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进行改造，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过去曾有些同志对这项研究作出过不小贡献，但是，将其置于历史发展中加以系统考察，则是一新的课题。这一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自量难以胜任，而且也非一篇文章能把问题讲清楚。这里，只是提出一些粗略的看法，以供商讨，旨在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后如有更多的同志开展这项研究，那就很好了。

本文探索的时间范围限在民主革命时期，并按历史顺序，分以下阶段进行论述：

党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当马克思还活着的时候，中文书刊上还没出现过马克思的名字。直至19世纪的最后一年，才在一家外国人办的报刊《万国公报》(1899年2月)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称他为“百工领袖”，称他的学说为“安民新学”。当然，这种点滴介绍，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难说有什么影响。到20世纪初期，在一批奔赴国外(主要是日本)寻求救国道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曾经兴起一股小小的研究社会主义的热潮。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曾不同程度地被介绍过来。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注意，可以说是在这个潮流中开始的。当时，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或是稍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仍隶属资产阶级革命派)，各自从不同的意图出发，都曾在自己所出版的书刊中多次谈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主张，涉及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领域的问题，《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某些内容，则在1903年第一次被译介与中国读者见面。中文书刊之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办报活动，也就始于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上海广智书局于1903年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日本福井准造原著，赵必振译)，简介了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新莱茵报》和投稿《纽约论坛报》的活动，这也许是中文书刊中关于马克思与报纸关系的最早记载。以后续有介绍，但均未触及马克思的办报思想。

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虽曾表现出某种同情态度，但是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介绍马克思的活动及其片断学说，或者是简单为了“牖新知”“广见闻”的需要(如资产阶级改良派)，或者只为自己的思想主张寻求借鉴(如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问题与改造社会的工具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自然，这个时候也就不可能出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办报的现象。

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的头脑——主观世界，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的。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向西方文明寻找救国方案的企图破产。俄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很快，一股介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从南到北一下澎湃起来了。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将这一潮流汇集为一种改造中国的巨大力量。从此，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就在这个时候，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一种新型的报刊破土而出。它一出现，就以新的装束、新的姿态，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战斗。这种报刊主要是共产党主办的报刊以及在党领导下的青年团报刊以及工农等群众性报刊(当然也包括某些为数众多由共产党员主持编务的国共合作出版的报刊)。如果说，开始时只有寥寥数种，可是到大革命失败前已出版有近300种之多，可以说是一支颇为壮观的新闻大军了。

这些报刊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之下开始成长起来，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新闻界呢？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关于报刊观念的变化。集中的是关于报纸的阶级性问题；阶级观念被引进到新闻事业的领域来了。中国共产党所主办的报刊，无不确认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有的公开做了申明(如《新青年》季刊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罗针”)，有的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向读者讲明这一点(如《中国青年》等)，但实际上也都是这样认识的。同时，革命的人们也广泛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种种新闻现象，指出某某报为资产阶级报纸，断言资产阶级的报纸和他们的法律一样，“是对付工人阶级的工具”，批评了报纸是所谓社会舆论代表等“超阶级”的口号。

如果包括在华外报，中国出版报刊到那时已有百年历史了。在五四以前这整百年的岁月里，有谁会把“报纸”和“阶级”联系起来呢？人们至多承认自己的报纸的党派性，却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的报纸的阶级性；人们可以对反动报纸进行各种各样的批判，却从没一个人对它的阶级性进行揭发。

事实表明：一种从未有过的把报刊看作是一定阶级舆论工具的新观念出现了，它与那种认为报刊是社会公众舆论机关的传统观念对立起来，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的头脑。在后人看来，也许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很平常的变化。但是，这是一种至为深刻的变化。新闻战线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的一系列革命，与此紧密相连。

对新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认识，也由此出现了一种根本的变革，在此以前，几乎整个进步新闻界，都把这种自由看成是绝对的永恒的原则加以崇奉，不少人表示要毕生为之奋斗，求其实现。他们虽曾激烈地抨击一些反动报刊，但并不反对它们存在的权利；他们虽曾对一些反动言论表现出满腔义愤，但又认为报刊发表这些言论，在言论自由的原则上是无可非议的。又因为他们把言论出版自由看成绝对的永恒的原则(这必然成了脱离阶级内容的抽象原则)，而他们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往往成了争取立法条文的斗争。这种观念是相当牢固的，到了北伐战争时期，著名的进步报人戈公振在谈到言论出版自由时，所提出的主张还是“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这种绝对自由观点，当时从总的方面看，在政治上有很大积极意义；然而它是不科学的，其政治上消极的一面也在不断表露出来。

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如此牢固的传统观念，被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影响的先进分子)一下冲破了。他们认为新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是有强烈阶级性的，它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相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就只有统治阶级出版报刊欺骗人民的自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言论自由。因此，中国人民必须把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和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他们进一步指出，在人民政权的统治下，也决不会给反动派以言论自由，在那里，“言论只能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要给他剥掉，和以前恰恰相反。”陈独秀的转变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他原是一个言论绝对自由原则的信奉者，可是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很快变化了。他积极支持国共合作的广州政府，对《时事新报》《新申报》《顺天时报》等反动报纸的禁售，他说“民权自由若为这些报纸而设，还有什么价值？”短短几年，前后判若两人。

党报宣传应当遵循党的原则和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党保持一致，这是报纸观念的又一巨变。中国共产党自它诞生的时候起，就规定“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还对违反这一原则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共青团中央也作出类似的决定，要求“各地刊物所发表之意见，应严格求与中央刊物态度一致”，并指明团的宣传工作应在“党的指导下”进行。为了推动这些原则的贯彻，党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建立党中央对所出版的报刊和宣传进行监督的制度，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党报宣传工作，经常印发宣传大纲以统一宣传口径，等等。党还根据这种原则精神，对原来混乱不堪的国民党报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影响是广泛的，很多进步的新闻记者曾主动提出“统一宣传”的要求。

报刊宣传上这种统一性组织原则，在中国报刊史上实属首创。在此以前，商业报纸不用说了，政党报纸中也不曾有过。不错，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政党，都曾表达过要统一本党报刊宣传的某种企图。但是，由于思想庞杂、组织松散，根本无法做到。因此，也就没有作为一种原则加以确立，广大报刊工作人员的头脑中，就更不会产生这种观念了。

报刊观念还有一重大变化，就是把党的报刊看成是指导和组织群众实际斗争的工具。《向导》周报宣称：“本报是有组织活动的表征。本报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空发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个同志依着进行的。”团中央也要求团刊“代表本团指导青年进行各种民众运动”，还明确指出团的刊物应有两种作用，第一是宣传鼓动作用，第二是组织作用。很多党所领导的工农刊物，也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团和工人的领导机关还提出运用各自的报刊建立和发展青年团和工会组织的要求。

别的报纸是否只是空发议论呢？那也不尽然。资产阶级政党报刊所宣传的某些思想主张(除去那些夸饰之词)，确也求其实现的。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宣称：“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实行也近。”从这里可看出他要将报刊宣传转为实际行动的设想。他领导的革命党所出版的报刊，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在武昌起义后的政治斗争中，都表现出干预实际运动的倾向。改良派比不上革命派，但是他们的报刊，也并非不起这样的作用。例如，清末维新派曾把报刊作为联络同道、建立学会和推动维新运动的工具，他们认为，要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就得“开风气，开知识”，就得聚集力量，建立学会，而这一切又须从办报开始。陈炽提出：“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康有为正是根据这种想法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的。梁启超也说：“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他们以后所出版的报刊，更有和革命派争夺群众，左右政治局势的强烈企图。

所以，从广泛意义上讲，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对实际运动是起有某些指导作用与组织作用的。但是，它与《向导》等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相比，又有原则区别。中国共产党以不断开展广大的群众运动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基本手段。因此，它不仅在一般情况下注意运用报刊宣传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活动；而且在群众运动酝酿时期，就非常重视运用报刊推动运动的顺利发展。这就是，一方面要为运动分析形势，指明方向，制定行动纲领与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又要深入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斗争中的新情况与新问题，通过报刊对群众运动进行具体指导。当然，当时党的报刊对这项工作不能说做得很完美，但确是按这个方向进行的。所有这些，无论是改良派报刊或者是革命派报刊都无法做到。资产阶级革命发动了那么多次的武装起义，参加了那么多的政治斗争，可是从没有看到他们运用报刊对这些运动进行具体的系统的指导。他们曾很自觉地认识到报刊的宣传作用——将思想学说、政治主张“输灌于人心”(孙中山)、“浸渍于人心”(梁启超)，而对报刊具体指导政治运动问题，也许还从未真正思考过。

此外，关于报刊宣传为革命服务的观念，看来并非无产阶级政党报刊所特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报刊也是较为鲜明的。可是二者相比，不仅内容有别；在其彻底性方面彼此也很不同，前者大大超过后者。现在再来看看，这些新的报刊观念，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面貌，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变化：

它们鲜明地站在广大工农一边，捍卫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要求，广泛报道他们的斗争活动，工农写的稿件经常登报。影响所及，在进步新闻界中，支持工农报道工农，一时蔚为风气，有的新闻组织曾为此作出专门决定。工农报刊也在这时大量兴办起来。目前所知，在不到七年之内，党所出版和在党影响之下的工人报刊，就有近百种之多，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它们在中国报刊史上，第一次举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鲜明旗帜，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斗争策略。在各个运动中，它们总是站在宣传战线上的最前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思想原则与革命精神，使各种资产阶级报刊相形失色。

它们和千百万群众紧密相联，不仅一般地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而且在运动中始终和他们战斗在一起，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对他们进行具体指导。五卅运动中的《热血日报》和省港大罢工运动的《工人之路特号》等报刊，所起这种指导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有的报刊，如《中国工人》《工人周刊》和上海总工会所出版的报刊，非常注意总结群众斗争的自身经验以武装群众，这更是前所未见的。

它们所刊稿件的内容，在思想原则上有着相当严格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所出版的各个报刊，其全部篇幅(除个别外)都服务于革命宣传的需要，单纯为提供消息而刊登的新闻和为供人艺术欣赏而发表的文艺，是很少发现的。《中国青年》在回答读者它所以不登一般性文艺稿问题时说：“本刊同人的见解，以为纯粹的供人欣赏的文艺，在本刊的中心的主义上，实不宜提倡。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也必须要是以革命为中心的所谓‘革命的文学’。”这种原则精神，实际贯彻于报刊的各个领域，甚至广告版也出现了变革。这些都是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所不能完全做到的。

它们的宣传，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思想上、政治上)进行的。各种报刊，政治性的和理论性的，中央的和地方的，党的、团的、工农学生妇女的，基本上能够做到分工合作，配合作战，方向一致，步伐整齐。虽然在北伐战争后期，出现过某些混乱现象，但总的说来，党所领导的报刊是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新闻队伍。而此前资产阶级政党所出版的报刊，相对而言(比起当时其他报刊)固然也有一定的统一性与组织性，可是思想涣散，各自为政却是它们的基本特征。

以上概括，并非全面，但已可看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报刊刚一诞生，就以崭新的面貌吸引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注意。

报刊面貌的变化，肇因于报刊观念的变化，而报刊观念的变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的。

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个时期已形成一种广泛的热潮。介绍的内容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知识(包括马克思的生平)，写有很多专文，出有若干专著，旨在适应初学者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说，还是一种新事物。再就是社会革命理论，这是当时介绍的重点。重要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和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等，都已被译介过来。在这些介绍中，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占有突出的地位。理论传播的状况和中国人民革命需要的状况是一致的。正是这些理论，成为中国人民向旧的报刊观念进行冲击的锐利武器。

那时，曾出现一种非常生动的情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大批大批的先进分子立志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献身，他们在世界观方面开始了根本改造。而他们中，曾有相当多的人参加了党报工作。这是当时能对报刊观念实行革命的必要条件。否则，单有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介绍，也是难于发挥作用的。过去，中国知识分子也曾介绍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但对报刊观念没有起过丝毫影响，世界观原封未动，当是原因之一。当然，把报刊观念和世界观看成完全一致的那种机械观点，也未必正确。

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报刊观念发挥改造作用，大致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进行：

1.以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导报刊实践、观察新闻现象。这是造成新的报刊观念的主要途径。也就是说，当时人们还很少从间接的书本知识上提取这种认识材料。例如，关于报纸的阶级性问题，当时人们的这种认识，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观察新闻现象过程中获得的。当他们看到有些报纸诬蔑工人、为资本家帮腔，而另有些报纸却为工人辩护的现象，就很自然地作出某些报纸是资产阶级“压迫劳动阶级的巧妙工具”的判断，而称某某报刊是“中国劳动阶级唯一无二的政治刊物”。“报纸是一定阶级的舆论机关”的观念，就是这样逐渐形成起来的，而不是在书本上寻得现成结论。又如，党报指导群众运动的观点，同样并非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著后才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群众运动的理论，为党报工作直接做了回答。

2.中国共产党党性原则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具有鲜明的党性。马克思主义对报纸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党性原则对报纸工作的影响来发挥。无产阶级政党要求以自己的“党性”赋予所主办的报纸，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们非常容易地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中，认识中共党报是无产阶级的言论机关；而它那种为人民谋利的特性，又认定它“同时也是人民的报纸”。中国共产党是有严格纪律的、高度统一的政党，这就规定了它的报纸“不能刊登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要求宣传上和全党保持一致。党报的原则性战斗性，实也导源于党的这种特性。党性原则是否都会通畅地灌输到党报中去呢？当然并非如此简单，矛盾会始终存在的。不过这一矛盾当时尚不尖锐，这里毋庸详述。

3.第三国际的指导、国际经验的借鉴。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第三国际”不仅经常讨论中共的工作，频繁发出指令，而且还有一批顾问派来中国，直接贯彻“第三国际”意图。它的意见即使非为报刊宣传而发，也会对党报工作发生重要影响，何况有时还专门对宣传工作作出指示。中共“四大”的决议就强调：“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本党有尽可能使之实施的必要。”少共国际中央也常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报刊宣传进行指导，有些意见是很细致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报刊经验，也会影响中国党报。很多年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党的干部，回国后办报，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把各国党(尤其是苏共)的办报经验带来中国，有的人即使身处国外，也会和国内党报直接发生关系，如中国共产党中央理论机关报《新青年》，就有一期是在苏联编好后寄回中国出版的。

所有这些，都因材料缺乏，评判为难，只提出来供有志于研究者参考。

4.马克思主义办报思想的影响，看来这种影响在当时是很小的。当然，这个时期，对马克思办报活动的介绍更多了，而且着眼点也有差别。例如，以前介绍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时，强调反对专制主义方面，现在则突出其为工人利益“鼓吹尽致”的革命精神，但全都没有从办报经验角度进行介绍。至于马克思的有关报纸工作言论，则丝毫未触及。作为马克思主义办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列宁办报思想，情况略有不同。有关列宁办报活动，虽然迟至1918年中国刊物上才有记载，但反映列宁办报思想的若干论著，已陆续译介过来，计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和《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等文；《从何着手》和《怎么办》也有文章述及。这些著作中，像《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所提出的党报工作原则(如党报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允许和党的政策相违背，等等)，对健全中国党报有很大现实意义，所起作用不应低估。但是，除此而外，其他文章能否发挥这样的作用，就很难说了。有的文章中有关报刊的论述(如关于报纸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问题)，同当时报纸的实际工作，看不出有多大联系，那时人们根本不会为了指导办报而去翻译这些著作，《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大段有关报刊的重要论述，恰恰被删节了。可以断言，马克思主义办报思想对当时党报的指导作用，不占重要地位。

以上四条途径又互相联系而存在，马克思主义就是主要通过这四条途径，综合交错地发挥影响，改造着人们的报刊观念，改造着报刊。上述报刊形成的变化，正是这些影响的结果。

报刊观念对报刊的影响，存在着颇为复杂的情况。上面所概括的报刊面貌几个方面的变化，并非以同样程度表现于党所领导的一切报刊之中；同时也非所有变化，都可在报刊观念中找到说明。

当时中国人民对报刊的改造还仅仅是开始，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所改造的报刊观念，主要属于性质、作用等宏观方面问题，这当然是最根本的，但还没有将这种改造深入到报刊业务和具体工作各个领域中去。资产阶级报纸的经验与传统的影响，在党报的这些领域内仍然占有明显的优势。这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在原则上确认党报宣传要忠于事实，可是在实践上却不能摆脱“有闻必录”的信条，使这些原则常受破坏；在原则上确认党报要密切联系群众斗争，可是由于编辑和采写业务工作，很大程度上仍然受着旧传统的支配，这就使得群众英勇斗争事迹和革命精神不能很好地在报上反映，如此等等。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在根本原则上，已称得上是一无产阶级政党的报纸了，但党性还不完全，须继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