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靠什么走出千难万险的逆境，而且越挫越奋？

毛泽东靠什么凝聚人心，使各路精英汇集在他的旗下？

他有一面心灵的旗帜！

一、“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1974年，81岁的毛泽东最后一次离京巡视，深秋季节来到长沙。这位看见风浪就忍不住激动的革命老人，已无法到橘子洲头去浪遏飞舟了。他来到了长沙市游泳馆。

他先是坐在藤椅上，鼓励警卫人员从10米高的跳台上往下鱼跃，他的眼睛事实上已看不见什么，给他带来满足的是人和水撞击的声音。渐渐地，他站了起来，摸索着走向下水扶梯。一游就是40分钟。卫士长王祖培上前扶托他上岸，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吐出五个字：“自—力—更—生嘛！”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下水游泳。

这里是他扬帆起锚开始搏击生涯的港湾。

革命家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起点——反抗！

从乡村的浅池绿水到革命的洪涛巨浪，毛泽东的起点，就是他出生的上场屋坪下的那个莲塘。

13岁那年，父亲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这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他顶撞后跑到莲塘跟前，声称如果再逼近他就跳下去。父亲无奈，只好同他谈判。“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这位少年获得一个直观的真理：“如果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儿子同父亲的冲突，是一个永恒的社会主题。家庭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胚胎。群山环抱的韶山冲浓缩着几千年中国社会的矛盾死结，重复孕育着一个永恒的真理。

毛泽东从小与父亲的矛盾和斗争，培养锻炼了他，对毛泽东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懈的“造反”精神和“叛逆”行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在社会的浪潮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毛泽东与父亲的关系并非不正常，恰恰相反，这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特征，凡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青少年，特别是那些后来成为革命者的一批人，他们的生活和家庭关系何尝不掀起这类风浪呢？这种特征不是个人的，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毛泽东同代的很多人都是把家庭革命当作是社会革命和反对孔教传统的第一步，它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探索新准则、形成新秩序的初步组成部分。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并不是坏人，他是属于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几乎具有天生的斗争性格，但这种“天性”中也有他的社会潜因——中国的历史发生巨变的一刻，需要并培育出了拥有叛逆性格的一批精英！

在少年毛泽东和《水浒传》里的造反英雄心心相印的那段日子里，一位姓彭的铁匠率领输了官司的哥老会弟兄，揭竿而起，被逼进了浏山。官军说他们是暴徒，围剿捕杀。彭铁匠那高高挂起的带血头颅，给毛泽东强烈的刺激。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神往的梁山故事正在家乡重演。这位少年做出了判断：谁说暴民不是英雄侠士。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这是他最早的“政治意识”。

这是个了不起的伏笔。遥远的梁山，眼前的浏山，在一个少年的心脉里绵延起伏，竟通向了未来的井冈山。

在“五四”运动那个暴风骤雨的夏天，毛泽东感受到“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他站在了历史潮头，创办《湘江评论》，去打开冰冻千年的洞庭闸门。他告诉世人一个秘密：“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造反者宽阔而特殊的胸怀品格，被毛泽东浓缩成一个警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红楼梦》里凤辣子一句赌气的“如果张扬出去，肯定会引来杀身之祸”的话，经毛泽东反复宣传，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

毛泽东从来不讳言他的这个性格特点，甚至是越到晚年，他越是向人们有意地展示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并把它同自己要做的“政治文章”，把它同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理想，紧紧地拧在一起。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南方阅读一本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意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可他忘不了政治，他说：“看到革命两个字就高兴。”

1964年2月9日，毛泽东同外宾谈到中苏论争，谈到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时，特别说了这样一句话：“一斗争就高兴了，他们一骂，特别是公开骂了以后，就高兴了……到处都有斗争，充满矛盾。”

半年以后，他到南方巡视，在湖南，对省委的三位主要负责人说：“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接着叮嘱：“不管对先生、对家庭也好，要斗争。”

迟暮之年，70年代著名的“最新指示”中，人们自然还记得这样一句话：“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1964年，一位叫坂田昌一的日本科学家肯定想不到，当他为一篇讲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高深论文画上句号的时候，会引起大海这边的政治领袖的强烈共鸣。毛泽东找来这篇科学论文，细细阅读，还推荐给人看，并专门接见了这位日本科学家，讲述自己对物质构成的看法。于是，他在政治和物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再小的物质元素都可以一分为二，何况靠阴阳上下构成的大千世界！

支撑他的历史观、世界观的，就是这样一个把世界劈成两半的思维习惯：

20年代，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50年代，他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60年代，他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

从早年到晚年，他都坚信，被劈成两半的世界，很难和平相处。于是，人们只能在斗争的风浪中实现自我的价值，接近群体的理想。

1919年在《民众大联合》里，他让读者注意：“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换了红旗，就可觉得这中间有很深的思想了。”什么思想呢？——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