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小学教育

客观地说，1914年钱均夫任职教育部是其个人仕途的一次升迁。这次升迁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同时也使钱学森得以在教育资源集中的北京接受完整的中小学教育。钱学森在北京读书的时期，国家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教育既有物质基础，又有宽松的社会环境。

钱永刚教授曾经总结说：“我爷爷是教育部第三司的一个科长，是专管中小学教育的，把他（钱学森）送到当时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中小学，后来我父亲上了最好的大学，到美国上加州大学也是最好的学校。”⁽¹⁾这段话精练地概括了钱学森接受学校教育的历程。若列出这些学校名单，便能体会这段话的分量：

1915年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蒙养园

1917年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

1920年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国民学校高等小学校

1923年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初中部

1926年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高中部

1929年　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934年　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1935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

1936年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

钱学森晚年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时，重要参照就是自身的教育经历，尤为重要的是他在北京读书时的体验，因而他总结影响其一生的十七位老师时有八位来自中小学。可以说，中小学教育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基石作用。那么，这些中小学教育又给钱学森带来哪些令其终生难忘的经验？如果细致考察，大体有四点较为重要，这四点也是钱学森本人经常提及的。

注重学科发展的均衡

民国教育注重整体性，学校课程设置注重发展均衡，没有主课与副课之分。在当时的教育者看来，任何课程都有价值，且不分轻重。以钱学森就读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为例，整个课程体系包括五个方面：

符号科系（国文、国语、作文、英语、数学等）

科学科系（历史、地理、观察、自然科、家事等）

艺术科系（工艺、美术、习字、缝纫、烹饪、音乐、体育等）

常识科系（公民、卫生、园艺等）

特设科系（阅书法、讲演、表演、集会等）

此外，学校还特别重视过程教育，倡导“视学习过程较学习结果尤为重要”。这种教学理念要比单纯的“分数主义”更符合教育本质。所以，学校授课注重循序渐进，根据学生特征因时授课、因材施教。为此，学校制定八项基本原则：

一、须从心理的渐次引入论理的。

二、须顾及个人和社会的需要。

三、须备具进步和建设的性质。

四、须注重升学预备并兼及生活预备。

五、须适合两性发展的阶段。

六、须使含有弹性规定最小的限度。

七、须力除拥挤和重复的弊病。

八、须顺应世界趋势以及保持固有的利点和矫正向来的缺陷。⁽²⁾

图1-11　钱学森十周岁时就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国民学校高等小学校时的留影

图1-12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国民学校高等小学校

图1-13　1921年9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国民学校高等小学校集会

直到晚年，钱学森仍对小学时的读书经历记忆深刻。有一次，钱学森参加国防科工委组织的新年联欢会，在观看电影《城南旧事》的过程中不禁“泪如泉涌”。这是因为剧中小学就是钱学森曾经就读的小学，剧景让钱学森一下子回到了他的小学时代。他说：“剧中小学即我曾经就学的师大附小，我的老师有年级主任于士俭先生和在校但未教我们班的邓颖超同志。我想念他们！”不仅如此，钱学森还被《城南旧事》主题曲《送别歌》深深地打动，这首歌的填词者弘一法师李叔同是其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钱学森晚年仍经常吟唱：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再如，钱学森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北师大附中）在设计课程体系时，同样注重整体观和均衡发展。北师大附中实行“三三制”，即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拾级而上，不仅设置必修课，同时设置选修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从下表可以看出钱学森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的基本学习概况。

钱学森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课程表

续表

（资料来源：《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一览》，上海图书馆）

需要指出的是，钱学森的第二外国语选修了德语课程。

注重课外阅读的积累

客观地说，学校课程设置毕竟有限，因此课外阅读就成为扩大知识面的有效途径。并且，课外阅读还是自学的一种有效方法。钱学森就读的小学就有一间不大的阅览室，每天午餐和放学后开放两次，包括钱学森在内的学生都可以自由进入读书看报。当钱学森进入北师大附中读初中和高中时，学校里的图书馆就成了他常去的地方。

图1-14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的阅览室

北师大附中的图书馆规模不大，但藏书量不少。藏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文科”性质的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另一类则是属于“理科”性质的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书籍。前一类书籍需经过国文老师批准才能借阅，后一类可以由学生自由取阅。

钱学森读高中一年级时，有一次去学校图书馆看书，他在书架上看到了一本介绍相对论的书籍，于是出于好奇便翻完了整本书。他说：“虽不十分看得懂，但知道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概念和相对论理论是得到天文观测证实了的。”⁽³⁾毫无疑问，高中生确实难以理解如此深奥的科学理论，但却激发了钱学森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

注重基础知识的夯实

地基不牢，建楼不高。钱学森后来深得导师冯·卡门赏识，且成为技术科学家的素养之一就是他的数学禀赋。可以说，这种禀赋的激发得益于他在中学时代的数学老师傅种孙。

傅种孙的数学教学别无二法，即“讲课＋习题”。事实上，对于数学这种逻辑思维课程的学习，“习题法”是非常有效的途径。但傅种孙还特别强调，学生要在反复练习的过程中学会找出事物的规律性。这种方法旨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且经此长期训练可以有效地提高逻辑思维能力，能够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迅速找到对策。显然，钱学森在此方面得到了有效训练，拥有超出常人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这充分说明适当的“习题法”对于理解书本知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其所言：

图1-15　钱学森的高中数学作业本

学习要靠实干，光听讲不行。教育不都是先听老师讲解，然后再让学生做习题吗？就是文学艺术也要靠背诵嘛！这都是学生在锻炼思维能力；有形象思维，也有逻辑思维，不只是形象思维！是干中学。⁽⁴⁾

所以钱学森后来执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同样强调学习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不二法门就是要勤学苦练，“这就要做习题，多练习”，因为“不熟练，你就认不出它的真面目来”，并且还要记住必要的公式和处理方法，才能灵活应用。⁽⁵⁾这是因为“习题法”不仅是夯实基础的有效方法，同时还是通往“熟能生巧”的必要途径。钱学森后来诙谐地讲道：“不熟练就没有技巧，抄书还会抄错。”⁽⁶⁾

但毫无疑问，这需要老师的耐心、热心和细心，通过不断反复“灌输式”讲解，不仅能够使学生提纲挈领地了解整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同时还能通过具体问题理解知识体系的构成与关联，从而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知识体系。正因如此，钱学森说北师大附中的老师们都非常耐心，“老师不怕麻烦”，且“无论自然科学课，还有中文、外语课，都要做习题、或作文”，这使他深受教益。⁽⁷⁾此外，傅种孙还为钱学森所在的理科班“开小灶”，提前为他们讲解一般在大学一、二年级才开设的微积分课程。钱学森在交通大学读书时就说：“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到上海交大念书，就感到闲得没事，一年级教的内容我在高中都学了，而且还学得多。”⁽⁸⁾

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民国时期，实践课程是由小学至高中的必修课程，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动手能力，将课本知识与实践知识有效结合，既学以致用，又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钱学森就读小学的课程设置中有很多诸如家事、工艺和缝纫之类的内容，意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不至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惰性。钱学森进入北师大附中后，实践能力的课程设置比例有所增加，而且实践课程的途径多种多样，举两位老师的教学方法可以说明。

一位是钱学森的生物老师俞君适，他特别重视通过采集制作标本培养学生观察自然和动脑动手的能力。钱学森1982年2月5日在写给俞君适老师的信中仍能回忆起六十多年前的情形，他说：

随老师到北京天坛采昆虫标本；在老师住所槐庐吃饭有蛋和豆腐羹；蒙赐玻璃酒精瓶装蛇等。我对老师的教诲是感激不尽的！我若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皆与老师教育不可分。⁽⁹⁾

另一位是化学老师王鹤清，他特别重视化学原理和化学实验的结合。他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学好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通过参与实验的方式，观察现象。所以，王鹤清规定学生任何时候只要有兴趣即可去实验室由老师亲自指导做实验。钱学森就读北师大附中时就对化学有浓厚的兴趣，还学习了大学才会开设的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应用化学等课程。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法，可以达到从了解知识到理解过程的学习目的。正如钱学森自己所说：“最主要的就是不在于背书，而是理解。”

图1-16　影响钱学森的十七位老师

图1-17　1929年7月钱学森获得国立北平大学附属中学校的毕业证书。当时因实行大学院制，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改为“国立北平大学”

俞君适和王鹤清只是北师大附中教师群体中的两位代表。北师大附中在整个民国中等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不仅因其属于“国字号”教育系统，更主要的是不少老师具有创新性的教育思想，能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当然，还有一位不得不提及的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林砺儒。其实他的本职工作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附属中学校长是他的“兼职”。他担任校长之时推行“三三制”，同时实施“全人陶冶”的教学理念，使得附中教学质量得到快速提高。钱学森1989年9月21日给林砺儒女儿林安娣的信中说：“林砺儒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我也非常感激他和他主持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给我的教育。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所以，晚年钱学森谈到教育问题时，特别强调校长的重要作用，他说：

学校有一个好的校长，有一个正确的教育方针，是很重要的。

(1)　吕成冬：《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传记文学》2011年第10期。

(2)　赵鸿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校施设概况》，《中华教育界》1924年第14卷第3期。

(3)　《图书馆与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档号：RW-钱学森-1930-10。

(4)　涂元季、李明、顾吉环编：《钱学森书信（10）》，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451页。

(5)　钱学森：《谈谈工作与学习：1961年10月28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师生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记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案卷号：21。

(6)　同［2］。

(7)　涂元季、李明、顾吉环编：《钱学森书信（10）》，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451页。

(8)　顾吉环、李明、涂元季编：《钱学森文集（卷四）》，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362-363页。

(9)　《钱学森致俞君适函（1982年2月5日）》，原件存俞君适之孙俞新民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