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杨宪益与霍克思（代自序）

最近阅读关于翻译家傅雷的研究著作，深入了解这位从法兰西擎来“灵魂的火焰”，以驱散阴霾、挽救一个萎靡民族的赤诚知识分子，有感于社会对文化交流与文明传承历史中翻译者的体认日益增高，不禁联想到八年前初冬季节因病溘然辞世的中国文学英译大家杨宪益。2009年被认为是国际“红学界”的大悲之年，短短四个月内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红楼梦》英文全译者大卫·霍克思和杨宪益先后驾鹤西去。

杨宪益，原名杨维武，祖籍安徽盱眙（今江苏省淮安市），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1915年1月生于天津，1928年进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学习，1934年到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留学期间认识了英国姑娘格莱迪斯·泰勒（戴乃迭），从此开始合作译书的世纪奇缘。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先秦文学到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中国翻译界无人企及，被盛赞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杨宪益与戴乃迭合作，把《楚辞》《离骚》《史记选》《青春之歌》《鲁迅选集》等中国古今文学名著译成英文，同时把阿里斯托芬、荷马、萧伯纳等欧洲古今文学家的名著译成中文，翻译作品百余种，总量逾千万字，在中外文学史上极为罕见。

目前，学术界与翻译界对杨宪益的研究与述评大多关于他与夫人合译的《红楼梦》。20世纪70年代，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与霍克思⁽¹⁾译的《石头记》⁽²⁾几乎同时出版，三人皆因此获得巨大声誉，但也同时揭开了翻译界此后对两种译本经久不息的对比研究热潮。近四十年来，两种译本比较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不仅有具体而微的对语词、称谓、服饰、意象、语篇转换等翻译技巧的讨论，更有对译本背后传达出的文化蕴含乃至意识形态的深入剖析。然而，现有对杨宪益《红楼梦》翻译的研究文献中，大多缺乏全面、深度的文本细读，且绝大多数研究都倾向于将其与霍克思译本比试一番。诸多的研究者、海量的研究文献、多维的研究视角，无论是质化研究方法还是语料库的量化研究方法，占绝对多数的研究结论是：“杨译本”忠实原著，对原文理解深刻，采用直译来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化，“霍译本”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以意译为主，英文流畅自然。更有部分研究者，从厚重的译本中抽取样本例句进行对比，认为杨译简练但略显苍白、文采不足，霍译则饱满、耐读，从传播和接受效果而言，前者远不能与后者相提并论，并进而得出中国典籍翻译还需外国人来做的偏颇结论。对此，蒋洪新分析指出，“对这两部的译作要分出孰高孰劣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因为它们都很优秀，只是各自翻译风格不同而已。”⁽³⁾

事实上，杨、霍译本并非完全不可对照、对比，但研究开始之前，首先要确保全面了解杨、霍二人完全不同的翻译情境、翻译人生，更要从二者完全不同的翻译方向入手，“杨译本”系母语到外语的翻译行为，而“霍译本”却是从外语到母语的翻译行为，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翻译类型，不具有完全的可对比性。杨宪益所依据的原本是由红学家吴世昌为其整理出来的，在异文、讹误方面较其他译本的底本而言要少。杨宪益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杨译本能够彰显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中国文化的跨语际传播方面具有较高参考价值。杨宪益作为母语译者，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忠实为核心，偏重保留原文形式、结构和词序，尽量保留文学形象，对应原文程度较高，译文中保留了包括贬己尊人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地位相关的人名大多一一迁移到了译本当中，原文中大量的隐晦表达，也都尽量传达，能够很好地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真正意义上实现源语向译语的文化移植，译文准确性较高。当然，杨宪益译文也常出现因过于尊重原文，受缚于原文的文化荷载信息，而没能充分考虑译文读者阅读接受和文本传播效应的情况，考虑到其为中国文学、文化海外传播殚精竭虑的一生，皇皇译著，应算瑕不掩瑜。

杨宪益纵然译著百数种作品、千万余字，提起他，人们却总习惯性地将其定格为《红楼梦》全译者，而提起《红楼梦》全译本，人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将他与霍克思相提、相比。因一部《红楼梦》英译结缘，杨宪益与霍克思是身居东西、遥相观望、惺惺相惜的两位世纪翻译家。自《红楼梦》的两个英文全译本问世之日起，杨宪益、霍克思的命运似乎就联系在一起。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中国典籍翻译事业的繁荣兴盛和国际汉学的快速发展，不少中国典籍都同时拥有中外译者版本，在典籍翻译研究界乃至图书翻译出版界，对同一原作的中外译本开展对比研究似乎成为一时风尚。一边是典籍译本、译者对比研究风潮中得出大抵同质的结论，认为中国文学、文化要真正被西方世界接受，还得靠西方译者；一边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意欲在宏阔的世界舞台上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这一对命题成为摆在翻译界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循着杨宪益、霍克思两位译者，立足译入与译出两种不同翻译实践，深入中国典籍外译事实，客观分析两类译本的优长与不足，探寻具有时代启示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外译出路。

16世纪末，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为传教便利，翻译元末明初中国文人范立本编著的一本关于中国文化先贤格言的蒙学教材《明心宝鉴》，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译入欧洲语言的发端。此后，欧洲社会被中华文明的物质、文化气韵深深吸引，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关注和翻译，《诗经》《道德经》《论语》《文心雕龙》《孙子兵法》《庄子》《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大量中国典籍通过翻译进入西方视野。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典籍外译和国际汉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英国《泰晤士报》前总编辑威廉·李斯-摩格曾撰写“这是中国的世纪”一文，认为18、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从多角度阐释“中国的快速发展，已不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个事实”，文章呼应式指出，一股全球范围内的“中国热”潮流正在涌动，“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世界对中国的关注，除了因中国硬实力增长引发的担忧，更有对中国几千年来文明与智慧的敬慕，研究和翻译中国典籍文献已然成为新一轮国际学术风尚。

2016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指出要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要坚定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竞争力，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走出去，在更广阔的话语系统中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成为急迫的时代命题。然而，明末以来的典籍外译与接受历史，以及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遇到的障碍与困窘，使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谁来译”的问题再次提上议程。

对于中国译者作为中国典籍文化和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责任主体，不少西方汉学家持否定态度。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⁴⁾在其享有盛誉的《晚唐诗选》（Poems of the Late T'ang）中说，“……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⁵⁾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说“中国正在花钱把中文典籍翻译成英语。但这项工作绝不可能奏效。没有人会读这些英文译本。中国可以更明智地使用其资源。不管我的中文有多棒，我都绝不可能把英文作品翻译成满意的中文。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绝不该把母语翻译成外语。”⁽⁶⁾之所以言之凿凿，大多因为秉持“翻译一般只能译入母语而不是译成外语”的西方主流信条，认为不少中国译者的翻译造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中国英语”。在他们看来，西方译者因为谙熟母语，外显在文本中字句流畅、可读性高。撇开此观点的武断之处，检视典籍外译批评领域诸如话语建构和文本形象建构等关键性问题，不难发现此类论断脱离原文谈论译文的片面性和不恰当性。

中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据现有汉学书目统计，20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独立或在中国合作者帮助下完成。但统计数字只能说明一种历史性存在，并不足以作为中国学者不能担任典籍翻译主体的理论证据。传教士以降的西方译者为中国典籍的异域传扬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对于“中国哲学没有影响欧美哲学”这个问题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在翻译中大量使用西方学界耳熟能详的术语进行命题置换，导致不少读者误以为中国典籍只不过是西方思想家开展研究工作的中国化表述。出于自身历史境遇的需要，西方国家对中国典籍文本的翻译，是其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在中国古代典籍文本中的粘附，是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本土应用。受到“本族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以往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大多采取迎合译入语读者阅读习惯的归化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曲解、误解中国文化的地方比比皆是。

此外，承载古代经典文本的汉语语言是一种极具弹性的语言，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等明显特点。语言修辞上的这些特点体现了汉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文化传统，造成文本结构在各个语义层面的似隐还显，看似缺乏逻辑，实则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整体投射，充满理解张力，具有极高的抗译性，使得绝大多数的外国学习者难以在较短时间内无限接近中华文化内核。典籍英译应以契合历史语境的新形式，在英语文化中展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主要目的是向英语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译者努力使中国典籍易于被英语世界读者接受，并不意味着应当一味屈从或归顺英语世界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

无论是汉唐盛世的佛经翻译与传播，还是明清之际的科技思想翻译与接受，都肇显了一种文化传播规律：欲达到源语经典在目标语中的最佳传播效果，最好的译介主体应当是双语人士的合作，如汉唐的“翻译场”和明清时代的利玛窦与徐光启、李之藻等。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显得相对薄弱。在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当下，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超越译者、译本对比樊篱，从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中汲取翻译智慧，获取前行的力量和指导。我们应该站在文化战略的高度来看待翻译，让翻译在文化制高点上占有一席之地，高屋建瓴地一览全球文化景观，对本土文化输出及对外域文化输入开展等量齐观的全局考量。当下，我们的翻译事业须具有充分的前瞻性和主动性，不能单方面被动地等待国外汉学家成长并肩负起翻译中国文化典籍的重任。中国翻译界不仅要主动承担中国传统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历史大任，同时也要大力加强对本土文学作品译出研究的力度，改变外译汉及相关研究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对“译出”实践和“译出”翻译家的研究，将中国的本土经验和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让中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在传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获得升华。

八年前的冬日，年逾六旬的美国老友越洋电话第一时间告诉我“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去世”了，噩耗令人震撼动容之余，也让我深刻认识到，杨宪益译著在国外的传播并非人们常常失之偏颇的“由于较多直译，在西方接受较少”。我的那位美国老友是一位普通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妇女。杨宪益的名字能够走入美国寻常百姓家，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的译作并非仅仅竖立在西方各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许钧教授呼吁学界阅读傅雷，以期深入理解傅雷，从傅译的字里行间提炼出傅雷翻译智慧，指导西方文学经典汉译实践。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应阅读杨宪益，以期深入理解杨宪益，从杨译的皇皇巨著中汲取经验，指导未来的中国文学、文化外译实践。杨宪益用自己在中西文化方面的博学，打通语言障碍，为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将中国古典名著介绍到国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珠联璧合，笔耕不辍地将逾千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在西方汉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一代富于学识和眼界的中国学者，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西方中国研究的发展。虽杨宪益译《红楼梦》自问世以来的近四十年中，褒赞与贬抑之声始终同时存在，但不得不承认，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作翻译，秉承经典翻译与传播的良好翻译模式，其在传播效果上也许未尽如人意，却应当成为丰厚的民族翻译资源，供当代翻译学人深入探讨，汲取经验与教训，养成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能力。

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感谢推动我、引领我前行的学术界前辈。特别的敬意献给我的导师张柏然先生。先生一直吁呼学术界对极其丰富、复杂的汉外翻译现象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考证和理论把握，从而建成立足汉语语言事实、具有东方神采的中国翻译诗学。此书正是在张柏然教授“中国翻译学”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学术尝试。此外，也感谢与我一起悠游于杨宪益夫妇译事、译作和翻译研究中的马孝幸、唐宏敏、崔东丹、谢贶颖、徐昕等青年学子，能以课题研究带领年轻的翻译学人比较系统、全面地梳理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及其翻译思想，于我是最大的学术获得。感谢我的研究生卓诗琪、刘宇、何熙参与本书校样审读工作。同时，还要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张淑文博士，感谢她为书稿编辑、刊印所做的大量细致工作。

辛红娟

二〇一七年七月

于宁波大学至善楼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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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David Hawkes签名，名字应为“霍克思”，但“霍克斯”一名也广为使用，书中单独表述时用“霍克思”，如系印证其他学者说法，则以所引文献用法为准，故本书中存在“霍克思”与“霍克斯”混杂使用的情况。

(2) 现有资料已证明，杨宪益一生大多数的翻译作品系与夫人戴乃迭合作完成，但由于二人特殊的合作模式，学术界在分析杨宪益翻译作品时，多将杨宪益、戴乃迭译本简称为“杨译本”，虽然本书沿袭目前常见的表述方法，但更多的时候，如果不是直接、间接引用现有文献或是对现有文献的评述，本书愿意采用“杨戴译本”，以期表示对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学翻译的戴乃迭女士的敬意。因此，本书行文过程中，会出现“杨译”“杨戴译”“杨译本”和“杨戴译本”等表述的交叉使用。

(3) 蒋洪新．雕虫岁月与漏船载酒——漫谈翻译家杨宪益［J］．文景，2010（4）。

(4) 葛瑞汉（1919—1991），英国汉学家，在其学术生涯中，不仅研究哲学本身，而且对中国哲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同时有较多的中国语言、中国哲学和诗词精品译作。他的著作完全立足于中国的经典哲学，从对中国哲学的开创性研究，到对《庄子》《列子》的翻译以及晚唐诗的权威译作，均被誉为极致精品。他的《道教辩士——古代中国的哲学辩论》（Disputers of the Tao）已成为关于中国古典思想的权威英语著作。

(5) 原文为：...we can hardly leave translation to the Chinese，since there are few exceptions to the rules that translation is done into，not out of，one's own language.引自Graham，A. C. Poems of the Late T'ang［M］. London：Penguin Classics，1965，p.37.

(6) 原文为：China now spends money on Chinese translating into English. This will never work. No one will ever read these translations. China could use its resources more wisely. However good my Chinese might be，I could never translate well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One must always translate into one's native language，never from one's native language.参见曹明伦．关于中国诗歌英译的一点思考——以李白《月下独酌·其一》前四行的两种英译为例［J］. 英语世界，2015（3），第108页。