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儒圣之后,诗礼传家

一代醇儒话曾巩 作者:徐徐 著;朱虹 编


一、春风十里

早春的江南,仿佛是在一夜之间苏醒的。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之后,路旁的小草悄悄地从松软的泥土中探出头来,在轻风中摇曳着嫩绿的身姿。野花东一簇西一簇的,自顾自地开放了,鲜黄、淡紫、明红、浅蓝,如少女般羞涩而清新。柳树吐出了鹅黄的嫩芽。南归的燕子啾啾地啼着,在柳枝间轻灵地飞过。若是静下心来,认真地听一听,在燕子的歌声中,分明还听见了生命的喜悦。那是新芽突破寒冬僵硬泥土的崩裂声,是春笋拔节生长的啪啪声,是花朵一瓣瓣舒展开来的呢喃声。

一朝春醒,万物清明。

古老的旴江也在春风中醒来了,清澈的江水欢快地奔流,碧波柔柔地荡漾着,如锦缎一般泛起粼粼的光泽。乌黑光亮的鱼儿在水底悠闲地游动,偶尔浮上水面,像促狭而活泼的孩子,调皮地吐出一串串晶莹的水泡。

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江面上雾气弥漫。旴江南岸的青石码头上,静静地停泊着一艘舳舻木船。船上坐了不少人,有挑担的农夫、行旅的客商,也有书生模样的年轻人。船帆已经高高地扬起,似乎随时就要离岸而发,船夫却还立在船头,朝着岸边的官道不停地张望。有人不耐烦地催促船夫赶紧开船,船夫却不搭理,兀自等待着。

远远的,从雾蒙蒙的小道深处,一前一后走来了两个年轻人,身材清瘦而颀长,穿着青布的长衫,头戴方巾,背着行囊,脚步轻快而急促。走在前面的那个更年轻,眉宇英俊,略带几分稚气,他一路小跑,一个箭步跃上了船头,有一点掩藏不住的兴奋。后面那个年长些,也更沉稳,他步履从容,却毫不迟缓,紧跟着上了船。

“哦,原来是在等曾知县的两位公子啊!”“两位公子这是要去进京赶考吧?”“公子满腹经纶,肯定高中啊!”船上的乡里乡亲纷纷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这两位公子,年轻的那位便是曾巩,同行的是他的兄长,名叫曾晔。两人此行正是从家乡南丰出发,进京去赶考的。当时,他们的父亲曾易占在离南丰不远的信州玉山县任知县。两兄弟年轻英俊,人品纯良,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当地自然是小有名气。

一阵风吹来,船帆鼓鼓囊囊的,在桅杆上呼呼作响。船夫解开缆绳,使足气力一篙撑去,大船便离了岸,在宽阔的旴江水中扬帆启航了。

旴江是南丰人的母亲河。它位于江西省东部,发源于广昌县境内。在武夷山脉西麓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座名叫血木岭的山峰。最高处的灵华峰海拔近千米,山上怪石嶙峋,且多罅隙,泉水从山石中喷涌而出,汇成山涧小溪,一路奔流——那溪流便是旴江的源头。旴江全长150余公里,自广昌县甘竹镇罗家村流入南丰县境内,沿途接纳众水。光是南丰境内,便汇入了22条支流。一路浩浩荡荡,从南丰县境穿城而过,流经金鱼潭后逶迤北去,再经南城接纳黎川河,经抚州接纳宜黄河、乐安河等,形成抚河,注入鄱阳湖、长江。抚河是江西省的第二大河流,与赣江、信江、饶河、修河并称为“江西五大河流”。这五大河流如同一张绿色的网,蜿蜒曲折,首尾呼应,织出了江西的丰饶和富足。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江西人的故事都离不开这五大河流。那澄净舒缓的江水,是江西人生命的源头,是家,是童年,是梦里的记忆,是灵魂的故乡,也是最初和最终,是根脉和归宿。

因此,关于曾巩的故事,就让我们从旴江开始吧。

那个雾蒙蒙的春天的清晨,是在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祐三年。那一年,曾巩18岁。

头一年秋天,曾巩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州试,此番正要去京城汴梁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这是他第一次赴考,也是他第一次进京。兄长曾晔比他大10岁,之前参加过两次科举,都落败而归,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自信和雄心。曾巩不一样,他是有理想的,而且也正是不畏天高地厚立下雄心壮志的年纪。未知的人生和前途,在他眼里如同这顺流而下的旴江水一样,在春风中一日千里,生机蓬勃。

船舱内逼仄窄小,举止局促,不免有点气闷。曾晔性格外向,喜交谈,遇上熟悉的同乡和学友,便侃侃而谈。曾巩性情内敛,生来好静,在舱内呆得枯燥,便独自走到了舱外。他立于船头,极目远眺,只见江面上烟水苍茫,两岸的稻田、菜地、果园、树林一片绿油油的。更远处,水的尽头,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那山,便是大名鼎鼎的军峰山。

军峰山峰峦连亘,雄伟峻拔,多有奇石怪松、岩洞峭壁,主峰海拔1760米,号称赣东第一高峰。相传,西汉时代,长沙王吴芮奉命讨伐南粤,兵至山下,令部将祭拜山神时,忽见云雾中旌旗招展,兵马奔腾。山峰之上,一位将军跃马横刀,指挥满山军队操练,细观之,则又倏忽不见。于是,吴芮将此山命名为军山,又叫军峰。军峰山壁立万仞,直入云霄,百里之外可见,所谓“一带翠屏青窈窕,半空螺髻碧嵯峨”,景色非常壮观。曾巩遥望着云雾缭绕中耸翠巍峨的山峰,想象当年众将士横刀立马山呼海啸的情景,只觉得青春的热血在胸中不停地奔涌。

他的神思不禁飞到了1500年前。

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讲学。某个暮春的午后,孔子门下的四位高才生子路、曾晳、冉有和公西华,围坐在老师身旁,聊着天,说着话。曾晳一边弹着琴,悦耳的琴音缭绕在他们的耳边。伴随着美妙的琴声,孔子问道:“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年长几岁,就认为我了不起。平常你们总是说,没有人了解你们,如果有人问起你们的志向,你们又会怎么回答呢?”

大弟子子路是个急性子,他听完之后,不假思索地抢着回答道:“如果有一个千乘之国,处于几个大国之间,外有强敌环伺,内有灾荒饥馑,给我三年时间,我就能让人民人人有勇气,而且懂得大道理。”千乘之国可不是小国啊,子路以治国为志,说得似乎很有英雄气概,也有政治家的气魄。他以为一定会得到孔子的褒奖。孔子听了,却略带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并不答话。

冉有接着回答道:“如果有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家,让我去治理,给我三年时间,我会使人民富足;至于让人民懂礼仪,那只有等君子来了再说。”孔子仍旧微笑着不说话。

公西华最年轻,他谦虚地说道:“我不敢说我有多大能耐,但是我愿意学习。我想做一名小相,穿礼服,戴礼帽,主持宗庙之事,负责祭祀和会盟的礼仪。”

孔子和三位弟子在讨论的时候,曾晳却在旁边悠闲地弹琴。孔子转过身来,问曾晳道:“曾点,你怎么样呢?说说看。”曾皙的琴音渐稀,接着,弹琴的手指在琴弦上一拢,琴弦发出了铿然的响声。然后,他不慌不忙地离开座位,站起来对孔子说:“老师,我和他们三个想的都不一样!”孔子说:“没有关系,只是表达各人的志向而已,你尽管说好了。”于是,曾晳微笑着答道:“我只是想,在暮春时节,穿上舒适的春装,约五六位朋友,带上六七个童子,去沂水边游泳,然后在春风中登上雩坛,唱唱歌,跳跳舞,兴尽之后,又一路唱着歌回家去。”这样的人生志向,听上去多么渺小!

然而,孔子听了之后,却大声地感叹道:“曾点,我和你想的一样啊!”

因为这幅看似寻常的《君子游春图》,实则蕴含着深厚的“大同之世”的儒家理想。天下太平,国家安定,风调雨顺,自然环境美好。人们不必操心温饱,人生熙熙乐乐,有知己好友,有童子绕膝,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君子居闲而愉悦,既有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又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利害宠辱俱忘,一派纯粹淡荡、恬美、和乐的天地境界!

这番侍坐言志、鼓瑟而歌的情景,千百年来始终是历代儒生心中的圣景。

曾晳,又名曾点,字子晳,是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属山东平邑)人,他是孔子早期弟子,笃信孔子学说。曾晳的儿子曾参也是孔子学生,父子二人同列“孔门七十二贤”,且曾参比曾晳的成就更大,对后世儒学的影响也更深远。

而曾晳、曾参父子正是曾巩的远祖。

曾参,字子舆,世称曾子。相传,曾参16岁时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尊师重道,待人谦恭,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深得孔子信任和喜爱。孔子临终前将孙子子思(孔鲤的遗孤)托付于曾参。子思师从曾子,又传道给孟子,因此,曾参上承孔子道统,下启思孟学派,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在大儒殿堂中与孔子、颜子(颜回)、子思、孟子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

孔子去世后,曾参继承孔子衣钵,聚徒讲学,有不少弟子。他是儒学经典《论语》的主要编制者,《论语》中多处记载有曾参的言论。譬如,首篇《学而》中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说,我每天用三件事来反省自己:为人做事,是不是忠实?与朋友交往,是不是言而有信?老师传授给我的道理,我真正去践行了吗?这三点看似平实,却是很高的做人修养,成为后世耳熟能详的励志名句。

曾参还著写有《大学》《孝经》《曾子十篇》等作品,其中《大学》对后世影响最大。《大学》类似于一篇全面系统阐述儒家“治国平天下”学说的政治论文,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汉武帝时,随《礼记》成为“五经”之一而进入官学,比《论语》《孟子》升入官学还早。在宋以前,《大学》并不单独成书,宋人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称为“四书”。

自宋以后,《大学》就成为了科举考试的钦定书目。

作为一名以参加科举考试为人生独木桥的青年儒生,曾巩是读着《大学》这样的儒学典籍成长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中的文章,他吟诵过几百遍,早就倒背如流,先祖的教诲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曾巩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出生在江西南丰曾氏家族,曾家秉承儒圣血脉,数代为官,诗礼传家。曾巩自幼机警聪慧,特别喜欢读书,而且记性好,过目不忘,“读书百数千言,一览辄诵”。他五六岁时就开始读书,不仅读诗词歌赋,还读古文,通读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学经义,对司马迁、韩愈等名家的文章尤其喜爱。那些深刻而朴素的儒家理论如同一块坚定的磐石,奠定了他人生的思想基础。少年时代,他就以文名闻四方。12岁时能写策论文章,曾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六论指的是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六道论题,题目一般出自九经、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传释中,“以五通为过焉”。也就是说,他12岁时应答科考卷,落笔即成,且用词伟丽,气势不凡。15岁时,曾写下《上李连州书》,见解独到,章法谨严,很快就传诵开来,在乡里传为佳话。

按照宋代的风俗,男子在15至25岁之间,“能通《孝经》《论语》,粗知礼义之方”,即可举行“冠礼”,也就是成人礼。儒家将“冠礼”定位于“礼仪之始”。举行“冠礼”后,就意味着从家庭中无须担当责任的“孺子”转变为跨入社会的成年人,可以婚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承担各种社会责任。此次进京参加科考,临行前,父亲郑重其事地请家族长辈为曾巩举行了“冠礼”。仪礼虽然简单,却让曾巩的肩头沉甸甸的,他常常会好端端地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冠礼之后,父亲为他取字“子固”。取字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俗。男子成人之后,为表示尊重,不便直呼其名,要另取一与本名含义相关的别名,称之为“字”。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而字才是用来供社会上的人称呼的。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直呼其名,否则会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称呼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中国古代特有的“避讳”制度。父亲为曾巩取字“子固”,既与其名“巩”相关,又与远祖曾晳的字“子晳”、曾参的字“子舆”遥相呼应,寄托着家族长辈对曾巩的厚望。

子固啊子固,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个名字啊!”曾巩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他感觉体内有某种东西,像春天的小草一样,正在血脉中蠢蠢欲动,似乎随时会吐出嫩绿的新芽来。或许,是那生命深处的儒圣的基因,正穿过一千多年的沧桑岁月,奔向他的人生。”

曾巩兀自激动起来,他隐隐约约意识到,冥冥中有一种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春风十里,风光正好。大船一路顺风顺水,不几日就到了鄱阳湖,入了长江。江面更开阔了,江水奔涌不止,惊涛拍岸,曾巩的内心也随之开阔起来。他迎风而立,暗暗立下了人生的志向。在茫茫长江的涛声中,他年轻的心灵,为之风声激荡,为之澎湃起伏,为之踌躇满志。

因为,他的人生志向,不是做大官,不是发大财,而是成为圣贤!

二、南丰荣亲园

曾家是南丰城的名门望族。

话说“天下一曾无二曾”,姓曾的中国人都是轩辕黄帝的后代。相传黄帝的第二十五个儿子昌意是曾姓之祖,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尧帝命禹父亲鲧治理水患,鲧治水九年无效。舜帝继承尧位后仍命鲧治水,依旧无效。于是,舜杀鲧于羽山,并命鲧子禹继续治水。据说鲧的妻子因梦食薏苡而生禹,舜帝就赐予禹姒姓。禹自20岁受命后,历时十三载,三过家门而不入,以疏导之法终于消除了水患。因其功高,舜禅位给禹,后世尊其为大禹。

在禹的带领下,部落势力日益强大,禹年老后禅位给伯益,但禹死后众多部落联盟的首领却反对伯益而归顺禹的儿子——启。启联合各部落首领的势力,杀伯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都于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县的东南部。启生仲康,康生帝相,相生少康。少康封其次子曲烈为甑子爵,在甑(今山东临沂市兰陵县向城镇)建立鄫国,为鄫国之始。古以封地为姓,曲烈便从此姓鄫。

鄫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大约相袭了近两千年,一直到春秋时代,即公元前567年才被莒国所灭。这时候,怀着亡国之痛的太子巫出奔到邻近的鲁国,并在鲁国做了官。其后代用原国名“鄫”为氏,除去邑旁,表示离开故城,但不忘先祖,称曾氏,这便是曾氏得姓的由来。于是,后人尊巫为曾氏第一世祖。《曾氏家谱》中的《曾氏世系歌》中有这样的记载:

曾氏源流之出处,传自夏王姒姓禹。

传至五世孙少康,分封世子烈于鄫。

鄫君曲烈是其名,累世居鄫遂为氏。

历及春秋继霸时,列国强弱相吞噬。

至鲁僖公十九年,诸侯会好在城南。

是时鄫君不及与,后被外孙莒灭祀。

世子名巫逸之鲁,鲁复立以为桑梓。

鄫巫因叹国既亡,遂自去邑为曾氏。

此后,曾姓后代便在鲁国及周边繁衍生息。据《武城曾氏族谱》记载:巫生夭,夭生阜,阜生皙,晳生参,参生元、西。晳、参、元、西是曾姓的著名人物,尤其曾参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儒家“宗圣”,因此后代曾姓都将他作为开派祖先。秦汉时,由于战乱等原因,曾姓从原本活动的山东、河南一带,迁移进入了河北、湖南、陕西、江西、广东等省。西汉末年,为避王莽战乱,曾元的四世孙曾据率领宗族千余人,从山东东南迁到了庐陵县吉阳乡(今江西省吉安市西南),庐陵由此成为曾氏旺族中心,也是中国曾氏的第二发脉地。

曾氏占籍南丰则始自唐代末年。曾据的六世孙曾略在唐朝官至光禄大夫、节度使,他率家族从庐陵吉阳迁至抚州南城甘山,成为抚州、南丰、临川等地开基祖。曾略生子曾炀,炀生咏,咏生筠,筠又生洪立。洪立仕唐,曾任南丰县令,昭宗时以军功加授检校司空、金紫光禄大夫,典南门兵马节度使。后来殁于南丰,葬在南丰三十二都二圣山,因此南丰曾氏作谱,都将洪立列为一代祖。而真正定居南丰的,则是曾洪立的儿子曾延铎。

南丰是一座美丽的小山城。在江西省的东部,以直通南北的旴江为界,东南面有武夷山脉,西北面有雩山山脉,两山之间的河谷平原上,依旴江而建的便是秀美的南丰城。春秋、战国时,南丰为吴、越、楚之属地,汉时为南城县属地,隶属于豫章郡。三国时期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划出南城南部置县,因县境内常产一茎多穗之稻,所以初名丰县;后因徐州已有丰县,于是改称南丰县,别号嘉禾,属临川郡。隋唐时,南丰县与南城县屡并屡分,至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升南城县为建武军,军治设在南城县,南丰则隶属之。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改建武军于建昌军,治所不变,南丰隶属于建昌军。

曾延铎将家族定居南丰后,曾家进入了中兴时期。曾延铎官至检校右散骑常侍,死后就葬在南丰十三都洪坪白石岭。他的儿子曾仁旺,即是曾巩的曾祖父,官至水部员外郎,后追赠为太师沂国公。不过,曾延铎、曾仁旺都不算有名,南丰曾氏家族的崛起是从北宋初年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开始的。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实行州(府、军、监)、县二级制,全境有近400个州(府、军、监),下设1200多个县。一般来说,在体制较尊的地区设府,比如首都、陪都等;在军事重镇或要冲设军;监则设在一些主要的工矿牧盐等重要物资产区。宋朝行政区划特别之处,是“路”的发明。路是直辖于中央并高于州(府、军、监)的一级监察区,各路分设安抚司(负责兵民之政)、转运司(负责财政)、常平司(负责救济)等,其长官称为“使”,一般任期三年,期满后调任他地。而且,“路”并非“州”的上级,州也直属中央管辖,“知州事”这一官名就代表是被皇帝派到地方管理事务的,含有中央政府官职的意思。统治地方的官僚在制度上属于中央官僚,这是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而进行的制度改革,甚至宰相有时被派到重要地方任知州都不算是降职,这对朝廷统治渗透到地方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大宋全境共分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西、广南东、广南西15路,后析为18路,又析为23路。江南路即于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分为江南东、江南西路。江南西路置9州、4军,68县,除东部婺源县等地隶属于江南东路外,今江西省的大部分地区均隶属于江南西路。宋时,南丰县隶属于江南西路建昌军。

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字正臣,是曾仁旺的长子,生于南唐李璟保大五年(公元947年),在南唐后主李煜时曾中进士,却不就仕,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复举进士,是北宋以来南丰县的第一位进士。初任符离(今属安徽宿县)主簿,历任梁州录事参军、著作佐郎、秘书丞、两浙和京西转运使,还当过寿、泰、泉、苏、扬、鄂等州知州,官至礼部郎中,后追赠太师密国公。他位列《宋史》人物传,是南丰曾氏入国史的第一人。

曾致尧是个有个性的官员,敢于言事,敢于碰硬。太宗皇帝很欣赏他,曾赐给他绯鱼袋。绯鱼袋是指绯衣和鱼符袋,在唐代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佩戴鱼符袋,宋代沿袭这一做法。皇帝赐予鱼符袋和绯衣,表示对该官员的器重。谏议大夫魏庠在苏州任知州时,做了很多不法的事情,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只有曾致尧上书弹劾。太宗听从了曾致尧的意见,罢免了魏庠。还有一次,太宗召见曾致尧并一起用膳。席间,太宗说起国库充足,颇为自喜。当时正值江南地区遭遇旱情,曾致尧当即站起身,很认真地对太宗说:“不如江南一夜秋雨之为富也。”太宗听后,为之动容。后来,南丰曾氏就有了“秋雨名家”之称。

曾致尧任地方官时,体察百姓疾苦,对有违法制的苛捐杂税给予减免或废除,所到之处,颇有政声。他去寿州当知州时,寿州地区素有难治之称。这里离京城很近,富豪巨商与权贵相勾结,欺民敛财,侵犯百姓利益,曾致尧铁面无私,打击不法,很快就把寿州治理好了。一年多后,曾调离寿州时,百姓再三挽留,以致几天不能成行。他只好单骑带着两个随从,悄悄离开寿州。

曾致尧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曾留下“荣亲园”的故事。说的是他在梁州任官时,放假回家,为母亲周氏贺寿,在南丰城东一园子里宴请亲戚族人。曾致尧衣着十分朴素,所骑的马也很羸劣,于是席间就有人窃窃私语,讥诮他过于寒酸。母亲周氏是临川人,知书识礼,深明大义,她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说:“我儿子当了官还这么朴素,这是给曾家争气,我觉得很光荣。如果他鲜衣怒马,满载金银财宝而归,那就辜负了我当年教育他的一番苦心,是我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这是曾母对儿子的期许,也是曾氏家族世代相袭的家风。于是,南丰人都把那地方称为“荣亲园”。

真宗即位(公元998年)后,曾致尧为主客员外郎、三司盐铁判官,因为常常在奏章中言辞激烈批评朝政,得罪了不少权臣,所以屡遭降职或调任州郡外任。后来真宗“终感其言”,想要把他召回京师,他又呈递了奏章,“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

曾致尧虽然一生从政,却喜好纂录,长于诗文,著作丰富,多达178卷,且当时都刊行于世。《全宋文》收录有他的文章4篇,《宋诗纪事》《江西诗征》中也存有他的诗作。

日后,曾巩在《先大夫集后序》中,以崇敬的心情追述了祖父曾致尧的生平:

宋即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其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

曾致尧于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去世,享年66岁。其时,曾巩尚未出生。虽然曾巩无缘生活在祖父身边,得到祖父的爱抚,聆听祖父的教诲,然而,祖父对曾巩的影响却不可谓不深远。“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曾巩是这样理解祖父的,更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这也成为他一生做人做事做官的准则。

到了曾巩的父亲曾易占,虽然仕途不显,然而曾家祖传的忠诚耿直的倔脾气却丝毫未变。

曾易占(字不疑)是曾致尧的第五子,出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少时勤奋好学,以文章名世,起初荫补太庙斋郎,先后担任了宜黄和临川两县县尉。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36岁时方才得中进士,改任镇东节度使推官,又改武胜军节度掌书记、崇州军事判官,但他都没有赴任。后升迁为太子中允、太常丞、太常博士,先后出任了泰州如皋、信州玉山两县知县。

曾易占治理地方事务自有独到之处。县尉是县衙中负责治安和抓捕盗贼的官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局长。他在临川任县尉时,“不威而令恶人之豪帅其党数百人,皆不复为恶”。到如皋任知县伊始,当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他亲自上州衙,向知州请求“越海以籴”,到邻近地区购买粮食以救灾民,救活了数万饥民。第二年,年成稍好一点,上级要求正常收取赋税,邻县都唯命是从,只有他坚决抵制,并向上级陈情说:大灾刚过,疮痍尚未平复,请求暂缓一年征税,以缓解民困。后来,邻县因赋税照征,民众又有逃亡,唯独如皋百姓得以保全。他还在如皋创建学宫,“讽县人兴于学,海隅咸知弦诵”。在玉山任上,曾易占也多有善政,“既除其大恶,而至于桥梁廨驿无所不治”。他既铲除当地的豪强恶霸,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桥梁、道路、马廨、驿站等一一进行修葺,还重视文化教育,“兴学校以尽善,兴官寺以临众”,建孔庙,办官学,做了不少好事。

曾易占官不大,不过是个七品知县,却心忧天下,喜议论时政,常有不凡见解。他曾上书仁宗,批评朝廷的对外妥协政策。只可惜,他生不逢时,仕途不得志,家庭生活也不遂意。他的第一任妻子周氏生下长子曾晔后不久就病逝了,第二任妻子吴氏是临川人,知书达礼,24岁时嫁给曾易占,“于大人得辅佐之宜,于族人上下适其分”,深得婆家喜爱。曾巩系吴氏所生,是曾易占的次子。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曾巩出生时,曾易占正在离家不远的临川县担任县尉。后吴氏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生下曾牟,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生下曾宰。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生下曾巩的长妹后,吴氏不幸病逝,终年仅35岁。曾易占和吴氏生活了11年,情感甚好,而今又遭丧妻之痛,伤心不已。当时,曾巩年仅8岁;两个弟弟一个6岁,一个5岁;妹妹还在襁褓之中;兄长曾晔年纪大一点,也不过才18岁。曾易占无奈之下,又于次年继娶了第三位妻子朱氏。朱氏比易占小22岁,她出身名门,家中是扬州的官宦大族,从小就跟着母亲读经写字,谈古论今。嫁到曾家时,她年方才17,却能亲自操持家务,任劳任怨,孝敬长辈,悉心照顾曾巩兄妹几个。曾巩兄妹受益良多,因此虽然朱氏只比曾巩大8岁,曾巩却对她非常孝顺。

曾氏家族儒学底蕴深厚,世代诗礼传家,重忠义,重孝廉,重教育,藏书、读书、著书、苦学氛围浓厚。父亲曾易占非常重视曾巩兄弟的教育,对曾巩尤其寄予厚望,亲自给予教导。曾巩14岁时,曾易占到如皋任知县,把曾巩带在了身边。随任三年间,曾易占每天给曾巩制定读书计划,批阅作文,还时常带着他去田间地头,了解民间疾苦,让他从一个贪玩调皮、懵懂无知的少年成长为一名行为方正、胸怀理想的青年儒生。曾巩后来在《学舍记》中回忆道:“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正是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曾巩领略到了六经与古文中有着超越常人的见解,真正懂得读书的好处,从此立下雄心,希望将来能与古今作家并驾齐驱。

如今近千年过去了,如皋城中还保留有曾巩父子的遗迹。相传,当年曾巩跟随父亲一起在如皋中禅寺里读书,常在寺旁的水池中清洗墨钵,后人便将那池称为“洗钵池”。又传如皋城北水绘园内的“六朝松”古桧落地盆景,乃是曾巩与其父曾易占当年亲手所植。历经千年的风霜浸染,古桧仍然苍翠如昔,风骨依然。

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曾易占奉诏调任玉山县知县,17岁的曾巩又跟随父亲去了玉山。在玉山,曾巩留下了游记散文《游信州玉山小岩记》,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曾巩最早的一篇文章。该文记述了曾巩与叔父、弟弟、仆从等人一起,去玉山城外小岩山游玩时观山石、探洞穴的情景。

其石之异,有重碧耸翠,崛然本于下而起者;有势依理合,峨然覆于空而存者;有鳞叠羽缀,委其旁而列者;有壁峭刃攒,缭其隅而倚者。森然巍然,瑰玮奇怪,与珉瑊甚远。探其穴,犬牙交峙;视其形,若圭璧联植。致若瞻浮云,枝偃叶丽,错置旁列乎空旷;骇若窥武库,巉然见戈甲,丛委并拥乎王府。

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形容词和比喻,以大胆的想象、排比和夸张,把山景和岩洞写得奇崛不凡、扑朔迷离,显示出了青年曾巩高超的文字技巧。

曾家历经几代,日益成为南丰数一数二的家族,“在南丰称名家必曰曾氏也”。自曾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其中致尧辈7人,其子易占辈6人,其孙巩辈6人,在江南一带被传为美谈。

齐鲁家声远,南丰世泽长。

如果说,远祖曾子的儒圣基因是曾巩生命中的一粒种子,那么,曾氏家族数百年的文化积淀、孝廉家风则是哺育这粒种子破土生长、拔苗吐绿的阳光和雨露。如此深厚的家学渊源,让曾巩受益终生。

三、意外落第

11世纪的北宋都城汴京,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

公元955年,后周大将赵匡胤骑着一匹骏马,从皇城南面的朱雀门出发,一路往正南方向疾驰,一口气跑到马儿精疲力竭方才停下。据说,骏马驻足的位置离朱雀门足有两公里远。周世宗下令,将那个位置作为都城新的边界。他征召了10多万人修建了27公里长的新城墙,城墙上有21个门,其中9个门是建在河流上的。扩建后的新皇城,面积比之前增加了4倍。

五年之后,公元960年二月,赵匡胤在皇城东北大约20公里的陈桥驿站发动兵变,黄袍加身,篡夺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大宋王朝,史称宋太祖。赵匡胤仍旧将后周的皇城,这座他曾经跑马圈地、曾经守卫和建设过的城市作为了自己的都城。这便是北宋的都城东京,即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又称作汴京、汴梁、汴州。称作“东京”,是因为北宋有东、西、南、北“四京”,东京开封府是首都,是皇上坐朝理政的地方;而西京河南府在河南洛阳,南京应天府在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则在河北大名,这三京分别由朝中退休且德高望重的大臣留守。

公元1036年,曾巩进京的这一年,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在位。之前经过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七十余年的发展,东京城已经成为一座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多功能都市中心,气势恢宏,富甲天下,繁华得足以令全世界目眩神迷。当时,东京城的面积约49平方千米,人口约有130万,每1000平方米内就居住着50或更多的人。而250年后的中世纪的巴黎,3.78平方千米的地面上居住着5.92万人,每1000平方米仅仅约有16人。与之相比,东京城的面积是其13倍,人口密度是其2~3倍。所谓“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繁华的东京称得上是北宋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到19世纪前,都没有被世界上其他城市超越。

东京城分宫城、老城、新城三重。宫城在老城的西北部,是皇帝居住和坐朝理政的地方,老城东北部和新城东部是人口密集区。汴河是隋代时开挖的一条大运河,它从新城东南的两个水门流入,穿过老城后,再从新城西边的两个水门离开,既连接了南方的大运河及淮河,也沟通了北方的黄河。汴河是京城的生命线,每天有大量的商品和人员通过汴河进入城里,城里数量巨大的垃圾和废弃物也从汴河运出城外。

曾巩正是坐船从水路进京的。

汴河宽阔的江面上,船只川流不息,有客船,有商船,还有运送物资的货船,每天数以万计。曾巩抑制不住好奇和兴奋,他站在船头,远远地遥望着,第一眼看见的便是雄伟的白色城墙,高达12米多,上面建有防卫塔,四周则是宽达30米的护城河。他知道,迈进这道城墙,他就进入了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那是这个庞大帝国秩序和权力的核心,也是他实现人生理想的起点。

日头西斜,和风吹拂,曾巩莫名地感到有几分燥热,青春的脸庞因为兴奋泛起了红晕。他跟随大哥在城外下了大船,上岸,然后再雇一条小船,穿过水门,进入京城。如果到了晚上,水门铁闸关闭,他就得从附近的城门徒步走进城去。

汴河上有13座石桥,桥面牢固宽敞,城里的居民往来十分方便。小船一路向北,在龙津桥附近停靠下来。跨过龙津桥,便是朱雀门;进了朱雀门,就是老城。朱雀门是老城正南面的一座城门,门宽150米,气势恢宏,色彩斑斓,城墙上还有一座气派的城楼。曾巩跟随兄长曾晔迈进朱雀门,迎面就看见一条宽阔的大街,街上熙熙攘攘,人来车往,街道两侧商铺林立,叫卖声、唱曲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曾晔之前来过京城,他告诉曾巩,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御街了。

御街,又称天街,是京城的中心街道,也是京城南北方向的中轴线。御街长约4公里,宽200步(一步为1.4米,合约280米),中心为御道,专供皇帝使用,有时会用来演习马队或阅兵,但平时不准行人车马进入。御道外靠近街边,有两排红漆杈子,行人都在杈子外边经过。杈子里边,有砖石砌镶的两道御沟水,沟内尽植莲荷,沟岸种植着桃、李、梨、杏等果树,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锦绣。御街两边是御廊,分布着各式店铺、官员的府第和密集的平民居住区。每隔450米左右,就设有一个军巡铺。铺中的防隅巡警,日夜巡逻,白天维持交通秩序,疏导人流车流,夜间警卫官府商宅。

进了朱雀门后,沿着御街往北走几百米,路边有几座官府建筑,东边的是太常寺和教坊,西边的则是接待外宾的都亭驿。拐过都亭驿边上那条街,就通向鸿胪寺;再往西,就是进行祭祀天地的祭台了。曾巩跟着兄长一直往北走,不久就到了宣德门。宣德门是皇城的入口,建得宏伟而庄严,有五扇漆成朱红色的大门,上面装饰着金色的大门钉,门厅豪华壮观,镶嵌着漂亮的釉砖。每年大年初一的清晨,新年来临之际,皇帝就会身穿绛纱,在音乐声中登上城楼,做公开的、仪式性的露面,接受平民百姓的瞻仰和朝拜。

曾巩伫立在宣德门前,仰望着高高的城楼。春天的阳光暖暖地斜照过来,城墙上的彩色釉砖折射出炫目的光芒,隐约中有一阵阵太平盛世的丝竹声缥缥缈缈地从宫中传来。曾巩相信自己早晚有一天会走进这座城墙,成为朝堂之上的一员,为这个王朝和民族的命运担当起应尽的责任。他在默默地等待着。只是,此时的他还太年轻了,他的目光稚嫩而懵懂。他还没有认识到在飞速旋转的权力的轮盘中,他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他也没有意识到为了那一天的到来,他将经历多么漫长的等待。

他们兄弟俩在州桥附近找了家客栈住了下来。州桥又叫天河桥,桥长17米,宽30米,是汴河上一座标志性的石桥。州桥附近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许多食肆、酒馆和客店都集中在这一带,从南方来的官员、客商、士子大多住在这里。

当时汴京人的生活呈现出一种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新气象,那是一种都市人的生活。

在唐代的都城长安,不同等级的人是分开居住的。贵族和官员不会比邻,官员也不会和平民一起生活。他们居住在各自的城坊中,城坊间用高高的黄土墙隔开,人们只能与自己同一阶层的人住在同一个区域。紧靠着皇城而居的是贵族,然后是拥有受人尊敬的谱系的家族,再是富裕的商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他们的城坊宽阔而奢华。而平民的城坊拥挤而简陋,数以万计的低矮房屋连在一起,一般都没有什么装饰。居住和购物也是分开的,居住的地方叫坊,购物和贸易的地方叫市。市场中有数千家货摊和商铺,经营丝绸、漆器、陶瓷、香水、酒等各类商品或买卖奴隶,还有许多餐馆、小食摊、酒肆、客栈、妓院、牛市、马厩、肉店、鱼摊和工艺品店铺。中午时分,击鼓二百下宣布开市,黄昏时击鼓三百下宣布闭市,夜市则是被明令禁止的。五品以上的官员也不会进入市场和平民混杂在一起。

但是到了北宋的都城汴京,这些前朝的禁忌都被打破了。所有的城市定居者,官员、商人、工匠、艺人等等都能在城里自由定居,没有了城坊的界限。只要买得起,人们可以居住在城里的任何地方。权势、财富、教养、时尚和世俗的烟火气混杂在一起,给了城市一种新鲜而活泼的市井味。

朝廷不仅允许市民在御廊开店设铺,还允许沿街做买卖。汴京城中店铺多达6400余家,小型商业的繁荣促生了城市房地产业。在中国历史上,商业店面的价格第一次超过了私人住宅的价格。公元965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延迟到凌晨一点。随着商业的发展,很快宵禁就被完全解除了,城门关得很晚,开得很早。汴京城内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各类夜市店铺直至三更方尽,五更又有店铺重新开张。热闹的去处,更是通宵不绝。

京城东南的商铺最为密集,有金银彩帛交易的场所,店铺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上去幽深莫测。每一种交易,动辄上千万,骇人听闻。有鹰店,专门接纳贩鹰的客商;还有买卖衣服物品、珠宝玉器、特色吃食、现制零碎、梳妆用品、精巧玩具之类的店铺,目不暇接。城内雇用、购买女仆、佣人的市场就有68个;而城市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还有一家市场,专门售卖各种不同类型的竹竿;在杀猪巷上新桥的南边,有一个屠宰场,每天杀猪数千头。

京城内的娱乐场所被称为“瓦子”,里面有戏院、酒馆、餐厅和妓院。虽然宋代的女人可以自由上街购物游玩(女人足不出户的规矩是13世纪之后才有的),但女人们通常是不会去“瓦子”里玩乐的。“瓦子”是男人们的游乐之处,高雅的戏曲演唱、歌妓的甜糯欢笑、奢靡的性服务,声色犬马,一应俱全。还有卖药、算卦、卖旧衣服、耍把戏、卖吃食、剃剪纸画、唱流行小曲之类的摊点,热闹非凡,“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城里的酒楼众多。装饰奢华的高档次酒楼就有近百家,有的有几层楼高,有的有单独的包厢多达100多间,客人们可以叫来歌伎陪酒,唱曲欢笑,宴饮几个时辰甚至几天。那些小酒店的门外,都张挂着写有“酒”字的彩幡,或在门口挂把扫帚,以招揽客人。还有的酒店会在客人进餐前,给他们提供一碗水和一条手巾。太学边上有家名叫“台上”的酒店,边上还有几家妓院,是有钱的读书人爱去的场所。而曾巩兄弟住的州桥边上,是热闹的饮食一条街,最有名的是张家油饼铺和清风楼酒店。桥南边的夜市则以猪肉、野味、禽类等美味佳肴而闻名,夏天时人们喜欢来这边饮酒、乘凉。

随着科考的临近,各地的考生陆续来到了京城,州城附近更是热闹非凡,考生、同乡、同谊之间天天交游宴请,吟诗唱曲,喝酒召妓,常常闹到深更半夜。曾巩的性情内敛,在最初的新鲜和好奇之后,难免对这样的喧闹感到不适应。毕竟,他们两兄弟此次赴京,不是来游玩的,而是来考试的,而且这场考试将决定他们乃至整个家族的前途命运。为了安心备考,兄弟俩搬出了州桥的这家客栈,在城郊另找安静的地方住了下来。不过,这次兄弟俩没有住在一起。至于为什么没有住在一起,史书上并无详细记载。或许是曾巩好静,选了个更为偏僻的住所;或许是刚刚成年的曾巩首次赴京,想体会一下独立生活的感觉;再或许,可能仅仅是因为在同一家客栈中没找到合适的两间房,不得已只好分开住了。总之,这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曾巩两兄弟自己都没太放在心上。然而,当日后流言来袭的时候,这件事却成了中伤者的话柄,他们给曾巩扣了个“不孝不悌”的大帽子。这一点大概是曾巩两兄弟始料未及的。

18岁的曾巩,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在家乡南丰乃至江南西路,曾巩年纪虽轻,却是个名气不小的大才子,大家都称赞他的文章写得好,时人记载说他“未冠,名闻四方”;又说他写的古文,“其文章之剽鸷奔放,雄浑环伟,若三军之朝气,猛兽之抉怒,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众人的溢美之词给了曾巩极大的信心,他的内心,是笃定的,也是骄傲的。

只是,命运往往喜欢捉弄人。在你志在必得的时候,偏偏要让你摔个大跟头。曾巩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从容答卷,落笔千言,自我感觉考得不错。他信心满满地出了考场,信心满满地等待着放榜。

然而,很意外地,他落榜了。

他的兄长曾晔也没有考上。

不久,家乡又传来了坏消息。他的父亲曾易占被罢官了。当时,玉山县隶属于信州,曾易占在玉山任知县,他的顶头上司信州知州钱仙芝向他索要财物,他不愿顺从,于是钱仙芝就向上级诬告他。后虽经御史查证所告不属实,钱仙芝被治罪,但因为钱仙芝有后台,曾易占还是因此丢了官。曾易占无处申冤,无奈只好回到家乡南丰,归隐乡间。

曾巩的年少气盛陡然之间被现实灭去。他隐隐感觉到,前途漫漫,一重重迷雾正从远处渐渐袭来。

四、结交王安石

曾巩和王安石相遇时,一个18岁,一个16岁。两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胸怀远大的理想,奉行儒家经义,喜爱诗词文章,他们的相遇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在汴京城暮春的繁花和暖风中,他们一见倾心,如遇故知,从此,开始了绵延一生的友情。这份友情,伴随着曾巩的人生腾挪辗转,起伏跌宕,给后世留下了千古佳话,也落下了不少疑问。

科考结束后,曾巩并没有立即返乡,而是与兄长曾晔一起在京城滞留了一段时间,赶巧王安石也跟随父亲王益来到了京城。王氏家族是抚州临川县(今抚州市临川区)的名门。临川县地处抚河中游,与南丰县相距不过两百余里,同属江南西路,是一衣带水的邻县。而且曾、王两家是世交,也是姻亲。他们的姻亲关系是通过曾巩的母家——金溪吴氏家族而建立的。曾巩的外公吴德筠有七子一女,女儿嫁给曾易占,是曾易占的第二任妻子,也就是曾巩的生母。而曾易占的妹妹又嫁给了吴德筠的长子吴敏,吴敏的女儿则嫁给了王益,也就是王安石的父亲。如此一来,曾巩便与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一辈的,应当称他为表兄,而王安石则要称曾巩为表叔了。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从政多年,在地方上做了几任知县和知州,是一位非常务实的官员,有志于做出一番事业。但凡他所到之处,总尽力做一些除暴安良、兴利除弊的事,颇有政声。他做知县的第一任是在新淦县(今江西省新干县),在他去职30年后,该县吏民还在追念他的德政。他治理地方事务,“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当时极负盛名的学者胡瑗在编写《政范》时,就曾专门记录了王益治县的经验和政绩。

王安石,字介甫,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出生于临川,父亲王益当时任临川军判官。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文采飞扬。《宋史》上记载说:“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大都是跟随父亲王益宦游各地。他比曾巩小两岁,这一年,16岁的他也是第一次来到京师。

曾巩早就从父亲和族人那里听说过王安石父子的故事,心中非常仰慕,只是一直无缘得见,不料这次在京师相遇,自是欢喜不已。尤其是见到了传说中的才子王安石,更是高兴,之前因为落榜带来的失意落寞很快就一扫而空了。虽说论起辈分是叔侄,但是两人年纪相仿,意气相投,此后便以平辈论交了。

数年后,王安石曾在《忆昨诗》中无限感慨地回忆起这一年的初见:“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亦缁人衣。”这里说的丙子,便是仁宗景祐三年,王安石随父进京与曾巩相遇之年了。或许,日后曾巩也曾在无数次的追忆中,想起丙子年的花开花落。那是他们的青春年少。两个外省来的青年才子,携手同游京师。他们漫步在汴水岸边,徜徉于市井巷陌,流连于勾栏瓦肆。在目不暇接的热闹之中,他们并肩而行,一路畅谈,谈诗词,谈文章,谈历史,谈人情,谈得最多的,是人生理想。熙熙攘攘的人群与他们擦肩而过,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更没有人会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们俩会成为帝国的风云人物,其中一个还将把整个帝国搅得风生水起。

16岁的王安石志气轩昂,朝气蓬勃,他的心中装着的是家国和天下。“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他不愿意只做一个诗词歌赋、吟风弄月的文人墨客,也不愿意只做一个埋首书斋、安贫乐道的寻常书生。他要经世致用,要大有作为,要与日争辉,要为这个时代担负起历史使命。他告诉曾巩说,时光不停息地流逝,少壮时不给自己树立前进的志向,那必将终生无所成就。那些靠着能诗善赋去博取功名利禄的人,那些谨守着贫寒去博取世俗虚名的人,他是不屑一顾的,那可不是他立身处世的信条。他向往的是像契、稷那样为人类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与历代伟人比肩辉映、青史留名。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王安石慷慨激昂地说道。他迎风而立,衣袂飘飘,清澈的眼神中闪烁着青春而勇敢的光芒。

曾巩被他深深地感染了。

汴京城的繁华和喧闹在风声中一一隐没,他们站在了时代的高处,放眼望去,在丝竹管弦、歌舞升平、奢靡盛世的表象之后,其实充满了忧患。他们谈起了澶渊之盟。

公元960年2月3日,宋太祖赵匡胤宣布控制整个后周帝国建立宋朝时,他从后周小皇帝手中接过的,只是很小的一块疆土,大抵就是华北、关中,以及淮南地区,而且关中地区还因为战乱而荒废衰退。在之前历时80多年的混乱局面中,大唐王朝的版图四分五裂,军阀藩镇割据,唐王朝被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短命的朝代所取代,而中原以外的南方地区先后有前蜀、后蜀、吴、南唐等10多个割据政权,统称为“五代十国”。在帝国的北方,外族大举入侵,尤其是东北部契丹族建立的大辽、西北部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时时侵扰边境,对中原地区的肥沃和富饶虎视眈眈。河西地区则被归义军、甘州回鹘与吐蕃诸部所占领。

宋太祖登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统一全国疆土,征服中南部地区十国时期留下的6个国家,这是政治需要,也是经济需要。因为,只有征服了富庶的南方小国,宋王朝才能有足够的军费,去应对北方强大外族的边境战争。宋太祖对他的弟弟太宗说:“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币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之后,宋太祖、太宗二帝用了20年的时间,先后征服了长江中游的南平、西南地区的后蜀(位于今四川省)、两广地区的南汉、定都南京地辖江西地区的南唐、东南地区的吴越(位于今浙江省),以及由沙陀突厥人建立的北汉(位于今山西省),于公元979年,基本完成了宋帝国的统一大业。

接下来,便是与北方的外族强敌辽国的战争。

公元916年,东北契丹部落的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契丹王国,后改国号为“大辽”。契丹族是一个彪悍的民族。他们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以放牧和渔猎为生,精于骑射,崇智尚武,勇敢强悍。当时辽国的疆域号称“幅员万里”,东北到今库页岛,北到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部到今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宋王朝交界,形成南北对峙之势。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匡义亲自率军北征,结果遭遇惨败,在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附近)被辽军打得落荒而逃。太宗身中两箭,差点被俘,躲在一辆偷来的驴车上才得以逃脱。七年后,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太宗发动了第二次北伐。他举重兵,分三路,希望可以一举用武力收回燕云十六州。因为,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着大宋王朝的安危。燕云十六州是在938年,被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国的。这十六州的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这就是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北方的国防线全部后退,黄河北岸几乎没有屏障。太宗蓄势七年,对这次北伐是寄予厚望的。

谁料这次败得更惨。辽国的萧太后带领16岁的圣宗御驾亲征,把宋军杀得片甲不留,宋军阵亡将士的尸体堆成了一座山丘。大宋朝野一片灰暗。太宗皇帝的箭伤年年发作,他严厉告诫边将以防守为策,不得寻衅闹事,就连女真和高丽提出联兵伐辽也都谢绝。相反,大辽对宋王朝却是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之后真宗在位时,宋王朝更是遭受了一连串的军事失败。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秋,大辽对宋王朝发起了第九轮进攻。萧太后和圣宗母子再次御驾亲征,九月初八,举兵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在九月十五日、十六日先后攻陷北方重镇唐兴(今河北省安兴县)、遂城(今保定市徐水区),眼看就要长驱直入,直捣汴京。宋廷朝野震动。

宋真宗赵恒是个在深宫中长大的文弱帝皇,缺乏战争经验,充满了书卷气,且优柔寡断,性情温和绵软,常常因为大臣的争论而摇摆不定。当时,朝堂之上不少大臣主张弃汴京南逃,有说迁都去南京的,有说去成都的。真宗畏敌,也想迁都南逃。只有宰相寇准是坚定的主战派。他力主真宗效法先皇,奔赴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在寇准的坚持下,终于离开都城前往澶州前线。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澶州,真宗亲自登上了北门城楼督战,三军将士齐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契丹却士气大挫。两天前,他们的统军萧挞凛在与宋军对峙中,中箭坠马,当场阵亡,加上孤军挺进宋朝腹地,补给困难,也打不了持久战。于是,务实的萧太后提出罢兵息战。宋真宗正是求之不得,他拒不听从寇准要求乘胜歼敌、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苦谏,当即派出了殿直曹利用作为使臣,去与契丹洽谈议和事宜。

次年正月,宋、辽签署议和盟约。主要内容有:一是宋辽为兄弟之国,辽称宋为兄;二是以白沟河为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藏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三是宋每年向辽补偿“助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四是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据说,害怕穷兵黩武、一心想停止战争的宋真宗在议和前交待使臣曹利用说:“只要不割让土地,契丹索要多少钱财都可以答应。”曹利用问:“到底可以给多少呢?”真宗回答:“万不得已,百万亦可。”寇准听到之后,又暗中把曹利用叫了过去,说道:“皇上虽有百万之约,但要是超过30万,我就砍了你的脑袋。”最后曹利用终于以每年银10万两、绢20万匹成交,他带着草签的协议回营复命。请见之时,真宗正在吃饭,派了个侍者出来,只问许给契丹多少银两。曹利用不便明说,只伸出三指头。侍者误传为300万两,真宗听后大惊,叫道:“太多了!”赶紧召见曹利用亲自盘问。曹利用战战兢兢地答道:“30万。”真宗跌坐御塌,长舒一口气道:“才30万,这么少。你很会办事!”随后重重地奖赏了曹利用。

于是,宋廷以每年30万的代价,换取了北方边境的苟安。到曾巩和王安石在汴京城相聚的这一年,“澶渊之盟”已经过去了三十二年。这三十余年来,宋王朝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已经渐渐有了盛世的气象。只是,大宋帝国的疆土也就到此为止,最多时不过280万平方公里,永远无法与辉煌的汉唐王朝相提并论了。这是宋朝历代帝王和士大夫们的心结。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夺走了帝国北方的军事防线,也割裂了士大夫们的心理版图。如何与北方这些被汉人鄙称为“蛮夷”的异族相处,永远是朝堂之上引发激烈争论的难题和热点。

说起这些天下大势、帝国兴衰之事,曾巩和王安石不禁热血沸腾。

少年王安石告诉曾巩说:复兴帝国这样伟大的时代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我们责无旁贷。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先祖曾子的古训,曾巩时时铭记在心。如今,在比他小两岁的王安石的身上,他感受到了那种坚定而勇敢的士气。与天下的兴亡、民生的疾苦、文化的复兴相比,汴京城中那些虚妄的诗酒繁华显得多么的无足轻重,而他自己所遭遇的科考落第、父亲被诬罢官等等这些挫折,又显得多么的不足挂齿。

王安石的出现,仿佛是曾巩青春期迷雾中的一道闪电。他被深深地震撼了。

次年,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曾巩回到家乡后,仍然无比思念王安石,他写下了长诗《寄王介甫》。诗中除了抒发思念之情外,更多的是对王安石的经世大才,表达了无以复加的推崇和赞美:“君材信魁崛,议论恣排辟。如川流浑浑,东海为委积。如跻级高望,万物著春色。寥寥孟韩后,斯文大难得。”他也向王安石倾吐了自己的志向:“吾念非吾私,何当托云翼。奇偶转如轮,终期援焦溺。”意为援助焦与溺,为公不为私,把生平所学奉献给帝国和民众,才是他云翼之上的理想啊!

可以说,曾巩是王安石的第一个知己。他独具慧眼,在芸芸众生中发现了这颗炫目的宝石。日后,当这颗宝石镶嵌在帝国的权力巅峰熠熠闪光时,历史将为之改写。

五、冬望

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家乡南丰的冬天有一种凛冽的寒冷。父亲曾易占丢了官,赋闲在家,曾巩和兄长曾晔落第而归,另有几个弟弟妹妹尚未成年,家境愈发显得贫寒。继母朱氏本是出身名门,如今也只能脱下绫箩绸缎,穿着布衣芒鞋,亲自操持家务,纺纱织布,肩负起生活的重担。

这年冬天,曾巩陪同父亲一起去筠州(今江西高安)拜访了余靖。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今属广东韶关)人,少时聪慧,以文学称乡里,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中进士第,先后当过赣县县尉、新建县知县、宣州司理参军等职。因多次上书论事,建言班固《汉书》舛谬,宋仁宗把他调任京师。入崇文馆主持校勘《史记》《汉书》《后汉书》,他写出了《三史勘误》四十卷,于1036年二月被提拔为集贤校理,时年37岁。同年五月,大宋朝堂之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

当时,范仲淹刚被调回京师一年有余,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早就对吏治的腐败深恶痛绝。他到京城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人称颂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希文是范仲淹的字)。而此时的当朝宰相是吕夷简。吕夷简自1022年年幼的仁宗初立、太后临朝时就被拜为宰相,执掌朝政已经十余年。仁宗对他十分信赖,朝堂之上受到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大都是他的追随者。着眼于吏治改革的范仲淹向仁宗进呈了一份《百官图》,详细列出了朝廷各职能部门的主要官员名单,一一指点评说,哪些是循序升迁,哪些是越级提拔;哪些是出于公道,哪些是出于私授,最后告诫皇帝说:“大凡天子近臣的破格提拔和撤职贬降,臣以为不宜全都交付宰相去办。”吕夷简知道后,非常不高兴,便常在仁宗面前说范仲淹徒有虚名,并无实干。范仲淹听说后,又连上四篇奏章,分别是《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诿》,大都是以前代朝廷的兴衰历史,指责当时的朝政状况,尤其是借汉代王莽篡位之事告诫皇帝说:“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有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辩也。”如此一来,吕夷简更是怒不可遏,他严厉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

于是,范仲淹被赶出京城,贬谪到了饶州。满朝谏官御史,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士大夫们大多不想得罪当朝宰相,连给即将离京的范仲淹饯行都不敢。时任秘书丞、集贤校理的余靖却勇敢地站了出来。他给皇帝上书说:“仲淹以前刺讥大臣重加谴谪,傥其言未合圣意,在陛下听与不听耳,安可以为罪乎?”又说:“陛下自亲政以来,屡逐言事者,恐钳天下之口,不可。”“仲淹以一言触忤宰相,即遭重谴,恐非太平之政,请追改前命。”意思是:如果进谏的官员说的话不合圣意,那么陛下可以选择听或者不听,但是怎么可以因此给进谏者定罪呢?难道是想钳制天下人之口吗?范仲淹因为说句话得罪了宰相,就遭到了重罚,这恐怕不是太平之政啊。随即,余靖被降职为监筠州酒税。另一位上书为范仲淹申辩的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也被降职为监郢州酒税。

监税官是宋代监当官的一种,而监当官是宋代政治制度中一个特有的阶层。这是朝廷为了削弱地方利益,直接派朝臣到各地监管,将地方利权上收的一种政治制度。宋代监当官的主管事务包括监粮料、监钱、监仓、监盐、监酒、监门、监茶、监税、监场、监务等项目。监酒税就是管理造酒卖酒的监当官。宋时官府设立集中酿酒场所,官造官卖。或置办酿酒器具,民众自带粮食前来酿酒,官府根据酿酒数量多少收取一定费用。有的地方直接由民间造酒,官府征收酒税。监酒税是一个下等而肮脏的工作,所谓“微官肮脏羞牛后”,每天天刚蒙蒙亮,就有上百个酒贩在酒务门口排队批发官酒,浓重的酒味扑鼻而来,不得不捏着鼻子卖酒征税。被贬去监酒税不仅是降职,也是对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羞辱。日后,谏官唐垧、《资治通鉴》副主编之一的刘恕、“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侍御史沈畸、左司员外郎倪涛等高官名士,都曾被贬为监酒税,倒使得宋代的这支税官队伍熠熠生辉了。

曾巩此次随父亲特意来到筠州看望遭贬谪的余靖,便是出于对他的文人士大夫风骨的敬仰之情。

余靖对曾巩父子也是十分欣赏,他读了曾易占的“临川十二诗”后,写了一篇《曾太博临川十二诗序》,其中写道:“今兹得罪去朝,守土滨江,同年不疑曾兄惠然拏舟见顾,间日共言临川山水之美,因出十二诗以露其奇。其诗皆讽咏前贤遗懿,当代绝境,未尝一言及于身世,陶然有飞遁之想。通哉不疑!不以时之用舍累其心,真吾所尚哉!”他称赞曾易占诗中所言都是前贤逸事,山川之美,从未流露出自己被诬失官后的愤懑,也没有发泄不为世用的牢骚,如此通透豁达,确实值得敬佩崇尚。

他们又说起了欧阳修。

那是范仲淹被贬之后的余波。在一次京官们的私人聚会上,左司谏高若讷当众非议诋毁范仲淹,认为罪当贬黜。欧阳修当时也在座,他立即挺身而出,予以驳斥,但是碍于主人的面子,许多话到嘴边又忍了回去。聚会回家后,欧阳修还是无法平静,愤而给高若讷写了一封信,这便是著名的《与高司谏书》。

欧阳修在信中慷慨陈词,词锋犀利,他追问高若讷道: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

大意是:范仲淹到底是贤还是不贤?你身为司谏之官,当初范仲淹被起用之时,你不向天子去辨明他的不贤;等到他被贬逐了,又落井下石,跟着别人诋毁他,这算什么呢?

欧阳修对高若讷的虚伪、谄媚毫不留情。他大义凛然又语带讥讽地写道:“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其意是说,你要是真的认为范仲淹不贤而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那你可以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果然,暴跳如雷的高若讷把这封私人信件交给了朝廷,并对欧阳修大加诋毁。于是,年方三十、仕途大好的京官欧阳修为了正气和道义牺牲了自己的前途。他被逐出朝廷,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消息传出,京城哗然。时任馆阁校勘的蔡襄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的是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一不肖”指的便是高若讷。此诗一出,立即广为流传,“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就连契丹来朝的使者也偷偷买了一些带回去。多年以后,还有人看到幽州驿舍的墙壁上张贴着当时市面上印行的诗稿。

余靖和曾易占说起这些京师风云,兀自激动不已。

曾巩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义之所在,不避刀斧”,有时候,文人的骨头是最硬的,因为,那其中有道义。他之前读过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文章,本来就十分仰慕,而今又听到他们的轶事,更加敬佩他们的节操和品格。

曾巩见贤思齐,反躬自问,也渐渐意识到,与心中高远的理想相比,与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相比,自己的能力和才华还远远不够。他暗暗下定决心,要继续苦读,积累才干。

曾巩跟随余靖学习了一段时间,于次年即宝丰元年(公元1038年),回到了家乡南丰。这时候,他的大弟曾牟和二弟曾宰,一个18岁,一个17岁,也正是在读书的年纪,两人也像曾巩一样,聪明好学,能干多才。虽然家境越来越困窘,但是兄弟三人并不以为意,他们在夜以继日的苦读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富足。

在碧波荡漾的旴江河畔,离南丰县城南门不远处的半山腰上,有一处岩洞,高八尺,宽丈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石室。岩洞前有一块石台,宽阔平坦,半亩有余,可漫步,可休憩。岩畔不远处有一股清泉,从石罅中流出,下注为池,可以临池洗墨。那便是曾巩三兄弟常常结伴读书之处。每天清晨,天光熹微之时,人们还在酣睡,曾巩三兄弟就早早起床,怀揣干粮,背负书囊,来到旴江岸边,登上第一班渡船,驶向对岸的山岩。天地一片静寂,只有风声呼呼地吹过,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香。他们端坐在岩洞中,手捧书卷,尽情徜徉于文字和思想的海洋,时而低首沉思,时而挥笔疾书,时而轻声吟诵,时而热烈讨论。读书倦了,就到石台上走一走,看看碧水蓝天、清泉林荫,脚下的旴江水奔流不息,远处的军峰山高耸入云,他们的心胸也随之壮阔起来。

后人将这方岩洞称作“读书岩”。这本来是一处平常的岩洞,没有奇花异草、珍稀古木,也没有峭壁险峰、壮观云海,然而,因为有了曾巩兄弟的足迹,便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思。人文赋予了自然以灵气,自然因为人文才有了生命力。一百多年后,南宋理学家朱熹追慕曾巩的足迹,来到了读书岩,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书岩”与“墨池”两幅字,镌刻在岩洞石壁和池边石碑上。时至今日,近一千年过去了,“读书岩”仍然是南丰县的知名景点。1983年,曾巩逝世九百周年时,政府在“读书岩”旁兴建了曾巩纪念馆,展示曾巩的生平和主要成就。许许多多怀念曾巩的人都会慕名来此,缅怀曾巩的事迹,感受曾巩的情怀,或许,在风声中还会依稀听见曾巩当年的读书声,穿越千年风霜呼啸而来。

读书之余,曾巩常常会想念好友王安石。

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王安石的父亲王益被任命为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判,王安石便跟随父亲去了建康府。谁料两年之后,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王益英年早逝,死于任上。王安石便留在建康,与家人共同守丧。这几年间,王安石谢绝一切应酬,闭门读书,一心钻研学问。他读书的范围很广,他认为“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所以他不仅读儒家的经典和前代儒生们的著述,还遍读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他还喜欢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调查访问,特别是对那些擅生产有经验的“农夫女工”,他更是“无所不问”,以此验证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是否真实可靠。这时的王安石,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在学术上的卓越认识和见解。

这几年间,曾巩也常常往来于临川、南城等地。临川和南城本系曾系家族繁衍之地,与南丰是邻县,水路陆路都非常方便。宋时,南城县与南丰县同属建昌军,且南城县是建昌军的军治所在地,素有“赣地名府,抚郡望县”之称。在南城县的旴江北岸、麻姑山脚下,有一幢云庄别墅,便是曾家的祖产,是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当年为官时所建的。曾巩来南城时,就住在云庄别墅,推窗便望见葱茏秀丽的麻姑山,难免情有独钟,留下了不少与麻姑山有关的诗文。

麻姑山是军峰山之余脉,主峰海拔1176米,以峰峦翠峭、烟云横飞而著称。相传,仙女麻姑在此得道,因此得名麻姑山,是赫赫有名的道教名山,被誉为“洞天福地”。秦时,隐士华子期曾在此著书,方士葛洪也曾在此炼丹。唐代,紫阳真人邓思在山上主持道观,得到玄宗召见。在他的倡议下,山顶筑起了麻姑仙坛。后来,大书法家颜真卿在抚州任刺史时,亲自撰文并书写了《麻姑仙坛记》,此书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丰碑。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写诗赞叹道:“曾游仙迹见丰碑,除却麻姑更有谁。”

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的深秋,曾巩和学友王无咎同游麻姑山,留下了《游麻姑山九首》,对一路登山所看到的风景一一吟咏,如桃花源、丹霞洞、半山寺、颜碑、碧莲池、流杯池、七星杉、瀑布泉等等。他写山:“军南古原行数里,忽见峻岭横千寻”,“深廊千步抵岩腹,桀木万本摩天心”;写泉:“泉声可听真众籁,泉意欲写无瑶琴”,“行尽坛前石崖路,忽见一曲清冷泉”;写古木:“危根自迸古崖出,老色不畏莓苔侵”,“古杉苍苍横斗文,其干十围阴蔽野”;也借山川风物抒发自己的心绪:“起来身去接尘事,片心未省忘登临”,“大厦栋梁置沙莽,肯复顾眄桷与椽。吾徒于时直何用,欲住未得心茫然”。本是大厦栋梁之材,从来未曾忘却登临之意,却不知何时可以得用,心中难免茫然。

这次陪同曾巩一同登山游览的王无咎是南城人。他比曾巩小五岁,家贫,但好学不倦,明经术,善古文辞。这次登山途中,无咎请曾巩为他取一个表字。曾巩说:“无咎之名出自《易经》,是无灾祸、无过失的意思,但人这一生不可能不犯错,一旦犯了错,就不要找借口,而应该想办法去补救。不如就以‘补之’为字,勉励自己补其不足之处,以达到更高的境界。”曾巩还为王无咎写了《王无咎字序》。日后,王无咎成为了曾巩的妹夫,也是曾巩终生的挚友。

这年初冬,曾巩独立于云庄别墅的窗前,远望寒风中略显萧瑟的麻姑山,写下了名作《冬望》:

霜余荆吴倚天山,铁色万仞光铓开。

麻姑最秀插东极,一峰挺立高嵬嵬。

我生智出豪俊下,远迹久此安蒿莱。

譬如骅骝踏天路,六辔岂议收驽骀。

巅崖初冬未冰雪,藓花入屦思莫裁。

长松夹树盖十里,苍颜毅气不可回。

浮云柳絮谁汝碍,欲往自尼诚愚哉。

南窗圣贤有遗文,满简字字倾琪瑰。

旁搜远探得户牖,入见奥阼何雄魁。

日令我意失枯槁,水之灌养源源来。

千年大说没荒冗,义路寸土谁能培。

嗟予计真不自料,欲挽白日之西颓。

尝闻古者禹称智,过门不暇慈其孩。

况今尫人冒壮任,力蹶岂更余纤埃。

龙潭瀑布入胸臆,叹息但谢宗与雷。

著书岂即遽有补,天下自古无能才。

全诗大意是说,刚刚入冬,深秋的枝叶铺满了山前的小径,踏上去簌簌作响。阳光淡淡的,被冷风撕扯着,让人感受到一阵阵寒意。麻姑山一峰挺立,直入云端,如一柄光芒闪闪的铁刃。崖顶上还没有下雪结冰,虽然一路苔藓湿滑,但还是可以沿阶攀登的。青苍高劲的古木掩映着十里山路,浮云柳絮怎么可以阻挡得了立志攀登的人呢?天生我才,却居于蒿莱。好在有前贤的文章,字字珠玑,如同源源而来的春水一样,滋润着我枯槁的心田。千年的伟大学说被埋没于荒冗之间,正义的大道上还有谁可以同行?就让我不自量力,立下“欲挽白日之西颓”的雄心壮志吧。

曾巩一口气写完,扔下笔,感到有一股真气在胸中流转。那股真气驱散了冬日的严寒,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

然而,他不会知道,人生的棋局还是刚刚开始,等待他的将是更大的挫折,更深的坎坷,更苦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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