特一直盘算着再次离开美国。1914年2月，他决心像许多美国哲学界领军人物一样去欧洲完成学业。同年，帕尔默教授称学术事业代表了“一切有序社会理想的发展形态”，认为教授的职业凝结了“神圣的兄弟之谊”。哈佛的学界泰斗们授给艾略特谢尔登游学奖学金，将他看作他们未来的同事。按理说，艾略特应在牛津默顿学院师从布拉德雷的学生、住在基督堂草坪楼上但从来闭户不出的哈罗德·约阿希姆（Harold Joachim），系统学习一年亚里士多德。艾略特自己则又安排了去德国的游学，他计划参加马尔堡大学在1914年7、8月间为外国学生开办的暑期班。

欧洲给艾略特的第一印象是让他厌烦的意大利与比利时“陈腐”的旧城，但马尔堡筑于陡峭山坡之上，坐拥凌乱而美丽的花园，他一直记得花园里波浪般随风涌动的大片玫瑰。他每天都在树林里散步，但都不会走太远，免得赶不上普法勒夫人准备的五道佳肴。沉醉于突然宁静下来的生活，艾略特于是构思起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像他之后将要写下的名作一样，这首诗也将拼合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他告诉艾肯自己暂拟的题目是“基督落架”。长诗将纳入的篇章首先是《哦，这微弱的声音》和《圣塞巴斯蒂安》，随后是一段疯话，紧接着是一支副歌部分采用《一位夫人的画像》形式的快活的情歌，其后加入一段神秘主义的部分，最后以一段愚人狂欢收尾，这段狂欢采用《普鲁弗洛克》的形式，不同之处在于叙述者参加的不是茶会而是化装舞会——他浑身只穿条底裤，扮成圣约翰。《基督落架》一直没有完成。艾略特刚在马尔堡安顿下来，战争就爆发了。8月3日他经鹿特丹回到伦敦，后来又在十月搬到新的避难所牛津，在那里一直待到1915年6月。

在伦敦，艾略特仅仅是个礼貌地对当地习惯抱以好奇的游客。他看着一脸坚决的主妇们穿着裁缝铺的成衣、头戴丑帽子向大英博物馆的亚述艺术进军，又在罗马雕像处倏地消失。他在商场看见一个售货女孩，她的假牙和插在头发里的铅笔向他诉说着舞厅二层里人声鼎沸的夜晚。从他在贝德福德广场28号的寓所处望出去，他看见一位颂唱《玫瑰经》乞求几便士的老妇。伦敦本身则活像从《荒凉山庄》里走出的场景：棕色的雾浪，被人踏平的路沿，还有溅上泥点的裙子。

然而，伦敦的铁扶手和窗纱之下似乎还有望迸发出些生命力；相比之下，牛津则是一潭死水。他抱怨教授们以居家为傲，身边净是他们怀孕的妻子，而他的生活里则几乎没有女性的存在。他感到感官的麻木。为了振作起来，他给埃莉诺·欣克利和艾米莉·黑尔写去一些轻快的信。听说艾米莉要在1914年12月出演剑桥戏剧社制作的《巴姆斯特德·蕾夫人》后，他汇给艾肯4美元，交待他在周六的演出上替他送一捧粉色或红色的基拉尼玫瑰。1914年到1915年间，牛津剑桥的男学生寥寥无几，而据一位同学的回忆，艾略特对这些人的评价表明“他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学校里的主要文学社团“异端”（The Heretics）对他来说“狭隘又低俗”，而零星一两个聪明人又让他想起“哈佛那些聪明的犹太本科生；他们涉猎广博却不成系统，思考有力却没有章法，全不知什么叫背景、什么是均衡、什么是轻重”。一位名叫卡尔·屈尔潘（Karl Culpin）的同学曾在第一学期末和艾略特一起去多赛特的斯沃尼奇度假，后来在参军的第一天就葬身堑壕。本来有六个人的普罗提诺研读课后来只剩下两个人，在另一个学生E．R．多兹（E．R．Dodds，后来成为牛津的希腊语教授）看来，艾略特沉默寡言，但“对神秘体验怀有严肃的兴趣”。多兹邀请他参加一个名叫“雅集”（The Coterie）的组会，男诗人们在会上朗读他们的诗歌（而像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和那时还姓哈尔达内的内奥米·米奇森［Naomi Mitchison］这样的女诗人则被排除在外）。他加入几天后朗读了《普鲁弗洛克》，让这群英国小伙子们如坠云雾。然而他们也察觉到甜腻的乔治王朝诗歌行不通，所以还没把这首诗撕成碎片。但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鼓舞。“哦交谈啊，生活的明杖，我在牛津能得到你吗！”艾略特沮丧地对康拉德·艾肯写道。

然而在这宁静生活之下，1914至1915年间的艾略特也缓慢地从避世的态度向经验坚决进发。对艾略特来说，猛力刺醒自己是最艰巨的任务。当宗教感情已无法使他清醒时，他陡然转向另一条借婚姻觉醒的道路。《荒原》就是在此时萌芽，在它的根源处也许就是这唤醒自我的努力。

在这关键的一年里，两个让他无法忽视的人物出现在艾略特身边。其一是年轻的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他身材健壮，长着一头金红色的茂密头发，戴着夹鼻眼镜，颧骨宽大，窄下巴因为冒尖的络腮胡子显得更加突出。这个常常一纵身就跌进椅子里发出怪叫的人对作为诗人的艾略特充满兴趣。另一个是后来变成艾略特夫人的活泼女孩薇薇恩（常作薇薇安）·海伍德。⁽¹⁾他们与艾略特的友谊都合情合理，但也都以不同的方式使他渐渐疏远了圣徒的梦想。

1913年夏天，庞德从艾肯处得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哈佛有个人的东西有点意思”。随后，在1914年9月22日，艾略特来到肯星顿荷兰广场5号拜访了庞德。他一出示《普鲁弗洛克》，庞德就立即迷上了其中自然的语言和对“我们当下的氛围与鉴赏力”的准确把握。他旋就写了一封信寄给芝加哥《诗刊》的编辑哈丽雅特·门罗（Harriet Monroe），在自己的新发现面前激动得语无伦次。《普鲁弗洛克》是他见到的最出色的美国诗。在给H．L．门肯（H．L．Mencken）的信里他写道：“信里附上一首诗，作者是一位我最近发现的名叫T．S．艾略特的美国年轻人，他才华横溢……关注他错不了。”艾略特则为庞德的热情感染，也对庞德让他留在伦敦的提议十分激动，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在庞德的指引下）写更多诗，在战后出版一卷能让他一举成名的诗集。庞德的论调是，身在英国的诗人在美国诗刊上发表反而比较容易，而任何来自英格兰以外的人想在英国本地发表都难于登天——除非他已经像吉卜林那样功成名就。他坚称对于诗人来说，没有比伦敦更好的去处，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找得到一群“严格服从高级趣味的人”，这群有影响力的作家坚信出版商不应将商业利益奉为圭臬。伦敦只遵循它自己的标准；如果它决心喜欢艾略特，那么就会不由分说向整个英语世界输出它的喜好。庞德心下清楚的是，这些新的创作大多出自美国人之手，但他不打算点破这一点，因为这并不是什么英国出版商与书评人所乐见的现实。

庞德出现之时，艾略特其实已多少做好准备，想屈从于一份教授哲学的学术生涯。而庞德鼓舞着艾略特，坚定地把他推上诗歌的道路。这两个从美国流放而来又不务正业的年轻教授自此惺惺相惜。艾略特将这位稍稍年长、更有名望的同龄人看成师父与向导，对他真诚而慷慨的关注心怀感激。“他会连哄带骗甚至强按着别人写出好东西，”艾略特说，“所以他有时看起来活像向一个聋子百般解释他的房子着火了。”在庞德的带领下，艾略特登堂入室，进入自己在伦敦的第一个文艺圈子，其中有韦佛小姐——一个同时拥有纯正的品格和大笔遗产的女人、《自我主义者》（Egoist）的主编、詹姆斯·乔伊斯的支持者。⁽²⁾这个圈子里还有《风暴》的编辑、画家温德姆·刘易斯；庞德大学时期的朋友，以HD的名字闻名的美国作家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以及她的英国丈夫——参加过一战、后来成为非著名批评家的理查德·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从1915年中开始，艾略特经常参加他们每周四晚在伦敦索霍区和摄政街各种餐馆的聚会，这个高挑清瘦、两颊凹陷的年轻人坐在那儿，听周围人讨论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下凡在伦敦街头，或听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声如洪钟地讲述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轶闻，再或者听阿瑟·韦理（Arthur Waley）讲他的中诗英译——而在他们头顶，空袭警报正凌厉地响着。

从很多方面来看，庞德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赞助人和导师，愿意全身心地为自己的学生付出。但他的帮助也有其缺陷。在艾略特的回忆里，庞德对艺术作品过于投入，以至于他的门徒在他眼里有时“几乎不是人”，而是在需要产出时上点油的“艺术或文学机器”。庞德曾明确说过，他只在艾略特的个人感受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时，才对他的感受发生兴趣。一位旁观者也曾注意到，庞德对待艾略特的态度就像收藏家对待自己的宝贝。这件珍宝现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他像个典型的美国人一样仰在椅子里，带着几分咄咄逼人的悠闲，从夹鼻眼镜的上沿斜睨着打量着这位来客，寻思着自己对对方的对答如流有多满意。艾略特允许庞德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精妙的诗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古纳曼茨把帕西法尔培养成真正的骑士。帕西法尔顺从地打磨着自己的举止，而艾略特打磨的则是自己的措辞与诗艺。

庞德宣称艺术家是未来的独裁者，对“愚蠢的大多数”嗤之以鼻，“这些肠肥脑满的庸众终将为我们统治”。在庞德看来，现代艺术家“不打算靠民选施政。至少他们还拥有高贵的血统。现代文明哺育的这个族群只有兔子一样的头脑，而……受蔑视已久的艺术家们终将掌权”。没有伟大的艺术家，这些“乌合之众”也只能漫无目的地漂泊。从艾略特1914至1915年间给庞德的信中，看得出他也为庞德的专制情绪感染。更准确地说，庞德在向大众宣战中对他的支持勾起了艾略特名门子弟的骄傲——长期克制的骄傲一经激起，只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当庞德放肆到近乎滑稽的地步时，艾略特的攻击也益发毒辣起来，他对女人垄断的文学界以及“童贞对美国文明的邪恶影响”恶语相向。文艺集会上太多女人的出现拉低了整体品位。而在给一位显赫的女性——波士顿艺术收藏家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Isabella Stewart Gardner）——的信中，艾略特则将鄙夷之情转向德国人，认为他们过于殷勤——他认为低等种族才殷勤好客，全然忘记只在几个月前战争爆发时，他还对邀请落难外国人免费借住的德国房东的款待感激不尽。他们的善举对他不啻雪中送炭。

这些信件往来其实预示着艾略特将要展现的出人意表的一面：这个谨言慎行的人竟会年轻时秽语连珠，中年时痛击虚饰，老年时一次次断绝往来让亲近的人无所适从。这些致庞德信中赤裸裸的偏见，就好似一个格格发笑、招摇过市的持刀歹徒，它们或许对艾略特的同代人来说稀松平常，但足以令我们震惊不已。

纵然庞德是艾略特十分重要的赞助人，但早年的艾略特并不追捧庞德的诗。“他的诗坏到让人落泪。”艾略特在信里对艾肯说。⁽³⁾庞德被艾略特诗里的现代性打动，艾略特却觉得庞德的诗是老一套。在《追寻异神》（After Strange Gods）里他批评庞德虽私淑中世纪，但吸引他的全都是中世纪里那些不值一提的东西，真正重要的他却全不在意。“我承认我很少能对庞德……说的话打起精神，”艾略特1928年在《日晷》（Dial）中提到，“我感兴趣的是他说话的方式。”庞德要求他给出客观确切的表述、牢靠的事实、斧凿刀刻一般的陈述，他听从了庞德的建议，并迫使自己从那些凌空高蹈、意象模糊的幻象诗里抽身。用打字机写评论帮他摆脱了长句的习惯，他认为这是以牺牲奥义换来的清晰。1915年2月2日，他向庞德寄去一首题为《压抑情结》（‘Suppressed Complex’）的八行诗，诗中一位情人在女孩的卧房翩翩起舞，然后像迷人的俄罗斯芭蕾舞演员瓦斯拉夫·尼金斯基在《玫瑰花魂》中那样，一飞身就跃出窗口；然而芭蕾舞剧中，幽灵是女孩在舞会后清醒的想象，艾略特诗中的幽灵，一个“立在角落的影子”，则在更大意义上代表传统的性威胁。这个幽灵一心只顾自我，既缺乏芭蕾的温柔，也缺乏尼金斯基回应女孩幻想时细腻的肉感。艾略特笔下的情人全然不顾及这个睡梦中的女孩——这个女孩不过是激起情欲的道具，这首诗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幼稚的讨厌鬼炫耀他出逃的幻想。题目把这首诗包装成庞德正大力推崇的意象主义，“思想和感情刹那间的复合情结”——“情结”在这里使用了新兴心理学的专业术语，指内驱力受到压抑时产生的强迫行为。但这首诗的心理活动并不精微，艺术上也不甚完善。它是艾略特致庞德最初两封信中附带的一篇作品，在这些信里，他摆出一副情场老手的样子，轻快地谈起一次畅饮和另外两个可以进入《一位夫人的画像》的女人。

庞德关心的是艾略特生活里的物质细节——他的工作、贫困、对社会关系及发表的需求。艾略特仿佛一株需要时时浇水、小心呵护的珍稀植物。“我祈求上帝，”庞德写道，“别让《普鲁弗洛克》成为他唯一的名作。”后来，在艾略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庞德四处筹借才印刷了艾略特的第一本诗集。艾略特后来回忆说，一个人可能会因庞德的善举与他时有摩擦，但从不会真正地怨恨他。1916年，艾略特在海边结交了布鲁姆斯伯里画家罗杰·弗莱（Roger Fry）和他的剑桥好友戈兹沃西·洛斯·迪金逊（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庞德对此妒意大发，一定要艾略特承认弗莱是个“蠢才”。这样的状况下，艾略特只能一直保持学徒心态，但他觉得为了庞德值得这样做。

庞德让艾略特益发相信应当抛弃在他们看来十分浅薄的美国文明——他此时正为同样的冲动所扰。美国在庞德眼里患了“血液中毒”，而艾略特也未能幸免。“他中毒大概比我还深——可怜的家伙，”他写道，“……新英格兰的乳头里渗出的……都是稀薄的奶水。”他们两个背祖弃宗的人共同漂泊在另一个文明里，在其中上下求索地寻宝。亨利·詹姆斯曾评论过美国人“对色与形、如画景象与浪漫情怀的病态欲求”。早在庞德与艾略特开始创作之前的半个世纪，他就曾预言这样一类美国作家的出现：他们发现自己能以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活力自由挑选、综合异域文明的不同特征，“并且不论他们在何处作出发现，都能果决地（从审美等方面）把它们据为美国所有”。

1919年，艾略特调侃地把自己描绘成“拿着旅行指南的伯班克”，一个感到遨游文学世界比亲历满是外国人的威尼斯更自在的新英格兰人——这种心态在亨利·詹姆斯《阿斯彭文稿》的题记里就得到了精准的描摹；詹姆斯觉得自己无法拜倒在威尼斯裙下（正像他对兄长威廉说的，“我或许本是个波士顿人”）。艾略特毫不讳言自己身为外国人的事实。他在《追忆亨利·詹姆斯》（1918）中写道：“身为美国人，所能达到的完美的巅峰不是成为英国人，而是变成一个欧洲人——那种生于欧洲本土、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籍的人都无法成为的欧洲人”。在1876年移居英格兰后不久，詹姆斯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艾略特称，詹姆斯的新英格兰式才华本就“清晰可辨”，而且“非但不曾为他的移民之举所消损，反而得到了提升和发展”。艾略特将自己与亨利·詹姆斯身上“霍桑的一面”相连：他们同对过去有着更深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在他看来也是为“美国人所特有”的。

奇怪的是，艾略特在信件中经常提起自己为《小评论》（Little Review）撰写的这篇关于亨利·詹姆斯的论文，这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这篇文章从谋篇到写作全由他一人定夺，成稿于詹姆斯1916年去世后的两年半。在这篇文章里，他像詹姆斯揭开霍桑的面纱那样，揭去了大师的面纱。就在这时，艾略特与写下《欧洲人》（1878）、《霍桑》（1879）和《阿斯彭文稿》（1887）的这个欧化的詹姆斯产生了特别的亲近，这种亲近也首次让他感到一种“确切而不能摇动的信心”。他在《自我主义者》中描摹了这种感受：“你与死者都心照不宣地知晓你们的亲近……这一亲近本身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你的出色；一旦能穿透包裹他盛誉的、厚重蒙尘的言语之壳，而触及他的本身，那么你，只有你，可以与他为友：对你来说，这样的肯定比简单的鼓励更意味深长。它将像一段个人生活里的私密关系一样，触发你的成长……这友谊使我们了解他所生活的社会，它的源起，它的结束；我们变得更宽阔了。我们不模仿他，我们只是被改变了，我们的作品就是这蜕变了的人的作品；我们不借鉴，我们只是感觉更敏锐了，我们成了传统的继承人。”庞德与艾略特没有一个现成的诗歌传统可供借鉴，于是他们并肩向那些十九世纪伟大的小说家靠拢——其中主要的，就是福楼拜和詹姆斯。

对庞德是否觉察艾略特的宗教倾向，我们实在无从了解。艾略特确实主动疏远了最初的宗教冲动，但庞德不赞许西方宗教的态度或也加重了他的迟疑。在庞德看来，“基督教已经变成另一种普鲁士主义，我们必须抽身止步”，“基督教自有其益处和魅力，但仍然太危险了。宗教是万恶之源”。在另一场合他又展开了对一神论的抨击：“在我看来，奥维德的《变形记》是本圣书，而希伯来圣经则是一个野蛮部族留下的记录，句句是恶。”1917年一期《小评论》（其中也有艾略特的作品）中庞德称，“有组织的宗教始终构成危险”。1918年他又称应对基督教抱持轻蔑的戒心，直到它顺流漂回迷信神怪传说的如画之境。后来艾略特终于下定决心用基督教救治文化绝境，但庞德对此并不赞同。“他的诊断就是错的，”他干脆说，“他的解药也不对症。”

与庞德相遇时，艾略特正写着一些半宗教性的诗。庞德劝他回到《普鲁弗洛克》式社会讽喻诗的路子上来，然后1918年他便骄傲地推出了一批“有趣的新诗”。这些诗诚然有趣，但也十分辛辣，因为把目光转向现实的艾略特只看见些愚蠢的男人和可怕的女人——交媾的斯威尼、波特太太的妓女们、母豹子格莉许金和周日礼拜上一脸麻子的年轻人。他惯于提笔讥讽这些明显一文不值的东西，但讽刺他们根本无需用力，他抨击的力度从而也无从说起。

艾略特曾承认自己有一种“多疑”而“怯懦”的性情，受制于某种神秘的力量。在他心怀疑虑的不安时刻里，这种性情会使他放手对一些大众抨击的对象落井下石。许多人已经指出的他的排犹论在那个年代十分普遍，并不稀奇。但正如安东尼·朱利亚斯（Anthony Julius）指出，他所处的环境也并非没有给他回圜的余地：乔伊斯、福斯特、约翰·米德尔顿·默里以及奥尔德斯·赫胥黎都以不同方式对反犹主义作出过回击。也有人认为艾略特在煽动偏见时常常妙语连珠。但在这一点上我却不能苟同。在他描绘“敛毛皮之财”的犹太奸商（却恰好忘记自己的祖先就曾做过海狸皮帽交易），对着自己给暴发户安的名字（“小蠕虫夫人”、“凯兹蛋夫人”）窃笑时，以及把犹太人看得连破败的威尼斯城的老鼠还不如时，我只觉得他毫无新意。艾略特自视站在高处，像先知般俯瞰自己的时代。但只因为对一个来自维也纳的芝加哥“闪米特人”充满仇恨，就把布莱斯坦“无神的鼓睛暴眼”里“原虫的黏液”强加给读者，这样做的同时，艾略特也成了他所厌弃的荒蛮时代的帮凶。然而批判艾略特排犹思想的人大多忽视了常常与其相伴的另一特质：艾略特的厌女症。

艾略特把妓女简化成一系列裂口：“在下边分开，又在目光下深深切入”——嘴就像“被牙削去一截的椭圆的O”，一个人形的零。“两腿间镰刀般的动作”——这就是性了——性在这里变成癫痫发作一样让人警觉的抽搐。四行体诗的形式和规整的节奏都表明，这是一个疯子深沉的理性思考。诗人对女性性征的憎恶正呼应《圣塞巴斯蒂安的情歌》中谋杀的暴举，也让人想起波洛组诗里把女人撕裂的性交场面，而这些都创作于艾略特婚前，薇薇恩并非他厌女情结的由来。我们对这种无处不在的、假扮成幽默的仇视习焉不察——且看那些贬低女性、污蔑生活的杂志、电影、时装表演。这种“污”蔑字字是真：不仅是波洛组诗里的“粪”、“鸟”⁽⁴⁾与“撒尿”，在另一首艾略特认为尤其严肃的《夜莺间的斯威尼》（1918）里，阿伽门农的尸袍上似乎还有“滴滴洒下的鸟尿”。（庞德把艾略特最初的“落”字改成了“洒”。⁽⁵⁾）现代主义的失落让发生在阿尔戈斯的悲剧呈现为一个女人卑鄙的阴谋，而现在，她成了个犹太人，剥去她婚后夫姓的伪装后，她是用“嗜血的爪子”撕扯葡萄的“原姓拉宾诺维奇的蕾切尔”。⁽⁶⁾

艾略特1917至1919年间四行体诗中的女性都以动物形象出现——而且还是用“嗜血的爪子”与“恶臭”代指的动物——连美洲豹都不会像格莉许金一样散发“这么刺鼻的大猫味儿”。削尖脑袋向上爬的“斐迪南·克莱因爵士”热烈追求得了结核病、狼一样的“欲难平公主”。⁽⁷⁾这个形象隐隐指向艾略特对当时重要的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非难。艾略特唯一发表的小说作品《鳗德洛普和苹普赖斯》（‘Eeldrop and Appleplex’，1917）中，来自火奴鲁鲁的山鲁佐德就影射着曼斯菲尔德。这部短篇小说是他写作生涯里为数不多的死胡同，究其原因，恰是其中缺乏曼斯菲尔德作品里对生活的真实写照。像艾略特一样，来自新西兰的曼斯菲尔德也是一名跻身伦敦文坛中心的旅英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序曲》被弗吉尼亚·莱纳德和伍尔夫选为第二部由他们的霍加斯出版的作品——而第一部正是伍尔夫自己的《故事两则》。艾略特是他们选中的三号作品，但这时尚未结识伍尔夫夫妇的他不能接受被一个女人占了先。1920年他管曼斯菲尔德叫“危险的女人”，而除了她的功成名就外，这一无端指责似乎并无其他的明显原因；她很赞赏艾略特，对他热情亲切、毫无恶意；而她自己事实上却贫穷、憔悴、被肺结核耗竭着生命力，虽然有一个自顾自的帅丈夫约翰·米德尔顿·默里，但也无济于事。在她去法国南部接受治疗、一次次被漫长而孤独的发病折磨时，他却四处周旋于伦敦的文学界。艾略特对“山鲁佐德”的塑造可谓不聪明的刻薄。他所痛恨的正是在她身上见到的自己：她的超然，“她打不破的面具”，她无法做到的“靠直觉生活”，她好把自己表现得“过分良好”的习惯，以及她从自身就地取材的能力。“我用不上她；她已经把自己用到极致了。”他想表达的是她其实盛名难副（“我觉得她是个没有一丝艺术才华的艺术家”）。

1922年，艾略特创办了自己的文学期刊——《标准》。刊物的赞助人罗瑟米尔夫人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她遇到的最聪明的女性，希望艾略特能发表一篇她的短篇小说。

艾略特勃然大怒。“K．曼斯菲尔德绝不可能是R夫人见到的最聪明的女人，”他向庞德咆哮着，“她不过是个最不依不饶的厚脸皮马屁精，她肯定是R夫人见过的最庸俗的女人，一个矫情的怪胎。”

曼斯菲尔德两个月之后就去世了，但这也没有打消艾略特的嫉妒心。他对助手理查德·阿尔丁顿表示希望能“管管”她的“虚名”。艾略特的小说里，鳗德洛普盼着山鲁佐德这个过气的胖女人能活下去，被人遗忘，跟“犹太证券商一起兜风”，“驶向在海边疗养院等着她的糖尿病”。但曼斯菲尔德的死让他的盼望落空了。

艾略特没有任何理由不了解、不能或不愿质问他那个时代普遍的反犹情绪。他既然选择担当道德权威，那么煽动偏见之举就不能饶恕；而在这最终导致二十世纪最大暴行的偏见面前，艾略特不曾转身的行为难辞其咎。1936年，艾略特发表了《黄斑：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The Yellow Spot：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s in Germany）一书的书评。艾略特的审稿人蒙哥马利·贝秦（Montgomery Belgion）声称这本书对于迫害的详实记录是夸大其词。1943年，就在焚尸炉高速运转的同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对艾略特编撰吉卜林诗集时选录的一首反犹诗提出了抗议。艾略特回应：“我没察觉［吉卜林］有特别的反犹倾向。”特里林对此冷冷置词：“在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我想吉卜林也不会——借用艾略特先生的原话——特别反犹。”追溯这段论战的批评家克里斯托弗·里克斯不禁作此结论：“艾略特实在不该为这么一首诗屈尊误入这样的圈套。”

直至大屠杀与纽伦堡审判都已经成为历史的1963年，艾略特仍然拒绝在作品中出现犹太人的两处——与老鼠沆瀣一气以及被“下”在安特卫普的一窝犹太人——大写犹太一字的首字母。⁽⁸⁾他也从未自问对女性身体的憎恶从何而来——而这憎恶现在正随着女性对性暴力的揭露而显得益发丑陋。他的憎恶来自性无能，压抑的感情，还是忿然的妒意？另一个女作家，来自上流社会特立独行的伊迪斯·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被他据谐音谑称为“屙得好”——她和兄弟们在艾略特初到伦敦时对他热情招待，他曾与他们在似乎用茶叶作墙纸的阴湿茶室里共进茶点；而这就是艾略特对她的报答。在艾略特这样感受力丰富的人身上，这样的憎恶确实无法解释——他无端地憎恶她们，就好像除非她们像“哭泣的少女”或媲媲特⁽⁹⁾一样没有性征、永不成年、失去行为能力，不然她们就无权成为人类的一员。

在担任《自我主义者》（一份为多拉·马斯登［Dora Marsde］女士所有的小杂志）编辑期间的1917年，艾略特用一种“男人之间”的口吻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尽全力保证供稿的都是男性，因为我不信任从事文学的女人……”那些丈夫在前线作战期间“进入职场的女性”让他泄气，“她们不用完全靠薪水度日，所以独立得很，这有时让男人觉得恼火极了，因为他们倒要倚赖那点薪水”。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艾略特去世之后的三十年，他的声誉因为他抱持的精英主义、反犹主义遭受重创。晚年的艾略特为自己筑起一座堡垒，这堡垒根据他的意愿在他死后仍然维持。他为自己树立起道德权威的形象，他的书信文稿很大一部分尚未发表，这让任何对他的批评都鞭长莫及，因此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都一直声名卓著。然而，屹立不倒的文坛巨人对时代的偏见也不能免俗，这一点一经发现，只能引来批评家们更加猛烈的抨击。

对偶像的祛魅有其勇敢与卑鄙的两面。我们在批评他时也应小心，不能以艾略特对待满脸麻子的年轻人、女性和犹太人相同的方式对他落井下石。我建议的方式是，直视他面上的瑕疵，但并不只盯着瑕疵本身。困难就在于把握全景的同时，也能承认次要作品里的这些瑕疵与其他作品中的道德紧迫感与诗性的伟大相互共存。我相信艾略特的伟大并不寄身在这些冷嘲热讽的诗行，而恰恰是在与天性里的这些缺陷搏斗的现场——这漫长的搏斗将催生他成熟岁月里的那些心灵征程。

在艾略特还在打磨这些讽刺诗，和庞德一众在伦敦酒馆里大口吸着黑色的法式香烟时，他也在继续思索着基督教教义和体制的问题。他意识到并不能用逻辑的方式理解基督教教义，但也不能因此对教义弃置不顾。“哲学充其量能揭示耶稣作为上帝之子的含义。但基督教——基督教正统——必须基于唯一的事实：基督耶稣是处女所生，这个有着固定含义的命题或真或伪。”他在1917年如是写道。1916至1917年间，他评介了一系列关于宗教与哲学关系的书籍，批判作者重新阐述基督教、以迎合不再迷信的布尔乔亚口味的做法。他特别加以批评的是，他们从基督教中去除禁欲修行与激进思想的行为——这让基督教变得过于温吞、过于自由主义、过于类似艾略特家族开明的一位论主义。“耶稣言行里所有带有无政府性质的、危险的、让人不安的，他们都或不承认，或者直接让它蒸发干净了事。”他抱怨道。他十分不屑于其中一位作者的建议：追随基督应当变得更简单。“有些圣徒，”艾略特不留情面地说，“曾感到追随基督难于登天，但现代方法把一切都变简单了。”

他的这一系列评论同样显示出对宗教感情与神秘体验的关注。他津津有味地阅读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原始社会之精神生活》，并发觉书中体认了原始思想中的神秘倾向，而他感到这正是研究原始仪式的弗雷泽的《金枝》所忽视的。他感触颇深的是，与文明人类相比，原始人的日常生活曾在极大程度上被神秘体验占据。

同样让艾略特担忧的还有基督教的体制。他对每周日例行去教堂礼拜这一陋习的憎恶早在波士顿时就开始了，这必然也与他家人坚持去一位论教堂礼拜有关。让他尤为厌恶的是，堂弟弗雷德里克·梅·艾略特主持的主日礼拜，这位堂弟1911年从哈佛毕业，比艾略特恰晚一年，之后进入哈佛神学院，得到授命后成为一位论牧师。1915到1917年间，弗雷德·艾略特在麻省剑桥的第一牧区担任副牧师长——换言之，汤姆这边正把一切都搞砸了，弗雷德却成了家人眼中的好孩子——令这位更加优秀但尚未成功的堂兄懊恼不已。他曾经说过，“在艾略特家族里的确也有智力高下之分，而我堂弟弗雷德里克……则愚不可及”。在《艾略特先生的周日晨祷》（‘Mr．Eliot's Sunday Morning Service’）中，艾略特以祖先呼吁变革的热情痛斥空洞的对形式的膜拜。十八世纪的安德鲁·艾略特主教曾写道：“那作恶的天才往往披着虔诚的外衣。”在《萨沃纳罗拉》里夏洛特·艾略特也写道：

自古教堂
都有木做的圣杯，教士教皇
都是黄金铸成。而现在教士
变成了木头，圣杯却是金制，
这才更好掠夺穷人。

现代宗教团体以早期信徒修行的热情紧抓着“赎罪的铜板儿”——艾略特怀着复兴基督教的渴望作出了这样的比。十年后，艾略特为教会免遭没落而奔走，他将站在城市街头抗议游行的最前列，高呼“前进吧基督教勇士们”。在初到伦敦的那几年里他写了不少渎神的诗，尤其是那首滑稽的《河马》（‘Hippopotamus’），但据他后来的解释，真正的渎神是“一个人在灵魂病态的某种特异状态里半信半疑的信仰”。渎神行为甚至可能成为“一种确证信仰的方式”。

就在1914年，艾略特的信仰已经在对人性不完美、要洗净罪恶就必须采取激烈手段的认识之中奠定了基础。自此，他开始着意培养另一种观念：一种有悖于他美国中西部的童年带来的折衷、宽容、民主思想的新观念。1916年他在牛津大学夜校的系列讲座里，有一讲题为《对浪漫主义的反抗》（‘The Reaction against Romanticism’），其中提到了T．E．休姆的理论：“古典主义的核心观点就是对原罪的坚信——有了原罪，才需要苦修与戒律”。

1911年，艾略特搜寻着蒙巴纳斯藏污纳垢的角落；此时，他又来到伦敦南部几处声名狼藉的郊区。他发现“静默的地段”往往比喧闹的街区更恶。《鳗德洛普和苹普赖斯》就描述了一个名叫鳗德洛普的银行职员的私密生活（在一封给庞德的信中，当时还是银行职员的艾略特也自称鳗德洛普，并把庞德形容成蟒蛇）。他沉迷于抓捕巫女的爱好，像个什么都要一探究竟的大侦探，循着气味嗅探着身边的恶行。⁽¹⁰⁾他和朋友苹普赖斯“向往着在那些特殊的、其存在就是恶的本身的中心有所经历”。他热切盼望着迎面撞见面具与表象背后的真理，也为他时而纯粹的观察与洞见能超越坐井观天的视野而自豪。（这点山鲁佐德就做不到，她的自我意识总先于对事物的调查。）他更宏伟的目标是捕捉每一事件的特别之处，但他也看到这种感受力正随着宗教观的衰弱渐渐消亡。令他尤为着迷的是，中世纪的心智如何通过惩罚——永恒的惩罚——产生对恶的认同。他本人是个“喜欢神秘主义”的怀疑论者。

这时候，艾略特对基督教、神学和恶等问题的关注仍然是隐蔽的，因为他尚处在怀疑之中。“我想聪明人总免不了要怀疑，”艾略特对一位采访人说，“怀疑的人才是严肃对待信仰问题的人。”1917年7月他承认没有宗教的生活是贫乏的，但这时他还没看到宗教就是世间一切快事里最伟大、最值得付出心血的一桩。自此艾略特的流放开始了，他所见的幻象与神迹都枯干了，只余下“圣林之中的寂静”。

就在艾略特无法唤醒自己宗教情感、也无法从牛津的佛教协会得到慰藉的1914年，他忽然生出一种“快活一下”的念头。他对艾肯表示自己乐得俘获女人的芳心——多多益善，因为这样在“实践层面”就不用费脑筋，“但我也很为这些爱上我的女人们感到惋惜”。

1914年的圣诞假期，艾略特漫步在伦敦街头，感到欲望从心底升腾着。“大城市多么让人自我膨胀！”他对艾肯写道。这是他又一次“神经质的性欲发作……这还是巴黎之后最严重的一次。我在乡下时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很依赖女性（我是指女性友伴）；在牛津时我就感到这种缺乏了——这也是我不想在那里长住的原因——但在那儿……没有女伴也仅仅让我麻木而已；没想到了城里这念头反而变本加厉了”。他的教养也堵住了一切可供缓解的途径。“我有时想，要是几年前我就把童贞和腼腆都丢掉，或许还会好些，而且我现在确实有时还是觉得婚前这么做挺不错的。”

1915年的圣三一学期⁽¹¹⁾里，艾略特与另一位他在弥尔顿学院的高中同学斯科菲尔德·塞耶（Scofield Thayer）一起撑篙划船。同去的有塞耶的妹妹露西和一位名叫薇薇恩·海伍德的英国女孩。⁽¹²⁾后来在塞耶于牛津莫德林学院的住处举办的午餐会上，他们又一次见面了。薇薇恩容易激动的活泼性格和热情的火焰在艾略特胸中点燃了希望——她也许能带来自己需要的关键体验。这次婚姻是艾略特交出自我的一个重要举动，或许也弥补了他在之前的宗教危机里没能做到的自我牺牲。婚后一年多，艾略特在文章里提起务实、理智而缺乏感情滋养的家庭教育让人如何无法抵御激情的诱惑：“这个男孩的童年里没有美的位置，他从不了解那种对美的超然的好奇，他从小就将善当作切实的要求、用得到的赏罚丈量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性本能一旦得到激发，就成了逃离这个无趣世界的唯一方式。”他继而写道，性欲与宗教热情给出了“遁”入感受之地的可能，但他已经看到——写下这些时他二十八岁——宗教所允诺的是更为持久的满足：“我们要永远学着去爱，去运用那始终充盈、永不枯竭的，精神的无私热情”。

薇薇恩·海伍德比艾略特大四个月。相遇的时候，两个人都正二十六岁。她那时正是剑桥一户人家的家庭教师，对文艺抱有浓厚的兴趣。让她十分依恋的父亲是个画家，她自己也画画，跳芭蕾，后来又尝试演电影，继而写诗，写随笔，最后又搞起了音乐。她普通中产的家世中有一种一脉相承的艺术天分。她出生在兰开夏的伯里，祖父查尔斯·伍德是当地颇有名望的雕刻家和镀金工艺师，1850年娶了玛丽·海，1854年出生的儿子查尔斯后来也成了艺术家。查尔斯于1870年在曼彻斯特艺术学校学习艺术，并在很早时就成功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建立了联系。他在1874年举办了首次个展，后来有几幅作品又被选入皇家艺术学院的夏季展览。1885年，查尔斯与罗丝·埃丝特·罗宾逊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薇薇恩·海伍德在1888年5月28日出生；1896年，薇薇恩的弟弟莫里斯出生。莫里斯后来参加了一战并有幸活了下来。他生得肤色偏黑，魁梧而有教养，很喜欢自己的姐姐。

艾略特拜托罗素帮忙照顾薇薇恩——他的本意是请他搭把手，而这份责任则让罗素喜忧参半。在罗素眼里，她活脱脱是个演员。她喜欢新颖醒目、颜色大胆的服装——她一战之后的几年里有一条围巾裙，三十年代时身穿披肩与马甲，手里还捏着一支烟嘴。男人们喜欢她，但她绝不是那种绅士们会带回家见母亲的那种女孩。⁽¹³⁾诚然，她一家衣食无忧地住在南汉普斯特德，但艾略特的家世毕竟显赫得多。沉默羞涩的艾略特在她的大方与率直面前感到放松：她的坦诚在那个年代看来近乎无礼，但又十分迷人。她从不端着文化人的架子，不会违心说自己喜欢巴赫或者塞尚这样的人物。就是这样一个火一样灿烂、随便就放得下面具与架子的女孩打动了艾略特。他欣赏她的大胆、轻快、敏锐的感受力和过人的谈吐。后来，在他们婚姻破裂时痛斥他的无能的，也正是这些他曾为之动心的品质——她先声夺人的雄辩（她形容自己说话时带着“强有力的威尔士尖声”），无所顾忌的行为，不加掩饰的眼神。

他们两个都刚刚爱过别人，现在也都正需要抚慰。艾略特在牛津的时间里一直与艾米莉·黑尔保持联系。后来他逾期仍未回波士顿，艾米莉的亲戚们就断定她之所以受到疏远，是因为艾略特觉得她可能会遗传母亲的精神问题。这似乎不大可能。但与事实相去更远的是艾米莉的玄想：她认为战争刚刚爆发，柔弱的艾略特无法参战，只能主动接手一份工作，好让岗位上的人上前线。事实上，帮艾略特打消了回到哈佛、在波士顿度过余生的念头的人正是庞德，他才是艾略特选择留在英国的最主要原因。艾略特此时心态的转向从1915年的几首新诗中也能窥知，在这些诗里，他尽情嘲弄着哈佛的学者和其他波士顿人。他的轻蔑也恰好反映了他与过去诀别的痛苦：就在此时，他正受到坚决奉公的父系一辈的痛责，哈佛前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就强烈要求艾略特不要像亨利·詹姆斯一样待在国外，毁了自己的艺术。

在遇见艾略特之前的半年，薇薇恩刚与一位叫查尔斯·巴克尔的中学校长分手。这段时期的日记里记录了她情绪的起落，给人不祥的预感。在这九个月里，“B先生”忍耐着薇薇恩的情绪失控、尖叫和阵阵数落，“天赐般”（但十分短暂）的重归于好，以及发了狂的电报消息和电话，直到1914年8月应征入伍加入战争办，从此终于解脱，如愿以偿的心情连薇薇恩都有所察觉。这份日记并不为薇薇恩说话，相反，它让我们看见的是个浅薄、自我中心、为爱冲昏了头脑、爱慕虚荣的女人。

1915年4月24日，艾略特告诉埃莉诺自己春假期间在一家伦敦酒店的舞会上遇见了几个名字“滑稽”的女孩——其中一个就是薇薇恩。她的舞姿柔软灵动，似乎是那种能让一个羞涩的学者暂时走出崇高的精神世界、得到放松的女孩。艾略特开始“躬下身子”跳起了单步舞——据他称当时“舞步老套僵硬”的英格兰还没见过这种舞式。他当时喜欢的是新式的狐步舞和灰熊舞，也能哼时下最流行的拉格泰姆爵士《那莎士比亚式小调》（1912年在纽约发行）。十年后，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将在《荒原》里婚姻悲剧的场景中响起：“那莎士比亚式小调，最风雅，最明白……苔丝德蒙娜是涂了色的小玩偶，罗密欧把他的朱丽叶来爱——还有些恋爱的人儿在，倒也不难猜，但只怕来到了现在，倒要把别样的灰熊舞来跳，你听老哈姆雷特说‘存在还是毁灭’，那——就是莎士比亚式小调。”

薇薇恩很快就有了回应。她比大多英国女孩都更“灵活”；大部分英国——尤其牛津——的女孩都被牢牢控制在母亲的掌心。而薇薇恩是个“自由身的伦敦人”，她可以自由来去，独自和朋友几次在外喝茶就餐。艾略特觉得她们“和我在家、在这里见到过的一切全都不同……她们有种迷人的老练（甚至“清醒”），但又并不麻木；我还得承认我实在喜欢女人抽烟的样子……”

在总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与薇薇恩跳舞，吃饭，划船——这些都并未增进艾略特对她的了解。直到此时，他还是一个与英国女性鲜有接触的外国人。他在牛津看到男人的课堂上有女生出现时曾目瞪口呆。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牛津的绅士们都把女学生们看成些热切的怪物，从不与她们打交道。薇薇恩则跟她们截然相反——她特立独行又难以捉摸，与他严肃的母亲、专注于事业的堂表姊妹和永远端庄得体的艾米莉·黑尔截然不同。对艾略特来说，英国女人本身就是个谜，他大概还不理解她直视的眼神和张开的嘴巴在表达质疑之外的深意。她随心所欲、跳舞抽烟、伶牙俐齿——这些都撩拨着这个谨言慎行的青年。在薇薇恩散发的魅力中，她对艾略特成为伟大诗人的信念也十分重要。在这一点上庞德将她引为同好。他与薇薇恩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各有各的古怪，都对事物有犀利如电的洞悉，也都对他人的感受置若罔顾。

6月20号左右，圣三一学期结束了，艾略特离开牛津来到伦敦。此时他的游学奖学金也接近尾声，那么要回家吗？六月的第四周，他面对着人生的选择。而庞德的劝说在此时一字千钧。

庞德游说最有力的砝码当属艾略特对偏狭地方主义的恐惧。此前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在1914年发表了《波士顿以北》，庞德不屑地认为这部作品太地方化，离“接纳现代文明之声韵之困顿”的诗歌过于遥远。

“伦敦根本没人关心谁在美国写了些什么，”庞德步步紧逼，“一个人就算赢得了美国的读者，但如果还想受到世界认可，就得来这儿从头再来。这样一来，他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伦敦喜欢造自己的神。”他怂恿艾略特“一不做二不休”，又援引著名的先例：“亨利·詹姆斯留在巴黎，读的是屠格涅夫和福楼拜；豪威尔斯⁽¹⁴⁾回到美国，读的是亨利·詹姆斯”。

艾略特此时的难题，是能否理直气壮地以四年前的杰作《普鲁弗洛克》为名，坦然放弃学术生涯。除了1915年6月发表的《普鲁弗洛克》，艾略特并不能证明自己能靠写诗为生。多年后的四十年代初，在完成《四个四重奏》期间，艾略特写下了这样的回顾性诗行，简洁地阐述了此时的困扰：

一首诗可能恰巧对一个懵懂
的青年发生：但一首诗并不是
诗——诗是人生。⁽¹⁵⁾

为了艺术一往无前的庞德特意抓住薇薇恩天生爱幻想的心理，向她灌输为了诗歌拯救艾略特的思想。这个她还几乎全无了解的艾略特此时正站在一台大戏的中央，似乎正要分给这个渴望大场面的瘦小女教师一个绝佳的角色。她随意的举止诱使着正渴望失去童贞的艾略特与她发生关系，而感到有责任娶她的心理又符合他正直的人格。就这样，他们在1915年6月26日突然结婚了，地点就在离孔佩恩花园3号的薇薇恩家不远的汉普斯特德登记处，证婚人是露西·塞耶和薇薇恩的女性长辈莉莉娅·赛姆斯。对他们的婚事，两家的父母都并不知情。两天后，看上去与事态转变息息相关的庞德给艾略特的父亲写去一封辩护信，连篇累牍地陈述艾略特留在伦敦继续写诗的理由。从诗人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份有理有据的辩词，但实在无法打动一个不想继续供养成年儿子的砖石商人。庞德在信中轻描淡写地告诉老亨利·韦尔·艾略特，只要在前两年各付500与250美元，就能让他的儿子在另一个国家开始新的生活。

有一系列原因可以解释艾略特这桩意料之外的婚事，但他自己也承认这些都不成其为解释。“我不能告诉你，”人到中年的艾略特对玛丽·特里维廉说道，“不是因为我不想说，而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表述。”而摘自他六十多岁时私密文档的打字稿也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启示。这份文档将他结婚的举动与留在英国的决定相联系，强调这不过是一个害羞的青年草率的一时放纵，但又因为经验不足，不知如何才能放纵而不做出任何担当。艾略特就像与艾米莉·黑尔分离时一样再次以悲情形象出现。他的语气慎重而正式。这份叙述完全不提薇薇恩的权利和她的品质——至少在这份经过层层转手、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摘录中是这样。在一封不起眼的寄给坦迪夫人的信中，还埋藏着另一份不那么字斟句酌的解释。坦迪夫人的丈夫在1946年离开了她，她的境遇扰动着艾略特的回忆，让他的言辞变得热络起来。他告诉坦迪夫人，在他努力想成为哲学家及未来的哲学教授的四年间，不安分的想法一直在他心里涌动。虽然身为研究生，他却不喜欢死气沉沉的学院生活——牛津向他证明了全世界的大学城都一样——而他更长远的苦恼则是担心自己入错了行，这种忧虑也消磨着催生此前那些好诗的创造力。这让他陷入了疯狂的挫败与自卑。为了逃离这一切，他就必须全力痛击自己厌弃的生活。而薇薇恩恰好就在这时出现，一切就这么凑巧。这就是艾略特的奇特之处，那些不如他伟大的人可能还会照顾一下这位女士的感受。艾略特的正式说法中，这场婚姻对两个人都是灾难性的，但他对坦迪夫人不加掩饰的叙述表明他将这场婚姻看成他自己的一出独角戏。他不愿面对自己对一个不爱的女人造成的伤害。婚后一年，他发现自己仍然爱着艾米莉·黑尔。

然而，尽管有来自艾略特本人的种种解释，但如果我们从他矢志不移的一生回顾这段婚姻，那么仍有许多是没有言明的。在私密文档里，艾略特告诉后人这段婚姻产生了“导致创作《荒原》”的心境。言下之意是，薇薇恩将他带入了地狱；但在1914年与1915年初的那些圣徒诗里，充满性虐倾向的殉道者所缺乏的难道不就是地狱，和地狱代表的真实受苦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1915年中与薇薇恩的婚姻就并非审慎的人生之外一段无法解释的歧途；相反，这段婚姻正是在诗变成“人生”的时刻上来自人生本身的要求。

婚后六天，艾略特在7月2日给兄长的信中称自己不那么“压抑”了。薇薇恩似乎的确短暂地解放了艾略特，但她在艾略特身上激发出的率性很快就为严苛的责任感取代。这一股席卷着他们、让他们头脑一热就上了床的冲动让艾略特想到但丁笔下的保罗与弗朗切丝卡。他引用了那句“然而只是那个时刻让我们不能自己”，以及弗朗切丝卡称自己与爱人永不分离的一句。他在信中提到，地狱的折磨并非在于剥夺了他们回忆的甜蜜——这种剥夺反而是好事——而在于持续经验着他们已无法满足的欲望。

艾略特结婚之时，正是两人最感到心有灵犀之时。这个决定来得十分突然，以至于根本来不及通知家人。对他来说，要放下一贯的深思熟虑而采取什么行动，也确实需要些冲动。他一度称行恶比什么都不做还要好。“至少（作恶时）我们是存在的。”他对大学里疏远而沉闷的氛围感到不耐烦，薇薇恩又诱使他去“真实”（real）世界放纵自己——这个人们做爱、彼此照顾、为钱发愁的真实世界，一旦陷入就再难脱身。艾略特向“真实”世界的进发并不成功，并在这段恋爱正式开始之前就清醒了过来，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这个节点上的纵身一跃将改变他的人生。“总有些选择是不可挽回的，不论你选择是对是错，都没有回头路可以走。我希望那时有人曾对我说‘不论你做了什么，不要哭泣，承担后果吧’。”他在十八年后说道。在鳗德洛普最为自得的洞见中，一个年轻人草率地结了婚，三个月后又终于觉察了自己的毁灭。他被归入了那类婚姻不幸的人，但这个年轻人“每天早上一醒来就感到的重大事实”是除了鳗德洛普之外没人懂得的。“人们往往看不到生活的毁灭能带来多么可怖的重大影响。”艾略特的婚姻将构成他人生狰狞的底色，是在他有望凭借信仰获得真正觉醒之前，必先穿过的秘密地狱。

在我看来，艾略特对婚姻的幻灭也与他的性障碍有关，在这之后他才发现薇薇恩患有慢性疾病。婚后两周，1915年7月9日的晚餐时分，薇薇恩·艾略特告诉伯特兰·罗素自己结婚是为了激发丈夫的活力，但发现她做不到。此时罗素还站在薇薇恩这边，认为这个活泼的英国女孩被捆在了一个教养太好的新英格兰丈夫身上。他觉得她很快就会厌倦自己的丈夫。艾略特带给这段婚姻的，是一个回避着肉体、与肉体的低级趣味相搏的智性（“心智将用过的身体抛弃”）。他对肉身必朽的强烈感知也令他觉得肉体接触都是短命的。这样一来，他就在女人与时间的速朽与琐碎间作出了奇怪的联系。这种想法在艾略特遇见薇薇恩前很久就存在，与之共生的还有一种更普遍的由恐惧生出的厌恶，将把男性变成兽欲奴隶的罪过转嫁给她们。对妻子向罗素的抱怨，艾略特并未反唇相讥；他只是没精打采地倚着桌子的另外一边。

罗素的情人奥托琳·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夫人此时正对他不闻不问，于是罗素转而盯上了薇薇恩——这个苦于丈夫的性障碍、不受宠爱的女孩。这时的薇薇恩二十七岁，罗素四十三岁。相比于迫于社会压力对家庭生活守口如瓶的那些有夫之妇，薇薇恩则可谓坦诚得出奇，而我想她吸引罗素的正是她清晰的表达，以及她与艾略特结合背后那股子最后弄巧成拙了的慷慨劲。她的仗义激发了他伸出援手的愿望，但他的动机却不像艾略特以为的那样无私。在瑞蒙克（Ray Monk）1996年为罗素所撰的传记中，罗素不止一次承认自己“利用”着薇薇恩。罗素通常会把一切保存下来，但他却销毁了薇薇恩给他的来信——这显然是出于愧疚。他的《自传》看起来坦荡得让人毫不生疑——他不讳言自己的口臭毁了与奥托琳·莫瑞尔夫人和其他许多女士的恋情——但却对与薇薇恩的这段漫长恋情含糊其辞。而据传记作者考证，这段恋情始于1915年夏天，一直持续到1918年1月。

这段恋情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让罗素希望把它从生命里抹去？我们无从得知整个真相，但从罗素与此时另两位情人（奥托琳夫人与艺名柯莱特·奥尼尔的女演员康斯坦丝·马勒森［Constance Malleson］夫人）的通信中，我们可以得知罗素玩弄着这个病弱的女孩，她不同于他通常倾心的女人，缺乏职业或贵族头衔带来的独立品质。他告诉奥托琳夫人他能喜欢上薇薇恩是件奇怪的事，但事实又的确如此。在将留存下来的事实加以整合后，我们可以确定他是在两次自尊心受挫的时候“利用”了薇薇恩对他热情的回应，好让自己振作精神：第一次发生在1915年夏天，奥托琳夫人请艺术家与作家到牛津附近的嘉辛顿庄园做客，而忽视了他；另一次是1917年他与康斯坦丝·马勒森分手之际。在致奥托琳夫人（她后来成了他无话不谈的好友）的信中罗素提到，性事的满足使他工作时干劲十足——而工作对罗素绝对是第一位的。事实上，薇薇恩不仅令他振作，还为他分担了一些工作；她有听录的能力，罗素就曾雇用她在打字机上录入两部反战作品的文本：一是发表于1915年11月的《战时的正义》，另一是同年12月《1904—1914年协约国的政策》，后者回应着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教授对触发战争的英国外交政策的袒护。为报答薇薇恩的帮助，罗素主动提出“帮助”她，进而通过她帮助艾略特。根据他巧舌如簧的诡辩，如果能让薇薇恩爱上自己，他就能分担一部分她射向孤僻的新婚丈夫的残忍的毒箭——这个在她的指责中“辜负了她的想象”的丈夫。

奥托琳夫人警告罗素，让新娘爱上他并不能帮一对新婚夫妇解决什么问题，“我十分强烈地感到你在博得她信任的同时反倒离间了他们”。但罗素对此置之不理。在艾略特坐船回到美国，安抚双亲并乞求他们资助期间，罗素并没有回避，倒与薇薇恩更加亲近了。九月初艾略特从美国返回，此时他们已经达成一致，让艾略特与薇薇恩搬到罗素的房产——伦敦伯里街的罗素公寓34号。接下来艾略特夫妇在伊斯特本“伪蜜月”（心知肚明的罗素用了这个词）的糟糕情形也与罗素对薇薇恩的关怀不无干系：他以同胞的身份将艾略特这个没精打采的外国人排斥在他俩之外。艾略特后来对奥托琳夫人称罗素把薇薇恩毁了。最可恶的行径，莫过于一个吸血鬼对人对己都摆出一副乐善好施的面孔。罗素的确十分大方。他大笔一挥，就赠给艾略特夫妇相当于三千英镑的工程债券，在1915年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他还支付了薇薇恩的舞蹈课，为她买了真丝内衣（据奥托琳所述）。罗素对他们婚姻的干预错综复杂——他说自己“欣赏”艾略特这位他过去的学生，事实可能也的确如此——但总的来说，他还是对这场婚姻下了毒，而且我认为虽然他对此三缄其口，但他心里是明白的。

在罗素的住处，艾略特夫妇的房间不比一个壁橱大多少，艾略特此时在海威科姆担任中学校长，当他不住学校时，不得不因此经常睡在门廊或客厅。这就意味着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当罗素能离开死气沉沉的战时的剑桥，就有机会和薇薇恩在公寓里独处。他为此事先征得了艾略特同意，艾略特在下面的回复中宣布了自己的信任：

哈灵顿公寓8号

苏塞克斯伊斯特本

1915年9月11日

亲爱的罗素先生，

您的信任连同您其他方面的好意都令我激动不已。这样的慷慨与鼓励对我现在十分重要，何况还是来自于您……

至于我不在的时候您在家过夜，在除您之外的任何其他情形下我都不会接受。我从没想过在我们之间还要有这些繁文缛节；在我看来这不仅完全没有必要，而且还会毁了这随性的安排给我带来的一切快乐……

您真诚的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艾略特都信任着罗素和自己的妻子。他出于对薇薇恩接受他求婚的感激，觉得自己不能离开薇薇恩。“她愿意为我牺牲一切，”他在7月23号给父亲的信中如是说，“她拥有我需要的一切，并且她乐于向我付出这一切。我欠她的太多。我娶她时身无分文，她对此一清二楚却为了我而接受了这个事实。她嫁给我什么也得不到。”与此同时，薇薇恩也在他们法律的婚姻关系之外更感到一层联结。她的日记里记下了丈夫优美的嘴唇轮廓，精致的脸孔，热切、深邃、鹰一般的双眼。“他那时十分英俊，”一位熟人写道，“那种样子在大西洋这一边并不常见”。他有时像个哈佛版的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一样的神秘微笑、酒窝、优雅的颈部——有时又像只毛色油亮的猫，拖着字正腔圆让人昏昏欲睡的长调，像“某类沉重的膜翅目昆虫发出浓稠如蜜的嗡声”。他的魅力也部分来自于他的沉默，而对他艺术潜力的信念激励着薇薇恩，使她萌生了把他从谨言慎行的拘谨里解救出来的愿望。双方都企盼着这场觉醒，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无可否认的是，艾略特许多早期诗歌都暗示了他在性方面的种种问题——他的症结并不在于缺乏欲望，而在于压抑、对女性的不信任和某种生理的恶心。薇薇恩持续的病痛让她终日身处难闻的药物之中，而激素失调让她的月经变得不准时，大量经血因此也常污染床单。艾略特曾描写过一位在婚床的血迹边作呕的新郎，也写过能够掩盖“臭气熏天的女人味”的法国香水。薇薇恩略带粗俗的举止或许将他从斯文的拘谨里暂时解放了一瞬，但他很快就心生厌恶，那些见证他们婚姻早年生活的朋友们清楚地看到他以薇薇恩为耻。几年后她写了一篇小品文，文中一个喋喋不休的妻子正力图在舞毯上向她的丈夫注入活力。“那就跳啊，换个状态，”她恼火地说，“你从来都不跳，你就只会在舞毯上走正步……真是没劲透了！”妻子呵斥着，而丈夫只是孱弱地笑笑。（有人记得艾略特和妻子在二十年代一起肃穆地跳过狐步舞。）薇薇恩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他们的不相配，但艾略特未免也承认得太快了。一年后他说自己遭遇了“人类所能想到的最可怖的、焦虑的梦魇”，但这至少说明生活还不至乏味。

在描绘一场苦不堪言的性事的《颂》（‘Ode’）中，缺乏经验的新郎怀揣希望航向“辉煌的末日”，但疑似只有早泄在前方等着他。他只能遥望着星空，“为这轻易熄火的升空／忿忿不平”。《颂》隐括了惠特曼因性事燃起的愤怒：

处女膜啊！啊，有着处女膜的人！你为什么这样戏弄我！

啊，为什么只在极快的一瞬间刺痛我？⁽¹⁶⁾

但正当这新郎努力重新恢复表面的平静时，他也感到了（或许程度有所夸大）对对方的歉疚；他的爱人似乎变成了“内脏被掏空的淫妖”，一个失去了力量的性怪兽。⁽¹⁷⁾我们已经无法确知《颂》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艾略特自己的经历，但1915年9月他们确实在伊斯特本度过了推迟的“伪蜜月”，其间薇薇恩“几欲自杀”。

他们回到伦敦的当月就住进了罗素的房子。几个月后，薇薇恩又萌生自杀念头时，艾略特似乎对罗素出资在1月7号到16号间带她去托基海滨的举动心怀感激。“薇薇恩说您就是她的天使，”艾略特在信中向罗素说，“我相信您已经竭尽全力，也在用最好的办法处理她的情况——比我做得要好。我不知如果没有您，事情会变得怎样，我相信您甚至帮我们救了她的命。”

艾略特笔下的男性角色或像普鲁弗洛克或伯班克一样为自卑感侵扰，或像斯威尼一样为习惯成自然的兽欲消耗，再或像房产中介处的职员那样，为贫瘠的情感所苦。对第一类角色，女性遥不可及；第二类角色觉得女性在生活中有其位置；第三类只觉得这些与他都毫不相干。我并不认为应将艾略特与这些人物形象对号入座，因为他们都是些夸张的艺术表现，但他早年作品中所有与性有关的场景——除了《压抑情结》外——都把性描写得索然无味，勉强、突兀、无序而肮脏。1916年初艾略特专心完成博士论文时，薇薇恩和罗素每周幽会两次，共进午餐或晚餐。罗素向奥托琳夫人解释自己不愿和薇薇恩“长久纠缠”，也不愿因此损害自己的名誉，但同时还要照顾薇薇恩的情绪，不希望她感到“遭到了玩弄”。薇薇恩消耗着他的时间、钱财，也让他心事重重；他对她的“感情”“并不长久”；然而这段关系仍然维持着。1916年9月4日，罗素在致奥托琳夫人的一封长信里反思这一切：“真奇怪，人终究能发现自己的所欲，而这所欲又总那么自私。我永久渴求的——并非在意识层面，而潜藏更深的——是对我的刺激，是那种能活跃、丰沛我脑力的东西。让我变成吸血鬼的，我想恰是这种愿望。最能激励我的莫过于本能地感到自己成功的一瞬……和艾夫人在一起就给我这样的成功感，因为我想获得的都得到了（虽然这也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