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钱志熙

管琴博士成《词科与南宋文学》一编，踵述前修，力求开拓，创获甚丰；以予曾参与其博士论文开题、答辩等事，对其探索之艰辛、绸缪之勤慎略有所知，故赠稿索序。因贡数端，以叙读后感想，兼当引介之用：

其一曰：此编对词科事实之考证，较前修更为详密。宋代词科，实可溯至有唐。然唐之博学宏词科，实为吏部铨选性质，且所试文体为诗、赋、论。观此，唐之试词科，实为进士试基础上之词臣选拔考试，与进士科实未大异，故进士科亦可称词科。顾宋绍圣以后词科，则为此前唐代博学宏词试之进一步制度化，且其性质亦已发生变化。其因以安石变法，科举罢诗赋而专用经义，以致两制缺才，故专设宏词科。所试文体，专在制、表、诏、檄、露布、颂、铭、箴、记、序等类。要之非缘饰政令，即润色鸿业，实与缘情体物之诗赋为两端。其意之所在，乃重实用而弃浮华也。究其原因，则与时人非议科举试诗赋有关。博士此书，于此际考证颇详，深有助于研治两宋文学之流变。又此编之中，另一着力之处，在于详考自唐至宋“词学”义之沿承及变化。“词学”一词源于六朝，其内涵为比事属辞之辞章之学。至词科成立后，“词学”一义，实与其相表里，其意即为“词科之学”。予以为此实为“词学”涵义之缩小。予旧每疑“词学”一词，实文学之最合适名词。然终究不得流行扩大，致为今世治古文学者之陌生词汇。今读博士此编，得其关键矣。此外，本书所考，如两宋词科之四阶段划分，词科群体及家族性现象、南宋士人修习词科之方式及对于当时学术之影响诸项，以余所知，皆前人所未深究者。以此知作者此编于事实考索之功，有加于前人。

其二曰：两宋词科，前人大体叙述其事实，唯所重仍在制度，至其发生之背景及与文化史、文学史之整体关系，则多稍言既止，未厌人意。以余之体会，非不欲言，实为不易言。此编最为锐意者即在此，作者之甘苦及创获亦多在此。其中如论词科文之道德功能与文体修辞、《词学指南》与南宋文章学观念等，俱能有所发明。至词科与诗、古文、曲子词之关系，作者亦予尽力挖掘。如从“词臣生活与宋调书写”“词科与宋词”等节，可知词科人士虽以应用文学为尚，而亦预纯文学之风会也。予最所欣赏者，在本编绪论一章论宋人对文“穷而后工”观念之微婉纠正与词科诸人之关系，可谓前人未发之覆。作者更欲于此探讨词科人士文学观念上之共同性表现。其于时人所评“词科习气”之评论，亦颇中肯。其论词科批评与南宋骈文发展一事，着力尤深。夫论两宋文学及其变化，诗词易言，古文次之，骈文最难得其真际。今作者此编，庶几有助于两宋骈文研究之深入。

其三曰：两宋词科大家之成就，向少正面论述。此编于“三洪”、吕祖谦、周必大、真德秀、王应麟之词科文，多作专门讨论。词科之文，本质为属辞比事之学，重于体制之契合与修辞之精到，故不如诗、古文辞之重个性与风格。然作者深入体察，能从词科内部把握各家不同艺术追求。

上述三端，仅举其荦荦大者，已见此书建树之宏矣！

予以为词科之制度化，实两宋文学乃至唐宋文学转变之关键环节。其影响之结果，实在于纯文学与应用文学更加区为两途。此实宋人观念上普遍轻视纯文学态度之结果。词科与经制之学、理学能相融，且导致博学考证之风气，而与纯文学之诗词反而相远，其因似亦在此。宋代词科乃至进士科于纯文学发展之实际影响降低。而纯文学创作，则更趋于在野性质。予观两宋纯文学家群体，由江西诗派至永嘉四灵、江湖诗派，渐趋下降，似亦与此发展趋势不无关系。与此相对，此前所谓大手笔者，常同时为纯文学之大家，至南宋则纯文学大家与词科巨擘渐分两途。观此，则知词科之设立，影响南宋文学格局者甚大。

夫自汉代辞赋兴盛，以敷陈为体，然未甚雕藻。其时书奏铭箴诸应用文体，渐求修辞之工。建安曹、阮等家虽返自然通脱，而两晋以降又反其道，诗赋骈俪，渐至雕藻，终至骈文一体得以形成。然南朝骈体，原为极唯美之辞章艺术，后反饰于应用，乃至官方书判，亦用骈骊成体。至两宋以降，四六殆成专门应用之文体。此乃吾国文学之极特殊现象。欲从艺术角度解释此种现象，唯当求之于可视为中国文学之根本之“辞章”二字。然自近世引进西方文学观念，以形象、虚构等为文学之根本特质，宜乎骈文辞赋之研究不得通轨，蹇蹇难进。今词科、词学及其与普遍文学之关系，亦当深入于辞章根本之中国文学本体中加以探讨。如此，则博士此编虽创获已多，然后续研究，仍大有可为。

南通固为富庶之乡，右文之地。近代以来，名家辈出，俊彩星驰。博士幼长其间，多受熏陶。及长，珥笔北庠，入程公之门，学术日进。肄业之后，虽主衡文之事，而锐志著述不稍懈。平日兼事吟咏，偶见其所作，虽未入古人之室，而已见修辞之功。此编论词科文学，颇能含咀英华，漱吮艺润；其自行文，亦披条振叶，修辞悦怿，实亦有赖于其辞章修养也。自现代学术专门化之后，文学研究与创作截然分为两事，不知艺而谈艺者多，血指汗颜，观者每多隔膜之恨。今上庠诸子治学之余，兼事风雅。庶几将来之风气，有所转化。此予翘企有望者也。

戊戌春杪，东嘉钱志熙序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