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前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作者:高永旺 译


前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是一部记叙玄奘生平事迹最早最详细的传记著作,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长篇个人传记,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人物、宗教、政治、文化、民俗等诸多领域,是七世纪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在佛教史乃至文学史、政治史、交通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在《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一文中赞其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

玄奘,俗姓陈,名祎(yī),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家世儒学,累世官宦,先祖为东汉名臣陈寔,曾祖父陈钦曾任北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曾任北齐国子博士。至其父陈慧时,因隋朝政治衰败,遂辞官回乡,潜心典籍。大业二年(606),母亲去世;大业七年(611),父亲去世。玄奘随其二哥长捷法师入住东都净土寺。大业八年(612)剃度出家,潜心研习经论。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玄奘和他二哥长捷于武德元年(618)前往长安,因长安没有讲席,又经汉中转进成都。凡有经、论,无不尽学,二三年间,究通诸部。武德五年(622),玄奘年满二十,即在成都受具足戒。随后又先后游历相州、赵州等地,遍访高僧大德,大约在武德八年(625)又回到长安,当时长安佛教领袖法常、僧辩二位大德称赞其为“释门千里之驹”,自此玄奘誉满京邑。但在访学的过程中,玄奘发现诸家之说,“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于是决定到天竺游学,解决疑难。贞观元年(627,本《传》作“贞观三年”),玄奘结约同伴,向朝廷上表,誓约西行求法,有诏不许。诸人咸退,唯玄奘不屈。八月,玄奘“冒越宪章,私往天竺”,沿新疆北路,经中亚地区,“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历北印诸国,终于在贞观五年(631)十月抵达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玄奘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兼学梵书,前后历时五年。玄奘完成学业后,于贞观十年(636)初,离开那烂陀寺,开始周游五印度,随处问学。玄奘从中印度那烂陀寺开始,先至东印,再转向南印,又折往西印,复归中印,于贞观十三年(639)又回到那烂陀寺。因与小乘辩论,遂寻其谬节,申大乘义而破之,名《制恶见论》。戒日王阅之,大为赞赏,为玄奘在曲女城举行论辩大会。贞观十五年(641)初,论辩大会开始,玄奘为论主,在会场门外悬挂《制恶见论》遍示一切人,十八日来竟无一人发论。于是众人为法师竞立美名,大乘众号之为“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小乘众称之为“木叉提婆”(解脱天),自此玄奘声震五印。贞观十五年(641)夏,玄奘自钵罗耶伽国出发,翻过大雪山,经新疆南路的疏勒、沮渠、于阗、楼兰等地,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抵达长安。玄奘回国共带回梵文佛典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以及大量的佛舍利和佛像等,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唐太宗的大力支持下,玄奘先后在弘福寺、慈恩寺等处开建译场,主持译经,他“精厉晨昏,计时分业,虔虔不懈,专思法务”,十九年来共译出经、论七十四部,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占唐代新译经、论的一半以上,相当于中国佛教史上另外三大译经家(鸠摩罗什、真谛、不空或义净)译经总数的一倍多。玄奘译经,忠于原典,立“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一),因此,玄奘所译的经文在文句上不作任何删节,在语句、结构、风格上非常接近梵文,内容较之前人更加完备,对后世译者影响极大。道宣称赞他说:“通言华、梵,妙达文筌,扬导国风,开悟邪正,莫高于奘矣。”(《续高僧传》)

玄奘之前,中、印之间虽有民间往来,但政府之间不通信使。至玄奘在印度,声畅五天,称颂华夏人物之盛,戒日王钦慕之下即派使节访问大唐,“是则天竺信命,自奘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续高僧传》)。从此,中、印两国政府首次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玄奘回国后,中、印之间的国书往来,皆由玄奘亲自翻译,“依彼西梵文词轻重,令彼读者尊崇东夏”。玄奘又将《老子》、《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流布五天,是以“法化之缘,东西互举”(同上),为中、印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玄奘是中国历史上独步千古的佛门大师。在佛教史上,玄奘常常被视为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创始人。的确,玄奘无论是在汉地游学,还是万里求法,唯识学都是他研习的重中之重,尤其是他归国之后,糅合印度唯识十家之说译成《成唯识论》,使唯识学的理论体系得到极大提升,为中国法相唯识宗的创立奠定了佛法基础。但是,玄奘求学的目的是理解一个统一的全体佛法,从而消解佛教各宗派之间的理论冲突,为世人的修学提供一个圆融的佛教理论体系。据此,在那烂陀寺时,玄奘撰《会宗论》和会中观、瑜伽,批评师子光的偏执一端,“以为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玄奘晚年用五年时间译出六百卷《大般若经》,堪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空谷绝响,任继愈先生将其置于《中华大藏经》之首。《慈恩传》反复叙述玄奘对《般若经》的偏爱,“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佛光王满月,玄奘特进“金字《般若心经》一卷并函”;贞观二十二年(648),玄奘委依梵本,重译《能断金刚般若经》,因为“《金刚般若经》一切诸佛之所从生,闻而不谤,功逾身命之施,非恒沙珍宝所及”,夷夏之人咸同爱敬。玄奘十九年来,“专精夙夜,无堕寸阴”,就是要通过其孜孜不倦的译经实践,为世人展示一个圆融无碍的全体佛法体系,他根本无意于创立宗派,也不屑于此,而中国法相唯识宗不过是其佛法知识体系上生长出的一朵奇葩而已。

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称赞玄奘“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颂其“截伪续真,开兹后学”,“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评价之高,千古无对。这篇文辞优美的《圣教序》颇费精力,以致太宗对驸马高履行说:“汝前请朕为汝父作碑,今气力不如昔,愿作功德,为法师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续高僧传》)但自永徽六年(655)起,玄奘被无辜卷入朝廷政争,其译经事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诡谲的时局与繁重的译经工作耗尽了玄奘的生命,在译完皇皇巨著《大般若经》后不久,玄奘圆寂于长安玉华宫,世寿六十三,时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高宗闻之哀恸伤感,罢朝数日,哀叹道:“朕失国宝矣。”“朕国内失奘法师一人,可谓释众梁摧矣,四生无导矣。亦何异苦海方阔,舟楫遽沉;暗室犹昏,灯炬斯掩!”玄奘先葬于浐东白鹿原,总章二年(669)四月迁葬樊川北原。中宗李显即位后,追谥“大遍觉”。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刘轲撰《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两年后塔铭镌成。此时距玄奘圆寂已经一百七十五年了。唐末,墓地毁于战火,顶骨迁至终南山紫阁寺。北宋端拱元年(988),长干寺(后改名为“天禧寺”、“大报恩寺”)主持可政朝礼长安终南山时,在紫阁寺内发现玄奘大师顶骨,遂亲自背负至金陵,在长干寺东侧建塔安奉。1942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大报恩寺三藏塔遗址处挖掘出玄奘顶骨石函,后被分成三份,两份安奉于南京、北京,其中一份带到了日本。由于玄奘的巨大声望,各地都想迎请供奉其顶骨,致使其顶骨一分再分。目前,玄奘顶骨舍利分别安奉于中国、日本、印度三国的九个地方(八所寺院和一所大学),供世人瞻仰供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全书十卷,由玄奘的弟子慧立和彦悰共同撰写。第一卷记载了玄奘的家世、幼年事迹、出家、受戒、游学经历,以及从长安出发,经秦州、凉州、瓜州、玉门关、五烽、莫贺延碛、伊吾到达高昌的行程。第二卷至第五卷记载玄奘游历中亚、印度以及回国的经过。这部分内容通过叙述玄奘的行历,详细记载了其沿途所闻所见诸多国家、地区和城邦的地理、历史、民族、语言、宗教、民俗等重要内容,为研究七世纪的中亚史和印度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重要资料,与《大唐西域记》互为经纬,堪称双璧。第六卷至第十卷记载玄奘回国后译经、弘法、社会交往等情况。这部分内容表文较多,与前五卷相比,少了些生动故事、异域风情与神异传说,因而也就好像少了些浪漫、激情与悲壮,趣味性大大降低,但若细细品味这五卷的内容,透过玄奘与大唐帝王的人情往来,体会玄奘智慧之卓越、才华之横溢、译经之艰辛、弘法之艰难以及初唐政治的风起云涌,自是别有一番风景。

《慈恩传》的史学价值自是无需赘言。从文学角度来看,本书力图塑造千古一人的圣僧形象,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人物烘托、圣迹传说和民间故事等各种虚实相即的写作手法,有意无意地发展了传记文学的写人艺术,不仅极大推动了人物传记文学的发展,而且极大促进了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例如,玄奘出家时言及自己的志愿,“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在被高昌王强留时,玄奘决然表志,“只可骨被王留,识神未必留也”。又如,玄奘离开第四烽,进入莫贺延碛时:“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下水欲饮,袋重,失手覆之,千里行资一朝斯罄。又失路盘回,不知所趣,乃欲东归还第四烽。行十余里,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卷一)再如,西行至凌山时,“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冱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陟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卷三)。如是种种,勾勒出玄奘不惧艰险、不畏强权、舍身求法的高僧形象。

《慈恩传》的作者慧立和彦悰都是玄奘的弟子。自贞观十九年(645)玄奘首开译场,至麟德元年(664)玄奘示寂,慧立师事玄奘、参与译经工作长达十九年,因“睹三藏之学行,瞩三藏之形仪,钻之仰之,弥坚弥远。因循撰其事,以贻终古”。在书稿完成后,他“虑遗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闻”。临终前,命弟子将书稿取出,还没有取出来就去世了。后来不知何故,书稿流散各地,又经多年搜购才收齐全本。收齐全本后,慧立的门人请彦悰作序并加以完善,于是彦悰“错综本文,笺为十卷”,并作序说明,即是现在的这部《慈恩传》。是年为垂拱四年(688),距玄奘去世已经二十四年了。

慧立将《慈恩传》藏于地府的原因,自然不是担心“虑遗诸美”,而是因为书中的内容触犯了皇家的禁忌。例如,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论三教优劣、永徽六年(655)的吕才事件、显庆元年(656)武后难月祈福和佛光王剃度以及显庆二年(657)随驾东都时发生的种种事情,无不触犯皇家敏感而脆弱的忌讳。永徽六年,羽翼渐丰的高宗与关陇贵族集团发生抵牾,借助“废王立武”重振皇权,打击前朝重臣。玄奘无辜受到牵连,此后他受到高宗的严格管控,其译经事业亦大受影响。

在玄奘回国之初,唐太宗评价其“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从现存的表文来看,玄奘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太宗的评价并非过誉。但玄奘似乎并不留心于撰写华美的辞章,甚至也不重视自己的佛学论文,就连使他誉满五印的《制恶见论》也没有翻译。他毕生的宏愿是译介一个圆满的佛法体系,他的才华和精力都献给了译经事业。然而,译经不是华美辞藻的铺陈,不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的个性张扬,而是一字一校、一句一勘的严谨工作。在玄奘译场中,有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监护大使等十一个职务。困顿的局面使玄奘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偶翻小经,大型翻译工作一度暂停,这使玄奘非常痛苦。

玄奘也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例如,隋末天下大乱,他对二哥说:“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今闻唐主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在高昌,玄奘敢于以死抗争麹文泰对他的留难,不仅在于其西行求法的坚定决心,亦在于其对高昌及高昌王的政治考量(卷一)。玄奘回国后,太宗以法师学识渊博,屡次劝其归俗,共谋朝政,玄奘都予以婉辞。太宗不仅不生气,并许诺“助师弘道”(卷六)。可见其才兼内外,洞察时务,自非隐居深山之流。然而,再高明的智慧也难以改变一个人的执见。永徽六年(655)之后,玄奘始终无法摆脱高宗对其译经事业的干扰,尽管他已经忍辱到了“谄媚”的地步,因此他屡次上表请求归隐以抗争专制皇权的压制。在玄奘晚年困顿境遇的背后,是近乎变态的帝王心理,是皇权对他深深的敬仰、无奈、恐惧和不安。大唐盛世已经快容不下一个专心译经的和尚了。玄奘生时,凭借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尚能勉强维持译场,等到他刚一去世,高宗旋即解散了译场,封存了剩余的梵本。

玄奘逝后,既无塔铭,也无谥号,不久又令改葬,实属罕见。慧立幽怨地说:“昔钟玦既至,魏文奉赋以赞扬;神雀斯呈,贾逵献颂而论异。在禽物之微贱,古人犹且咏歌,况法师不朽之神功,栋梁之大业,岂可缄默于明时而无称述者也。”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或许,这才是他创作《慈恩传》的原动力。

《慈恩传》具有浓厚的悲情意识。玄奘幼年失去双亲,少年时代又适逢战乱,及往游西域,官府追捕、大漠流沙、冰山耸峙、国王之难、盗寇蜂起,可谓九死一生,历尽磨难。回到祖国后,不幸又遭遇时变,年未迟暮,而无常奄及,经、论未译者过半。真可谓步步艰难。人生宛如炼狱,而勇者在烈火中永生。《慈恩传》的悲情意识在于升华这种苦难。幼年及西行的种种苦难以求得佛法而得以升华,晚年的困顿艰辛以新译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经得以升华,逝后的不公平待遇以种种神迹以及万世尊仰得以升华。玄奘这种为追求真理而坚忍不拔、永不屈服的自由意志与崇高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格,是中华民族的铁骨脊梁。我很庆幸有机会能仔细拜阅,悉心译注这部《慈恩传》,使我思接千载,与玄奘大师同行,体味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领略他询求正教的无畏精神,同喜同悲,同忧同难,仿若亲历亲见,真是人生乐事啊。所谓文以载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译注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之一。本书选择孙毓棠、谢方两位先生点校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底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该书以吕澂校勘的支那内学院本为底本,校以日本京都研究所刊印的《高丽本》和南宋《碛砂藏》本,是目前通行的本子),参酌诸本,勘定原文,进行标点、注译。在注释方面,参考任继愈《佛教大辞典》、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杨廷福《玄奘年谱》等先贤时哲的研究成果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对书中重要的佛教术语、人物、地名以及难以理解的字词进行注释,但对于不重要人物原则上不作注释,敬请根据上下文理解。译文以直译为主,力求通达顺畅,个别难以直译之处则予以意译。

需要说明的是,在《慈恩传》中有不少相互矛盾之处,并因此引发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激烈争论。例如,武德五年(622),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而同卷又说“贞观三年(629)秋八月,……时年二十六也”。玄奘在于阗给太宗上表说:“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玄奘在翻译《大般若经》时,曾对译经僧说:“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如此等等,皆不作改动,仅作注释说明。为使全书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时间线,本书在前言和题解中权且采取玄奘出生于仁寿二年(602)和西行首途于贞观元年(627)的说法,特此说明。此外,《慈恩传》成书时间晚于道宣的《玄奘传》,作者似乎在有意回避一些重大问题。例如,道宣《玄奘传》言及玄奘“少罹穷酷”,翻译《老子》、《起信》为梵文等,《慈恩传》皆未曾提及,未知何故,故附录于后,以供参考。

由于学力和时间所限,点校、注译不妥之处,敬祈读者不吝指正,谨谢!

高永旺

二〇一七年七月

于南京仙林月清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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