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

老约翰·布登勃洛克去世，小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成为布家掌门和家族公司的第二代继承人。对于这个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作者在对他的人物形象的设计中蕴含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社会状况。我们除了知道他谈吐文雅，性情温和，讲究簪缨鼎食的生活享受，信仰基督宗教和拥有浪漫主义情调的大自然情怀外，还曾从他父亲的口中得知他注重讲求实际的思想，崇拜法国七月王朝，还在1835年的时候就大力主张吕贝克市应当加入关税同盟，也就是说他在想法上的先进性比起后来实际出现的历史情况提前了三十多年。我们似乎有理由把他视为是个体现着时代的进步因素，经济思想活跃和社会政治意识超前的人物。不过为了全面起见，对于这个新旧参半的人物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急于作出结论，以免忽略他性格上的另一面，淡化了小说的历史内容。

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成为家族公司继承人后的实际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他不具备像父亲当年那样闯荡江湖的冒险精神和进取品格，接手公司大业后一改父亲的锐利做派，奉行小心翼翼的行事策略，既不寻求银行贷款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也反对儿子提出的改变公司业务结构单一的合理建议，所奉行的公司经营上的那种惕惕厉厉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达到了闭关自守的程度。读完整部小说后如果回过头来用今天的经济学观点审视，我们会发现正是由于这个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在事关家族公司前途未来决定上的优柔寡断，逡巡不前，与时代的前进擦肩而过，给公司后来遭遇窘迫局面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实际上是使家族公司经济迈出开始走下坡路的第一步。

公司管理上故步自封的同时，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这个时候显现出来的社会政治态度也与我们以前对他获得的思想超前印象相反，竟是十分的落伍、滞后和保守。这个时候的他表现为不仅心高气傲，颟顸顽固，有着根深蒂固的尊卑上下和等级门阀观念盘纠于胸，而且还缺少政治民主意识，视社会上掀动的革命风潮为洪水猛兽。就当包括连他的生意上的竞争对手，新兴的市民阶层或者说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的代表性人物亨利希·哈根施特罗姆也在结合民众的要求实现民主制度社会的民意，提出“要普遍的选举权”（175）这一体现时代进步的口号时，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仍在极力反对给普通民众以政治权利，许可他们参与政治选举，仍在顽固地坚持只有财富的占有者才能享有政治选举权这一封建贵族体制遗留下来的特权阶层立场。作者以自然主义的描写风格和幽默笔调穿插的1848年德国社会革命风潮的几个浑茫滚动、事变纷至的画面，让我们看到意识陈旧，观念僵化的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面对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和山雨欲来却不能够清楚认识到时代的精神和潮流正在变化，甚至连暴躁凌厉的社会动荡，包括自家厨娘都在预言世界就即将要改天换地，“您等着瞧吧，参议太太，用不了多少时候，世界就会变样子的！那时候我要一身绫罗地坐在沙发上，让您来伺候我了……”（175），也未能在他心中激起一个深深震撼而悠悠醒转。

在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掌管下，布家粮食贸易公司在业务上虽说是成就平平，但在一段时间内还是得到了大体上的维持，家庭内部也无什么值得担忧的事发生，我们可以用平平淡淡的平静来概括这个家族状况的内外此时。不过，这种平静或许只是将要发生剧烈动荡前的通常会有的那一阵子虚假的安宁罢了，细心的读者还是能从叙事者那含蓄的语言中隐约感觉这家人宅内生活的平静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其稳定性正在慢慢动摇，其整一性正在悄悄解体。波动的苗头就来自萧墙之内，表现在第三代人身上。

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有四个子女。他们在长大成人，属于生活律动的正常。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在表现性格上的迥然独特，仿佛在相互刻意求异。托马斯活泼却不张扬，性格中尚无什么让人觉得不能够放心的或是不对劲儿的地方。克拉拉还十分年幼，性格上也无什么叫人预感不祥的征兆。但安冬妮和克利斯蒂安则不然了，一个恣情顽皮，一个乖张怪僻，突出的一个共同点是总要制造些这样那样不大不小的出格事来，与家中迄今的安宁状况形成一个反差，足以让读者有理由认为要警觉和思索。

难道，安冬妮和克利斯蒂安他们两人就将是导致家族没落的“罪魁祸首”？在一部像《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样思想、内容、意绪都很饱胀、丰富的小说中，事情未必会这么简单。安冬妮和克利斯蒂安两人的突兀表现，对布家的平静气氛的确造成了一些冲击，让我们觉得仿佛看到了什么，然而仔细观察却又看不到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过。鲜活可触的安冬妮只是个漂亮、活泼、任性、骄盈、虚浮、思想简单的富家小姐，惹人关注的克利斯蒂安也只是个富有艺术表现欲望的在校学生，我们并无什么事实和理由说明他们就是天生忤逆，包藏祸心的“败家子”。如果说，安冬妮的心骄气浮，本质上倒也与生活在一个全城首富之家的那种自我优越感觉相符，那么，克利斯蒂安的稀奇古怪性格却又是源从何处呢？同样是生长在布登勃洛克家族的克利斯蒂安，性格竟是一副经常神经兮兮、喜怒无常的怪模样，时不时地会做出一些滑稽突梯的行为和傻态，把全家人吓得七魂出窍。难道，作者这是在若明若暗地向我们传达生活的不可理解的神秘？或者，这也可能是作者在为我们安排一个增加阅读兴趣的搞笑角色？直觉告诉我们，克利斯蒂安的性格变异应该是对“市民”家庭生活的某一个种类的反叛。虽然我们尚体会不出这个性格怪异的后面可能具有的潜意，但却尽可首先大而笼统地将克利斯蒂安和安冬妮的表现视为是布家开始在动荡的一个信号。

老约翰·布登勃洛克在世的时候，曾把在儿子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身上看到的一些思想和观念视为是儿子那多情善感的喜好幻想的性格的产物，虽然认为这些思想和观念与家庭主张的世俗的务实精神有些格格不入，但也认为不必去给予认真的注意。如今出现在儿女身上的这些那些独出的表现，却让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着实感到了心绪不宁。尤其是女儿对莫尔顿萌发的爱情，大有脱离家庭轨道的异趋迹象，更让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感到惴惴不安，觉得不能再对此坐视不理。女儿上寄宿学校和后来认识大学生莫尔顿的这一故事支线，本就给小说叙事带来了某些方面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现在，父亲决定干预女儿的爱情，由此，继作者先前着墨不多的高特霍尔德提出要求经济补偿的一事是对“市民”家庭冷漠无情的金钱关系的一个展示之后，一个庞大的看不见的存在在小说中又一次地展露开来。

这个存在，是个掺杂着唯实唯利的人生信仰、立场、规范、准则等生活态度合成的“市民”家庭婚姻观念范畴内的价值存在。“市民”的思想、意识、行为、生活习惯和经验方式在这个价值存在的决定下纯正自然的青年男女爱情关系错位，情感的天然本质丧失，组建家庭从属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致使布家几代人的婚姻都是建立在非感情基础之上的，以交换和索取为实际目的的“理性婚姻”：老约翰·布登勃洛克第二次结婚时就娶了一个有钱有地位人家的女儿，“既没有给过他很大的快乐，也没有给过他很大的痛苦”，就这么凑合着，对付着，缺乏激情和没有热烈地渡过了“这么多漫长的年头”（67）。小约翰·布登勃洛克参议的婚姻也是出于情感之外的其他因素，总之“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恋爱的结合”（52）。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原本曾在恋爱中，却也自主扼制和放弃了自己的青春感情，为的是为继承和发展家族公司事业寻找“一门门当户对的对象”（167）。因此，冬妮到了“当嫁”年龄，在做父亲的看来她的婚姻也必须是具有鲜明的或政治或经济的功利目的，也必须是一种用来为家族利益换取和获得的策略，理所当然，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