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义是国人皆知的美德，是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

《礼记》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是说，崇尚并实行仁的美德，就是要在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亲爱，相互帮助，相互关心，而不是相互倾轧，相互斗争。如果全社会的人都崇尚并实行仁，则人世间就不会发生战争，不再发生仇恨，人与人之间就只有关爱，社会就只有平和，人类梦寐以求的生存环境——和谐社会就将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孔子极力倡导仁的最终目标。

义是什么？孔子曾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孔子在这里将对待义的态度，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后人在解释孔子这句话时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即符合天理的言行就是义。

义作为一种美德，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得到广泛的认知，人们将“见义勇为”看成是一种美德，是英雄行为，见义勇为的人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尊重；同时，人们将“见利忘义”看成是一种恶德，是一种卑鄙的行为，见利忘义的人，在社会上是被人鄙视的。

仁与义不仅是人们修身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治国的根本。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对孟子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于吾国乎？”孟子回答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就是魏惠王，魏国的国君，孟子去见他，他对孟子说：“老先生，你不辞千里之遥的辛苦跋涉来到我国，是为了给我们国家带来很大的利益吧？”意思是希望孟子能对他富国强兵有所贡献。孟子回答他说：“王啊，你为什么开口就说利呢？其实，你只要推行仁和义就行了。”在孟子看来，一个国家只要推行仁与义，全国上下，都崇尚与实行仁义之美德，国家自会富强起来。

仁与义是美德，但是，若处置不当，也会走向其反面。

譬如仁，若是不分对象，不明是非，一味地讲仁爱，讲宽容，结果出于同情和怜悯，宽容了坏人，岂不是大错特错。中国有个寓言，叫做《农夫与蛇》，讲的是一个农夫在田间劳作，看到一条被冻僵的蛇，心有不忍，于是将蛇放进怀中，用体温焐蛇，结果蛇活了，就咬了农夫一口，致使农夫毒发身亡。可见，仁爱不能乱施。

至于义，施行起来，更要明辨是非，否则，就会走向反向。譬如扶弱，无疑是一种义举，但是，如果我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去救助一个被追捕的坏人，岂不是助纣为虐；关心和帮助朋友，是重情重义的表现，但是，如果朋友为官贪腐，或是偷盗，或是贩毒，为其藏匿不仅危害社会，而且也必然害了自己。可见，讲义气是要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不违法乱纪，不伤害别人，不为害社会。

（一）人类最崇高的品德——仁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不止一次的倡导仁，在孔子的眼里，仁是一种最高尚的品德。有一次，孟武伯问孔子：“子路能做到仁吗？”孔子说：“不知道。”孟武伯说：“子路是你的学生，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呢？”孔子说：“仲由嘛，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可以让他管理军事，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仁。”孟武伯又问：“冉求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冉求这个人，可以让他在一个有千户之家的公邑或有一百辆车的采邑里当总管，但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仁。”孟武伯又问：“公西赤又怎么样呢？”孔子说：“公西赤嘛，可以让他穿着礼服，站在朝廷上，迎接宾客，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仁。”子路、冉求、公西赤三个人，都是孔子的好学生，孔子虽然多方面地肯定他们的才干和品德，但对于他们能否做到仁这个最高尚的品德，他不予肯定。可见孔子把“仁”这个品德看得很高，不仅对他的学生是这样，就是对他自己也不敢以“仁人”自居。有一次，他和学生公西华谈话，他说：“如果说到圣与仁，那我怎么敢当！不过，我在向‘仁’的方向努力，永不满足。我现在能做到教育别人从不感到疲倦罢了。”孔子竭力提倡仁，无比崇尚仁，将仁看作是自己追求的最高的境界。

仁究竟是什么？仁这个概念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涵呢？《说文》：“仁，亲也，从人二也”；《礼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些对仁的解释，都包含一个意思，即所谓仁，是要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用一句和国际接轨的话来说：博爱。

但是，孔子所说的仁，不局限于博爱，他的内涵比博爱丰富得多。孔子虽然没有对仁作过具体的完整的解释，但是，他在和人们谈论仁时，也曾多次有所阐述。特别是一次和子张谈话，子张向孔子请教有关仁的问题，孔子很肯定地说：“能行五者于天下者，仁矣。”子张请孔子具体讲，孔子说：“恭、宽、信、敏、惠。”

孔子对这五者还作了具体说明，他说：“恭则不侮”。意思是说，你如果对人恭恭敬敬，那么你不会侮辱别人，欺侮别人；同时你必然被人尊敬，不会被人侮辱，也不会被人欺侮，人与人之间就会互敬互爱，和睦相处，和谐的社会形态自然就会形成。反之，你如果欺侮别人，侮辱别人，别人也会寻机欺侮你，侮辱你，人与人之间就会相互争斗，相互攻击，尔虞我诈，互不信任，人世间会充满着嫉恨，仁爱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孔子在解释“宽”时说：“宽则得众。”宽者，宽容，宽宏之谓也，一个人，如果能对别人宽容，不斤斤计较，在别人做错事，说错话时，能宽容，允许其犯错，允许其改正，被宽容者自会内心对你产生感激之情，愿意为你所驱使。宽容则是宽宏大量，胸怀宽广，能包容人，这些很重要，因为我们身边的人，性格各异，能力大小各异，智愚各异，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果我气量小，不能容人，用一把尺子来衡量人，必然会将很多人拒之于自己的门外，那怎么能得到众多人的拥护呢？不仅如此，而且因为气量小，不能容人，在自己周围造就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形成各种矛盾，那么，怎么能为自己造就一个和谐的环境呢？

至于“信”，信者，诚实，不欺之谓也。孔子说：“信则人任焉”。你对人诚实，就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同样地，别人也会对你诚实，人与人之间，相互以诚相待，心心相印，自然和谐美满。诚实就不能欺骗，如果你欺骗别人，别人也会欺骗你。于是人与人之间，你骗我，我骗你，你防我，我防你，仁爱当然不存在了。

敏。敏者，敏捷，奋勉，聪明之谓也。孔子说：“敏则有功。”在这里，孔子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奋勉，又很聪明，又勤快，则事业就可以取得成功。任何一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农人种田，工人做工，读书人做学问，为官者从政，都要通过自身的脑力或体力的劳动，才能办好事，才能取得财富，取得成功，不损害别人，当然也就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反之，如果一个人存心不良，不是靠自身的努力，而是靠阴谋诡计去掠夺别人的成果，掠夺别人的财富，损人以利己，则人与人之间，就会形成你抢我夺的状况，人世间的和谐就被破坏，仁爱也就不存在了。

惠。仁慈、柔顺的意思。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意思是说，你给恩惠于人，别人就愿意听从你的驱使。为什么这么说？道理很简单，你给人帮助，给人福荫，帮别人排忧解难，别人必定会感激于你，并报答于你。俗话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正是这个意思。孔子在这里倡导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在全社会营造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氛围。

孔子所说的恭、宽、信、敏、惠五个字，并没有直接触及到仁，但是孔子却很肯定地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行”是个动词，由谁来“行”呢？若是一个普通的人，再行也不可能“于天下”，显然，孔子所说的“行”者，是最高统治者和一些握有大权的人，他们如果在他们所统治的地方积极推行这五个字，而且自己以身作则，用这五个字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在他们所统治的地方，就将出现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这就是孔子的理念。

樊迟有一次问孔子，怎么才算仁者？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就是说，仁者为了成就某项事业，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付出艰苦的努力，经历各种磨难，至于事成后得利则放在后边，这和我们今天讲的吃苦在前得利在后是一个意思。宋代名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正是这个意思。如果每个人都能吃苦在前，得利在后，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也就不存在了，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就是仁爱了。

孔子之所以竭力倡导仁，把仁当作最高尚的品德，其目的就是要创建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

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颜渊，季路一起闲聊。

孔子对颜、季二人说：“盍各言尔志？”（《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说：“你们何不说说你们自己的志向？”

子路回答说：“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长》）意思说，他愿意把自己的车马衣裘拿出来和朋友一起用，即使用坏了，也绝无怨言。子路在这里表明，他愿在朋友之间讲仁爱，不斤斤计较。

颜渊说：“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说：“我愿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颜渊的志向是做一个极端谦虚的人，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五个字中的恭。

后来子路和颜渊请求孔子也说出自己的志向。孔子说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他的意思是说，让老人得到养护，平平安安地活着；在与人相处过程中能得到朋友的信任；让年轻的子弟们得到关怀和养护，健康地成长。这正是孔子一贯宣扬的“仁”的具体化。

（二）孔子心目中的仁人

孔子把仁看成是理想中的最高尚的品德，因此，要成为在他的心目中的“仁人”，实在是极难的。有一次，子贡对孔子说：“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论语》）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孔子的意思是，尧和舜超乎仁人，已可作圣。

尧，上古五帝之一。《史记》记载：“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他的胸怀像天一样地宽广仁厚，他的智慧达到神奇的境界，看上去，他像天上的云那样柔和，他虽然很富有，却一点也不骄奢，他很高贵，却从无傲慢之色。他制定了历法，还令人观察日月星辰的规律，为百姓播种和收割五谷划定了季节，他的臣下向他推荐他的儿子丹朱，他说：“吁！顽凶，不用。”他拒绝了以儿子为接班人，选择了品德高尚的舜作为接班人。为了考察舜，他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在日常生活中考察舜，又令九个儿子住在舜的四周，从外部考察舜。考察的结果，舜的品德确实优秀，但是，他还是不放心，先令舜做“代理皇帝”，自己退居二线，又观察了八年，确证舜是个德才兼优的人，于是禅位给舜，让舜正式为帝。在尧的身上，可以看到他处处为天下黎民着想，造福于天下黎民百姓。

舜，五帝之一。《史记》记载：“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意思是说，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盲人，舜的生母早亡故，瞽叟娶了后妻，与后妻又生了个儿子叫象，象很傲慢，而瞽叟爱后妻及象，常想杀掉舜，每到危险时，舜就巧妙的避开，但还不离开父亲，仍然孝敬父亲与后母，爱护异母弟象，从不懈怠。舜因为孝顺，二十岁就闻名于远近，三十岁时被四方诸侯推荐给帝尧，被尧定为接班人。经过多年考验，五十岁时代理尧管理国家大事。尧死后，正式继位为帝。他任贤用能，任命禹管水利，疏浚河道，解决了黎民水患之苦。弃管农业，伯夷管礼仪和教化，垂管百工，以致“百谷时茂”，“百姓亲和”，“百工致功”，“四海之内，咸载帝舜之功”。而且舜认为自己的儿子德才平平，他不传位给儿子，而是选择治水有功，德才兼优，深受百姓敬仰的禹为接班人。

孔子在《论语》中认定为仁人还有伯夷叔齐兄弟两人。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怨乎？”孔子说：“求仁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

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儿子。伯夷居长，叔齐为次子，孤竹君决定将君位传给次子叔齐，孤竹君逝世后，叔齐要将君位让给伯夷，这是出于对兄长的尊重，但伯夷出于对父命的尊重，拒绝接受王位，最后二人一起投奔当时著名的道德文明之区——西周。但是，西周的第二代君主武王决定进军无道之商纣王时，他二人不赞成，拦住武王的马，劝武王不要动武，以暴易暴是不对的，但武王不采纳他二人的意见，用武力灭了无道之纣，统一了天下，伯夷和叔齐鄙视以暴力夺取天下的周武王，耻食周粟，绝食在首阳山上，活活地饿死了。在孔子看来，这二人不仅是仁人，是比仁人还要高一层的“古之贤人”。

伯夷叔齐反对武王伐纣，认为那是“以暴易暴”、“以下犯上”显然是不对的。孔子却认为他们是“古之贤人”，说明孔子是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的。那么，对纣王这样的暴君，应该怎么样呢？难道应该支持暴君的胡作非为吗？非也。孔子主张仁，爱人，爱民，他岂能支持暴君任意残害生灵？他把反对纣王的微子、箕子、比干视为“仁人”，说明了这一点。

微子、箕子、比干都是商纣王的叔父，在纣王荒淫残暴的时候，他们出于对国家负责，对宗室负责的目的，都极力劝谏纣王，谁知纣王不仅听不进，还逐一地处罚了他们。微子劝谏纣王，纣王把微子开除出宗室，取消了他的贵族地位，让他到民间去做个普通百姓，流落在河南民间，后来武王统一国家后，本着“兴灭国，继绝世”的原则，微子后人被封于宋，他成了宋国的始祖。箕子劝谏纣王，被纣王废除贵族身份，降为奴，他带着殷商文化，渡海到高丽，即今日之朝鲜。比干是当时有名的智者，也是纣王的叔父，他不像微子、箕子那样喜欢唠叨，所以，纣王和他关系还可以。后来他看纣王实在太不像话，便犯颜直谏，纣王很恼火，便对比干说：“据说聪明人都心有七窍，不知丞相是否如此？”于是令人将比干剖腹取心，比干就这么惨死了。后来，孔子听到这三个人的事迹，便说：“殷有三仁焉”。认为这三个人都是“仁人”。

上面的几个仁人，都是周以前的人，距孔子生活的年代很远。和孔子同时代被孔子认为是仁人的人，即管仲。管仲是春秋初期的齐国宰相，按年龄计算，是孔子的父辈人物。

管仲，字夷吾，少时与鲍叔牙一起经商，结为朋友。后来鲍叔牙跟随齐公子小白，而管仲事公子纠。后来公子纠败死，而公子小白得了齐天下，为齐桓公，追随公子纠的管仲被关在狱中待刑。由于鲍叔牙的竭力说情并推荐，桓公不仅赦免了管仲之罪，还委以军国大事，尊称为“仲父”。管仲主齐政后，在齐推行改革，将全国分区管理，任用贤才，调整农业税，减轻征役，禁止任意掠夺家畜，发展冶炼业和盐业，调剂物价，使齐国民殷国富。他又劝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开展外交活动，不动一兵一卒，不诉诸武力，就得到各诸侯国的拥戴，使桓公成为春秋一霸。

孔子虽然对管仲的“器小”、“不俭”、“不知礼”有所批评，但却给他一个最高的评价——仁人。有一次，子路对孔子说：“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并问孔子：“未仁乎？”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但是，子贡还不能接受老师的看法，他对孔子说：“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在子贡看来，管仲本来是公子纠的人，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能殉职，还投降了敌人，进而做了桓公的宰相，其行为不仅够不上“仁人”，还是个十足的不义之徒。孔子说服子贡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

在这里，孔子认为，看人要从大处着眼，从大局出发，而不能拘泥于小节。在当时，周室衰微，诸侯之间失衡，相互攻击，战乱不断，周边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也乘机入侵中原，百姓生灵涂炭，天下大乱，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管仲相桓公，在齐国强大之后，管仲劝齐桓公不恃强欺弱，而高举“尊王攘夷”之旗帜，九次召集诸侯会盟，息干戈，安民生，所以孔子说：“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甚至怀着感激的心情，很动情地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若不是管仲，我们将成为强悍的落后民族的奴隶，中原文化将被毁灭了。

（三）仁的方方面面

1.仁与举贤

仁是一种美德，只有道德高尚的贤人，才能实行这种美德，倡导并推行这种美德。有一次，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叫仁，孔子回答说：“爱人”。樊迟又问什么叫“知”，孔子回答说：“知人”。樊迟弄不明白孔子的意思，孔子解释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意思是说：推荐正直的人，将正直的人放置在不正直的人之上，就能使不正直的人也正直起来。但是，樊迟还没弄清楚孔子的话的实质。樊迟从孔子那里告辞出来，见到子夏，子夏是孔子的弟子中仅次于颜渊的聪明人，樊迟请教子夏，问“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含义，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伊，不仁者远矣。”（《论语》）子夏对樊迟说：老师的这句话含义是多么丰富啊！多么深刻啊！历史上的贤君舜得了天下之后，不是只用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而是从众人中去挑选德才俱佳的人，选用皋陶来协助管理国家大事，有了皋陶，那些没有仁德的人就远离了，国家就管好了；还有殷的君主汤，和舜一样，从大众中去选举贤才，用伊伊为相，那些缺少仁德的人就走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孔子在这里明确地阐明这样一个道理：只有仁德之人才能推行仁德，使仁发扬广大，造福于社会；反之，若不是仁德之人在位，要推行仁德是不可能的，只能破坏仁德。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王朝的兴替，国家的兴亡，无不是如此。凡是君明臣贤之时代，必能政治清明，任贤用能，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凡是昏君在位，小人当道，必定是政治腐败，文恬武嬉，社会动乱，民不聊生，最后当然是王朝更替，国家危亡。

但是，怎样才能使仁德者在位呢？就是要“选于众”，从众人中去发现，靠众人举荐，而不能只看到自己身边的几个人，更不能以与自己关系的亲疏来选人才。任人唯亲，或近亲繁殖，是不可能任贤用能的，只会被小人、佞人钻了空子，结局无疑是可悲的。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能明确地提出这个理念，实在是很了不起的。

2.仁于礼

颜渊向孔子请教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以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孔子回答得干脆而又简单，他对颜渊说，只要你克制自己的欲望，而使自己的言行服从于礼的要求，你就做到“仁”了，你今天克己复礼了，天下人自会承认你已“归仁”了。总之，能否做到仁，不是靠别人，就是靠自己去做。

颜渊听了，又进一步对孔子说：“请问其目。”请孔子说得具体些。孔子对颜渊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孔子的回答又是很简单明了，就是只要不符合礼的要求，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言论，不论什么行为，你就得一律加以拒绝。这一下颜渊明白了，他对孔子说：“渊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意思是说，我颜渊虽然不聪明，但是我愿意按照老师说的话去做，争取做个仁人。

仁是一种品德，一种精神境界，在孔子的理念里，仁是一种最高尚的品德，最崇高的精神境界，在孔子的同代或前代人中，曾有过很多伟人、名人，但是被孔子认定是仁人的人，却是寥寥无几，可见，要做到仁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在这里，孔子回答颜渊的话却是那么简单——克己复礼以为仁。只要克己复礼了，便可以达到“仁”的境界了。

其实并不简单，这里孔子所言的“克己复礼”的“礼”字，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礼节，礼貌、礼仪之类的“礼”字。这里所说的“礼”字的含义，是指当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内涵广阔和丰富。譬如，你不能因为某种私欲而损害别人的利益，你不能借口任何理由而说假话，或是对朋友不忠，你不能以任何借口而忽视对父母的孝敬和对兄弟的爱；你更不能以任何理由作借口对君王不忠，总之，一个礼字，涵盖了全社会的各种规范，凡是违反规范的人和事，不看，不听，不说，不做。换言之，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符合规范，要真的做到这些，当然是很不容易的。

3.仁与性格

仁作为一种最优秀的品德，作为一种最高尚的精神境界，人们在追求与学习仁的过程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状况。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性格有差异，气质也不同。孔子在《论语》多次论述仁与性格的关系。

有一次，樊迟向孔子请教仁的问题。樊迟是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中很特别的一个，绝大多数弟子都是按照孔子的办学思想，按照孔子的“培养士”的教育方针，学习研究相关的知识，只有樊迟，当着其他弟子面向孔子请教种谷和种菜，弄得孔子很难堪，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由此可见，樊迟是心直口快的人，心里想什么，口中就会说出来，是个不善于自我克制的人。但是，孔子认为要实行仁，就必须“克己”，“克己复礼以为仁”，樊迟向孔子请教仁，孔子觉得樊迟要进行仁的修养，则必须改变自己的性格，于是，他对樊迟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意思是说，你即使在家里，也不可以随随便便，随心所欲，而要注意约束自己，言行举止要端庄有礼；做任何事，都不可以随便草率，而要有敬业的态度，认认真真，严肃负责；对任何人，都要忠诚老实，一言一行，不可意气用事，不能以任何借口说假话。其实，我们如果真的不折不扣地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就意味着自己完全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已做到“克己以复礼”了，当然也就是仁了。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司马牛，也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办事很急，脾气很躁。有一次，司马牛向孔子请教仁，孔子对他说：“仁者，其言也讱。”（《论语》）意思是说，仁者说话谨慎，吞吞吐吐，欲言不言。司马牛对孔子的回答不满意，便反问道：“其言也讱，斯谓之仁乎？”说话吞吞吐吐就是仁了么？孔子回答得很巧妙：“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意思是说：“既然做起来很难，说起来能爽气吗？”

在孔子看来，只有老实正直的人才能修炼出仁的品质。那些投机取巧能说会道的滑头，是不可能修成仁人的。他明确地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却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为什么说那些“刚、毅、木、讷”者“近仁”？刚者，刚强也，刚直也，喜欢直来直去，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绝不含糊。毅者，有毅力有决断也。有毅力有决断的人，往往是一往无前，决不旁顾，只要是自己认定的目标，就会排除万难，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木者，反应迟钝之谓也，看上去有些笨，其实并不傻，心里明白得很。讷者，不善于辞令也，是那种少说多做埋头苦干的人。“刚、毅、木、讷”者，往往少说肯干，这种人老老实实，能吃苦受累，不怕困难，认准了目标，就会坚持到底，向着自己的目标不停顿的追求，一心一意地追求。所以，孔子认为：有这种性格的人，对修炼仁有益。

（四）孔子倡导仁的目的

孔子把仁视为最崇高的道德品质，最美好的精神境界，他生前无数次的说仁，仅在《论语》中就有记载20多次，在仁字面前，他是那么谦逊，是那么虔诚，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意思是说，若说我有仁的品德，我怎么敢承担呢？但是，孔子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是说，仁离我们并不远，只要我一心一意地追求仁，仁就一定会到来。孔子终其一生，一直在追求仁，宣扬仁，致力于仁的传播。

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视仁？他为什么不遗余力地宣扬仁？换言之，他大力倡导仁的目的是什么？孔子虽然没有明确的说，但是，我们可以从孔子论述实行仁的途径和方法中，窥见孔子倡导仁的真正目的。

怎么样才能做到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以为仁。”意思是说，只要能够克制住自己的各种欲念，使自己说的话，做的事，都能符合“礼”，不是礼节的礼，也不是礼仪的礼，而是礼制，即各种规范，其含义极其广泛、丰富。国家的政策法令，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准则，社会上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等等，都属于“礼”的范畴。试想，社会上每个人都能将自己的言行服从“礼”，则人与人之间不会有冲突，社会就安定了。

怎样做才算是“克己复礼”呢？孔子有一次在回答子贡问仁时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仁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意思是说，自己想站得住，就要帮助别人和自己一样站得住；自己想要有作为过上好日子，就要帮助别人和自己一样有作为过上好日子。凡事以身作则，推己及人，这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这里，孔子告诉我们：实行仁，就时时与人为善，处处想着别人，决不可损人利己。

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孔子竭力倡导仁，奉仁为最高做人准则，其目的就是创建这样的社会形态：社会上的人都自觉地服从于全社会的言行规范，服从于全社会的公德。这样，在社会上就不会有尔虞我诈，不会有激烈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关爱，而不是相互争夺；自己好了，就要想到帮助别人和自己一样的好；自己快乐了，就要助别人和自己一样的快乐。凡事推己及人，换位思考，与人为善，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的学说，最终的目的是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五）中华美德——义

“义”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华文化的奠基人孔子，教育他的门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懂得义，品德平平的人只懂得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高品位的人懂得义，品位不高的人只懂得利。

“义”的内涵是什么呢？孔子没有留下话来。但是，在他和门人的谈话中，多次从不同的角度讲到过。孔子的门人有子曾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诚信度若是接近义的境界，那么这个人的话就足以可信了。这就是说，高度的诚信，有诺必践，这种讲信用的行为，也属于义的范畴。孔子还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这里，孔子所说的“义”，就是按道理应该做的事，譬如路遇老人跌倒，就应该上前扶起来，而你因为怕惹麻烦不敢扶，就是没有勇气的表现。换言之，应该做的事，因为惧怕什么而不去做，是不义的表现。而勇敢地去做自己该做的事，不怕苦，不畏暴，不怕死，这是一种义的表现。

孔子和其弟子在论及郑国的大臣子产时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这里的义，是讲役使臣民不能无度，要有规范，对民众要体恤，要讲人性，不可不顾民众的死活。这个道理，孔子在另一段话里讲得更明确。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论语》）这句话明确地说出一个道理：君民之间，官民之间，都要讲个“义”字，把“义”作为人际关系中的一条准则。

义作为一种美德，是修身的重要内容，也是做人的基本标准。有一次，子路问孔子，什么样的人算是“成人”？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才是完人？孔子回答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也。”（《论语》）孔子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有利可图时，或者在谋取利益时，要想到做人的道德准则——义，想一想眼前这个利，自己应不应该得，应该得多少，不能无尽止地求利，更不能为自己得利而损害别人，即我们常说的“不义之财”，分毫不取。

民间有句俗语，叫“见义勇为”。义字在前，勇字在后，为什么？因为颠倒不得。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君子尚勇乎？”孔子回答说：“君子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论语》）因为子路尚勇好斗，所以孔子提醒他：君子将义放在前，即君子尚义，但也不排斥勇，只是勇应从属于义，若有勇而无义就不好了，君子有勇无义就会犯上作乱，小人有勇无义就会变成盗贼。

孔子所说的“义”，其内涵是什么？后人在解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意思是说，你的言行符合天理就是义。这个解释也很抽象。

孔子的继承人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其中包括对“义”的认知。孔子把“仁”看作是根本，而“义”仅仅是做人的一项准则而已。孟子把义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认为义和仁一样的重要。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梁惠王希望孟子能给他讲一些富国强兵之术，然而，孟子却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孟子告诉梁惠王说，你何必开口就讲利呢？你要想国家发展壮大，你想要使自己在诸侯中受人尊敬，你只要实行并推广仁和义就够了。孔子提倡杀身成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杀身以就义。他说得很形象：“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孟子还将义说成是人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他说：“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他进一步说：“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人有仁、义、礼、智，就好比人有四肢，不可缺一也。

孔孟都倡导义，并把义的重要性提得很高。但是，义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换言之，什么样的行为是义举？什么样的人是义人？他们没作具体说明。但是他们的有关义的学说，已为人们所接受。汉代司马迁在其所著的《史记》中，为我们提供了几类义人，使我们从中知道义的内容是什么。司马迁确认伯夷、叔齐这样的人是义人。他二人本是孤竹君的儿子，伯夷为长，叔齐为幼子。孤竹君打算立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了，伯夷为了让叔齐顺利地继位为君，便悄悄出走了。然而，叔齐认为自己是幼子，不应该继位，于是也出走了。于是，国人只好立中子为君。伯夷、叔齐听说西伯侯敬老，于是去了西岐。岂知姬昌死了，继承人姬发自立为武王，率兵东征伐纣，伯夷、叔齐认为武王伐纣，以下犯上，战争使百姓遭难，于是拦住武王的马头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的部下要殴打伯夷、叔齐，姜太公制止了，说：“此义人也！”亲自扶他二人离开。武王灭了残暴的商纣，建立了周王朝，伯夷、叔齐便离开尘世，隐居首阳山上，发誓不食周谷，采野菜充饥，还留下一首诗：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禹、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诗经》）

最后二人饿死在首阳山上。武王伐纣之事，在历史上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这是早已被肯定了的事。但是，伯夷、叔齐反对武王伐纣，并非是为了保护残暴的纣王，而是为了守住他们的信念。在伯夷、叔齐身上有三个特点：一是面对富贵权利，不争不夺，兄弟相让；二是面对强者不示弱，敢于说真话，不屈服；三是坚守自己的信念，宁死不屈。这些，就是义的表现。

司马迁还在《史记》中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类“义人”，这类人不像伯夷、叔齐那样出身高贵，知书达礼。但是这类人，讲情谊，知恩图报，勇敢仗义。在《刺客列传》中，他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姐弟、荆轲和高渐离。曹沫凭力气过人被鲁庄公重用为将，但是，因为齐强鲁弱，实力悬殊，故三战三败，这对曹沫而言，无疑是十分耻辱的事。他忍辱负重，后来在鲁庄公和齐桓公会盟时，出其不意，执匕首挟持了齐桓公，迫使齐桓公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齐桓公当时是诸侯之首，威震天下，但曹沫凭其大智大勇，不计生死，令其当众屈服，可谓惊人之举。专诸，吴国人，是个勇士，伍子胥从楚逃亡至吴，结识了专诸，便将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公子光待以上宾。后来公子光要他刺杀吴王僚，他对公子光说：“王僚可杀也”，但他担心“母老子弱”，他死了无人照顾，公子光对专诸说：“光之身，子之身也”。让专诸放心，于是，公子光宴请吴王僚，预先将匕首藏在炙鱼腹中，出其不意地刺杀吴王僚，吴王僚的侍卫也杀死了专诸，后来公子光当上吴王，封专诸之子为上卿，这种以死报知遇之恩，为友情而死的行为，是一种义的表现。

豫让先事范氏及中行氏，但是，范氏、中行氏不重用他，他投智伯，智伯认为他是个人才，“甚尊宠之”。智伯被赵襄子所灭，豫让逃进山中，立志为智伯报仇：“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史记》）于是变姓名为刑人，混进宫中清扫厕所，赵襄子上厕所发现了他，赵襄子的部下要杀他，赵襄子阻止了，说：“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然而，豫让却不肯罢手，为了达到目的，他用生漆涂身使身上长满了疮和疤，他吞食炭，改变了自己的声音，连他妻子也认不出他。他伏在赵襄子外出必经过的桥下，结果又被赵襄子发觉，赵襄子对他说：“你曾是范氏、中行氏之臣，智伯灭了他们，你为什么不替他们报仇，反而臣于智伯？”豫让说：“他们以普通人的礼遇待我，所以我以普通人的格调报答他们；而智伯以国士的礼遇待我，我当以国士的格调报答他。”这就是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国士论”。赵襄子对豫让说：“你为智伯报仇的义行已扬名于世，我已宽容你一次，这一次不能再宽容了”。他令部下将豫让围起来，豫让对赵襄子说：“上次你宽容我，天下人都称颂你是贤德之君，贤君应成人之美，我求您将您的衣服代替您的身子让我击，以实现我的心愿”。赵襄子感到豫让的义气很了不起，于是令部下将自己的衣服送给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了。这种以死报知己的行为，也是义的一种。

聂政是一名勇士，杀人避祸在齐，以屠为业。濮阳人严仲子在韩为官，与韩相侠累有过节，怕被杀害，逃避在齐，想找人为之报仇，有人向他推荐聂政，严仲子以重金去交接聂政，聂政对他说：“我母亲还在世，不敢以身许人。”他拒收严仲子的厚礼，但严仲子仍然很郑重其事地和聂政结交了。后来，聂政为了报答严仲子对他的器重，主动去濮阳见严仲子，对他说：“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母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要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说出其仇人是韩相侠累，于是，聂政入韩，出其不意地在相府中刺杀了侠累，然后自己挖眼毁容，剖腹自杀。韩王将聂政的尸体暴于市，悬赏千金叫人辨认，聂政姐聂莹听闻有人刺杀韩相侠累，估计是聂政所为，便亲去韩国，见尸果是聂政，便伏尸大哭。人们对她说：“你可知韩王悬千金要认出他，你怎么还来哭呢？不是自取其祸吗？”聂莹说：“我当然知道其中利害，我弟本来就不是一个寻常的人，他当时之所以安心在民间做个屠夫，是因为有老母在，我还未嫁。后来老母病故了，我已嫁了人了，严仲子当日不嫌贫贱与吾弟结交，对聂政有知遇之恩，按常理，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吾弟为严仲子刺杀侠累然后自尽，他之所以毁容，是怕连累我，我岂能因为惧祸而埋没吾弟的义举之名呢？聂莹悲天抢地地哭死在聂政尸体旁。聂政姐弟也被后人推崇为义人。

荆轲名气更大。他是古今所公认的义士。他是卫国人，后游学至燕国，结识了当地义士高渐离，及一些市间屠狗之类的游侠儿，常一起饮醉之后，高歌于市，哭哭笑笑，旁若无人。燕国太子丹求贤，处士田光将荆轲推荐给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享受最高级的生活待遇，太子丹还每天亲自去拜望荆轲，太子丹这样尊重荆轲，是要荆轲去刺秦王，挽救六国命运。荆轲明知刺秦王不论成功还是失败，自己的命都得赔上，但他为报太子丹知遇之恩，还是去了，临别时，他高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是何等的豪爽！又是何等的凄凉！由于同伴秦舞阳临场胆怯，泄漏天机，行刺失败，荆轲被秦王的部下以乱刀砍死。他的朋友高渐离以击筑之技得近秦王，举筑击秦王，为荆轲报仇，结果也失败被杀了。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写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司马迁在《史记》中还为我们列举了另一类义人的形象，就是他在《游侠列传》中写的朱家、田仲、郭解等人。这些人“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司马迁认为，这些人“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史记》）

朱家、鲁人，以侠闻名，虽然“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然而，却供养着豪士数以百计，而且常救人之急，汉代著名将军季布，原为人奴，朱家暗中帮忙救了他，至季布成为著名的有权有势的将军，朱家却始终不见季布，以示施恩不图报。

郭解，字翁伯，为人“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闻名乡里。他姐姐的儿子仗郭解之势，在与人饮酒时，强使对方饮酒，以致被对方打死，凶手逃走了。郭解姐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她弃子尸于道，借以羞辱郭解，从而激怒解。郭解已知杀人者藏身于何处，但他没叫人去抓捕，杀人者主动上门见郭解，把实情告诉了解，郭解听了说：“是我们孩子不对”，放杀人者逃走。当时，人们都颂扬郭解讲义气，有道德。郭解同乡有个儒生，听人赞颂郭解，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郭解的门客听了，便杀了这个儒生，还割下舌头，虽然查明郭解并不知道是谁杀了儒生，与杀人案无直接牵连，大夫公孙弘仍以“大逆无道”之罪杀了郭解。然而司马迁却肯定了他说：“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