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自行车的年轻人

在存车处和一个冻得发僵的人不期而遇。

“请交零钱！”我刚掏出钱包，看自行车的人便这样对我说。那种南方人说普通话的特殊语调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抬起头，目光盯在他脸上。这会儿才看出来，他只有二十七八岁，中等身材，穿一件半旧的黑布面老羊毛里子的短大衣，戴一顶貉绒帽子。他脸冻得通红，眉毛、眼毛和嘴唇上那几根毛茸茸的胡须都挂着霜，猛一看岁数不小了，然而从那微翘的鼻子和两片稍稍噘起的厚嘴唇看去，又带有天生的娃娃气。

没错！是他！

“吕、红、卫？”我盯着他一字一顿地道出了他的姓名。

他显然比我更觉寒冷，不停地在原地跺踏着脚，冻得打不过弯的双手拢在嘴上，一边哈气一边搓。听我叫出他的姓名，诧异地抬起头来，双手却还拢在嘴边，就那样怔住了。半晌，他才讷讷地吐出两个字：“是……你？”

这偶然的相遇，分明使他很意外，甚至有些尴尬。我呢，也引起了一段不愉快的回忆……

十年前，我戴着“反动翻译权威”的帽子，从A城外国文学研究所被发配到北大荒一个小小的村庄，接受劳动改造。村庄虽小，却来了不少知识青年，北京、上海、天津……也有我们A城的。

栽种“扎根树”是每个到这里来的人都必须参加的仪式。知识青年们对这种仪式的虔诚，是很令我感动的。这种虔诚从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感动之余，我也不免惭愧，因为我自己是不够虔诚的。我虽然人在此地，心里却焦急地盼望着，早一天重新回到办公室去，翻译那些还没译完的外国文学。要知道我精通三国语言，有二十多年的翻译经验啊！而且，我已是年近半百之人了，就是拼命工作，又能再翻译出几部外国文学作品呢？但我还是参加了那种仪式，并尽量做出十分认真的样子。站在我前面的人转身把铁锨传给我，我刚铲起一锨土还没有扬进树坑里，被一只手拦住了。

“你不能和我们同栽一棵‘扎根树’！”

听到这句十分严厉的话，我愕然地抬起头，看到了一张小青年的娃娃脸。

“为什么？”我疑惑不解。

“你自己明白！”那种南方人说普通话的特殊语调，那种和他脸上的娃娃气极不协调的严峻表情，使我听出了一句潜台词：“你是入另册的！”

我手腕一软，铲起的土撒落在地上。

我本想作罢，可又一想，不妥。如果不栽一棵“扎根树”，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不想扎根。于是，我找了一棵半死不活的小树苗，单独在大宿舍门前掘了个坑。刚把树苗扶正，身后有人说：“你也不能栽在这里！”转身一看，还是那张娃娃脸！他朝大宿舍门一指，振振有词地说：“你栽这里，我们那副对联，指的是你这棵树哇，还是我们那棵树？”我这才发现，大宿舍门旁贴着一副对联：

红土红根红叶叶

红心红人红苗苗

又高又瘦的我，面对这个比我矮一个脑袋的娃娃脸，一时竟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算完。

我深感庆幸的是，以“劳改”的身份来到北大荒居然还能够住上“单间”。在生产队的猪场旁，有一间极小的草屋，是熬猪食的地方。冬天母猪下崽，那里就是“产房”。白天，我帮老猪倌喂猪。晚上，他一回家，小草屋便成了我的“三味书屋”。我可以在自制的油灯下，阅读和翻译偷着裹在行李中带来的几本外文书，通宵达旦，也从无人过问和搅扰，可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了。我坚信，我在这种条件下付出的心血，总有一天会给读者带来益处。

一天，一头母猪生病，我到队部去报告队长请兽医。走到队部门口，听到里面有人在激昂慷慨地说：“猪场也不是世外桃源，不能成为资产阶级的避难所！我建议，叫他搬到集体宿舍来，便于我们对他实行监督改造！”这分明是“娃娃脸”的声音！

当天，就有人通知我搬到集体宿舍去住，我的铺位和“娃娃脸”紧挨着，而且挨得那样近，枕头靠枕头。我想一定是他有意那样安排的。那时我才知道，他叫吕红卫，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我感到自己从此变成了歌德诗剧中的可悲人物浮士德，而吕红卫就是终日像影子一样纠缠着我的魔鬼靡非斯特。每当我阅读外文书籍时，我总是加倍地提防他。

不久，吕红卫也分配到猪场来喂猪了，据说，是他主动要求的，为了代表无产阶级占领这块“世外桃源”。跟他一块来猪场的还有一个我们A城的女孩子，叫苗小丽。她分配到猪场因为同吕红卫是“一对红”。而他又是团支部指定的她的入团介绍人。我明确地知道我同他们的关系是改造和被改造、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虽然苗小丽是我的小同乡，我也并没有因此消除对她的戒备。那时谁的心不如同核桃一样，对旁人生出一层厚厚的硬壳呢？

有嘴，而且不是哑巴，却不能与人交谈，真是件令人难过的事！鲁宾逊和他的鹦鹉说话，我就和猪谈心，排遣烦闷。不久，老猪倌生病了，吕红卫也被公社抽去搞“内查外调”了。偌大个猪场，只剩下我和苗小丽两个人。虽然四个人的活落在我们两个人身上了，但我却因为暂时摆脱了吕红卫，反而感到非常舒心畅意。

有一天，我趴在猪圈门上，对一头马上要屠宰的猪喃喃自语：“你这位天蓬元帅，日子过得不错呀！吃饱了睡，睡足了吃，养得浑身是肉，脑满肠肥，虽然迟早逃不过挨一刀，可毕竟享够了清福呀！斯人自叹不如矣！”我是用英语说的，站在我身旁的苗小丽却捂着嘴哧哧地笑起来。

“你笑什么？”我奇怪地问。

“你说得怪逗！”她眨眨眼睛，抿着笑唇，“一个人怎么能羡慕猪呢！”

这小同乡的话使我不禁有点发窘。她竟能听懂我刚才那番话，可见英语口译的水平相当不低，我不禁对她刮目而视了。

“你会英语？”我又用英语问了一句。

她点点头。

接着，她告诉我：她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所大学的英语教师，都在国外留过学。“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便双双受到审查，不准教课了，妈妈没课可教，便在家中教自己的女儿。妈妈曾对她说过，外国语是打开现代科学宝库的钥匙。苗小丽英语讲得很流利，发音准确，掌握了许多日常生活词汇。她刚满十七岁，看去显得更小，如果戴上红领巾，便像个大孩子。从那天起，我和她，一老一少两个中国人之间，有了一种共同的语言——英语。它打破了我们之间监督和被监督的界限。我对她不再戒心慎慎，她也给予我人格上的尊重。而这一点，在当时当地对我是何等珍贵啊！一喂完猪，我们就凑在一起，用英语娓娓交谈，无形中，我成了她的英语老师，她成了我的学生。她异常聪敏勤奋，记忆力惊人。我偷偷把带来的那几本英文书借给她，她高兴得脸上浮起了红晕。

吕红卫从公社“内查外调”办公室回到猪场后，我便又主动拉远了跟小同乡之间的距离。可是她照样以亲近的态度对待我。我已经觉察出，吕红卫开始用一种研究的目光注意我们的接触了。

坦白地说，我也曾在暗地里留神观察过吕红卫，他仅比我的小同乡大一岁，却总是用一种自以为比对方成熟得多的、老大哥式的矜持态度关心她，经常提醒她向团组织写思想汇报。干活的时候，他总是一声不吭地抢着干脏活累活，这使我跟小同乡都沾了不少光。我从他对她那种矜持的关心中看出了一种掩饰着的腼腆。这种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腼腆往往是一种微妙的感情的流露。在这方面我毕竟是过来人，每当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便有意避开。我虽然对“娃娃脸”从内心里那么不满，但却不愿妨碍这一对少男少女感情上的交流，因为那是人之常情嘛！

一天中午，我无意中听到吕红卫和苗小丽这“一对红”的谈心。

开始，他给她念了那段“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语录，接着告诉她，公社决定要把她树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然后，用很温和的语调问：“小丽，你头脑中是不是多少有点家乡观念在作怪呢？”

“家乡观念？什么意思？你直说嘛！”苗小丽的话音中带有点惑然。

“你同他接触得太多了！你们经常讲英语，都谈些什么呢？”

“这，没谈什么呀！我不过就是想跟他多学几句英语……”

“对组织可要诚实呀！”他那种南方人说普通话的特殊语调严肃起来。

“真的！我一句没撒谎，真的！你瞧，这本英语书就是他借给我看的！”

“这是一本什么书？”

“《彼特利克夫人》，英国作家哈代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的一篇小说。”

吕红卫紧接着问道：“什么内容？”

“嗯，是写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他夫人和一个贵族的私生子，那样，他的儿子就可以带有贵族血统……挺有意思的！”

吕红卫又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有意思？什么意思？……”

我心中不禁一沉：祸事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吕红卫组织青年们召开了一次对我的批判会。他作中心发言，宣布我的罪状是利用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毒害知识青年的思想，干扰和破坏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并告诫青年们，要以苗小丽为例，警惕被我这样的人“拉进资产阶级的泥潭中”。对于这种批判，我是司空见惯了。可对于苗小丽这样一个思想单纯、感情脆弱的女孩子，却是一种承受不住的压力。当最后吕红卫启发苗小丽要大胆地站起来反戈一击，对我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时，我那小同乡却双手把脸一捂，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

“小丽，你为什么不发言呢？你可别忘了，你是咱们公社将要树立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啊！你光哭是什么意思呢？是委屈？还是悔过？还是对他同情？嗯？”“娃娃脸”的语调非常严肃，一连抛出几个问号。

苗小丽“哇”地哭出声来，忽然站起身跑出去了。由于她不愿当众揭发批判我，团支部在重点发展对象的名单中除掉了她的名字。自然，她也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变成了“被拉拢腐蚀”的典型。她病了，高烧四十度。当医生来给她打退烧针时，房门大敞着，她却无影无踪。深夜人们才在江边找到她，她披散着头发，呆瞪着双眼，喃喃地念叨着：“什么‘一对红’，骗子，犹大，我不，我不……”她精神失常了。她被护送回了A城，我从那时起再没见到她。

这件事之后，吕红卫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处处都显出“革命青年”的绝对自信和气派了。一天，他忽然低声问我：“犹大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是人们对出卖朋友的人的鄙称。”他眼神呆滞，自言自语地说：“可我不是想出卖她呀！我是为她好呀！”他愣了一刻，慢慢坐在草堆上，双手捂住脸，一滴泪水从指缝滴落下来。不久，他便报名参加了垦荒队，离开了那个小村……

不是冤家不聚头，谁会想到，十年后我竟又和他重逢了！我在钱包里翻了半天，也没找到零钱，只好拿出了一张两元的钱，交给他。他头也不抬，接过钱，用冻僵了的手从挂在脖子上的钱袋里一把一把掏钢镚儿，一分、二分、五分，一五、一十、十五地数给我。看着他那冻得发僵的手，我产生了一种语言所不能表达清楚的心情……

我家离研究所挺远，纵跨半个市区。上下班要骑一段路的自行车，还得乘一段公共汽车。我那辆自行车是去年一位朋友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车身小巧灵便，造型美观，使我上下班方便不少。自从吕红卫接管了那个存车处，我每天存车取车，心里总有点别扭。

半月后的一天，下着雪，我很晚才结束工作回家。末班公共汽车已经开过去了，我一看表，十点多了，早已超过存车限定的时间。我忽然担心起来，我那辆自行车会不会被扔在那里，因无人看管而丢失呢？我急忙跑到存车处，看见只有我那辆自行车靠在存车架上。吕红卫坐在一只小凳上，蜷着身子，靠着墙，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冻僵了，他身边掉落一个小本，几乎被雪盖住了。我替他捡起那小本，原来是本英汉词典。他忽然醒来，因为自己睡着了，脸上显出一种失职的惭愧，默默地伸出一只手向我索要车牌。

“这难道是一种向我忏悔的表示么？”我一边蹬车子一边想，心中颇有所动。但苗小丽那女孩子的形象，突然像电影特写镜头一样浮现在我眼前，驱除了我心中萌发的一点点感动。从那天开始，我每次存车取车都注意到，吕红卫经常是背靠着墙，翻起衣领挡着刺骨的寒风，坐在他那只低矮的小板凳上。冻得通红的双手，一手拿着那本英汉词典，一手拿着一截小木棍，在面前的雪地上书写英文单词。写完了用脚涂去，然后再写。像是给他提供一点方便似的，扫马路的老头在他面前留下了足够写字的一小片积雪而不扫尽。我甚至发现，连他每次交给我的竹片做的存车牌的背面，都用圆珠笔写上了密密麻麻的英语单词。我虽然不免钦佩他这种刻苦精神，但也还有一种惋惜：“年轻人，晚了！如果你当初就想到今天的话……晚了，实在晚了啊！”

我们外国文学研究所要招考一批年轻的翻译人员，以担负起向我国广大读者介绍和推荐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工作，这意义是自然不需赘述的了。我，是招考小组组长。招考启事一见报，报考者如潮涌至。我们招考小组收到了一部翻译手稿，是用英文翻译的马克·吐温的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语句通俗、流畅、准确，很有文采，保持着马克·吐温那种一本正经的幽默风格，受到我们招考小组三位同志的一致赞赏。译者既没留下姓名，也没写明住址，大概投寄时太匆忙了。我们彼此关照，要在初考中争取寻找到译者的线索。初考的第三天，其他两位同志临时有事，我便一人主持口试。按照报考表的顺序，我一个个叫那些考生的名字，用外语同他们对话，考过几个，都不够理想。我不禁又想到了苗小丽，心情一下子变得怅然起来。第六张报考表摆在我面前：

姓名　　吕红卫

曾用名　吕宾宾

年龄　　二十八岁

籍贯　　上海市

难道是他？我往下看个人履历栏，果然是他，我面对这张报考表，一时陷入了沉思。

十年前，我那个善良温厚的小同乡，因为跟我学英语，受到他那种“左”得出奇的做法的无辜伤害而精神失常，使我一想起她就又愧疚又痛心！十年后的今天，他自己将要出现在我的考场上，由我来决定他的命运。我究竟该怎样对待他呢？我明白，当年他那套“左”得出奇的做法，不是他打娘胎里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明白这一点，无需什么人启发，明明白白。可是，一种感情上的隔膜，一种心理上的宿怨，一瞬间左右了我的理智。我不是为自己跟你过不去，不！我是一想到苗小丽就很难从感情上对你原谅。今天，你竟然来到我的面前接受议审。

我心中这样想着，便大声朝门外叫：“吕红卫！”门一开，果然是他走了进来。

他略微一愣，在门口迟疑了一下，分明没有料到主考的会是我。

“你考哪门外语？”我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对他提问。

“英语。”他只回答了两个字。

我断定他的水平绝不会超过《英语九百句》，便注视着他，用英语问：“吕、红、卫，为什么你不改用自己原来的名字？”

他沉默了片刻，随后，严峻地望着我，用英语平静地回答：“这名字使我懂得了许多事，也记住了许多事，我要继续用这个名字。”

他竟这样回答我！而又回答得那么流利，没有任何语病，这倒使我震惊了！

“真没有想到……”我本想说“你也学起英语来了”，但说出的却是一句违心的然而公正的赞扬话：“你学得这么好。”

他显然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回答道：“是的，比别人晚了！我却付出了比别人更大的努力和勤奋。”

我们的问答就这样用英语开始，并且继续下去：“你绝没有想到我们会在今天这种场合下交谈，而且用英语吧？”

“现在我请你原谅，而且是出于至诚。我尊敬你——这也是由衷的话。”

“你这样说，叫我怎么能相信呢？”

“在内心里，你不会看得起我，因为你知道人家归咎于我、众口一词地给我定了罪名的那桩事情。”他指的显然是十年前的那桩事情。后来我听到人们每当谈起这桩事，谈起苗小丽那可怜的女孩子，语言中常常流露出对他的鄙视和憎恶。

我体味着他回答我的两句话，猛然联想到了那份译稿。因为他回答的这两句话，恰恰是马克·吐温那篇著名小说中的两句话。“你曾给我们寄来一份马克·吐温小说的译稿吗？”我不再用英语问了。

他点点头，依然用英语回答我：“是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我久久地望着他，好半天什么也没再问。

他坦然地迎视着我的目光，平静地问：“我……考完了么？”又是那种南方人说普通话的特殊语调。

“哦！”我站起身来，“完了，你可以走了！”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例行的话，“你回去等结果吧！”

他和我对望了一刻，似乎想说句什么。虽然没有说出口，我却从他脸上那种充满坚毅的恒心的表情，猜到了他要说的话：希望或者失望，都不会使我自暴自弃！不会！他一转身，大步朝门口走去。

“等等！”我违背自己意愿地叫住了他。他转过身，我又不知说什么好了。“你，知道苗小丽……她现在怎么样了么？”我竟问出了一句自己绝对不该在这种场合问的话，尤其是问他。

“她结婚了。”他的脸刷地红了，低声回答。

“结婚？和什么人？她的病好了么？”

“和我。”他直视着我说，“她的病基本好了。我相信，只要我好好照顾她，她的病一定会彻底好起来的。”

我愕然，诧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呆呆地看着他。

“我知道，你一定会觉得奇怪。其实，我当年每次探家，都中途去探望她。她开始恨我、啐我，但是现在她爱我了，不能离开我了！我当初伤害了她，那，也是因为，我当初就爱她，相信我自己的做法都是为她好。我要陪她生活一辈子，照料她一辈子，爱她一辈子！我相信，爱是能够医治她精神上、心灵上的创伤的，因此我没有回到南方去……”

“你的英语是自学的么？”

“小丽和她的爸爸妈妈，都是我的老师。”

我不知他是什么时候离开考场的。

我又拿起他那张报考表，思索起来：这难道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完成、良心上的自我解脱么？不，我不得不向自己承认，这个曾同我在感情上有一条深深鸿沟的年轻人的胸膛里，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在跳动，有着纯真的爱在生植，只不过当初……当初他才只有十八岁呀！主宰那个时代的种种极“左”思潮，像一块肮脏的破抹布。而他们这整整一代青年，用鲜红的纯洁的心灵像接受神圣洗礼一样，虔诚地接受这块破抹布的揩擦。这难道能怪他们？这不公正啊！再也不能允许任何虚伪的东西亵渎和败坏整整一代人名誉的事情发生了！

我忽然因为自己曾对他那样耿耿于怀，感到了心灵上的不安。

我在他那张报考表上工整地写下了四个字——“初考优秀”，同时，像心灵上终于摆脱掉了某种可恶的东西，欣慰地舒出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